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探讨论文

【摘要】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知识管理作为当前知识密集型社会的新管理思想，将其运用于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之中，将有效提升社区教育工作者知识管理能力，推进群体的专业化进程。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探讨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探讨论文 篇1：

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模式初探

摘要：培训是促进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提升其业务能力的重要途径，而培训模式与培训效果直接相关。当前，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应遵循“学员为本”取向、注重“因需施教”原则、注重“反思性思维”培养、注重参训者的可持续发展价值取向，以此探讨四类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模式，以期能为社区教育后续研究提供建议与参考。

关键词：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模式；价值取向

一、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社区教育仍处于成长探索时期。构建与区域经济相适应、独具区域特色、能满足社区成员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社区教育，离不开一支专业素质强、业务水平高、综合性的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由于社区教育学科尚未列入《学科分类和代码》国家标准，因此，社区教育工作者目前还没有官方的统称。本文中的社区教育工作者，泛指以社区教育为个人职业的，统筹规划区域性社区教育发展的组织机构的领导者或管理专员(未涉及从事于社区教育具体教育教学的师资队伍)，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市、区政府(含街道、乡镇)主管或分管社区教育的教育行政工作者，社区学院(大学)和社区学校等教育实体分管社区教育的院长(校长)和各级工作者，中小学、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分管社区教育的校长和专业工作者，机关、企事业单位、文化单位和社团主管或分管社区教育的职能工作者等。本文所言的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是指全部职责或主要职责是从事社区教育管理的“专职”工作者。

我国社区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保障的提供，社区教育工作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社区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社区服务指南》的规定，社区专职教育人员的基本要求有：(1)热爱社区教育，具有良好的品质，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吃苦精神；(2)较好掌握社区教育专业及其相关知识，包括社区理论、社区教育学、社区教育管理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3)具有较强的社区教育基本能力，包括教育教学组织、社会调查研究、课程开发、社会沟通与协调、语言文字表达等能力；(4)需经过有资质的教育培训机构的岗位培训，持有上岗证书或相当的专业证书。概言之，社区教育工作者应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和必备的基础理论、管理知识和社区教育专业知识，以适应社区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然而，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的建设还比较薄弱，多数社区教育工作者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品质；近40％的社区教育工作者和65％的社区教育兼职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上；超过1／3的社区教育工作者和近50％的兼职人员从事(参与)社区教育工作时间不足3年，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良莠不齐，年龄偏大，理论水平偏低，业务能力差，已成为制约社区事业发展的瓶颈，社区教育的发展需要有大批在社区一线从事服务与管理的高级专业人才。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着社区教育的管理和发展。在我国，由于社区教育是新生事物，后备专业人才匮乏，导致社区教育人力资源极为稀少。换言之，随着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社区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随着社区管理的规范化、智能化和科学化，需要社区教育工作者能够熟练掌握先进的科学管理工具，而这些均可通过再教育培训完成。因此，加强社区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培训尤为必要，探讨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价值取向及模式极为迫切。

二、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的价值遵循

在社区教育大发展，社区教育理论不断深化，社区教育管理工作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下，唯有建立起以培训能力为核心、以社区教育工作者为主体的培训模式，才能适应当前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新形势的需要。结合我国社区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与当前管理队伍整体水平，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模式的探索应围绕如下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进行：

(一)注重“学员为本”取向

“学员为本”要求培训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培训活动设计以学习者需求为导向。

调查发现，社区教育工作者已具备了相当层次的文化基础，具有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和丰富的阅历，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自主能力。这就要求突破传统意义上“教师中心”范式，转向“学员中心”，在具体的培训教学、课程设计等方面尊重、发挥参训者在培训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從而建立起新型的教学关系。在教与学互动上，培训中参训者和培训者兼有多种身份。培训者既是教员，也是组织者、激励者、促进者和服务者。参训者既是学习者，也是设计者、参与者和接受者。培训者和参训者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主的、对话式的，是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培训是双方经验交流互动、共同成长的过程。这应该是当前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中第一价值取向。

(二)注重“因需施教”原则

“因需施教”的“需”包括两个方面：社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成长与发展的需要。这两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培训实施中应最大限度地掌握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的多样需求，跟踪其工作实务，以促进个性发展。同时，将满足社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和满足参训者自我的需要结合起来。笔者认为，具体而言，社区教育之“因需施教”的“需”包括：了解有关社区教育改革的最新精神；了解社区教育管理队伍的需要、意愿以及他们参加培训的态度；了解他们在日常社区教育管理工作中性质与特点；了解先进社区教育的实践；了解社区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

“因需施教”要求根据多方面的综合性需求来开展培训教学活动，也就是要求将组织需要、事业需要和个人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此，应该结合参训者“表面需求”和人才成长与发展规律综合考虑社区教育工作者的“需要”，尤其处理好一般需求和优势需求的关系，共性(组织)需求与个性需求的关系等，从而满足社区教育工作者的需求，调动其积极性，以促使培训目的达成。从社区教育工作者多层次、多类型的现状出发，着眼于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与整合，从而最大限度地加快我国社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步伐。

(三)注重“反思性思维”培养

“成长=经验+反思”，是美国著名心理学波斯纳提出的个体成长与发展的公式。鉴于反思在个体成长与发展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关能够促进反思策略的培训、反思能力的培养、反思方法的探索日益为人力资源培训研究者所青睐。“反思性”主张者力图为人的成长与发展培育起“反思”意识，通过不断自我反思、自我建构，从而获得包括专业在内的全面个性的持续成长。

培养社区教育工作者自我反思意识，使他们成为反思性实践者，不仅要求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反馈信息，更要求在培训中练就他们的反思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反思中成长，在实践中反思。诚

然，要达到上述目标必须摆脱传统意义上知识灌输式的培养方式，而采取一些全新的、充分利用现代教育研究成果的教学技术与方法。

(四)注重参训者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广泛的问题。其意在于能力发展是任何学习活动的主题，注重知识创新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社区教育工作者的培训，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发展性的培训，因为它着眼于对工作者个人素质的提升和角色价值的开发与拓展。这种可持续发展取向，既是社区教育工作者成长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培训质量的客观要求。针对社区教育事业发展和社区教育管理队伍建设的需求，培训工作要从实现社区教育工作者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优化配置培训资源，加强培训管理机制建设，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全面协调、整体推进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上述四个培训价值取向出发，当前需要对社区教育工作者的培训模式进行理性思考，认真分析与研究适合我国社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培训模式，扬长避短，确保培训工作的高质量运行，构建能满足社区教育工作者成长与发展需求的培训模式。

三、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模式的理论探索

培训模式服务于培训目标，不同培训模式具有不同的功能，各自发挥独特的作用。同样，不同的培训模式对培训资源有不同的要求。培训模式既是培训理论的具体化，又是培训实践的概括，丰富的培训模式有助于高效地达成培训目的。因此，培训模式的应用具有条件性。

(一)“知识本位”接受模式

该模式在基础教育的师资培训中应用极为广泛，其价值取向源于理论至上、知识本位和学科中心，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理论知识需求。一般而言，“知识本位”接受模式的构建路径以社区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知识背景分析和社区教育事业发展的理論需求分析为基础，确立培训目标，根据目标组织核心培训课程，整合和聘请优质的师资资源，实施培训活动。

这种培训模有助于理论素质亟待提升的社区教育工作者群体快速地掌握社区教育专业知识和管理科学基本理论，掌握社区教育工作运行工序。鉴于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的建设水平，此模式较为适合刚到岗的和已在岗但理论知识缺乏的工作者，使其达到任职要求。但是，这种模式不但由于纯理论过强，使参训者相对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而且也由于与日常工作实情实景相距较远，而对实际工作能力提升作用有限。笔者认为，这种培训模式在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中不宜占主导地位，但仍可与其他培训模式交叉使用，以发挥其高效传递知识、信息之功能。

(二)“案例中心”研讨模式

该培训模式注重参训者的参与性，着眼于提高参训者应用相关知识分析、解决复杂情景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构建的路径为：社区教育工作现状分析，确立培训目标，围绕目标精选培训案例，组织实施培训活动。

这种培训模式较为适合于在实际工作中遭遇困惑的社区教育工作者群体，例如社区教育业务管理者。该模式关注在问题情景中获取知识、获取知识与知识应用的协调以及提升社区教育工作者应用知识的能力；同时，提高了他们在培训过程中的参与性，唤醒主体意识，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该培训模式优质的案例的选择极为重要，同时，案例本身蕴涵问题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对培训师资水平要求甚高，普通培训者往往无力驾驭研讨活动。笔者认为，案例培训模式能够快速提高社区教育工作者业务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配备一定条件方可广泛使用，当前宜与其他培训模式穿插使用。总之，以案例为中心的培训模式的构建与实践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其案例的选择及案例的系统研究为实施该培训模式的关键所在。

(三)“课题研究”研修模式

较前两者而言，此模式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突出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着眼于提升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理论素养与业务工作能力。研修模式的构建路径为：围绕培训目标，从培训的针对性出发划分培训层次，从培训的需求和实用性出发设计课程，从培训的有效性出发选择培训方式，从参训者的主体性出发确定学习方式，以研究为主线，以参训者为主体，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发展，达到参训者的发展与组织的发展协同，从而共同成长。

由于该培训模式的关键是课题的开发与研究，即要求培训者和参训者善于挖掘课题，以课题研修带动培训效果，继而促进组织与个体发展，因此，实施好“课题研究”模式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1)树立正确的培训观念，培训者是主持者、策划者而非主讲者，在课题选择和研究中给参训者以有效指导，注重引导参训者独立思考、主动探究；(2)对参训者的课题论文写作严格要求，避免流于形式；(3)把握培训中三个基本要素：信息、思路、观念。课题研究培训中需要提供大量新的有效信息，需要多角度分析问题，转变参训者观念，提高参训者能力。“课题研究”无疑将将成为我国社区教育的助推剂，但该模式费时费力，目前仅能在少数培训中组织实施。

(四)“诊断式”培训模式

该模式是四种培训模式中极为理想化的模式，它倡导实践导向，注重组织发展，着眼于在提高社区教育机构(社区学院、社区大学等)整体办学水平的过程中，提升参训者的专业素养，其构建路径为：立足组织办学现状，组织专家现场诊断，针对主要问题，共同研究，寻找对策，制定改进方案，在实施改进方案的过程中提升参训者的专业素养，促进组织的主动发展。可见，此种培训模式以培训促进组织发展，在培训中寻找组织发展的新方向，即现场诊断一制定组织发展规划一分析组织发展主要问题一制定解决问题方案一跟踪指导一组织工作持续改进一达到发展规划的目标。

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可结合遇到的问题组织理论学习、专题研讨与个别指导，使培训持续支持组织的工作推进。诚然，这是一种对培训者、培训机构要求甚高的培训模式，但对于一些社区教育工作开展较好的地区和立足于长远发展的社区教育机构而言，结合自身优势有的放矢运用该培训模式是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国社区教育处于起步、开拓阶段，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工作也处于尝试、摸索过程中，在组织培训工作中我们唯有大胆创新，认真思考，结合自身实际充分运用多种培训模式中能快速提高社区教育工作者的业务水平和综合能力。诚然，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没有最优模式，上述四类培训模式各有独自的优势及局限性。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要根据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和培训对象的特点，对培训模式进行选择和优化，以提高培训的效果。

作者：杨淑琚 程仙平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探讨论文 篇2：

基于知识管理的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策略研究

【摘要】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知识管理作为当前知识密集型社会的新管理思想，将其运用于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之中，将有效提升社区教育工作者知识管理能力，推进群体的专业化进程。

【关键词】知识管理；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策略

【收稿日期】20171017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专职社区教育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研究”，课题编号为EKA130431

【作者简介】王鹏（1982—），男，太原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与社区教育。社区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社区教育的主要参与者、执行者和推进者的社区教育工作者群体也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6年6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提高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专业化水平，加大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力度。”引入“知识管理”理论，通过加强知识储备、分类、升级、迁移等活动，促进个体知识的动态生成，有效提升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水平。

一、知识管理的目标与内涵

知识管理的目标是提高组织或个人的知识创造能力，提高组织绩效，增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知识管理的对象是知识的获取、储备、升级、共享和创新等过程。简言之，知识管理就是以知识为核心的过程管理，是组织或个人运用信息技术及现代管理学理论，以科学的方式对知识或信息资源进行储备、整合、升级、转化、迁移和应用，以提高组织或个人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知识管理运用于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的可能性1有助于缓解社区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倦怠

社区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倦怠体现为社区教育工作者在长期的工作压力和心理体验下表现出的自身态度、职业效能和情绪耗竭状态。一直以来，由于社区教育的边缘化地位，作为教师群体中的小众——社区教育工作者面临着社会认同、职业发展、薪资待遇等多方面的问题。有调查显示，社区教育工作者普遍存在明显职业倦怠，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工作成效。[1]专业化发展是个体应对外界压力、增强职业认同、缓解职业倦怠的重要途径。为此，在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过程中引入知识管理的有关理论，可以促进社区教育工作者从日常的繁琐的事务管理者转变为高效能的集约型知识管理者，帮助社区教育工作者优化工作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时间消耗，进而缓解他们的工作耗竭和现实负担。同时，知识管理中的知识升级有助于社区教育工作者将日常的经验性教学与管理升级为系统性知识管理，有助于促进社区教育工作者职业成就感和认同感的形成，进而推动队伍从经验型向专家型发展。

2有助于提升社区教育工作者的胜任能力

Harrison在社会胜任模型（Social Competence Model）中指出，职业倦怠与自我工作胜任感有关，职业倦怠与个体的职业胜任能力存在密切相关，如果个体体验到较强的工作胜任感，其工作动机将大大增强。所以，提高社区教育工作者的职业能力将有效提升其职业胜任力，缓解其职业倦怠。社区教育工作者作为基层社区教育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管理者，因为其教育对象在年龄、职业、社会地位和学习需求等方面的不同，使得教育的实施过程充满复杂性，需要长期的工作实践和经验积累才能实现业务的提升。经验形成是典型的隐形知识，面对当前社区教育工作从业人员的知识背景、学历层次、工作年限的差异，使得已有的知识经验在群体相互之间的分项和传递难度较大。引入知识管理，能够充分借鉴管理学和信息学中的技术方法，将优秀的社区教育工作者的职业经验和知识储备的隐形知识进行“信息编码”，实现典型知识的数据重组，形成可供分项和学习的外部化“知识库”，提高群体的学习效能和业务水平。

3有助于变革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管理机制

社区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而排在首位的就是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知识结构。面对社区成员的学习需求的多样性，对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新的要求，要从原先的单一学科向全科发展，不仅要具有扎实的学科知识，还要有必要的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知识等。传统的社区教育工作者职后培训管理机制针对性和实效性不足，培训内容陈旧、培训方式老套、培训过程粗放，多为书本知识的简单重复、个别案例的经验推广和形式上的问题解决等，学员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引入知识管理就是要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管理和培训方式，立足社区教育工作者发展需要，尊重人的价值与人格，关注人的潜能与创造，将组织目标的实现与个人发展的需求和目标有机统一。[2]知识管理视域下的社区教育工作者管理机制的变革就是要充分了解学员的需要，建立新型的合作式、扁平式管理机制，建立学员和主讲教师以及学员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分享机制，有效增强培训效果。

4有助于丰富社区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实践

虽然社区工作者这一职业在我国存在了30余年，但是关于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的研究在我国还比较薄弱，能够搜集到的文献和专著非常有限。因为社区教育的交叉性和特殊性，现有的研究者主要来源于社区教育工作人员和成人教育研究人员，其他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参与非常少。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从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的内涵、必要性、胜任因子、影响因素和解决对策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在具体专业发展路径方面，主要有职前学科培养和职后专项培训。同时，提出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的制度保障、组织保障、条件保障等。但是，总体上，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都比较模糊，多从宏观的视角来建构整个发展模式，但具體到专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具体方法的研究有待深入。将企业和组织中的知识管理引入社区教育的工作与实践，为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可供借鉴的方法，将更有利于社区教育工作者提高知识获取、转化和应用的能力，拓展其专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视域。

三、基于知识管理的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策略分析1理念先行：强化知识管理与创新

管理首先是一种理念和认同，管理理念的革新与内化成为实施的起点和关键。社区学校作为社区教育工作者向教育对象传递知识、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的场所，在其组织实施过程中充满了显性知识和隐形知识。其中，显性知识体现在已经进行数字编码化的知识，如教材、电子文档、数字期刊等教學资源。隐形知识体现在个体化的、未能够进行符号编码的知识，它存在于个体和组织的头脑中和文化中。社区教育工作者是实施知识管理的主体，使其具有知识获得、准备、审计、转化、迁移和应用的能力是知识管理的最终归宿。作为社区教育的管理部门，首先，要制定《社区教育工作者知识管理发展规划》，明确知识管理的具体目标和进度安排。其次，要建立完善统一的知识管理制度，以规章的形式确立知识管理在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组织全体成员对知识管理相关理论进行系统学习，提高群体对知识管理理论的重视和认同。再次，要深度调研，充分了解和掌握现有社区教育工作者的整体知识结构及对自身专业发展的期待和困惑，为全面开展知识管理实践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最后，要建立有效的知识管理“成长型”激励机制，[3]激发广大社区教育工作者进行知识分享的热情和动机，建立导向性的绩效考评机制，将知识分享作为个人和团队绩效考评的重要组成。

2组织变革：畅通知识沟通与流动

组织变革是指运用行为科学和相关管理方法，对组织自身的规模、结构和组织成员的观念、态度、行为及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有目的的调整和革新，以适应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提高组织的整体效能。传统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一般以自上而下的科层等级的方式来建构，各等级之间和同一等级各组织部分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和范围，阻碍了社区教育参与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使个体长期处于“孤立”和“封闭”状态，既不愿意自己“走出去”，也不愿意别人“走进来”，使组织失去了系统的整体观，缺少了彼此之间知识交流与分享的愿望与热情，因此，建立“学习型组织”成为实施知识管理的关键。首先，要推进组织变革，建立扁平式组织结构，畅通不同等级之间及同一等级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信息渠道，加快信息传递和反馈的速度，使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的知识流动更加便利。其次，要建立专门化的知识管理部门，统筹知识管理相关事务，负责搜集和整理对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有用的知识和信息，并进行初步的储备与分类，推进知识的学习与使用，提高知识的利用率。[4]最后，要唤醒“两馆”的“沉睡”知识，使其真正介入知识管理的全过程。加强图书馆和档案馆软硬件建设，组织专门人员对信息流中的知识节点进行整理加工，为使用者提供系统的知识来源。

3技术平台：促进知识储备与升级

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及云端服务技术，结合慕课、微课等新型教学方式的应用，建立社区教育工作者知识管理的信息平台。从当前的社区教育信息化建设进程来看，整体建设效果并不理想，部分学校虽然硬件设备较好，也建立了自己的校园网，开辟了“资源库”“素材库”等空间，但是由于对相关资源没有进行的系统的梳理与分类，加之社区教育工作者自身信息化技术的欠缺，使得资源的利用率较低。首先，要绘制“知识地图”，建立社区教育工作者“知识库”。知识库可以作为社区教育工作者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公共空间，但是其中的知识必须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如按照区域可以从国外和国内、省内和省外等范围进行知识整理；按照学科可以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进行知识整理；按照展示形式可以从文字版和视频版等进行知识整理。其次，要加强信息技术培训，打造教育知识网络。充分利用学校已有局域网络，联通在线学习资源，发挥知识管理与ELearning之间的合力。最后，要建立区域社区教育工作者虚拟学习社区，为参与群体提供灵活的知识交流与分享平台。同时，利用手机等便捷式信息处理工具，实现客户端的知识共享和知识推送。

4实践应用：推动知识转化与组合

实践是知识积累的重要手段，也是检验知识的重要标准。知识管理的核心是隐性知识的显性化，隐性知识的价值必须通过与显性知识的转化来实现。1958年，迈克尔·波兰尼从哲学领域首次提出“隐性知识”的概念。野中郁次郎认为，隐性知识是主观的经验或体会，是不容易运用结构性概念加以描述或表现的知识。社区教育工作者的隐性知识主要体现为非正式且难以表达的技能、技巧、经验和诀窍等，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过程成为知识管理的难点。首先，要积极组织各类非正式群体活动，拉近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社区教育工作者的距离，通过学习论坛、师徒配对、工作沙龙等方式，促进其深度交往和经验分享，在非正式活动中感受到隐性知识的外化。其次，要开展各类观摩和示范教育活动，邀请经验丰富、成绩显著的社区教育工作先锋人物进行示范展示，其他人员现场观摩，课下共同开展问题式研讨，学习和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最后，要建立区域社区教育工作者知识联盟，鼓励区域内或跨区域进行挂职锻炼或交换学习，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协作，组织之间彼此合作、共同提升。

5合作文化：实现知识共享与创生

合作文化的营造和建立是知识管理的重要保障，这里的合作文化指社区教育工作者按照某种合作方式，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彼此信赖、协作，以达到个体和组织的预期目标，从而促进社区教育工作者共同发展的关系形式。合作文化可以分为人为合作和自然合作两种，人为合作是指社区教育工作者的合作由外在的行政力量控制，自然合作是出于个体本意的自愿合作。当然，自然合作才是营造合作文化的理想状态，合作的本质在于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实现个体之间的优势互补和知识共享。首先，要建立基于学习共同体的学习型组织并开展合作。社区教育工作者学习共同体是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共同进行知识交流、经验分享、科学研究等活动，形成集体智慧，促进个体成长。通过主题活动、专家讲座、经验畅谈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互助性教研活动，引导社区教育工作者逐渐走向自觉、自愿的合作。其次，要建立有效的传帮带合作模式，促进新人的快速成长。新型的师徒关系是建立在本意内在需要的基础上，通过资深社区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引领，建立一种互相学习、共同探讨、共同发展的合作关系。最后，要多方协同，合理实施知识管理。社区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既涉及职前的专业培养，又涉及职后的发展培训，所以，需要地区、社区、高校等多种力量形成合力，在行动上切实提供支持，促进社区教育工作者知识管理的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1]程仙平.社区教育工作者职业倦怠调查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版，2015（5）：83—87.

[2]邱亚平.教师个人知识管理策略的形成与发展[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34.

[3]彭明成.论知识管理视角下高职院校教师培训策略[J].继续教育研究，2016（10）：85—87.

[4]陈列.中学教师知识管理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8：162.

（编辑/乔瑞雪）2018第5期（总第376期）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No.5 2018Total No.376

作者：王鹏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探讨论文 篇3：

社区工作如何守住初心和使命？

沟通改变生活，对话推动进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圆桌会》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大家普遍认为现在与领导干部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连社区工作者都不容易见到。但是社区工作者们叫苦不迭，想为老百姓服务，但忙得无法分身。社区工作现状如何？社工们有哪些心声？社区工作如何坚守初心和使命？《我们圆桌会》邀请了来自学术界、党政界、媒体界的代表与社区工作者开展深入的探讨。

社区工作的痛点和难点

主持人：从市民反馈的意见来看，很多都集中在小区自治、加装电梯等问题，都和社区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位社区工作者，你们对于初心和使命是怎么看待的？

◎赵婷（江干区凯旋街道景县社区党委书记）：我毕业进入社区工作的第一天，老书记就告诉我：“社区是要为居民服务，我们就是用脚来丈量民情的。”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社区人的初心和使命——走到居民当中去，主动地去倾听，踏踏实实地、挨家挨户地主动去走访居民，了解民情，倾听民意。

◎朱鸿琴（江干区闸弄口街道天杭社区书记）：我是1989年6月参加工作的，我当初给自己的座右铭就是：“用我真诚的付出，赢得你满意的微笑。”就这么一句话，伴随着我一直走到了社区书记的岗位。

◎高栋（钱塘新区下沙街道早城社區党支部副书记）：我们早城社区有一句话“同住早城，共爱一家”。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一切以居民为出发点来考虑，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

主持人：其实，社工们都怀有一颗赤诚的初心，使命感也很强。但是市民的体验感、幸福感、获得感还是比较低，而且还有很多质疑声。你们认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陈进红（媒体评论员）：大部分社区工作者都有初心，但初心如何落脚？我们说“减负”，但是从本质上给了社工们多少空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社工为什么跟居民接触得少了？除了每天做台账以外，现在的技术发展反而给他带来另外一层考核。一个社工身上，他可能有三条线，三条线下面有10个、15个项目。如果每个项目对他的要求都是如此，他还有什么时间去做事。

◎郑蓉（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大家都是怀着很美好的理想到了社区。我自己是社工专业的老师，当时社区工作的认同度不高，学生进来以后，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们以后是不是去社区，做大伯大妈干的活？”事实上对职业的认同，也是可以慢慢培育的。现在社工事务性的任务比较多，但考核是以居民的满意度来考核社工的，也就是说，我做的事情跟我考核的，其实是不同的两条线。但只要你付出了，居民都是看得到的。

◎蓝蔚青（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改革开放以来，社区任务大大增加了，社工也相应地专业化和职业化了。在职业化的同时，也开始行政化。政府各个部门有工作任务、争先意识，就把社区看成展示自己工作的平台，这对社区的压力非常大。我觉得，首先要明确社区的性质，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治组织，这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现在，我们往往觉得社区是派出机构，实际上社区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也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第一线。它可以协助部门开展工作，但是部门不能把事情都推给社区去干。

◎陈进红（媒体评论员）：街道缺人，就经常向社区借调人员，这个现象在前几年特别厉害。后来有了相关规定，虽然人员留住了，但社区依然在给每一个层级的上一级干活、留痕。

◎朱鸿琴（江干区闸弄口街道天杭社区书记）：上情下达易，下情上达难。老百姓有需求，工作超出了社区责任范围，需要上级多部门去调解的时候，问题谁能来替社区挑担呢？这个就导致居民与社区之间的鸿沟永远存在。

◎高栋（钱塘新区下沙街道早城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我们真的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帮他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我们反馈上去，职能部门说等一下或者说缓办，或者说你找哪个部门协调一下。

◎赵婷（江干区凯旋街道景县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工作网格化制度非常好，社区的细胞越来越小，管理越来越严谨，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但社区是发现问题的部门，最后却变成解决问题的部门了。当社区变成一个解决问题的部门的时候，还愿意发现问题吗？所有的社工都不愿意发现问题了，因为最后还是他们自己解决。

社区工作减负要避免形式主义

主持人：这些年，杭州对社区工作减负的开展情况怎么样？

◎杨婷婷（杭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杭州关于社区减负的工作，一直在做，一直在推进。一方面要从源头上把关，在制定政策文件的时候，涉及到社区的政策，我们会征求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意见，进行沟通协调。另一方面，要发挥多方力量的参与，要让居民自治，另外要借助智慧化的手段。各个部门的信息联通都有壁垒，我们正在与数据资源管理局对接，在社区建一个数据池，让社工只输入一次，以后就通过抓取数据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正在考虑和推进的事情。

主持人：虽然杭州确实在推动社区减负，但大家仍然感觉没有实质性的减负。从这份社区的清单来看，党建、工会、妇联、共青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社区、统战、舆情、计委、文教、宣体等，以及民政福利、治保、调解、城管、卫生、计划生育、妇女工作、党员发展、帮扶救助、劳动保障等全是社区要做的。

◎叶峰（媒体评论员）：社区本来是一个为民服务的基层组织，但现在变成了众多“婆婆”的派出机构，有的可能是“准婆婆”，都得罪不起，都得要去做。为什么为这样呢？因为部门自己的“脚”没有那么多，跟群众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于是就借助现成的社区。我觉得，减负的关键是这些“婆婆们”的作风要转变，要把社区当作收集民意的场所，而不是指派工作。

◎林乃炼（《杭州》杂志社社长）：社区负担这么重，其实就是各部门的情况在社区的集中反映。400件减成200件，或者说减到50件，但社区工作还是那么多，因为上面事情多，从街道到县、到区、到市、到省，每一级都有很多事情。如果上面这么多的事情不解决，谈社区的问题，其实是白谈的。

◎王建辉（杭州市委办公厅综合考评处处长）：现在中央也好、省里也好，对杭州的定位就是率先领跑。适当的压力传导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传导形式大于内容，或者有形式没有内容，这种传导我们要不得。讲我们的政绩观，应该是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而不是谁拿出的政绩快。

主持人：前期，我们通过“民意收集箱”收集了许多社工的心声。有人建议，希望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人来做，而非下派到基层。有人指出，临时性的工作任务时间太短，常常是今天下发，第二天就要完成。有人说，时间都花在做台账、打电话上。想问下，你们对社区减负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建议？

◎郑蓉（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我有两点感受比较深。第一，社区工作者不怕辛苦不怕累，但是发现问题之后，要有职能部门来作为、来解决，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职能部门有所作为，这是减负的关键。第二，社区很多专业的服务，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政府可以进一步加大购买服务的力度，让社会组织来参与这些服务。目前，杭州社会组织的发育、培育，组织规模还比较小，所以哪怕加大了购买力度，真正能够承接服务的社会组织还是不够。我们常说社工数量少，其实社区工作的灵魂是居民的参与，要进一步培育本地的社区志愿者组织。

◎蓝蔚青（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减负，我觉得首先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痕迹主义，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来实现横向分流。要支持这些年来经过实践检验做得比较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让他们去做各种各样的服务。还有一个纵向分层，社区、街道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形成一个机制，交到上级去解决，由更上一个层次来负责协调落实。比如杭州这几年，加强对业委会的指导，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做得比较好。如果小区的业委会和物业公司这个层面能够做好，那我们社区的负擔也可以大大减轻。为人民服务是有分工的，我们现在有了“四张清单一张网”，有了“最多跑一次”，有了掌上办、网上办，哪些事情是哪些部门办，应该越来越清楚。不要光是部门来考核社区，社区也要考核部门。

◎林乃炼（《杭州》杂志社社长）：现阶段，对社区的减负就要斩断这些部门、各级政府伸向社区的“手”。

◎杨婷婷（杭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不仅要上级部门给社区打分，也要社区给上级部门打分，其实机制是一直存在的。对部门的评价，互相之间的评价、基层对部门的评价、上级对部门的评价，是一个综合的体系。

要进一步明确社区的定位

主持人：虽然理念很好，认识也很好，一些做法也很好，但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依然觉得苦不堪言？

◎李金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首先就是社区定位。原来《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里给社区的定位是居民要的社区，但现在政府把社区变成了政府想要的社区。实际上，我们有许多认知没有解决，比如把社区也当成了一级政府，每一级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一级政府里每个部门该干些什么事，以及政府跟社会组织各自该干什么，这些全都是模糊的。管理体制有一个特点叫作“权力自生”，权力是可以自己生长出来的，机制问题是根源。根源很难解决，需要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约束各个部门，不要随便给下面布置任务，不要成天乱搞创新。政府首先是要守法守纪，然后再去改变那些不合理的、不适应时代的东西。

◎余逊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我的看法是，我们原来的社会是一个单位体制，社会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但是改革以后，我们逐渐调整单位社会转型为个体社会，政治权力在收缩，收缩以后留下的空间用自治来替代。社会对政府有诉求，政府怎么去满足，政府要有抓手。显然，我们觉得，把社区体制加以改造，使他能够同时承担两类责任：一类就是承接政府，另一类自我管理，在体制上大致就这样布局了。但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是无限责任的政府，在自治领域经验不足，也没有相应的资源，人民有很多诉求，跳过自治组织直接去找政府，从而导致了职责规定的不清晰，自治职能的不清晰，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此外，工作流程、队伍建设、激励机制、资源配置等方面不健全，加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懒政，我们应该好好地消解这些问题。

如果放到世界范围去看，很多国家底层的自治组织和政权组织是合一的。而我国，村委会主任既是自治组织的代表，又是国家在底层执法的代表，一个角色，两种属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居民是自治的，但是当社会发生大变迁，街道下的居委会是真正跟人民利益发生关系以及大量事务堆积的地方。政府如果没有专门的组织来处理的话，就只能以自治组织的形式充当政府组织。

◎高燕（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浙江省2019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报名已经突破了10万，这个数字全国第一，持证社工约48000人。社工是服务的提供者、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同时是资源的整合者。正因为带着整合资源的身份和角色，所以很多任务千条线万条线，最后“一根针”落在社工的身上。

2017年开始，杭州市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三社联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市场与个人是完全独立的个体，不能忽视市场的主体。国外，我们很少看到一个社工亲力亲为地到居民家里去服务，这不代表着人家政府不作为，而是说明专业化程度很高。社工做顶层设计、做评估、做孵化、做人才的培养，所谓的志愿者孵化出来的这些居民，真正体现出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理念。当然，我们也很期待这种时代的来临，我们的政府非常努力，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些服务，可能是重复性的，甚至过渡性的。关键就在于考评处，如何去用绩效的杠杆和评价的标准去约束。

要限制职能部门无限向社区传递职责

主持人：重点是要把社区工作的清单，好好理一理。

◎陈江（上城区望江街道兴隆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我们正在探索如何把公共服务站与社区正式脱离开来，比方说三四个社区组成一个公共服务站来承担政府职能，人员是政府的雇员，居委会自治。

◎余逊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问题的关键是，一部分政府职能是传递给社区，还是传递给社会组织，还是传递到公共服务站？现在，政府雇员的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制度不能截然分开，是因为自治事项里有很多与公共服务关联在一起。另外，自治组织本身没有资金来源，很多东西要寄望于政府。

◎王建辉（杭州市委办公厅综合考评处处长）：政府机关的机构改革已经完成，很多部门责任也有所调整，可以借这个机会重新梳理。今年，市委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周江勇书记专门提出来要整治“六大顽疾”，这个就是顽疾之一。与社区减负有关的“顽疾”，我们出台了两个考核办法，一是要求会议和文件减掉30-50%，二是今年专门梳理了年度督查考核计划，精简相应的考核项目、督查项目。杭州市一共梳理出市级项目13项，省里下来的保留项目是27项，总共是40项。

◎余逊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央、省委、市委也下发了很多文件，针对性非常强。关键的问题在于，各级政府执行这些文件是不是彻底，还是应付一阵就丢掉了。

主持人：要让初心和使命落地，除了减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如何培养初心，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陈进红（媒体评论员）：职业要满足的是职业追求的价值感，经济的保障和未来的晋升。如果这个职业看不到未来，经济上没有保障，没有满足感，他靠什么来维持初心？所以社区里面人才不断地流失。我觉得初心与职业追求是对等的，他一定是基于自我价值的实现的基础上，才能把工作做好。

◎蓝蔚青（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凡是确实想为居民办实事的，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把事情办成，每办成一件对他来说都是成就感。

◎郑蓉（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应该更多地搭建居民与社工之间的交流平台。

◎杨婷婷（杭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社工要练好内功，就是眼中有居民，心中要有感情，肩上有责任，要带着对居民的感情来做事情。另一方面，是要为社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让他们有大展拳脚的机会，为居民服务，做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