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宏观经济论文

2022-04-16

摘要：虽然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现象，但对比其他国家情况，中国的产能过剩却呈现出程度更为严重、行业更为广泛、长期性和反复性、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等特点。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产能过剩宏观经济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产能过剩宏观经济论文篇1：

后危机时代我国产能过剩研究

摘要：产能过剩是实际产出数量严重小于生产能力即产能利用率过低的现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产能过剩呈现出新的特点，表现为：从潜在、阶段性过剩转变为实际和长期性过剩，从低端、局部性过剩转变为高端、全局性过剩，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既有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的体制原因，又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针对当前严重的产能过剩，本文提出若干产业政策改进建议。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经济周期；结构性减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整体上告别短缺，卖方市场被买方市场所替代，供大于求成为经济的常态，产能过剩的治理也随之成为产业政策调整的重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继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2010年又继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整体陷入低谷。受此影响，我国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大幅度下降，产能过剩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产能过剩的测度方法

所谓产能过剩（Excess Capacity或Surplus Capacity），是指实际产出数量小于设备满负荷利用时的潜在生产能力而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衡量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及产能过剩的程度，该指标等于实际产出与潜在产能之比。美联储每月公布一次上个月的产能利用率数据，每年的3月做年度修改。美联储的产能指数覆盖北美行业分类系统（NAICS）三位数和四位数行业的89个细分行业，包括71个制造业、16个采矿业和两个公用事业，同时又划分成耐用品制造业、非耐用品制造业、全部制造业、采矿业和公用事业等若干组。造纸、工业化学、石油精炼、汽车等制造业以及电力、采矿等物理单元统计的产能数据，来源于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和能源部能源信息局（Department of Energy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等政府来源和贸易来源（约占全部工业产能的25%）；对于物质产品数据不可得的制造产业（略低于全部工业产能的70%），产能指数是基于统计局的工厂产能季度调查（Bureau of the Censuss Quarterly Survey of Plant Capacity，QSPC）；一些缺乏可利用数据的采矿和石油产业，产能基于产量最高点的趋势（大约占全部工业产能的5%）。

由于我国对产能数据缺乏系统和定期的调查，因此，很难直接用产能利用率指标衡量产能过剩的状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寻找一些替代性指标。尽管《中国统计年鉴》每年都公布该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主要工业产品新增生产能力数据，但本年新增生产能力是指“在本年度内按照新增生产能力的计算条件和标准，实际建成投入生产或交付使用的生产能力”，由于每年还有旧的生产能力退出，特别是国家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旧产能减少的规模可能非常可观，因此无法利用新增生产能力来准确衡量每年生产能力的绝对增加量。在本文中，对于全部工业/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我们用全部工业/制造业固定资产净值及其相对于产出（用工业增加值或工业总产值衡量）、工业用电量的变化近似地衡量。固定资产净值是能够用于生产的厂房、设备和工具等固定资产的价值量形式，能够近似代表设备的潜在生产能力；工业增加值或工业总产值是产出的价值量形式，能够代表实际产出的数量；在电力消费弹性和产业结构不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工业用电量能够近似反映产出的多少。

李克强总理2007年任职辽宁省委书记时，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辽宁省的经济状况。2010年末，英国Economist杂志将这三个指标组合起来构建了一个衡量中国经济状况的指数，并称之为“克强指数”（Keqiang index），其中耗电量权重占40%。该指数与GDP走势总体一致，但波动更为剧烈。2008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工业增加值的数据，由于工业增加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增加值率）在1998—2007年间（除2004年外）都稳定在29%上下0.3—0.8个百分点之间，因此本文采用工业总产值衡量工业的产出情况。工业总产值与固定资产净值都要调整为不变价。基年价格工业总产值=当年价工业总产值/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基年=100）。基年价固定资产净值参考陈勇和唐朱昌[1]与李小平和卢现祥 [2]的方法：k（t）=k（0）+∑（Δk（t）/p（t））。其中，k（t）为t年调整为基年价格后的固定资产净值，k（0）为基年的固定资产净值；Δk（t）为t年固定资产净值增加量，用相邻两年固定资产净值的差表示；p（t）为基年=100的t年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于具体工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一是可以利用国家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的调查数据（尽管是不定期的，且覆盖的行业或产品非常有限），二是由于产能过剩意味着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开工率低、生产设备和人员闲置，会造成企业利润减少、库存增加，因此可以利用利润总额增减、亏损面、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速和存货增速等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近似的衡量。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产能过剩的新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后，受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我国工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大幅度下降，与危机前相比，当前的产能过剩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1.从潜在、阶段性过剩转变为实际和长期性过剩

衡量产能过剩的产能利用率指标是产出与生产能力之比，生产能力应当是在正常生产条件下设备满负荷利用时所能达到的潜在产能或经济中业已形成的产能。我国行业主管部门以及研究者在判断产能过剩时，常常把未来产能（在建和拟建产能）纳入总的生产能力之中，将“既有产能+在建、拟建产能”与未来的市场需求进行比较来判断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由于未来的市场需求很难准确预测，所以据此做出的产能过剩判断往往是不准确的。也就是说，从当前看未来似乎存在产能过剩的可能，但实际上产能过剩并不一定会发生，这一点在钢铁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国务院2003年发布的《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3]103号）认为，“到2003年底，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将达到2.5亿吨，目前在建能力约0.8亿吨，预计到2005年底将形成3.3亿吨钢铁生产能力，已大大超过2005年市场预期需求”，“对于当前出现得盲目发展现象，如不加以引导和调控，将导致一些品种产量严重过剩和市场过度竞争”，并提出“国家和各地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炼铁厂、炼钢厂项目”；国务院2009年发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钢铁总产量应恢复到合理水平，“到2011年，粗钢产量5亿吨左右，表观消费量4.5亿吨左右。”但实际上，我国钢铁产量在2005年已经达到3.8亿吨，超过《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预测的3.3亿吨产能，同时行业产品销售率达到98.0%，并未出现预料中的产能过剩，投资和产能扩张也并未因该政策的出台而停止；2011年粗钢产量达到6.9亿吨，行业产品销售率98.6%，产量和表观消费量均大大超过《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预测。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这一时期，产能的阶段性过剩可能存在，但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快、需求旺盛，阶段性的过剩产能很快就被需求的快速扩张所消化。

2008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之前阶段性的、潜在的产能过剩转变为实际的和长期的过剩。从图1可以看到，1999—2006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增速与工业总产值增速的变动基本保持一致，二者相关系数高达0.8，后者的增速比前者增速高5—15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速度由上一年的14.8%增长到19.0%，而工业总产值的增速却由24.1%下降到17.1%，工业总产值增速低于固定资产净值增速近2个百分点；2009年固定资产净值增速尽管下降到16.1%，但由于工业总产值增速也下降到14.3%，前者仍高于后者近2个百分点。2010年工业恢复增长，增速提高到20.8%，而固定资产净值增速继续下降到15.2%，前者超过后者5.6个百分点，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但2011年由于工业增速再一次大幅度下降，固定资产净值增速高于工业总产值增速的情况也再次出现。2008—2011年间固定资产净值和工业总产值增速的相对变化很可能意味着分别在2008—2009年和2011年出现两次产能利用率的显著下降。工业电力消费量与固定资产净值的相对变化表现的更为明显。从图2可以看到，2007年之前，固定资产净值增速与电力消费增速的差距较小，变化的一致性较高，但是2008年在固定资产净值增速提高的同时，电力消费的增速比2007年下降近13个百分点，两者相差达到近16个百分点，2009年两者差距仍达11个百分点，表明工业企业明显开工不足，产能利用率显著下降。

等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工业的资本生产率（资本产出比的倒数）呈现上升趋势，而且轻工业的资本生产率相对于重工业提升更快。我们采用工业总产值与固定资产净值之比衡量产能利用率的情况，从本文的研究目的出发，下文均简称为“产出资本比”。在图3中，1998—2007年间我国工业的产出资本比不断提高，与上述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如果产出资本比出现下降，则可以认为是产能利用率出现了下降。

虽然产出资本比下降可以认为产能利用率出现下降，但产出资本比上升并不能判断产能利用率是否提高。该比值从1998年的1.5逐年提高，到2007年达到3.0，但是2008—2009年，产出资本比连续下降，说明生产能力未获得充分的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7月发布的《2012年第四条款磋商工作人员报告》反映出的产能过剩情况更为严重，该报告显示，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产能利用率稍低于80%，由于持续地接近国内生产总值50%的投资，给经济体造成大量过剩产能，产能利用率如今已降至60%左右。美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即使在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2009年仍有66.8%，目前保持在78%以上。相比之下可见我国的产能过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2012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示，化解产能过剩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点。

表1显示了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与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利润总额增减、亏损面、亏损总额增减和存货增长率等指标。从中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两个行业出现了两次利润减少、亏损额提高、亏损面扩大和存货增加的情况，一次出现在2008年，一次出现在2011年初至2012年初之间，并且呈现出一定的次序变动规律：存货最先出现增加，接着是亏损企业亏损额提高，最后是利润减少和亏损面扩大（后两者基本同步）。到2012年底，这两个行业仍然处于“利润总额大幅度减少、亏损面保持高位、亏损企业亏损额快速增长”的状态，由于存货增加出现的比较早，经过一定时期的去库存化，存货增长率有所回落，但总体上仍反映出这两个行业产能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

一些具体行业的调查数据也反映出产能过剩情况的严重。《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抑制平板玻璃产能过快增长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指出，平板玻璃产业“2010年新增平板玻璃生产线34条，新增产能1.3亿重量箱，全国平板玻璃产能已达8.9亿重量箱。2010年平板玻璃产量6.3亿重量箱，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目前各地尚有在建、拟建生产线30余条，待释放产能高达1亿重量箱。” 《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5]指出，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炼钢产能利用率不足75%，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有色金属行业产能利用率65%左右。光伏、风电设备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不到50%，尚德、赛维等光伏龙头企业深陷破产危机。

2.从低端、局部性过剩转变为高端、全局性过剩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于钢铁、水泥、有色、煤化工和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产能过剩的范围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以及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兴高科技产业。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号）指出，“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也十分突出，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样指出，2012年除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和造船等传统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外，氮肥、电石、氯碱、甲醇和塑料等一度热销的化工产品也因为产大于需而销售困难；铜、铝、铅锌冶炼等有色行业生产形势低迷，产能过剩问题凸现，甚至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领域的产品也出现产能过剩，大型锻件也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隐忧。国际金融危机前产能显著过剩的主要是低端产品，而国际金融危机后高端产品也出现过剩，甚至出现同一产业内部高端产品卖不过低端产品的情况。以钢铁产业为例，提高产品质量、优化品种结构一直是钢铁产业政策所倡导的，板材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国际金融危机后拉动我国经济最直接、最有效的是投资，而建筑领域以长材消费为主，这就造成建筑用钢材销售红火，而技术含量较高的热轧板材需求不足，价格一度低于螺纹钢；同时由于大中型钢铁企业的产品以板材为主，而中小企业的产品以长材为主，造成技术水平较高的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反而低于中小企业。

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我们计算了2002—2011年间38个两位数工业行业（不包括“其他采矿业”）的产出资本比，从表2可以看到，在2007年之前，几乎所有行业的产出资本比都持续提高，说明产能过剩在38个两位数工业行业表现的并不明显，可能只是一种在细分行业出现的局部现象。但是在2008年和2009年，38个工业行业中的大多数都出现了产出资本比的下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等产业2011年的产出资本比仍然没有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产出资本比在2008或2009年出现下降的行业以及2011年仍处于危机前水平的行业多数属于重化工业行业。与2002—2007年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数量明显增加，产能过剩成为一种全局性的现象。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既有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深层次体制性原因，又是周期性原因和结构性原因叠加的结果。

1.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

体制性原因是造成我国产能过剩深层次的也是有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当前的官员考核与晋升机制使得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发展经济的动力。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过强，拼资源、抢资金和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一致目标，甚至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产业趋同严重，产能扩张难以抑制。我国的土地、自然资源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定价机制不合理，一方面整个国家层面的价格体系仍然压低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为了争夺投资给予工业项目大量的优惠，比如对工业用地采用政府协议低价甚至零地价转让，给予企业研发补贴、税收减免、优惠电价，甚至放松环境监管。江飞涛等[6]指出，这些要素价格的扭曲不但使得大量技术水平低、工艺落后的企业能够生存下去，而且政府的补贴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过度地投资产能，造成行业产能过剩。

2.产能过剩的周期性原因

周劲和付保宗[7]提出，周期性产能过剩是随着宏观经济波动而在经济的衰退期形成的产能过剩。2002年开始，我国进入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2002—2007年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在20%以上。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快，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均比较旺盛，产能过剩的问题并不明显。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形成了产能的快速扩张，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都陷入衰退，市场需求大幅度萎缩。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08年的9.6%，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9.2%，这是1990年以来GDP增速的最大跌幅，2009年工业增速也比2007年低6.2个百分点。作为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欧美发达国家的衰退尤为严重，经济增速至今仍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我国制成品已在国际市场中占有较高份额，2011年我国制成品出口额占世界的15.4%，机械和运输设备占到15.7%（其中办公和通讯设备占到29.6%），纺织、服装分别占到32.2%和37.3%。如此高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使出口很难再有大幅度增长。同时，面对经济衰退，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商品出口的困难。例如，国外市场萎缩兼之美国、欧盟先后对我国光伏电池及组件进行“双反”调查和制裁，造成高度依赖国外市场的光伏产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2008年我国出口增长速度仅为7.3%，远低于危机前30%左右的增速，2009年则出现深度的负增长（-18.3%），在2010年恢复性的增长后，2011年出口增速又回落至15.2%。

图41998—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数据计算。

从国内需求来看，消费和投资分别在2009年与2011年的产能过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表3所示。在不考虑价格变化影响的前提下，2009年，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出与农村家庭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出增速分别从12.5%和13.6%下降到9.1%；由于国家推出的4万亿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计划，2009和2010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在与危机前接近甚至更快的水平。到2011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由于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结束，投资需求大幅度下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3.8%下降到12.0%，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从23.5%下降到16.8%，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从21.3%下降到5.6%。由于2010年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在较高水平形成了大量产能，随着2010年投资增速下降从而对投资品需求的减少，造成投资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下降。

3.产能过剩的结构性原因

与周期性原因相比，结构性失衡是造成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的长期性因素。一是投资消费比例失衡。2007年以来，我国消费率一直低于50%，其中居民消费占全部消费的72%—73%之间。由于消费率明显偏低，特别是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乏力，造成经济对投资的依赖过大。2008和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刺激政策虽然使2010年经济增速恢复到10.4%的两位数增长，但是也埋下了产能过剩的隐患。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月度累计同比增速已从2009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12年3月以来的20%水平，其中建筑业投资总额月度累计同比增速已从前两年40%以上下降到20%左右，而2009年以来，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速仅为10%左右。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投资，由于最终消费和出口不振，当投资增速下降时就会使产能过剩凸显。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为主，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同时要进口大量的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等高端产品。如《关于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平板玻璃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出，我国普通浮法平板玻璃严重供大于求，而平板显示、光伏发电等高档品种仍需进口，国内玻璃深加工率不足30%，显著低于世界平均55%的水平。然而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提高很快，2004年劳动力的小时平均成本已经超过印度、印尼和菲律宾，2009年超过泰国和墨西哥。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兼之人民币持续升值、土地和商务成本上涨、环境保护日趋严格，我国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削弱，但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造成大量投资挤压在低端制造领域，形成市场的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三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结构性下降。刘世锦[8]指出，按照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 000美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为30%—40%，我国增速下台阶的窗口期大约在2015年左右。刘世锦等[9]的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大致时间，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在2005年左右，天津、山东、福建和辽宁在2010年左右，中、西部地区省份的增长速度下台阶要到2010年甚至2020年以后。张平[10]认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2年的7.8%，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经济增长减速，2011—2020年我国年增长速度实质性地要降到8%以下。林毅夫等[11]认为，对行业发展前景一致看好的共同预期以及企业间的协调困难是造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多数企业都没有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结构性变化的拐点已经到来。中央政府虽然提出“保增长，调结构”，但显然“保增长”优先于“调结构”，并将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保八”）作为宏观经济的目标。由于政府和企业对未来经济增速预期的偏差，导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用力过猛，造成投资规模超过未来市场的需求，成为当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四、治理产能过剩的产业政策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严峻的产能过剩形势，国务院以及有关部委密集出台了以《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号）为代表的一系列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这些政策仍然偏重行政性的强制手段，依靠市场机制对产能过剩发挥调节作用的措施较少，并且缺少必要的实施细则，实施主体不清、责任人不明，使实际操作中的效果大打折扣。我们认为，治理产能过剩，根本上还是要转变单纯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政绩观、理顺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体制，使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针对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产业政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建立产能利用率定期发布制度。学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承担建立我国产能利用率定期发布制度的职能，按月定期发布主要工业行业产能、产量和产能利用率数据，以此作为一种市场信号，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产能利用率数据初期可依托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逐步扩大到重点工业企业，最终可覆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第二，优化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以生产规模作为淘汰落后产能的主要标准造成落后产能企业将改建、扩建作为应对之策，在落后产能淘汰的同时形成产能的增加，可能加剧产能过剩。李晓华[12]提出，治理产能过剩一方面要摒弃“唯规模论”，将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产品质量而不是装备规模作为市场准入和淘汰落后产能的主要标准；另一方面更要利用经济下行和产能过剩的契机，让市场机制将不具备竞争力的落后产能淘汰出局。

第三，提高制造业的精致化水平。我国一些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在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同时仍然大量进口国外产品，其根本原因在于产品的精致化程度不高，市场竞争力较差。解决此类行业产能过剩的关键就是要提高精致生产的水平，通过实施“对标”战略，将传统产业做强做精，提升产品的档次和附加价值，培育一大批能够占据产业高地的隐形冠军，在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实现对进口关键零部件、先进装备等产品的国内替代。

第四，鼓励过剩产能向国外转移。向国外转移过剩生产能力，一是可以规避贸易壁垒、减轻贸易摩擦，二是可以使因国内成本上涨而丧失竞争力的企业持续发展，三是可以通过在海外建厂所需资本品的出口消化国内相关产业的过剩产能。因此，应在项目审批、外汇使用和出口关税等方面提供支持，鼓励那些在国内丧失竞争力、贸易摩擦严重以及对投资品需求规模大的产能过剩产业的企业向国外进行直接投资。

第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光伏、风电等产业出现的产能过剩是产业发展初期的不成熟性（价格高、质量不稳定）与全球性经济衰退叠加的结果。应通过加大应用示范性项目建设、政府采购、消费品对消费者的直接补贴以及投资品对企业用户的国产首台（套）装备风险补偿等措施，在消化过剩产能的同时，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也能使产业的核心能力得到保护和延续。参考文献：

[1]陈勇，唐朱昌.中国工业的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1985—2003[J].经济研究，2006，（9）：50-61.

[2]李小平，卢现祥.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变动和生产率增长[J].世界经济，2007，（5）：52-64.

[3]Vandena， F.K.， Jefferson，G.H. Technology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8，36（4）：658-672.

[4]陈诗一.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1980—2008[J].经济学季刊，2011，10（3）：735-776.

[5]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EB/OL].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5057/n11298508/14806715.html.

[6]江飞涛，耿强，吕大国，李晓萍.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2，（6）：44-56.

[7]周劲，付保宗.我国工业领域产能过剩的表现特征及政策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11，（13）：36-38.

[8]刘世锦.增长速度下台阶与发展方式转变[J].经济学动态，2011，（5）：3-9.

[9]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64-172.

[10]张平.“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宏观政策和制度机制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2，（10）：3-9.

[11]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经济研究，2010，（10）：4-19.

[12]李晓华.产业转型升级中落后产能淘汰问题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2，（5）：12-18.

（责任编辑：巴红静）

作者：李晓华

产能过剩宏观经济论文篇2：

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分析

摘要：虽然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现象，但对比其他国家情况，中国的产能过剩却呈现出程度更为严重、行业更为广泛、长期性和反复性、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等特点。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中国的产能形成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与投资企业在招商项目市场中的匹配行为，只有当市场参与者对项目投产的贡献与其项目收益分配比例一致时，行业产能才是最优的。特别地，当政府的收益分配比例超过其对项目匹配的贡献强度时，行业产能就会出现相对过剩。所以，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特别是同时完善和规范政府、企业两方面行为方式才能逐步实现匹配双方的贡献与收益相对等。

关键词：产能过剩;一般性原因;项目匹配;贡献与收益比例

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顽疾”。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和不同表现形式的产能过剩问题反复出现，而且对经济健康的危害越来越突出。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特别是近期大有“猛药去沉疴”的态势，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因此，只有找到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本原因、阐明其形成机制，才能辨证施治、标本兼治，从而实现药到病除。

一、对中国产能过剩需要更深入的认识

（一）中国产能过剩的特点

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也存在供需不平衡，但总体上中国经济处于全面短缺状态。改革开放特别是城市改革全面启动之后，第一次严重的产能过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服装纺织行业，随后是90年代前半期的家电行业，90年代后半期的煤炭、发电等行业，以及最近一轮的新能源、钢铁等行业。虽然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现象，在世界各国基本都会存在，但对比其他国家的情况，中国的产能过剩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产能过剩程度更为严重。以钢铁行业为例，根据世界钢协的统计，2013年全球范围内钢铁产能达到20亿吨，产能利用率为80%左右，其中中国产能约10亿吨，占到全球产能的50%，但整体利用率却不到75%。

第二，中国产能过剩行业更为广泛。根据《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的相关数据，当时中国制造业平均有近30%的产能闲置，约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5%。除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传统行业外，光伏、风电设备等新兴行业也出现严重的产能利用率不足，甚至汽车、机械等高端产业也被国务院列入产能过剩行业。

第三，中国产能过剩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的特点。中国不少行业的产能过剩呈现长期性的特点，或是每轮周期反复出现，或是长期持续，从行业产业链部分环节向整个行业蔓延。比如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目前过剩产品已经蔓延到全国各个主要市场，涉及绝大部分钢材品种。而且，每当去产能取得一定成果后，一些过剩产能就会悄然死灰复燃，甚至报复性反弹。

第四，中国产能过剩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发达国家不少企业储备部分过剩产能是为了维持其市场地位，因而对企业经营影响不大。而中国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则大面积出现产品滞销，现金流枯竭，相当一部分是资不抵债而尚未进入破产程序的“僵尸企业”。大范围的企业经营困难，使得金融系统和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风险都比较高。

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重视中国产能过剩特殊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一般性，在治理政策上也不能忽视这些一般性原因的影响。

（二）产能过剩的一般性原因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从一般性的产能过剩形成来讲，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宏观周期因素。从经济周期来看，由于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正常规模的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在经济衰退期表现为暂时的过剩[1]（P31）。实际上，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产能过剩已具全球化特性，成为世界性难题，而且多数国家过剩的领域也具有共性。不过，通常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周期性产能过剩，会随着经济繁荣而缓解，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危害并不十分突出。

第二，企业策略性行为。从产业组织角度来讲，建立过量产能是企业在寡头竞争中的策略性行为，是在位企业对潜在进入者的可置信威胁或进入壁垒，企业保有一定的过剩产能可以应对市场多变的经济环境[2]（P39）。

第三，市場协调问题。企业动态理论认为，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过程面临不确定性，而过度自信会导致它们倾向于提供高于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3]（P75）。在此基础上，林毅夫等人提出“潮涌”理论，认为赶超型国家通常对行业发展前景会形成社会共识，引发投资的“潮涌”现象，进而导致产能过剩[4]（P128）[5]（P6）。

第四，进入壁垒问题。产能增加的技术层面的原因是进入壁垒少，技术难度不大。过剩产业一般是资本密集型，而不是技术密集型。投资容易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资本不断进入，且关停成本高不易退出。张军等人以自由进入的企业数量可能会大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况下的企业数量（即过度进入定理）解释过度竞争或产能过剩[6]（P22）。

第五，环境保护成本问题。当企业生产具有环境外部性的时候，如果环保成本未纳入私人成本，导致企业生产规模超过社会最优的生产规模，这是典型的市场失灵的表现。由于环境污染监管一直存在难题，而且环境政策制定者往往并没有按照最优条件进行政策设计，因而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的行业容易形成过剩产能。

以上市场供求、经济周期、产业组织等方面的原因，是导致一般性产能过剩的常见原因，也是中国产能过剩的部分原因。但是，由于中国产能过剩的特殊性，这些原因并不足以解释它的全部。例如，产业组织观点认为只有具有市场地位的大企业才会形成过剩产能，而企业动态观点仅能解释新兴行业的潮涌现象，无法解释中国已经存在产能过剩的产业仍不断有新增投资的现象。此外，这些理论所预测的产能过剩程度十分有限，远小于中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实际程度和持续强度。

二、政府互动是中国产能过剩的关键

虽然各国都采用各种政策来干预经济，但由于中国经济转轨的特点，政府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非常突出和独特。在各地区之间竞争和GDP增长诉求的驱动下，地方政府通常采用各种补贴、优惠，甚至市场分割等方式招商引资，对于产能过剩的形成有很大作用。

（一）中国政府干预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中，仍然存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问题，特别是预算软约束导致的数量扩张倾向，容易产生产能过剩的冲动[7]（P13）[8]（P3-5）。中国增长的关键动力是地方经济的增长竞争和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地方官员为发展本地经济积极招商引资并主动为当地企业向上级政府要优惠政策。而在区域竞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GDP和就业等目标，利用市场分割和要素扭曲等方式来干预企业行为，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9]（P34）[10]（P46）[11]（P127）。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影响产业发展的途径主要是产业政策，其中关键是行政审批和优惠政策。

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政府的判断和选择来代替市场机制，以政府对于产品、技术和工艺的选择，来代替市场竞争过程中对于产品、技术和工艺的选择;以政府对市场供需状况的判断以及控制供给来代替市场的协调机制[12]（P27-28）。对特定行业、企业的选择性扶持虽然在短期可以实现重点行业的振兴，但从长期来看却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导致资源在某些行业或企业的过度集中，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往往会带来产能过剩等问题。例如，在财政收入、就业等地方利益的推动下，资源所在地政府对稀土产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纷纷提出稀土产业发展规划，严格控制稀土矿权和矿产品流通，从而带来大量的重复建设，加剧稀土初级产品的产能过剩。

政策部门以其自身对市场供需状况的判断以及对未来供需形势变化的预测来判断某个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行业产能投资控制目标和措施，这实际上是以政策部门的判断和控制来代替市场协调机制。实施这样的产业政策，需要关于生产成本、消费者偏好、开发新产品及实现技术创新的完全知识，而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市场竞争过程的展开而逐渐显示和暴露出来，在市场过程产生这些信息之前是无法获取它的。同时，这些知识具有主观性、私人性和分散性，且伴随着默示的及与特定时空有关的知识，是无法进行汇总的知识，政策制定部门无法利用这些知识进行有意义的统计并据此进行正确的经济计算和预测[13]（P54）。

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行政审批是核心机制，是政府影响产业发展的“牛鼻子”。设置了审批就可以把相应的权力转移到了政府手中，选择什么企业、什么项目进入市场，对个体企业选择鼓励还是限制发展，对个别项目选择是否严格落实环保、安检等都是行政审批带来的自由裁量权。中国地方政府的审批，与其说是筛选合格的企业进入，不如说是代替市场决定企业是否可以进入，是政府代替市场配置资源和选择产业及企业。通过审批地方政府可以布局行业规模、企业多寡、企业性质构成，甚至单个企业或项目的产量。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政府的微观干预行为并不一定是“行政审批”，但其本质上都是政府利用行政权力管制企业的行为，都需要严格的审批程序才能定夺。例如，陶然等发现1999-2003年中国土地出让的85%以上采用了政府“包办”的低价协议方式，招拍挂市场方式仅占约一成[14]（P22）。

中国实施的是偏向资方和企业的特惠制度，地方政府往往利用行政审批来服务于企业和本地经济，“包办审批”“强制许可”“特事特办”“现场办公”等现象屡见不鲜。依法许可、审批服务成了地方政府实现政治抱负的撒手锏和挡箭牌。为纠正市场失灵而作出的政府干预——行政审批，理论上来说可以控制企业进入数量[15]（P22）。事实上，在一些重要行业，企业的进入需要严格的政府审批，但产能过剩依然严峻。

地方政府掌握了产能审批的实质权力。由于管制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在管制执行上掌握的信息要明显少于地方政府掌握的信息。除中央直接进行行政审批外，中央政府对产能过剩制定的管制措施基本都需由地方政府配合执行。尽管中央政府上收了产能过剩行业新建产能项目的审批权，但新建产能项目的其他手续均需由地方政府办理（如工商、税务、环保等），新进入的企业也需要与地方政府洽谈相关的落户条件（如土地供应、水电配套基础设施等），地方政府掌握了项目是否能落地的实质权力。因而作为管制实际执行者的地方政府掌握了全部管制执行方面的信息，而作为管制政策制定者的中央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对全国每个地区的管制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其所掌握的信息弱于地方政府。现实中大量未经中央政府审批的新建项目违规开工恰可以说明这点。

在通过行政审批等选择性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通常進一步采用补贴政策来“帮助”所选择的产业或企业发展。这种补贴将会严重地扭曲企业的产能投资行为和竞争行为，而成本外部化必然会导致厂商生产超过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产量。地区之间愈演愈烈的对于投资的补贴性竞争成为导致产能过剩最为主要的原因[15]（P20）。地方政府的大量优惠政策一方面给投资企业带来了大量补贴性收益，另一方面使企业能以较少的投资撬动大的投资项目，并将投资风险转嫁给银行和社会。事实上，大量补贴政策正是刺激产能走向过剩的重要原因。利用财政资金降低了企业成本，使之低于社会成本，导致企业最优的产量超过了社会最优水平，出现过剩产能。

广泛的地区补贴性竞争还会为低效率的企业生存甚至发展提供空间，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难以充分发挥，导致产业（甚至整个经济）的配置效率低下;广泛的地区补贴性竞争还会诱发企业的寻租行为，诱使企业将更多的精力和投入放在寻求地方政府的补贴和优惠政策上，而不是把更多的投入放在研究开发、技术工艺的改造升级以及市场开拓上，会对产业的动态效率产生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并进而导致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依赖以政府补贴和低污染排放标准所带来的所谓低成本竞争力。同时，政府兜底降低了企业决策的敏感性，在行业中存在着一种期待感，即认为一旦生产过剩、利润率急剧减少而使整个行业陷入困境时，政府就会“行政指导”给予救济。从经济学上讲，退出障碍是企业进入时必须考虑的一种风险成本，退出壁垒越高企业进入时的风险成本越高，也是一种进入壁垒。然而，政府对“僵尸企业”的关爱，提高其保留收益，退出风险大大降低，间接降低了进入壁垒，导致部分企业明明知道行业产能已经过剩且利润较低仍然要进入。

（二）特殊的产能过剩形成机制

虽然以上分析说明了地方竞争和政府干预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很大，却没有进一步挖掘产能过剩形成的具体机制。具体来说，从国有产权的视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某些高国有企业比重行业产能过剩更为突出，但却不能解释部分行业非国有企业产能过剩也很显著的事实，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普遍短缺和当前某些强计划行业的供给不足问题。而地方政府干预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的投资补贴和由此导致的产能过剩具有行业选择性，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产能过剩没有随着地方市场分割的弱化而减弱。因此，中国产能过剩还需要进一步的机制分析。

纵观中国产能过剩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和不同行业的表现，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产能过剩表现最为突出的既不是计划程度非常高的地区和行业，也不是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地区和行业，而是那些处于“不完全的市场化状态”的地区和行业。在这些领域中，地方政府和市场中的企业都对行业发展非常重要，也都从行业发展中获得巨大收益。例如，纺织和家电行业是最早开始市场化的行业，在它们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都是地方经济的“主导产业”，也存在严重的计划色彩，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这些行业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严重产能过剩。再如本轮表现最为突出的钢铁行业，在1978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大幅度的市场化改革，也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而就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不够彻底的市场化后就开始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呈现出渐进式特征，钢铁、电解铝这类被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本密集型传统竞争性行业市场化进程滞后，政府保留了大量行政干预，意图保持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中的“较强影响力”。这些半市场化阶段的行业，往往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基于这一观察，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和企业互动是分析中国产能过剩成因的关键。概括地说，中国的大部分产能形成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与投资企业在招商项目市场中的匹配行为，政府或企业对产能形成的贡献和从中得到的收益-份额对称性的差异，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和不同行业形成不同的产能状况。

值得强调的是，以上分析表明，即使双方市场都是竞争性的也不能自动满足双方都符合边际收益等于边际贡献的原则，因而现实中实际产能状况就往往偏离社会最优。其背后的经济学直觉在于：在分散經济中，尽管供需双方都是竞争性的，但整个项目市场并不是完美的，政府和企业行为都具有外部性。以招商方为例，某地方政府多建立一个招商园区会增加企业的投资成功机会，对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性，但同时也会降低其他地方政府成功招商的概率，对其他地方政府会产生负外部性。因而，分散经济中的均衡项目匹配数量既可能多于也可能少于社会最优匹配数量，并不能保证实现社会福利帕累托最优化。

从理论上讲，只有当市场参与者对项目投产的贡献与其项目收益分配比例一致时，行业产能才是最优的[16]（P68）。其经济学含义与其他市场的社会最优决定原则类似，都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贡献。但与单一决策者市场不同的是，项目匹配市场，要求双方行为同时符合这一原则。因为一旦一方偏离此原则，另一方也必然偏离。

特别地，当政府的收益分配比例超过其对项目匹配的贡献强度时，行业产能就会出现相对过剩。其原因在于：如果政府在匹配剩余分配博弈中的谈判能力超过其在项目匹配中的贡献强度，亦即企业的收益分配比例小于其对项目匹配的贡献强度，某个地方政府增加园区建设对企业的正外部性相对较小但对其他地方政府的负外部性相对较大，因而其他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对企业投资的吸引力也需要大幅度增加园区建设;但某一企业增加项目投资对其他企业的负外部性相对较小而对地方政府的正外部性相对较大，因而其他企业增加投资的反应不会太大但地方政府有强烈增加项目供给的意愿。这就将导致均衡结果倾向于增加项目匹配数量，而超过社会最优数量。反之情况类似，但会形成产能不足。

三、化解中国产能过剩的途径

中国的政企互动之所以重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现实决定的，一方面它需要经济体制处于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过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对地区经济具有很强干预动机和能力。因而，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特别是同时完善和规范政府、企业两方面行为方式才能逐步实现匹配双方贡献与收益比例相同，实现社会最优产能状况。

（一）减少政策依赖，回归市场调节

产能指的是生产能力，本身是一种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从历史视角看，产能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集中体现，并在国际上具有较大比较优势。当前问题的核心不是“产能”，是“过剩”，不是要打压产能，让能力退化，而是通过产品质量升级和结构转型，寻求市场出路。政策部门以“市场失灵”为依据，将对投资和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作为治理政策的核心，通过产业调整政策来去产能，只能是南辕北辙，必须尽快积极调整。

第一，要弱化“去产能”的政策依赖，回归市场调节。一方面，要淡化“产能过剩”与“去产能”等表述。过多强调“应对产能过剩”，采取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政策难以奏效，将影响政府的声誉及政策的可置信;另一方面，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发现市场潜力、技术创新、分工和市场均衡，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推行竞争性政策。为了避免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一些影响，应当将竞争性原则融入产业政策中，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统一，由过去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向提高经济基础设施状况、提高全产业创新能力的竞争性和普惠性产业政策过渡。竞争性、普惠性的产业政策保护竞争本身，不对特定竞争者进行差别对待，不因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转移。

（二）强化官员的晋升和问责机制，推动绿色发展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产能过剩实质上是产业结构或产出结构的问题，并且因其高耗能、高污染而与绿色发展相违背。更重要的是，政府非但没有在其中有所建树，反而是推波助澜的“罪魁祸首”。所以，对于产能过剩问题，政府宏观调控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首要任务就是理顺政府和扭转政府的作为方式，即通过晋升和问责机制来规制政府主动推动绿色发展。这对于“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至关重要。

第一，通过晋升和问责机制引导官员行为，才是激励相容的，才会是主动的和持久的。制度可以通过意义的构建和完善来规范政治行为。一方面，晋升机制是官员行为的“指挥棒”，变革政府在过剩产能中的不当干预必须从官员考核机制入手。因此，官员考核不仅要GDP，还要有质量的GDP，更加侧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绿色发展。要加强环境考核，把绿色发展作为官员考核的基本内容。同时，要让当地百姓有一定的考核权重而非仅依靠组织部门的考核;另一方面，晋升只是诱导，而对于有悖于调结构和绿色发展的官员还要强化问责。官员的重大决策要终身负责，加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第二，将环保、安全等纳入官员晋升考核，激励官员对此进行公正严格审批。中央政府通过将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改善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范围，将使地方政府的竞争从追求财政收入增长、投资扩张等纯经济目标，转向追求经济与社会目标并重。以往地方政府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在环境、社会矛盾的倒逼下被动进行的，积极性不高，常常处于应付突发事件的阶段。在此考核激励下，政府部门会更积极地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一方面地方政府将会积极对现有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对新的招商引资项目，也会提高引进资本的环境标准。

第三，持之以恒宣传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理论上讲，制度创新短期未必成功，但因为起到宣传教育作用和获得社会支持，长期坚持往往会成功。组织再造从短期来看是失败的，但从长期来看却往往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坚持不懈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其原因之一，在于对组织再造进行深入广泛讨论实际上起到了社会宣传教育作用，使得潜在的变革获得更多信任和支持。

（三）简政放权，加强审批改革

审批改革是破除地方政府为了晋升而盲目扩大产能的“釜底抽薪”之举，可以通过为市场机制松绑而起到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地方官员为了晋升而推动经济发展，会过度引入企业或项目进入部分行业。那么，反过来说，取消审批事项的审批改革，将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政府即便有晋升冲动也因为失去了审批这个“抓手”而难以干预企业，由此产能过剩将得以缓解甚至消除。从当前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应当着重进行以下方面的努力。

第一，权衡发展和改革，严控增量。务必充分认识到，“改革雖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的道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强化社会各界对“去产能”的认同和信心。这要求我们做好顶层设计，协调好宏观调控政策与改革的关系，在短期的调控政策中贯彻落实长期的改革意志。在应对危机时对刺激经济政策加以区分，避免投资流入已过剩行业;并在产业调整和升级中根据自身禀赋特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培育更多适宜的新兴行业和经济增长点，以此应对产能过剩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的挑战。

第二，从审批入手规范政府行为，把市场从审批经济中解放出来。审批改革是破除地方政府为了晋升而盲目扩大产能的“釜底抽薪”之举，可以通过为市场机制松绑而起到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要大力度地取消或下放审批事项，制定审批清单和负面清单。转变、创新政府的干预方式，由直接干预企业投资行为，转变为间接地引导，使企业掌握更准确的市场信息，更好地结合市场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策略，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

第三，加强事后监督。在经济领域，行政审批成为政府配置资源的核心手段。用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用政府决策代替市场博弈，就会导致许多企业只要通过了行政审批环节，接下来就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面对创新性事物，制度有惯性或惰性。制度创新更难，也更为必要。政治行为是混乱复杂的，结果也是不确定的。而制度的作用恰恰在于，它能够通过规则来减少这些不确定性，并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因此，建议由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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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use Analysis of China’s Overcapacity of Production

WU Li-xuea，LIU Chengb

（a.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b.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CASS，Beijing 100836，China）

作者：吴利学刘诚

产能过剩宏观经济论文篇3：

现阶段我国钢铁、水泥行业产能“伪过剩”刍议

摘要：目前，各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钢铁、水泥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这是因为：以产能利用率为指标评价产能过剩状况，其科学性需要商讨；当前我国钢铁、水泥行业的产能过剩具有阶段性、结构性、区域性和相对性等几个特征；基于我国现存的巨大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将有效释放过剩产能的判断，得出我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是伪过剩。在此基础上，立足发挥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双重作用，从控制新增、消化现存、淘汰落后等几方面提出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特征；潜在需求；化解

The Discussion of Capacity “Pseudosurplus” in Steel and Cement Industry of ChinaTANG Xingh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1引言

近年来，产能过剩问题引起我国学术界、舆论界和政策部门等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成为讨论我国宏观经济的焦点之一[1]。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当前我国包括钢铁、水泥在内的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过低[2]，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我国经济结构不协调的矛盾更加突出，成为我国经济健康运行、发展方式转变不可忽视的障碍[3]。笔者认为，我国产能严重过剩的观点值得商榷。

2以产能利用率指标判断产能过剩需要探讨

产能过剩是指成本最低产量与长期均衡的实际产量之差，一般把产能利用率作为测度产能过剩的重要指标

[4]。产能利用率是指可用生产能力中被利用的比例。产能利用率如果低于“一定程度”，则认为产能过剩。美国和日本都把以价值量计算的产能利用率较长时间低于78%的状况认定为产能过剩，我国采用实物量计算产能利用率，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低于75%为产能过剩状态。各界以此为据，认为我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3]。笔者认为，以产能利用率作为判断产能过剩的指标需要探讨。

首先，由于经济体制不同，统计体系也不同，统计结果的同质性和适用性必然有差异，用其他国家的统计经验指标分析指导我国经济运行需要慎重，特别是以生产能力超过长期均衡的实际产量“一定程度”来判断产能过剩，这种使用归纳法整理经验材料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规律以及在我国的适用性都需要探讨，而且我国现行统计方法需要优化改进。在此背景下，在由多层次、众多子系统组成、处于动态变化的复杂经济系统中确定的“一定程度”阈值，其准确性也值得商榷。而且，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历史阶段，难免出现一些不符合成熟经济规律、带有突发性和阶段性特征的经济现象，所以统计的产能利用率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产业实际运行状况，依据统计数据所确定的“一定程度”值，其科学性和参考价值更需要慎重对待。

唐兴和：现阶段我国钢铁、水泥行业产能“伪过剩”刍议

Vol.33， No.6预测2014年第6期

其次，产能利用率指标掩盖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各种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并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变化。设计科学的指标可以准确反映区域经济内在规律。从我国以实物量统计产能的现实来看，产能利用率有可能掩盖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反映出经济非均衡发展状态下低度开发区域的发展需求，甚至有可能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例如，仅比较产能利用率值（如表1所示），可以得出2010年、2011年甘肃水泥行业产能过剩严重，而江苏产能利用充分的结论，进而可以从政策视角得出甘肃水泥行业面临抑制过剩产能的严峻形势[5]，而江苏则有增加产能的空间。再分析城镇化率、人均GDP、水泥人均产量三个指标，甘肃均远低于江苏，说明甘肃的发展程度低于江苏，进而说明甘肃对水泥的潜在需求量远大于江苏（城镇化率和水泥人均累积消费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因为对城镇化率和水泥人均累积消费量进行同趋化处理，透过因果关系，可以发现水泥人均累积消费对城镇化率是富有弹性的，计算过程略去），甘肃水泥行业增大产能的必要性远大于江苏，前后两种分析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

再次，在目前以产能利用率作为测度产能过剩指标无可替代的情况下，在使用时要注意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优化。一方面，在研究被利用产能和可用产能之比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分析需求，也就是说，认定产能过剩，必须在纵向对比产能增长速度及总量的同时，还要考虑其对应多大空间范围、多长时间跨度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依据产能利用率判断产能过剩状况并进行宏观调控时，不但要考虑产能的有效数量，还要分析产能的质量，因为相同数量的产能，其效用、层次可能不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都不同。因此，只有对产能进行结构化细分，经过综合因素细分处理，才能使产能利用率既能反映产能数量，又能反映其质量。

目前，我国钢铁、水泥行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体系，针对这一复杂的系统，如果仅仅用产能利用率评价行业产能过剩状况，其适用性和科学性值得商榷，在应用中要根据我国产业发展实际对其进行优化。另外，当前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分析产能利用率必须考虑全球市场因素。

3现阶段我国产能过剩的特点

钢铁、水泥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加快，对钢铁、水泥等工业产品的巨大需求推动了这些行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也使钢铁、水泥成为近年来防治产能过剩的重点行业。同时，由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定阶段、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非均衡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现阶段出现了比较复杂的产能过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3.1阶段性

现阶段我国钢铁、水泥行业产能过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是因为，从宏观角度来看，一方面，受我国所处的工业化中期和新型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的决定，受近年国际经济低迷、发展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增长速度换挡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等因素的叠加影响，我国钢铁、水泥需求量增速放缓，使产能因利用不足而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受我国现行财税体制、“唯GDP”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土地等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投资“动力”，以各种手法“消解”中央的宏观调控，导致钢铁、水泥产能脱离市场需求畸形增长。从微观角度来看，作为市场细胞的钢铁、水泥企业，全国、全球市场视野不强，一定程度上存在短视或者盲视行为，例如在钢铁、水泥产业目前已经出现“拥堵”的情况下，依然对市场看好，为了保证经济好转、需求量增大时及时充分供应，虽然利润空间遭到挤压，但其仍然选择降价而不是减产，也是造成当前我国产能阶段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型不断深化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好转，我国钢铁、水泥消费必将大幅增长，产能过剩的状况一定可以得到缓解，所以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是阶段性的。

3.2结构性

现阶段，我国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产能不足，表现在钢铁行业就是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为代表的先进钢铁产能自我供给能力很低或者供不应求依靠进口（如表2所示）。例如，石油用管市场国产占有率仅60%，冷轧薄板和汽车用钢板市场仅50%，冷轧硅钢片材进口需求旺盛等。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外延式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层次低，核心竞争能力不强；在维持和扩大投资率的过程中，因投资领域局限导致部分行业投资过度，低端制造环节产能快速增长；同时，模仿式的技术追赶导致产业结构灵活性差，不能及时适应需求结构升级要求，导致供需结构失衡，形成了一定程度低水平产能过剩而高水平产能不足的结构性过剩。

3.3区域性

笔者分析了部分省（市、区）2010年、2011年水泥年产能利用率[5]和GDP总量（数据略去）的相关性，2010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232，2011年为0.7319，两者在0.0001的置信水平下高度线性正相关（计算过程略去），即GDP总量越大，产能利用率越高，反之则相反。而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城镇化水平、经济总量等方面各地差异明显，钢铁、水泥的需求效应以及产品销售都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在需求—时间坐标图上表现为不同区域到达需求拐点的时间不同，说明我国各区域所面临的产能过剩压力存在差异，我国的产能过剩具有区域性特征。

3.4相对性

产能过剩可分为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绝对过剩是指供给能力大于被开发得很充分的需求，相对过剩是指供给能力大于尚未充分开发的需求。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说明我国现阶段不可能出现绝对产能过剩。现阶段我国存在着基础设施和内需消费严重不足、出口阻力增大等突出问题，导致当前我国钢铁、水泥现实需求不足，对产能释放形成巨大压力，产生相对过剩。

首先，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近年来虽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相比西方国家的供给水平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交通、住房、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供给严重短缺，特别是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欠账巨大。例如，美国1916年铁路里程达到40.6万km[6]，2012年末铁路营业里程27万km，人均拥有0.86m，而我国2012年末铁路营业里程只有9.8万km，人均拥有量仅0.07m，是美国的1/12。据有关统计，全国仍有8%的行政村不通公路，农村公路中沙石路占70%，缺桥少路的问题比较普遍，还有3亿多人饮水不安全等等[7]。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瓶颈”，也严重制约了对钢铁、水泥等基建产品的需求，抑制了产能的释放，导致产能相对过剩。

其次，消费内需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限制了内部经济循环系统的形成，以廉价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压缩了工资增长空间，居民收入比重持续较低，加之受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制约，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不足，近年还有下降的趋势，使消费品产能释放受抑。据统计，目前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全球平均为61.5%[8]，而我国2011年居民消费率仅34.4%，比全球32个国家的平均消费率（59.3%）低25个百分点，我国2009～2011年平均消费率约34.3%，比美国同期均值（69%）低35个百分点，比印度（67%）低33个百分点（资料来源：根据《2012国家统计年鉴》），比我国2000年（46.7%）和2005年（38.1%）分别低了12和3.8个百分点，严重的消费不足使产能相对过剩。

再次，出口下降使产能过剩加剧。近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减速、新兴市场竞争压力增大，国际贸易摩擦事件不断增多[9]，我国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实施等，都使得我国出口贸易受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产能释放通道。

以上三方面的因素，都使我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表现出明显的相对性特征。

4我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是伪过剩

虽然我国钢铁、水泥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但随着我国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特点的国家发展战略实施，相对于巨大的钢铁、水泥潜在需求，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是伪过剩。

钢铁、水泥作为基建领域截至目前难以替代的重要材料，其消费量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钢铁、水泥消费量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具有显著的内在规律。假设纵轴变量为区域钢铁、水泥消费量，横轴变量为以时间表示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则区域钢铁、水泥消费量变化呈不规则的倒U形（如图1所示）。

图1钢铁、水泥消费量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

如图1所示，钢铁、水泥消费量在区域经济处于前工业化阶段时缓慢上升，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高速上升，在工业化后期阶段继续上升并达到峰值，在后工业化阶段达到饱和，并开始下降直到处于大致均衡状态。

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10]，距离钢铁、水泥消费量达到峰值所处的阶段尚有不小的距离。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可以判断，随着我国工业化和与之相伴生的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钢铁、水泥消费量会继续快速增长直至出现峰值，故我国钢铁、水泥行业存在较大的产能释放空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4.1从城镇化进程及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来分析

以水泥行业为例，美国水泥人均消费量达到峰值（432kg）（括号内为水泥人均消费量峰值，下同）时的城镇化率为76%，法国（566kg）为70.4%，西欧（600～700kg）为97%，日本（715kg）为75%，东欧（650～780kg）为64%，德国（800kg）为80%，韩国（1000kg）为90%，我国台湾（1332kg）为80%。可以看出，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水泥人均消费出现峰值时的城镇化水平不完全相同，但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在城镇化率达到或者超过70%时水泥人均消费出现峰值[11]。按照城镇居住人口统计口径（包括常住城镇但没有城镇户籍人口约1.6亿），我国2012年末城镇化率仅为52.57%，如果按城镇户籍人口统计口径，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5.29%，这样的城镇化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泥人均消费达到峰值时的城镇化水平，而且低于当前发达国家平均城镇化水平（80%）。我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要达到70%[12]（城镇人口统计口径为城镇户籍人口，下同）的城镇化率，将会驱动巨大的钢铁、水泥及其他行业投资和消费需求，而钢铁和水泥为互补品，消费具有关联效应，钢铁（水泥）消费增长必然带动水泥（钢铁）消费按一定比例增长。从投资看，每新增1个城镇人口会引致至少10万元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固定资产投资，则城镇化率提高到70%将新增城镇人口约4亿（总人口以2012年末13.54亿计），总计能够增加40万亿的投资需求。同时，从消费看，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约为3.3∶1，随着农村居民市民化，会大比例地拉动消费增长，也必然驱动消费品投资大幅增长。

因此，随着以“集约、智能、低碳、绿色”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必然会释放出大规模的需求潜能，同时必将有效化解钢铁、水泥过剩产能。

4.2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分析

我国正处在钢铁、水泥消费量快速上升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如图1所示），要在2021年左右实现工业化

[13]，将需要巨大的钢铁、水泥消费支撑，必将快速释放大量的钢铁、水泥产能。

4.3从生产角度来分析

以钢铁行业为例，根据发达国家发展历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钢铁人均产量变化呈现不规则的倒U形（形状如图1所示，纵轴、横轴表示的变量分别为钢铁人均产量和以时间表示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从实证来看，美国等五个发达国家（见表3）工业化进程中钢铁人均产量峰值平均为734kg，而我国2011年、2012年钢铁人均产量分别仅为508kg、529kg，远低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峰值，意味着我国钢铁人均产量存在较大提高空间，说明我国钢铁行业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距离达到成熟期还有不小的距离，也意味着我国存在巨大的钢铁产能释放空间。另一方面，参考表3中美国等五个发达国家钢铁人均产量峰值平均值734kg，我国2012年末钢铁产量峰值应该为9.94亿t，而我国2012年钢铁产能约10亿t，意味着支撑我国钢铁人均产量达到峰值的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为99.4%，这需要极高的生产管理水平。在产能利用率提高有限的情况下，意味着我国的钢铁产能还有一定的增加空间。

4.4从消费角度来分析

首先来看钢铁行业，据已实现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钢铁人均消费量变化呈不规则的倒U形（形状如图1所示，纵轴、横轴变量分别为钢铁人均消费量和以时间表示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我国2011年钢铁人均消费量为459.8kg，2012年钢铁人均表观消费量为497kg，均小于表4中发达国家钢铁人均消费峰值，参照发达国家钢铁人均消费峰值，可以判断，我国钢铁人均消费量处于上升阶段，距离峰值尚有较大增长空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进，将极大释放钢铁产能。再看水泥行业，发达国家水泥消费达到峰值时人均累积消费量为20t[11]，也有专家认为是25t[5]，而我国2011年水泥人均累积消费量仅15t，距离达到峰值（发达国家经验值）还有较大增长空间。而且我国自然地理环境复杂，部分地质结构建设难度高，建筑物使用年限短，房屋结构、居住偏好等也不同（如欧洲国家由于木质房屋较多，水泥消费量显著小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这些原因都导致我国水泥消费达到峰值时的人均累积消费量应该比发达国家更高。

4.5从行业盈利能力来分析

产能过剩行业一般都出现价格下跌、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破产企业增加等特征[14]，但是我国钢铁、水泥行业却表现出一些与此相反的现象，如商品价格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个别时段企业盈利能力还有所提升。从钢铁行业来看，2006年前三季度，国内重点钢铁生产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29%，户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5.8%，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1%。钢铁价格在2007年1月～2008年7月及2008年11月之后一段时期明显上升。从水泥行业来看，2011年1月～5月全国水泥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8.25%，利润同比增长170%，行业毛利率达到20%，同比增长近5个百分点。

在以上分析中，城镇化、工业化、生产、消费四维指标均显示未来我国钢铁、水泥需求存在较大增长空间，同时，未来机械制造业发展升级、国防力量加强等也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为支撑，随着这些巨大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需求，现阶段过剩产能将被逐步有效化解；另外，行业盈利能力个别时段不降反升，这些都说明现阶段我国钢铁、水泥行业产能过剩是伪过剩。

5主要结论与启示

5.1结论

第一，针对我国钢铁、水泥产业现状，仅用产能利用率指标评价行业产能过剩状况，其适用性和科学性值得商榷，在应用中要根据我国产业发展实际对其进行优化。

第二，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加快，对钢铁、水泥等工业产品的巨大需求推动了这些行业投资的快速增长，同时，由于受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定阶段和非均衡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现阶段出现的产能过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结构性、区域性和相对性等特征。

第三，无论我国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所处的阶段，还是钢铁、水泥的生产量、消费量以及行业盈利能力，均显示我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是“伪过剩”，有其宏观和微观的必然性，随着我国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巨大的潜在需求得以释放变成现实需求，必将有效化解目前的过剩产能。

5.2启示

为有效应对和化解产能过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顶层设计：

第一，以控制新增产能为目标，严格市场准入。应改革现行财税体制和“唯GDP”地方政绩考评体系，科学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抑制地方政府盲目追求规模的投资冲动，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厘清并强化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降低违背市场规律的投资偏好，使投资行为符合市场理性，同时加强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市场理性约束，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创新宏观调控手段，利用管控金融资本流向、实施差别化区域发展战略等措施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提高产业规划强制性约束力；完善产能统计监测、信息发布、投资引导及预警机制，增强市场主体对投资风险的识别能力，引导企业形成合理的市场预期，防止因投资风险外部化而盲目扩张。

第二，以消化产能为目标，积极扩大内需。应实施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强交通、水利、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15]，提高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带动过剩产能释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特别是培育更高水平的农村消费市场，提高有效消费能力。

第三，以扩大产能出口为目标，实施“走出去战略”。应提高产业素质和核心竞争力，促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特别要提升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产品自主创新能力，扩大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开展国际合作与援助，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向外转移我国过剩产能。

第四，以淘汰落后产能为目标，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退出机制。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路径，加快推进土地、环境、金融等各类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慎用补贴措施，防范企业成本外部化，完善优胜劣汰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促进落后产能改造升级；突破地方保护，支持产能全国范围内整合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增强产业自我发展能力；采取对高污染、高耗能等产能过剩行业征收资源税、环境税等措施，使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行为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加强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能与监管效率，确保国家产业调控政策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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