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的微观规制研究论文

【摘要】一个政府的成功宏观调控，不仅需要依托良好的微观规制基础，还需要吸收社会专业精英人士参与决策，适时根据宏观形势的变化进行正确抉择。只有这样，宏观调控才能保证整体经济平稳快速健康发展。中国大陆与澳门行政特区之间，在经济上存在许多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之处。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市场经济中的微观规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市场经济中的微观规制研究论文 篇1：

建议开展我国旅行社规制体系重构研究

[摘 要] 我国旅行社行业经营管理不善,严重阻碍了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旅行社行为秩序的问题,需要重构并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的微观规制体系。建议学术界以我国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的微观规制体系为重构对象,从广大游客的需求和愿望出发,从统计分析入手,提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 旅行社;经营行为;规制体系;重构;规范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0 . 16. 025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将达到1亿人次,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20亿人次。中国国家旅游局预测,2020年全国旅游业总收入将达到33 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8%,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然而,被认为是旅游业中的“龙头行业”的我国旅行社行业却没能很好地发挥龙头的作用,旅行社“小而散”,经营行为“乱且差”的问题逐渐发展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深受国内外游客的诟病,严重阻碍了我国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各级旅游管理部门在历次旅游市场秩序整顿工作中也都将旅行社经营行为作为整顿的重点,但是事实证明,仅仅依靠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运动加风暴”式的整顿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根本解决旅行社经营行为失序的问题最需要我国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的微观规制体系的重构。所以,建议学术界以我国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的微观规制体系为重构对象,从广大游客的需求和愿望出发,从统计分析入手,提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以及相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建议研究的主要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7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研究,应概括当前我国旅行社经营行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为逻辑的起点,这一部分必须明确指出我国旅行社经营行为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应怎样整理,哪些问题是解决的重点和难点。并在系统收集、整理和分析国内外有关旅行社经营行为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我国旅行社实际情况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体系。

第二部分的研究,应着重从我国旅行社微观规制体系存在的漏洞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第一部分的问题归结已经证明,当前我国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的微观规制存在漏洞,旅行社微观规制不系统、不健全,缺乏为我国旅行社量身定做的微观规制体系,也不符合GATS的很多要求。因此,本部分应从我国旅行社经营行为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出发,系统揭示我国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的微观规制所存在的漏洞,特别是不能有效解决过度竞争的问题。

第三部分的研究,应提出我国旅行社新微观规制体系的构建原则。

这一部分应通过严密的论证来一一阐释,重构我国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的微观规制体系必须符合旅行社作为一种特殊服务型企业的特点,符合当前我国旅行社发展的阶段特点,符合GATS对我国旅行社微观规制在市场准入方面、在国民待遇方面的新要求,符合微观规制须富有弹性、必须经过严格听证会听证的要求,等等。

第四部分的研究,应探讨并构建我国新的旅行社微观规制体系。

这一部分应密切结合前面提出的当前我国旅行社经营行为方面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以及当前我国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的微观规制体系存在的漏洞,探讨并构建我国旅行社新微观规制体系。

第五部分的研究,应阐明我国旅行社新微观规制体系中各项具体规制的功能。

除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贴上“市场失灵”标签的典型现象外,这一部分应全面检视旅游合同设计规制、竞争规制、价格形成规制、代理规制、进入和退出规制、质量保证规制,等等,重点着眼于有效解决旅行社之间过度竞争的问题,并一一阐明这些具体规制的功能。

第六部分的研究,应阐明我国旅行社新微观规制体系的运作机理。

在第五部分中旅行社新微观规制体系的结构、层次得以展现的同时,应阐明其运作机理,包括各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能,譬如履行、监督、评估、惩罚等。

第七部分的研究,应设计我国旅行社新微观规制体系运行绩效的评估方法。

这一部分应研究设置旅行社年度(历年)被投诉率、败诉率、赔偿金额等指标,同时研究由此产生的个别旅行社与同期全行业平均值的比较结果、与各行业平均值的比较结果等,最终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评估我国旅行社微观规制体系运行绩效的方法。

而作为研究的最终成果,应在全面综合以上7个部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管理部门提出旨在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重构和优化我国旅行社微观规制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方案和政策建议。

开展我国旅行社规制体系重构研究无疑是具有突出的创新意义的。譬如,可以通过游客大样本统计归纳旅行社经营行为方面存在的损害游客利益的突出问题。文献检索的结果表明,还没有人在这方面做过类似的研究工作。同时,这种实证的方法还可以澄清许多为一些媒体广为报道的似是而非的问题以及非关键的问题。其次,这项研究是将解决问题的关键点置于旅行社微观规制这一根本手段的有效改进上面。微观规制同宏观调控一样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两者分别纠正市场经济中的宏观失灵和微观失灵,宏观调控着眼于调节国民经济总量的变动,而微观规制着眼于规范市场经济个量。旅行社微观规制莫不如此。再次,这项研究可以查找出我国现有旅行社微观规制体系的漏洞并弥补这些漏洞。过去无人研究旅行社微观规制体系的完备性,而这项研究工作恰恰针对这一问题。当然,旅行社规制体系的重构并非从平地上开始,也不是详细到具体条目的撰写。最后,这项研究可以设计出一套评估我国旅行社微观规制体系运行绩效的方法。而目前在我国,并没有一套量化的评估方法,尤其是针对旅行社微观规制体系运行绩效的评估方法,这项研究工作将弥补这一缺憾。

除上述之外,这项研究还有以下特点。譬如,它是着眼于今后中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国际化,特别将微观规制体系的重构置于GATS之下的。目前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旅游服务约占国际服务贸易总额的1/3,比重相当大,因而旅游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GATS的强烈影响。而且,重构的旅行社微观规制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欧美旅行社业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制度完备且旅行社自律性很强,现在已进入了规范化经营的时代。这对仍处于行业无序竞争状态的我国旅行社业来说,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旅行社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我国的旅行社业发育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决定了我国旅行社业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因而,相应的微观规制体系也需要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

至于在研究的方法上,该项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定量和多重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多视角地考察国内外旅行社经营行为的特点和旅行社微观规制体系的结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等。可以采用分散与集中、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进行的研究更具系统性、灵活性和真实性。另外,还可以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丰富理论,使该项研究所提出的问题、重构的微观规制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和政策建议最大限度地切合实际。

总而言之,建议学术界开展我国旅行社规制体系重构研究。

作者：包小忠

市场经济中的微观规制研究论文 篇2：

大陆与澳门“宏调”比较

【摘要】一个政府的成功宏观调控，不仅需要依托良好的微观规制基础，还需要吸收社会专业精英人士参与决策，适时根据宏观形势的变化进行正确抉择。只有这样，宏观调控才能保证整体经济平稳快速健康发展。中国大陆与澳门行政特区之间，在经济上存在许多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之处。

【关键词】中国大陆澳门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把计划经济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市场失效”和周期性波动产生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随着市场经济实行的时间越长，人们发现市场经济中产生的问题越多。特别是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举办的一系列关于市场经济的反思，许多人发现中国的经济高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不合理化，经济财富的增多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大量积累，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和资源环境生态的恶化，如此等等。面对这些问题，许多疑问相应而生。对于种种疑问的思考，自然离不开我们手边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我们更需要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寻找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性，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经济理论。

中国大陆历史：通过改革干预而非市场发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大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历史，与绝大多数其它市场经济体情况不同，不是沿着“自给自足—以物易物—小农经济—简单商品经济—三次产业分工—劳动力商品化（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的“自然”脉络或“斯密—扬格”定理的逻辑发展形成的，而是沿着“自给自足—以物易物—小农经济—简单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三次产业分工—改革开放政策—劳动力商品化（中国特色资本化经济）—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所以，与其它市场经济体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没有体制改革就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不仅扭转了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困局，而且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成为发展中国家克服贫困的典范。然而正如古人所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通过人为的行政手段创建，而不是通过市场自身的演化发育成熟而形成的，当改革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从“浅水区”转向“深水区”，从行政命令接受对象的改革转向行政命令系统本身改革的时候，中国以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就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在市场经济不完善中遇到的问题不是通过完善市场体系，而是试图由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解决，使得宏观调控的范围太广和边界太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深化，宏观调控自身也难以得到正确的定位及恰当的功能发挥。

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重要前提：微观规制

目前仍然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误解，即认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宏观调控”，或者说，“宏观调控”等于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作用。其实，正如市场经济中的“政府”绝不仅仅是行政执法意义上的狭义政府而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在内的广义政府那样，政府介入市场经济的作用，也绝不仅仅是宏观调控，而且还包括微观规制。

微观规制在本质上，它是对于市场经济规则及其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是对市场上的微观主体行为确立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和制约。

首先，微观规制为宏观调控提供基础。如果没有微观规制为市场经济确立规则和秩序，宏观调控就无法确立自身的定位，进而宏观调控的功能就不能正确发挥。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离开了一定的微观规制所确立的制度环境和微观主体的行为规范及其主要行为反应方式，这些宏观政策的效果就会成为零或者为负。

其次，微观规制的实施主体是广义政府，而不仅仅是行政当局。广义政府中的立法部门通过宪政立法来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行政当局通过行政法规和执法规定来具体实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司法部门通过检察和判案来监督和维护市场经济规则的有效运行，从而有效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广义政府的微观规制把干预涉及到每一个微观个体，微观个体只有在政府规制的范围内才能享有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和自主决策的权利，而同时广义政府的微观规制本身是不能朝令夕改的和随意的，微观规制活动必须严格遵循立法、执法、司法的规定程序来完成。

再次，微观规制的实施方向是不变的，而不像宏观调控那样方向常变。这是因为，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应对市场经济中的景气波动，而微观规制的目标是为了建立竞争、高效、公平、自由、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在这个方面，那种把政府微观规制定义为政府仅仅通过行政权力来随机干预个人和企业的正常活动的观点，就产生了把“微观规制”模拟于“宏观调控”的想法，即微观规制也存在所谓的“收紧规制”、“放松规制”、“不规制”、“再实行规制”等等周期性规制波动的糊涂观念。

最后，在微观规制政策和制度的制定方式上，其属于公众和公众代表参与性较强的“民主决策”，而不是公众参与性很弱的“精英决策”。

澳门的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

如果对于中国大陆经济与澳门行政特区经济进行比较，首先需要厘清二者之间的可比性所在。由于发展历史、文化背景、制度模式、经济规模、区域特征、产业结构等等方面的不同，大陆经济目前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二元经济结构、三农困境、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区分等等，在澳门也许并不存在、并不重要，或者仅有很间接的影响。但是，中国澳门与中国大陆作为两个经济体，依然存在一些相同的性质，其中包括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面对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华人文化的因素影响、彼此的经济关联度提高等等。

基于这些共同的性质，中国大陆与澳门行政特区之间，在经济上仍然存在许多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之处。尽管澳门没有大陆的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但是澳门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依然需要遵循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分散决策的原则，依然需要深入认识特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合理定位，需要特区政府正确行使合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在建设“法治特区”的基础上完善特区广义政府的体系及功能。

最近几十年来，对于澳门的市场经济和政府功能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1999年的澳门回归祖国和建立特别行政区。

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按照“一国两制，澳人制澳，资本主义制度保持50年不变”的回归原则，澳门经济在回归11年来，获得了稳定高速的增长。GDP年增长率，在回归前的1993~1999年，为负增长至5%左右，而回归后的2000~2008年，每年增长率达到3%~28%。人均GDP水平已经位于亚洲第二。澳门经济结构在波动中也得到了优化。如以博彩业为主的公共及个人服务业，回归前占GDP的比例为46%，2004年上升到最高比例的55%，而最近两年又下降到回归前的46%左右。相反，建筑业从回归前的4%左右，下降到2%，最近上升到14%左右。由于澳门没有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回归前为90%左右，最近两年下降到85%左右，而第二产业相应上升至15%（见《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

在特区政府建设方面，改变过去澳葡当局倾向于将立法权、行政权主要集中于总督一身，而司法权完全听从于葡萄牙法律的做法，逐步建立起适应特区民情、区情和政情，并且在中国宪法下“高度自治”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相互分工和相互制约的新法治体系。总体上看，澳门的广义政府结构如下图所示。

从上面分析可以得知，政府的宏观调控需要以微观规制作为基础。微观规制其实是由广义政府构成的经济活动的整体规范和制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广义政府与狭义政府的明确区别。对于关键性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澳门特区进行了明确地分工。

在微观规制方面，澳门政府还有自己的创新之处。除了遵循和改善原有的合理法律规定，建立健全新的法规体系以外，澳门特区政府充分利用NGO和NPO等社会团体，协助政府落实法律法规，使得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更加合理有序，使其主动地协助特区政府施政，成为政府推行各项工作的有力臂膀。

在广义政府逐步完善的大背景下，澳门狭义政府即以特首为中心的行政当局，在应对宏观调控问题方面表现出良好成绩，特区政府的宏观调控为澳门经济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一个政府的成功宏观调控，不仅需要依托良好的微观规制基础，还需要吸收社会专业精英人士参与决策，适时根据宏观形势的变化进行正确抉择。只有这样，宏观调控才能保证整体经济平稳快速健康发展。（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亚洲战略管理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作者：王 诚

市场经济中的微观规制研究论文 篇3：

论经济法体系的合理构建

摘要：从管制、规制和监管的性质来比较三者的异同，并阐明三者同是微观经济学领域的调整手段；对干预和调控的解读，通过对二者词义的比较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得出结论：在中国使用调控比干预更加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特别是在宏观领域的管理。关于我国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选择，即以规制为研究中心的法律与政府管理市场经济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

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

3.3我国政府规制（监管）发展前景

在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上，理论界普遍认为，应当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笔者认为，加强社会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为社会性管制涉及劳动保障、消费者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这些都是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所以加强社会性规制（监管）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对于经济性规制（监管）是要放松还是加强，可以从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规制（监管）的原因来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问题。当一项经济活动需要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预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领域就可以放松规制（监管）或者让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给市场。在有些领域，并不是一概而论是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应当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来考虑。例如，电信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存在定价悖论、效率悖论、负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所以现阶段政府进行规制（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电信市场的开放势在必行，允许国内外新企业进入，强化市场竞争力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电信行业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领域，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电信市场的放松规制（监管）是一个慢慢放手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1］金泽良雄，满达人译. 经济法概论［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2］漆多俊. 经济法基础理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3］吴弘. 市场监管法的基本理论问题［J］. 经济法论丛, 2006,(5): 29.

［4］丹尼尔•史普博. 管制与市场［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9.

［5］金泽良雄,满达人译. 经济法概论［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

［6］王俊豪. 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7］卢炯星. 经济法中的市场监管法若干理论研究［J］. 经济法论丛, 2006, (5):2830.

［8］现代汉语词典［K］.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9］漆多俊. 经济法基础理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10］邱本.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作者：陈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