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在综述具身认知理论及合作博弈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步行为会对人的合作行为产生促进作用。研究采用现场行为实验法，设计“齐步走”形式的同步行为启动被试，将自愿参加的64名大学生分为实验组（接受同步行为）和控制组（不接受同步行为），并用囚徒困境、独裁者博弈和囚徒困境游戏变式测量其合作行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具身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具身经济学论文 篇1：
旅游体验研究的新视角：具身理论
[摘要]旅游者体验及认知规律为旅游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石，引入适合的理论对旅游者体验与其他旅游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系统性的科学研究为推动旅游学科发展的重要命题。具身理论突破了传统身心二元的理论框架局限，强调人类心智、身体及情境的不可分割性，为揭示旅游者体验的形成机制与规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日益为国际旅游学界所关注。文章首先简要回顾具身理论的哲学渊源及其理论内涵；然后对具身理论在当前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及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与述评；文章探讨了开展旅游体验具身研究的意义，提出应用具身理论开展旅游体验研究的框架性思路，以旅游者的身体、感知及情境的互动关系为核心，探讨了具身视角下旅游体验研究的未来命题。
[关键词]具身理论；体验；旅游体验；旅游研究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1.016
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旅游者体验是旅游的核心，“旅游体验”具有成为旅游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巨大可能性。目前在旅游研究领域中，针对旅游者体验的研究十分丰富，以借鉴现象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主，相对主流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服务质量理论（SERVOUALtheory）、理性行为理论（reasoned behavior）、参与理论（involvement theory）、凝视理论（the meory of the gaze）以及角色扮演理论（role play approaches）、符号理论（Semiology）、现象学理论（Phenomenology）等等。目前研究视角偏重于社会学，研究范式偏向于社会建构主义，对于旅游体验的本质、形成机制等方面实证研究较为缺乏，需引入成熟理论系统地探讨旅游者与其他旅游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开展实证研究。
21世纪以来，继“身心二元论”后，“身心一体”的具身理论（embodied theory）日益兴起，心智对于身体的生理结构、活动图式以及空间之间的依赖互动关系受到关注。Davis等研究者指出具身理论可帮助研究者创新视角，将相关的理论框架应用于法学、人文艺术、空间规划以及体验的研究，以解释人们在不同领域和空间的行为、认知以及态度的形成机制。具身理论的不断成熟，也为旅游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自21世纪以来，国内外旅游学界的研究者也已经关注到了旅游者身体（body）及具身性（embodiment）对于旅游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展开了相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探讨。
本文首先对具身理论的哲学渊源、基本思想作了简单回顾与述评；其次综述了具身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应用成果；最后提出了旅游体验研究的具身理论框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以期深化我国旅游研究者对具身理论的认识，以推动未来实证研究发展。
1“具身性”的理论涵义
1.1从“离身”到“具身”的哲学渊源
回顾西方哲学的历史，“身”与“心”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的思想框架，在该框架下，意味着人的心理过程可以独立于身体存在，身体只是一个载体，两者分别属于不同的研究范畴。但随着人文科学的研究深入，“身心二元论”开始进入了一个“非此及彼”理解困境，“身”与“心”的联系与互动再次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了更好地解释以上问题，具身理论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作为研究人类认知规律的新兴理论，具身理论具有深厚的哲学和实证研究基础。具身观最初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梅洛庞蒂所提出的“身体-主体论（body-subject）”的哲学思想，强调人类所有的心智，包括体验、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情绪等等都是通过身体来实现的，包括身体图式、行为结构和神经结构。梅洛庞蒂指出“身体本身在世界中，就像心脏在机体内：身体不断地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内在地赋予它生命和供给它养料，与之一起形成一个系统”。基于对身体、体验（认知）、空间之间的系统性认识，具身理论在人类思维计算机隐喻理论以及联结主义之后，为解释人类认知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与传统“离身”理论框架相比，具身理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首先，强调心智是基于“身体”的生物条件实现的，是神经系统活动的显现，身体的物理结构、神经系统、身体图式、身体经验等限制了人的心智；其次，心智不仅根植于身体，而且通过身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根植于环境和空间中，环境与空间因素对于心智具有因果性和构成性的影响；最后，心智、身体及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处于认识一存在的循环过程中。
1.2具身的“身体观”
具身理论基础涉及多个学科范畴，包括现象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其理论核心为身体对人类心理过程具有本质性的影响，人类行为是身体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相对“身心分离”的二元论假说，具身理论将身体作为认知的主体纳入研究范畴，强调人类的意识、智能、情绪、态度、价值观等都是在身体（生物）基础上形成的，思维、体验不是基于表征的“刺激-反应”关系，而是动态的、系统的身心互动结果。
在具身理论视角下，研究者強调“身体”与“认知”的不可分割性，“身体”被视作是人类行为限制性前提条件，而行为也反过来对“身体”产生影响。“物体和世界是和我的身体各部分一起，不是通过一种“自然几何学”，而是在一种类似于与存在于我的身体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基于具身理论，人类的思维体系是以身体为基础的，除了先天性的生理差异外，大量后天形成的身体经验以及人的认知和行为发生环境，包括年龄、文化、地域等，是造成认知差异的因素。
1.3体验与具身
体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起源于哲学，现象学家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学者海德格尔将体验的概念引入认知领域，并提出从具身角度理解个体的主观体验，具身性被认为是体验的基本特征。梅洛庞蒂指出基于心理现象理解体验现象是不足的，体验是“意识内在地与世界、身体及他人建立联系”，即只有深刻地认识到体验与身体、世界以及他人的复杂性系统关系，才能发现客观的体验规律。从具身视角，身体的物理和生理属性，包括人的身高、体重、四肢长度、姿势、肌肉、皮肤、消化系统、感觉器官、神经等，与外部嵌入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所谓的身体体验（bodily experience）是人类“体验”形成的基础条件。综上所述，具身理论为理解人类体验的形成机制带来了全新视角，从理论到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理论层面，“身心”关系被重新定义，“具身心智”为打开身体与体验的互动关系黑箱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空间。在实践层面，随着研究者对“身-心”关系及影响机制的认识不断深入，更符合人性特征的产品/空间开发成为可能，并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升级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具身理论视角下，已经出现神经社会学、神经营销学、具身经济学等具有明显“具身”研究特征的交叉性研究领域，并吸引了大量的研究者。
2旅游研究中的具身取向
2.1旅游研究中的“离身”误区
20世纪90年代，芬兰学者Veijola等人最早提到了旅游所具有的“具身性”特征，他们指出旅游研究忽视了旅游者身体的意义，却过于强调关注旅游者的主观“凝视”（gaze）体验，而忽略了从身体视角对于旅游者体验的系统性研究，事实上，在旅游体验过程中，旅游者的思维不可能脱离处于旅游情境中的身体而独立存在，他们强调通过叙述来重新审视时间、物理情境及身体等情境要素对于旅游者感知系统性、交互性的影响，并将其称为“情境性的注释”（situation exegesis）。澳大利亚學者Pons尝试构建旅游研究中具身隐喻的理论框架，探讨度假体验、身体以及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基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即在世“being-in-the-world”，研究身体在旅游活动中的情境性意义，以避免在研究过程中过于强调旅游者行为，忽略物质世界/环境、旅游者身体以及意识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由于以上研究者的研究都只限于理论探讨，并未提出实证性的研究路径及框架思路，因此具身性问题并未在旅游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2.2旅游具身研究的兴起
近年来，具身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应用日益兴起，旅游者的身体及其与旅游要素、旅游环境以及旅游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受到重视，强调旅游“具身”特征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社会学和管理学两类研究视角。一类从社会学研究视角，应用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通过研究“残疾”“性别”“年龄”等身体特征对旅游者体验及其行为的限制性影响，揭示旅游者的真正利益所在。在《旅游与性别》一书中，学者们从旅游者性别差异，对旅游者身体、感觉及体验之间的相关互动关系及影响机制展开了研究，分章节探讨了女性沙滩度假期间的身材问题（以英国女性生活类杂志为例）、基于身体与空间互动的男性化旅游体验构建问题（以色列背包客为例）、狂欢节庆与身体体验问题（以美国康尼岛为例）等，期望引起旅游研究者对于旅游者身体，特别是由于性别而引起的身体特征差异的关注。Small等学者将“本体论”（embodied ontology）引入旅游体验研究，应用焦点小组访谈以及半结构个体访谈等研究方法，收集并分析了澳大利亚40位有视觉残疾旅游者的以往旅游经历、旅行及预订行为、旅游利益的定性数据，结果发现由于视觉残疾带给旅游者的体验感知，虽然有负面的影响，比如由于无法亲自收集旅行信息而影响旅游体验、旅游前的焦虑情绪、对陌生人态度的敏感、寻找方向的困难性，但同时视觉缺陷也给旅游者体验有着正面的影响，比如旅游过程中听觉和触觉体验，研究揭示了旅游者的身体，比如感知器官等生理要素与旅游者出游决策的直接关联性。澳大利亚学者Darcy应用案例研究、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对残疾人的航空旅行体验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与日常生活相比，旅游者的身体缺陷在航空旅行中被放大，并造成残疾人焦虑、无助感的增加。我国台湾学者卢丽淑等应用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参与式工作坊等研究方法，分阶段收集了老年生态旅游者在生态景区的行为特征，并探讨了老年人身体感知对于生态旅游体验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生态景区，老年人身体负荷问题、五官感觉能力退化等具身性问题都会对老年人旅游体验产生负面影响，景区在设计游线与活动时应特别关注老年人的身体特征增加定点休息以及多感官体验，比如味觉、听觉、触觉等，以弥补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而造成的旅游体验能力弱化的问题。
也有学者从管理学研究视角，探讨旅游者身体感知对于市场开发的意义。例如有学者应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个人在德国柏林两次短途旅行的个人叙述为研究素材，强调旅游地图制图中应综合考虑旅游者具身体验，以降低旅游者在旅游途中的不安感，更好地沉浸入对旅游目的地的深入探索中。Moore等人以新西兰南岛旅游者为研究对象，从适应性、情境性及具身性的研究视角对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期间的消费决策动力机制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试图揭示身体变化、旅游阶段、社会阶层及时间/地点等情境要素与旅游决策之间的系统性动力关系。还有学者应用整体观研究路径（holistic approach）对旅游者的五感，即嗅觉、听觉、味觉、触觉、视觉等展开了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研收集了葡萄牙西南部185位旅游者的主观性感觉评价，基于数据总结了旅游者感官意义主题（sensory-informed themes）作为乡村旅游市场细分的依据。研究者还引入了神经科学技术，应用眼动仪测量旅游广告中自然及人文景观图片视觉关注度，为旅游目的地广告营销提供了一手的实验数据。表1中列举了旅游者具身研究的研究路径、方法、结论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2.3旅游具身研究述评
基于文献回顾，研究者显然已经开始意识到旅游者具身要素，包括旅游者身体（body）及其他具身性因素（embodied factors）对于旅游体验的影响，及其可能对旅游行为、决策、情境设计、空间开发、营销等研究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近年来，旅游学者已经试图突破旅游具身研究的技术瓶颈，开始引入神经科学及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及相关技术，设计相关实验，应用于旅游实证研究中。
但是目前针对旅游者的具身研究着重于从心理现象及社会文化现象出发，其核心内涵仍然是社会学概念。首先，大部分针对旅游者具身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主观认知层面，即旅游者主体的“精神意向”与旅游客体的互动关系，而忽视了身体作为“与世存在”的本体。就具身理论在旅游学术研究的应用而言，并未形成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其次，关于旅游者“具身”的研究方法多采用访谈、观察、文本分析等定性方法，这些方法只能部分解释具身性要素对于旅游者行为、体验以及决策等方面多向耦合影响关系。旅游者具身性的神经基础并没有受到相应重视，研究缺少量化数据的支撑。最后，旅游者的具身研究应该关注文化及地域差异性，目前关于旅游者具身的研究以欧、美、澳的样本为研究对象，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及地域差异，旅游者具身的符号表征或隐喻也会有所不同。可以预见，具身理论将为旅游者体验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范式，在探讨旅游者具身研究时，具身理论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比如神经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消费行为学等，对于深化理解旅游者具身性的影响因素、过程以及机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3具身框架下的旅游体验研究
3.1具身理论对于旅游体验研究的意义
将具身理论引入旅游体验研究，创新研究视角，并不是笔者的突发奇想，而是根植于国内外学者研究及行业应用中。自21世纪以来，旅游体验研究已经成为旅游学中的核心研究领域，在非惯常环境内的旅游体验被认为是旅游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点。多数研究者将“旅游体验”视作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避免对“什么是旅游体验”做出定义。谢彦君教授将旅游体验定义为“处于旅游世界中的旅游者在与其当下情景深度融合时所获得的一种身心一体的畅爽感受”，指出旅游者体验为“身”“心”以及“情境”相互交融的一体感受。但该定義中强调“体验”是以心灵为主导的“畅爽感受”，身体作为“旅游体验”的本体意义并没有得到有效诠释。
相对于其他理论，在认知科学强大的学科基础上，具身理论不仅综合了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理论，也具备了开展研究的科学技术与方法，已经成为解释人类认知、态度、行为等心理过程的成熟范式，为研究旅游者体验、心智、身体以及与其他旅游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规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传统旅游体验研究相比，从具身视角出发，研究者将更关注旅游者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的身心互动关系，探讨在身体（body）限制性条件下，旅游者态度、感觉、知觉、情绪等内隐性体验与其他旅游要素之间的协同关系和影响机制，以及这些研究成果可能对旅游发展的应用意义和价值。
在实践层面，旅游企业如何应用旅游消费者的具身心理及行为特征，设计旅游情境、服务流程或者营销方案的案例积累也十分丰富。比如迪士尼公园在设计过程中，灵活应用人类视觉场之形成与视觉上整体性（wholeness），应用缓坡和外立面略倾斜的建筑让旅游者体验到更长的街道或者更大建筑，比如迪士尼大街和灰姑娘城堡。全球最大旅游网络供应商Expedia用户体验试验室应用眼动仪及肌电图（EMG）传感器记录顾客面部活动，试图了解旅游者对于酒店网站图片所产生的正面及负面情绪反应及其与购买转化率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虽然具身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是在具身框架下旅游体验的未来研究空间却十分巨大。具身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优势，可以帮助研究者科学地发现并理解人们在旅游情境中的身心交互规律，对于挖掘旅游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有重大意义。
3.2具身视角旅游体验研究的思路探讨
鉴于具身理论的哲学思想起源于现象学，试图解释身体与思维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和系统性。梅洛庞蒂强调身体是人的意识和思维的前提条件（意义基础），所以“只有当意识在一个可认出的物体（身体）中恢复和沉思时，意识才是意识，即自我认识”，对于梅洛庞蒂而言，具身性不仅意味着“作为物体的身体”，而且还包括“身体本身的空间性”以及“身体的统一性”等3个层面。因此在具身框架下，旅游者最终所形成的体验，不是单纯的心理感知，而是旅游过程中感知、身体及环境等一系列相关要素相互作用后的结果。因此，仅仅对身体、感知或者情境之间的进行孤立的因果反馈研究，并不能正确反映旅游体验所形成的规律，而必须将旅游体验视为旅游者的具身体验系统，不仅要对相关要素进行静态研究，更需要对相关要素之间的动态运行规律进行研究。可以预见，具身理论将为旅游者体验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范式，在探讨旅游者具身研究时，具身理论在神经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消费行为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化理解旅游者行为具身性的影响因素、过程以及机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根据该思路，笔者将旅游具身研究框架假设为：在旅游者具身体验形成过程中，旅游者的身体、感知以及情境，都会影响旅游者的认知，从而对其行为造成影响。这一系列的影响因素与旅游者体验之间为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一个反馈动态性复杂系统，可以用图形加以表示（图1）。
具身范式下展开旅游体验研究，与“离身”范式的根本性差异，首先在于关注旅游者具身的“身体的主体性”（body-subject），强调旅游者的身体构造、神经系统（五感体验）以及不同的身体条件对旅游者体验的显著性影响。具体的研究命题比如：不同年龄段旅游者体验的“具身”特征包括哪些维度？这些影响又遵循哪些机制规律？研究者可以应用神经科学的脑成像技术，包括光学成像、脑磁图（PET）、脑电图（EEG）等展开实证性研究。其次具身研究范式作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情境”，即人所处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对身体的约束机制为具身理论的基础之一，研究者强调身体认知不可能独立于情境存在，物理空间要素为研究旅游者认知和行为的前提约束条件。具体的研究命题比如旅游前、旅游中和旅游后的阶段性情境特征如何对旅游体验产生影响？比如旅游体验与旅游者身体、旅游空间、旅游情境之间的互动系统关系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比如物理的冷暖、色彩、材质等特征，是如何对旅游体验产生影响的？这些影响又遵循哪些机制规律？最后，从具身视角出发解释旅游者具身感知“系统性”。所谓旅游者具身系统表现为对环境开放的整合循环过程，即旅游者的认知与行为遵循同化-顺应（assimilation-accommodation）的动力发展机制。比如不同的文化、社会情境与旅游者会产生哪些体验耦合关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比如西方游客对于休闲或居停空间的感知与东方游客是否具有差异性？
4总结
综上所述，具身理论已经为旅游研究，特别是旅游者行为及其体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层面的具身性要素，并探讨不同具身性要素对于旅游者体验的影响及产生影响的动机机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在具身理论视角下，强调旅游者体验的具身性特征，为解开旅游者心理、旅游者行为、体验场景构建以及旅游体验质量等多个研究暗箱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条件，为旅游研究及其他学科研究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更好的理论平台。
概言之，具身理论为旅游体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空间，基于具身理论，在旅游体验研究领域，以旅游者为研究主体，开展特殊空间及时间限制条件下的旅游者体验的具身规律与形成机制，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具身的理论体系，也可以为提高旅游开发和经营的科学性提供理论依据，帮助旅游企业有效地优化和设计旅游产品。学者在开展相关研究中，注意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比如社会认知、实验心理学、神经经济学、神经管理学、生物学、神经学等，对于进一步拓展旅游体验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具有较大的意义与作用。
[责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吴巧红]
作者：吴俊 唐代剑
具身经济学论文 篇2：
同步行为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
摘要：本研究在综述具身认知理论及合作博弈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步行为会对人的合作行为产生促进作用。研究采用现场行为实验法，设计“齐步走”形式的同步行为启动被试，将自愿参加的64名大学生分为实验组（接受同步行为）和控制组（不接受同步行为），并用囚徒困境、独裁者博弈和囚徒困境游戏变式测量其合作行为。结果发现：（1）在囚徒困境游戏中，同步行为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2）在独裁者博弈和囚徒困境游戏变式中，同步行为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显著。因囚徒困境的局限性，根据实验结果，可以验证实验假设，即同步行为对合作行为产生促进作用。
关键词：同步行为;具身认知;合作行为
一、引言
当今世界，和平共处、发展合作成为主要的时代潮流，以合作促发展。在企业中，团队作为一个合作组织，它的健康运转有赖于员工的良好协作，各部门协调配合。处理好团队合作中各部门与部门、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对于形成组织系统的合理、产生力量的组织关系甚大。然而，如果在合作团队中，员工不是齐心协力，相互配合，而是各自为阵，缺乏协调，必然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结合不同个体的特有优势，提高生产效率是促进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因此，培养企业团队的合作性至关重要。从20世纪开始，经济学领域中队合作行为的研究日益增多，近几十年来合作行为被引入到心理学，尤其是在工业组织心理与组织行为学形成热潮。
近几十年来随着儿童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进入繁荣时期，合作行为也越来越受到心理学家的广泛重视[1]。研究包括合作行为的界定、影响因素、在组织中的运用等。
以往研究发现，促进合作的方法有很多，例如：改变团队的构成、选择不同领带风格的团队领导、确定一致的团队价值观、增强团队凝聚力的内在因素及竞争等外在因素。然而，随着具身认知理论的发展，有的学者提倡用躯体的方法引导合作。Ehrenreich在2006的研究中提到：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同时进行躯体上的移动，也就是躯体上的同步，这会产生积极的情绪从而弱化自己和团体之间的界限[2]。Andaman Islanders曾说道：通过舞蹈能让个体被团体吸引[3]。上述研究为具身认知理论提供了依据，而具身认知的实证研究提高了传统认知心理学研究生态效度，表现为被试在“日常行为情境”中对控制条件的无意识状态下完成实验，保证行为的生活化[4]。具身是指：心智和认知是与具体的身体密切相关，它们之间存在内在的和本质的关联[5]。
另外，根据皮亚杰提出的发生认识论中的动作内化（internalization）概念，认知结构的起源是动作的一般性协调，而动作是身体与环境在相互作用的活动中的最初的接触面和接触方式，是主客体的桥梁。主体为认识客体必须对客体施加动作。
现在军队仍然通过齐步走进行训练。同样，全世界的宗教，也在他们的仪式中体现着一起歌唱和咏唱[6]。另外，在学校的新生管理中“军训”总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项目。为什么呢？我们猜测，和他人表现的同步行为能够通过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来加强团队内的合作行为。那么同步行为到底对合作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人们研究的。
综上，本研究借助具身认知的方法探讨同时由三种不同感觉通道引起的同步行为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即探讨一起喊“121”的口号并按照口号齐步走产生的同步行为是否对个体之后的合作行为有影响。并预测同步行为对合作行为有促进作用。
二、方法
（一）被试
在天津某大学招募自愿参加实验的在校大学生共64名，男生31名，女生33名。被试男女比例、专业比例均衡，并且被试在齐步走时都习惯先出左脚。研究中将被试随机分成2组，即接受同步行为的实验组和不接受同步行为的控制组。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现场行为实验的方法，通过对自变量同步行为的控制，观察被试的合作行为。
1.实验设计。本研究采用单因素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其中自变量为是否接受同步行为，因变量为合作行为。因变量的测量范式为经典的囚徒困境、独裁者博弈和囚徒困境游戏变式。其中经典的囚徒困境改编为6点计分选择，记录被试的选择。独裁者博弈记录被试愿意给自己分配的钱数。囚徒困境游戏变式记录被试每一轮的选择的方案[7]。
2.实验程序。本研究将被试分成两组，即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后立即进行第二阶段。因场地原因，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进行试验，但是在进行测验时，模拟出有另一组的被试在一起进行试验，让被试处于是否要与另一组的被试合作。实验组的被试接受同步行为。实验第一阶段，至少4人一组（偶数），每个人一起喊“121”的口号，按照口号的速率围着A楼五楼大厅齐步走4圈（长度约320米，用时约5分钟）。实验第二阶段，在实验室内完成3个游戏，即游戏1经典囚徒困境，游戏2独裁者博弈，游戏3囚徒困境游戏变式。控制组的被试不接受同步行为。实验第一阶段完成1分钟背单词任务，6份不同的单词表给被试随机分发，6份单词表为随机抽取的考研英语单词乱序版，被试随机分到其中的某一页。实验第二阶段，被试要完成3个游戏，即游戏1经典囚徒困境，游戏2独裁者博弈，游戏3囚徒困境游戏变式。
3.实验材料。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有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相关术语称“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相关术语称互相“合作”），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二人都相互检举（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8年。在本研究中，被试的选择从沉默和认罪两种选择改变为每个选择三个水平的六选一的形式。即将沉默和认罪分别分为非常确定、比较确定、不确定，标记为1、2、3、4、5、6。独裁者博弈是对最后通牒博弈进行修改，但取消响应者对提议者（分配者）所提要求的否决权。由主试提问“你现在有100元，你愿意给伙伴分多少钱？”，被试在问卷的相应位置协商自己愿意分给伙伴的钱数。
唐辉[6]对“重复囚徒困境”（prison dilemma）范式进行改进，提炼出“囚徒困境游戏变式”。该游戏包含7轮选择任务，每轮任务有1道选择题目，题目包含两种点数选择方案，方案A和方案B。方案A是竞争方案，即个人当下利益最大，对方获益较小（比如“自己得500点，对方得100点”），而方案B则是合作方案，即个体当下会吃点亏，对方能有较多获益（比如“自己得400点，对方得260点”）。
三、结果
在游戏1中发现，控制组被试相较于实验组被试更多地选择合作选项，如表1所示。在控制了性别因素，以组别作为自变量，以游戏1中的选择作为因变量做协方差分析可得，是否接受同步行为对被试的合作行为的影响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F（1，63）=
1.814，p>.05，η2=.029没有验证实验假设。
在游戏2中发现，实验组被试相较于控制组被试倾向于给自己分较少的钱，如表1所示。以组别（是否接受同步行为）为自变量，游戏2的选择为因变量，控制性别因素做协方差分析，是否接受同步行为对被试的合作行为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F（1，63）=.795，p>.05，η2=.013，验证了实验假设。在游戏3第一轮中发现，实验组被试相较于控制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2即方案B（合作方案），如表1所示。以组别（是否接受同步行为）为自变量，游戏3的选择为因变量，控制性别因素做协方差分析，是否接受同步行为对被试的合作行为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F（1，63）=.576，p>.05，η2=.009，验证了实验假设。
四、讨论
同步活动能促进团队的合作行为这一观点有根据的。历史学家William H. McNeill曾说道：军队、教堂和社区可能都有意或无意地从同步活动中获益，被贴上“强健的粘合”的文化练习，或是物理上的同步行为，都是凝固了团队成员间的关系[7]。Haidt的研究发现，同步行为对于团队的凝聚有贡献作用[8]。根据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中的动作内化理论，认知结构的起源是动作的一般性协调，而动作是身体与环境在相互作用的活动中的最初的接触面和接触方式，是主客体的桥梁。因此，基于这一理论基础，本研究通过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同步行为走对人的认知的影响，即同步行为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正是根据这一理论，本研究假设同步行为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另外，同步行为正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互动活动。最后，通过研究结果得知，人们前期的同步行为会促进之后的合作行为。这一结果验证的前人的结论。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利用具身认知的思想设计了同步行为，按照是否接受同步行为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其次通过3个游戏测量合作行为。根据以往观点，具身认知具有具身化、动力学机制、自我-他者的共同决定的特点;即人的心智不是局限在头脑中，它具身于整个有机体中，而有机体置于环境中[5]。因此，本研究的设计正是符合了具身认知的思想，利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齐步走作为同步行为。
其中，游戏1为经典的测量范式——囚徒困境，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控制组的被试在合作行为差异不显著。但由于现今其缺陷逐渐暴露，其测量合作行为的局限性使得一些真正的合作行为无法预测到。关于囚徒困境的缺陷主要表现在：首先，囚徒困境中创设的情境生态效度低，不容易推广到其他情境中。其次，囚徒困境中的描述，如嫌疑犯会让被试产生暗示，因而影响他们的选择。最后，囚徒困境作为经典范式，已被世人熟悉，很多人知道如何选择一个有利的选择，因而影响实验结果。因此，用经典囚徒困境测量合作行为有一定的局限性。即通过游戏1得出的结果不存在差异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也并不能表明同步行为对合作行为没有作用。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同步行为是否会促进合作行为并且提高测量合作行为游戏的生态效度及其普遍推广性，我们又采用了独裁者博弈和囚徒困境游戏变式。根据表1结果所示，实验组被试相较于控制组被试在分配100元是更愿意分给自己较少的钱，而分给他人较多的钱。并且在控制了性别变量后，两者也存在显著差异。所以，我们能够肯定，在更加真实的环境中同步行为确实能促进合作行为。另外，在前期研究中，有研究者在利用多轮选择测量被试合作行为时，只观测其第一轮的选择。毕竟第一轮的选择更容易受到之前同步行为的启动的影响，其合作行为可能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本研究也重点观测两组被试在游戏3第一轮中的选择。根据研究结果所示，实验组被试相较与控制组被试更倾向与选择囚徒困境游戏变式中的合作选项，因而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Mark Van Vugt（2007年）指出，不同性别的被试在不同竞争情景下表现出的合作行为不同，即男性在团体竞争情景下更多表现出合作行为，而女性在个体竞争情景下表现出更多合作行为[9]。Pemberton等人也发现相较于女性，通常男性在团体情景中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10]。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影响合作行为的性别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用协方差分析进行分析，发现了同步行为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是值得信任的。根据过去的研究发现，是在不同竞争情景下男女在合作行为上存在差异，而本研究是在无竞争的情景下进行。在不同情境下，同步行为是否会对合作行为产生作用，还有待以后的研究。
根据本篇的研究结果，可推论即使在科技不断发达的时代中，军队中的齐步走也是不可取代的。通过齐步走可以加强军队中各个团体的联结，有利于以后执行各种合作任务。另外，在学校中的军训也是学校培养学生合作行为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
另外，同步行为不仅仅是齐步走，无论是具有运动性质的同步运动，还是普通的其他类型的同步行为，都值得我们后续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赵俊茹，李江霞.关于合作行为的研究总评[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2，（3）：59-65.
[2]Scott S. Wiltermuth and Chip Heath（2009）Synchrony and Cooper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
[3]Radcliffe-Brown，A.R.（1992）.The Andaman Islanders.New York：Free Press.
[4]薛灿灿，叶浩生.具身社会认知：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转向[J].心理科学，2011，34（5），1230-1235.
[5]李恒威，盛晓明.认知的具身化[J].科学学研究，2006，24（2）：184-190.
[6]唐辉.吃亏是福：一种基于值的选择模型[D].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12.
[7]McNeill，W.H.（1995）.Keepkng together in time：Dance and drill in human 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Haidt，J.，Seder，J.p.，&Kesebir，S.（in press）.Hive psychology，happiness，and public policy.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9] Mark Van Vugt，David De Cremer and Dirk P. Janssen.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The Male-Warrior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7，18：19.
[10]Pemberton，M.B.，Insko，C.A.，& Schopler，J.（1996）.Memory for andexperience of differential competitiv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and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1：953-966.
作者：郭丽莎 刘革
具身经济学论文 篇3：
技工院校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
关键词：新生 心理测试 心理健康状况 心理健康教育
当前，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推进，我国技工教育发展在面临新形势、新问题与新挑战的同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作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技工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直接影响人才的整体素养与核心竞争力。杭州萧山技师学院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与抑郁自评量表（PHQ-9）对2018届高一新生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准确了解其心理健康状况，帮助他们顺利度过适应期，为后续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提供依据与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对象
选取杭州萧山技师学院2018届高一新生共581人作为被试，其中男生436名，女生145名。
2. 工具
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共100题，从一个效度量表与8个内容分量表，对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进行测评，按总分进行三级评定： 1～49分为心理健康，50～59分为心理状态欠佳或心理问题倾向，60分及以上为心理问题倾向严重。
同时，采用抑郁自评量表（PHQ-9）共9题进行测试，按总分进行四级评定：0～4分为没有抑郁，5～9分为轻度抑郁，10～19分为中度抑郁，20～27分为重度抑郁。
3.时间与方法
调查于新生入学报到后第七周（10月中旬）进行，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记名填写纸质问卷后现场收回。对于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中效度分量表得分在7分以上的答卷予以作废，以另行重新測验结果计入。
4.统计处理
利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二、 结果与分析
1.总体结果与分析
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调查总分值结果表明，581名学生中心理健康学生为515名，占88.64%，见表1。
从表1看出，新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较好，达到心理健康水平的比例为88.64%，低于应金萍、徐竞、庄朝霞在对宁波市5所高职院校学生心理普查数据分析中发现的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达20.6%的结果，也低于周吉在某理工类高职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中高职新生心理困扰占18.48%的研究结果，与贾小飞、王玲在职业高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调查分析中发现的心理问题检出率为12.4%相当。
抑郁自评量表（PHQ-9）调查总分值结果表明，581名学生中没有抑郁学生221名，占38.03%，61.97%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男女生无明显差异（P>0.1）。徐凯文博士在《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主题演讲中曾因“40%北大新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30%的北大学生厌学”现象而提出“空心病”的概念，他总结认为，空心病的表现与抑郁症的部分症状相似，同样会出现长期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感觉生活没有意义，严重的会有自杀或自残情况，而对其进行抑郁症相关治疗时，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背后反映出当前年轻群体存在生命意义缺失的问题。本研究结果印证了这种时代“空心病”对高一年龄段学生的普遍浸染，使学生在面临新入学压力时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情绪。
2. MHT各内容分量表差异与分析
分量表得分8分及以上的说明被试存在该内容问题，得分3分以下的说明被试不存在该内容问题。8个内容分量表的阳性检出率（8分及以上）以学习焦虑248人为最高，占42.68%;过敏倾向150人居第二，占25.81%;身体症状107人居第三，占18.41%;自责倾向84人居第四，占14.45%;孤独倾向、恐怖倾向与冲动倾向分量表均值为3分以下。
可见，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最大因素是学习焦虑，其次是过敏倾向、身体症状与自责倾向，这与曾卫平在中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中的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是学习压力、抑郁因子、心理不平衡和人际关系敏感因子的研究成果相一致。过高的学习焦虑，可能与学生过往的学习经验与学习效能感并不乐观有较大关系，也可能与负担过高的父母期待，以及学生自身存在的受唯学历论社会思想影响而对技工院校有着“二等教育”偏见认知所致的自卑心理有关。学生的过敏倾向与新环境中面临各类人际冲突与情境矛盾密切相关，而身体症状多来自于焦虑与抑郁等负性情绪的躯体化表现。
从表2课看出，男女生在MHT测试中有差异（P<0.01），男生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生，在学习焦虑、身体症状、自责倾向三个项目中男女生有明显差异性，过敏倾向男女生没有差异。此结果与闵祥娟在以上海某民办高职院校新生为例的人格特质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成果即刚入学男生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比女生高，以及其他大部分相关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女生的生理条件、人格特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对女性的特殊要求有关，使得女生在责任感、自律性、敏感性等方面呈现出更多的困扰，也可能与本研究中所有男生与女生的比例约为1：0.33而非1：1有关，使得女生在群体中的归属感低于男生。陈英敏等在高中生羞怯与学校适应的关系研究中指出，高中生同伴依恋和学校适应呈显著正相关，女生在学校适应中心理健康水平呈现不如男生，与其同伴依恋关系建立及关系质量受到一定程度限制有关。而张婷、安步赢、杨育智在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与干预措施探究中则发现男生的心理问题较女生更多一点，个中差异，与被试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成熟发展程度与适应能力等诸多变量因素有关。
三、对策
1.优化新生适应性教育
高一新生面临学习生活环境的大转变，在入学适应过程中容易产生情绪困扰或心理问题，针对性地优化进行适应性教育，有助于缓解学生的学习焦虑与过敏倾向，特别要关注女生的情绪与行为变化，积极疏导，为他们后续的学习成长人生路开启积极体验之门，为精技强能成才创业之职业生涯扣好心身健康的第一粒纽扣。
对新生进行适应性教育工作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丰富新生入学教育内容，突出人文关怀，班主任、公寓管理人员以及任教老师要注意对新生多多给予生活照顾，在新秩序建立中予以耐心指导，切忌粗暴强加;在沟通中运用共情技巧，尊重学生需求，增强其归属感，帮助学生尽快融入学校生活。
二是引导新生重建学习目标，催生学习新动力，将空耗的思想负担引导到当下的学习实践中，在专注的体验中释放与转化压力与不适。
三是帮助清晰与重构新生的自我认知，明确自身优劣，引导学生提高人际沟通技能，容忍并正确处理人际冲突，在尊重自己的同时守住人际边界。同时，正确认识技工学校的教育地位，合理调整期望值，树立自信，缓解自卑。
2.强化具身认知学习观
洛克认为“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灵魂”，卢梭、杜威、皮亚杰等也先后强调身体在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意义，王嘉旖、叶浩生在身体活动与学业成绩关系研究中强调，适当的身体活动介入对学业成绩的提高及学习者的认知改善有积极作用，身体参与是教育教学和学习者身体健康发展不容忽视的环节。为消减学生负性情绪在身体上的累积，消除学生身体症状，一线教师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扬心”而“抑身”的“离身”教育理念，迎回学生的身体，在具身认知学习观启示下设计教学活动，改“离身”教育为“具身”学习，并注重现实教学中的可操作性或应用性，重视理实一体化，让学生的身体以及各类感官运动，自由充分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提高“身心合一”的学习效果，减轻学习焦虑倾向，消除不良的身体症状。
与普通院校相比，具身认知学习观在重技强能、注重实操训练的技工院校的强化落实，显得更有必要，更有客观条件，也更能突显教学成果。
3.深化生命意义教育
生命意义教育缺失导致生命意义的缺失，深化生命意义教育改善“空心症”。针对61.97%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抑郁情绪的现状，需要加强生命意义教育，帮助学生进行生命目标的认识与生命意义的追寻。透过长远的人生目标与行为指向，给其带来个体方向感和前进动力，避免陷入存在空虚的抑郁狀态。对重度抑郁的学生进行心理咨询与干预，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实施在校期间的跟踪指导。特别关注存在童年经验、生活事件、家庭环境等外在心理危机应激源的学生，班主任、家长与辅导员之间要进行及时的沟通与反馈，必要时，转介专科医院诊治，防止危机事件发生。
4.完善组织架构与制度建设
完善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建设是落实以上所述最坚实的保障。通过构建完善的学院级、系部级、班级为单位的三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的规划实施网络，建立相应制度与人才队伍，为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与保障。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深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引导，分段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健康课程设置。加强心理咨询服务队伍建设，发挥专职辅导员作用，认识学生在心理健康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增强学生参与自主性，实现以心理健康教育向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的转变，增强学生的心理调节能力，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明晰思政工作与心理辅导工作的异同，避免抹杀心理健康工作的专业效能，同时，为心理健康教师提供专业化培训机会，为专职咨询服务人员提供专业督导与自我提升的机会，确保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的正确方向并具有专业水准。
四、小结
本调查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与抑郁自评量表（PHQ-9）进行，这两个测验侧重于焦虑、抑郁情绪及其所指向的对象和由此产生的行为这两个方面进行测定，主要反映新生适应期的情绪与行为状态。这项调查及调查结果对针对性地缓解学生负性情绪、制订学生成长辅导方案与心理咨询干预工作有较好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心理问题的鉴别与诊治方面，尚不足为严谨的科学依据，有待通过其他的方法与途径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与研究。
参考文献：
[1]应金萍，徐竞，庄朝霞.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趋势及对策[J].职教论坛，2010（15）.
[2]周吉.某理工类高职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R].卫生职业教育，2019（3）.
[3]贾小飞，王玲.职业高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调查分析[J].中国临床新医学，2010（4）.
[4]倪旭东，唐文佳.生命意义的缺失与追寻[J].心理学探新，2018（6）.
[5]曾卫平.中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J].内江科技，2018（9）.
[6]闵祥娟.人格特质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以上海某民办高职院校新生为例[J].才智，2017（27）.
[7]龙细连.2013-2017年漳州市某高职院校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预防医学论坛，2018（10）.
[8]郭冰冰.高职院校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7（35）.
[9]陈英敏，张仁杰，李亮等.高中生羞怯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同伴依恋的中介作用及年级差异[J].心理学探新，2018（5）.
[10]张婷，安步赢，杨育智.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及干预措施探究[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6）.
[11]王嘉旖，叶浩生.身体活动与学业成绩：来自具身认知的启示[J].心理学探新，2018（6）.
（作者单位：杭州萧山技师学院）
作者：陈幼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