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道德风险研究论文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从而建立一个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股票市场道德风险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股票市场道德风险研究论文 篇1：

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分析

【摘 要】本文从我国银行业的道德风险问题现状出发，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防范银行业道德风险问题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原因；防范

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随着中国向外资银行开放的日程不断接近，银行业的改革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加快。但在近年来的改革进程中也不断披露出与银行业相关的腐败案件。如“蓝田事件”、“周正毅事件”、“刘金宝事件”等，这些事件都发人深省。而对这些事件进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都与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道德风险有一定关系，很多都是道德风险发展到极致所致。从最近几次严重的腐败案件可以看出，很多都是当事人利用仅有的资产进行多次抵押，从而获得巨额贷款，甚至有些是利用在某银行存款而获得比存款大得多的贷款额。其实，这些问题都不难防范，只要验证相关法律手续即可避免。因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除了与本身的经营有关（如经营者即使十分卖力，仍然会由于一些客观因素而产生不良资产），很大部分是由于道德风险所致。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国有商业银行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这样的问题。

二、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问题产生的原因

1．道德风险问题产生的理论根源。根据代理理论可知,道德风险是指经营者违背或不完全遵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而产生的风险。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委托—代理关系下，由于制度约束不健全以及约束不力，或者由于约束条件的订立与实施费用太高，导致代理人在行为选择上偏离了委托人的目标，从而产生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对道德风险的研究，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对道德风险有了明确的阐述，他说：“无论如何，由于这些公司的董事们是他人钱财而非自己钱财的管理者，因此很难设想他们会像私人合伙照看自己钱财一样地警觉，所以，在这类公司事务的管理中，疏忽和浪费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的。”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从国家到银行总行、到各分支机构，形成了多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并呈现一个委托人对众多代理人的委托－代理格局，在这条冗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中，信息不对称加剧，管理效力递减，在制度约束软化、激励机制存在缺陷等情况下，作为各级代理人的银行从业人员，可能利用获得的一定控制权及自己的信息优势，摆脱所有者控制，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所有者的利益，导致银行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而我国目前融资体系的失衡更加剧了这种状况。对于银行来讲，由于委托代理机制带来了道德风险，而这个道德风险又给银行带来巨额的不良资产。道德风险不仅中国银行存在，就是在发达国家银行也同样存在，我们可能至今不会忘记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林事件”。所不同的是，中国银行业道德风险问题更为严重。

2．中国现存制度的不足和缺陷。第一，所有者缺位。由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组织体系庞大，形成了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国委托代理机制是二级委托代理，而各层级经营管理者具有非完全一致性的利益目标，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就会形成道德风险。所有者的虚位导致经营者更加有机可乘，因而很难对经营进行有效的監督，制定的一些文件、规则也很难具有可操作性。第二，由于特殊的经营理念。为何任何一次金融腐败事件的发生，都有不止一家银行牵涉进去？如蓝田股份，在事件爆发之前，就有6家银行争相给予贷款。究其原因，可能因为蓝田股份是国有企业，贷款给国有企业，若贷款收不回，经营者的责任可能要小一些；而贷款给私营企业，若贷款收不回，经营者的责任相对要大一些。在大的经济环境下，经营者的这种经营理念，就是由于道德风险所表现出来的逆向选择。第三，内部人控制问题。国有商业银行产权虚置、所有者缺位，很容易导致银行高管人员利用产权上的弱控制而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同时，国有商业银行采用的行长负责制，使分支行主要负责人拥有很大权力，主要有人事权、资源支配权、及借助人事权衍生出的对主要业务（尤其是信贷业务）产生影响的变相权力，上述权力的不正当使用或滥用会导致严重的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银行高管案件涉案人员大都为一把手，且常有几名银行内部的同伙，正是分支行“内部人”控制的真实写照（蒋超良，2005）。在“内部人”控制的格局下，严密的规章制度可能会变得名存实亡，完善的内控制度可能会成为一种摆设，加剧公司治理结构的扭曲和高级管理人员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导致资源的损失，为道德风险的凸现打开方便之门。第四，激励机制缺陷。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必须给予代理人适当和充分的激励，才能避免具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促使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保持基本一致，降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远没有建立起清晰、合理、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存在激励不足、激励失当等制度性缺陷。对各级经营管理人员的考核机制普遍存在短期化倾向，这种考核的短期性使现任经营管理者更加注重其任期内经营利益目标的实现，具有较强的不良贷款释放，包括将少量正常贷款归类为不良贷款的动机，把部分仅具有潜在风险因素的正常贷款认定为不良资产，而甩包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或者核销部门，进而留存所谓完全优质信贷资产。第五，融资体系不完善。在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制度软约束与激励机制缺陷的情况下，当企业由于融资渠道狭窄而过多的依赖信贷渠道，银行业由于各种管制和历史原因而存在较大的垄断现象时，银行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加重。现实中，由于我国的股票市场容量较小、门槛高，且主要服务于大型国企的脱困、转制，债券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又严重滞后，导致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严重依赖，为了取得信贷资金，个别企业主动采取勾兑、贿赂等手段腐蚀银行从业人员，伴生和放大其道德风险。

三、如何防范国有银行业的道德风险问题

（1）国有商业银行必须高度重视股改中的潜在道德风险，

严格规范信贷资产质量评估和认定的标准与程序。要切实重视道德风险，进一步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各级分支机构必须严格按照相应标准、规范和操作程序对信贷资产进行评估清理，不良贷款进行核销和剥离处置，严格处罚违规认定和任意处置不良贷款的行为。要坚决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股改中的道德风险。（2）加大银行内部和外部审计监督力度。为防范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中发生道德风险，要通过完善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形成覆盖股改全过程和各环节的内部控制机制，提高制度的刚性约束力。进一步加大银行内部检查的监督力度，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并迅速整改检查发现的突出问题。政府监管部门要对股改工作的重要环节和过程进行稽核检查，通过内外部监督机制的有效配合来规范商业银行的改制行为。（3）建立有效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说到底是银行内部考核制度的缺陷问题。所以，要通过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考核机制，引入长效考核目标用以代替短期考核、综合经营管理考核取代单一的财务指标考核，不断提高国有银行内部的经营管理水平，切实防范和化解道德风险的发生。（4）政府要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要切实加强信用观念的培育，坚决杜绝地方政府与企业共谋利用国有银行改制之机逃废银行债务的思想，引导企业配合做好银行改制过程中资产的核实和认定。要充分利用信用征信系统，使相关金融机构共享信用信息资源，共同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不良行为。同时，地方政府和司法机构要共同维护银行的合理债权，积极协调解决企业的逃废债务行为，保护国有银行在改制中的合法权益。

参 考 文 献

[1]卫功琦．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制度特征[J]．江淮论坛．2009（5）

[2]孔艳杰．中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全过程控制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10）

[3]谢地．政府规制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0）

[4]王一林．转轨时期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作者：赵明辉

股票市场道德风险研究论文 篇2：

信息披露制度对减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作用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从而建立一个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巴林银行事件乃至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金融信息披露质量不高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传统的银行监管技术和方法已难以应付变化莫测的各种风险，除了要设计和采用更为先进的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措施以外，必须提高金融信息披露质量，以满足银行投资人、存款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了解和掌握商业银行经营状况等方面的信息的要求。那么如何提高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质量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商业银行披露低质量信息所导致的问题

商业银行进行信息披露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银行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得一般公众很难获得商业银行的各种重要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信息的非对称性。而在这种非对称性当中，商业银行处于信息优势，监管机构和一般公众处于信息劣势，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将会使得商业银行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将会损害到监管机构和公众的利益，从而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下面我们将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研究商业银行披露低质量信息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在介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之前让我们先明确几个概念。

信息披露是指消息的公布传播，使其被公众了解。信息之所以重要，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获得信息就可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掌握着充分的信息，并且能够根据新的情况及时调整决策，就能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减少决策失误可能带来的损失。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信息质量的高低只有在事后我们才能作出判断。

非对称信息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信息的非对称性可以从两个角度划分：一是非对称发生的时间，二是非对称发生信息的内容。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看，非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分别称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博弈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

所谓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是指自然选择代理人的类型；代理人知道自己的类型，委托人不知道（因而信息是不完全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签订合同。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卖者和买者的关系：卖者（代理人）对产品的质量比买者（委托人）有更多的知识。

而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是指签约时信息是对称的；签约后经济代理人为了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作出损害委托人或其他代理人效用的行为。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都将使得均衡的交易水平难以实现，严重时甚至会破坏市场价格机制。

（一）道德风险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可以解决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其本质是通过提供更好的信息，减轻交易成本，调节借贷双方之间的收益和风险。简而言之，金融业是能够提供优质信息的产业。但是金融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其信息产品市场通常是低效率的，金融机构作为信息的加工者，如果缺乏政府监管，其提供的特定信息数量将明显地少于最优资源配置所需要的信息数量。因此，商业银行在解决了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信息不对称，即存款人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与贷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就越严重，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就越差。

1981年，斯蒂格里茨和魏斯建立了一个模型，阐述了银行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我们也可借用这个模型来描述关于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模型假设金融市场上有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由于某项业务缺乏资金，需要向金融市场借款。金融市场资金供给者能够根据平均收益区分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但不能确定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每一个商业银行的风险。不过可以肯定，对某类商业银行中的任一银行来说，必有一个可能的收益分布F（R，θ），R是某类银行的平均收益，θ是该类银行的风险测度（θ越大，风险损失越大）；银行以利率γ取得总量为B的融资后，只有当运用资金的收益R与担保价值C之和不能抵偿借款本息时，才会违约、拖欠本息B（1+γ）。所以，资金供给者向银行提供融资的收益P，至少要等于B（1+γ）和R+C的最小者，即：

P（R，γ）=min[R+C，B（1+γ）]（3.1）

对一个给定商业银行的利率γ，相应地存在一个风险损失的临界价值θ*。如θ>θ*，商业银行才会借款，就是说，若银行风险θ大于该类商业银行平均风险θ*，则银行的预期利润π将大于借款成本γ。在θ=θ*时，商业银行的预期利润π为0。即：

π（γ，θ*）=■max[R-B（1+γ），-C]dF（γ，θ*）=0

（3.2）

对式（3.2）微分，得到：

■=■>0（3.3）

式（3.3）意味着商业银行的风险临界值θ*随着利率γ的增加而增加，即γ越高，商业银行的风险θ越大。这是因为商业银行筹资成本增加，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必须增大而风险将会提高。因此，在风险θ*以下的商业银行只好退出筹资市场，余下的全部是那些高风险和高预期收益的商业银行。同时，筹资利率高，明知运用筹措资金进行原定业务的预期净收益很小，商业银行在取得资金后极可能不进行预定的业务，而从事其他风险更大的项目投资或投机，这就导致了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银行业的道德风险问题在大银行中更为突出。由于大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银行监管者自然不愿意让大银行倒闭，使得股东和存款者蒙受损失。但“大银行难以倒闭”政策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增加了大银行道德风险的动机。因为当股东和储户知道银行太大而不会倒闭时，他们就失去了监督银行的动力，当银行经营风险过大时，他们也不会采取相应措施。而大银行知道如果发生经营风险时，监管当局会予以救助，不会让其倒闭，那么他们从事高风险业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两方面的因素相加导致了大银行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加大了大银行发生风险的可能性，从而倒闭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

（二）逆向选择

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问题使得风险率高的商业银行更愿意借款或吸收存款，这迫使投资者和存款者提高利率回报要求，结果筹资的商业银行中包含了更多风险更大的银行，导致低质银行驱逐优质银行的现象发生。我们以银行吸收存款为例说明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的后果。

首先，我们把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行为看成是商业银行对外发行信用凭证，存款人是否存款看成是存款人是否购买商业银行的信用凭证。

其次，我们假定金融市场中商业银行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风险的商业银行，一类是低风险的商业银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高风险的商业银行必然以较高的利率才能吸引存款人存款，我们把这类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凭证看成是高风险的信用凭证；而低风险的商业银行则可以以较低的利率吸引存款，我们把这类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凭证看成是低风险的信用凭证。再假定存款人和商业银行都知道哪一家商业银行是高风险的，哪一家商业银行是低风险的。这样就会像图3.1a和b所显示的那样有两个市场。

图3.1 商业银行存款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

在a图中，SH是高风险信用凭证的供给曲线，DH是需求曲线。同样，在b图中，SL是低风险信用凭证的供给曲线，DL是需求曲线。在任何给定的利率γ下，SH高于SL，这是因为高风险的商业银行要获得存款必须以高于低风险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来吸引存款人。同样，DH高于DL，这是因为存款者只有得到较高的利率补偿才会把钱存入高风险的商业银行。如果这个市场信息是对称的，即存款人和商业银行都知道商业银行把资金运用于高风险投资还是运用于低风险投资，那么这两个市场将会达到均衡，高风险的存款得到高的存款利息，低风险的存款得到低的存款利息。如图所示，高风险的信用凭证的市场利率为1.5%，低风险的信用凭证的市场利率为0.5%。每种信用凭证购买金额为500万元。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商业银行往往比存款者更了解自己的经营情况，更清楚自己所从事的是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的业务。那么，让我们来考虑当商业银行知道自己的经营情况而存款者不知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起初，存款者可能会想，他们购买的信用凭证是低风险的可能性为50%。（理由是，如果商业银行和存款者都知道风险状况，每种信用凭证的购买金额为500万元。）因此，在存款时，存款者会把所有的信用凭证都看成是风险中等的。在图3.1中，对中等风险的信用凭证的需求用DM表示，它低于DH但高于DL。现在将有较少的低风险信用凭证和较多的高风险信用凭证售出。这时存款利率将介于高风险市场利率与低风险市场利率之间。但是这个中间利率只有高风险的银行愿意以这个利率吸收存款，低风险的商业银行不太能够接受这个市场利率。这样市场上将会有较少的低风险信用凭证和较多的高风险信用凭证售出。

在购买了高风险的信用凭证之后，存款者知道了其购买的信用凭证是高风险的，当市场上成交的存款多数由高风险的存款组成时，存款人对存款风险的猜测也会提高，即会认为存款的风险是中高水平的。结果，需求曲线进一步向上移动，新的需求曲线可能是DHM，它意味着，平均来说，存款是中高风险的，存款者所要求的利率补偿自然也要高一些。在新的利率水平下，低风险的商业银行更不愿意吸收存款。这一移动会持续下去，直到低风险的商业银行全部退出存款市场，仅留下高风险的商业银行。在这一点上，存款利率太高而使得低风险的商业银行不愿进入市场吸收存款。因此，存款者正确的假定，他们的存款都是高风险的，而需求曲线就将是DH。

图3.1中的情况是极端的。市场可能在至少有一些低风险的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情况下达到均衡。但是，低风险存款的比例要比存款者事先知道存款风险的情况下要少。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高风险商业银行把低风险商业银行逐出市场。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商业银行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时候。商业银行发行债券的情况与上述发行信用凭证的分析相同。在商业银行发行股票的情况下，当投资者不能识别有较高预期收益和低风险的优良银行和有较低预期收益和高风险的银行时，他们只愿意支付反映发行股票的银行平均质量的价格，该价格介于高风险银行股票价值与优良银行股票价值之间。结果优良银行不愿意按照投资者的出价发行股票，愿意向投资者发行股票的只有那些高风险银行，导致在银行股票市场上，筹资的商业银行大多为高风险的，这就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高风险银行驱逐低风险银行，使市场出现失灵。

二、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减少风险的发生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非对称信息的作用，将会使商业银行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导致商业银行在增进自身利益的同时，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其后果将是，一方面投资者为避免因为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维护其自身利益，选择少发生甚至不发生融出资金的行为，从而导致金融市场萎缩；另一方面，一旦银行经营出现问题，在银行与存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存款人将对自己的预期收益产生怀疑。此时，存款人的最优选择就是赶紧提款，这将导致挤兑现象。而且各银行之间由于拆借和支付系统的关系，很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引发更大规模的挤兑风潮，引发金融恐慌和银行危机。

为消除信息不对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并推动商业银行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提高经营绩效，只有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商业银行向外披露信息的力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银行透明度，调节金融市场上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使交易双方在信息占用上矛盾减少，使双方信息量接近，从而真正达到平等交易、平等竞争，避免和减少交易中可能因信息失衡而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也是促进银行提高经营绩效的重要推动力。有效的信息披露将商业银行置于市场的监督之下，市场参与者只要具备经济知识，就能够在了解银行状况的基础上作出理性的判断，从而避免了交易前的逆向选择和交易后的道德风险。因此，提高透明度的结果将使银行在市场压力下不断提高其经营水平和经营绩效。信息披露制度还是有效实施银行监管的前提和重要的辅助手段，监管部门对银行进行监管，必须获得有关银行经营管理状况的各种信息，掌握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才能针对商业银行存在的具体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即信息效率决定了金融监管系统的控制能力，因此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约束机制实施的前提和基础，信息披露的质量制约各种约束制度的有效性。还有由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从而可以降低监管组织的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

综上所述，要在金融市场上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必须建立一套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安排。并对所披露信息的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把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结合起来，确保商业银行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及时、全面、可靠，不断提高银行信息披露的质量。（作者单位：江西省审计厅）

作者：魏韵欣

股票市场道德风险研究论文 篇3：

所有权结构的改革与防范银行道德风险

摘要：银行所有权结构是影响银行道德风险的重要因素。不同的银行所有权结构会产生不同的银行道德风险激励约束机制。为防范银行道德风险，改革我国银行所有权结构成为必要。

关键词：所有权结构银行道德风险剩余索取权

概括来说，所有权结构决定了剩余索取权的性质，而剩余索取权的性质影响银行所有者、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下，由于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不同，因此，所有者或更关注短期利益而激励管理者采用高风险金融策略，或更关注中长期目标而利于管理者稳健经营。因此，不同的银行所有权结构对银行道德风险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同。

一、所有权结构与剩余索取权

（一）所有权结构决定剩余索取权的界定或分配

所有权作为剩余索取权的载体，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决定着剩余索取权的界定。所有权结构不同，剩余索取权的界定或分配也不相同：独资企业的所有者完全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合伙企业的所有者根据各自所拥有的所有权份额拥有一定比例的剩余索取权；公司制企业股东根据其拥有的股份比例享有相应的剩余索取权。企业所有者拥有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权基础，所有者有权决定剩余索取权在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再分配。

（二）所有权结构决定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

委托代理理论在分析剩余索取权分配对所有者、管理者激励约束方面的重要性时，暗含了剩余索取权可自由转让的前提，但是，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下，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是不同的。所有权是剩余索取权的载体，剩余索取权只有随着所有权转让而转移。因此，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与所有权的可转让性难易密切相关。所有权越易转移，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越高；反之，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越低。

二、剩余索取权的与银行所有者、管理者的风险偏好

1、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影响所有者、管理者的风险偏好

下述的剩余索取权模型可以说明剩余索取权与所有者、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

假设：公司稳健经营时公司总的剩余索取权为R，其中，股东拥有剩余索取权的比例为a，管理者拥有剩余索取权的比例为b；

公司过分接受风险时公司总的剩余索取权的期望增加值为 △R（剔除了投资失败导致的期望损失），一般的，△R≥0；

在股东和管理者拥有剩余索取权的比例不变情况下：

股东的全部财富表现为剩余索取权的价值，包括公司稳健经营时的剩余索取权aR和公司过分接受风险时的剩余索取权的期望增加值a△R；

管理者的财富包括剩余索取权价值（如绩效工资、股权、期权等）、非剩余索取权价值W（如固定工资收入、在职消费等特权、个人声誉等）和公司经营失误以至被解聘、丧失职位特权、个人声誉下降等所造成的价值损失L；其中剩余索取权价值包括公司稳健经营时的剩余索取权bR和过分接受风险时的剩余索取权的期望增加值b△R；

股东的财富价值为：V1=aR+a△R；(1)

管理者的财富价值为：V2=bR+W+b△R-L；(2)

由(1)知，剩余索取权对股东有明显的财富效应，包括公司稳健经营时剩余索取权增值带来的中长期财富效应aR，和公司采用高风险金融策略时剩余索取权期望值增加带来的短期财富效应a△R。由于公司过分接受风险给股东带来的剩余索取权预期增值远大于剩余索取权的期望增值，且由于股东享有大部分剩余索取权，因此股东更关注短期财富效应，属于风险喜好型，希望管理者过分接受风险增加△R以最大化其财富。

由(2)知，管理者面临着过分接受风险后b△R-L值的不确定性，一旦公司经营失败，不仅b△R-L＜0，bR+W也会迅速降低，从而减少其财富价值；且b<

总之，一方面，所有者、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不同，所有者有内在利益动机激励管理者过分接受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增加b（股权、期权安排等）可激励管理者改变其风险偏好。

2、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影响所有者、管理者的风险偏好

为说明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与所有者、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在上述剩余索取权模型中考虑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因素，可得到以下扩展模型：

假设：公司稳健经营时公司总的剩余索取权为R，且R为代理成本的减函数或监督成本的增函数。其中，股东拥有剩余索取权的比例为a，管理者拥有剩余索取权的比例为b；

公司过分接受风险时公司总的剩余索取权的期望增加值为 △R（剔除了公司投资失败导致的期望损失），一般的，△R≥0；

假定股东与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相同，等于s，

s→0时说明剩余索取权无法转让，s→∞时说明剩余索取权可自由转让；

在股东和管理者拥有剩余索取权的比例不变情况下：

股东的全部财富表现为剩余索取权的价值，包括公司稳健经营时的剩余索取权aR和公司过分接受风险时的剩余索取权的期望增加值a△R；

管理者的财富包括剩余索取权价值（如绩效工资、股权、期权等）、非剩余索取权价值W（如固定工资收入、在职消费等特权、个人声誉等）和公司经营失误以至被解聘、丧失职位特权、个人声誉下降等所造成的价值损失L；其中剩余索取权价值包括公司稳健经营时的剩余索取权bR和过分接受风险时的剩余索取权的期望增加值b△R；

因此，股东的财富价值为：V1=aR+a△R×s； (3)

管理者的财富价值为：V2=bR+W+b△R×s-L； (4)

由(3)知，对于股东，当s较高，甚至s→∞时，△R越高，剩余索取权的短期财富效应越强，所以， 越高，所有者越关注短期利益，激励管理者过分接受风险的动机越强。当s较小，甚至s→0时，剩余索取权的短期财富效应不明显，会降低股东的风险偏好，弱化股东对管理者接受风险的激励；同时由于股权不易转让，股东会关注公司的中长期发展，加强对公司监控，增加R，获取剩余索取权的中长期的稳定增值收益。

由(4)知，对于管理者，虽然过分接受风险可增加△R，但面临可能损失L的风险，b△R×s-L大于零或小于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管理者的经营一般较为保守，侧重公司中长期发展目标，以确保得到稳定的bR+W财富。

总之，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影响剩余索取权的短期财富效应，决定所有者有无内在动机去激励约束管理者过分接受风险。

以上分析得出：所有权结构作为决定剩余索取权的性质，尤其是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的重要因素，是内含于所有者和管理者财富价值函数中的重要参数（通过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反映出来），影响着所有者、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从而是影响银行道德风险的重要方面。

三、剩余索取权与银行道德风险

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下，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不同，因此所有者或更关注短期利益而激励管理者采用高风险金融策略，或更关注中长期目标而利于管理者稳健经营。因此，不同的银行所有权结构对银行道德风险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同。

根据所有权结构，银行业大致上可分为三类：股权高度分散型商业银行、股权相对集中型商业银行、股权高度集中型商业银行。

1、股权高度分散型商业银行（美英模式）

这类商业银行依托发达的资本市场，股权几乎都是由机构投资者或个人投资者持有。以美英商业银行最为典型。如，美国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中，机构投资者约占30﹪至70﹪，其余为投资散户，但即使是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也只占银行总股本的1﹪左右。

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导致股东短视行为。一方面，由于s→∞，股东剩余索取权的短期财富效应明显；另一方面，个人投资者无力监控银行和出于避免成为“免费搭车”的牺牲品心理；机构投资者的持股目的和投资标准的逐利动机而不会长时间持有一种股票，这都削弱了公司的监控机制，降低了股东剩余索取权的中长期财富效应，因此股东非常关注公司的短期行为。事实上，多数股东希望通过投资股票获得资本利得收益，而非长期持有公司股票获得公司长期发展后的资本增值。

因此，股东通常通过市场的强大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如“用脚投票”、经理人市场、市场接管等，对管理者施加压力，使管理者采取符合股东利益的短期行为，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近期或季度性利润上面。特别是，银行经营陷入困境时，股东的短视行为，会促使管理者采用高风险的金融策略，表现出严重的银行道德风险机会主义。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地区和部门经济衰退、金融监管放松、竞争激烈等原因，银行业经营处于困境，多数银行的资产风险度迅速上升。

2、股份相对集中型商业银行（日德模式）

这类商业银行股权由少数法人组织集中持股，法人之间相互持股现象普遍。以德日商业银行为典型。如，日本的银行产业高度集中，且日本的大商业银行与大工商企业组成工商与金融集团，在同一集团内部实业公司和银行之间相互以法人形式持股、循环持股，具有较强的封闭性。

由于主要股东相互持股，很少参与股票市场交易，这类银行的股权结构较为稳定。因此，股东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较小，剩余索取权的短期财富效应不明显，削弱了股东对管理者过分接受风险的激励。另外，由于主要股东持股比例高，享有主要的剩余索取权，他们既有监控银行经营的利益要求，又因大股东了解银行内部信息而存在控制银行经理基层的可能，股东通过关注公司的中长期发展，可使R增值，获得中长期的剩余索取权财富aR，因而股东的风险态度趋于稳健、保守。管理者受到来自股东或市场的压力较小，加之本身获取bR+W的偏好，所以，一般情况下，管理者将谋求公司的中长期目标。从而该类银行的经营表现的较为稳健，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并不突出。如日本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营十分稳健，很少发生银行危机现象。

但是，当银行经营陷入困境时，股东的财富aR严重缩水，股东对银行经营干涉的意愿增强，甚至提出更换管理者的要求。面对股东的巨大压力，管理者有动机改变其保守的经营策略，积极寻找高利润项目，采用高风险经营策略。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银行业经营环境恶化，传统业务利润率下降时，银行将更多的资金投资于股市、商业房地产等高风险、高回报项目。

3、股权高度集中型商业银行（国家独资或控股）

政府一般为这类银行的大股东，处于相对控股甚至绝对控股地位。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属国家独资银行，其股权结构最为典型之外，在我国的商业银行中普遍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即国家股处于控股或绝对控股地位。

一方面，我国国有独资及控股商业银行的所有者由于剩余索取权的可转让性低而缺乏接受风险以最大化股东利益的内在激励；另一方面，身为代理人的董事长和董事由于不持股无法享有剩余索取权，缺乏维护股东利益的激励。因而，我国国有独资及控股商业银行所有者职能缺位。

相应的，银行管理层缺乏来自所有者的激励与约束，缺乏制度性的分享经营成果的长期性激励措施；我国尚未建立经理人市场，管理层由国家行政任命，L对管理层的负面影响很不明显；监事会成员不持有银行的股份，同样没有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进行全面监督的激励。

因此，在管理层的财富价值函数中，经济利益（如绩效工资、股权期权安排、固定工资）激励作用不显著（（bR+b△R×s=0）），间接经济损失（解聘威胁、个人声誉价值损失）约束影响不明显（L→0），反而，在职消费、特权利益在管理层财富函数中占据显著地位。从而易引发管理者为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如升迁、完成指标、获得租金等），出现信贷规模过度扩张、关系贷款、违规的银行资金大量流入高风险项目或行业等道德风险行为。

四、银行道德风险与银行所有权结构改革

为防范银行道德风险，改革我国银行所有权结构成为必要。一要限制剩余索取权的转让；二要加强剩余索取权的中长期财富效应来激励股东和管理者稳健经营。具体措施为：（1）引入战略投资者，实行会员制，使银行股权结构多元化；（2）限制剩余索取权的转让。规定会员所持银行股权不能转让，或不能溢价转让；（3）附加会员一些优惠政策，使会员获得中长期剩余索取权的财富效应；（4）完善对管理者分享经营成果的制度性安排，如股权期权安排；（5）建设经理人市场。这样，一来可减少剩余索取权的短期财富效应，削弱股东的短视行为，减弱银行经营陷入困境时股东对管理者过分接受风险的激励，二来可完善股东监督机制，抑制管理者出于自利目的的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

参考文献：

[1]唐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问题研究[J]． 广西农村金融研究，2002，(2)．

[2]冯军.．关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若干问题的思考[J].．北方经贸，2001，(3)．

（作者单位：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作者：顾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