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报告内容分析论文

摘要：职业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主要手段。文章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近10年我国关于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以成果分布、主体分布、区域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近期文献的研究内涵、研究现状和解决策略进行梳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职业教育报告内容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职业教育报告内容分析论文 篇1：

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研究

摘 要 基于政策工具—目标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关系三个维度，对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相关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主要存在着政策工具运用不均衡、政策目标偏向性、政策工具与目标之间错位等问题。据此，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优化路径，主要包括强化需求型政策配置，激发人才培养市场需求动力;完善现有供给型政策工具，构筑人才培养坚实推动力;深化环境型政策工具，创建人才培养适宜土壤等。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工具;职业教育政策;优化路径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一直作为治国理政的主要目标，乡村振兴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促进农村内生发展的作用。我国在2020年如期消灭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情况下，乡村振兴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作为一种特别强调内生发展思路的战略，乡村振兴有助于协调城乡资源配置，降低精准脱贫的制度费用[1]。

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是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实践主体，“乡村振兴，关键在人”[3]，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在于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改造传统农民，使传统农民能够进入现代农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4]。对传统农民的改造需要对其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再开发。虽然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开发，但最根本的还是职业教育路径。从2018年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密集颁布了一系列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文件，通过对这些政策文件的分析可以发现，职业教育是关键词之一，是影响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

政策文本是分析和把握政策效果的有效切入点，对于研究政策实施过程、批判性政策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5]。为了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有必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对职业教育的政策要求进行分析，以了解当前职业教育政策及其作用发挥的现状，揭示当前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政策方向及政策取向作出展望。

一、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相关政策分析的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是对研究问题的深刻分析，研究方法科学与否，分析框架合理与否，都直接影响着研究过程是否能顺利推进，更直接影响着研究结果的产生，以及研究结论的信度与效度。

（一）研究方法

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现状进行分析，势必要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政策文本属于明确表达的显性内容， 具有多重维度且蕴含丰富的信息[6]，因此，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内容分析法的实质是对文献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其研究目的是根据数据对内容进行可再现的、有效的推断”[7]。概括来说，内容分析法是一种能够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进行系统性和客观性描述的科学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对政策内容进行剖析获得结论[8]。内容分析法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解读式内容分析法，二是实验式内容分析法，三是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本研究综合实验式内容分析法与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通过Nvivo11.0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根据编码分类，计算每类内容元素出现的频率，概括描述明显的内容特征。

（二）资料来源

在确定基本的研究方法后，需要对可供分析的数据进行选择。乡村振兴一词正式出现是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最早的相关政策文件是2018年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许多相关文件也时有提及，但是此类文件中往往缺乏明确的关于乡村振兴的实施政策。因此，本文选取的是自2018年起与乡村振兴直接相关的政策文件，共6份，见表1。

（三）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是为达到具体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方法、手段和措施[9]。目前较为主流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主要有三种：一是根据施策客体的需求，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四类;二是根据政府对政策工具的干预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三类;三是根据政策工具对主客体影响的差异性，将其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类[10]。不同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根据研究需求的不同，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本研究探究的是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相关政策要求情况，最终目的是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促进人力资本开发的能力，而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职业教育供给与乡村振兴人力资本需求之间的关系;同时，根据教育政策与农村政策工具研究的应用频率与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施特点，本研究采用羅斯韦尔等人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将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作为政策工具分析的一级维度。

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以提供动力为主，是指政府在资金、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大投入，促进职业教育对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以对市场的培育和刺激为主，是指政府通过服务外包、市场引导等方式，刺激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增加职业教育吸引力，最终促进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合适的环境，是指政府通过体系建设、制度保障等措施，优化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以间接促进职业教育对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

在一级维度的基础上，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分析，形成了11个二级维度，包括资金投入、硬件设施、软件保障、创新教培形式、服务外包、鼓励引导、需求引领、目标规划、体系建设、制度保障和金融支撑。

从已有研究来看，仅从单一角度，即从政策工具视角进行政策分析，显然无法反映政策工具的选择全貌[11]。因此，在对政策工具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还需要对政策目标进行分析。通过对现有政策文件中职业教育政策目标的归纳、分析和总结，结合乡村振兴的需要，可以看到，职业教育政策目标总的来说就是为乡村振兴培养人才。具体来看，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增加乡村教育容纳水平，实现增加乡村振兴人才供给数量提高的目标;二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升乡村振兴人才供给质量;三是通过有针对性的补偿性教育与专业培训，优化乡村振兴的人才结构。概括来说，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目标主要有三个：一是增加乡村振兴人才存量;二是提升乡村振兴人才质量;三是优化乡村振兴人才结构。另外，通过对当前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人才培养的量与质是相互依存、相互交错的关系，因此，在这里将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政策目标概括为增加、提升乡村振兴人才量和质以及优化乡村振兴人才结构两个方面。

基于以上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工具和目标的分析，形成了研究框架，见图1。

二、关于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现状分析

对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相关政策要求现状的研究，是分析当前政策存在问题及对后续政策展望和设计的基本前提。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要求本身就是一系列政策工具的组合，政策工具的选择和组合结构是否合理、运用的系统化程度，都对政策的执行和效果实现有着极大的影响[12]。同时，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研究多是以乡村振兴为背景，关注职业教育如何服务乡村振兴，直接对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进行研究的较少。因此，本研究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基于政策工具—目标的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使用Nvivo11.0对相关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分析，以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要求现状进行研究。在确定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Nvivo11.0对6份乡村振兴文本中的职业教育政策工具进行编码，共获得编码71条，以下分别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目标三个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要求现状进行分析。

（一）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首先以政策工具为分析单位，分别统计各维度数量与百分比，见表2。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要求中，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种政策工具均得到了应用，但是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应用比例不同，其中应用比例最大的是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政策工具总数的59.15%;其次是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总数的28.17%;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低，约占总数的12.68%。

具体来看，首先，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应用中，软件保障、硬件设施政策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分别为35%、30%;但是与资金投入相关的政策工具相对较少，仅占供给型政策工具总数的10%。其次，在需求型政策工具方面，使用鼓励引导政策工具最多，约占需求型政策总数的66.67%;需求引领和服务外包政策较少，仅占总数的22.22%与11.11%。最后，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应用上，政府重视目标规划政策的制定，其总数约占环境型政策工具总数的57.14%;而金融支撑政策则相对较少，仅有2.38%的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构建合适的金融环境。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发现，当前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工具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又以目标规划政策为主，需求型政策工具供给较少，且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以鼓励引导政策为主，服务外包等政策较少。综合来看，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政策工具的使用较不均衡，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过大，需求型政策工具供给不足，次级政策工具的结构仍然有待优化。

（二）政策目标维度分析

在对政策工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还需要对政策内容进行分析。根据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目标及相关政策文本的内容，可以将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目标分为提升乡村振兴人才数量和质量，以及优化乡村振兴人才结构两个方面。见表3、表4。

由表3可以看到，现有职业教育政策为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两个主要目标中，相较于优化乡村振兴人才结构而言，目前的政策对提升乡村振兴人才数量和质量的支持更多，占政策总数的60.56%。这说明当前阶段，乡村振興人才的培养仍然以提升数量和质量为主，对人才结构优化的关注相对较少。

由表4可知，在具体政策工具使用上，资金投入、服务外包、体系建设及金融支撑四个政策工具维度上未对优化人才结构做出应有的支持，相关政策全部助力在乡村振兴人才数量和质量的提升上;硬件设施保障、创新教培形式和制度保障政策主要用来支持提升人才数量、质量，软件保障和目标规划政策主要应用于优化人才结构;此外，鼓励引导和需求引领两个维度的政策对目标的支持程度是一致的。

综合来看，当前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政策对提升人才培养数量、质量的支持更多，更倾向实现提升人才培养数量质量的目标，在资金支持、拉动需求以及环境保障等方面全力促进该目标的实现;对优化人才结构目标的支持则主要体现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具体表现在对相关主体的鼓励和引导上。

（三）政策工具—目标维度综合分析

在分别对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分析以后，还需要综合政策与目标两个角度，进行二维交叉分析，探寻两者的关系特征。见表5。

由表5可以发现，提升人才数量、质量的目标在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分别占65%、55.56%和59.52%;同时，为实现该目标，使用的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别占比27.08%、11.63%和58.14%。因此，可以认为环境型政策工具与提升人才数量质量的关系更为紧密。优化人才结构目标在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的占比分别为35%、44.44%和40.48%。在该目标中，供给型政策占工具比25%，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14.29%，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60.71%，同样是环境型政策工具与目标关系更为紧密;同时也可以看到，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应用于提升人才数量质量，需求型政策工具在两个目标的应用上大体相当，但是由于环境型政策工具整体占比较高，因此，两个目标的实现主要还是受到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影响。

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困境

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对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现有政策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一）政策工具运用不均衡

政策工具运用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一是供给型政策工具应用相对稳定，但是政策工具使用不够多元化。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到，供给型政策工具在三种政策工具类型中的比例约占整个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要求的1/3。这说明，当前供给型政策工具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职业教育政策体系中的运用相对稳定且合理;但是，从次级政策工具来看，软件保障与硬件设施政策的占比均超过1/3，而资金投入政策相对于其他政策而言，占比仅有10%，说明次级政策工具之间存在配置不协调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软硬件保障政策主要包括学校、培训基地建设、实训基地建设、课程、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提供相应的培训等。政府为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提供了相应的基础条件，但是资金投入的不足可能会带来“木桶效应”，反而降低了基础条件的使用效率和价值，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是需求型政策工具利用率过低，且政策工具内部运用失调。需求型政策工具在三类政策工具中占比最低，仅为12.68%，明显低于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如果仅由政府主导支撑是不足以维系与满足人才培养需求的，通过需求型政策工具可以促进外部力量参与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培育和刺激市场，拉动乡村振兴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进而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培养乡村振兴所需人才;但是目前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较低，在政策工具的应用上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容易制约政策工具对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拉动作用，抑制其他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最终影响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效率与目标的实现。

与此同时，需求型政策工具内部也存在不平衡的情况：主要是鼓励引导性政策占需求型政策工具总数的2/3，而服务外包政策的比例仅为11.11%。鼓励、引导性政策是以导向性和鼓励性的政策为主，政策内容往往更多落脚在实现政策目标的大方向上，对于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这样仍处于探索阶段的政策目标而言是必要的，可以為实现政策目标探索前进的方向并进行深化。然而，正因为政策目标的实现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也需要更多更加具体的政策。此外，在人才培养中，服务外包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支持政策之一，尤其对于一些政府无法涵盖的教育培训活动来说更是如此。目前可能由于鼓励引导性政策占比较大，压缩了其他需求型政策的空间，需要做出调整。

三是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目标性政策过多。环境型政策在所有政策工具中占比接近60%，远超其他两类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旨在为实现政策目标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过量的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反而会带来抑制作用。在该类政策工具中，目标规划政策的占比最高，超过一半的环境政策属于目标规划政策。目标规划政策工具的大比例使用符合人民对国家政策在整体布局上的期待，能够从宏观层面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同时明确政策目标，但是在微观层面实践时可能会存在一定难度，操作落实较为困难[13];且目标规划政策的表述通常较为宏观，这也为后续进一步细化相关政策带来困难。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金融支撑政策的占比最低，仅有2.38%。人才培养主要由上而下实施，涉及资金方面的投入更多是由国家主导的，相对的像金融支撑这样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就会较低。但是，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需要外部市场、职业院校、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力量的参与，金融支撑政策恰恰是激发这些主体参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需要得到相应的重视[14]。

（二）政策目标偏向明显

在政策目标上可以看到，当前施策是以提升人才数量和质量为主，超过2/3的政策工具为实现该目标服务，但对优化人才结构这一目标关注不足，尤其在资金投入、服务外包以及制度建设三个政策工具上，缺少对优化人才结构的重视;但是在目标规划政策工具上，优化人才结构的目标占比相对较高，说明政府希望通过总体布局、统筹规划来引领乡村振兴人才结构的调整，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优化人才结构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的更易落实的政策上体现较少。究其原因，一是当前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仍处于探索阶段，相较人才结构而言，当务之急是先解决人才来源不足与现有人才质量不高的问题，优化人才结构在当前阶段更适合作为一种规划，更适宜放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下一个阶段;二是目前乡村振兴所需的应然的人才结构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乡村振兴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结构对于乡村振兴而言才是最优解，都是有待实践探寻的目标。因此，当下对优化人才结构的探索更多地停留在目标规划的层面。

（三）政策工具与目标存在错位

从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来看，无论是提升人才数量、质量，还是优化人才结构的目标，均更多地运用了环境型政策工具，尤其是在优化人才结构方面，环境型政策工具约占三类政策工具总数的60.71%;其次是供给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目标中的政策工具结构类似，都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供给型政策工具次之，需求型政策工具最末。乡村振兴是一种强调内生发展的战略，其人才培养也同样遵循这一原则。人才培养的内生发展不仅包括由上至下的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也包括借助已有资源通过创造领域内市场需求，促进人才培养市场的内生发展。可以看到，目前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政策上，仍然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环境型政策工具为实现政策目标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合适的外部土壤，为政策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但是却很难形成核心的内部动力;供给型政策工具对实现政策目标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但是仅有推力而无拉力则难以形成可持续性的发展，因此，需要强化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作用。

另外，三类政策工具的比例构成也需要进行调整。环境型政策工具对实现政策目标起着间接的影响作用。在政策目标提出初期，环境型政策工具可以引导政策方向，提供适宜的政策土壤;但是当目标提出后，则需要适当弱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加强供给型政策工具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比例，通过一推一拉两股力量，促进政策目标最大程度的实现。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相伴而生，在前期一系列大环境的创设下，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急需落地。但是，从目前的政策工具结构来看，仍然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目前缺乏相应的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体系和制度，导致政府、市场、法律制度与职业学校各自的职责不明，关系错位，因而，只能通过宏观的环境型政策工具进行引导，难以施行更能落地的政策;另一方面，本研究中的政策文本均由国家层面颁布，考虑到各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现实情况，国家政策作为总的指导方针，侧重于构建外部环境及宏观目标引导，为地方政策的制定提供方向性的指导，但同时也需要直接的、拉动性的政策为地方政策制定提供支撑。

此外，目前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中，两个政策目标所占比例较为接近，但是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提升乡村振兴人才数量、质量的政策所占比例明显高于优化人才结构政策的比例。人才数量、质量的提升是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基础，而人才结构的优化则是关键。目前来看，一方面，在数量上政策工具更倾向提升人才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人才数量、质量的提高可以塑造合理的外部环境与市场需求拉动。但是，与之相比，人才结构的优化仅通过市场需求与环境支持难以实现。人才结构的优化需要足够的供给，尤其是教育体系、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才能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但是，目前对于人才结构优化的供给型政策工具存在明显不足，政策工具的结构与政策目标之间的错位阻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

三、促进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政策优化

（一）强化需求型政策配置，激发人才培养市场需求动力

目前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职业教育政策要求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辅以供给型政策工具，而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较低，力度偏小。从现阶段来看，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但是，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包干，尤其是很大一部分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需要借力职业教育才能完成。因此，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政府参与，也需要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协同。正因为如此，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从环境侧发力，构建良好的促进人才培养的环境;同时也需要从需求侧发力，加大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创新与配置，尤其是在创建内生市场方面的作用，通过内需拉动，提升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并驱动人才结构的优化。

同时，也要关注各类政策工具间的协同合作，内外结合，充分发挥政策的拉动作用与外部环境的支撑作用。具体来看，目前需求型政策工具以鼓励引导为主，缺乏实质性的内需拉动政策，即缺少能够指导实践落地的、拉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需求的政策。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可以考虑从刺激市场需求入手，通过服务外包、校企共育、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多种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扩大职业教育与培训规模，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提供多样化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培养多层次、多类型的乡村振兴人才;同时与环境型政策工具协同，通过构建相应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作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二）完善现有供给型政策工具，形成人才培养坚实推动力

首先，目前促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供给型政策工具虽然运用相对稳定，但是多元化程度不足，还需充分发挥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推动作用以及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具体来说，目前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以软硬件设施等保障层面的政策为主，直接的资金投入政策并不多。然而，政策目标的实现必然离不开资金投入政策的支持，因此，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设计中，可以加大涉农资金投入力度，如可通过设立专项经费或项目制经费，增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15]。除了加大涉农资金投入，从现有次级政策工具来看，还需要加强教育资源的投入，即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建设，包括完善高中阶段学校职业教育建设，提升高职院校教育质量;同时，为了进一步优化乡村振兴人才结构，还需要关注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本科职业院校建设以及新农科专业建设等。此外，还需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通过政策引导，增加教育与培训专兼职教师数量，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拓展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等。为了保障以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需要通过协同供给型政策工具与环境型政策工具，构建以职教中心为主体的县域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并在该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相应制度，以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

（三）深化环境型政策工具，创建人才培养适宜土壤

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法规与制度保障。但是从目前的政策文本来看，环境政策工具的过多使用导致其他两类政策工具使用的弱化，尤其是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占比明显偏低。因此，为优化政策工具的整体结构，一方面需要适度降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比例，优化其内部结构;另一方面需要深化当前的环境型政策工具，提升环境型政策工具的灵活性，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提供适宜土壤。具体来说，首先，可以适当减少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目标规划类政策的使用，适度增加金融、税收等财政方面的政策支持，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金融环境基础。其次，从现有政策来看，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通过职业教育路径的培养，尚未形成相应的人才培养支持体系。因此，在未来的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制定过程中，要着重加强人才培养支持体系建设，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关注县域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适度高移人才培养重心，关注不同层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减少目标规划类政策。最后，还应充分考虑环境型政策的灵活性。受区域经济、社会以及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性和区域特色性差异的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政策的灵活性与适用性，在确保政策实施环境构建的同时，保证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的可行性。

参 考 文 献

[1]庄天慧，孙锦杨，杨浩.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有机衔接路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12）：113-117.

[2]付城，刘媛.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现代化政策工具选择研究——基于中央1号文件的考察[J].世界农业，2020（9）：29-37+140.

[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EB/OL].（2021-02-23）[2021-08-18].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3/content_5588496.htm.

[4]张海鹏，郜亮亮，闫坤.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18（11）：2-16.

[5]陈学飞.教育政策研究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84-286.

[6]徐艳晴.中国反贫困政策演变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41-55.

[7]邱均平，邹菲.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2）：14-19.

[8]刘伟.内容分析法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行政管理，2014（6）：93-98.

[9]陈振明.政策科學[M].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7.

[10]尤莉，钱丽明，王晓梅.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工具分类及优化路径——基于2010-2019年国家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重庆高教研究，2021 （3）：99-110.

[11]Schneider， A. & Ingram， H. 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J].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90（2）：510-529.

[12]周付军，胡春艳.政策工具视角下“双一流”政策工具选择研究——基于政策工具和建设要素双维度的分析[J].教育学报，2019（3）：84-93.

[13]钮钦.中国农村电子商务政策文本计量研究——基于政策工具和商业生态系统的内容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6（4）：25-31.

[14]谯欣怡，张玲玲.政策工具视角下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文本研究[J].成人教育，2021（3）：51-57.

[15]朱德全，杨磊.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贡献测度——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测算分析[J].教育研究，2021（6）：112-125.

作者：马欣悦? 陈春霞

职业教育报告内容分析论文 篇2：

关于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进展与统计分析

摘 要：职业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主要手段。文章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近10年我国关于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以成果分布、主体分布、区域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近期文献的研究内涵、研究现状和解决策略进行梳理。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育公平；分析

作者简介：夏雪婷（1992-），女，江苏连云港人，江西农业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理论与方法；（通讯作者）丁菲（1968-），女，江西修水人，江西农业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和政策法规。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是社会公平的延伸，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提出的更高要求，人们对教育公平更加关注。李延平（2009）认为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发展职业教育公平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1]。本文主要以“中国知网（CNKI）”为文献检索平台，先以主题包含“教育公平”并含“职业教育”为条件在“中国知网”进行高级检索，检索2004年到2014年的文献，共析出621条结果；再剔除与主题不相关文献、重复文献、会议综述、观点索引等，获得131条文献，其中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2篇；最终以实际获得的131条文献为分析样本进行分析。

一、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统计分析

以研究成果分布和研究主题对近年来职业教育公平性相关样本进行统计分析，了解近期研究状况。分析情况如下：

（一）研究成果年度分布

从图一数据可知自2004年开始职业教育公平问题关注度逐年升高，到2008年基本形成一个热点研究。2008年至2010年共发75篇，占十年总量的57.25%，其中2010年发表数量达22篇，说明2010年的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其文件内容重申了发展职业教育力度的重要性，继而形成了更多学者们对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2011年后研究成果较前四年有所回落，但2012至2014年的研究热度还是呈现上升趋势。综上描述可知对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还未形成较完整体系，受外在政策和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波动较大。

（二）研究主体分布

依据图二样本统计可知，职业教育公平的研究主体大致分为高职教师、中职教师、普通高校教师、研究生和其他研究人员五类。研究主体以高职教师研究为主，研究成果为78篇，这数据表明高职教师对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有更高的关注度和针对性，能实事求是地依据自身的教育实践经验对职业教育公平进行研究。研究的另一大主体为普通高校教师，研究成果为24篇，数据表明较高理论水平的研究人员也较关注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成果最少的群体为中职教师，研究成果6篇，数据表明中职教师本身的职教能力和关注度较低。总体上看，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研究主体走向了多元化，这对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研究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三）研究区域分布

依据图三所示，将研究者按区域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考察职业教育公平研究的区域分布状况。图三显示，东部最多，为67篇，占总发表数的50%；中部次之为49篇，占总发表数的37%；西部最少为17篇，占总发表数的13%，总体呈现从东到西递减趋势。由此可以看出，研究区域比例不协调，究其原因，这与我国的职业教育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东部经济发展水平高，有优质的师资和较多的财政投入，职业教育院校较多，更有社会、政府对职业教育公平大力度的扶持；而中西部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师资力量及经费投入欠缺，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缓，职业教育理念相对落后，对职业教育公平的重视程度不高，为了改变现状，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和探究职业教育公平问题。

二、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研究分析

（一）职业教育公平内涵研究

文献表明，关于职业教育公平的内涵研究，学者们是从不同视角切入，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从个人需求角度论述，职业教育公平是指为了保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满足人在不同发展阶段持续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的基本平等和差异的发展。[2]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抓住政府所提供的进行职业教育的平台，从而丰富自身知识与能力，使得职业教育能够获得它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现职业教育的全面化发展。持这样观点的学者有杨进（2011）、陈熟（2011）、李克松（2013）等。

第二，从过程角度论述，职业教育公平包括权利保障、机会平等、结果平等和公平补偿四个方面的内容[3]。石伟平（2011）、李海宗（2013）、徐国庆（2014）等学者也持相似的观点。对于个人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职业教育的权利，平等地接受职业教育，从而体现职业教育的公平性；这种公平也体现于职业教育同其他门类的教育中，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4]。

第三，从社会角度论述，职业教育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方向，不仅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而且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5]。职业教育公平问题受到忽视由来已久，相对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的公平待遇来说，职业教育的公平问题一直被社会所“冷落”。职业教育为买方的人才市场提供了许多专业型人才。现如今，职业教育的公平问题应该重新为社会所重视，以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

（二）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的现状

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存在地位被边缘化，职业教育内部资源、师资分布不均等问题。

第一，从过程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不公平现象。陈胜（2011）、蔡伟华（2013）、夏蕾（2014）等学者们认为当前职业教育存在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首先职业教育起点不公平，表现在城乡职业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主要指城乡家庭环境、经济水平和父母素养对学生产生的影响；招生录取不公平；社会观念不公平。其次职业教育过程不公平，表现在示范院校与非示范院校在资源配置、师资力量和实训基地等方面存在不公平，教育课程方面的教学质量、课程安排不公平，尤其是参与教育的弱势群体更加容易被不公平的对待。最后，职业教育结果不公平，表现在职校生就业市场受限制，工资待遇水平低。[6]

第二，从地位论的角度对职业教育不公平的问题进行分析，张社字（2009）、邱兴萍（2012）、李雪（2010）等学者们认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边缘化的问题。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对象、地位、功能以及经费投入的边缘化。由于职业教育过多偏重对社会的功能，制约了它对人的发展功能，导致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度并不高而产生了职业教育不公平问题。[7]如此一来，“弱势群体”便不得不指向职业院校的学生们，最终被边缘化。

第三，从层次论的角度论述当前职业教育公平问题，张莉（2009）、苏天高（2007）、金继刚（2012）等学者们认为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在区域、城乡和校际之间存在着不公平。具体表现在资源配置、财政投入、师资力量、实训基地等方面存在的不均衡[8]。要真正地把职业教育看作是教育的组成部分，落实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提高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和劳动者素质，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的影响因素分析

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的原因分析需要理清影响因子，权责清晰。

第一，从社会层面对职业教育不公平问题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杜利（2008）、石伟平（2004）、闫兵（2004）等学者们认为职业教育目前存在“重学术，轻技术”的重普教、轻职教的传统观念；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导致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与普通教育相比存在的就业机会不均等现象[9]。这些因素对职业教育公平造成了一定影响。

第二，从政府层面对职业教育公平问题进行分析，吴彬（2010）、张燕燕（2011）、李春蓉（2013）等学者们认为主要表现在教育公共资源分配中的不公平，投资在职业教育的经费不够，职业教育招生制度等。考虑到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是一种封闭的职业教育体系，这割裂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体系结构；单一的高考招生制度导致了职业教育生源问题；职业教育目前欠缺较完善的法律保障（职业教育法）[10]。

第三，从职业院校自身层面论述职业教育公平问题，林振升（2010）、马树超（2011）、张守祥（2012）等学者们认为职业院校存在的问题如下：学校对职业教育公平的认识过于片面化；职业教育院校管理者不能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在教育教学改革上；校企合作的不深入；对弱势群体（农村、农民工等）的职业培训关注度不够；对农村职业教育缺少实际的经验；“双师型”的职业学校教师并不多，这样不能够满足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11]。

三、职业教育公平问题解决策略分析

职业教育公平问题中的种种不公平现状是社会经济发展无法回避的，针对上节所述产生原因总结分析，文献主要从自身因素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阐述解决策略。

（一）提升解决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的内力

基于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现状的原因分析，学者们从职业教育内部探索并阐述不同的解决策略观点。

第一，姜大源（2011）、马树超（2011）、张良（2012）等学者们认为职业教育应该建立“立交桥”人才培养模式。应当允许突出体现区域文化的人才发展特色，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课程衔接体系，满足学生继续深造和职业素质拓展的提升，增强协调性，形成有效、合理性，实施资源共享，杜绝管理体制多头管理，真正把人才培养的“立交桥”模式落到实处[12]。

第二，杜利（2008）、潘海生（2013）、杨宏（2014）等学者们认为，职业教育应该具有合理的办学理念及准确的办学定位。他们认为要摒弃“职业院校是普通院校的附庸”这一错误观念，坚守“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的办学理念才能更好的发展下去。另外，加强学生的技能训练，提高职教的师资水平和素养，突出职业教育的“高等性”、“职业性”和“专业性”[13]。只有培养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才能更好地解决职业教育当前所面临的不公平问题。

第三，丁金昌（2008）、王世斌（2013）、陈玲（2010）等学者们认为职业教育要加强校企合作，提高办学质量。应该增加校企之间的的合作，充分利用培训的方法，实施监督职能并提高培训教学的质量。完整的解读职业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权衡好企业、学校、学生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设身处地的为推进职业教育的进度，争取形成企业、学校、学生三方相互渗透，培养更多的实用型市场人才。加大企业对学校的投资力度，实现双向共赢，真正完成“教学-科研-开发”三位一体目标[14]。

第四，王继平（2008）、李海燕（2008）、孟凡华（2011）等学者们要求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体系。他们认为职业教师培养是实现职业教育公益性的重要途径，是落实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完善职业教师培养制度，探索职业教育师资“学历教育+企业实训”的培养办法；[15]提高职业教育教师的素质，扩大其师资力量，制定更好的教师培训考勤标准，从而实现职业教育教师的高优化队伍。

（二）优化解决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的外在动力

第一，戴国强（2007）、李延平（2009）、朱德全（2014）等学者们提出要适当的进行政策倾斜。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对于接纳职业院校学生较多的企业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从而推动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政策倾斜不仅可以在宏观层面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先导性和倾向性，通过政策导向和实施，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蓝图和政策保证，促进职业教育科学有序发展。还可以在微观层面界定优化教育的理念，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经费保障体制，提高教育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比例[16]。

第二，余组光（2009）、鲍卫（2011）、朱德全（2012）等学者们认为，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由教育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多头管理，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政策执行的力度决定了政策实施的程度和范围[17]。管理部门应优化职业院校的管理，加强职业教育政策的推行力度，并完善职业证书制度，赋予职校生相对普通学历证书的公平地位，改善职校生就业文凭弱势地位，让职业教育的学生所持有的文凭真正的具有“含金量”。

第三，张燕（2011）、王永强（2013）、刘颖（2013）等学者们建议提升职业教育的政策执行效度，即增加职业教育政策的执行力，落实职教政策监督力[18]。应该完善法律法规，对于职业教育公平存在的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对于劳动市场有关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歧视，须有具体的法律条款予以制止，当职业院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法律法规能够真正的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现状的解决策略不仅要从外部原因探寻，更应该着重于内部原因。综合以上学者们的观点得出：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策略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出台并完善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按照“校企合作、专兼结合、重点培养、加强引进”的原则，培养“双师”型技能型人才，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创新教学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明确职业院校培养人才最基本的要求和后续发展需要，把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高技能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1]李延平.论职业教育公平[J].教育研究，2009（11）：16.

[2]董仁忠.教育公平与职业教育改革[J].职教论坛，2012（10）：18-21.

[3]任爱真.惠及民生的职业教育公平问题[J].现代教育科学，2011（2）：75-77.

[4]唐强奎.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贫困生教育公平问题及对策[J].成人教育，2011（8）：22-24.

[5]张丽颖，张学军.职业教育公平视角下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J].职业与教育，2014（21）：169-171.

[6]邱小健，王贤德，田莉莉.回顾与展望：中等职业教育财政研究综述（2000-2013年）[J].职教论坛，2014（10）：12-16.

[7]邱兴萍.从社会学角度对职业教育公平问题的分析[J].职教论坛，2012（23）：13-15.

[8]陈胜.浅析职业教育公平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12）：16-19.

[9]着力解决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J]. 求是，2009（14）：44-46.

[10]张燕燕.职业教育公平问题之研究[J].科教文化，2011（2）：24-25.

[11]林振升.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探析[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4）：62-64.

[12]姜大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理性追问[J]. 教育研究，2011（11）：70-75.

[13]杜利.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8.

[14]丁金昌，童卫军.关于高职教育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再认识[J].高等教育研究，2008（6）：49-55.

[15]王继平.“双师型”与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J].职业技术教育，2008（27）：50-55.

[16]林克松，朱德全.“中国语境”职业教育公平治理的话语体系——批判与诠释的视角[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71，76，182-183.

[17]朱德全，杨鸿.职业教育城乡均衡发展问题表征与统筹保障——以重庆市为例[J].教育研究，2012（3）：57-65.

[18]刘颖.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24）：27-30.

责任编辑 刘扬军

作者：夏雪婷　丁菲

职业教育报告内容分析论文 篇3：

浅议平板电脑在我国教育中的应用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平板电脑逐步触及教育领域，新型的技术让无数教育者着迷。为了准确认识我国教育领域中平板电脑的应用情况，以近四年（2010-2013年）间我国有关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的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从论文数量、研究内容、研究领域和论文作者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对研究中发展的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促进平板电脑在我国教育领域能又快又好地发展。

关键词：平板电脑；教育应用；内容分析

一、问题提出

2012年地平线报告高教版及基础教育版中都预测平板电脑在2012-2013年成为教育应用中的主流技术。[1]查阅地平线报告，发现连续两年（2012-2013年）中都有预测平板电脑将会成为教育中的主流技术。平板电脑是一种小型、方便携带的个人电脑，以触摸屏作为基本的输入设备。[2]它为学习者提供了新的学习机会与挑战，以其轻便性、强交互性等优势越来越受到了教育者的青睐。平板电脑最初的概念是2002年微软提出来的，但是到了2010年苹果公司的轻便、多点触控功能的iPad问世以来才将平板电脑推入应用高潮。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里，平板电脑让教育工作者着迷。但是平板电脑在中国教育中的应用现状如何呢？本文将对平板电脑2010-2013年近四年中在我国教育的使用情况的期刊论文进行分析，以研究我国教育中平板电脑使用的情况。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对2010-2013年期间我国教育领域平板电脑研究现状做详尽分析。内容分析法，就是对于明显的传播内容，做客观而有系统的量化并加以描述的一种研究方法。它以预先设计的类目表格为依据，以明显、系统、客观和量化的方式，对信息内容加以归类统计，并根据类别项目的统计数字，做出叙述性的说明。[3]

本研究的数据统计、分析和图表的生成均采用Excel2010软件进行处理。

2.内容抽样

平板电脑虽然是2002年被提出的概念，但是近几年才兴起，在国内期刊上载文章数量不多。因为本文要研究的是平板电脑在教育中的应用现状，所以本研究选取了“平板电脑”及“教育”两个关键字段，为了确保研究囊括了平板电脑在教育中应用的各类期刊文献，将第一个关键字段扩展为平板电脑和iPad，究其缘由iPad为平板电脑中的重要代表；将第二个关键字段扩展为教育和教学。时间跨度为2010年1月至2013年6月，所有的匹配项为精确。在实际的检索过程中，按照先检索篇名为平板电脑或含iPad，并且主题为教育或含教学，然后再检索关键词为平板电脑或iPad，并且主题为教育或教学的顺序依次检索，去除重复结果，剔除政策宣传、新闻广告、领导讲话、通知、卷首语及编者按等与本研究内容相关度不大的文章，最终得到有效期刊文献31篇，如表1所示。

3.类目与分析单元

本文以研究样本的数量分布、研究内容、研究领域和论文作者四个方面为研究维度。分析单元为独立成篇的论文，凡是论文结构完整，不论其篇幅长短、字数多少，均按一篇计算。

运用内容分析法的要求需要预先制定类目表格，然后按分析单元进行系统判断记录各类目所表现的客观事实类目。在设计研究内容的分析类目时，笔者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参考教育技术AECT94定义，建立如表2所示的内容分析类目标，表中分析类目分别为“设计、开发、应用、管理、评价”五大类，每一类又根据实际情况细分成不同的子类目。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论文数量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近四年来有关平板电脑的教育应用的具体数量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我国第一篇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的文章出现在2010年，即iPad问世元年，故我国学者对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研究起步较早。但是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各类学术期刊刊载有关平板电脑在教育领域数量处于低水平。论文数量呈逐年上涨趋势，在2012年达到了顶端。但2013年的文献统计不全面，本研究文献检索时间为2013年6月1日，且电子期刊文献相比较纸质期刊文献有一定的滞后期。随着平板电脑的适用性更强，而且价格下降趋势，在教育领域引进平板电脑技术可能性越来越大，基于平板电脑的教育研究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关注和重视。

2.论文内容分析

本研究内容按照上述“设计、开发、应用、管理、评价”五大类将31篇文献进行了归类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对统计结果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

（1）近年来，我国研究人员非常注重平板电脑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比重高达74.19%。首先，平板电脑刚开始问世时，并不是针对教育领域专门推出的新技术，但是其便携性、高交互性、触控操作等优势非常有利于作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工具，同时可以支持更加具有开放性、探究性的学习。其次是针对平板电脑，涌现出很多专门的教育应用软件，即教育APP，这些软件能够有效支持教学，进一步推进平板电脑在教育中的研究。再次对于平板电脑如何应用于教学中也是研究热点，即应用模式和策略的研究。在深入透析应用模式策略的基础下，才能灵活高效的应用平板电脑给教学带来的优势。

（2）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的设计方面的研究，比例为12.9%。这一项研究的比例较高，也正说明平板电脑如何设计应用在教学教育中是平板电脑在教育应用中的发展和推广的关键所在，只有在理论基础的支持下，同时结合相关教育教学系统设计，才会有更多教育者使用平板电脑技术促进教学，才会有更多的学习者使用平板电脑来进行学习。

（3）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的开发方面的研究，比例为6.45%。只有两篇文章关于开发方面的研究，一是基于平板电脑的电子教材开发，另是基于平板电脑的教育系统开发。但是没有关于平板电脑的APP开发，因为很多APP都是计算机方面的兴趣爱好者进行的，作为教育者我们可以自行开发一些教育应用软件，但是能够有现成的、满足教育需求的软件组合使用，则可以省去开发的时间，将关注点更加集中在应用发面的研究。

（4）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的评价方面的研究，比例为6.45%。有两篇文章关于评价方面的研究，一是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的反思与改进，另是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的可行性分析。另平板电脑上的评价原则是缺乏的，在此方面明显不够。因为只有拥有了评价原则，才能分析平板电脑在教育应用的有效性，从而改进、推广平板电脑这一新兴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5）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的管理方面的研究比例为零。这是因为我国平板电脑教育应用正处于起步阶段，对于管理设计较少。研究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应用、设计方面，但是随着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的不断发展，需要有完整、系统且有效的管理体系来支持，引导平板电脑技术在教育中的稳步发展。

3.论文研究领域分析

本研究内容对平板电脑在教育领域应用进行分析，将教育领域分为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包括初中和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包括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高等学历教育（包括远程教育形式）、其他（没有指明特定的研究领域）六大类，研究分布如图2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平板电脑在中小学教育与高等学历教育中受到重视。在高等学历教育领域，平板电脑广泛使用与研究毋庸置疑。在高等教育领域，教学与研究结合较好，也是新技术比较容易引入和应用的教育阶段，不用面临中小学繁重的学业和考试压力。另高等院校中有众多专家和学者从事相关技术支持教学方面的研究。然而在中小学教育领域，虽然面临更多的阻力，但是平板电脑的研究数量却是可喜的。因为在201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中，就强调技术对教育的作用，同时也有学者提出技术将会对教育起到革命性的影响。[4]新世纪的学生是数字原住民，从出生到幼儿园再到中小学教育阶段中，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各种新兴的技术，技术正在改变这一代人的生活、学习的方式。在教育信息化大背景下，加强新技术在中小学教育领域中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4.论文作者分析

（1）论文第一作者所属机构分析

本研究将论文第一作者所属机构进行分析，值得提出的是，作者所属机构分析并不会与上述研究领域分析重复，因为并不是所有情况下作者所属机构与研究领域是完全吻合的。本研究将作者机构分为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技术学院、远程教育机构、中小学学校和其他机构，共五个类型，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出，高校研究者活跃在研究的第一线，成为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研究的主干力量。这主要是高校中师资力量雄厚，云集了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同时也有相应的资金和基础设备支持。此外，不可忽视的是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及研究者们也积极关注平板电脑在职业教育中的关注，这是因为平板电脑的触控操作、移动性、交互性为一些实训项目做有效的技术支持。但是我们也从中发现，中小学教育领域的研究占有最大比例，但是论文作者属于中小学学校教师的并不多，他们应该是一批重要的研究力量，应该努力利用课堂教学优势进行行动研究，从而可以培养一批科研型的一线中小学教师，让他们成为研究的主力。

（2）论文合著情况统计分析

平板电脑在教育领域应用研究，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从论文作者的合著情况来看，54.8%是独立完成，即独立完成和合著完成比例相近。从合著的情况来看，仅有19.4%是不同机构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高校研究人员与公司合作的文章仅占3.2%。从数据分析来看，在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的合作研究还有待加强。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公司合作完成研究是有利于平板电脑在教育领域应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况且合作交流是当今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个标志，研究者们应该进行更多横向研究，以不断提高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的研究水平和层次。

四、思考与建议

1.深入研究平板电脑技术与学习方式的结合

平板电脑作为一种的新的技术手段，在教育领用的应用其核心是仍然是学习，所以在平板电脑支持与学习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平板电脑促进学习，这才是学习平板电脑在教育中应用该关注的问题，而不能单独地强调某些用应APP的独立使用，一味追求高新技术与产品。平板电脑支持下的学习要根据学习对象和学习内容的特征，选择相应的学习软件来支持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在上述研究中发现，很多探讨平板电脑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并没有重视后学学习效果的验证，因此，今后在该方面需进一步加强。

2.完善平板电脑教学的应用模式研究

平板电脑的教学应用模式可以指导平板电脑的实践应用，而目前对于平板电脑的教学应用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并没有形成体系，教学模式的研究虽然在近几年研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整体来说研究还非常少，内容不够丰富，研究主要停留在初步应用阶段，必须加强实践检验、实证应用及理论提升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所以，完善平板电脑教学的应用模式研究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3.重视基于平板电脑非正式学习的研究

平板电脑的移动性和便携性，还能为学生在更为自由的课外环境中随时随地开展学习提供了条件。通过无处不在的网络与移动设备可以为学生搭建联通学习环境，让学校、家庭和社会都能为学生提供无处不在的学习资源，充分利用零散的时间，让学习无处不在，而不仅仅在教室中发生。而在当前的研究中，都是集中在课内教学中的研究，忽视了平板电脑在非正式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如何将平板电脑与非正式学习相结合，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实现无缝学习，将是平板电脑在教育中应用的一个重要研究点。

4.加强平板电脑教育应用的评价研究

从平板电脑在教育中的研究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平板电脑在教育中应用评价研究很少，特别是评价原则方面无人问津，故此我们无法科学、有效地判断平板电脑在教育应用的效果。所以后续的研究中，要加强评价研究，这样能够更好地判断平板电脑在教育中的情况，从而推广相关研究成果与结论，这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5.加强多方人员的合作研究

在分工精细化的社会中，合作无处不在。平板电脑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不能是在象牙塔里研究出来的，应该要发挥多方人员的力量进行合作研究，可以整合研究人员理论水平，一线教学人员的实践教学经验，公司技术人员的技术开发水平，开展精心的合作研究，充分结合教学实践，考虑学生对象的实际情况，加强平板电脑在不同教育领域中的研究，研究成果源于教学实践，又能广泛推广应用到教学实践中。

参考文献：

[1]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2年高教版[DB/OL]. http：//www.nmc.org/publications/horizon-report-2012-higher-ed-edition，2013-5-30.

[2]王宗良，高静，阿木古楞.平板电脑研究综述[J].微型机与应用，2011（11）：1-3.

[3]谢幼如，李克东.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基础[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39-144.

[4]余胜泉.技术何以革新教育——在第三届佛山教育博览会“智能教育与学习的革命”论坛上的演讲[J].中国电化教育，2011（7）：1-6.

（编辑：杨馥红）

作者：陈利　李洁　赵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