企业教育经营管理论文

摘要：民国时期的企业教育至少发挥了教育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教育职能体现在企业教育为教育普及与教育质量提高做出探索，经济职能体现在企业教育提高了企业职员的生利能力、企业的生产效能并为企业的持久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职能体现在企业教育在推动社会流动、解决劳资冲突方面做出了尝试并提高了企业服务社会的能力。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企业教育经营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企业教育经营管理论文 篇1：

浅论企业教育的微观作用和宏观意义

[摘 要]由师傅爷徒弟演进为社会化、专业化、网络化的企业教育，既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又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发展中国特色的企业教育，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有效举措。注重理论研究，依法规范和完善机制，是企业教育健康发展的有效保障。

[关键词]企业教育；素质；竞争力；动力

[作者简介]权守荣，甘肃经济贸易学校高级讲师，甘肃兰州730000

企业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发展状况对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普遍重视。我国的企业教育伴随着社会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普通基础教育的发展，经历了由较为原始的师傅带徒弟方式到较为大型企业的技工学校正式培养，再到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来的各种形式、不同主体相结合的教育模式这一发展历程，源源不断地为企业输送着各类岗位所需人才。研究企业教育，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它，以适应企业不断地发展需要。

一、发展企业教育的意义

发展企业教育既有宏观社会意义，又有微观企业意义。从宏观上看，它具有提升国民素质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作用，中共十七大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构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企业教育属于继续教育的范畴，是职工终身学习的一种形式和过程，也是变人口资源为人力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从微观上看，它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有效举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高层次文化、高层次技术和较强竞争意识武装起来的职工群体，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市场经济有其共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工素质的高低同样决定着企业的命运，这是因为职工文化水平高低、实际操作技能强弱，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市场竞争从现象上表现为产品的成本、质量竞争和产品能否适销对路的竞争，而究其实质是职工群体知识和技能水平的竞争。同时，企业决策者领导企业决不能跟着感觉走，走一步看一步，正确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对市场的科学预测、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上。

研究发现，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产品之所以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其市场经济之所以运行节奏快、效率高，是与高素质的职工和科学的决策管理分不开的，而这些制约性因素其效能的发挥均源于对企业教育的重视。具体到我国的现实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企业步人市场的资历不深、经验不足，要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守住阵地并获得胜利，应当把实力建立在提高员工素质的基础上。因此，政府、企业主管部门和各类企业都应当十分关注企业教育问题，把它放在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他类型的职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去重视。

二、企业教育当突出企业特征

企业教育的对象一般为在岗人员或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员，因此又属于成人教育的范畴，除了具有其他类型教育的基本属性外，还是企业的一种经营管理活动，是一种岗位专业性突出、针对性强的技能教育。因此，必须突出其企业特征和动态特性。

(一)企业教育要突出企业性质和岗位特征。企业是由社会分工而形成的经济组织，其性质是由它所归属的产业性质所决定的。企业教育的目的是为生产服务的，教育成果可直接转换为生产力，是企业增值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必须体现企业的生产性质和岗位特点，要依据企业产业性质和职工专业技术以及岗位技能结构去构建其教育方式和教育的内容结构。

(二)企业教育是经营管理的重要环节。企业教育构成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内容，是人才开发的重要形式，其过程根据企业自身的需要组织实施，它较少行政干预，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要求与完善企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相一致，与生产管理、技术管理、劳动和人事制度管理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要素管理相匹配，使之成为企业综合竞争力的一个有力杠杆。

(三)企业教育形式具有多样性。首先表现为人员层次的多样性。有管理岗位人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不同生产岗位人员和服务保障岗位人员等。其次表现为教育方法的多样性。一是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型方法，这种方法历史悠久，随着科技进步，改变的仅仅是具体形式，但仍不失为一种重要方法；二是企业举办业余培训班、开展技术大比武或夜大、电大、函授等方法；三是校企结合的方法。主要表现为学校为企业培养专门人才，并收取一定费用或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向学校提出具体培养要求，并支付一定费用，学校制定方案并培养或学校进行理论教育，企业提供实习、实训基地，人才企业选用的定向培养方法。

三、构建企业教育运作的新机制

当前，我国企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理论研究不够。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科学的理论，便没有正确的实践。我国企业教育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评价标准。二是缺乏法律规范。我国已制定了关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但目前还没有关于规范兼有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性质的企业教育的法律、法规，使其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笔者认为，要使我国的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构建学习型社会，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把完善和发展企业教育作为一条重要实现途径，以法律形式加以认定和规范。并且加强理论研究，探索企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引导其又好又快地发展。

(一)要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教育的成熟经验“洋为中用”。相关资料介绍的德国企业教育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们早已认识到人力资源的开发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唯一选择，资本的投入已不如人力资源开发那么重要，强调入的作用，把人作为企业的可贵财富，所以十分重视员工的培训、使用、考核、晋升，他们的企业教育具有明确的目标——资本价值增殖和企业竞争力的增强。

(二)要完善企业教育管理体制。一是要确立宏观管理体制，建立专门的主管机构，对行业、企业教育依法进行统筹规划，提供业务指导，实现监督；二是要重视行业组织的协调管理功能，充分发挥它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三是要建立科学的企业内部教育管理体制，要有符合企业实际、运作高效的机构设置。企业教育管理必须同生产和经营管理相适应，同企业科技进步、劳动人事管理、分配制度相结合，同企业岗位技术要求、职业特点相渗透。

(三)要遵循企业教育规律，走社会化、合作化、专业化办学之路。所谓社会化，就是要分离企业不应当承担的一些教育职能，把分离出来的教育与其他社会职能溶为一体，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所谓合作化，就是要使企业教育成为国家整体教育的一部分，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相通、相融；所谓专业化，就是要让一些专业特征突出、个性较强的教育和培训，由企业自主承担。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是分离出不应当由企业承办的教育，而非企业不应当承办教育。相反，应当充分利用其设施、设备齐全，专业技术人员实践经验丰富、操作技能强(师资质量高)，实训、实习条件优越的优势，积极有效地发展企业教育。

综上所述，发展企业教育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从企业而言，源于生产低成本、高效率，管理科学化，收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源于增强竞争力，抵御市场分险，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外在压力。从社会而言，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变人口压力为资源动力，提升综合国力的有效举措，企业教育推动企业发展，企业发展需要企业教育。只要全社会认同和关注，我国企业教育将会朝气蓬勃，青春永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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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风林，深化校企合作创新办学模式[J]，中国职业技 术教育,2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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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拉嘎，企业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甘肃成人 教育，1994，(1)

[责任编辑：荷 叶]

作者：权守荣

企业教育经营管理论文 篇2：

企业教育职能的历史考察

摘 要：民国时期的企业教育至少发挥了教育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教育职能体现在企业教育为教育普及与教育质量提高做出探索，经济职能体现在企业教育提高了企业职员的生利能力、企业的生产效能并为企业的持久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职能体现在企业教育在推动社会流动、解决劳资冲突方面做出了尝试并提高了企业服务社会的能力。这种情况还说明，企业教育具有将教育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直接融为一体的特点。企业教育的这种特点，对于化“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关键词：企业教育；教育职能；经济职能；社会职能

作者简介：李忠（1972-），男，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史与教育社会学；李桐（1993-），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亓婷婷（1992-），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支持研究”（编号：2014-ZD18），主持人：李忠；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工业化国家企业教育法律研究”（编号：THJX15-001），主持人：李忠；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重点项目“企业鼓励内部员工（裂解式）创新创业的机制与对策研究”（编号：15ZLZLZF00380），主持人：李忠。

受“学而优则仕”观念与科举考试制度的规范，古典教育远离社会生产与经营活动。生产经营需要的人才不是由专门教育机构而是由生产经营单位自己负责，学徒制长期存在就是明证。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创办新式企业时遇到严峻的人才问题，企业承担起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责。所谓“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艺局学堂本为一体”，企业、学堂一体创办，成为新式企业的通行原则。左宗棠在创建福建船政局时本着“不重在造而重在学”的观念，将福建船政局主要作为传播学问、培养人才的教育单位，引起其他企业效仿，出现一批企校一体的企业。企业实施教育活动，固然因为人才缺乏而不得不为，但是，它同时说明企业可以承担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责。时间迈入民国，人才缺乏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大批企业参与到教育活动之中，这种情况因南京国民政府的介入得以强化，实施教育成为企业的法定责任。由于企业不是单纯的教育机构，企业教育不仅承担教育职能，还承担着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在化“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变人力资源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给企业教育以足够的重视，才可能使得这种转化顺畅而有效。但是，尽管企业已经被政府认定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关于企业教育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本文以民国时期几个典型企业教育为例，对其教育职能、经济职能、社会职能予以分析，以期为新时期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些许助益。

一、企业教育的教育职能

民国时期的企业教育首先发挥的是教育职能。企业教育的教育职能体现在企业实施的教育为大批未受过教育的职员提供了教育机会，并为有教育经历的职员提供了再教育机会。这种做法对教育普及、教育公平以及教育质量提高做出了有益探索。

首先，企业教育活动的实施，为大批企业职员提供了教育机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企业教育行为多为企业自发进行，教育实施情况视企业对教育的依赖程度以及企业主对教育的认识程度而定，在教育普及方面的作用有限。南京国民政府建成后，对企业职员实施教育成为企业的法定职责。1929年立法院公布的《工厂法》规定：企业必须对其职员实施教育，违者罚款。以此为依据，实业部会同教育部于1932年颁布了《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规定：企业（包括公司、工厂、工场、商店等）必须对工人实施教育。雇佣工人在200人以上者，单独设立企业学校，不足200人者与附近企业联合办理；根据工人教育程度，分别实施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和职业补习三类教育并举办展览会、演讲会等社会教育；企业教育机构举办费用以及书本、文具等学习用具由企业负责，企业教育由地方行政机关督促实施。《大纲》特别规定：实施办法公布六个月内必须设立企业教育机构，否则，除依据《工厂法》的规定予以罚款之外，仍须在两个月内办理[1]。《大纲》公布之后，各地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出“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企业教育规定，使其具有操作性。企业教育成为由政府强力推行、企业负责实施的教育活动在全国展开，大批企业职工由此获得受教育机会。

其次，企业教育活动提高了企业职员教育程度，并对教育质量提高做出探索。民国时期出现一批教育型企业，致力于企业职工素质培养与能力提高，典型的企业如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民生公司、商务印书馆、荣氏企业等。荣氏企业负责人本着“工厂家庭化、学校化”的经营理念[2]，积极致力于企业教育实施。在荣氏企业主看来，要让职员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先要安其心；要使职员喜好所从之业，必须有共同目标；想让职员力量得到充分发挥，必健其身；要改变工人的不良习性，必修其德。“故实业家欲直接谋技术之精良，工作之改进，则间接必先筹劳工之福利，注意于其身心之安康，庶几工作之时无内顾之忧，业余之暇得精神之慰，安心一志，自无因循畏难之思。且以设备之完备，享受之舒适，精神之饱满，体魄健康，对于工作自能任重致远，勇往迈进。虽遭挫折，亦必竭全力以赴之”[3]。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以“学校化之工厂”、“工厂化之学校”为经营理念，企业创办之初就将实施教育活动纳入考虑范畴，企业与教育同步发展，“在工作中求学问，绝不险求智识再俟机会以谋应用。”尝试克服学校教育重学理、企业教育重经验的弊端，“一面革除一般工厂唯物主义之流弊，一面革除一般学校唯心主义之流弊。”[4]这种做法，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一种思路。可贵的是，企业教育不仅重视对人的“才能”培养，更重视教育在成“人”中的作用，“训练厂工之目的，非求其为善于生产之一架机器，亦非求其为不可几及之圣贤，而求其为健全的一个人。人之所以为人，自有其应具之条件在，其条件为何？一曰科学的头脑，二曰精熟之技能，三曰良善之品性，四曰强健之身体。徒具精熟技能，充其极，不过成一善于生产之机器；即再具科学头脑，亦不过成一最优良之机器而已。必也益之以良善品性健全身体，乃成为健全的一个人”[5]。在学校教育致力于培养“人才”的民国时期，企业教育将重心放在培养具有科学头脑、精熟技能、良善品性、强健身体的“健全的人”上，显得尤为可贵。

上述事例表明，企业可以实施教育活动。企业实施的教育活动不仅可以让企业职员获得受教育机会，如果实施得当，企业教育在提高企业职员文化素质、技能水平乃至“使人成人”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二、企业教育的经济职能

企业是生产经营单位，获得利润是企业的本性。企业获得利润必须满足社会需要，提供产品与服务是企业满足社会的方式，知识与技术是企业满足社会需要的首要条件，也是企业能够盈利的根本所在，构成企业主实施企业教育活动的出发点。马克斯·韦伯曾指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态从始至终都受到科技发展可能性的影响。而其合理性实质上也依托于技术因素的质量，这也意味着其依赖于数学和精准的物理实验为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6]。伴随企业对科学技术依赖程度的加深，企业与教育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今日之世界，一科学相争之时代也。无精良之技术，不独已有之厂，万难置身于商战剧烈之场；即新设者，亦难免不蹈旧厂之覆辙”[7]。生产经营活动成为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生产经营产品成为科学技术的物化表现。科学技术已然成为企业得以存在并获得竞争力的根本所在，“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虽言实业，亦属空谈”[8]。企业发展依赖科学技术，教育是传播科学技术的有效方式。企业实施教育活动，正是看中教育的经济功能。民国时期企业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其一，企业教育提高了企业职员的“生利”能力。如果说企业发展依赖科学技术，企业职员则是科学技术的载体。科学技术只有被企业职员掌握并熟练应用，才能发挥作用，企业主的盈利目的才有可能达成。因此，企业教育致力于提高企业职员的“生利”能力。大德纱厂负责人穆藕初指出：“吾国实业人才之缺乏，因乎素不知所以发育而储备之，穷原竟委，当归咎于教育之不修，不播甲糓，不费耕耘之劳”[9]。荣氏企业负责人荣德生也指出：若无教育开发职员的智能，企业职员工作方式将陈陈相因，永无进步之日。他不仅“希望于社会办理教育者，扩充教育，使工人尽有识字之机会，并能授以工人常识，以增高其技术”[10]。而且积极在企业中实施教育活动：“今后吾业亟宜整顿教育”[11]。企业教育的实施，为荣氏企业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荣氏企业职员的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如每万个纱锭需要的职员数从450人下降到297人进而降到270人，产出反而比以往大幅增加；每人管理的机器数由两台增加到四台进而增加到八台。企业重视教育的生产性或经济功能，甚至对教育做出不同于教育界的理解，“传授智识，以事生产，即教育之本意”[12]，“‘教育’二字含义甚广，须将教育二字分别言之。……育之为业，不尚口而尚躬行，不限之于讲堂以内，而讲堂以外至广至繁之地方在皆为育之事业活动之范围。……教育界中人往往除课堂外，误以为责任已尽，无所事事，去育之本旨远矣”[13]。提高职员生产能力是企业教育的特点，也是发挥教育经济功能的体现。

其二，企业教育的实施提高了企业生产效能，促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1926年初建时仅有数人，到1932年时人数超过200人，产品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品质也不断提升。据该厂“十周年纪念刊”记载，截至1931年，生产罐制品三亿七千五百余万只，是1926年营业额的19.5倍，产品远销黑龙江、四川、新加坡等国内外数十个城市。企业生产效能的提高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得益于企业教育的实施。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参观后对制罐厂的“科学管理法”大加赞赏，称其厂内设施“悉依科学管理法施行，甚为完备”，“尤以教育方面办理优良为更可钦佩”，并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给予概括[14]。荣氏企业由四部石磨的面粉厂开始，发展中注重企业教育，企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规模持续扩大。生产效率的增加，没有使职员失业，反而壮大了企业。荣氏企业由面粉业拓展到纺织业再拓展到机器制造，由一个工厂发展为数十个工厂，分布在全国二十个城市。辉煌时期，荣氏企业有十一个面粉厂，有日产面粉八万袋的生产设备；有十个纺纱厂，有纱锭五十万枚、布机四千台、麻纺锭二千四百枚的设备。荣氏企业分布在大江南北，并扩展到香港、日本、南洋甚至欧美，形成企业网络。

其三，企业教育的实施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实施教育，为企业长久发展奠定人力资源基础，也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指明了方向。企业之间的竞争变为人才之间的竞争，即人才素质结构与规格的竞争。由于教育得法，荣氏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使得荣氏企业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面粉企业和纺织企业，其负责人获得“面粉大王”与“纺织大王”称号，其纺织生产能力一度超过日本设在上海的纺织厂。穆藕初主持的厚生纱厂、豫丰纱厂、德大纱厂虽然规模有限，却成为实施“科学管理法”的典范，引起其他企业包括荣氏企业的效法。1925年以5万元资金、一条小火轮起家的民生公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成为拥有140余艘轮船、资产过亿的国内最大航运企业，被美国同行称为“奇迹”、被日本人视为竞争对手。伴随着业务扩大，民生公司还投资钢铁、机械制造、煤矿、铁路、银行和保险业等，成为实业集团。民生公司的发展壮大与教育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企业负责人卢作孚直接将民生公司当作教育机构，“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15]。他甚至认为企业是最实际的学校，可以“训练所有工作人员，使其有秩序地配合活动，使其活动有技术、有效率”[16]。正是企业教育实施得力，使得民生公司职员素质结构得到大幅提升，获得“社会大学”的赞誉，民生公司也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卢作孚本人获得“中国船王”称号。企业的发展壮大与企业教育之间存在因果关联，不仅创造经济效益，还带来社会效益。

三、企业教育的社会职能

美国学者柯尔（Allan B.Cole）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曾言：“现代化是指技术与经济的变迁，以及因此种变迁而带动的文化、社会、制度和心理的改变”[17]。企业的生产经营性质，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职责。企业教育作为企业内部事务，对企业进而对社会发展与转型起到推动作用。民国时期企业教育的社会职能主要体现在促进社会流动、缓解劳资纠纷以及服务于国家的特殊需要等方面。

首先，企业教育的社会职能体现在促进了社会流动。由于教育滞后，民国时期企业所招工人，多为底层社会贫民尤其是破产农民及其子弟。企业的创办使得这些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农民实现职业角色的变化或地域流动，构成社会流动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企业教育的实施，在促进这种流动的同时，还引发了两种变化：第一，受过教育的企业职员依然可能通过继续接受教育转换职业，实现职业角色的变换；第二，受过教育的企业职员可能会由最初的初级工人转变为熟练工人进而成为企业管理者，实现社会地位的变迁。民国时期出现一批具有学徒经历的实业家，成为通过企业教育实现社会地位变迁的一种体现。当然，在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民国时期，企业能够吸纳的农民人数有限；但是，正是这种变化构成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重要内容。

其次，企业教育的实施为缓解劳资纠纷提供了解决方案。企业有盈利的本能，降低成本是盈利的一种方式。但是，民国时期一批企业通过减少职员薪水达到降低成本的盈利目的。企业主希望让工人多工作而少给薪资，工人则希望较少付出而多得薪资，因而出现劳资纠纷，进而酿成工潮。民国时期，大批工人参与到罢工之中，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社会稳定。时论指出，劳工问题“渐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企业教育被认为是解决劳工问题的主要方式。“劳工问题应宜从根本上主张教育主义，……对于全国劳工亦冀以教育之方法加以陶冶，使成为健全之国民”[18]。南京国民政府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在于通过企业教育解决劳资冲突问题，期望通过教育提高工人的生产能力、企业的赢利能力，改善劳资双方的敌对状态，实现企业健康、和谐、持续发展。当然，政府介入劳工教育有其自身的政治目的，限于篇幅不加赘述。

最后，企业教育的实施使得企业服务社会的能力得以提高。企业不仅服务于社会的现有需求，还会通过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制造出新的社会需求，服务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成功企业多能从服务社会的角度考虑企业发展。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负责人指出：“本厂创办动机，原为社会服务，教育职工自当为全社会着想，一面训练熟练技能，一面灌输丰富学识，一面培养服务道德，一面锻炼强健体格，务使本厂成为学校化之工厂，教育空气弥漫各处；更使本厂成为工厂化之学校，实行生产教育”[19]。企业教育的实施促使企业规模扩大，大批人员因此获得就业机会，这本身是服务社会的一种体现。企业教育直接服务企业间接服务社会，构成企业教育服务社会的另一种体现。在国家危难时期，企业会做出特殊贡献。如前所述，民生公司负责人卢作孚将企业当作教育机构加以经营，针对不同职员开展不同教育，不仅为民生公司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而且对培养企业职员的思想道德以及爱国情感起到积极作用。1938年，民生公司以22艘轮船以及征用的800多艘木船，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在40多天中将大批民用物资、军用物资以及政府机构、科研单位、学校及其工作人员运往大后方，保住了战时中国工业的命脉，这一过程被亲历者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民生公司因此付出了惨重代价：16艘轮船被炸沉，116名职员牺牲，另有多人受伤或致残。没有教育的有效实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没有企业教育，企业不可能获得如此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不会拥有这种服务能力。即便具有服务能力，也不一定会以付出沉重的代价去服务。

企业教育不仅具有教育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而且能够实现三者的直接统一。这是企业教育的特色，也是企业教育区别于学校教育之处。企业教育在产业化程度高的国家有比较充分的发展。在德国，企业教育成为“双元制”的主要构成。在日本，企业教育被称为“第三教育场所”，同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列。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教育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层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20]。在美国，企业教育不仅发展迅速，而且获得以往只有学校具有的特权——颁发学位证书，以至于美国著名的教育史家将这种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中的教育称之为“20世纪美国最为突出的教育发展成就”[21]。企业教育承担的职能还在持续拓展，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

今日，企业教育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构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载体，并且成为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有力支撑，如韩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还具有相关法律予以保障。在中国，要将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以及将“人口红利”化为“人才红利”的时代背景下，需要重视企业教育。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如果我们8亿劳动者的技能普遍提高，中高端人才比例大幅增加，那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会发生什么样的质变？”“说到底，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要最大限度释放‘人才’的‘红利’”[22]。释放“人才”的“红利”需要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需要给企业教育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使企业成为学校之外的教育学习中心，“培养大批怀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而且要让受教育者牢固树立敬业守信、精益求精等职业精神，让千千万万拥有较强动手和服务能力的人才进入劳动大军，使‘中国制造’更多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使中国服务塑造新优势、迈上新台阶”[23]。就目前中国现实情况而言，可能只有企业教育才有能力达成上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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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庆梅

作者：李忠 李桐 亓婷婷

企业教育经营管理论文 篇3：

忆往昔 话重生

白驹过隙，岁月蹉跎。期刊作为传播人类文明的一种载体，它随着时代的脉搏而律动，无论诞生还是消亡，皆规律使然。今天，最后一期《现代企业教育》杂志即将付印，意味着她为企业教育培训鼓与呼的使命行将完结。作为一名陪伴她近16年的媒体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顾过去，《现代企业教育》自然有其峥嵘岁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职工没有达到初中程度，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工人实际操作的技术水平低；多数管理人员业务水平低，更缺乏经营管理现代化企业的知识。为改变这种局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2年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开展了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入厂的青壮年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技术补课（简称“双补”），职工教育发展步入黄金时代。1984年，《山东职工教育》应运而生。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企业职工教育的重点逐步转到对企业干部的工商管理知识培训。1999年，在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培训司的大力支持下，杂志更名为《现代企业教育》，并成为国家经贸委指导全国企业培训工作的唯一一本专业期刊，为促进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企业培训工作的战略部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杂志的月发行量也曾一度超过5万份。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企业人才培养越来越社会化和移动数字媒体的兴起，杂志的转型发展已成为必然。但是，路在何方？

针对企业转型，著名企业家张瑞敏曾说：自杀方能重生，他杀只能成仁。对于杂志而言，与其被市场淘汰，不如自我终结再生。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關怀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批准《现代企业教育》更名为《老干部之家》，主管、主办单位由山东省职工教育办公室变更为中共山东省委老干部局和山东省老干部活动中心。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老干部之家》将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面向全省乃至全国的离退休干部，倡导积极的老龄生活理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服务老龄宣传教育工作和离退休干部文化建设。热切的希望广大读者继续给予关注和支持，《老干部之家》愿与您共同成长、进步。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作为媒体，只有引领时代，才能永葆长青。

最后谨向所有曾经在杂志社工作过的同仁，向三十年来关心、支持《现代企业教育》的读者、朋友和领导致以最深深的谢意！

作者：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