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农村经济管理论文

2022-04-21

摘要: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利益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在制度、市场、组织、文化等维度的利益非和谐现象日趋增多,严重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的进行,作为社会的综合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扭曲了利益机制的作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现阶段农村经济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现阶段农村经济管理论文 篇1:

新形式下会计电算化在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现阶段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大众和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农村经济管理关系到村集体,每一个群众的切身利益,做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对促进农村基础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农村经济发展要想形成良性循环,就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管理体系基础上,要严格把控村集体收入和支出大关,确保资产资金和资源科学合理利用,最终促进农村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一、在新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中应用的重要意义

(一)会计电算化能够更好的控制村集体开支

目前,我国不断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行政机构人力资源已经得到了较大范围的精简,大大提高了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农村集体经济管理过程中,积极应用会计电算化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人为支出等不合理现象出现,同时还可以显著控制会计工作者数量,从而减少一定的村集体开支。应用会计电算化后,能够实现自动转账,并且能够自动生成相应的财务报表,这样能够提高财务工作的针对性,确保农村经济管理质量和管理效率。

(二)会计电算化能够更好的管理村集体资金,避免资金不合理流失

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过程中,通常情况下都是采用人为方式进行操作,这很容易造成账目混乱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还对腐败发生产生了促进作用。积极应用会计电算化能够针对村集体的一些非生产性质的开支和非预算性质的资金以及超期资金进行有效的控制,避免暗箱操作发生。同时会计系统还能够及时提醒会计人员收支账目,大大降低了资金流失效率,对相关人员的经济行为进行约束。

二、存在的问题

(一)领导不重视

现阶段在我国农村财务经济管理过程中,应用会计电算化的时间相对较晚,相关专业技术还未进一步完善。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财务管理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会计电算化技术的重要作用,尤其不能充分認识到该项技术在新农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在工作过程中,依然采用人工操作模式开展工作。由于村集体领导思想落后,认识不全面,导致会计电算化应用效率低下,不能很好促进农村经济管理质量提升。

(二)财务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现今,虽然很多村集体都在积极应用会计电算化技术,村集体的经济管理质量和效率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但在村集体财务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针对农村财务电算化,还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导致会计电算化应用浮于表面。有些村集体在财务制度建设过程中缺乏严谨性,在财务工作开展过程中,常常出现会计信息丢失数据不准确的现象。

(三)村集体财务会计人员工作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

要想确保会计电算化技术在农村经济管理中更好应用,就要确保会计人员工作素质。但从现阶段农村财务管理现状来看,村集体财务会计人员专业素质有待进一步,这主要表现在村级会计人员不具备扎实的会计专业知识,财务专业能力较差,财务工作队伍不稳定。无法切实发挥出财务人员应有的作用,最终严重阻碍到会计电算化的推广应用。

三、应用措施分析

(一)进一步强化引导和宣传

要确保会计电算化技术在农村经济管理中更好的推广应用,当地政府部门就应该发挥其政策引导作用,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经济管理效益。当地政府部门应该结合不同村集体的实际情况,加强会计电算化宣传引导,让村集体领导充分认识到会计电算化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和农村相关部门可以深入基层开展会计电算化知识宣教,为农村经济管理,培养更多高素质的财务会计人员,从而确保会计电算化各项技术措施有效落实,最终提升农村经济管理水平。此外,政府还要进一步加强资金支持,进一步改善村级会计人员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及时解决其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多种问题,进一步提高村级会计人员工作积极性,从而不断强化会计电算化技术应用,最终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构建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的财务会计队伍

要想促进会计电算化相关技术在农村经济管理中有效运行,还要确保有充足的人才支持。在日常工作中,要注重提高村级财务会计,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和综合素养,从而培养一支专业素质过硬、具备高尚职业道德的农村财务会计队伍。要进一步优化农村经济管理人员任免,不断创新和完善相应的任用和管理制度,村财务管理工作在换届选举过程不受影响。政府部门和相关部门也要强化重视,通过定期和不定期培训措施加强对村级财务会计人员专业素质培训,不断更新其专业知识结构,尤其要加强对村级财务管理会计人员电算化软件的应用培训。

(三)积极构建完善的电子商务平台

在会计电算化技术推广应用过程中,要结合现代信息化技术发展趋势,积极构建村级智能化电子商务平台。电子商务主要把农村资源性资产如荒山、荒沟、林地、滩涂、废弃地等的发包可以通过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更好的在全国各地流转,流转程序公开透明,即公平、合理、合法国家资源的流转手续,又保证流转土地等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用途监管。利用该平台能够获取相应的资金进项数据,在构建电子商务平台的基础上,还要开发村级核心软件,将这些软件能够更好适应村级财务管理要求,能够直观的反映出一个村集体经济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利用相应的农村会计电算化软件系统,可以在经济水平较高、计算机信息系统普及应用较为广泛的地区率先示范利用。可以说是农村集体经济的重大改革,特别是当前清产核资工作清理出来的集体资产资源都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交易,百姓真的能轻松动手指就能掌握自己的权力,资金财务也能得到有效监管,更好地发挥电算化在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作者单位为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景台镇农村经济管理站)

作者:袁景波

现阶段农村经济管理论文 篇2:

和谐语境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探讨

摘要: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利益问题。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在制度、市场、组织、文化等维度的利益非和谐现象日趋增多,严重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的进行,作为社会的综合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扭曲了利益机制的作用。在法学理论上对利益基本原理进行解构,实现利益机制的反扭曲,建构双重利益模式和谐互促,利益聚合到利益和谐的转变和农民个体利益的实现等良性利益机制,是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思路。

关键词:农村社区;利益和谐;双重利益模式;平台困境:模式回应

农村社区的建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和谐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题中之义,而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求。当前,农村社区在制度、市场、文化和组织等维度的利益非和谐现象凸现,严重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的进行,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扭曲了利益机制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制度的框架下运用利益机制实现利益和谐无疑是治本之策。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法律能够有效地规制公平竞争、缩小贫富差距、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分配,形成良性利益机制,最终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在法律框架下导入利益与利益机制原理,建构良性利益机制,对于解决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村的利益和谐问题意义重大。

一、利益与利益机制的理性考量——和谐农村社区的一种理论视角

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需要”。人们的一切行动都根源于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利益关系。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用,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即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需要和利益是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因。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必须重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以促进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的利益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由此可见,利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的一切都与利益相关,人类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

由于利益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由此形成在追求利益这一基本动因驱动下的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利益机制。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由无数的社会个体以及利益群体不断博弈的过程。高速发展总是要伴随着新的利益分化与组合,旧的博弈均衡会不断被打破,新的均衡会逐步建立。整个过程呈现出一个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动态的博弈进化过程。对一个社会而言,规则的改进就是制度的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因此制度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有学者指出,我国逐步形成的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笔者认为,利益机制是社会主体在一定制度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并以利益为动力从事相关社会、经济活动,改造社会经济活动的对象,创造物质财富的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利益机制作用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利益的和谐成为建设和谐农村社区的关键点。

制度作为社会的规范系统,对调整利益秩序、协调利益冲突、减少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由此可见,利益机制作用需要借助于法律等规范性制度中介得以实现。利益机制作用的实现就是在有效制度的框架下,社会成员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在制度对逐利行为的鼓励作用下,并在制度所建立的行为规制体系中,达到个人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减少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在现阶段的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在利益关系上发生了重大调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利益机制被扭曲了,导致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距离拉大,出现不平等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再加上利益结构分化的弱质性、不平衡性以及利益整合机制的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的软弱,造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呈现出矛盾和冲突的态势。这种利益矛盾不仅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即使在同一利益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导致大量的非和谐因素的出现。

利益和谐是指在制度的安排下,利益的产生、分配、表达及保障等环节和谐有序,使各利益主体的需求得到有效供给。利益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人类社会就是在利益和谐一利益非和谐一利益和谐中发展和进步的。因此,要在利益调整中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在利益机制作用下,进行合作博弈,达到利益和谐,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良性利益机制。具体到农村社区建设中,就是必须协调好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减少或避免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利益机制,让一切有利于农村社区建设的资源都充分发挥作用。

二、利益非和谐因素的现实提炼——建设和谐农村社区的实然困境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农民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现,农民社会地位边缘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groups),农村社会的利益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寻根到影响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四个基本度——制度、市场、文化和组织。

(一)制度失调:城乡二元体制扭曲化

从严格意义上讲,城乡二元体制是一个多向度中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在所有制及其在交换、分配、就业、税赋等方面存在的政策差异;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劳动、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政策。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被赋予了多种不合理的价值倾向和利益因素而被扭曲化。具体来说,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不合理利益倾向突出表现为我国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社会、经济、法律

等方面享有不对等的待遇和权益。这种城乡不平等的现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农民承受着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重负;长期存在的“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向城市居民,而农民则被长期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城市建设用地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剥夺农村的现象。

城乡二元体制被扭曲化的存在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具体制度的根源。在建国初期,这种二元治理模式是符合当时国家的利益取向——赶超型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是在当时工业优先发展的利益机制下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工业化初期都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农业、剥夺农业,用农业剩余来支持实现工业化。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就需要在初期动员一切财力、物力作为重工业启动资金,农业自然首当其冲。然而,在我国持续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这种城乡二元体制得以沉淀、延续,乃至进一步被扭曲化,必然使得资金、农产品等农业生产要素和农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和城市。这种短期性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只能维持工业化暂时的快速发展。从长远来看,它不但不能支持工业和城市,反而制约了工业、城市、农村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自然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农业资金积累不足,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种种利益不和谐的现象。因此,农村社区建设中要实现农村的利益和谐,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建构有利于促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体系。

(二)市场失灵:发展资源配置非和谐

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使资源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市场是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农村要发展,农村的市场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社区建设就是一个农村市场化的过程。而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尚不成熟,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市场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如农村交通不发达,市场数量少,基础设施落后,层次低,农产品卖难的问题突出;市场制度不健全,垄断经营,强买强卖现象严重;政府对市场的不规则干预过多,使市场机制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缓慢,生产要素市场欠发达,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远未形成,以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还不能有效配置农村资源。此外,我国农民一般采取独立、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农户之间缺乏横向联系,面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时往往缺乏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再者,由于受传统农业思维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分散农户的商品交换、交易方式落后,商品竞争意识和市场风险意识总体上不强,在与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竞争意识强的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博弈中往往处于劣势,利益被剥夺、流失的现象严重,农民增收困难,农业的发展缓慢。

另外,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农业的部门利润较之其他生产部门低,市场的介入将会使农村优质资源在利益的作用下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其他高利润部门,从而进一步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

(三)文化乏力:技术迟滞与精英流失

文化是一个复合性、综合性的概念,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只有存在于适应的社会中,社会文化中的价值因素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输给社会成员、促进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演进和改变,从而激发人们身上所蕴含的潜能,以致在现实中焕发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形成一种崇尚科学文化,以先进文化为正驱动力的动力体系。文化的一个突出的动力作用就是孕育社会精英,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

农村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内发的性质,而这种内发发展的原发性力量就是农民,农民的代表就是农村社会精英。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村精英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农业科技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主体性积极影响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利益分配的积极推动等方面。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对城乡二元体制的扭曲使得国家对于农村的教育、科技等文化领域的投入十分有限,使得农村的技术迟滞,造成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制度性屏障,无法形成农业的技术化经营和产业化的规模。可以说,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由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剥夺导致了农村科技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科技文化土壤的缺失,不仅使农村精英的产生受到了本源性的障碍,也造成了农民思维意识的封闭,大大降低了农村社会本身塑造精英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农民的发展权不断丧失。另外,在市场的利益导向作用下,农民作为理性的社会人,个人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他们对于现行体制的适应性行为变成了“民工潮”现象。由此导致大量的农村精英流入城市,进而加剧了农村的技术落后,加大了农村社区建设的难度。因此,从根本上说农村精英流失与缺位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利益机制作用的负面影响。

民族和国家的振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7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农村,我们的农村社区建设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要赋予农民应有的文化权益,实现其文化利益,改变现阶段的技术迟滞和精英缺位问题。

(四)组织缺位:利益和谐的平台困境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建构体系中,对农村中间层组织的培养、发展和规范被置于重要地位。美国在政府支持和《农业调整法》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持续的兼并使其规模不断扩大。日本在《农业基本法》中规定了农业团体的地位,并制定配套法律——《农业协同组织法》。作为一种改变单个农业生产者和大市场之间进行不对等交易状况的制度安排,农村中间层组织正发挥着一种独特组织形式的巨大作用,应该成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在我国,农民的生产经营一般是个体性、分散性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农户之间、农户与市场之间缺乏紧密联系,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评估和防御能力比较弱,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不足,出现构建利益和谐的平台困境。我国农民应在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上进行提高,进而增强竞争意识,提高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博弈能力,使农民利益免受剥夺,实现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可见,我国农民要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保护自己的权益,必须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建构能代表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利益组织体——农村中间层组织,作为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中利益和谐的平台。

我们在对农村中间层发展与规范的研究中发现,

农村中间层组织涉及到许多与外部行为主体的关系,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与城市强势市场主体的关系,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等,应寻求他们之间一个利益联结点,保证他们之间关系和谐、共同发展。另外,应对农村中间层组织设立的基本原则进行构建,对农村中间层组织的内部资本制度、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分配制度、责任制度等制度体系进行完善,改善其外部制度环境。在农村中间层组织发展与规范中要发挥各方力量,做到政府力量的适当控制、市场力量的合理发挥、社会中间层力量的积极调动,作出三者之间权利配置、力量整合、责任明晰、利益和谐的制度安排。

三、利益机制的多向度良性建构——建设和谐农村社区的模式回应

对农村利益非和谐因素实然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利益和谐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性、系统性工程,仅从某一个方面进行对策性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建立和谐的利益关系,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各利益主体,将会起到积极的引导、协调和保障作用。我们应发挥以普遍化和标准化为特征的制度优势,特别是法律在保护农民利益时所产生的利益机制作用,从而最终实现和谐的利益关系。因此,必须着眼于农村社会的实际,多向度进行探讨,在法律的框架下从双重利益模式和谐互促、利益聚合到利益和谐的转变和农民个体利益的实现等层面进行多元利益机制的架构,深入研究利益机制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和作用,促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双重利益模式和谐互促:利益机制的协调与良性互动之宏观视野

根据米格戴尔提出的“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国家嵌入于社会当中,并与社会发生互动,而且两者处于一种相互转换过程之中。根据这一理论,在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双重作用下,政府会采取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以政府的相关政策或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能动作用是巨大的。这种双重利益模式正是在利益机制中应加以恰当利用的互促形式。

第一,在社会公共利益层面。社会公共利益反映的是社会与其环境中对其牛存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一定社会的需要一旦具体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就会成为政府活动的基点与归宿,以实现其社会公共利益的安排。其中法律在这一层面的本质特征最为鲜明,这是法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政府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是一种主导型主体,是一种领导性、管理性力量。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优化,政府被赋予了宏观调控权和其他的经济职权,而恰当的行使这些职权,是政府对于社会公共利益最优化的追求,由此形成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政府的利益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政府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参与,政府对施动对象的决策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具有巨大的驱动作用,甚至可以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在个体利益层面。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利己心必然会使人去选择优越的有利的事业。在农业受到保护时,就没有一种职业能和农业一样可以保证获得确实的利得。因此,农业可以由那些把必要的财富拿来投资的人而获得复兴。”可见,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个体利益(主要是农民利益)会对政府的相关决策发生作用,其通过对市场的参与行为,以其参与信息和利益实现状况对政府的决策进行现实反馈。而政府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动者和主导性力量,其职权的恰当行使对于个体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优化具有促进、强化和协调作用。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我们应从利益的产生和分配方面建立政府宏观层面的利益机制。政策着力点应在充分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利益引导,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进行合理的利益引导:首先,坚持非均衡发展的原则,实现政策的差别,因为现在的城乡差别已经不是发展速度问题,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实现利益的实际均衡必须给予农村发展建设的加速度;第二,冲破制度坚冰,改革户籍制度,将户籍制度中所附加的不合理利益因素及价值倾向从该项制度中剥离,还农民以“国民待遇”,给予农民最基本的平等权与发展权;第三,完善农村投入制度,特别是加大对于教育与科技的投入力度,培育农村精英,实现对于农村的实质意义上的政策倾斜,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投入机制;第四,实现基层政府的综合性职能转变,明确其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经济协调者、生产服务者、市场培育者等方面的定位。

(二)从利益聚合到利益和谐:农村社会中间层的促生完善之中观视域

马克思的利益理论论证了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是对利益的追求;处于社会利益结构体系中的个人只有成为利益集团成员才能维持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保证其根本利益。David B.Thman认为,利益集团是指一种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E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当前我国城乡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已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农业生产在经济上具有弱质性,因而更加需要合作,以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共同抵抗各种利益侵害。否则农民在中国社会利益博弈中,其所表达的利益始终不能形成对决策的有效参与和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形式和集体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正是在这种聚合利益的作用下促生了农民组织化利益表达的机构的诞生——农村中间层组织。有学者指出,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可以逐步恢复农业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层矛盾的极端式触发,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起缓冲与调和的通道,有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意义。而法律对于社会中间层有着特别的关怀。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独立于国家经济管理主体与市场活动主题,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及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基于对社会中间层的促生,就需要农村社区建设中,在利益的协调与表达层面建构中观的利益机制——农村中间层组织。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对农村中间层组织加以完善。

首先,弥补农村中间层组织法律主体缺位问题,进一步明确农村中间层组织的法律地位,形成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目前我国农村中间层组织主体的法律地位模糊,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很多事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制约。而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农村中间层组织的主体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将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协调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农村中间层主体,赋予其明确而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政府也要把具体的利益协调机能赋予农村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相应权限,保障其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对于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及文化利益组织化争取;其次,完善农村中间层组织体系,加强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农村中间层组织是

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之一,要实现其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利益协调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各种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各种利益参与协调与分配,各种组织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实现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利益和谐。最后,要建立农村中间层组织的利益联动,农村社会中间层本质是在农民的聚合利益机制下建立的,是利用农民集体力量来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利益进行协调,即以农村中间层组织具体运作为平台,实现对农民利益的表达与协调。

(三)实现利益和谐终端突破:农民个体利益的导向与保护之微观视角

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农民也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农民是中国各利益群体中的现实主义者,农民与其他社会个体一样要追求自身利益。对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追求,形成了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原发性力量——对个体利益实现的追求。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主力军,农民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内发性力量,而内发性力量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左右着农村社区建设的成败。因此对于农民的利益导向与保护至关重要。没有农民利益的保护,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农民利益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利益是农民最基础的利益。现阶段,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农民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各社会主体作为“经济人”展开对社会利益的争夺,这就需要对利益争夺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及其利益进行特殊保护。实现利益机制作用的最主要方式是制度,因此在以制度实现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具有当然性。法律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体现在对农民市场交易过程中利益实现的关注,我们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架构利益的实现与保障层面的微观意义上的利益机制。

首先,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应有确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中的不合理的利益因素与价值倾向实际上制造和巩固着城乡居民之间的实质不平等,而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农民作为原发性力量的社会角色及其待遇应得到法律的明确承认,这就要求在法律面前推动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进而实现在文化利益上的平等,实现人才回流,精英归位。其次,切实保障农民在市场交易和分配中的公平待遇,需要通过合同制度、价格制度和竞争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机组合,并在此组合中实现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再次,确保农民参与市场运作的权利实化。因为农民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是客观上推动政府决策的终极力量。最后,使农民行为得到恰当引导。正如前文所述,农民也要追求自身利益,在利益机制下,要求我们用利益来引导农民的行为,政府可以利用税收、信贷、金融、投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运用经济手段来引导农业的健康发展。

结束语: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本源——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是一条崭新和科学的研究思路。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广泛,利益的制度属性的重心落在利益机制的构建上,特别是利益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利益作用的发挥。笔者构建了三组利益的机制,其中包括双重利益模式和谐互促,利益聚合到利益和谐的转变和农民个体利益的实现,这三组利益机制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利益需求,是对现有制度安排下利益机制的矫正。至于这三组机制以外的利益机制创新以及与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如何高效互补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责任编校:文 舒

作者:李长健 李昭畅 黄岳文

现阶段农村经济管理论文 篇3:

基层民主 任重道远

民主监督新途径

泥巴

现阶段农村基层的公共权利运作,大多处于弱监和虚监状态。传统体制下的监督机制不少已经失效,而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则远没有落实,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正常的治理秩序和有效的村务管理。近年来,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已经逐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积极探索切实的民主监督新途径。

两监督一赔偿”制度是两项村级民主监督制度与一项干部行为民事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的总称。“两监督”就是在村庄层面建立村民代表工作组,按照相关村级规章对村民委员会的村务管理活动进行事权监督;建立民主理财小组,依照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对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的经济管理活动进行财权监督,促使村干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规定办事。“一赔偿”即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成员不按规定决策、管理、审批等给村集体经济造成损失的,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首先,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干部均必须作出公开承诺,并签订承诺书。承诺依照法律和制度履行职责,对因违规决策、违规管理、违规审批给集体经济造成损失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签订赔偿协议。每位村委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成员分别与村民代表工作组、民主理财小组签订《村干部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协议书》。协议书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管委会成员出现擅自做出集体建设项目的确定和发包、宅基地的分配和使用、村集体资产和其它收益的管理和使用、超支接待等违反村级规章制度的行为,给集体造成损失,要承担赔偿、返还责任。再次,实行法律追究。如果村干部出现违约侵权行为,给集体造成经济损失又拒不赔偿,村民代表工作组或民主理财小组可以依据《村民自治章程》的授权和村干部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协议,作为诉讼代表人代表村集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农民的民主权利不容忽视

泥巴

“如果说‘一号’文件侧重于解决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那么中央17号文件则侧重于解决农民的民主权利问题。”民政部副部长陈杰昌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04〕17号)。

陈杰昌说,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大多数村都推行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其中比较规范的占到30%左右。但是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有的地方村务公开重表面、轻实效,流于形式,甚至搞假公开、不公开;有的地方村级重大事务决策不民主,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随着农村改革深化,国家扶持、支持农民的各项补贴越来越多,每年都有几百亿元的资金要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如何把这部分资金管好、用好,使中央政策规定的物质权益不折不扣地体现在农民身上,是农村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要把这些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纳入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范畴,把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保护好。”陈杰昌说。

现在,我国农民不仅希望经济上更富裕,而且希望政治上有更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为此,中央出台了17号文件,对于如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提出了要求,特别是提出要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陈杰昌认为,这份文件从政策上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规范了村务公开的形式、时间和基本程序,强调了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的作用;

二是规范了民主决策的重大事项、组织形式、工作步骤,明确了违背决策程序造成失误所应承担的责任;

三是丰富了民主管理的内容,完善了新老班子工作移交、民主理财、财务收支审批等制度;

四是明确了对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措施,强化了对村干部的监督和约束。

同时,文件还进一步强调了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重大意义,明确了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这项工作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进行到底

詹成付

在“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历史时刻,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个融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于一体的《意见》,具有极强的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它所明确的“进一步健全村务公开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进一步规范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农民群众的决策权”;“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参与权”;“进一步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农民群众的监督权”,以及对相关制度建设的要求,是对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实践经验的新概括,是对今后工作的新要求,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在推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方面的最新认识,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亿万农民民主权利的高度重视。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超大国家。在这样的国度,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民主理论,努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始终是我国政治建设的重大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坚持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统一战线制度、多党合作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同时,大胆探索和实践了基层民主。特别在农村,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给世界民主进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的新范式,走出了一条在党的领导下由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事务,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新路子。这是中国的伟大创造!

当前,随着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国家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和扶持力度加大,各项支农资金、支农物资、支农项目、税费返还、粮食补贴、扶贫救济等将越来越多。农民群众对农村现有资源的科学规划、合理利用,以及建立公正透明的资源利用和收益分配机制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不仅更加关注自身的切身利益,而且更加关注自身利益的实现形式和过程。什幺样的人当村干部,村中重大事务如何决策,村干部表现怎幺样,村务、财务能否及时公开,都将得到农民群众更加强烈的关注和参与。2003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河南考察农村工作时指出:“当前,征地补偿不到位、司法不公正、农民负担重、村级财务不公开等,是农民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也是造成一些地方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立足于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坚持村务公开,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切实落实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意见》的出台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历史已赋予村民自治在我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中一马当先的使命,历史同样要求村民自治在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为农村政治建设乃至全社会的政治建设再添精彩。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进行到底,进一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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