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化能源与环境论文

着力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并重和共赢的环境友好型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主导性的绿色或可持续发展理论话语和范式。欧日的生态现代化模式和美澳加的生态行（法）政主义模式显然更接近于人类这一浅绿色的理想或目标。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危机化能源与环境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危机化能源与环境论文 篇1：

我国第三产业与环境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第三产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三产业与环境问题也成为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从第三产业与环境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入手，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分析当前学术界协调两者关系的研究途径及相应对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第三产业；环境问题；第三产业与环境；研究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日俱增，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正是第三产业地位的提高与范畴的扩展，特别是传统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日益增大，影响也愈加明显，如不及时协调两者的关系，将可能导致产业发展受阻，乃至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协调第三产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关注与研究；

一、研究第三产业与环境问题的必要性

提起环境污染，人们马上想到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模式对自然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危害。这些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全球制造业中的服务活动越来越成为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甚至大大超过单纯的制造活动。但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态势相比，人们对各类企业环境影响的研究投入很不均衡，服务企业和服务活动的环境影响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有比例不断增大，预计到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超过40％，其中餐饮、酒店、交通运输、商业等传统第三产业占据大部分比例。因此，传统第三产业的污染问题已成为继工业污染之后又一种必须予以重视的环境污染来源。而且由于第三产业分类广泛、领域众多，对环境的影响往往是隐形的，不易被人察觉，这同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增长对环境的显性破坏形成鲜明的反差，从而在治理环境污染的过程中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第三产业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渗透到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其发展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同时也向周围环境排出大量的废弃物，对空气、水体和土壤等介质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为了更好地顺应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产业的环境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学术界认为有必要对第三产业和环境问题进行研究。

1、对第三产业造成的环境影响认识不足。首先，第三产业的兴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发展趋势。2001年世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67.7％，在高收入国家高达70.7％(李江帆，2005)。经过几年的迅速发展，我国第三产业预计到2010年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超过40％。尽管如此，人们对第三产业的内容却不甚了解，以为第三产业只有商业、饮食业、旅游业和生活服务业，这就可能出现其它服务领域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或行业管理松弛、服务市场混乱等问题，导致其它分支行业一旦出现环境问题，管理部门无从入手。其次，第三产业有时空同一性的特点，即生产与消费过程同时发生。而目前人们对第三产业的环境治理依旧采用传统工业治污——“末端处理”的方式，这就导致本可以有效避免的环境污染悲剧发生。再次，传统环境法规和管理体系有一个隐含的基本假设，即环境压力主要来自于制造业，而不是整个经济活动。然而，对于那些第三产业占经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环境破坏是整个经济活动的负面后果。这些都意味着，由于第三产业对环境影响的隐蔽性，人们对第三产业环境影响的认识不足，导致了人们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问题上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当前，我国第三产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期，如果缺乏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不顾环境承受能力盲目发展，不仅会导致生态被破坏和环境被污染，而且有可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如何协调第三产业与环境保护关系的问题日益重要。

2、资源与环境压力剧增促使人们探索产业发展的新思路。人类正面临一场资源环境危机，如果不对全球资源配置体系进行革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将会迅速激化。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是如此，这是由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环境对资源供给有限性的矛盾所造成的，这是一对内在增长机制与内在稳定机制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一方是经济发展的主观要求，另一方则是自然生产的客观规律。其次，在现行经济体制条件下，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当前效应函数最大化，政府因标榜政绩或为辖区内的居民提供福利最大化，竭力满足企业和消费者的当前利益最大化等行为都从不同程度上造成环境的污染。随着第三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激化，更多复杂的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矛盾的加剧也引发了人们更多的关注与思考。近些年来，产业的发展呈现出迫于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而变化发展的特点。比如，从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制造业逐渐转向相对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第三产业；从交通运输、商业饮食等传统第三产业转向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现代第三产业；从周游列国、尽享奢华到亲近自然的生态旅游等。这些变化不能只是迫于资源与环境压力的应对之策，而应该成为体现社会发展是否和谐的依据和衡量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的标准。

3、对第三产业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十分欠缺。讨论第三产业与环境问题，在学术界还不多见，而且由于第三产业涉及的行业繁多，进行系统的研究十分困难。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起步较早，如今已迈入成熟阶段，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理论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并不都适用于我国目前的情况。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缺乏系统的分析，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足；而且许多问题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证分析。因此，需要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认真汲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填补学术研究方面的不足。

二、第三产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随着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这对矛盾不断加剧而产生的，两者的关系日益密切，矛盾也日趋尖锐。第三产业对环境有影响，环境对第三产业发展也有反作用。

1、第三产业对环境的影响。产业的发展与环境关系密不可分。传统观念认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特点，发展第三产业就能降低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费和环境污染，有效缓解目前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而这只相对某些行业而言，从整体

上看，第三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同样也产生了一系列与环境不协调的问题，对环境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第一，直接影响。首先，服务企业也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涉及到许多有形产品。如旅游纪念品、医疗中的各类药品、饭店的各种食品、商店中的各种商品等等。这些有形产品虽然不是服务本身，但它们存在于服务领域，其所产生的各种废物，显然对环境会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服务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有形的实体产品，服务过程中所使用的有形实体和所消耗的资源和能源，也会产生各种废气、废水、废渣、噪音、电磁辐射等污染。比如饭店提供餐饮服务使用一次性餐具会造成白色污染、运输公司借助于某种运输工具提供运输服务的过程中消耗能量并排出有害气体会带来大气污染等。最后，纯粹的服务过程本身也会影响到生态环境，譬如理发、修理、浴室、裁剪等都会产生一些废弃物，旅游服务也会对自然生态以及人文景观带来一定损害。

第二，间接影响。第三产业在行使其管理和服务功能的过程中，由于受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益思想的引导，对社会经济和公众产生与环境不协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支持和导向功能。在服务活动中，不但由于有形物的参与会造成环境污染，而且由于服务政策、服务设计、消费导向的缺陷，也会有大量浪费。这些主要体现在：首先，缺乏对第三产业进行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低效率的产业发展水平不能满足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的需求，从而制约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其次，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未考虑环境承受能力。再次，政府、教育机构和大众传媒对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宣传、教育力度不够，导致民众的环境意识淡薄。最后，环保规章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阻碍了环保事业的发展。这些虽然只是间接地产生影响，但由于涉及面广、长期被忽视，导致其他领域的环保努力难以产生预期的成果。国内也有学者把环境污染的原因与间接环境影响结合起来考虑，得出颇有见地的成果。

2、环境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第三产业提供的大多是服务或劳务，即服务生产过程与消费的过程同时进行，而不存在污染过后的末端治理。因此，环境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更具重要意义，环境能够带来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也会制约第三产业的正常发展。

第一，环境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自然环境中蕴藏着大量的资源与能源，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各国环境资源状况的不同，会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各种环境资源的差异又能引导不同国家和地区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第三产业。

第二，环境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良好的外部环境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无疑具有促进作用，生态旅游的兴起是最好的例子。与此相反，不良的环境使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倡导环保的时代步履维艰。越来越多的绿色壁垒、环境认证、绿色产品等掀开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序幕。

三、建立第三产业与环境友好关系的途径及对策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之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其具体要求。大多数学者认为：把循环经济思想贯穿到产业发展当中，努力发展循环型的第三产业，既兼顾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保护了环境，是传统第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发展循环型服务业就应该“在3R原则的指导下，针对资源环境系统有强胁迫性和较强胁迫性的服务行业，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措施，依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按照服务主体、服务途径、服务客体的顺序，围绕节能、降耗、减污、增效和企业形象等方面，通过实现物质和能量在输入端、过程中和输出端的良性循环，将循环经济理念实践于服务业的长远发展中”。

1、建立第三产业与环境友好关系的途径

(1)对第三产业进行合理的规划。针对服务业行业多且其关系复杂等特点，在确定整个循环经济规划大纲的基础上，把服务业经济规划分为四个步骤：对现状进行分析评价一确定规划目标一确定规划内容一选择与确定优先工程项目。

(2)利用3R原则指导第三产业实践。美国营销协会制定了一套第三产业的绿化矩阵，列举出不同分类的服务企业的绿色实践，让人们更直观地认识3R原则在实践中的作用。

(3)推行第三产业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意味着对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持续运用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以期增加生态效率并且降低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第三产业清洁生产有以下内容：进行环境现状和环境影响评估，通过试点单位开展实验，制定行业标准与规范，进行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评估。

(4)进行第三产业生态化建设。应从服务行业本身实施生态化转型开始，重点对生产型和非生产型中资源消耗大、环境影响大的传统服务业进行生态化建设，以低消耗、低污染、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为目标，通过实施服务主体生态化、服务途径清洁化、消费模式绿色化及与其他产业生态化耦合等措施，把“3R”原则和生态理念融入到“提供服务”、“实施服务”、“享用服务”的服务业产业系统结构中去。

2、协调第三产业与环境问题的对策

第一，政府层面。政府应该在协调第三产业与环境问题上担当最重要的角色，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不断深化第三产业体制改革，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推进第三产业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发展，减少产业与环境的直接接触。其次，完善发展循环型第三产业的政策体系及规章制度，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的产业政策，重点扶持循环型产业的发展。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强化职能部门的环境监督管理，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再次，加大对第三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投资，强化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最后，利用经济手段，征收环保附加税，建立抵押偿还系统。

第二，企业层面。企业的生产行为导致环境问题的出现，因此，企业应该是绿色实践的主体，承担起更多的环境责任。主要从以下方面人手：首先，树立绿色经营理念，提供绿色服务。绿色服务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企业还可获得额外的绿色利润，这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其次，推行ISO14000系列标准认证，积极发展清洁生产，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再次，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开展产学研的联合；引进、推广生态型的工艺和技术，开发再循环型产品和绿色产品，实现绿色营销。最后，创造新兴服务项目，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比如开发生态旅游等。

第三，社会层面。社会的反响、公众的声音是环境问题的直接表达。首先，建立公众参与综合决策的渠道，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推动环保非政府组织(NGO)和中介组织的发展。其次，培养绿色意识，倡导绿色消费。从小培养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离不开教育机构与大众传媒的共同努力。再次，创建绿色社区，完善社区的绿色服务功能，促进建立生态城市。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第三产业与环境问题的分析主要侧重于从循环经济、产业生态学等宏观方面的理论研究，缺乏一套类似于工业系统的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研究体系，而这样的系统在处理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第三产业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从整体系统观出发，以生态学为前提，结合第三产业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还应该注意的是，当研究两者关系的时候不能只谈环保不顾发展，而应该有的放矢，协调发展。因此，我国学术界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于第三产业与环境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之中，以期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适应不断对外开放的步伐，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　鈜　云)

作者：黄孔融　王国聘

危机化能源与环境论文 篇2：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绿色发展

着力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并重和共赢的环境友好型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主导性的绿色或可持续发展理论话语和范式。欧日的生态现代化模式和美澳加的生态行（法）政主义模式显然更接近于人类这一浅绿色的理想或目标。至少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来说，尽管目前有着令欧美国家群体妒羡的经济增长率，但终究属于一种更低层次的绿色发展，因而必须致力于从目前的可持续增长范式与模式的升级转型。不仅如此，至少就对于中国而言的可借鉴性来说，以欧盟、日本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发展模武尤其值得关注。

[关键词]绿色/可持续发展；国际模式；生态现代化；生态行（法）政主义；绿色增长

尽管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之后，发展的无条件性或至上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挑战，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发展依然是我们这个庞大而迅速崛起中的东方大国的政治共识与社会共识。换句话说，发展的升级或绿化——而不是西方学术界时常讨论的走向稳态经济或社会——已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环境政治主题。

一、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模式的绿色发展

一般来说，绿色发展（green development）是以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标志（更早可以追溯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国际社会广泛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战略的通俗性代称。绿色发展的要义是如何通过发展观念与发展模式的革新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正面临的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与资源困境，也就是实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绿色发展最初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生态可持续性（承认自然/生态极限），但随后逐渐扩展到如何创建一种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尤以2002年约翰内斯堡人类可持续发展峰会为标志）。

因而，绿色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国际社会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来逐步形成的一种“环境或可持续发展共识”：一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来抑制并最终逆转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以及其他全球性环境问题），维持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的生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二是世界各国通过产品更新换代、工艺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构建一种低能耗、低物耗、较少生态环境损害的绿色经济。所谓“稳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概括就是对这种可持续绿色经济的主要表征。三是人类社会共同探寻一种超越现代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大众主义消费模式的适度消费、社会公平、生态正义的生存方式与生活风格。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因为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处在差异悬殊的起点之上与环境之下（即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但却是不同的世界）。所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理解与界定绿色发展时会有诸多的理论视角与立场差异，在制定与落实绿色发展战略与政策时也存在着重大的实践性差别。

具体而言，从理论上说，绿色发展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级来理解与界定：一是生态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它首要关注的是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活动及其后果的生态可持续性。依据这一界定，衡量人类有关活动及其后果的生态可持续性标准不仅关涉活动本身的低物耗、低排放（比如碳）和可循环（因而最低程度的自然生态影响），还包括活动的长远影响和间接影响，尤其是在代与代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环境污染的代际转移和区域转嫁，都算不上生态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因而大致属于弱生态中心主义的范畴。二是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它首要关注的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并重和共赢。依据这一界定，除了对特殊生态环境对象的强有力的法律行政保护，还必须致力于生产经济技术方式与生活消费风格的重大变革，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目标。但对于这一理论来说，人类的物质消费需求更多的是如何满足而不是加以限制的问题，而任何意义上的变革都只能是渐进的和以经济技术为主的，因而大致属于弱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三是环境/资源可维持的绿色增长，它首要关注的是使依赖或可掌控的自然生态能够支撑高速发展的经济特别是GDP增长。依据这一界定，真正重要的不是自然生态系统如何使本地居民享受更舒适和高质量的生活，而是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经济商品化及其工业化开发利用（比如对于工业生产十分关键的贵重金属和稀土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也就是着力于经济体总规模的扩张。当然，至少在应对工业环境污染后果和资源稀缺的意义上，这一理论也会强调关注绿色议题并支持环境友好的发展举措，但总体上属于人类生产/经济主义或“发展主义”的范畴（现实中往往体现为所谓的GDP崇拜）。

从过去20年回顾的视角来看，绿色发展第一个层级上的理解与界定依然更多局限于少数激进或极端的环境主义运动与团体的范围，比如来自左翼“红绿”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团体和来自超越左右的“深绿”的生态中心主义/自治主义运动团体。而真正能够进入和影响主流政治从而成为一种明确的实践战略的主要是第二个层级上的理解与界定，而且基本上局限于欧美工业发达国家或已进入后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欧盟核心国家和日本。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绿色发展大致是在第三个层级上被政治议题化和政策化的，尽管我们的绿色意识形态话语也许时常处在第二个甚至第一个层级。

二、绿色发展的三种国际模式

依据上述对绿色发展的概念性解析，我们可以把当今世界各国的“浅绿”发展理论与实践大致概括为如下三种模式或类型：欧日的生态现代化模式、美澳加的生态行（法）政主义模式和“金砖国家”的可持续增长模式。

（一）欧日的生态现代化模式

生态现代化模式的核心理念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并重和共赢，而且主要依靠一个具有法政能力和生态自觉的国家（准国家）促动与掌控的绿色经济或市场来实现。作为一种完整的绿色发展理念与战略，以欧盟及其核心国家最为典型。

联邦德国是最早提出与实践“生态现代化”理念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早在1982年，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的马丁·耶内克教授首次使用了“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它随后出现在1983年第4/5期德文版的《自然》杂志中，并于1985年在一个隶属于柏林科学研究中心的国际环境与社会研究所（IIUG）出版的题为《作为生态现代化与结构政策的预防性环境政策》的论文中将其译为明确的英语术语。从那以后，“生态现代化”逐渐从柏林走向整个德国，从学术圈研讨变成执政党的基本政策。1998年，它成为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绿”执政联盟协定的关键词，尽管绿党更多从环境主义的立场来理解，而社民党更多从经济与技术革新的视角来理解。到2002年再次大选时，社民党总理盖哈·施罗德和绿党领导人约希卡·菲舍尔之间的立场已非常接近，使得执政联盟在随后的一个任期中在环境政策上较为一致。2002年，德国环境顾问委员会（SRU）年度报告中对“生态现代化”做了专门的概述。至此，“生态现代化”已经成为联邦德国的基本国策，而不只是一种政策工具或话语。不仅如此，2005—2009年的基督教联盟/社民党大联盟政府以及随后的中右联盟政府基本延续了由前任政府确立的“生态现代化”战略与政策，而在这方面，环境部长出身的首位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贡献。

荷兰是长期坚持“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另一个欧盟核心国家。荷兰瓦格宁根大学的阿瑟·摩尔教授（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学术研究与传播，对中国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也给予了热情关注，比如他主持的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培养了许多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在实践层面上，为了落实里约会议通过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荷兰自1988年起连续推出自己的《国家环境政策计划》。其中，自2003年起开始执行的《国家环境政策计划4》强调了如下基本原则：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互利性原则，政府与各行为主体互动性原则，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资源消耗脱钩原则，全球环境治理原则，全球环境市场原则。而它的第四章“为了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创新”明确强调，荷兰面向未来的环境政策之首要原则是“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与《国家环境政策计划1》对“生态和现代化兼顾性”、“生产过程的生态预防性”、“政府、工商界和环境组织的协调性”、“环境治理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和“理性公民/消费者”等原则的强调相比，荷兰的生态现代化战略及其实施显然已进入一个更深化与全球化的新阶段。

不仅如此，由联邦德国和荷兰等国家引领的“生态现代化”已经在欧盟层面上产生了“溢出”或“扩散”效应。一方面，作为一个超国家政体的欧盟正在大量制定与推行“生态现代化”思路下的欧盟环境与经济政策。欧盟（欧共体）理事会1990年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决定明确要求其各种发展合作项目必须将环境因素考虑进去，而它自1973年以来连续制定实施的6个环境行动计划（EAPS）具有日益明显的超国家干预色彩（其中第6个执行期限为2002—2012年）。多少有些令人惊奇的是，那些新人盟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同伴并没有成为欧盟制定与落实相关法令的“拖后腿者”。再比如，由欧洲议会委托著名的联邦德国乌普塔尔气候、环境和能源研究所撰写的《欧洲绿色新政：以绿色现代化走出危机》研究报告（2009）明确宣称，生态现代化是欧洲摆脱经济与金融危机和维持长期繁荣的政策首选。另一方面，近年来欧盟竭力试图把自己的绿色经济与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政治实力。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欧盟及其核心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中的绿色领袖。而无论从政治理念、预期收益还是既有成效来说，生态现代化都是阐释欧盟目前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即所谓的“202020”）的恰当理论/话语。可以说，生态现代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超国家层面上的欧盟现象。

日本虽然没有广泛使用“生态现代化”这一术语，而是更多使用“公害处置”、“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提法，但鉴于其先进的绿色经济技术研发与推广和卓有成效的环境法律政策管理，我们可以将其划归以欧盟为主的“生态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模式。

（二）美澳加的生态行（法）政主义模式

以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为代表的“新大陆”工业化国家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可以大致将其概括为生态行（法）政主义的绿色发展模式。一方面，由于自然地理的原因，这些国家拥有比欧洲大陆更为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或相对较小的工业发展的环境压力（即隶属于所谓的“幸运国家”）。概言之，无论是在人类社群内部还是人与自然界之间，都存在着相对较为温和的环境（资源）竞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崇尚个人主义）与政治制度特点（联邦制），由国家或其他层面上的政治实体来组织推动经济产业/产品结构的绿色转型、新型绿色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个人消费与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变，很难获得充分的民意理解与政治支持。相应的，着力于少量强制性但确属必要的环境法律与行政管理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这方面的典型实例是美国。比如，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宣称要大力推行所谓的“绿色新政”，其核心是，以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为抓手，重新铸造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优势，即把美国经济重新打造成一个“岩上之屋”（来自《圣经》的隐喻，建在岩石上的房屋要比沙滩上的房屋坚固得多）。具体来说，它可以概括为节能增效（尤其是鼓励汽车节能和绿色建筑）、开发新能源（重点支持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研发应用）和尽力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通过“巧实力”运用重新掌握全球环境变化政治的主动权）等。但是，无论是联邦政府可以安排的经济与财政投入（经济金融危机只是部分性制约因素），还是联邦政府拥有的经济与行政调控工具，都难以支持一种大刀阔斧的绿色重建。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到两年之后的中期选举中，美国选民就把联邦众议院的控制权再度交还给共和党。这意味着，不仅奥巴马“绿色新政”中承诺国际社会的较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家目标（相对于前任的小布什政府而言）将难以真正兑现，而且其国内绿色变革的诸多国家层面行动也将困难重重。

但必须看到，这些国家的环境保护水准（目标）并不低（即使与大部分欧盟国家相比），生态环境立法/执法也非常严厉，而且的确也颇有成功之处。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上述三国中几乎都有着对大片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独特自然生态景观、天然荒野地质区域的成功保护（因而往往是人们自然与生态旅游的首选地）。此外，在大城市的绿色规划与管理方面，它们也有着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纽约在19世纪末曾是美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并遭遇了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城市工业污染与交通拥挤等难题，但历经三个阶段的向城郊化过渡（城市居住功能郊区化、城市工商业功能郊区化和建设卫星城镇）、大力发展以地铁与公交为核心的公共交通和强力推进节能与垃圾再循环制度，已基本解决了传统城市普遍存在的噪音、交通、住房和空气污染等问题，是目前全美大城市中最绿色环保的城市（年度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7.1吨，还不到美国平均水平的1/3；每日人均开车14.4公里，而全美人均每天开车41.6公里）。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势，建立在成熟的法治文化与良好的地方自治传统基础上的“生态行（法）政主义”对实现生态环境的高质量保护或绿色发展扮演着一种不可替代的角色。

（三）“金砖国家”的可持续增长模式

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迅速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后果之一，以“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南非于2010年加入并将这一团体由“金砖四国”改为现名）为代表的少数发展中大国正在成长为变革中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的重要一极。以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以及随后成立的G20机制为标志，包括中国在内的成长中大国已经成为国际环境政治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努力中不容忽视的影响力量，而从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峰会到2011年底的德班大会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尽管就“金砖国家”内部而言，中国与印度的情况更为相似（经济高速增长、人口超级大国、历史文化异质性较大），而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人口分布严重不均、历史文化异质性较小），但就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解读与战略实践来说，这五个国家大致处在同一个水平上，那就是在维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适当考虑自然生态尤其是资源的可持续性，而这也几乎代表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认知或思维路径（甚至对于那些极端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严重脆弱的国家来说，它们一旦具备必要的条件也会采取同样的模式）。由此可以理解，这些国家对可持续/绿色发展的感知和界定与欧美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当然很难说是根本性的），如果说前者更关注的是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长，那么后者更关注的则是发展的绿化（可持续性）及其程度，同时，它们在绿色/可持续发展实践上的差异也是不言而喻的。

客观地说，像“金砖国家”这样的成长中大国的经济扩张有着其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中国和印度曾长期是世界历史中影响深远的文明大国，而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则拥有当今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就此而言，世界经济政治中心的“东”移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历史必然性，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只不过提供了这样一种促动性契机。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这种源生于西方国家的以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地球及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构成了一种终极性极限，尽管人们总是想象或试图超越这种极限，比如通过所谓的超级能源或电影大片），而且几乎注定是社会与生态破坏性的（资本的扩张及其增殖几乎总是伴随着社会的殖民化与生态系统的脆弱化乃至瓦解）。另一方面，至少从目前的现实来看，这种被主动或被动引入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它必然会带来的社会与生态副效果也就难以得到彻底或真正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批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却在我们时代广泛存在，而且事实上也很难根除。因而，无论“金砖国家”当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之高，也不管这种高速增长率能够维持多久，它们在根本上都是经济与生态不可持续的——在国内层面上和全球视野下考虑时都是如此。无论是“北京共识”还是“孟买共识”，严重缺乏的都是一个明确的生态主义向度。也就是说，“金砖国家”要想真正走向绿色发展，同时需要的是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的转换。

必须指出，“金砖国家”的绿色发展升级既存在着日益强大的内外政治压力，也有着某些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就前者来说，一个最为突出的方面是，作为经济上已经迅速壮大并且仍在高速增长中的发展中大国，“金砖国家”已经变得很难拒绝来自国际社会的承担拯救全球生态领导责任的要求（并非仅仅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这可以说是从哥本哈根到德班会议上所发生的世界环境政治格局的最新变化，而且巴西和印度已经开始做出某些政策立场的调整。就后者来说，拥有悠久的前现代文明历史以及丰富的生态与环境友好智慧的中印两国，在尽快消解时下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极端单向度缺陷方面应该说有着巨大的潜能，比如仅仅诉诸两大古老文明的历史与文化就可能成为“发展/经济主义”和“大众消费主义”的一种巨大的消解性力量。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金砖国家”必须认真学习与借鉴西方工业化国家逐渐走出狭隘与偏执的工业/城市现代化并实现某种程度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具体地说，我们必须尽快在理论话语与范式上明确提升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目标的并重和共赢，并切实追求一种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而在实践模式上，尽管欧日的生态现代化模式和美澳加的生态行（法）政主义模式各有所长，但前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来说似乎更具有可借鉴性，因而更值得我们关注。

三、发展的“绿化”：选择绿色未来

20年前举行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最主要遗产是，‘着力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并重和共赢的环境友好型绿色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主导性的绿色或可持续发展理论话语和范式。对此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无论现实状况如何难以让不同视角下的生态激进主义者满意。而比较之下，欧日的生态现代化模式和美澳加的生态行（法）政主义模式显然更接近于这一浅绿色的人类理想或目标。至少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来说，尽管目前有着令上述两个国家群体妒羡的经济增长率，但终究属于一种更低层次的绿色发展，因而必须致力于从目前的可持续增长范式与模式的升级转型，可谓“任重而道远”。而且，至少就对于中国的可借鉴性来说，在笔者看来，以欧盟、日本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发展模式尤其值得关注。

当然，即使仅仅着眼于生态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即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并重和共赢，我们也不能忽略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拘泥于对欧日为代表的这种浅绿色发展模式的简单模仿，因为，即使在欧美学者中间也广泛存在着对这一理念与战略的深刻反思和批评。比如，左翼环境主义学者斯蒂芬，扬甚至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可以理解为“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适应环境挑战并强化自身的一种战略”，它的要害在于，通过重新肯定技术与市场在实现环境保护目标中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否定了所有在环境视角下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批评及其变革要求。换句话说，欧盟国家这种浅绿色发展战略的相对成功离不开一种更为多元（尤其是激进主义的）的环境话语体系和社会运动，以及更为基础性的绿色政治社会背景与文化。

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忽视对伴随着现代化实践而出现的现实经济、社会与生态难题的自觉反思。至少与向欧美绿色发展模式学习同样重要的是，笔者认为，民众生活环境质量（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绿水青山和小桥流水）和传统社会价值规范（包括朴素形式的真理、公平、正义）在极端单向度的发展/经济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急剧失落与沦丧，终将重新唤醒一个民族似乎已经沉睡的生态智慧甚或良知。依此而言，一个已然进入现代化中后期的中国让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看到的除了再次崛起的超规模经济，还应包括绿色的希望，而发展的“绿化”绝非是由于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而是我们对绿色未来的主动选择。

【责任编辑：龚剑飞】

作者：郇庆治

危机化能源与环境论文 篇3：

推进京津冀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摘要：正确把握和协调好产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积极寻求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思路、新方式和新途径，已经成为京津冀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当前，京津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失调的现象，基于此，要建立产业与环境相协调的承载数据库;大力发展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完善政策体系;拓展环境治理的投融资渠道。

关键词：京津冀;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

随着京津冀产业发展对能源、资源以及环境等自然生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不仅造成了能源短缺、资源紧张、环境恶化等生态环境灾害和风险，还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环境的生态结构和自我修复、净化功能。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客观需求，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足的严峻现实之间的矛盾，致使环境与发展成为京津冀产业发展必须关注的焦点。正确把握和协调好产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积极寻求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思路、新方式和新途径，已经成为京津冀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 产业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产业发展是产业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连接点。产业发展作为一个“资源配置器”，既能有效配置资源，也能改善资源环境的消耗，协调和控制污染物产生的质和量。产业发展与保护环境相协调是指产业发展建立在资源环境可承载范围内，资源在一定区域内的各个产业间能够得到有效配置，并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自净空间。这里的协调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环境承载能力是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资源、能源是产业发展必需的原材料;环境是产业发展的空间容量。反过来，产业发展为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物质产品，产业发展对资源的获取以及自然界满足产业需求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随着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的增强，通过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信息化功能增加，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使得更多的有效资源支持产业发展。

另一方面，优化配置和调控产业发展，能够缓解环境承载压力。以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为例，随着京津冀协同战略的实施，京津冀城市发展有了新的功能定位，北京产业逐步向津冀转移，津冀也结合自身优势有选择地承接北京产业，在此基础上，进行产业转型或优化升级，从而使京津冀区域资源有效配置，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的优化配置和调控，不仅能整合特定区域内的优势资源，还能避免由于产业结构的同质化，造成资源能源的浪费，从而减轻环境承载压力，实现产业发展与区域环境承载的协同发展。

总之，产业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协调性，是在环境承载范围内，资源能源有效利用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协调和处理好产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就是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通过产业的转型升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

二、京津冀产业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现状

目前，京津冀生态产业不断发展，科技创新不断强化，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但仍面临资源消耗、生态环境破坏与可持续发展矛盾尖锐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京津冀产业的发展空间。因此，推进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京津冀区域发展最为紧迫的问题。

尽管京津已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河北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环境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传统粗放型的产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转变，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带来环境污染的“历史旧账”和“发展新账”双重问题，致使未来京津冀环境治理和环境改善依然面临巨大的考验。目前京津冀产业与环境发展失调的现状有三点：一是产业发展注重提高经济效益和调整产业结构，尽管产业总量增长较快，人均水平也不断提升，但生态环境建设比较滞后，呈现环境滞后发展的局面。二是尽管环境与经济整体协调度较好，但产业发展仍面临资源短缺、环境约束的问题，环境与产业的协调度仍处于徘徊状态，没有明显的上升。京津冀三地产业的发展方式尚未完成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仍然占一定的比重;三是尽管环境与产业发展趋势呈协调、增长态势，但未来还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尽管通过节能减排的措施，但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是随之上升的，且大量污染物在人口密集的城区内集中排放，使得京津冀三地大气及水环境的改善难度加大。京津冀整体环境出现“微容量、重负荷”的问题。

三、推进京津冀产业与环境协调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产业与环境相协调的承载数据库

要保障产业发展在环境可承载范围之内，确保京津冀三地数据采集、指标确定和衡量标准的客观性和统一性。要结合“互联网+产业”，依托云计算技术，统筹协调来自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和环境承载数据，建立京津冀产业发展与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平台，定期向三地各区域发布产业发展面临的环境承载力指数，让政府、产业主体和社会公众了解各区及整体的环境承载能力现状，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保护三地各区生态环境的危机感与责任感，发挥公众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环境承载力提升的监督作用。

（二）大力发展生态环境友好型產业

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是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它不仅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友好相处，还强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建立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的示范工程。通过环保示范工程的培育和推广，为京津冀节能环保产业提供经验和借鉴，比如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自主转变发展方式，加大对能源、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建设京津冀生态产业园示范区。根据京津冀产业发展前景，按照“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原则，确立京津冀三地生态产业园区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围绕绿色、低碳、循环等生态文明理念，有计划、有步骤、多层次地引导实施。同时，要强化生态产业园区的管理。可借鉴“一区多园”、“飞地经济”等管理模式和经验，通过“总部+基地”实现天津“产业+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联盟，带动京津冀从产业向生态产业，从产业集群向生态产业集群的转型和升级。

（三）依靠科学技术推动京津冀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

科技是产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同样，京津冀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不仅要从宏观到微观强调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还要从技术到管理实现全面、全过程的低碳、循环生态化发展。一是要借助京津冀区域的知识资源，实现“产、学、研”的有机融合，使先进的环保技术有效转化为产业的第一生产力。二是构建绿色技术体系。在生产活动中凸显清洁生产和“零排放”的理念，积极推广和应用与环保相关的技术。三是创新环保技术体系。要重点引进和培养复合型环保人才，不仅包括技术类，还包括管理和实践型人才，为京津冀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完善京津冀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

首先，要为发展京津冀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包括：政府要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提供积极的帮助;对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资金扶持力度，并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对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扶持，比如通过奖励、减税等政策为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其次，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研究和制定技术政策。比如，为了推进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在一些重大的环保项目或者推动产业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的项目上，政府可以通过采取投资、财政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并推进环保项目的实施和推广，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的参与和管理。最后，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使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有法可依。一方面，要在已有的法律体系中，进一步提升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法律地位，转变政府、企业及公众等社会主体的发展意识，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让这种理念成为一种习惯。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相关的立法。比如，清洁生产法、资源综合利用法等等。

（五）拓展京津冀产业发展面临环境治理的投融资渠道

一是设立基于环境保护的京津冀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该资金主要用于公益性环保产业的发展、生态产业的技术创新、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研发等等，通过政策引导、债券、股权激励，实现产、学、研的有机融合，推动京津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搭建产业发展的环境治理投融资平台。利用“互联网+”与产业、民生、金融、环保等相衔接，有效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要形成多元的投融机制。三是京津冀产业发展的污染防治专项基金。在不断加大政府生态贷款力度的同时，建立京津冀产业发展污染防治专项贷款机制。

参考文献：

[1]阎兆万.论产业发展與环境保护的关系[J].经济研究参考，2007（65）.

[2] 连玉明.试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04）.

[3]祝尔娟.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思路与重点[J].经济与管理，2014（03）.

[4] 刘利.产业空间演化的环境效应研究[M].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作者：屠凤娜 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