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路径研究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在不断进步。中国金融体系的完善与成绩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技术、外部监管、对外开放等全方位于一体的升级。进入新时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诸多挑战，金融体系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存在适应性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改革开放路径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改革开放路径研究论文 篇1：

辽宁改革开放３０年的主要历程和基本路径研究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起步和探索阶段（1978－199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承担起新时期艰巨的使命。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９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的这一阶段，是辽宁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逐步确立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的起步和探索阶段。应该说，在这一阶段，辽宁从思想解放到实践行动在全国来说并不慢，甚至在一些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出现了很多当时的全国第一，如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中国第一家国营企业租赁经营，中国第一家企业倒闭，中国第一家企业发行股票等。这个阶段基本过程和变化如下：

1．积极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后，即撰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与实践》杂志上。随之在辽宁省上下广泛深入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解放了全省人民的思想，为各项工作回归到正确轨道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8年12月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共辽宁省委立即于1979年1月4日至6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全会精神，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要从思想、组织、政策、机构设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上促进和保证工作重点转移。同年4月20日，5月19日至29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两次工作会议，研究调整全省基本建设规模，坚持扭转多年来存在的被动局面，要求尽快把全省基本建设，农业、轻工业、各项社会公共事业搞上去。

3．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签订了“包产到户”的私下契约，这是我国第一个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地区，也拉开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辽宁从1980年开始，首先在沈阳市的一些农村建立家庭承包经营制，营口1981年有5个生产队开始包产到户。经过几年的时间，全省大多农户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克服了平均主义，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辽宁逐步成功地解决了全省人民的温饱问题。1982年12月辽宁省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会议贯彻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我省农村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增长率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但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和推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逐渐领先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4．启动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11月27日，中共辽宁省委制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这标志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转变。据辽宁统计局测算，辽宁工业总产值按经济类型分所占比重，1978年国有经济为83％，集体经济为17％；到1992年，国有经济为70％，集体经济为23％，其他经济类型为7％；2０06年，辽宁工业总产值比重，国有经济为12％，集体经济为3％，其他经济类型为85％，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支撑辽宁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

5．认真制订和实施新的发展计划。1980～1985年辽宁省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是继“一五”计划后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是在调整中使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的五年计划。“六五”计划的具体要求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六五”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民经济全面稳定增长，重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有重点地对现有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加强了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财政状况逐年好转，严格控制了人口增长，妥善安排了城镇劳动力的就业，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出现繁荣兴旺的景象。

6．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1986－1990年是辽宁执行“七五”计划时期，这个时期国家把辽宁列为重点改造的地区，为此，辽宁一方面把改革放在首位，同时，又从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入手，努力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一阶段，大力进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倡“顾大局，讲团结，重实效，比贡献”的好风气；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关心群众的疾苦，着力解决百姓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大力进行党风和社会风气建设，严肃党纪政纪和国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分子；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正确对待和处理“四化”建设和改革中的各种问题；坚持“四有”教育，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等。在工作中，这一阶段切实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充分发挥了各方面、各阶层人士的积极作用，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建设四化的积极作用，切实加强对人才的使用、培养工作，保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调动各级各类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7．大批外商企业投资落户辽宁。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1983年提出“改革、开放、改造、开发”振兴辽宁的战略思想；之后，又提出“奋发图强，振兴辽宁，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1984年又提出了发展辽东半岛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战略设想。1984年9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天津、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批准大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兴办大连经济开发区。同年10月批准营口港对外开放。此后，辽宁在大连等城市继续建立了一些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和综合开发区等。辽宁进出口总额大幅攀升，1978年是15．9亿美元，到1992年达到76．9亿美元。同时外商投资企业越来越多。欧美许多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如摩托罗拉、西门子、阿尔卡特、诺基亚和飞利浦等，都陆续到辽宁开拓市场。辽宁为外商投资企业开拓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外商投资企业也为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改革开放处在攻坚阶段的战略选择（1992－2002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是辽宁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辽宁是新中国最早解放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先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地方，当生产力要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辽宁自身计划经济惯性太大，转型困难重重。辽宁虽历经磨难，但终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一阶段基本过程和变化如下：

1．加快经济体制建设。1９93年12月15日至17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七届九次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意见》，提出要以中央《决定》精神为指导，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重点，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抓住重点，加快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改革对外经贸体制，促进和扩大对外开放；转变政府职能，搞好宏观调控。经过实施上述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到2０02年辽宁省对272户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造，其中100户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上市公司达到49家；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和社会化发放率均达到100％，征缴率达到92．5％；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71万人，比上年增加44万人；辽宁省政府机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减少工作部门11个，行政编制精简48％；基本实现了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的目标，劳动力市场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技术市场、信息市场逐步形成；商品、生产要素和服务品的价格绝大多数由市场决定。在以上改革基本成功基础上，辽宁医疗卫生系统、城镇住房制度也开始启动。这时，市场机制正在辽宁有效地发挥着作用：中介组织的发展明显加快，已初步形成了有多种机构类别、多种组织形式和多种服务方式的中介组织体系；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不断改善与加强；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规范化改制力度不断加大，等等。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2．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高。1９93年6月，中共辽宁省委在大连召开了常委会议，决定加快速度，把大连建设成为“北方香港”。1９95年1月，辽宁省制定了促进辽宁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外向牵动战略。在这一阶段，辽宁建立了开放型经济体系，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坚持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优化了对外开放格局，形成特区、沿海和内地联动、梯度开发的开放体系，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在利用外资方面，积极开展与跨国公司的重点项目对接，加强对招商引资的统筹和引导，着力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海外智力。同时鼓励辽宁的企业到海外承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增强带动技术、成套设备、大型装备出口的能力。据统计，仅“九五”期间辽宁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744．5亿美元，比“八五”时期增长64％。其中，出口449亿美元，增长52．4％。2000年辽宁省外贸出口达到10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3％。利用外资规模扩大，质量和效益提高，5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46．3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107亿美元。到2000年底投产开业的“三资”企业达8310家，比1995年增加56．6％。通用、西门子、东芝、浦项等跨国公司在辽宁省投资兴办的企业达130多家。

3．城乡面貌发生较大变化。这一阶段辽宁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1996年到2000年新增公路里程2113公里，其中高速公路559公里；电话普及率达到25部／百人，比1995年末增加17．5部／百人；新建万吨级泊位18个，港口吞吐能力增加4134万吨；新增发电装机容量483万千瓦；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228万吨；污水日处理72万吨，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第一阶段任务基本完成；小城镇建设、老城区改造、城市美化绿化成效明显，城市功能进一步增强。同时坚持“两高一深”方向，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鞍钢半连轧和新轧工程、本钢烧结和连铸工程、辽化二期工程等一批重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相继竣工投产，石化、冶金、电子、机械四大支柱产业实力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到2000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由“八五”末期的14．0∶49．8∶36．2调整到10．9∶49．4∶39．7，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8％增加到14％。到2002年沈山、锦阜、锦朝、丹本、大庄、盘海等高速公路建成，新增里程1128公里，在全国率先实现“市级城市通高速、全部乡镇通油路”。沈阳桃仙机场扩建，浑河及大辽河整治，大连引碧供水、城市轨道交通、大窑湾集装箱码头、北良仓储，绥中和铁岭电厂等重点项目建成。白石水库建成，阎王鼻子和玉石水库落闸蓄水。新建港口泊位124个，新增吞吐能力35０0万吨，庄河港开工建设。

4．全面实施三大发展战略。为实现辽宁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1996－20０0年“九五”期间辽宁实施了结构优化、外向牵动、科教兴省的三大战略。在此战略的推动下，辽宁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到200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实现4668亿元，年均增长8．6％；其中第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6．1％、8．9％和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1235元，年均增长8．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95．5亿元，年均增长10．2％。科技、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持续发展，2000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000多亿元，比1９95年增长2．6倍；提前两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改革和调整有新的进展，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以内；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35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56元，人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与此同时，伴随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家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辽宁也进行了涉及范围最广、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政府制度创新，即从以往服务于计划经济向服务于市场经济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已由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决策，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绝对自主权。政府逐步从直接的大量的企业管理中退了出来，成为宏观管理和社会管理者。1994年辽宁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体制改革进展顺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系基本确立。

5．民营经济快速发展。1997年9月辽宁省召开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建设新辽宁、实现跨世纪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抉择，各级领导要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战略重点和经济发展支柱，千方百计搞上去。之后，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肯定。辽宁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相关政策也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的过程，发展速度虽然没有南方沿海省份快速，但也有质和量的提升。到2002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2344亿元，比2000年增长30％；税收和出口创汇均增长30％以上。大连实德、万达、华农、亿达、华丰、大杨，鞍山西洋，辽阳忠旺、富虹，营口盼盼、青花，沈阳远大、东宇，锦州华顺，本溪北龙，丹东曙光等一批民营企业已成做大之势。

6．实施几大社会工程。“十五”初期我省实施了两大重点工程。一是推进社保试点“一号工程”。2001～2003年间，我省国有企业减员分流76万人，124万国有企业职工实现了并轨，做实了个人账户基金48亿元，地方共筹集各项社保资金354亿元，偿还了拖欠国有企业并轨人员债务22．6亿元。期间中央财政对我省的社保补助也比20０0年增长了82％。与此同时，实现了183万人的就业和再就业；开展了遍布城乡的大规模扶贫帮困活动，筹集款物36亿多元，帮扶特困群众9０0多万人次，为特困老模范、老军人、老烈属等建房3．6万套，在4０0个贫困村实施了开发式扶贫，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增强了全省的凝聚力。二是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二号工程”。首先从阜新突破。目前，来自北京、上海、河南的12户大企业落户阜新，已落实投资8．4亿元，各项基础设施投资已到位13．8亿元，4500户居民乔迁新居，1．2万名矿工实现再就业。抚顺、本溪和北票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总体方案，涉及居民16．5万人，总投资26亿元，国务院领导和国家计委对此十分认可。三是掀起外引内联的热潮。2001－2002年我省实际到位外资70亿美元。促成了金杯与宝马，鞍钢与蒂森，东药与巴斯夫等重大合资项目。通过同广东、江苏等省、区的内联活动，引进资金已到位183亿元，解决了29万人的就业问题。

三、改革开放进入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阶段（2002－2007年）

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０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是辽宁进入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着力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阶段。其间，2０03年秋中央启动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战略。伴随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化，辽宁紧紧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更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模式，老工业基地振兴工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一阶段基本的过程和变化如下：

1．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自从2003年10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到，这是党的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着眼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提出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举措。辽宁省委、省政府领导全省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企业技术改造，走出一条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的新路子，加快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步伐。在中央政府实施的诸多宏观调控措施引导和作用下，经济整体运行平稳，同时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终于实现了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同步协调发展的历史性的跨越。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已初见成效。到2０07年，全省经济在连续3年较快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部超过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经济整体运行质量达到改革开放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具体表现为：增长较快，全省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1％；效益提高，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千亿元，增长32．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５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70％；结构优化，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33．9％，县域生产总值增长18．8％，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增长20％；民生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1％，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4％以内。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０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中共辽宁省委九届八次全会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建设和谐辽宁的战略任务。这一战略任务的提出对于我们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实践中，我省坚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加快构建和谐辽宁。到2007年底我省5万平方米以下、1万平方米以上城市连片棚户区改造任务完成；继续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有条件的实现了双就业；辽西北地区农村群众饮水特殊困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贫困学生资助体系进一步完善。大力促进就业再就业，全年实名制就业达到122．2万人，历史遗留就业问题全部解决。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继续扩大，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进一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一百多万城镇居民和几十万农村居民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率先在全国建立了城市低保边缘户救助制度。全面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基本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前两年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全省农村的目标。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新进展，实现了解决30万贫困人口稳定温饱问题和帮助40万低收入人口增加收入的目标。

3．通过“五点一线”建设加大对外开放力度。2006年初，辽宁召开了对外开放会议?熏提出了辽宁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构想，不断扩大开放，优化开放，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实施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积极培育我省的国际知名品牌。经过几年的建设，我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初见成效，沿海与腹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开始形成。“五点一线”重点区域基础设施功能不断健全，临港产业快速集聚，沿海产业基地初具规模。2008年累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39亿元，累计批准入区注册项目427个，投资总额1250亿元，其中外商投资项目101个，投资总额39亿美元。中国五矿集团、美国英特尔公司等投资的一批大项目落户沿海经济带。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熏大窑湾保税港区（一期）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并封关运作。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对外开放成效显著，一批重点产业聚集区迅速崛起。全省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592亿美元，增长22％，其中出口总额352亿美元，增长24％；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0亿美元，增长50％。中国夏季达沃斯年会在大连成功举办，扩大了我省的国际影响。同时，我省认真落实《辽宁省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着力吸引更多的大企业、大项目入驻产业聚集区，不断扩大开放，使辽宁成为外商竞相涌入、内商纷至沓来的热土，提高了开放型经济水平。最近几年，辽宁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38％，世界500强企业有113户在辽宁落户，总投资25亿美元的英特尔集成电路等项目开工建设。2０07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到595亿美元。

4．突出科技创新在老工业基地中的作用。近几年，辽宁加快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环境，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大了自主创新投入，大力推进重大核心技术攻关，在关键技术领域正努力实现突破，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提高了产业核心竞争力；把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形成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产业竞争新优势；在装备制造、原材料等优势产业和数控系统、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组织实施了若干重大科技项目；在信息、生物和医药、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实施了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发和组建联合研发中心，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鼓励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创新和成长等。据统计，到2007年底，我省新批新建省级重点实验室24个、省级各类技术中心103个、省级企业博士后科研基地36家。推进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特别是技术装备国产化成效显著。沈阳北方重工集团研制的全断面掘进机填补了国内空白，沈阳机床集团五轴联动车铣中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大连重工起重集团1．5兆瓦级风电机组实现产业化，大型船用曲轴研发取得重大突破。同时沈西工业走廊和大连“两区一带”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快速发展，装备制造业作为第一大支柱产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重点提高乙烯、芳烃、板材、特殊钢及新型建材产品的精深加工度，推进原材料工业向集约化、大型化、高级化和系列化方向迈进。

5．实施县域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在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辽宁省委、省政府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结合辽宁的实际，调整了全省各级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深入推进全国重要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建设；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发展适度规模种植与养殖，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实施了村村通油路工程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整村推进扶贫500个。到2０07年底，我省实现了农民增收、粮食增产、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全面提速，全省县（市）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现代农业大发展，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建设步伐加快，粮食产量达到367亿斤，连续四年获得丰收，创历史最高水平；县域工业主导地位加强，第二产业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44．9％上升到47％。同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连续10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6．体制机制创新有新突破。这一阶段我省体制机制创新取得明显成效。表现在：深化了国有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推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战略重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全面完成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探索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走股份制发展道路和围绕大型企业发展配套产业；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完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不断加大对公共服务和重点领域的投入；发展各类资本市场，加快培育和发展创业风险投资，探索建立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上市融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依法拥有财产性收入；积极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稳定市场供应和价格的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继续加大软环境建设力度，努力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和公平守信的市场环境。

7．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近几年，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方针和产业政策，注重发展后劲的培养和提升。一方面，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构建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以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为切入点，加快建立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促进区域协调互动发展；积极推进了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沈抚同城化进程，推进沈本一体化建设，推动沈铁工业走廊发展；更好地发挥大连在对外开放中的龙头作用，加快推进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把辽东半岛经济区建设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先行区和对外开放的先导区；突出了辽西沿海经济区城市群的整体优势，以沿海工业区开发为突破口，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型产业体系；进一步加大对朝阳、阜新、铁岭等辽西北地区和民族自治地区转移支付和对口帮扶力度，促进其加快发展；支持和帮助资源型城市和地区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接续产业。另一方面根据建设国家新型产业基地的需要，继续推动一批重大项目建设，特别是加快推进了近年陆续开工的重大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确保按时竣工投产和投入使用。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推进了绥中发电厂二期、哈大铁路客运专线、东北东部铁路、锦赤铁路新线、大伙房水库输水等重点工程建设；在工业结构调整方面，加快推进鞍钢营口鲅鱼圈5０0万吨精品钢材等一批项目竣工投产，全力推进中石油抚顺石化分公司1000万吨炼油和100万吨乙烯扩建、鞍凌精品钢材等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推进锦西石化千万吨炼油等项目前期工作；在高技术产业化方面，重点推进大连英特尔集成电路等项目建设，积极推进沈飞与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合作，争取国家早日批复沈阳国家航空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同时继续规划和论证一批重大项目，做到立项一批、开工一批、竣工一批、储备一批，不断增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后劲。

责任编辑宫秀芬

作者：周永生　张天维

改革开放路径研究论文 篇2：

改革开放40年金融发展与金融助推供给侧改革路径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在不断进步。中国金融体系的完善与成绩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技术、外部监管、对外开放等全方位于一体的升级。进入新时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诸多挑战，金融体系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存在适应性问题。金融助推供给侧改革路径的“一二三”思路为：（1）一个核心理念：树立市场化的金融服务理念;（2）两个重点：依托资本化与金融化两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3）三大举措：政策工具、风险管理与配套措施三大支柱。

关键词：中国金融体系;供给侧改革;金融改革

一、 引言

据统计，1978年中国的GDP为3 678.7亿元，2018年首次突破90万亿元，约是1978年的244倍。显然，这一增幅是巨大的。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日臻完善。1990年M2/GDP仅为81%，可见经济货币化程度低，没有太多货币支撑的金融体系是薄弱的;而2018年M2/GDP为203%，货币化的经济已经较为成熟，表明金融体系已经从薄弱走向了厚重之路。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各方面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目前的金融体系是否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成功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体系可以选择哪些路径进行优化？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二、 改革开放40年金融发展状况

中国金融体系的完善与成绩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技术、外部监管、对外开放等全方位于一体的升级。

第一，金融机构“百花齐放”。1978年之前，称为“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因为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不言而喻，其扮演着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双重角色。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金融服务日臻完善，金融机构逐步增多。银行体系不仅仅包括中央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机构也逐步登上舞台。除此之外，非银行体系也逐渐推出了证券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功能多元的满园春色大景观。

第二，金融市场“雪中送炭”。何以用雪中送炭，因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实为关键，且经历了从0到1的建立过程。中国在1986年9月诞生了第一支股票，到20世纪90年代初分别成立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后继又推出主板、创业板等多方市场，以及场外交易市场等。资本市场的完善为融资提供了重要平台，其发展之快可见一斑。

第三，金融科技“锦上添花”。技术驱动下的金融业发展动力尤为强劲，利用诸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高新技术，促进了金融业务推陈出新，为金融更好地提供服务起到了助推作用，助力我国金融业“弯道超车”。同时也更有益于实现普惠金融，让金融发展更加惠及民生。

第四，金融监管“苦心孤诣”。金融体系的发展总是会伴随着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项重大挑战难题。重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需要苦心经营集内外部监管于一体，任何环节出了纰漏都可能酿造危机。从“大一统”到后来“一行三会”再到“一行两会”，金融体系上层建筑逐步完善。同时法制体系、征信体系、各类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监督也在稳步跟进。

第五，金融合作“放眼世界”。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没有仅仅局限于国内，而是在世界舞台上以合作共赢绽放光彩。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还是引进外资、对外投资等都付出了诸多努力。中国特色的金融元素在国际舞台上认可度稳步提升，共同创设维护开放共赢的世界金融圈。

三、 中国金融体系对接供给侧改革的适应性分析

我国金融体系能否更好地推进供给侧改革，重点与难点主要体现在金融效率上，这进一步可分为宏观效率和微觀效率。

1. 宏观效率。宏观金融效率未在最优区间。宏观金融效率通常采用M2/GDP来衡量。若M2/GDP比值较低，表明经济中使用的货币较少，金融发展不充分。但是并不是说这一比值越大就越好，因为M2/GDP比值过大表明存在资金流动性相对较差问题。从1990年～2018年M2/GDP比率图中可以发现，整体而言该比值呈现上升趋势。具体来看，2015年之后该比值超过200%。这表明经济逐步货币化，货币参与经济发展的程度较高，但是超过200%的比值也反映出货币利用率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提高宏观金融效率。

2. 微观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本文采用金融机构效率来描述。据统计，1978年金融业增加值为76.5亿元，2018年末6.9万亿元，约增加了901倍，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自身取得了巨大发展，金融机构效率较高。将金融业与工业增加值对比来看，1978年工业增加值为1 621.5亿元，2018年末30.5万亿元，约增加了187倍。可见与工业相比，金融业增加值的增幅要大很多，当然这和金融业起步数值较低是分不开的，但是增幅巨大也是不可否认的。

从1952年～2018年金融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走势图可以看出，两者比值在波动中逐步上升。这一方面表明了金融业微观效率较高，创造了较高的增加值，与规模庞大的工业相比不再逊色;另一方面，若从经济整体观之，金融业的比重变大，自然相应使得工业的比重压缩，原本是工业的利润会被吸取。应该利用好金融业的强劲发展势头，抓住机遇，带动经济整体发展;与此同时，注意稳步发展工业，防止过度挤占实体经济利润。

概言之，应进一步激发金融体系的活力，利用微观金融效率，促进宏观金融效率的提升，为推进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

四、 金融助推供给侧改革的路径选择

金融体系更好地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对于推进供给侧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大有裨益。本文认为该路径选择应遵循“一二三”思路：（1）一个核心理念：树立市场化的金融服务理念;（2）两个重点：重点依托资本化与金融化两驾马车;（3）三大举措：政策工具、风险管理与配套措施三大支柱。

1. 树立市场化的金融服务理念。为对接供给侧改革，加强金融体系改革应树立市场化的金融服务理念。传统金融业是受到较多干预的部门，新常态经济下金融体系面临诸如风险管理、法制如何继续强化、部门利益如何协调等诸多挑战，从表面上应对各种挑战的举措背后，不难发现促进金融良性发展最关键的战略在于树立良好的金融发展理念，即市场化的金融服务理念。一方面，市场化要求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实施审慎调控，对金融这样要求流动性强的行业推行供给侧改革切忌实行过度的管理，一定注意度的把握，过犹不及，谨防计划主义经济复辟。将市场的优势展现的淋漓尽致，充分提高金融要素市场活力;另一方面，服务理念指倡导金融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理念，实体经济是经济的基石，切勿脱离实体经济片面谈金融效率。在发展中，应把握好如下几点：

第一，积极发展农村金融。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城乡二元制发展模式，经济的快速发展却酿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大，和有重大比例的农村未起到后方助推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推进金融体系供给侧改革，应从搞活要素供给端方面发力，农村的土地、资源、劳动力等具有较大的发展提升空间。为此金融机构应积极支持发展农村金融，投资倾向更多指向农村，激活农村生产要素参与市场，让发展惠及农民群众，为市场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者，提升市场活力。同时积极发展农村金融，补足农村短板，有利于农村追赶城市发展的步伐，也有助于打破金融城乡二元制，体制的改变又反过来促进城乡手拉手一起发展，从而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第二，服务重心下移。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政策的关注点集中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从而金融机构放贷支持的重点也集中于该领域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大企业大项目。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对于此时的市场竞争企业而言，规模不再是决定性因素，进入规模成本“L”型曲线的水平阶段，重工业、大企业、大项目等原始大牌的发展动力不足。同时市场需求方面，消费者对多样化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此刻，具备灵活性特征的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往往可以成为市场经济新的活力因子。这就要求金融机构紧跟时代步伐，對接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改革导向，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中小创新创业企业的资金支持政策。

第三，注重国内外视野。金融体系对接供给侧改革应倡导构建国内外互联互通的发展模式，其眼界不应局限于国内发展，而应放眼国际，为国家战略规划做贡献。例如“一带一路”的推进需要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应该抓住机遇，适量投资，积极建立市场化、经营国际化的金融模式。利用良好的金融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助力全球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

2. 两大重点：资本化与金融化。传统需求侧管理三驾马车为消费、投资与出口，但是当下面临着刺激内需政策难以产生持续性效果、投资波动大以及国外市场需求萎缩等问题，旧式马车渐渐失灵。为此，金融体系应发挥好资本化与金融化两驾马车的拉动作用。

第一，资本化——解决经济发展增量问题。资本化，就是融资工具市场化，解决的问题是资本市场领域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资本化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从美国长时间居经济霸主地位可见一斑。华尔街投行的发展，在风投与PE推送下成长的美国新一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充分为其经济腾飞增添活力。资金链的断裂将导致实体经济举步维艰，需要通过资本化手段完成融资问题。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信任下降。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资金借贷流动各主体之间难以形成互相信任，于是主要依靠国家信用。市场信任的下降使得资金盈余者放贷心有余悸，就意味着流通中真实的货币量减少。因而要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化，重拾市场信心，提升市场信用。

第二，金融化——解决存量保护问题。金融化就是金融工具衍生品和服务创新的过程。金融化要求金融机构未来业务发展模式升级为集融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等全方位一体化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其中融资也要求纳入直接融资模式。合理运用金融衍生品工具对于规避风险大有裨益。应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金融商品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供给，为实体企业提供更多管理财富的选择策略，减少股市中的羊群效应，有效稳定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一直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短板，依托资本化与金融化两驾马车是弥补这一短板的良策。这有助于在解决经济增量问题的同时，也实现解决经济存量保护的问题，使国民经济呈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

3. 三大举措：政策工具、风险管理与配套措施。资本化与金融化的推进也离不开一些具体措施：利用一些政策工具来具体促进资本化;加强风险管理推进金融化;相关配套环境措施打造良好发展环境。

第一，政策工具。首先，金融机构采取的信贷政策应有重点倾向地支持完成“去产能去库存”的重任。减少对技术落后、环保指标不达标等企业的贷款;完善消费信贷政策，提供优质个人信贷，以优质信贷推进刚需消费，使消费者“透支”未来消费能力帮助解决时下库存过剩问题。其次，货币政策方面，保持稳健偏宽松，降低融资成本，以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继续激发企业活力。这些都有助于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帮助企业实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支持前景发展良好的企业，从根源上减少僵尸企业。

第二，风险管理。各方面转型改革之中，常伴随各种风险，而随之映射到金融体系的风险更是有增不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刻不容缓的。在去产能去库存过程中，僵尸企业、破产企业的退出，都极易引发银行坏账。据统计，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09年之后逐步有下降趋势，整体态势控制良好。但是在2011年之后就开始缓慢爬升，在近期2016年～2018年数据中稳定在较小区间。这表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后确实在采取全面措施减少坏账，但是仍存在进一步控制的空间。在日常工作中，商业银行应做好应对坏账风险的充分准备，应在各个环节加强风险意识与风险管理。例如批复贷款方面严格审查贷款人偿贷能力，从源头降低坏账发生可能性;会计上对坏账引起足够重视，及时提取坏账准备。

第三，配套环境措施。金融体系改革能否发挥药到病除的功效，助推供给侧改革，也离不开多方面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如城乡二元制经济模式、财税政策、行政管理、监管机制等。应打破城乡经济二元制发展模式，着力推进乡村金融发展，使得在提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同时，不用过多顾忌其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带来负效应等社会问题;财税政策方面，宏观领域继续稳定宏观税负，微观层面有选择减税降费，为经济发展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国家应进一步简政放权，提供优质政府公共服务;完善金融监管机制，集合外在约束与内在监督，掌握主动权防患未然。通过上述配套措施的实施，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腾飞。

参考文献：

[1] 贾康.以“聪明投资”助力稳增长和促改革[N].中国证券报，2014-12-22（A04）.

[2] 李佐军.“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N].中国经济时报，2014-12-16（005）.

[3] 林远，梁倩.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需激活生产要素[N].经济参考报，2015-11-30（008）.

[4] 孙永强.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金融研究，2012，（4）：98-109.

[5] 吴晓求.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金融的变革与发展[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11）：5-30.

[6] 张承惠.新常态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新挑战[J].金融研究，2015，（2）：9-15.

作者简介：翟丽芳（1993-），女，汉族，河北省邢台市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

收稿日期：2019-08-16。

作者：翟丽芳

改革开放路径研究论文 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路径述评

[关键词]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路径;方法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呈现多路径展开的可喜局面。其中,规范研究既有对我国合作化历史的反思,也有对国外理论与经验的借鉴,在此基础上初步重构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框架;实证研究则由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向整体性研究扩展。目前两种基本路径虽出现了整合的趋势,但基本处于分散状态,需要进一步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也由于研究者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旨趣,研究者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弄清这些路径,不仅有利于理清这个阶段对该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从更深层次反映新时期此方面研究的进展,也有利于总结经验,把研究推到更高水平。

一、规范研究:反思、借鉴与重构的理性思考

规范研究方法是一种价值研究方法,它是通过演绎方法对问题进行研究,并由此形成某种规范化的理论。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推理,即从已有的科学结论、原理和定律出发,推知另一个新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演绎方法。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对合作化理论的教条化理解和合作化实践的变形,也由于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历史条件,使理论研究必须首先弄清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应当采取怎样的原则和主体模式,应当如何运行。因而,规范研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主要路径之一。

这一时期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研究,已经摆脱了过去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化思维范式,呈现出对原有理论的反思和重新审视,对国外成功经验的借鉴,并根据我国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吸收与重构的可喜局面。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重新审视。改革开放前,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把合作社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一项制度安排,因而使具有合作社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最终发展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尔后的改革开放实践,使我国学术界摆脱了原先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教条化理解,开始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后,不少学者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合作理论,认为合作经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而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原来我国实行的合作化运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义,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合作理论回归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这种视角,不但打破了过去对马克思合作理论的教条化理解,而且解除了以为搞合作就是实行“归大堆”而“谈合色变”的禁锢,为新形势下农民合作经济的探索和合作经济组织的多元化、多样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研究者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广阔的视野看待和研究多种多样的合作组织形式提供了理论指导。[1]

第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合作化运动经验教训的反思。面对改革前农村合作运动走上歧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改革开放后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不少历史学学者对我国农村合作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论文,出版了《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当代中国农村变迁丛书》、《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等专著。[2]这些论著,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刻原因和复杂而多彩的历史原貌,既充分肯定农业合作化的成绩和经验,又严肃指出其存在的错误和教训;既说明了农业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关系,又澄清了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农业合作化的区别,为使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研究,既保持历史的继承性,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提供了历史借鉴。

第三,对国外合作经验与模式的介绍。鉴于过去我国在合作化运动中对合作经济认识上的混乱,也由于改革开放后农民生产方式由集体向个体的转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如何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的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经验,澄清理论上的混乱,规范对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成为我国研究界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为此,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开始,一些专家学者先后介绍了国际合作社联盟以及德国、美国、英国、法国、丹麦、日本等国的合作经济组织的情况、经验、理论与模式。这些成果对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深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一,阐述了国际合作社联盟的一般原则(“罗虚代尔原则”),阐明了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价值和基本原则,这有利于我国学术界和政府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出定性判断。其二,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新一代合作社”的特征乃至21世纪初国外合作经济的新发展,有利于认识和评价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3]其三,对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的介绍。一些学者把这些模式概括为三种:以专业性合作社为突出标志的欧洲模式,以综合性合作社为主的日本、韩国模式,以大农场、大农业为基础的跨区域合作为主的美国、加拿大模式。[4]这些成果开阔了我国研究者的视野,为政府和学术界借鉴国外经验,在我国存在的多种合作经济形式中,选择比较适合现阶段实际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模式,提供了依据和经验材料。其四,介绍了国外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和国家政策,为探索和研究适合我国各地情况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以及政府的政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

第四,不同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和运用。在这一时期,学术界在演绎推理的基本路径下,不仅运用我国传统的经济学、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而且引入了国内外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使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研究,形成了多学科、多视角、多路径研究的新局面。经济学理论仍然是改革开放以来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路径。但不同的是,单纯运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极少,而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博弈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成为一个新亮点。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以其中的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理论,从经济制度安排角度,在更稳定的制度建设层面,为研究提供了新框架。博弈理论借助博弈模型,既可以合理解释农民在经济学效益上通过怎样的契约或机制选择合作博弈,使合作得以发生、保持和发展,也可以解释在实践中许多农民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但却因围绕各自利益展开博弈,反而导致非合作博弈结果的奇怪现象及其原因,对如何矫正农民的合作博弈缺失行为,引导农民走向双赢的合作博弈,具有积极意义。[5]社会学和文化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使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和农民文化及社会心理的深层,给研究注入了人文关怀和文化拷问与解答。如吴凯之通过对阜阳三合镇南塘兴农合作社的社会学考察,对合作社内生性资源和组织机制的运用与再造提出了建议。[6]学术界广为关注的关于农民“善分不善合”,还是“善分也善合”的热烈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学和社会学为视角展开的。法学理论的运用,使学界关注合作经济组织主体的法律地位,并把保障农民权益,提到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程序的高度来认识,促进了第一部《中国农民合作社法》的产生,把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化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五,对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论的重构。这一时期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从总的方面看,既摆脱了对中国传统合作理论的沿袭,也摆脱了对西方经验的照搬,而是在重新恢复了的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指导下,吸收以往教训,借鉴国外先进的合作经济组织理论、经验,使用国内外多种学科工具,在深入研究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对合作经济组织理论加以重新构建,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在借鉴国外合作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不同层次的一系列概念和内涵。再如,在分析国外合作经济模式和我国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不同模式做出了分类,并确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目前农民经济组织的主体模式。又如,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原则、利益和运行机制、政府支持政策、外部环境建设等,都有大批成果问世。其中有的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如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概念及其内涵等;有的虽存在分歧,但其中具有适合目前我国情况的契合点。这些分歧既反映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规范研究的不成熟性,也反映了研究的新进展。

二、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及其向整体性和分类性研究的初步扩展

实证研究是一种与规范研究不同的研究路径。它遵循的是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推理,通过对对象的大量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经验材料,尔后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化分析,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它可以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个精细化和准确化水平,比单纯理论研究更接近实际情形。改革开放后,我国理论界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之中,并备受许多学者推崇,取得了累累硕果,其中一些成果也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

个案研究以个案调查取得的第一手直观资料为基础,以活生生的实际生活来支持和建构研究者的理论和政策框架。其直接目的固然是了解和把握某个个体的具体情况,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他个体乃至整体的某些特征和规律,因而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张晓山、罗远信和国鲁来通过四川省射洪县棉花协会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如何处理新发育的组织与已有组织资源(乡镇政府及有关机构、村社区组织等)之间的关系,认为两种组织资源之间不一定是替代的关系,完全有可能形成优势互补和资源对接关系,应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变迁来促进技术变迁。[7]王勇通过对河北省和黑龙江省四个合作社的个案研究,描述出当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状况与面临的困境,提出了政府适度支持和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等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8]

个案研究虽有其独特价值,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而区域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它把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较大范围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使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互相补充。鉴于此,区域研究逐渐成为不少学者的研究路径。张广胜等通过对沈阳市200个村进行问卷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分析了影响农民对专业合作社需求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和农村贫富差距与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需求呈负相关关系,而有关部门提供的服务(如组织农业科技学习、推广农业科技、代销农副产品等较积极的外部环境)及现有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特别是生产同一种产品的农民组成的专业性合作小组的存在对农民的需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9]黄祖辉等在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调研的基础上,对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因素做了实证研究。认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大致可归结为产品特性因素、生产集群因素、合作成员因素以及制度环境因素等,并深入分析了这些因素在农民合作进程中的不同作用。[10]

同个案研究有其局限性一样,区域研究也由于我国农村状况的复杂性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多样性、不平衡性而存在其局限性,因而,随着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入,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发展到了全国范围的整体性研究。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与财政部农业司合作,对浙江、山东、河北、吉林等9个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调研,分别对9个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经验、已出台扶持政策、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政策建议等进行调查分析,开展了综合研究,形成了调研报告。[11]郭红东等组织了对遍布全国l5个省34个县(市)地区、120个村的农户样的实地调查研究,结果证明多数农户认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提高农产品质量、降低农户销售费用和稳定价格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而在降低生产资料购买费用和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方面效果不明显,从而为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12]

三、路径整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互补互动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对深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都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对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合作组织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断深化的良好局面功不可没。但是,与其他任何研究方法一样,这些研究路径也各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加之研究过程中多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导致目前我国农民经济组织研究路径上存在一些缺陷和问题。

第一,规范研究中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过分偏好理论推论而忽视实践验证。一些人或者从某种预设的理论观点出发,刻意在实际中寻找证据,将事实变成了理论的奴婢,或者把某种理论和方法,生搬硬套到现实生活。二是教条化。我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应当借鉴国际经典合作原则和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经济的新鲜经验,但有一些学者脱离我国的现实实际,试图把这些西方原则和经验照搬到我国。比如,对一些国家的合作社目前出现的公司化倾向,有学者忽视我国目前农村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主张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要向当代西方合作社的走向看齐。

第二,实证研究存在“实证不实“和以偏概全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伪证”。有的研究者以自己预设的理论和强烈的价值偏好为取向,在实证调查中裁剪和取舍事实,并据之证明已有观点。二是“虚证”。有的实证调查是组织学生进行的,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有的组织者不对学生进行培训,学生对调查要求和技术不甚了了;一些学生不负责任,敷衍了事。建筑在这样的不实材料基础上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的。三是实证主义。有的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缺乏整体把握和对实证材料的高度理论分析,不是以理性思维对实证材料作学术整理和思想的表达,而把研究变成了材料堆积和“拼盘”。四是以偏概全。个案研究、区域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它本身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因此,在进行这种研究时,必须明白其结论的适用范围,不能将其任意扩大和引申。但是,一些研究者却把自己在个案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及其建议,不适当地加以普适性解说。

第三,研究队伍缺乏系统组织。目前我国关于农民经济组织的研究队伍主要由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党校系统、党政机关有关人员构成。各系统之间,甚至同一系统内部,缺乏密切的经常性的交流,即使有些交流也缺乏实质性合作。从研究的基本路径看,一般说来,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具有规范研究的偏好,而党校系统和党政机关的研究人员则多侧重于实证性、政策性研究。这两种不同路径之间,基本上是各自为战。这种状况使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基本处于散漫状态。

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进行路径整合。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虽是不同的两种路径,但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规范研究的结论,需要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实证研究的过程,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个案的微观研究需要放到整个农村社会系统中考察,区域研究和全国性的宏观研究,需要以个案研究为基础。重视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都会发生偏颇。因此,必须使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个案研究与区域研究及全国性整体研究互为补充,相互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研究路径的优势,弥补和规避各自的不足,达到研究的目的。

为解决以上问题,不少专家学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规范研究方面,出现了不少运用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以多方面事实材料为依据,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优秀成果。在实证研究方面,也不乏具有宏大视野和深刻理论思考的佳作,一些全国性实证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这些都显示了不同研究路径整合的趋势。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尚处初期,由于此方面的研究起步不久,对研究路径的探索时间不长,整体研究队伍还不成熟,因而上述问题仍然存在,有的还比较突出。因此,加强研究路径的整合,依然是今后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为加强研究路径的整合,笔者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整合理念,大力倡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应更加重视对实际的关照,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应格外关注对理论的运用。第二,整合优势,既要充分发挥不同路径的优势,又要推进不同路径之间的互补互动。一方面,不管是主要从事规范研究的学者,还是主要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抑或主要从事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和全国性整体研究的学者,都发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扎实做好研究,形成高水平的成果。另一方面,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相互吸收,相互支撑。规范研究以实证研究的成果为基础,从中吸取营养,实现个别到一般的理论飞跃;实证研究以理论研究的成果为指导,实现个案研究中的全局性关照;个案研究既要关照全局,又要准确定位;区域研究、全国性研究既要着眼全局,又要以个案研究的成果为基础。从而形成不同研究路径之间,互为补充,相互提升的良性互动。这样,不仅会促进研究的深入,提高水平,而且可以避免重复劳动,降低研究成本。第三,整合力量,不同系统、不同层面、不同研究路径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协同作战。制定全国研究规划,按规划目标任务,组成不同的研究网络。可以在专门研究系统、高校系统、党校系统、党政干部系统分别组成从中央到地方纵向的研究网络,也可以发挥不同系统研究机构的优势,形成跨系统的横向研究网络。各网络中构成形而下的基础性实证研究,到形而上的规范研究的层次结构,开创目标明确,队伍精良,基础扎实,优势互补,联合互动,路径多样而又方向一致,全国一盘棋,协同攻难关,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深入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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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郭红东等.我国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和行为——基于694个农户的问卷分析[J].农业经济,2005,(11).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Approach to the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Farme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up Policies

JIA Jun-min

(Business School of Hebei Agriculture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1, China)

[Key words]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farmers; research; approach; method

[责任编辑 李文苓]

作者：贾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