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案审查研究论文

摘要：刑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依法进行，从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刑事诉讼程序作为国家惩罚犯罪的一种活动应当具有严肃性。“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原则。对任何公民来说此项权利的保障不仅仅是免于刑事实体法上的处罚，而且也应当保障公民免受无谓刑事诉讼程序上的约束。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刑事立案审查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刑事立案审查研究论文 篇1：

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程序及其缺陷的剖析

摘要：刑事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初始程序,它标志着国家对于犯罪行为追诉的正式开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立案程序规定为并列于侦查程序的独立程序,但是立案程序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程序在理论及实践中的缺陷主要有：立案条件缺陷；程序虚无化倾向；立案前的行为是否系诉讼行为性质归属难以确定；立案监督存在制度性缺陷；立案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

关键词：刑事诉讼立案；中国特色；立案监督；虚无化倾向

一、立案概述

1、刑事诉讼立案的概念

刑事诉讼的立案，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等方面的材料，依照管辖范围进行审查，以判明是否确有犯罪事实存在和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并依法决定是否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或审判的一种诉讼活动。

2、刑事诉讼立案权的归属

《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88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由此可见，立案是国家法律赋予公安、司法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都无权立案。

3、刑事诉讼立案的中外对比

立案作为刑事诉讼开始的标志，是每一个刑事案件都必须经过的法定阶段。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立案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程序和制度。除苏联、东欧和蒙古等国家采取与我国类似的做法，将提起刑事诉讼及立案作为独立的诉讼阶段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加以明确规定以外，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都不将立案规定为独立的诉讼阶段。例如，在美国，其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分为审前程序、审理程序和审后程序三个阶段，而审前程序包括提出控告、逮捕、在警察局“登记”、逮捕后在治安法官前聆讯、预审、正式起诉、传讯、被告人答辩几个步骤，及立案不是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编第一章专门规定了“立案”程序，其法律地位与“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并列，这不同于普通法系国家，普通法中通常以逮捕作为刑事诉讼的开始。只有依法逮捕后，一切刑事诉讼活动才有合法依据。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要履行一定的登记手续，包括姓名、住址、涉嫌罪名、何时、何地被逮捕等等，并且告知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然后再开始进一步的侦查。

4、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设立初衷

我国《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设置“立案”程序，立法者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缺乏司法控制，立法对侦查手段的制约和规范不够严谨，失之过宽，给公安司法机关行驶侦查权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对公民的权利保障产生威胁。因此，设置这一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从程序上防止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权力，随意采取侦查行为或强制措施，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立案程序的缺陷

1、立案条件的问题

我国刑诉法规定立案的法定条件是：有犯罪事实并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案条件的规定由于违背人的认识规律而存在着逻辑上的悖论，因为是否有犯罪事实存在以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需要通过侦查程序的运作来予以查明的，它是侦查的结果而非侦查的前提。如果将之作为侦查程序启动的前提条件，那么无疑是违背了人的认识规律、倒果为因。而一种违背人的认识规律的制度安排显然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其结果只能导致制度本身在实践中的异化或虚置。笔者认为，按照刑事案件发案、破案的发展规律，获取、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客观上应受时空和侦查物质装备条件等多方面条件制约，主观上应受侦查人员的侦查水平等多方面制约，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够全部获取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案件在立案后，经过侦查排查，侦查终结的处理结果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撤案；第二种是不起诉（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第三种是起诉。有的案件在起诉之后，经过法庭审理，由于证据的认定原因，可能判决被告人无罪。所以，我们应树立科学的证据观念，不能把立案的证据标准等同于起诉的证据标准或认定有罪的证据标准。对于立案的证据标准，笔者认为应定位在“具有合理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形式诉讼中，我们应以报案、控告、举报、自首材料为依托进行审查，只要可以推出某种犯罪事实具有合理存在可能性，即可立案。

2、“先破后立”、“不破不立”、“边破边立”的现象普遍存在，立案阶段存在着一定的程序虚无化倾向

长期以来，侦查实践中一直立案数作为侦查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侦查机关为了片面追求立案数、破案率，对立案程序十分谨慎，一般情况下不达破案的程度不会贸然立案，既然立了案，一般情况下又不会轻易撤销案件，在办案人员的观念中撤销案件就是错案的想法还普遍存在。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正常的撤案程序设置被架空，该撤案的不作撤案处理，有错不纠的情况时常发生。

3、公安司法机关在立案程序中立案决定前的行为，是否系诉讼行为性质归属难以确定（侦查机关立案前行为的法律性质问题）

我国法律赋予立案程序的独立性法律地位，其实质是排除侦查机关在立案阶段使用侦查手段或运用侦查措施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这种立法设计却使得侦查机关在立案阶段对侦查手段和侦查措施的适用非法化。

另外，我国《形式诉讼法》的“侦查”、“审查”及相关解释中的“初查”等概念，其应该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1款规定，侦查行为具有专门性，是由特定主体在特定条件下适用的特定手段，侦查手段与强制措施的适用只能在立案后进行。根据《形式诉讼法》第86条的规定，“审查”只是公安司法机关在立案前对有关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等材料进行审查的方式，主要是书面审查，作出是否立案的判断。《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7条、第128条，将这种“审查”定位为“初查”，从规定内容分析，初查的主体是侦查部门和举报中心，方式是包括除限制人身自由和财产性权利的强制措施以外的侦查手段。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一直都是将“审查”、“初查”当作侦查来对待，在司法操作层面上很难把三者作出实质的区分。

4、立案监督存在制度性的缺陷，其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1）法律赋予立案监督的手段缺乏执行力。对立案阶段的法律监督问题，从《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的手段主要是一些软措施，如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基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了实践中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的先天不足。如对于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后仍不立案的处理，就仅有“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公安机关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在上述时限内不予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公安机关仍不予纠正的，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或者报告同级人大常委会。”至于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的时限以及上一级仍不能达成共识的处理办法等均没有规定。现行法律没有赋予检察院一定的立案监督处分权和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力，成为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的一个“盲点”。

（2）立案监督对象不完整。《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监督的对象仅局限于公安机关，而未设置对其他刑事立案主体（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法律条文，从而导致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活动的法律监督无法可依，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活动中错误行为和违法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特别是对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的案件，在内部监督制约缺少效果的情况下，又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制约，造成职务犯罪侦查案件的立案监督程序形同虚设。从理论法学角度上来看，立案监督是检查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行为是否合法实施的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同人民检查院、公安机关一样均享有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权，所以将其同时列为刑事立案监督的对象，刑事立案监督制度才科学、规范和全面。

（3）监督范围界定不准确。《刑事诉讼法》第87条对于立案监督范围界定不全，易形成立案监督的空白地带。如对刑事立案主体的“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及其他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的缺乏监督。

5、立案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并造成了侦查权对审判权的侵犯

立案在刑事程序中起着案件分流的作用，立案制度是基于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及其法律后果的判断，其带来的程序方面的后果是决定了案件的处理方式，是公诉还是自诉；其带来的实体方面的后果则是对被控告人(包括自首者)之法律责任的预断，是有罪还是无罪，或者说案件性质是刑事案件还是治安案件。在未经审判之前就确定了一个案件的性质，这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另外，某人的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最终取决于人民法院的判决，而立案制度却要求侦查机关预先作出判断，这实际上就是把本属审判机关的权力交给了侦查机关，既不符合刑事诉讼分工协作、互相制约的原则，又造成了侦查权对审判权的侵犯。

综上，作为刑事诉讼的开端，立案程序设计得科学与否、合理与否，立案活动进行得顺利与否、得当与否，将对后续诉讼活动的展开以及全部诉讼活动的整体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刑事诉讼法设置的独立的立案程序在功能价值上具有积极地意义，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却存在诸多缺陷和矛盾。对我国刑事立案程序存在缺陷进行系统分析，希望将来对提出完善构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吕萍.刑事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质疑[J].法学研究,2002,(3).

[2]杨书文.论刑事立案的性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4).

[3]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2002:145-147.

[4]陈卫东.模范刑事诉讼法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03.

[5]王志刚,徐伟.刑事立案监督障碍分析[J].中国检察官.2008,(7).

作者：邓烨然

刑事立案审查研究论文 篇2：

论对公安机关不当立案监督问题之研究

摘 要：刑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依法进行，从而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刑事诉讼程序作为国家惩罚犯罪的一种活动应当具有严肃性。“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原则。对任何公民来说此项权利的保障不仅仅是免于刑事实体法上的处罚，而且也应当保障公民免受无谓刑事诉讼程序上的约束。公安机关不当立案的行为就是对这一刑事诉讼重要原则的违背。但是长期以来，往往只关注于对公安机关“消极”不立案行为的监督。而对公安机关不当立案这种“积极”行为的监督，不仅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实践中也未引起检察机关应有的重视。因此，检察机关必须对这一行为加强监督。

关键词：不当立案；刑事诉讼；监督

一、公安机关不当立案的原因分析

为说明当前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的情况，笔者将根据C市N区基层检察院近三年来，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中，经该院公诉部门审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而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来分析当前公安机关不当立案的中存在的问题。

2009年该区检察院公诉科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10件/15人，2010年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17件/26人，2011年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28件/41人，2012年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43件/62人。三年来公安机关撤案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建议撤案的案件类型主要有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虚报注册资本、抽逃出资等轻微刑事案件。

笔者通过分析以上建议公安机关撤案的案件中，认为公安机关不当立案上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一）对犯罪构成的认识错误

刑法的目的在于禁止和惩罚侵犯法益的犯罪行为，所以相关刑事法律对各种犯罪行为明确规定了构成要求以及起诉的标准。但是我们知道社会实践中任何案件事实往往是复杂多变的，对于某一事实认定和性质的判断，需要一定法律素养和司法经验，由于我国当前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对与法律规定的理解和适用的水平往往难以达到检察机关和法院的水平和高度。尤其是涉及像贷款诈骗、非法经营、信用卡诈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等经济类的犯罪案件中，公安机关无论是在案件侦查水平还是相关专业知识的认定上都存在不足。如2012年，公安机关向该院移送的郑某某、张某等人虚报注册资本案件中，郑某某、张某等人2011期间为成立劳务公司向工商部门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自身资金不足，遂通过工商代办机构替其向工商部门验资注册。公司成立后由于无业务经营，郑某某、张某等人便放弃经营。2012年由于郑某某、张某没有到工商部门注销该公司，公安机关遂对该两人以虚报注册资本罪立案移送起诉。本案中公安机关只是片面理解刑法对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规定，而没有综合考虑该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人是否造成危害他人的后果等因素。而本案经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郑某某、张某等人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且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二）简单执法的工作方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一系列理念和政策的提出，要求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不仅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同时也要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但是，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于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如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亲属之间的盗窃案件，公安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中，往往不愿意花费精力通过和解的方式来化解这些群众矛盾。只要这些案件达到法律上的构罪标准就以刑事案件立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种简单执法的工作方式不仅不利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而且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不当立案监督的现实困境

（一）“重打击”的刑事司法理念

由于我国处以社会转型期，刑事案件发案率一直居高不下。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首要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为追究打击犯罪的效果，社会大众的心理往往是认为“宁枉毋纵”的观念。大家往往关注的是如何加强对公安机关那些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消极作为”的监督，以避免公安机关放纵犯罪。而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问题，一般都认为只要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没有故意的打击保护、诬告陷害等严重违法行为，大众往往是一种宽恕的心态。因此，在注重打击犯罪的刑事司法理念之下，而忽视了如何对于公安机关不当立案可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监督。

（二）相应法律制度的缺乏

对公安机关立案的监督，我国现有法律只是规定了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刑事诉讼法》第111条：“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而对于如何监督公安机关不当立案的行为，却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只是在2010年7月26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该规定第6条：“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服公安机关立案决定的投诉，可以移送立案的公安机关处理。”第8条：“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或者立案理由不成立的，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或撤销案件。”但该规定仅为检察院、公安机关制定的试行性规定。而且，在2013年新修订的刑诉法中，也没有对公安机关不当立案问题监督的相关规定。

（三）不当立案标准难以界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公安机关立案的条件为“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即可立案侦查。但是我们知道实践中，许多案件发生时，公安机关要判断是否有犯罪事实的存在和确定作案嫌疑人，一般都需要在立案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和取证，才能确定。对于一个“犯罪事实”是否应当立案，如果没有经过立案后的一定侦查工作是很难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来判断是否需要刑事立案。因此，要在“犯罪事实”确定前就要判断公安机关立案是否适当十分困难。同时，也有观点认为监督不宜针对立案本身，立案监督应主要针对公安机关违法采取的涉及当事人人身和财产的侦查监督、强制措施[1]。

笔者认为对于公安机关立案是否适当的判断，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该标准不能影响公安机关正常的侦查行为。因此，笔者认为该标准的确定应当是在公安机关立案后整个犯罪行为侦查终结后准备移送审查起诉开始（即刑事诉讼法程序侦查环节结束）。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这种不当立案监督，实际上是一种事后监督，而不是对公安机关立案行为的监督。这种监督也是对公安机关侦查过程是否达到侦查终结的标准的监督。

三、检察机关不当立案监督的必要性

（一）保证刑事司法活动的严肃性

刑事司法活动为国家惩罚各种违法犯罪的一种活动，刑罚也是一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因此，刑事司法活动极具严肃性。公安机关的立案标志着刑事司法活动的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一经启动即将关系公民各项权益，甚至人身自由，该程序的启动必须慎重。公安机关的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重要环节，必须严肃对待。

（二）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其目的是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我国刑事诉讼明确规定“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行为，让一些本应无罪的公民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对于公安机关的此种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应当也必须予以监督。

（三）节约司法成本

司法资源紧张一直是司法工作的困难，尤其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一些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往往不经过批捕等环节，而直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公诉部门的承办人在审查后发现案件不应当立案的，一般是建议公安机关撤案或决定不起诉。① 我们知道检察机关作出该决定，内部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审批程序，这期间需要花费承办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公安机关不当立案不但造成侦查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对检察机关司法资源造成浪费。

四、完善不当立案监督的措施

（一）法律规定的完善

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权力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才具有真正的强制力和约束了。我国检察机关虽然作为宪法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国家的法律实行进行监督。但是在实践中法律对检察机关具体的监督范围，确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检察机关往往监督无门。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当立案的监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公安机关的一种制约，甚至是追究公安机关的相关责任。因此，为确保检察机关此种监督权力的履行，必须从法律上予以明确的规定。

（二）完善监督的手段和措施

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于一些不当立案的案件，为规避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督，往往不向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提请逮捕，而直接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由公诉部门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查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部门对于这些案件的只能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建议撤销案件，对于公安机关这种不当立案的违法行为，并没有其他的监督方式。因此，为确保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的有效监督，公诉部门可以以发出《纠正违法通知》的方式，要求公安机关就立案的原因作出说明。审查后发现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在不当立案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可以向公安机关的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相关人员进行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公诉部门应向本院职侦部门移送相关线索，立案侦查。

（三）保障立案阶段辩护人的参与权

新刑诉法的修订，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要求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辩护人在侦查阶段的享有权利也得到扩大。辩护人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度和程序化得到强化。因此，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应当保障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享有的各项权利，认真听取辩护人提出的无罪意见，从而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判断，防止对刑事案件的不应当立案。

参考文献：

[1] 刘福谦.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之理解与适用[J].人民检察，2010，（17）.[责任编辑 李春莲]

作者：孙黎波

刑事立案审查研究论文 篇3：

追诉时效终止日期的认定

摘要：追诉时效中的“追诉”内涵兼具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将刑事立案之日而不是审判之日、提起公诉之日认定为追诉时效的终止日期，既符合追诉时效本质的规定，也与体系解释结论相吻合，更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司法恣意，是一种合法且符合实践需要的解释立场。

关键词：追诉时效 时效计算 刑事立案

[基本案情]2005年2月10日23时许，犯罪嫌疑人杨某某、王某某伙同张某某进入被害人吴某某家中盗窃财物，在盗得人民币现金3000元后，在三人正搬动电视机时，吴某某被惊醒，吴某某大喊“抓小偷”，三人见状逃离现场。某县公安局于2005年2月12日对吴某家财物被盗一案立案侦查。2008年8月10日，公安机关将杨某某、张某某抓获。在杨某某、张某某交代有王某某参与作案后，公安机关于2008年9月20日对王某某作出刑事拘留决定，2010年1月9日，王某某被抓获归案，某县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2月13日以王某某涉嫌盗窃罪提起公诉，法院于同年3月15日开庭审理了本案。据查，王某某作案后一直在家务农，并无逃避侦查的行为。

一、司法实务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就王某某的行为是否超过追诉时效，能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王某某的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结合王某某等人盗窃的事实，其法定刑最高刑为3年。同时，根据《刑法》第87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不再追诉。因此，对王某某的追诉时效为5年，即从其成立犯罪之日的2005年2月10日起算，往后推算5年至2010年2月10日止。检察机关对王某某提起公诉的时间为2010年2月13日，已经超过了追诉的最后期限，故应认为王某某的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某某的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但其理由在于：王某某行为的追诉时效为5年，从其行为成立犯罪之日起计算，对其追诉的最后期限为2010年2月10日。同时，“追诉”不只是提起公诉的含义，而是指追究刑事责任的意思。只有在2010年2月10日之前对王某某作出刑事判决，才能认为在追诉时效之内，故即使检察机关在2010年2月10日之前提起公诉，只要人民法院在2月10日之后作出判决，就应认定王某某的行为已过追诉时效。

第三种观点认为，追诉时效语境下的“追诉”一词的含义应指国家对犯罪嫌疑人发动刑事追究的开始。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犯罪事实或者有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机关就应立案侦查，据此，刑事立案是国家意图对犯罪嫌疑人发动刑事追究的标志。因此，“追诉”时效终止计算之日既不应认定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日，也不应指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之日，而应认定为侦查机关刑事立案之日。只要刑事立案之日尚在追诉期限内，就不能认为超过追诉时效。结合本案，公安机关在案发后第二天就立案侦查，且在2010年1月9日抓获王某某，应当认为，国家已对王某某开始了刑事追诉。因此，王某某的行为并未超过法定的追诉时效，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法理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主要分析如下：

（一）观点纷争的逻辑起点

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均认为王某某的行为超过了追诉时效，只是认定思路有别，第一种观点将“追诉”理解为“提起公诉”，第二种观点认为，“追诉”不仅指提起公诉，更应注重结果的判断，即应指追究刑事责任。第三种观点则将“追诉”理解为开始追究刑事责任，侦查机关的立案无疑是追诉的标志。仔细分析三种观点，分歧集中于如何确定追诉时效的终止计算之日。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追诉时效如何计算关涉能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刑事追诉。我国《刑法》第87条以不同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依据，分别规定了5年、10年、15年、20年的追诉期限。同时，《刑法》第89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或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该规定解决了追诉时效的起算时点，但《刑法》并未规定追诉时效终止计算的时间点。因此，关于追诉期限终止计算的日期，理论上就存在认识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追诉不只是起诉的含义，而是包括了侦查、起诉、审判的全过程。因此，追诉期限应从犯罪之日计算审判之日为止。[1]姑且称之为“审判之日”说。第二种观点认为，追诉时效应从犯罪之日计算到提起公诉之日为止。[2]称之为“起诉之日”说。第三种观点认为，追诉时效应计算到刑事立案之日为止。[3]据此成为“立案之日”说。基于对时效制度的本质、解释路径的不同理解，加之立法遗漏，引起了理论上的纷争，随之而来的是司法实践对此类问题的争论不断。

（二）追诉时效终止日期的确定

笔者认为，从追诉时效本质、体系解释、司法实践需要等方面，宜将刑事立案之日作为追诉时效的终止计算日期。

第一，追诉时效制度的本质在于促使公权力的及时行使，以实现国家刑罚权和犯罪人自由保障之间的平衡。关于“追诉”的内涵，从文义角度而言，“追诉”是指依法提起追究刑事责任的诉讼，包括提起公诉和提起自诉。[4]但“追诉”的文义不一定等于其在刑法学上的规范意义。因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实行成文法主义，用文字表述的法律条文增强了法律的明确性，让国民在行为前能知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增强了法律的预测可能性。同时，法律由语言来服务，法律是透过语言被带出来的。[5]但是，要让一部刑法的内容完全由普通用语表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刑法及其条文都有特定的規范含义，刑法也应具有简短价值，而且应当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裁判规范。[6]这就涉及到普通用语的规范化问题。在适用法律时，解释者必须揭示普通用语的规范意义，而不能按照字面解释普通用语的含义。普通用语的规范意义，除了应当以用语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含义为依据外，还需要根据刑法所描述的犯罪类型的本质以及刑法规范的目的予以确定，从而使用语的规范意义与犯罪本质、规范的目的相对应。[7]作為司法者，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对法律概念之所以进行分析，是因为这些概念并不精确，而且也不可能精确。[8]

就《刑法》第87条规定的“追诉”的规范而言，单纯从刑法的角度，将其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实体要件之一，还不能全面充分阐释其内涵。笔者认为，追诉时效中的“追诉”内涵兼具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从实体意义而言，追诉意指追究刑事责任，程序内涵是指司法机关依法进行的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在内的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0条之规定，刑事立案的条件有二：一是有犯罪事实；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在发现犯罪事实且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后进行立案，就应当认定国家启动了刑事追诉程序。因此，只要刑事立案之日尚在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之内，就不能认定超过了追诉时效。

第二，根据《刑法》第88条第1款的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从该规定也可以得出，侦查机关立案是刑事追诉程序的开始，是国家发动刑罚权的标志，只要在立案后逃避侦查的，追诉期限可以无限期延长。由此，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88条第1款之规定体现了87条关于“追诉”含义的立法旨意。

第三，《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前，对“追诉前”中的“追诉”一词是理解为刑事立案，还是提起公诉，亦或是刑事审判，素有争议。2013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22号）第13条将《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的“追诉前”，解释为检察机关对行贿行为刑事立案前。从该司法解释可知，最高司法机关对“追诉”同样解释为“刑事立案”而不是提起公诉（自诉）或者审判。一般而言，在同一部法律中，相同语词的内涵应当基本保持一致。因此，上述司法解释对《刑法》第390条第2款中的“追诉”一词内涵的规定，对追诉时效中“追诉”一词内涵的明确有参照意义。

第四，追诉时效除有延长、中断等法定事由外，应为一个固定的时间区间。如果将追诉时限终止结算之日限定为“提起公诉（自诉）”或者“审判”之日，均可能滋长司法恣意。因为，案件在提起公诉前、刑事审判前，司法工作人员可以假借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案情复杂、精神病鉴定等多种事由，延长案件的办理期限，将本可在追诉时效期限内完成的诉讼行为拖延至法定的时限之外，最后以超过追诉时限为由致使案件无法提起公诉或者进行审判。最极端的可能是，实践中的大部分案子，经过改变强制措施、补充侦查、延期审查、鉴定、延期审理等程序，都可能超过追诉时效，让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成为不可能，追诉时效成为法外开恩、攫取私利的“合法”手段，这与追诉时效的本质规定背道而驰，因此，“审判之日”说与“起诉之日”说的缺陷不言自明。于是，将追诉期限限定在从犯罪之日或者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至刑事立案之日止，既能实现追诉时限的固化，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司法恣意。

综上所述，将刑事立案之日确定为追诉时效的终止计算之日，既符合追诉时效的本质要求，又高度契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不失为一合法、合理、稳妥的选择。

具体到前述争议案例，王某某伙同他人入户盗窃3000元现金，其法定最高刑为3年，根据《刑法》第87条第1项，其追诉时效期限为5年，即从成立犯罪之日的2005年2月10日起至2010年2月10日止。某县公安机关于2005年2月12日立案侦查，可谓及时。同时，2010年1月9日，王某某被抓获归案。王某某盗窃财物案的立案时间和其到案时间均在2010年2月10日之前，应当认为国家已对其实施刑事追诉。即使提起公诉时间、刑事审判时间均在2010年2月10日之后，都不影响对王某某刑事责任的追究。据此，王某某的行为未超过追诉时效，依法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注释：

[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51页。

[2]曲新久：《追诉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17期。

[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页。

[4]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頁。

[5][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6]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8-809页。

[7]同[6]，第811页。

[8][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律思維小学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作者：阮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