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企业化发展探究论文

内容摘要作为新时期我国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的一种思路，家庭农场以家庭作为基本经营单位，以土地规模化和产品商业化经营为主要取向，并在要素组合、收入方式、决策方式等方面与个体农户和农业企业相区别。从土地产权制度、土地经营规模和农民身份属性来看，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异质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国农业企业化发展探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农业企业化发展探究论文 篇1：

我国发展低碳农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

【摘 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及能源压力的日益紧张，各国在面临能源危机时出台了各项政策以减缓能源危机，低碳经济和低碳农业的概念应运而生。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农业国家，大力倡导低碳农业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从低碳农业的概述出发，分析了发展我国低碳农业的必要性，探究了我国目前发展低碳农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从宏观、中观、微观角度提出加强政策引导和政府职能、调整低碳农业产业结构、绿色小额信贷机制、科技兴农、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农业规模经营等对策。

【关键词】低碳农业；困境；对策建议

一、低碳农业概述

（一）低碳农业的概念

“低碳农业” 这个名词是在倡导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被众多学者逐步发掘并流行起来的。王昀[1]在《中国农业信息》2008 年第8 期发表的“低碳农业经济略论”一文中最早提出“低碳农业”一词，认为低碳农业经济应该是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的“三低”经济；是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排放最少的温室气体，同时获得整个社会最大收益的经济；其本质是节约型、效益型、安全型经济。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低碳农业”这个名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成为解决高碳农业、低效农业问题的关键。

所谓低碳农业，即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农业，是指在农业发展过程中，通过改进管理，技术创新等手段，尽可能地减少资源的消耗，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实现最大经济产出，达到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发展和谐的一种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发展低碳农业才是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2]，低碳农业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主导模式。

（二）低碳农业的特征

从低碳农业的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它主要应具备五大特点：一是低耗性；二是安全性；三是高效性；四是和谐性；五是统筹性。

二、我国发展低碳农业的必要性

在我国，由于人为的过度排放温室气体，碳排放量日益增多，气候变暖问题日趋严重。而传统农业作为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由于常年的单一连续耕种和高强度耕种、无机化肥的大量使用等“高碳农业”模式，必会导致一系列农业高碳问题的发生。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张1997—2009年农业碳排放量、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业能源消费总量的表格[3]。

数据来源：（1）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业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历年）（2）农业碳排放量来自201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探索中国特色低碳道路。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农业总产值的稳步提升，农业机械使用量、农用化肥施用量和农业能源消费总量相应增长，并引起农业碳排放总量的逐步增加，而低碳农业是追求高效低能的新生产方式的农业，是生态、循环、绿色、有机、观光和体验式农业，是人类为保证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着眼现代农业建设，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而开创的综合性农业。因而我国发展低碳农业的形势已刻不容缓[4]。

三、我国发展低碳农业面临的困境

（一）政府职能缺位，政策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没能把握住政府职能的含义，不能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来给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工作重心被放在那些可以凸显自己政绩却不能对低碳农业带来良好发展势头的领域，而发展低碳农业所需要的资金、政策和科技要素却远远不达标。

在政策和机制方面， 进一步完善、执行低碳农业政策也受到阻碍。虽然我国已经推行了一系列推动低碳农业的法律法规，但是执行起来却是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一些法规只考虑到眼前利益，对低碳农业的技术和财政支持方面还有所欠缺，在执行准则和执行力度上也没有一个量的把握和规定 [5]。

（二）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首先，我国目前各地区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统计，农业生产总值中，农、林、牧、渔产值的比例为48：6：42：4。传统种植业比重过大，且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结构不合理，导致碳排放量剧增，生态环境日益恶劣，极大程度的影响了低碳农业的发展。其次，我国低碳农业能源结构亟需调整。目前我国低碳农业高碳能源排放过大，可再生能源研发力度不足，同时旧有农业机械没有完全淘汰导致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和对土壤和植被的严重破坏；最后，资金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业低碳化步伐滞后。

（三）资金不足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低碳农业的财政支持不断加强，但是距离发展低碳农业所需要的资金数量还相去甚远。同时，目前我国采用的是高度集中化的资金管理体制，这也使得对低碳农业资金的投入缺乏协调性。长此以往，这种情况会导致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不足，涉农贷款期限过长影响农村金融的流入，农村金融服务品种较少造成资金短缺[6]。

四、我国低碳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从宏观角度出发，坚持政府导向机制

从宏观角度出发，就是要从政府以及政策机制角度出发，加强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大力强化政府职能，切实推行低碳农业的各项政策机制，不断的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并通过一些新机制、新方法、新路子来解决低碳农业的财政问题。

1.规范政府职能，完善低碳农业政策机制

政府应该把低碳农业进行中和进行后所可能出现的问题纳入到自己的考虑范畴，加大对低碳农业的财政支持，对低碳农业技术进行大力投资。同时大力扶持落后地区，减少贫困农民因为“积贫”而对生态的破坏，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2.优化低碳农业产业结构

一是调整耕作方式。优先大力发展林业，高效合理发展传统种植业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林业作为巨大的碳库可以在有效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政府应该给予其充分的重视；其次，贯彻依法治林的方针政策，构建合体的林业法制体系；最后加大科技兴林力度。在林木培育、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资源保存利用、林火控制等关键性技术上努力寻求重大型突破[7]。

二是优化能源结构。我国应逐步展开对太阳能、风能、地热、海能等新型能源的全面研究；大力推广生物能源，比如秸秆、沼气，开展大规模沼气建设工程；通过合理再利用农业废料，实现垃圾安全化、再利用化和生态化；在农产品器械选择上，要多使用耗能少，技术先进，对环境破坏小的农业器械以减少“石油能源”的排放，并加大对新型农业器械的开发力度。

三要完善金融结构。我们要在使政策性金融在农村拥有更大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政策性金融的监管力度，在农村推行绿色小额信贷——政策性金融机制，形成稳健高效的农业金融结构，带动低碳经济有序发展。

3.绿色小额信贷——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

“绿色小额信贷”是将绿色农业和小额贷款结合起来形成的专用名词。绿色小额信贷具有以下两种明显的特征：首先是政策性；再次是信贷的资助性。由于绿色小额信贷针对的是那贫困地区微型企业，为一些低碳项目融资，因而这种贷款往往具有无息性与资助性的特征。

上面我们讲到，政策性是绿色小额信贷的一大重要特征。政策性金融在低碳农业发展中作用十分巨大，不仅可以优化整合生物资源项目、鼓励环保农资行业发展，还能够推动低碳技术项目的进一步发展[8]。

（二）从中观角度出发，走科学化、企业化低碳农业之路

从中观角度把握低碳农业，就是要坚定不移的走“科技兴农”道路，把科技作为低碳农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不断提高低碳企业技术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企业在低碳农业中的先导作用；同时大力构建农村信用社，让农村信用社为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科技兴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技的创新，将科学技术合理的运用到农业生产和销售中，是现代农业的要求，也是低碳农业取得更大收益和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和总结，发现以下几种技术在中国发展低碳农业的过程中十分行之有效。

（1）节碳减排技术[9]；

（2）免耕技术；

（3）秸秆技术；

（4）畜类家禽养殖技术。

2.确认企业主体地位，增强企业自主创新内生能力

企业作为创新型农业和低碳型农业的主体环节，应继续推进技术创新、机制创新，为构建循环经济和低碳农业体系提供自身坚实的力量[10]。

首先，要始终确认企业在低碳农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为低碳农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其次，注重企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企业产业结构升级。再次，发展企业低碳模式还需要一批强有力的科研人才队伍。企业培养科研人才，要在全社会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培养造就一批低碳学科的带头人才和科研团队。

3.大力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筹集农村闲散资金，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11]

在低碳农业发展中，农业信用社应该主动调整信贷投向，坚持“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原则，将信贷重点投向于新能源产业、效益型和旅游产业型农业。只要切实贯彻“认识低碳农业、融入低碳农业、服从低碳农业”的思想方针，农村信用社就能不断壮大自己。

（三）从微观角度出发，提高农民低碳意识，推广农户规模经营

从微观角度出发，就是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积极性；同时规范化运行农户的经营模式，将农民合作经营与土地流转经营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构建低碳生态环境提供更为良好的条件。

1.增强农户低碳意识

我们可以通过以奖代补、典型劳动、政策激励等方式，鼓励农户改进目前生产方式，改善农村环境卫生；同时农户在生产中可以采取“一池三改”、秸秆产能等新型清洁生态模式，这样既节约了能源，又提高了群众生活质量。

2.农村规模化经营体系

农业规模经营是指通过综合分析不同地区的不同资源条件、经济条件和历史状况，从而逐步形成一种稳健的和持久的经营体系，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产出率的经营方式。规模化经营体系可以大体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合作化经营，即在政府给予财政支持的基础之上，农户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承包的一种经营体系。这种体系能有效调动农户参与生产的积极性，有助于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发展。另一种是集体化经营。即农户充分享有土地承包的权利，土地集体化性质不变。这样做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农业生产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王昀.低碳农业经济略论[J].中国农业信息，2008，（8）：12—15.

[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3]黄国勤，王兴祥，钱海燕等.施用化肥对农业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及对策[J].生态环境，2004，3（4）：656—660.

[4]李荣生.我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必然性及战略意义[J].中国农业科技，2005，（12）：18—20.

[5]赵其国，钱海燕.低碳经济与农业发展思考[J].生态环境学报，2009，18（5）：1609 —1614.

[6]马友华，王桂苓，石润圭等.低碳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生态经济，2009，（6）：116—118.

[7]周玉新.低碳经济时代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探讨[J].农村经济，2010，（4）：3—5.

[8]王曙光，乔郁.农村金融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7.

[9]马燕合，黄晶.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研发迎接低碳经济到来[J].中国科技产业，2008，（03）.

[10]晁毓山.低碳经济：企业未来发展方向[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0-6-7.

[11]杨信.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及其财产权性质探析[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作者简介】

罗中天（1988— ），山东省东营市人，中共预备党员，西安财经学院研究生。

作者：罗天中 归秀娥

中国农业企业化发展探究论文 篇2：

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

内容摘要 作为新时期我国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的一种思路，家庭农场以家庭作为基本经营单位，以土地规模化和产品商业化经营为主要取向，并在要素组合、收入方式、决策方式等方面与个体农户和农业企业相区别。从土地产权制度、土地经营规模和农民身份属性来看，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异质性”。就预期目标而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趋势性转变，构成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外部环境。由于中国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着苛刻的约束条件以及多元的预期目标，为此必须明确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权限和期限、缩减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供给落差、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补贴政策完善、鼓励并支持农村的自发性经营组织创新。

关键词 家庭农场 农业企业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作者 1高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博士；2张文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JL039）、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1-010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10JHQ024）

改革开放以来，导源于市场化转轨、国际化程度提高、全球化红利以及要素禀赋优势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经济结构呈现出极为显著的转化特征，1978～2012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92%，工业化率从71.81%提高至89.91%，城市化率从17.92%提升至52.57%。尽管如此，中国仍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特征，城乡居民对增长“红利”的分享具有失衡属性，1978～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从2.57倍攀升至3.10倍。如何通过机制设计来实现城乡之间的经济联动和协同发展，无疑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进程中亟待化解的核心议题。

由于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对城乡良性互动举足轻重，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又构成生产要素组合和配置的载体，农业经营组织方式的适应性调整就成为理解我国城乡一体化问题的切入点。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家庭农场被视为未来我国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完善与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问题在于：对于一个身处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具有怎样的内涵？预期达成怎样的目标？其顺利推进又应具备哪些条件？只有回应了这些问题，人们才可能对农业组织方式创新以及城乡一体化问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之基本内涵

从理论上说，家庭农场与单个农户、农业企业等共同构成特定国家的农业经营组织形态，这些形态均试图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从要素组合的角度出发，家庭农场可被定义为：特定家庭以其内部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来源，通过自有土地规模扩大或外部土地使用权来获取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以及资本来源的农业经营方式。

显然，家庭农场的性质可以从如下角度理解：1.土地要素方面，家庭农场意味着经营者所使用的土地应满足必要的规模化要求，而规模的界定为单个家庭成员从该土地规模所获取的经济收益不低于从事其他产业（非农产业）所获取的平均收益。规模化经营的落脚点是土地在实践中的使用属性，而不是土地在法律上的所有属性，因此，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可以通过自有土地规模扩大来满足，也可以通过他人土地使用权流入来实现。2.劳动要素方面，家庭农场可能会基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在特定环节部分地雇佣家庭成员之外的劳动力，但相对于农业经营的产业链和全过程而言，这种“雇佣”关系具有短期性、补充性特征，家庭农场的主要劳动力来自于家庭内部，其经营决策也往往形成于家庭内部成员的沟通、比较和协商中。3.资本要素方面，不同的家庭农场往往具有差异化的经营规模、产品选择和产业形态，因此，它们所需的资本额度以及对外部资本的依赖程度也就存在着明显差别。考虑到农业经营所面临的自然、市场等多重风险，以及经营者基于安全准则而对决策的灵活调整，家庭农场所需资本的首要或主要来源就是家庭内部，是自身经营收益或利润的资本化，只有在内部资本难以满足需要的时候才会考虑外部融资。4.收入方式方面，家庭农场的经济收益来自于自身经营的农产品销售收入，该收入既是家庭成员参与生产所耗费劳动的“工资报酬”，也是家庭成员研判要素—商品市场之后进行决策的“利润报酬”，这两种报酬的正负或高低均来自于市场检验。在这个意义上，家庭农场的经营者收入具有混合属性和不确定特征。

上述界定意味着：家庭农场本质上是介于单个农户和农业企业两者之间的中间型经营组织方式，它与其他两种农业组织形态存在着多种差别。如果我们将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背景下的分散化、零碎化经营理解为单个农户，将发达国家农业资本家以雇佣方式和企业逻辑展开的经营方式界定为农业企业，那么，家庭农场区别于上述两类组织方式的显著特征为：单个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通常很小，农业企业的土地经营规模往往极大，而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介于两者之间；单个农户的劳动基本来自家庭内部，农业企业的劳动基本来自外部雇佣，而家庭农场的劳动以家庭内部为主、外部雇佣为辅；单个农户的所需资本主要来自家庭内部，农业企业所需资本主要来自外部融资，而家庭农场的资本来源以家庭内部为主、外部融资为辅；家庭农场和单个农户的收入方式均体现为劳动者报酬（工资）和经营决策盈余（利润）的加总，而农业企业的收入方式集中体现为企业利润；家庭农场和单个农户的决策者是家庭成员，实施者也是家庭成员，但农业企业是农业资本家或企业家决策，雇佣的农业工人执行这些决策；单个农户的经营往往是经验型的，农业企业因生产的标准化、批量化而更具有科技性质，家庭农场的生产方式则兼具经验和科技两种特征；单个农户因交易成本高而产品具有单一化属性，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则以市场为导向，其产品或产业形态往往具有多样性特征；单个农户的经营目标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旨，其改善收入水平往往通过劳动力非农化流转来实现，而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均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前者的经济收益来自于工资和利润，后者的经济收益主要表现为利润。

可见，家庭农场与单个农户的相同点在于经营主体均为家庭，差异点在于经营规模截然不同；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的相同点在于经营均具有较大规模，最终目标均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指向，差异点在于资本、劳动等要素的来源以及决策方式很不相同。因此，在理论层面以及社会实践中，将家庭农场与单个农户或农业企业相混同均是不合适的。

当前，中国政府强调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流转，这不仅是对农村土地使用方式或农业经营组织方式需要完善的回应，而且是对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完善应具有多样性、差异化特征的回应。“专业大户”是在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上向发达经济体的“农业企业”靠近，“农业合作社”是在维持现有单个农户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小农之间的横向“组织化”来提高其市场议价能力，而“家庭农场”则试图在上述两者之间发育出适合于当前农村经济实践的中间形态。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农业经营组织的演化内生于特定经济体的时空背景之中，并受到特定国家农业发展阶段、战略目标、禀赋条件、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自然也就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差异化”特征：首先，家庭农场并不严格地要求家庭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土地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安排会对家庭的经营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国际经验显示：发达经济体的家庭农场往往是构建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产权明晰、具有充分流动性的小土地私有制是19世纪美国西部家庭农场形成和传统农业转型的基础。[1 ]与此相区别，当前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安排是集体所有制，单个农户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此背景下，家庭农场的规模化经营只能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来实现。其次，考虑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渐进性、农村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土地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中国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难以与发达经济体相提并论。中国语境中家庭农场的规模化经营是相对于此前分散化、零碎化的小农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横向比较中发达经济体的大农场模式而言的。正如黄宗智指出的：“中国的农场规模不可能达到美国式的劳均九百亩的农场，而将长时期徘徊于十到二十亩的小家庭农场的规模。”[2 ]再次，家庭农场的主要经营者是农民，在其他经济体中，农民主要是一个职业（而不是身份）概念，弗兰克·艾利思强调，“农民是主要从农业中获取生活资料、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劳动的农户。农民部分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地投入和产出市场”[3 ]。然而，在中国，农民具有职业—身份两种属性，土地具有经济要素—社会保障两种功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获取基本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农村土地也往往成为农民实施自我保障的主要工具。

由此延伸开来，中国语境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纯粹是一个经济核算问题，家庭农场经营的可预期性以及目标函数也与发达经济体存在着差异。也就是说，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异质性”，依靠国外的“家庭农场”模式来指导中国的农业组织方式演变需要审慎对待。

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之预期目标

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以土地规模化和产品商业化经营为主要特征，这些构成了家庭农场区别与其他经营组织方式的核心元素。与农业企业相比，家庭农场的基本经营单位不是企业；与单个农户相比，家庭农场体现了农村“家庭”这个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某种结合。由此出发，当前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并不是对此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全“替代”或全面“否定”，其原因在于：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家庭农场并不改变以“家庭”作为农业基本经营单位的属性，它仅仅意味着农业家庭数量减少、单个家庭经营规模扩大、农业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体现为农业收入；更重要的是，家庭农场的土地产权安排仍坚持集体所有制，家庭农场的土地适度集中主要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来实现，流转双方“交易”的不是土地所有权；家庭农场土地规模扩大并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其经营者可以依据市场信号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但其经营范围仍集中于种植业、养殖业或农产品产业链的延伸。可见，中国语境中的家庭农场仍遵循土地集体所有制、流转双方自主谈判准则、土地的大农业用途，它并不意味着土地私有化、侵犯农民权益或转为建设用地，因此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新时期的“完善”和“创新”。

关键在于：家庭农场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方式之一，其是否具有相对于其他组织方式的经济绩效优势？对此，陈纪平认为：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农业是指排除了迂回生产的狭义农业……与企业相比较，家庭作为经济组织更适合分工水平低且对生产要素之间匹配要求不高的生产活动，因此家庭农场相对于农业企业是更能节约交易费用的经济组织。[4 ]董亚珍、鲍海军也认为，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以及自然风险的不可控性，则农业是一个比较适合于家庭经营的产业，且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等）也大多采用了家庭农场的农业经营方式。[5 ]这些研究试图在农业产业属性和农业经营组织之间建立起某种逻辑关联，对于理解不同农业组织的经济绩效是有意义的，但它们仍存在进一步扩展的空间。例如，家庭经营土地的“最优规模”是如何决定的？企业化的经营方式是否具有相对于家庭经营的比较优势？农业经营方式本质上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依据市场信号而自发权衡和选择的过程，在一般意义上去比较家庭农场和企业化经营之间的优劣得失需要审慎对待。从时序比较和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不存在任何时空背景下均具有经营效率优势的农业组织方式。基于此，讨论家庭农场的“含义”应放置在中国语境之中，即讨论在当前中国的农业发展中，“家庭农场”这个概念是如何提出来的？它相对于此前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否存在着经济绩效改进？

家庭农场被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视为中国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演变方向之一，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促使人们对农业经营方式进行多样化探索和适应性调整。这些结构转变包括：1.农村劳动力的持续非农化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我国农村劳动力呈现出从农业部门向工业—服务业部门的持续化流转。2012年底中国农民工总数为2.626亿，其中本地打工者为0.992亿，外出打工者为1.634亿，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作用，其年均贡献约为经济增长的1.37%。[6 ]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持续化非农化流转对农业本身带来了两重影响：理论上单个农业劳动者所经营的土地规模存在扩大的可能，实践中有些农户出现了土地“撂荒”并由此导致土地利用的低效率。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高位徘徊。1978～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曾有过显著的缩减，但在此之后这种差距呈现出在波动中逐步攀高的态势。2009年之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是否是趋势性现象仍需观察。依靠农业组织方式变迁促使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进而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前置条件。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持续转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农业—粮食安全主要取决于国内农业的生产能力，依靠组织方式创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始终是国民经济的重大主题。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在整体消费品中，城乡居民食品支出的占比呈现出逐步下降的态势，2011年城乡恩格尔系数已分别降至36.3%和40.4%，这意味着农业的生态、文化、休闲、体验等衍生功能将逐步凸显，居民对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品质安全也更为强调，需要对农业生产结构以及农业经营组织进行适应性调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制度变迁，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格局要求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部分完善和相应调整，家庭农场以及其他新的组织形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家庭农场以及其他农业组织方式在中国主要当围绕如下目标展开：一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与其他经济相比，中国人地关系的“紧张”程度极为罕见，2011年中国农业耕地面积为1.213亿公顷，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为2.6594亿，单个劳动者经营的耕地规模约为0.458公顷，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营规模。在此情形下，家庭农场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给予流出户经济补偿，尽量减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后的土地“撂荒”；另一方面，家庭农场通过流入获得土地实际使用权，经营者增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依靠专业化、机械化和生物化等途径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水平。二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于流出户而言，其可以获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的经济补偿，也可以增加因专业化从事非农产业所获取的工资性收入。对于家庭农场经营者而言，其经济收入提高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生产领域，土地规模扩大将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在流通领域，土地适度集中将导致经营者市场谈判能力的增强。三是，耦合居民消费结构。在中国居民整体消费结构和食品消费结构发生转变的背景下，农业功能会从“单一食品”属性向“多元衍生品”渐进转变，而农业生产也会从“单一种植业”属性向“多种加工业”渐进转变，以适度规模经营和商业化运作为特征的家庭农场，更能耦合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家庭成员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收入，这些特征也使家庭农场既有动力又有能力拓展农业功能、延长农业产业链、提供适销对路和更具品质的农产品。总之，家庭农场以及其他农业经营组织方式的适宜性创新在中国具有多重目标，它们应成为新时期缩减农业和非农业收益偏差的“商业载体”，以及促使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枢纽”。

中国促进家庭农场发展之应具条件

作为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由于中国的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面临着相对于其他国家更为苛刻的约束条件和更为复杂的预期目标，中国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走向家庭农场（以及其他农业经营组织方式）既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需要多种体制安排的适应性调整，并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进程、形态和表征。如果说家庭农场确实是新时期中国农业组织的一种“完善”方式，那么要实现家庭农场的顺利发展至少应具备如下条件：

其一，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权限和期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有利条件。从农业与其他产业比较收益相对平衡的角度出发，参照黄宗智的基准，则当前中国家庭农场的最低规模可以确定为劳均15亩或家庭经营50亩，当前不宜将家庭农场的规模标准订立得太高。尽管如此，从分散化、零碎化的单个农户走向小家庭农场，仍以土地的适度集中作为前置条件。而土地的适度集中与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息息相关，考虑到农村土地对多数农民而言仍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则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仍具有相对于私有化和国有化的合理性。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意味着所有单个农户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界定的条件下，农民可以依托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实现土地在不同农户的再配置。为此，当前需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限和期限，权限解决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宽度”问题，期限解决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长度”问题。就权限而言，应明确单个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究竟可以细分为哪些“权”，在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之外适时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就期限而言，应给予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较为明确的界定，可以参照城镇建设用地70年的期限进行农地制度设计。

其二，缩减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落差，促使“农民”从身份属性转为职业属性。当前影响土地适度规模化、集中化的因素除了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之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土地性质的复杂化、多样化，当土地兼具经济要素和社会保障双重属性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未必会推导出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反过来说，只有逐步剥离农民的“身份”性质，回归农民的“职业”属性，则农村劳动力外流才会伴随着土地的适度集中，拥有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也才会在农业以及非农产业之间形成“分离均衡”，甚至部分城镇劳动力也会基于成本—收益比较而流向农村经营家庭农场。促使农民从身份属性转向职业属性，最为核心的是持续提高农民的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供给水平，缩减城乡在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等基本服务获取上的不平等性。中国只有逐步消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才能更好地缩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化解二元经济结构又会为进一步消除二元社会结构提供物质基础。中国应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强化农村基本道路、桥梁、电信、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在“硬件”层面提高城乡基本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同时强化农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本教育等正规社会保障的供给力度，在“软件”层面提高城乡基本服务的均等化程度，以此为家庭农场以及其他农业经济组织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其三，依靠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补贴政策，为家庭农场的资本形成提供有力支撑。与其他经营组织方式类似，家庭农场提供了农村土地、劳动、资本以及技术等要素相互组合的“载体”。如前所述，家庭农场的主要资本来源是家庭内部融资以及农业收入的资本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外源融资对于家庭农场发展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在家庭农场发展的起步阶段，受制于家庭内部融资的局限性，外部资本的可得性、便利性对家庭农场的后续发展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中国要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家庭农场等组织方式的演变，就必须高度关注农村金融方式与新型经营组织方式之间的协同性、融合性。当务之急是基于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理念，在存量层面推动农村合作金融（农信社）在产权、组织、内部管理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应系统评估农信社转制为农商行对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客观绩效；在增量层面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民营经济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以开展资金融通业务。此外，应将农村的政策性金融与农业补贴等政策安排相结合进行系统设计，伴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转变以及农村微观经济主体变迁，探索适合于不同时空背景的农业补贴水平和方式。

其四，鼓励农村的自发型农业经营组织创新，实现农村经营组织方式的多样化、差异化和丰富性。在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农业组织方式变迁本质上是农业从业者基于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之后的产物，且农业组织方式的经济绩效需要实践进行检验，农业从业者是这种检验结果的“最终承担者”。中国政府围绕农村组织变迁应以“正确”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因势利导推动农村的自发型农业经营组织创新。相反，“理性设计”农业组织方式并“自上而下”强制实施，或者在农业经营组织方式中采用单一化思维，均会事倍功半，甚至付出经济效率损失或社会秩序波动的代价。其原因在于：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取决于多重因素，且在城乡户籍制度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农村单个劳动力的流转未必会引致整个家庭的非农化流转，农村的正规社会保障供给以及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仍需假以时日。在此基础上，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化和集中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些地方继续实施当前的分散化、零碎化农户经营方式，依然是理性的、有效的。除此之外，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持能力、农业禀赋条件以及农民收入结构均存在着偏差，农业经营组织方式也就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例如：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相对宽松，农业机械化、生物化程度相对较高，其家庭农场规模可能相对较大；东部地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其对土地的经济和社会保障依赖较低，城乡居民食品结构转变尤为突出，这为小规模家庭农场发育提供了有利条件；中西部地区则应综合考虑城乡要素流动状况，因地制宜、因时而动，灵活采用单个农户、家庭农场以及农业企业等不同类型的经营组织方式。

当人们将家庭农场放置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探究时，很容易发现这种农村经营组织方式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内涵、目标和条件：对于农业经营组织方式的比较，应该明确不同方式的作用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动态变化，考察组织的实施条件可能要比单纯比较不同组织的运行效率更有价值。对于单个农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而言，它们适应于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禀赋条件、技术水平和战略目标，家庭农场相对于单个农户的优势发生在如下条件：土地可以适度规模经营，且土地适度集中确实可以提高农业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家庭农场相对于农业企业的优势则发生在如下条件：农业主要是狭义农业，农业生产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周期性和自然力作用。如果考虑到农业实践的复杂性以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区域差异性，那么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的一种方式，但绝不是唯一方式，家庭农场的规模确定也会随着时空转变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别性。进一步，在讨论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变迁时必须突显国别和历史属性，用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模式来直接指导中国的实践，很可能会忽视家庭农场的“异质性”，其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力必然会大打折扣。中国只有基于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农业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去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组织创新能力，才可能探索出与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相契合的多元化农业经营组织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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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 梅

作者：高帆 张文景

中国农业企业化发展探究论文 篇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海南乡村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摘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梳理乡村旅游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海南乡村生态旅游的基本情况、重要性及意义，阐明了海南省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希望能为海南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海南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Ecotourism;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untermeasure;Hainan Province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践证明，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和重要途径，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1-2]。乡村生态旅游业是海南农业和旅游业结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岛富民的重要途径，对于打造海南生态休闲旅游品牌、推动海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构筑国际旅游岛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3]。近年来，海南省各界致力于以国际旅游岛为发展目标，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促进了海南乡村生态旅游业的迅猛发展。然而，在大力发展创造旅游经济、产生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会造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制约了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4]。

乡村生态旅游最早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起源于意大利等欧美国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村生态旅游业在我国大中城市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后，我国乡村旅游迅速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5]。数据显示，2017—2018年国庆和中秋节期间，我国约有4.3亿游客体验了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活动，超过50%的受访游客表示，他们几乎每月去农村一次[6]。

为了满足城市游客多样化的需求，“农家乐”这一乡村旅游形式不断升级，并正成为一种受欢迎的乡村旅游形式，许多学者也对乡村生态旅游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Su[7]研究了近20年来中国乡村旅游迅速发展的轨迹，分析了6种不同的“农家乐”开发模型;Oh等[8]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对乡村生态旅游游客的消费模式进行了分析;Huang等[9]针对乡村旅游的行为、体验和感知价值，对乡村旅游体验的性质进行了研究;Jepson等[10]探究了乡村旅游地点和情感体验之间存在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生态旅游正逐渐成为热门研究领域，Andrel等[11]在国家层面对罗马尼亚乡村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发现多元文化特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资本作为一个整体决定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MarzoNavarro等[12]从居民的角度构建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模型，并对模型的准确度进行了检验。乡村旅游企业是乡村社区与旅游者之间的桥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13];Romeiro等[14]研究发现乡村外来企业影响旅游创新和良性竞争;Gssling等[15]基于互联网的住宿预订平台的发达程度对乡村旅游可持续运营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1 研究区概况

海南是位于我国最南端的省级行政区，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划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对岸有越南，东南和南部在南海与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为邻。海南省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以及附属珊瑚礁。海南省常住人口约940万，土地面积为35 400 km2，海南岛总面积3.39万km2，海域面积约200万km2，海南省属热带季风气候。海南于2010年正式启动国际旅游岛建设项目，旨在将海南打造成世界级的岛屿休闲度假胜地，使其成为一个开放、绿色、文明、和谐的岛屿[16]。

自国际旅游岛建设以来，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使海南的旅游产业发展迎来了春天。海南的旅游总收入、GDP比重等数据都稳步增长，海南2010—2018年的旅游综合数据如表1所示。由表可1知，海南省旅游产业迅猛发展，特别是在2016—2018年，占GDP比重提升幅度最大，旅游支柱产业的地位显著提升。

2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生态旅游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所提出的，是党的十九大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新举措，是一项包括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和治理体系等多项内容的振兴工程，是实现我国农村经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布局[17]。通过挖掘乡村旅游资源，促进乡村旅游和其他产业的有机融合，可以有效推动“三农”转型，有利于乡村人口的就业和创业，发挥旅游产业在脱贫攻坚中的带动作用[18]。

乡村生态旅游是以农村自然资源、自然景观、生态环境、生产活动和风俗文化为背景，集生产、生活和生态于一体，通过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将现有的农业资源与休闲活动完美结合，为人们提供修养身心、体验乡村生活的一种休闲旅游形式[19]。由于城市化进程中快的生活节奏和日益激烈的竞争所带来的生活压力，人们渴望到农村体验悠闲宁静的乡村时光，因此乡村生态旅游业应运而生，且逐渐成为农业和旅游业结合发展的新亮点[20]。乡村旅游作为中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缩小城乡差距、振兴乡村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21]。

海南省乡村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必须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明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旅游的作用机理。只有认清海南省在推动乡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才能够有效构建乡村旅游生态体系和培育乡村旅游品牌与服务质量体系，为海南省乡村经济振兴提供动力引擎。

3 海南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3.1 优化农产业结构，走向合理多样化

海南可在原有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将农业和旅游业进行有机耦合，调整农产业结构布局，形成自己的特色和规模，丰富旅游内容，增强在生态旅游业、农业方面的竞争。可将当地的传统种植模式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优化种、养、加工之间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体系，提高乡村农民收入，保证乡村旅游经济稳定增长。旅游业的兴起又可为当地生态旅游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从而有利于改善当地的种植条件，拓宽农业资源开发深度，使乡村旅游走向多样化。

3.2 促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劳动者素质

乡村生态旅游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不多且成本低，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加深城乡居民之间认识了解，而且旅游业一般需要大量人员支持，可解决当地乡村人员过剩问题，刺激农村经济发展。在城乡的交汇处形成的集休闲、娱乐、观光、购物、度假为一体的旅游模式可吸引城市居民在交汇处进行生产，从而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新背景下的乡村生态旅游对生产和管理有更高要求，不仅需要懂农业生产的人员，同时还需要更高层次、复合型的旅游管理人才，迫使乡村生态旅游产业的劳动者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从而造就高素质的农民。

3.3 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稳定性

乡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就是将乡村的生态环境作为基础来实现生态产业、农业产业之间的紧密结合。农民在建设乡村生态旅游过程中所从事的种养活动其本身就是一种管理和维护旅游生态环境的活动，是把农业发展引向“生产、生活、生态”相结合、平衡发展的过程，最终达到生产企业化、生活现代化和生态自然化，形成良性循环。

4 海南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状况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海南省拥有成熟乡村旅游资源点480个[22]，这些集聚了海南省75%的旅游资源按开发模式上大致分为5类，即以农村和农业自然环境为载体满足游客观光游览需求的生态观光型;以科技开发、示范、辐射、推广为主要内容，同时兼顾满足游客观光、休闲等要求的科技示范型;以滿足游客亲近自然，体验种植、采摘、垂钓等田园生活乐趣的采摘垂钓型;利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农林资源为游客提供休闲度假服务的休闲度假型;以文化为载体将文化体验融入游客游憩活动中的文化体验型[23]。按特色项目大致分为6项，即以影视拍摄、婚纱摄影等为特色的热带田园农业观光休闲旅游项目;以黎苗三月三风情文化游等为特色的少数民族风情观光休闲旅游项目;以航天植物育种基地科普教育等为特色的热带高效农业观光科普旅游项目;以呀诺达、槟榔谷两大旅游景区为特色的旅游风情小镇休闲度假旅游项目;以“一村一品”为特色的文明生态村及古村民居观光休闲旅游项目;以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等为特色的热带滨海及湿地生态观光休闲旅游项目[24]。在发展布局上大致为“二点三线五区”，重点发展海口、三亚两市为“二点”;环岛高铁线、沿环岛高速公路线、海口至琼中高速公路线为“三线”;琼北都市休闲区、琼南乡村旅游区、琼东滨海休闲区、琼西特色旅游区、琼中生态旅游区为“五区”[25]。

虽然海南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初具规模，但海南的乡村生态旅游园区主要还是呈现点状分布，没有形成紧凑的线路，不利于团体游市场的开拓;且休闲农业园区形式单一、布局零散、产品雷同、特色缺乏，导致了客源的后劲不足。

5 海南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优势

5.1 丰富独特的乡村自然生态景观

海南省作为全国唯一热带岛屿省份，终年温暖，被誉为“天然温室”，年平均气温24 ℃左右。气候条件优越，植被生长繁殖的速度快、多样性丰富、覆盖面积广;拥有丰富的热带农业景观和农业品种资源，乡村风景秀丽，生态环境优越，乡土气息浓郁，风土人情独特，农业产业形式多样;具有独特不对称的环状—层状地势结构，在全国旅游自然景观中独树一帜。故发展农业生态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

5.2 特色鲜明的乡村人文景观

海南省乡村人文景观资源也极其丰富，乡土气息浓郁，文明古村、黎村苗寨，无不充满海南省乡村浓郁的独特民族风情。海南有黎、苗、回、壮等38个少数民族，几千年的岛居生活产生了丰富的民族风情、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特别是中部山区的黎、苗族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古朴淳厚的民风民俗和生活习惯。民间工艺包括纺织、刺绣、编织、印染、雕刻、制陶等方面，工艺精美，图案华丽，色彩鲜艳，具有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5.3 国际旅游岛建设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奠定基础

海南省从2010年开始开展国际旅游岛的建设，至今已取得丰富的成果。通过农业与旅游有机耦合，实施了生态文明村绿化与美化建设工程，改善了乡村人居环境，促进了人与自然、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使农村发生历史性巨变，从而带动了乡村旅游和与其相关产业的发展。2014 年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和中国美丽田园推介活动中，琼海龙寿洋获称“稻田景观”村，万宁文通村荣获2014 年“中国十大最美乡村”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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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