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安论文

【摘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幅员广阔，多处在边疆、偏远地区，相比其他地区，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上，都相对滞后。文章在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阐述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和现状，并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化发展模式选择、城镇化开发与民族文化关系、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安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安论文 篇1：

成都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

吴耀宏，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吴九思，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李杨露，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保佩汝，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党和政府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所推行的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的重大举措，人口城镇化作为其核心内容，正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成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人口重镇与新型城镇化改革先行者，在其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应当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抓手，着力于营造良好的经济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以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仍然存在与新生代农民工持续增加等问题，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社会权利与身份认同，进而促进人口城镇化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传统城镇化重视空间体系的城镇化，“人地分离”的发展模式往往容易造成侵害农民权益、加剧人地矛盾、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等问题。新型城镇化之于传统城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以人的城镇化为本质与核心，致力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人口城镇化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冲破城乡二元制度的限制，获得作为城镇居民的身份和平等权利，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的过程，主要包含转移定居人口（已经进城、长期在某一城市就业或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转移流动人口（进城务工但未在某一固定城市定居的农业转移人口）与预期转移人口（仍在农村但有进城预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三类目标人群的城镇化工作。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目标与意义

十八大以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与指导方针多以城镇的空间布局与建制规模为主要内容。〔1〕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与政策探索，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发展战略，明确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作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这表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策略与政策取向由传统“化地不化人”、“人地分离”的空间城镇化向以人的城镇化为本质与核心、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和突破的新型城镇化转变，力求实现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协调互动、统筹发展。

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在当前注重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引领下，人口城镇化进程更应当注重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是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特征；其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这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2〕这就要求在市民化的实现过程中更为关注转移人口的身份平等、机会平等与发展公平：

1.身份平等是使农业转移人口在其市民化过程中逐步享有与城镇人口同等的身份地位，这是促使农业人口完成非农转移并进一步实现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

2.机会平等是为确保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权益，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所在城镇的公共服务体系，使其具备与城镇居民均等的就业及受教育等发展机会，享有公平的住房、社保及医疗卫生等资源。

3.发展公平是为使农业转移人口与一般城镇居民公平地享有新型城镇化发展成果，因而赋予农业转移人口与现有城镇居民对等的发展机会，使其得以不断提升自身发展能力，以确保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3〕

因而，需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并理顺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农村人口转移机制及其市民化规律，进一步分析成都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趋势与特征，结合成都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现状与困境，为有序推进成都人口城镇化目标的实现提供对策建议。

二、成都当前人口城镇化进程的现状与问题

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一直深入贯彻四川省委、省政府加快推进四川省新型城镇化的重大决策，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13年成都城镇化率达69.4%，高于全省44.9%的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均有稳步提升。①然而，就目前来看，成都的人口城镇化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与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

一方面，城区通过拉大发展框架与设置新城区等不断延伸城镇面积，提高土地城镇化水平；而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就业机会有限与接纳相应农业转移人口的规章制度、政策法规等变革缓慢，人口城镇化进程不得不放缓。人口城镇化进程慢于土地城镇化，说明农村人口转移与市民化发展滞后于城镇空间体系建设，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受限、人地矛盾加深等问题，使社会和谐稳定受到影响，长此以往甚至可能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以解决此问题带来的负面效应。

2.半城镇化现象仍然存在

据成都统计年鉴显示，就户籍人口来看，2012年成都市户籍总人口为1173.4万人，其中非农村户籍人口716.7万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1.08%；而就常住人口来看，2012年成都市常住人口为1417.8万人，其中城镇居民970万人，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为68.42%。②也就是说，仍有部分准城镇人口的存在：他们虽已迁居到城区谋生，但由于户籍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并未充分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对等的公共服务与福利待遇，并未完全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半城镇化现象。

此外，由于客观环境或自身条件的限制，部分农业转移人口选择了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而非家庭迁移。长此以往，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进城务工人员会由于长期缺乏家庭温暖而导致幸福感缺失，影响自身情绪状态、工作质量与家庭稳定；另一方面，农村地区

①数据来源：四川省人民政府. 2013年四川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稳步提高〔EB/OL〕. 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465/10574/2014/3/19/10296223.shtml. 2014-3-19.

②数据来源：成都统计信息网. 2012年年度数据〔EB/OL〕. http：//www.cdstats.chengdu.gov.cn/detail.asp？ID=78575&ClassID=020703. 2013-10-25.

将因此出现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甚至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与心理等问题将逐渐凸显，农村空心化问题也将日益严重。

3.新生代农民工持续增加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成都农民工群体的结构也正进一步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逐渐兴起。与传统农民工“亦工亦农”及拥有深厚的土地情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在城镇或缺乏务农经验，对土地的情结弱化，仅是保有户籍上的农民身份。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年的调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高达85%，他们正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4〕此外，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农地二轮承包时并未分得土地，因而无论从自身技能、现实条件与主观意愿等方面都难以做到“子承父业”，如若这一群体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能得到有效引导，以妥善解决其市民化问题，促进其职业与身份的转变，将大大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导致社会治安事件与民工犯罪问题的频发。

三、成都人口城镇化发展困境及原因分析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关系经济社会建设全局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纵观成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各项问题与困境，除了一定的历史性原因，还受到经济就业、公共服务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1.要素结构失衡与“四化”发展不协调

城镇化的建设往往过分注重城区建设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影响农业人口转移与市民化的制约因素，从而导致“四化”发展不协调问题的产生，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其一，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例如，主城区周边一些城镇人口承载能力不强，缺乏产业支撑，难以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其二，信息化对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作用不够。近年来虽然经济与工业化发展迅速，但多数只是数量的叠加而非质量的提升，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信息化的运用程度不够，工农产业的发展未能从广度与深度上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而导致其发展速度缓慢、质量低下。〔5〕这无疑大大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而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缓慢与不协调也势必造成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农业转移人口无法顺畅实现市民化目标。

2.附着在一元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差异

以就业为例，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体系与固有用工制度的限制是农业转移人口顺利就业的一大障碍。现仍存续的正式员工与派遣工的差别用工制度即是劳动主体就业不平等的体现，人为设置的分割条件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顺利就业平添了不必要的阻碍，容易造成用工管理不规范与就业结构畸形等问题。另一方面，相关公共服务的不匹配也是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城镇顺利就业的因素之一。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技能培训与就业信息流通等公共服务仍存在不足：其一，涉及农业转移人口的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缺失将造成农业转移人口求职认知错误与职业转变困难等；其二，就业信息的流通不畅也将导致用工双方间的不透明，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就业信息获取成本高、求职周期长等问题。

3.固有观念与自身素质的限制

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资源分布的失衡，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与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造成农业人口知识技能的缺失与文化素质的低下，严重影响了其市民化转移与城镇化发展的顺利进行。一方面，受到年龄与自身认知的影响，部分较年长的农村人口不愿接触新事物，拒绝接受由于当地区域发展或子女城镇就业所带来的城镇化转移，坚持留在农村；另一方面，由于保守价值观念的局限与固有生活习惯的制约，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即使迁居到了城镇，却依然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难以融入城镇。此外，知识技能的欠缺也大大加剧了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难度，他们往往生存成本更高、谋生难度更大。

四、促进成都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关系人口城镇化进程，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同时亦牵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全局，要解决成都当前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全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键是要打破现行发展观念与方式的限制，实现政策创新与体制突破，构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

1.构建良好的经济就业环境，促进“四化”协调发展

其一，应当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以工业化作为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基础，同时通过城镇化作用于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共同搭建人口城镇化的经济支撑与空间依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的城镇产业格局，提升成都产业发展水平与综合承载能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有序进行。其二，应当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来解决工农业问题，推动工农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产业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升，以此创造更优经济结构与更多就业机会以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人口城镇化问题。

2.构建均衡的公共服务环境，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权限范围内尽量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差异，使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待遇，从制度层面确保其成为真正的市民。以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为例：公平的就业机会与均衡的就业待遇是确保涉农人口有序转移、进而实现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因而需要政府、社会与个人三方面共同努力，以构建良好就业环境。一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通过制定与推行公平合理的制度体系，引导用人单位确立正确的员工选择标准。应进一步扫除城乡二元户籍体系、正式员工与派遣工等差别用工制度对农业转移人口择业与就业的限制，确保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原有居民在同等条件下拥有公正平等的竞争上岗机会。另一方面，政府与相关公共管理部门也应当进一步完善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各项公共服务，丰富与深化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再就业的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农业转移人口相关就业信息的流通与透明，为农业转移人口的重新就业与顺利上岗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充足的准备。

3.构建协调的社会文化环境，促进文化素质提升

针对农业转移人口观念局限与技能缺失等问题，政府与公共部门应当通过加强城镇文教体系建设，营造适宜农业转移人口提升其思想认知与角色转变的文化环境，促进其市民化过程的顺利完成。在注重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条件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对城镇人文素养、价值内涵与精神文明等软环境与实力的培育，尤其应当注重农业转移人口的价值认同与观念转变。一方面，应当加强对已转移人口与潜在转移人口的知识技能培训与文化素质教育，使其具备进入城镇谋生的基本知识技能与文化素质；另一方面，也应当通过日常文化活动，例如社区专栏宣传、基层文体活动等，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潜在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其慢慢接受城镇文化，改善与城镇原居民间关系，进而彻底融入城镇，实现认知与身份双重转变。

五、结语

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发展“以人为本”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点反映。要促进人口城镇化目标的实现，就必须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做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而相较于传统城镇化所注重的城镇空间体系建设，新型城镇化的人口城镇化目标更是任重而道远，绝非一日之功。成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系列探索工作，取得了不错成效，但仍有有待改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应当允许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存在与目标群体的差异化选择，梯度递进地促进人口城镇化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刘爱梅. 多维视角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13，（9）.

〔2〕 吕文静. 论我国新型城镇化、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保障〔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4，（1）.

〔3〕 夏锋.规模效应、人口素质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考量〔J〕. 改革， 2013，（3）.

〔4〕 韩俊. 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J〕. 瞭望， 2012，（41）.

〔5〕 魏人民. 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解决七个失衡问题〔J〕. 经济纵横， 2013，（9）.

【责任编辑：陈学明】

作者：吴耀宏 吴九思 李杨露 保佩汝

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安论文 篇2：

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浅析

【摘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幅员广阔，多处在边疆、偏远地区，相比其他地区，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上，都相对滞后。文章在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阐述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涵和现状，并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化发展模式选择、城镇化开发与民族文化关系、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发展模式 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现状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①。新型城镇化是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之路，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②。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总体要求基础上更加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特色，要求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汲取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经验与教训，鼓励发展模式多元创新和发扬民族特色文化。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幅员广阔，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城镇化率较低。总体而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历了短暂发展、波动徘徊、快速发展、全面发展等几个阶段，现在进入到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实施阶段。

城镇化进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内部各要素有机构成。首先，从自然要素来看，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丰富，不仅在矿产、能源等方面占有天然的优势，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举例来说，中国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16位，而西部地区的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64.5%。中国的水力资源蕴藏量居世界第1位，而西部地区的蕴藏量占全国的82.5%。此外，许多矿藏资源的大部分储量集中在西部地区③。但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形、气候等条件不及东、中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城镇化的发展。其次，从人口要素来看，在中国历史上，从有户口的朝代算起，东部地区的户口数就一直多于西部④。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5～2012年，八个少数民族省份中，除了内蒙古，其他七个省份或地区年末城镇人口平均比重均低于全国水平。虽然民族地区人口分布相对稀疏，但是人口超负荷使得土地难以承受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是由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状况、宜人居住地带相对较少决定的，这也给城镇化带来一定难度。第三，从经济要素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工业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经济基础差异非常明显，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强度和投资贡献率不对称，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差距呈现不同的层次。第四，从组织制度要素来看，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前我国实施“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又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从“六五”到“八五”计划及“1991～2000年十年规划”的前五年，我国一直执行向东倾斜的发展战略 ，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1999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取得了重大发展，但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仍然较大。2014年，中央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继续解放西部地区的生产力。第五，从文化要素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平均普通高等学校文化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中、东部地区。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12年，八个少数民族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总数为303所，占全国总数比重为12.4%，八个地区平均普通高等学校数为37.875所，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51.92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的落后使得地区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地区现代化缺少良好的文化环境。此外，不同的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其他文化要素造成社会的整合度低、社会管理成本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推进。

通过对上述参与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五大要素的分析，总体来说，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呈现出如下特征：城镇化开发速度快、水平低，据数据分析，近十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在年均增长3个百分点左右，但城镇化率跟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城镇经济实力不强，表现之一为2012年民族地区生产总值为58518.5亿元，平均值为7314.8亿元，仅占全国平均值的39.33%;城镇规模不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城镇体系不健全、城市功能不完备;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催生了户籍制度变革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就业、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基本生活问题，面临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冲突、民族文化受到挑战、社会嵌入现象明显等深层次问题，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治安混乱、犯罪率上升、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等问题;民族地区存在中小城市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鎮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城市间布局缺乏有机联系、城市管理混乱、城市功能划分模糊等一系列问题;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重构是特别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一些建议

关于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依赖于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转移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自下而上的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变迁。”⑦从制度变迁层面来分析，宏观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可以归纳为两种，即“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型模式和“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自上而下”的政府型主导型模式一直是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两大模式里包含的一些具体模式，比如资源开发型、农业型、旅游开发型、移民开发型等等，这里就不赘述了。需要指出的是，两大模式都有各自的利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模式的选择也要顺应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不能囿于某一种模式生搬硬套，也不能囿于在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之间做出选择，以市场还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是要顺应时代灵活运用的。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⑧，也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顶层设计”，面对今后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还可以考虑两大模式之外的另外一种复合—市场型模式，即从政府、市场联合推动过渡到以推动为主的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阶段，城镇化发展模式除了之前传统的、单一的模式外，可以考虑多元化发展模式。

关于处理好城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因地适宜，宏观上以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原则为指导，走出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驱动力，是物质文明的重要依托，民族文化则是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力量的代表。二者之间彼此依存，不可分割。《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文化传承，彰显特色：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⑨。新型城镇化阶段，民族文化是贯穿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灵魂。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要走一条独具民族特色、与众不同，既能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又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城镇化道路。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但也要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传承、文化产业开发三个方面把握好度，要注意与主流文化的衔接，注意文化多样性与主流价值观的协调统一。

宏观上，为了实现城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协调发展，真正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做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城镇化发展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和谐统一。不能以牺牲某一方面的代价来追求其他方面的发展，短期内可有侧重，但从长期来看，三者如不兼顾发展，将会给社会总体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城镇化发展不仅只是城镇规模的扩张，同时也是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民风民俗、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等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来推动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⑩。同时，民族文化也有良莠之分，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不能单纯为了保护民族文化，而让一些不合时宜的、与现代经济、社会建设有冲突的民族文化成分影响了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二是针对民族文化自身而言，在当今这样一个文化经济的时代，我们除了区别其成分中的良莠并对优良成分予以保护继承外，开发民族文化资源也尤为重要。西部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会给城镇化的发展带来很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调动好民族文化这股软实力，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将会如虎添翼。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推进，会吸引到东中部地区的先进生产力、发达的科技教育等智力资源的支持，这些又对民族文化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提供了保证。另外，为了协调城镇化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真正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还要维护好两对关系：一是维护好资源经济与文化经济的关系。文化影响着资源经济的可持续性，资源又影响着文化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撑，二者都需得到重视，不可偏颇。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向来对资源经济的开发尤为重视，但我们也要充分发挥文化经济的优势。要站在全国、甚至是全球的视角，从传统的民族文化中挖掘具有独特价值、符合时代需求、具有传承性的内容，提升内涵水平，打造民族文化品牌。二是维护好区域内民族间的关系。这包括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团结。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让多民族文化之花争先斗艳，繁荣文化生活、文化经济;要注意维护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众多，民族成分复杂，近年来发生了不少影响民族团结的事件，在个别地区甚至演变成暴力恐怖活动，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作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一定要在各民族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吸收借鉴，共同发展繁荣，走和谐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汲取东部地区城镇化前车之鉴，结合民族地区自身特色，理性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2014年11月，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对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发展，特别提出了“中西部地区城市总体规划不可重蹈东部覆辙”。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要认清自身现实，看到历史差距，汲取东部地区城镇化经验，吸取教训，采取积极而又稳妥的发展方式，要更加理性地去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四化同步、五位一体的新型城镇化布局下，少数民族地区要认清自己的薄弱环节，在建立生态文明城市、智慧型城市方面多做努力。

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在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后，以前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增长的开发模式已不适应时代的需求，在今后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要特别注意资源合理开发、环境保护、构建生态文明的问题，构建生态文明与经济效益协调机制，而非超越资源承受力、社会承受力盲目进行开发。

当前的城镇化建设已不是过去的点、块式的单一地区的单打独斗，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城镇化工作会议，已传达出片、区式的连带发展的建设精神，今后的城镇化建设以中小城镇为主，倡导城市群的建设，预计到2030年，32个城市群将建设成熟。城市群的出现更有利于各项资源的有效配置，城镇化建设将产生集约性效应。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一方面，鉴于较为薄弱的城镇化基础，应该站在一定高度上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生态圈，做到信息共享、人才互流、资源合理配置等，跳出地方小圈子，树立区域协调发展理念。要集中开发地区经济增长极，发挥增长极的优势作用来带动周边，比如“北部湾经济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念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另一方面，民族地区除了根据自身特色做好城镇开发外，尤其还要注意跟周边地区、东中部地区的协调与互动，争取效益最大化。

在城镇化的金融政策方面，民族地区要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用好国家扶持政策，目前，专项基金里除了官方的“丝路基金”等可以支持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民间力量也可以设立一些专项基金来响应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的建设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来推进。

此外，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需要法制来保驾护航，民族地区涉及到民族区域自治法，要跟上目前国家依法治国的大方针，对不合时宜的条款要及时改进，同时给予地方适当的自主权来更好地开展城镇化。

城镇化水平是从硬实力跟软实力两个方面来衡量的。硬实力方面要保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城镇风貌大有起色;但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软实力方面要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对政府而言，就需要培育一批懂民族宗教知识、懂法律，具有现代公共治理能力的干部，制定一系列有助于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规章制度，以此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水平，大力提升城镇化的软实力。

结语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是历史的理性选择。在中国全面迈向城镇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至关重要。对于政府而言，“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都必不可少。要抓住历史机遇，立足地区实际，克服薄弱基础，汲取东中部地区经验，全方位积极支持，走发展模式多元创新、彰显文化特色之路，融入“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注释】

①魏后凯：“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城市发展网：http：//www.chinacity.org.cn/cstj/zjwz/61982.html，2010年10月22日。

②秋千：“‘新’与‘镇’，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中国西部》，2013年3月，第77页。

③丁任重：“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1月，第58页。

④⑤⑥赵常兴：“西部地区城镇化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6月，第29页，第27～28页，第24页。

⑦[美]R·科斯等：《财产权利與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384页。

⑧房树人：“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学习》，2013年12月，第47页。

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农村工作通讯》，2014年6月，第37页。

⑩李艳萍：“论西部城镇化与民族文化发展的相关性”，《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第27卷第6期，第76页。

责编/王坤娜

作者：马艳

城镇化建设中的社会治安论文 篇3：

以法治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人类历史已经表明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飞跃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实现城镇化的过程。只是在中国这个历来以农为本，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现代城镇历史发展短暂而且缺少底蕴的泱泱大国中，城镇化的过程注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困惑和坎坷。本文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新一届中央政府充分强调重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之下，希望能够从法治的角度探讨如何能够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使新型城镇化健康高效地发展。

发展新型城镇化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我们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奋起直追，直至成为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现在容易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我们的改革和发展逐渐走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过去我们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出口和投资两架马车。但是，在2008年开始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一蹶不振，长期难以走出衰退的阴影，给我国的外贸出口带来严重影响。而在投资方面，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过去依赖投资的粗放型、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难以为继，必须改变，更加不能再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手段。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抛开了出口和投资，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动力的源泉在哪里？中共十八大报告和新一届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国家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就在于城镇化！

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从我们国家的现状来看，目前的城镇化率刚刚达到53.7%，而如果按照户籍人口的统计则仅仅为35.7%左右，而世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已经超过了80%，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率也都高于我们国家。所以我们国家的城镇化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如果我们国家保持目前的城镇化速度，那么每年将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同时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而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据统计，每年1%的城镇化率可以拉动内需52000亿，约是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所以说，城镇化代表着我们国家未来几十年稳定健康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并且，从真正造福人民的角度来看，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的目标，这是全体中国人民未来的福祉所在。而也是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城镇化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居住在城镇中的市民，获得更多的收入和享有更加便利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服务与保障。由此可见，城镇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实现小康的过程，也就是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过程。所以说，中国的城镇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实现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必由之路。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問题

我们国家之前所进行的城镇化建设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在肯定城镇化的同时，我们也要重视研究和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发现的严重问题，实际上有些问题已经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导致城镇化的进程变质变味，给建设小康社会带来阻碍。笔者认为从过去我们发展城镇化的经验来看，在三方面存在着突出的问题：

一是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城镇化的过程一般会出现两个结果：农村变为城镇，农民变成市民。所以伴随城镇化出现的必然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农村人口过去在农村依靠集体土地，集体分配的宅基地和责任田是其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保障。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集体土地被国家征收变成了城镇，原来的农村人口作了世世代代的农民之后，发现自己周围的农舍和田地都消失了，而取而代之的城镇却不能给自己提供温饱和收入，失地农民成为了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和“边缘人”。城镇化的过程是把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但农民成为市民需要有物质基础，没有财产的农民根本无法在城镇立足和谋生，更谈不上通过其消费来拉动内需。如果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让他们具备在城镇中生活的“本钱”和底气，那等于断了他们的出路，不仅仅城镇化实现不了，而且还给社会增加了非常大的不安定因素。

二是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不是简单地使原来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问题，而是要使这些农村人口真正发生身份的改变，真正融入城镇生活，成为城镇居民的一份子。这样才是真正的城镇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城镇化发挥出其拉动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效能。要做到这一点，原有城镇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全部待遇都应当使新进城的农村人口同样享有。这样才能让进入城镇的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后代获得生活的保障，获得发展的机会，获得消费的能力和信心。否则的话，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将面对身份的彻底丧失，既不是原来的农村人口，又没有转变为城镇人口，他们将变为城镇中的难民与贫民，也给城镇的发展和稳定带来许许多多的负面影响。

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解决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户籍问题。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长期实行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壁垒分明，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城镇居民享受着国家在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全面优待。这也客观上造成了我们原来城乡差距极为悬殊和城镇化进程极其缓慢的状况。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户籍制度成为了阻在面前的一道高墙。这固然是特殊历史阶段和历史环境下采取的特殊对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建国六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逐渐具备了打破原有户籍制度的条件。户籍制度改革是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我们国家城镇化所面临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对城镇化理解片面，城镇化过程缺乏科学指导，导致城镇化过程启动盲目、规划失衡、发展畸形、后继乏力。在很多地方政府眼里，城镇化变成了房地产化，城镇周边的农村土地被建成开发区、商业中心、住宅、公路就是某些地方政府理解的城镇化。所以，这些地方政府城镇化的做法也很简单很盲目。主要领导一拍脑门，一块农村土地就被征收。再一拍脑门，一个开发区或者工业园区或者新区就立即上马。至于城镇化以后，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情况怎么样？新建城镇的产业发展怎么样？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情况怎么样？很多地方政府缺乏考量。最近被曝光的多个地方的所谓“鬼城”正是盲目简单进行城镇化所带来的后遗症。再有一点，各地的城镇化还出现了许多不均衡发展的现象，表现为资源和人才过分向少数中心城市集中，中小城镇失血严重，逐渐萎缩和空心化，日益衰败，而大城市和超级大城市又过度膨胀，引发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房价失控，各种资源相对匮乏、社会治安难以维持等等所谓的“大城市病”。这些情况总的特点就是只注重形式，不看效果，缺少长远的眼光和为民着想的态度，被李克强总理形象地称为“物的城镇化”。如今我们要努力把这种物的城镇化扭转为“人的城镇化”。

通过法治逐步解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关系到我们国家城镇化能否顺利健康的进行，能否推动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智慧和决心。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以法治手段解决上述问题是我们的优先选择。

法治又被称为法的统治，它的原则是法律高于一切，以科学严谨的法律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健康运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法治的具体表现。法治是现代国家所普遍接受的国家治理方式，比起人治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我们国家虽然有过漫长的人治历史，传统儒家思想中也有崇尚圣人治国的基因。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上下都在逐渐接受和推进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如今我们要解决新型城镇化问题，法治仍然是一剂良方。

首先，法治保证了解决城镇化问题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如前所述，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而非过去那种“物的城镇化”，是我们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福祉，而且更加与农民兄弟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我们进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和方案必须征求民意、顺应民心、维护民利。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讲民主，让人民群众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诉求，并且使得决策者必须重视这些诉求。而民主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法治中“法”必须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法，才是“真法治”。所以民主是法治的基础。而法治又可以反过来保障和促进民主，预防和制止侵犯民主权利的情况出现。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积极发挥法治的作用，可以使人民的呼声、人民的利益诉求有畅通的渠道反映到城镇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使发扬民主所取得的成果得到实际执行，让城镇化真正造福于民。

另一方面，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规划、交通、环境、社会保障和粮食安全等等许多重要问题，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调研和论证才能使城镇化进程始终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每一个个人，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局限性的影响，都很难保证始终严格理性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统筹兼顾、总揽全局。为了把个人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就只有坚持法治，用制度的力量克服人性的弱点，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步骤科学地设计、实施城镇化的方案，才能保证新型城镇化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造福于国家，造福于人民。

其次，法治保证了城镇化进程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中国的城镇化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朝令夕改。每一届地方领导上任，总是愿意提出自己的城镇化構想和方案。等到这位领导离任了，新领导往往改弦易辙，另有一套自己的城镇化模式。结果就是现在很多地方的城镇化缺乏长期稳定的方案，城镇化建设左铺一块，右铺一块，哪一块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哪一块也没建设好，没有发展起来。这本身就体现出了“人治”的弊病。而法治本身就是和“人治”相对的。在法治之下，领导干部不能再以个人的想法好恶来任意调整改变城镇化的实施方案，他只能作为方案的维护者和执行者。所以通过法治，我们可以保证那些经过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所产生的方案以制度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以制度的强制性保障方案的顺利实施，控制对方案的修改和调整。这样使得我们的城镇化进程有了稳定性和持续性的保障，也便于我们集中人力、财力把最优的城镇化方案实施好，提高了效率，保证了质量。

最后，法治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各种制度顽疾的根本途径。我们应当看到，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长期存在而且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农村土地征收补偿问题、户籍问题，许多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些问题。但是，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却不能真正解决，甚至眼看着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越来越严重而无能为力，究其根本则在于既得利益者形成的改革阻力！农村土地征收补偿问题也好，户籍改革问题也好，现有的制度下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其中既包括地方政府，地方行政官僚体系，也包括少数腐败官员，强势的工业资本和房地产开发商，以及较早取得市民身份的普通群众等等。他们都从现有的城镇化模式中获得了利益和优势，都担心新的城镇化会破坏现有的利益格局，都希望保持现状，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这些群体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所面临的最大阻力。要想克服这些阻力，小修小补、小打小闹是不行的，单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和领导人的魄力也是不行的，必须借助法治的强大力量才可以。

法治的力量来源于民主。如前所述，法治与民主是密不可分的，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又反过来促进和保障民主。正因为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它才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才能体现出公平和正义，才能因此而获得最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利益集团才能被降服，新型城镇化的改革才能够继续深入进行。当然，在新型城镇化改革问题上，既得利益群体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他们的声音并不能掩盖其他人民的声音，要和其他全体人民的声音汇集在一起，以民主的方式产生出符合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声音。当这种声音呼唤彻底进行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时候，它就会上升为法律，通过法治来贯彻实施它的意志。而此时法治就被赋予了强大的力量，足已冲破一切阻力，实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新型城镇化是我们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这条路上存在许许多多的坎坷阻碍需要我们一一克服，而法治则是新型城镇化能够健康发展的最强大的推动力量。我们应当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理念，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科学论证，大胆尝试，促成新型城镇化目标的早日实现！（作者系葫芦岛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

作者：张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