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论证制度论文

2022-04-17

价格听证制度于1998年确立，听证的概念也为人所熟知，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多听证会流于形式或被变相操纵，随着大众对电信资费、D字头列车票价、汽油价格飙升等与价格有关事件的关注，价格听证制度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价格听证是如何产生的？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它的意义何在？让我们听听专家是如何解答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价格论证制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价格论证制度论文篇1：

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运行困境与完善路径

摘要：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存在着听证规则滞后、缺乏监督机制、听证代表结构失调等问题，影响其功能的发挥。近年来的热门景区门票价格听证案例凸显了这些问题。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听证制度，需要强化制度建设、引入公众监督、完善配套机制。

关键词：价格；听证；景区门票

一、我國价格听证制度的由来和发展

价格听证制度是指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业价格时，邀请消费者、经营者和社会有关方面对其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合理性进行论证的制度。[1]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1993年，深圳价格审价制度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价格听证制度的雏形。1996年出台的《行政处罚法》首次引入听证制度，实现行政监督重心由事后阶段向事前和事中阶段的转移。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标志着价格听证制度在全国价格体制中的正式建立。2001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实施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对政府价格决策听证的科学性、透明度，听证的组织方式和听证程序做出了规范，并于2002年12月1日正式施行。200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针对《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正式实施以来的实施情况进行修订，由《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改为《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共5章37条，对价格听证制度进一步完善，并规定自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至此，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具备了更为明确和规范的法律依

据。[2]不难看出，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在20年间，实现了从尝试到起步，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可谓成绩斐然。

但从2002年铁路票价听证会到 2009 年哈尔滨水价听证会，每次听证会的召开即意味着价格上涨，网络上时时爆出的“听证黑幕”或“被代表”等事件都凸显出我国听证制度存在的种种不足，影响了听证制度功效的发挥。

二、当前我国景区价格听证制度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2016年4月10日，凤凰古城暂停景区门票收取。17天后，凤凰县政府召开专题听证会，听证内容为取消古城148元大门票。此次听证会的召开不由让人联想到“走过场”。回溯前源，2013年4月，凤凰古城开始以加强古城保护等理由向非当地居民游客收取148元的大门票一事，一度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游客和商户的反对声频传，谴责政府在决策出台前并未召开听证会，听取民意。古城的门票缘何“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引人思考。

同是古城，2010年，山西平遥古城召开景区门票价格听证会，计划将门票价格由每人每次100元调整到125元，超过88%的听证代表同意涨价，剩余代表则认为涨幅太低。此次听证会的结论无疑是

门票价格非涨不可，而且涨幅还不能太低。巧合的是，参加听证的27名人员，100%为平遥当地居民，当地居民进入古城是不需要购买门票的。此类听证会的召开真的能够代表民意吗？

敦煌莫高窟门票经价格听证后，自2015年7月21日起上调至220元，涨幅超过了37%，违反了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规定的门票价格在100元至200元的，一次提价幅度不得超过原票价的25%。广东省韶关市物价局发布的《关于调整丹霞山景区门票价格的听证报告》显示，自2010年成功申遗后，丹霞山景区将2010年成功申遗投入的1551万元宣传经费作为门票调价的理由之一，美其名曰发展旅游经济。

这种种的事例无不反映出我国当前的景区价格听证制度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第一，听证规则的滞后与监督机制的缺失。我国现行的价格听证制度参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8年制定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该办法自2008年出台，虽有《行政处罚法》、《价格法》等法律文件为依据，亦有一些部门规定为支撑，但其时效性、现实性、全面性有所缺失。特别是行政听证监督、处罚方面法律规范的缺失，使得不合理的听证频频发生。规则的模糊与滞后，监督处罚机制的缺失，让该听证的不听证、举行听证但缺乏合理性、又或者听证会通过的决定与有关法律规定相悖的案例时有发生，明知不合理而无法纠正。

第二，听证信息的不对称。在价格听证制度中，存在着行政主体（价格主管部门）、行政相对人（企业或景区）及不特定第三方（社会公众）三方利益群体。[3]行政主体是价格法律规范的起草者和实施者；行政相对人了解自身的成本和利润状况，掌握着自己申报价格的事实信息；而作为第三方社会公众的消费者代表，则围绕定价方案开展辩论，维护消费者利益。在此，信息的对称性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价格博弈的公正性。一方面，景区提供的成本信息会影响到价格主管部门和消费者代表，影响他们作出合理判断；另一方面，听证参加者遴选过程中的信息透明会影响到听证结果的真实性。总之，听证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价格变动即使经过了听证程序，也很难保证决策的公正性。

第三，听证实施环节公开性的缺失。一般而言，价格听证的实施可以分为听证会的筹备、举行和善后三个阶段。筹备环节中，价格主管部门需公告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和主要内容，确定听证会参与人并提前15天将有关材料寄送给参与人；举行阶段中主要是召开听证会，对参与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记录；善后环节要将听证报告向社会公布并公开有关决定。不难发现，这三个阶段中的信息均是可以向社会公开的。然而，以“景区价格听证”为关键字，能获取到的关于听证代表如何产生、其社会结构、主要观点、听证过程的信息着实寥寥。前期沸沸扬扬的凤凰、平遥古城听证会，仅能看到个别媒体寥寥数字的描述，对听证的全过程只字未提，不由令人质疑景区价格听证环节的公开性。

第四，听证代表结构的失调。听证代表，在价格听证实施过程中的一个元素，发挥着表达各方不同意愿的作用，是保证听证过程和结论科学合理的关键因素。当前，听证代表的选择存在一些问题，如：人数不明确，听证会存在偶数代表，代表数量过多或过少；代表产生方式不明确，从公布资料无法判断自愿报名代表比例，多数代表均由听证组织机构确定；代表选择标准不统一，听证参加人的意见不能代表广泛民意；代表结构不合理，致使听证结果明显向既得利益者倾斜等，这直接导致了价格听证实施环节无法真正做到听取民意。

三、完善我国景区价格听证制度的建议

自2004年北京召开故宫、颐和园等世界遗产景点调价听证会至今，全国各地召开的数次景区门票调价听证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让社会舆论对价格听证制度产生了种种质疑，极大地损害了人们对价格听证效果的心理预期。为了促进景区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保护消费者的根本权益，参考其他国家价格听证制度，对完善我国景区价格听证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借鉴他国听证制度。以邻邦日本为例，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听证立法完善，涵盖从基本程序、参与者的遴选、监督等方方面面。完善的立法有效地减少了政府、运营单位等对价格听证的操控，让市场消费者的选择更多地成为听证焦点，使价格听证在运营单位和消费者的博弈间有序进行，最终获得一个市场均衡的、民众认可的价格。而美国的专门立法，在规定如何收费、如何听证、如何监督之外，更明确要求经合法听证程序确认要调整的景区门票价格需在公布一年后方能实施，为信息的公开发酵提供了充足的时间。[4]学习、借鉴这些国家在制度内容、运行配套等方面的配套经验，可以有力地推进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建设。

第二，完善听证制度体系。优化我国景区价格听证制度，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制度体系，涵盖公开、规避、程序、监督、执行等各个领域，利用制度建设使价格听证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避免价格听证流于形式或成为部分行政相对人操作民意的手段。尤其是需要健全听证代表选取制度，明确通过什么方式让什么样的人参加听证会，同时注意维持听证代表中专家、游客、景区经营者、政府代表之间的数量比，保证听证制度的公平运行，保证各方利益诉求均能得到表达。同时还需要健全听证的监督制度，发挥行政政府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保证听证的公正和效能的发挥。

第三，做好听证信息公开。景区价格听证，由于不像生活用水、煤氣、电力价格等民生项目受百姓关注，也不会立刻对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故其公开的程度和时效往往会“被打折”。[5]如前文说述，听证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是我国景区价格听证制度运行中出现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前期筹备、中期运行及后期公布等各个环节提升听证活动的透明度。如2008年的手机漫游费调整听证会，在召开前进行了23天的网络调查，征求用户意见，同时在提前发放议案并在议案编写过程中尽可能减少专业术语的使用，便于听证代表消化和准备等。这样，不仅让听证代表真正了解题中之意，更能便于公众监督。同时听证会的召开和举行也要鼓励媒体旁听报道，以利公正。

除了上述举措外，还可以从减少政府对价格听证的干预，健全听证主持人机制，强化价格听证过程中笔录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入手，不断完善我国景区价格听证制度，切实反映民意。

参考文献：

和煦.南京市价格听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6（11）：102.

王洪涛.行政听证制度中的问题与对策——以山西平遥古城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为例[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24）：15-20.

施国宾.价格听证制度现状与对策研究——以Q市为案例[D].天津：天津大学，2009.

徐杨洁.“门票经济”背后的思维扭曲——与美国国家公园相比较[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3（12）：25-26.

魏礼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95-96.

（责任编辑高道友）

作者：徐振珏

价格论证制度论文篇2：

专家亮剑：价格听证制度何去何从？

价格听证制度于1998年确立，听证的概念也为人所熟知，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多听证会流于形式或被变相操纵，随着大众对电信资费、D字头列车票价、汽油价格飙升等与价格有关事件的关注，价格听证制度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价格听证是如何产生的？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它的意义何在？让我们听听专家是如何解答的。

溯源：价格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价格听证是兴起于西方国家的一种价格制定制度。该制度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最早应用于司法领域,此后在立法领域也广为应用。我国听证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审价制度,这是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雏形。在1996年我国出台的《行政处罚法》中首次引入了行政听证制度,在此之前“听证”一词还只是行政学著述里的学术名词,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还陌生。

2001 年7 月实施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又使我国的听证制度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应该说,到此,从名称的运用到原则的确定,再到具体操作规则的产生,听证制度正在快速地进入我国的法制实践之中。2002 年8 月1 日《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的出台,是对2001年的修订，其中对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的制定和调整, 尤其是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 明确了具体的听证规则。

此后, 全国各地共举行了数千次价格听证会, 内容涉及水、电、气、交通、景点门票、教育、电信等诸多领域。价格听证会不仅确定了一种崭新的由政府相关部门、行业经营者代表和消费者代表三方共同参与论证, 相互制约的价格形成机制, 而且还唤醒了广大消费者和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价格听证制度的意义何在？

听证是政府部门倾听民声、采纳民意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呈民主化趋势,而政府决策民主化之一就是在公共决策中强调多方参与。在对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中的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以及其它重要的商品或服务价格进行定价决策时,进行价格听证,吸收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和相关部门及有关专家参与决策,通过他们在听证过程中所陈述的意见,提交的证据,以及论证与反驳等一系列活动,使政府能够全面深入地把握定价决策信息,听取各方意见,有利于政府科学、审慎地做出公平合理的价格决策。

对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和调整, 尤其是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以及其它重要的商品或服务价格进行定价决策时,进行价格听证，在人民群众参与政府决策，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自己的权益，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十七大”报告中谈到党员和公民权利时也强调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性。价格听证制度从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权益。如春运期间火车票定价制度的听证会，就是广大民众参与到公共决策中来的表现。

但是, 也应该看到, 中国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不尽人意的地方。进一步探讨当前价格听证制度的主要缺陷,对于完善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意义重大。

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公开听证制度来获取广大民众和专家的意见，之前我国恰恰在听取广大民众和专家意见的方式及实际效果上存在诸多问题, 严重影响了政府的社会形象，使公众对价格听证会制度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产生了极大怀疑。为了切实有效地保障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必须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现将问题分析如下：

问题一：价格听证过程中缺乏平等性

主要表现为信息的不对称、发言时间不均衡以及与会人员专业知识的差距等方面。价格听证制度，是各方代表利用其所掌握的信息，围绕定价方案充分辩论的过程，因而信息的掌握是否全面、真实和对称，代表的专业知识储备是否到位，就成为听证代表能否履行好职责的关键，也成为价格听证会能否取得实际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在目前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中涉及的不平等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三点上：

首先，信息掌握的不对称、不均衡。由于产生价格听证的行业多为垄断性行业，其经营者本就掌握大量的行业信息，且消费者群体是一个分散的群体，缺乏组织和协调，加之利益和观念也存在较大差异，难以达成一致，这使得他们各自拥有的信息无法整合，在听证会的信息交流和对话中，总是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致使当前的一些价格听证会成为非对称、不充分的辩论。

其次，听证双方的时间占有的不对等。在辩论的过程中，给予双方的总体时间是一样的,但由于消费者代表事先没有提供充分的定价信息材料,使得听证代表在听证会上处于尴尬的境地,听证的天平始终向申请方倾斜,严重影响了听证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再次，听证双方专业水平的差距。申请方依据自己掌握的大量信息及高水平的专业团队，不论是在陈述自身观点还是在与对方的辩论中，都处于绝对优势。但消费者，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广大代表，甚至看不懂申请方所提供的材料，在听证会上也只能从感性出发，反复谈自己的感受，不能用相关的专业知识进行佐证，使辩论显得苍白无力。

问题二：价格听证过程中代表人样本的选取存在不科学性

从目前已经召开的一些听证会的情况上看，虽然代表都是按照《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中的规定产生，但是，该办法中对代表人数、各方代表所占比例和代表产生过程等具体细节未做明确规定，而只是技术型的模糊处理，尚不够科学、广泛。其中主要表现在与会代表与价格制定部门关系密切，经营者代表的比例大大超过消费者代表的比例以及代表人产生的地域存在局限性等。以火车票价格调整听证会为例，其代表来自当地，而与其联系相对紧密的外地旅客，却很少出现在听证会上，形成“当地居民听证，过往旅客买单”的怪现象。

问题三：经营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全面

有的听证申请者向价格主管部门申报的资料不真实、不全面, 影响了参加听证的代表的研判,影响了价格主管部门的正确决策, 也影响了听证会的实际效果。

问题四：听证程序的不透明性

有的地方开听证会是关起门来听证, 规定代表保密, 禁止代表对外征询意见, 参加听证人员不得向媒体透露听证会的内容等。严重违背了听证会的初衷和基本精神。

问题五：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得不到保障

当前，价格听证会上“反对声声入耳，涨价屹然不动”的现象屡见不鲜，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等不到保障，听证会产生的结果不能被实施，这种不尊重听证笔录,否认多数代表的意见的行为,只会使价格听证流于形式,甚至形同虚设,其不良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问题六：听证会中物质保障的缺失性

价格听证会上各项费用的来源一直是影响其按质按量完成的重要因素。我国法律规定，听证程序所需经费由行政机关承担。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行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就会尽量避免启动听证程序，而这一举措无疑是对消费者正当权利的侵犯。作为听证制度的物质保障，有限经费能否合理有效的使用，已成为听证能否顺利进行，群众利益能否顺利伸张的关键所在。

对策：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价格听证制度是我国民主建设的进步的表现，在政府决策中引入听证制度,发挥其功能,对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规范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当前我国价格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必须针对问题采取如下对策：

对策一：合理配置权利义务，提高价格听证会平等性

从理论上讲,价格听证过程中信息完全对称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合理配置听证组织过程中各方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强调调价申请人、经营者以及主管部门信息披露的责任和真实性,赋予听证代表尤其是消费者代表更多的权利和义务,则可扭转听证不平等性的局面。具体而言,强调调价申请人对价格信息披露的责任,就是要求其及时向听证代表及社会提供真实全面的价格信息,并在听证代表产生后向听证代表,尤其是消费者代表进行详细解读。

对策二：健全听证代表择选机制，合理选择听证代表

可通过明确合理的制定代表产生的办法，来约束与会代表与价格制定部门的相互维护。对于听证代表的比例可通过立法予以明确，消费者代表的名额应多于申请方代表及其他人员。此外，对于专家的作用也要正确科学的看待，不能盲目迷信权威，可分别建立经济、法律及相关专业领域的听证代表专家库，对于参加听证的专家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确保专家代表客观公正的行使话语权。

对策三：加强对价格听证材料的规范

在价格听证中, 材料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是听证信息对称的重要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 现今有关价格听证的规定对于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或只字不提, 或语焉不详。为了尽可能地改变听证中各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形, 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听证组织者应向社会公布全部听证材料和代表名单; 明确规定听证代表与材料提供方的权利、义务及针对义务违反者的切实可行的惩罚措施等等。

对策四：切实保障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

突出价格听证在价格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听证笔录对最终定价的约束力。价格决策部门在进行决策时必须充分尊重听证代表的意见,在多数听证代表不同意申请方调价方案或对其有较大分歧时,应责成申请人调整调价方案,必要时可重新组织听证会。此外为强化听证笔录对最终定价的约束力,可在价格听证中引入案卷排他制度和说明理由制度。

对策五：全面实行公开原则, 使听证过程规范化和透明化

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公开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听证程序公开，举行听证前制定听证规则, 公布听证会的主持者、听证的时间和地点等；听证的内容公开，在听证前应将听证内容在新闻媒体上公布, 明确公共政策的目标；听证代表要公开选定, 不能全部由价格主管部门主导决定，而且公开选定的听证代表要在相应范围内公开其姓名、职业等相关资料；报道公开，允许媒体对其进行及时的跟踪报道, 及时把听证会的情况向社会公布, 使大众媒体充分发挥其舆论监督的作用, 利用其掌握的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听证结果公开，听证结束后, 应该明确在多少天内把结果告知公众并说明理由。

对策六：选择性采取价格听证，合理预算和配置经费

价格听证制度不适用所有的价格听证，其适用范围应考虑人数、成本因素。如果听证涉及的人数多、成本高、对个人权益影响大、需要严格听证的，应采用听证制度；反之，则不适用。

由于《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对经费来源未做明确规定，现实做法也不尽相同，建议可由申请人从其预计提价所得的利润中，按一定的百分比向政府交纳活动经费，用于听证中各事项的必要开支。而某些收入有限，但维护成本大的公益性单位，则应由政府给予适当补贴。

对策七：价格听证采取形式多样化，落实“再听证制度”

对于价格听证制度，可采取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相结合，以及事前听证与事后听证结合等多样的形式。一方面非正式听证方式可以节约经费，也可以很好地表达民意。而事后听证有利于对听证会的监督，避免听证会的“一劳永逸”。

作者：李　敏

价格论证制度论文篇3：

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功能分析与目标模式选择

［摘要］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无论是在结构的设计还是目标模式的选择上都处在一种摇摆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要发挥其应有功效，必须厘清价格听证会的功能与性质，并在权利和效率并重的目标模式下进行改造。

［关键词］价格听证；制度；功能；目标模式

［

一、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源起与现实

听证制度作为一项行政程序基本制度，其法理基础可以追溯至英国法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法的“正当法律程序”规定，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利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1］。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宪法上“正当法律程序”的意义就是公正行使权力，要求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作出不利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在美国，听证权是公民根据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所享有的权利。二战以后，随着全球人权保护和民主议政运动的兴起，听证制度直到20世纪稍晚些时候，才正式运用于行政领域并获得巨大发展［2］。在我国，听证制度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指导下，随着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依法行政原则的逐步确立，听证已成为公民参与立法和决策的一种重要途径。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首次以立法形式规定了听证程序，让“听证”一词从法律术语步入到法制实践当中。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则首次使用了“听证会制度”这一概念，并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之后，原国家计委又相继发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听证办法》）、《关于公布价格听证目录的通知》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等一系列部门规章，使得价格决策的听证规则得以具体化。

就实践而言，截至2007年底，我国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相继建立了价格听证制度。全国各地物价部门召开了上千次价格听证会，议题主要集中在水电气、交通、景点门票、教育、医疗服务、电信等方面。广东省2001年12月的公路春运价格听证会和2002年1月举行的中国首次铁路票价听证会，借助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和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作为民主参与决策的典型范例，价格听证的观念已迅速普及并深入人心①。然而，由于听证制度的结构设计与“游戏”规则的混乱，造成价格决策中多方参与者的意见和利益得不到尊重与保护，听证会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涨价会”、“作秀会”，公众对听证会制度产生的信任危机与政府对这种民主参与“形式”热情的持续高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价格听证制度的功能分析与性质之争

价格听证会的引入，原意在于改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产品定价模式，提升价格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水平。但无论是2002年全国铁路票价听证会还是2008年降低手机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听证会，无论是甘肃省居民生活用电价格调整听证会，还是北京市出租车涨价听证会，“不同的听证项目，相同的涨价结果”，这一尴尬的事实凸显出价格听证制度功能上的名不副实。为此必须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1.价格听证会之权限及公共决策权主体

这个问题涉及价格决策体制的核心问题。一直以来，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价格听证会的意见代替不了政府物价部门的价格决策权，它对物价部门的最终调定价行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原因在于按照《价格法》的规定，只有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才有权制定有关商品、服务的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价格听证会不应享有定价权，价格听证会亦不享有决策权［3］。对此，笔者认为，如果不能对价格决策的体制及权力配置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必将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笔者的观点是：价格决策的主体不应仅仅是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价格决策的过程中，公众亦应分享决策权。原因在于：

第一，基于民主政治的实质，人民有权参与政府定价。从政治学的意义来看，尽管法律赋予了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定价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是价格决策的当然主体。谁是国家权力的主体？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曾写道“主权者是人民，而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人民的代理人。人民始终是主权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最高权威”［4］。按照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权”理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根本主体，有权管理国家和一切社会事务。我国《宪法》第二条和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属于人民所有，政府只是权力的代行者，出于政治统治效率的需要，权力主体（人民）将权力委托给政府行使，这其中也包括价格决策权。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定价实际上就是“人民定价”。

第二，从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公共决策需要的角度讲，决策过程的参与者不应仅仅是政府，而是要在公众、专家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决策权的分配结构和权力行使的制约机制。社会转型使得社会利益不断分化与重组，个体利益意识不断觉醒和强化，这一切都促使社会公共活动从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的模式向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转变。目前，现代公共决策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以行政决策者为核心，以专家、政府职能部门和组织、社会利益团体、公众代表包括在内的多主体复合决策的趋势，体现了决策权分散、下移和公众参与的特点。以价格决策听证为例，“听证会是价格决策的过程形式，而这一过程形式是否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发挥到何种程度，最终将受到决策的结构性安排的制约。换言之，尽管决策的过程是重要的，但如果决策过程的参与者在决策体制结构中并不享有决策权或对决策权行使不能产生结构性制约，那么参与过程对决策结果的意义将会是相当有限的。”［5］价格决策涉及社会各方利益，包括政府、生产经营者、广大消费者群体和各种利益集团等，由于价值、利益的多元性，任何一方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观点都可能是片面的，这就需要有一种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经过反复协商，最终实现利益的妥协。任何一方利益主体的缺失，都将导致决策的失误和执行成本的加大。消费者群体在与垄断企业的博弈中虽然处于劣势地位，但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不能只做价格决策的旁观者和政府定价的被动接受者。随着公民在公共决策上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具体政策决策的实施效果，公民分享的决策权必将会有所增加。

2.价格听证会的性质归属

对于我国价格听证会的性质问题，理论界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价格听证是一种正式听证［6］，有学者认为价格法中的听证会是一种类似于日本、韩国等国公听会的非正式听证程序［7］538，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价格听证应当属于兼具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特征的混合听证［8］，甚至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是一种借用了听证之“名”，但并不具备听证结构、程序之“实”的，参与者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对价格决策问题进行讨论和论证的“新的”制度或决策形式［5］。“关于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分类主要依据是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目前我国立法并没有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区别”［9］，但是自王名扬教授在《美国行政法》一书中提出听证可以划分为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以来，这组概念已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界通用的分析工具。很多教科书都以司法程度为主要标准，从听证环节的繁简或者是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度来对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加以考量。依照这些标准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我国的价格听证会既具有一些正式听证的特点，也具有一些非正式听证的特点，很难简单机械地给它贴上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标签。

首先，从适用范围来看，价格听证具有正式听证的特征。按照行政法通论，正式听证程序繁琐、费时费力，仅限于涉及相对人重大权益的事项。价格听证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调定价方案一经决定，将直接影响到广大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所以对程序的要求相对较高。

其次，价格听证会具有正式听证的准司法化的特征。从《听证办法》来看，它所规定的公开制度、质证和辩论制度、法律责任制度、制作笔录及充分考虑听证会提出的意见作出行政决定等，特别是“听证会代表对申请人提出的定价方案进行质证和辩论”的规定，使得价格听证完全体现了“两造具备、法官居中裁判”的司法化特征。

第三，听证笔录对最后决定是否具有排他性效力的问题。《听证办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案卷排他规则”，但是从相关条文语义及立法精神来看都暗含了这一内容，如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应当在举行听证会后制作听证纪要”、“价格决策部门定价时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提出的意见”，其中所使用的是“应当”这一强制性规范的法律术语，意味着价格决策部门的定价必须要受到听证记录的影响和限制。而“听证会代表多数不同意定价方案或者对定价方案有较大分歧时，价格决策部门应当协调申请人调整方案，必要时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再次组织听证”更是说明了听证会代表意见对调定价方案的制约作用。

第四，在正式听证中，如果未经过该程序将导致制定的规章或作出的裁决无效，当事人可提起诉讼。目前，虽然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未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到受案范围中，但是对未经过听证而作出的定价行为是否可诉，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如郝劲松状告铁道部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违法案业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而陈岐松诉南京市物价局不服行政许可行为一案也已终审判决。这些判例表明，司法力量已经开始审慎介入到价格决策之中。

与此同时，我国的价格听证还具有一些非正式听证的特征，例如：

第一，根据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在听证主持人上的区别，正式听证一般由行政法官主持，非正式听证不必由行政法官主持，普通行政官员主持即可［10］190。由于我国没有行政法官的程式设置，价格听证都是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担任主持人。

第二，听证的具体程序不同。听证会是征求意见，论证定价的必要性、可行性，可以采用书面或口头的形式，这与正式听证程序只能以口头的方式进行有一定的区别。

第三，在适用对象上，非正式听证适用于抽象行政行为，正式听证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7］538。为制定价格而进行的决策行为应当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

第四，价格听证会的现状是，“程序的展开不以证据的调查为核心展开，不同主体之间缺乏针对性的辩论，更多是提供了不同利益主体陈述自己意见的平台，是行政机关作出决策之前广泛听取意见的制度。”［10］213从中可以看出意见陈述具有发散性、缺乏交锋的程序特点。此外，参加听证的主体往往各自陈述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有的是对事实的看法，有的是对结论的看法，缺乏正式听证对抗的程序特征。

价格听证是正式听证还是非正式听证的争论究竟有多大效用？需要警惕的是，当下流行的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划分，已经给人以“听证笔录排他是正式听证的专有制度”的误导。其实，无论是正式听证还是非正式听证，充其量只是程序繁简方面的差别，在本质上都应当体现出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事前告知、说明理由、听取意见等［11］。因而，要认清我国价格听证的性质并尽可能地发挥其功效，必须要走出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绝对划分的误区。现在，就连行政听证制度极其发达的美国，为了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追求行政效率与行政公正的平衡，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差别也在逐渐缩小［12］。对于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而言，是将听证的程序规则移植到价格决策中的一种尝试，难免会有一些不完善之处或嫁接、改造的痕迹，因此绝不能用一套僵化的标准对之进行衡量。应当说，对于行政法治刚刚起步、听证制度正艰难运行的当下中国而言，谈论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划分还为时过早，随着听证的广泛应用和公共决策领域针对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要求，作为一项公共参与的机制，应当更加注重听证制度的价值作用和程序构造。

三、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目标模式选择

关于目标模式的概念，有学者认为，目标模式是指立法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对行政程序法固有属性的认识所预先设计的关于行政程序法体系和内容的理想结果。目标模式的选择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并确定了行政程序法的基本架构［7］157；也有学者将目标模式称为行政程序法的理念和精神［13］；还有学者将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称之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定行政程序法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以及由这一理想目标所决定的行政程序法体系［14］77。尽管定义有所不同，但是对目标模式的选择却大致有权利模式和效率模式等几种。权利模式强调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其特点在于公民权利义务所及都必须有相应的程序予行政权以规制，并赋予相对人以相应的程序权利，重视行政相对人的参与、行政活动过程顺序的合理性和行政救济程序。而效益模式更强调注重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行政活动的过程、步骤力求紧凑，简便易行，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在程序制度上特别注重时效制度、简易程序制度、紧急处置制度等［14］79-80。由此可见，“在程序架构上，权利模式以正式听证程序为核心，效率模式则以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为核心，在行政程序司法化程度上，权利模式高于效率模式”［7］170。近些来年，很多学者在对我国的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做了比较和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行政程序法既不应采取“权利模式”，也不应采取“效率模式”，而应采取“权利效益并重模式”。本人认为，作为行政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囿于当时的行政法治现状和立法观念的限制，其无论是在价值、理念上，还是在具体的程序设计上都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伴随着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潮流，应当在“权利和效益并重”的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下对其进行改造和重构。在具体操作上：

首先，由于价格听证涉及处于垄断地位的公用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听证制度的构建要以切实保障民众的广泛参与，通过民众对决策权的分享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为宗旨，进一步完善公共代表人的遴选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听证中的质证、辩论程序，明确听证笔录对行政决定的约束力，制定消费者申请调定价的特定程序和司法救济程序等。

其次，由于行政权力的公益性、及时性，以及社会事务复杂多变性等决定了行政权力的行使不可忽视行政效率，效率也是行政的基本要求［15］。听证会的举行，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成本，所以，对价格听证的范围应当有一个合理的界定，听证事项不能太少，如果立法规定的听证范围过于狭窄，公民的合法权益就很难得到有效保障，行政权就有可能被滥用。同样，听证事项也不能太多，举行听证会会或多或少地损及行政效率，增加成本。因此，对那些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通过听证会的方式广泛听取意见，这有利于价格听证能围绕着特定的主题而取得一定的成效（当对某一意见赞成或反对的人数都很多时，可以采用多数票表决制来达到意见的统一），但对那些利益相关度较小或者随着垄断被逐步打破，竞争已比较充分，能够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价格项目，如民航旅客运输票价①等没必要都纳入到正式听证②的范围。通过座谈会、民主恳谈会③、论证会等方式同样可以达到保障公民参与、倾听民意的目的。即便是需要召开听证会，也可重视发挥简易程序的功能。只有在“权利效率并重”的理念下对相关的行政程序进行改造，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才能迸发出生机，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行政管理事务的膨胀，逐步发挥听证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已是大势所趋。考虑到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其设计应当从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符合现实承受能力、限制听证的消极影响等角度综合加以考虑，逐步加以扩展。

① 民航业的竞争应当说是比较充分的，我国现有民航六大集团公司、二十八家航空公司，从各公司为争揽客源而进行的机票“打折大战”中可见该行业市场竞争之激烈，其票价完全可以放开由市场决定而不必通过价格听证会的方式来产生。

② 应当明确的是，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本人在这里所指的正式听证是以举行正式听证会的形式听取行政决策相对人意见的一种方式。

③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多年以来尝试运用民主恳谈会进行行政决策听证的做法确实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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