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的文化价值分析论文

2022-04-15

【摘要】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孕育了许多兼容并蓄的世界元素，需要我们对少数民族创意文化元素从供给侧进行价值挖掘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创新点有：一是构建了一个创意文化元素供给侧价值挖掘的开拓性逻辑框架，从民族文化开发的角度，厘清了文化符号、创意元素、创意元素挖掘等基本概念，指出创意元素的挖掘应重在文化资源+价值发掘+诱导消费。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数学的文化价值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数学的文化价值分析论文篇1：

职业学校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价值分析

【摘要】数学文化作为数学知识充分体现的一种文化内容，有利于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感受到其中的人文气息与人文魅力，促使学生在课程文化的熏陶下积极地投入到学科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对职业学校数学教学工作的开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主要对职业学校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价值和方式进行探讨，从而为职业学校数学教学工作的持续推进提供更多的帮助.

【关键词】职业学校;数学教学;数学文化

职业学校对学生进行数学知识的教学，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促进自身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的提升，进而为后续课程知识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帮助职业学校做好学生数学知识的教学，在当前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教师在开展数学教学期间，逐渐将数学文化融入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数学教学的持续进行有着极大的帮助.

一、职业学校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价值

（一）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升

数学文化对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学生来说有着浓厚的兴趣，将其融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能够为枯燥的教学增添学习上的乐趣，从而更加认真、努力地学习数学，对学生数学成绩的持续提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1].因此，为了让学生积极地进行数学知识的学习，教师需要在课堂教学期间展现更多的与数学有关的数学文化.

（二）有利于学生感受到数学的严谨性

数学文化史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漫漫历史长河之中每一位数学家呕心沥血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如果教师在教学期间指导学生去感受其中的数学文化，就能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数学家们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严谨的态度，促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不怕苦、勤思考的探究精神，对学生的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也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职业学校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方式

（一）将数学文化融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一般情况下，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学习大量的数学方面的知识，比如，要学习与数学有关的概念、公式、计算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这些内容的学习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识水平的提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学生理解能力的提升也有着极大的帮助[2].但是，由于这些内容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学生来说存在着一定的抽象性，很容易影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理解能力，但是如果教师在教学期间将数学文化融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不仅有利于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拥有充足的兴趣进行学习，同时对学生对数学知识理解能力的提升也有着极大的帮助.

例如，教师在教学“二次根式的加减”时，为了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积极地投入其中，教师可以在开始教学之前向学生介绍根号的由来，让学生充分了解根号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进而进行与课程内容有关知识的教学，以促进学生理解能力的持续提升.

（二）使用多媒体技术展现数学文化

目前随着我国教学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教师在开展教学期间逐渐将多媒体技术运用到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教学的开展主要是结合计算机开展教学，进而将其运用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的.通过计算机来丰富构图成型等功能，并且通过丰富的图片、视频等增加学习的乐趣，将艺术与生活相融合，有利于帮助学生持续拓展自身的思维水平.因此，教师要想在教学期间将数学文化融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需要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开展教学工作.

例如，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与圆有关的知识的学习时，教学之中以赵州桥为例为学生推导出了一个结论，即平分弦的直径垂直于弦，并且平分弦所对的两条弧.因此，为了让学生加深對所学知识的理解，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设备向学生讲述与赵州桥有关的知识，从而通过这种方式促使学生能够根据赵州桥的实物图画出几何图形，不仅让学生理解了数学知识，同时也让学生获取更多的数学文化.

三、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在开展职业数学课程的教学期间将数学文化融入其中，对学生自身的进步和发展有着良好的推动作用.因此，为了促进学生数学成绩的提升，教师不仅需要将数学文化融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同时还要使用多媒体技术展现数学文化，对学生今后学习道路上的发展有着良好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顾军民.职业学校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价值研究[J].职业，2018（8）：59.

[2]张定强，张元媛.数学文化融入数学教学的意蕴与路径[J].数学教学研究，2017（3）：2-5.

作者：张智

数学的文化价值分析论文篇2：

少数民族创意文化元素的供给侧价值挖掘路径研究

【摘要】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孕育了许多兼容并蓄的世界元素，需要我们对少数民族创意文化元素从供给侧进行价值挖掘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创新点有：一是构建了一个创意文化元素供给侧价值挖掘的开拓性逻辑框架，从民族文化开发的角度，厘清了文化符号、创意元素、创意元素挖掘等基本概念，指出创意元素的挖掘应重在文化资源+价值发掘+诱导消费。二是以文化价值取向的条件收敛性为基础，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提炼创意文化元素的价值分析技术。并以保安腰刀为例，对价值挖掘做了一个实证分析。三是根据本研究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创意元素开发模式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少数民族；创意元素；挖掘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名录占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1/3之多。那么，如何发现一个民族的精髓？如何判断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如何从民族符号中发现那些能够进行创意文化元素开发的东西？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才有助于从学理层面对少数民族文化创意元素的挖掘和开发思路进行回答。凭心而论，这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在经验层面，它更偏向于开发的方式和模式；在民族层面，这是一个血统的传承问题；在文化层面，它是文化符号和文化元素更替演变；而在经济层面，它绝非停留在旅游层面，供人们欣赏和体验，还应有更深层次的创意开发。

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全球文化产业崛起之后，美国用好莱坞、麦当劳、米老鼠来征服世界；英国用音乐构建了近50年来最强大的文化输出；日本用哆拉A梦、HelloKitty们让日本正面形象位列全球第二；韩国借助影视媒介传播获得巨大的经济价值。就个例而言，2012年《江南Style》成为了韩国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品，它以仅仅每分钟10万韩元的成本，创造了播出一周后就收入77亿韩元的世界奇迹。抛弃乐理学、心理学的解释，从民族文化的视角来看，“它与欧美舞曲几乎没有明显区别。可以说，这首歌有90%世界属性，剩下10%民族性源于韩语歌词”（安栋，2012）。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经典论断。

该如何对民族文化进行创意开发？笔者认为，创意产业的初创阶段，就是文化创意元素的价值挖掘阶段。它体现了这样一个核心思路，即要实现消费层面向供给层面的转变。为什么要强调在供给侧进行价值挖掘呢？这是因为，根据UNCTAD数据库的统计，我国创意经济在出口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工艺品方面，在视听方面的产品份额较低；同时，我国不重视本土文化的挖掘。为此，我国文化产业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还是需要供给侧的改革，来提升文化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而言，要将消费层面的价值发现和行为认同转变为供给侧的价值匹配和价值管理；要怎么去找到文化的原创性、差异性和创意元素；要怎样发现文化的价值根基，从而和第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升产业竞争力。从这个角度考虑，本文正是基于文化传承的特征，厘定创意文化元素价值挖掘的机理，从而为文化符号转换成创意文化产品提供一种逻辑上的思考。

一、文献述评

在国际上，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最早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通过创意思维，把文化资源、文化品牌嫁接到第一、二、三产业。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1923年德国成立的法兰克福学派，1947年该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与霍克海默首次提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一概念。20世纪60年代随着英国文化产业的崛起，伯明翰大学理论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对文化产品的符号及所包含的内容进行意识形态的探讨，注重研究文化产业的符号生产机制及符号生产的原则。他们提出：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并不是一个既定意义的简单接受过程，而是一个意义选择和重构的复杂过程。

在文化产业实践的研究方面，查尔斯·兰蒂把经济学上的“价值链分析”引入了文化产业，提出文化产业包括文化产品的创意、产生、流通、传送与最终接受五个阶段。安迪·C·普拉特研究表明：通过创意、生产、再生产和交易四个环节，全球化框架下文化产业可以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21世纪以来，国际上开始关注创意文化产业的研究， Tremblay（2006）、[1]Blessi（2012）[2]研究了文化产业对当地经济的贡献。Castello（2002）[3]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了文化产业的发展，Glaeser（2002）[4]则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解释了文化产业的发展。Clare（2012）[5]研究了地理因素在创意产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Pratt（2000）[6]的研究则强调了解创意性活动，需要放置在一个特定的背景和社会关系下研究。

在我国，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研究的兴起源于21世纪初叶。2005年，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文化产业的经济增长贡献和转换路径进行研究。代表性的有何群（2006）、厉无畏（2008）、秦伟（2010）等，其主要思路是，通过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加工理念和经营模式植入文化元素，将文化符号转变为文化产品。到2010年之后，受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强调经济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的运用，如戴翔（2010）、[7]郭新茹等（2011）。[8]十八大之后，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开始强调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这时的研究逐步摆脱“文化元素+工业化”的窠臼，开始从信息层面、互联网角度去开发文化元素的“核心价值”，对创意文化元素开发的机理、模式和路径展开了新的研究。比如，陈少峰（2015）、[9]谈国新等（2015）。[10]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最早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最初是以发展旅游业、演艺表演和工艺品为主要形式的。在相应的研究上主要突出了民族、区域和后发优势三个特点，主要包括：（1）对文化资源优势的研究，如，孟来果（2013）[11]等关于民族多元、文化多元、文化资源丰沛的研究。（2）多从旅游层面去认识发展的瓶颈，相应的制约因素为交通不便利、基础设施落后等，如，段超（2001）。[12]（3）发展策略上，强调发展品牌、资源共享、文化集群等，发挥后发优势，相关研究有晏雄（2014）[13]等。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在文化产业的实践和研究方面，欧美国家已经从“文化元素+工业化”的桎梏中走出，开始以无形的文化价值层级为基础，重点解决两类问题：（1）文化价值取向、文化符号生成和文化产品消费的关系。（2）如何把文化符号用商业化模式展现出来。我国文化产业的研究方面，整体上在跟进着欧美国家，但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研究方面，把文化资源开发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现有旅游、表演、工艺品等有形的层面，对于文化资源深层次——价值层面的研究则很少触及。

当前，关于文化产业供给侧的改革，粗浅地看，逻辑上应该是：先需求侧文化元素价值属性的挖掘，后供给侧意义选择与重构，再进入流通、传递和最终接受。就少数民族创意元素的供给侧的价值挖掘而言，我们应该重视如下问题：（1）由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在开发中，尤其是旅游业发展中，格外强调“资源的物质属性”；而在发展影视业、文学艺术、设计业等创意文化的过程中，要强调“资源的精神价值属性”；那么，如何剥离以往文化资源开发的物质属性，发现文化资源开发的内在核心形式呢？并通过规范分析语言来表述呢？（2）不同民族表现出的民族特质，会带来文化的衍生性和传承性，这就需要解构文化的精神价值属性，然后构建相应的民族文化载体，进行文化资源的重构，梳理出少数民族创意元素培育的不同路径。

二、少数民族创意元素挖掘的机理：一个开拓性的逻辑框架

一个好的逻辑框架往往体现在基础概念的一贯性和演绎性上，对于创意元素的挖掘这一问题，以往关于文化、文化符号、创意元素和创意产业的概念认知都有着一定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但从创意元素的价值挖掘而言，它可能不那么适用。比如，周易作为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开发过程中，该如何认识其中的阴阳，又该如何认识其中的六爻，创意挖掘应该建立在哪个层面进行。基于此，在逻辑梳理上，我们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然后再针对价值挖掘问题展开具体的逻辑阐述。

（一）文化的再界定：民族精髓的展延特征

我们常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髓。但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它既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传承着民族的历史、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基于本研究而言，它体现了如下三个特征：

1.从形态上讲，文化是“无形”的。文化变成文化产业，需要将文化中的有价值性、稀缺的东西转变为具体的产品。而这种有价值、稀缺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文化资源。正如吴圣刚（2002）所认为的，文化资源指的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以一切文化产品和精神现象为指向的精神要素。那么，这样一来，文化资源作为文化的派生物，是囿于文化“无形”形态之中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则是实现文化资源从“无形”向“有形”转变的过程。基于这样的认识，从无形资源的角度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有可能实现“开发与保护并重”、“保护性开发”。

2.文化虽然是无形的，但它是有差异性的，是建立在人的差异性基础上的，因而创意产品的消费是创意出来的，不是刺激出来。我们知道，文化是有差异性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基因。要在各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从尊重民族的角度去进行创意。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述方式，要在尊重民族主体地位，尊重民族价值取向的背景下，对文化产品设计和生产。

3.文化的差异性根源于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收敛性。文化涉及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标准。正如，诺思所言，“文化不仅是不同种知识的混合，还包含对行为标准的价值判定，行为标准（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被用来解决交换问题”（诺思，2000）。[14]文化约定了我们对事物判断倾向性态度，进而约定了我们的行为表现。当我们在感受到新的价值判断时，我们往往会潜意识地进行判断，“它给我带来怎样的认知，以及给我带来怎样的冲突”。若这种认知或冲突给我带来一种欣赏或震撼，这种创意产品也就意味着会实现它的经济价值。

（二）文化符号：民族收敛性价值取向的体现

文化符号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既涉及吃、穿、住、用、行，音乐、舞蹈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又涉及欣赏、感悟、融合、冲突等内在的表现形式。它是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的反映，如周易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判断，又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同时它还是具体的、稳定的意义建构，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明显的变化。此外，这种价值取向或价值判断还有强弱之分，并不是一种文化符号都是民族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阐述：

1.文化符号是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收敛的反映。文化符号是文化的表现，比如，易经就反映出了中国人对事物辨证判断的特点，“贱取如朱玉，贵出如粪土”的经商理念就体现了这一价值判断。根据哥登卫舍（Godenweiser）的有限变异原则（马林诺斯基，2002），[15]一个民族或种族，他们的价值判断是趋于稳定或一致的，我们把这种稳定或一致称之为收敛。文化符号必然是反映该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并且这一判断是趋于收敛的。

2.文化符号必然是文化具体的、稳定的表现。文化传承了民族的基本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它沿袭了祖先留下的象征符号，构建了自己的意义模式。这一套符号体系表达了民族的基本的价值判断体系，人以此形成了民族交流和沟通的基础，延存对生活的态度。这种具有意义承载的媒介就是文化符号，是历史沿袭和当代建构的产物，是根植于价值判断的表现。

3.文化符号反映的价值取向有强弱之分。文化符号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沿袭了民族的价值体系，建构了认识事物的意义选择和重构。文化符号意义的形成、异质文化的冲突、新文化符号的保留或移植，构成了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但这一过程，由于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不同文化符号建构的“稳定性”和“有限性”会有所不同，比如，民族舞蹈和民族服饰在文化符号中建构的稳定性和有限性就不同。民族舞蹈会受个体行为表现的影响更小一点，民族舞蹈价值收敛性会更为明显一点，进而成就民族文化的稀缺性。当这种稀缺性成为新的价值取向的一部分时，文化符号就会有商业化的潜在可能。

（三）创意文化元素：弱收敛的文化元素才可以成为创意挖掘的对象

创意一般分为两种，一是科技创意，二是文化创意。科技创意大致是通过某些技术和程序来实现，而文化创意则是通过观念或情感上的全新体验来赋予产品新的精神价值。创意文化元素是文化创意的基础，但它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强弱的不同。具体而言，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逻辑上的梳理。

1.文化元素是文化的基本单位，创意文化元素是创意经济的基础。创意文化元素是文化符号的基本单位。比如，针对易经，六爻则构成了易经的基本单位。通过对创意文化元素的加工、包装之后，形成的满足消费者的一种行业，就构成了创意文化产业。比如，对桂林壮族基本创意文化元素对歌的挖掘，辅以无产阶级智斗地主的巧妙结合，演艺出了电影《刘三姐》，以及大型表演印象·刘三姐。

2.表现出弱收敛特性的创意文化元素才可以

创意挖掘。文化元素在认知的过程中，会存在价值认同的问题。对于强收敛特性的文化元素，也就是认同范围相对集中的文化元素，比如，民族服饰、民族生活用品、民族的宗教祠堂或寺庙等，他们的价值取向收敛性就比较明显，阈值会较小。对于弱收敛特性的文化元素，比如，民族舞蹈、民族音乐、民族文字等，他们的价值取向收敛性就不太明显，阈值会较大。

3.创意文化元素通过意义的选择和重构，产生创意经济。文化元素建构文化符号的过程，就是试图注入新的内涵，以期形成新的判断。创意文化元素的建构过程蕴含着传统文化符号的保存和外来文化符号的嵌入这两个基本元素，必然会带来异质文化符号的解读、移植，以及文化符号的转型。这样就容易形成新的价值认同或价值冲突，带来创意经济。

（四）创意文化元素的供给侧价值挖掘：文化元素+价值发掘+诱导消费

创意文化元素的价值挖掘为什么要强调在供给侧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此问题作一回答。

1.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不同，文化消费是创意出来的。传统产业的需求侧往往是解决人们基本的需求，相对需求弹性偏刚性。而文化产业，尤其是创意产业，其需求侧的需求是模糊的、可有可无的。可以用创意产品去激发需求，形成新的需求。

2.要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丰富，约占世界的1/3之多。当前，我们在促进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方面，多是发展了工艺产品，对影视等创意性产品发展明显不够。一般性产品过剩，而好的产品缺乏，这致使我们需要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

3.创意文化产业的供给侧是一个生态链，是一个建立在原创基础上的生态链。创意文化产业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动态的、有生命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形成文化深度发展的大趋势。而这个大趋势的根基就在于原创性的东西（知识产权也是一种形式）。通过原创性，转化为电影，转化为游戏，转化为网络文学等。

最后，创意文化产业包括三个端口。（1）创意端，就是价值挖掘部分；（2）生产端，就是以创意文化元素为基础，形成“+”的态势；（3）消费端，要通过诱导来形成消费，是创意形成的消费。此处，需要指出的是，创意形成是要注重原创性的保护，有些是通过归属地保护来完成，比如美国的圣达菲。有些则需要版权保护来完成，比如，喜羊羊等。

（五）少数民族创意文化元素供给侧的价值挖掘：要注重价值认同分析

我们一直有一种观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是站在文化遗产角度说的，但是当你想将民族文化元素转变为产业时，我们就不能狭隘地把此观点看成是创意产业开发的基本观点，不能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思路去认识创意文化元素的开发。举例来说，这些年相对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创意产业，都没有固步自封于自己文化产品的独创性，而是转变思路，通过提升价值认同，来实现宣传包装和创意经济的。比如广东连南，通过提升古村落和民族音乐的价值认同，发展了“世界知名的瑶族舞曲的原乡”这一原创性文化产品。再如，哈尼族的梯田文化、广东文东的民歌文化等。

为什么要强调价值认同呢？这是因为文化符号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它延存和发展这个民族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传承了文化所赋予的意义。而对于一个消费者而言，他虽然欣赏到的是文化符号，但是，这是由文化元素重新建构起来。他在认识新的文化形式时，也是由文化元素构成新的文化符号，必然会带来文化符号的解读、移植，以及文化符号的转型。这就必然会使消费者产生新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认同。

基于上述的分析，少数民族创意文化元素供给侧价值挖掘的思路应为：（1）基于弱收敛特性的民族文化资源构建评价体系，详见表1。（2）选择使用挖掘的方法。对弱收敛的文化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内容分析法进行价值认同分析，其中，结构方程模型偏总体关系分析，内容分析法偏具体消费群体分析。第一种方法主要是为了厘清基本关系；第二种研究方法则是将消费群体再分析，从而掌握不同文化创意元素的消费群体。本文限于篇幅问题，只对关系厘定作一分析，对于消费群体的分析，笔者将另行撰文。（3）通过具体样本，得到创意元素的挖掘结论。

关于思路的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将在此做一说明，第二个见实证部分，第三个见本文的结论部分。根据前文的研究，我们发现要从创意元素挖掘的角度去认识创意文化产业，需要我们从文化资源的弱收敛特性入手。而弱收敛特性是指随着时间推移，文化的价值取向属性并不明显的文化资源，比如民族故事等。在量化研究上，为了更直观地表现文化价值取向的强弱表现，我们假设在均值相对一致时，用它们的变异系数就可以反映出这种强弱变化。计算的数学公式为：

是j指标的变异系数，Sj是j指标的标准差；Mj是j指标的算术平均值。Vj越小，j指标的意见协调度越高。

在弱收敛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确定评价体系。首先笔者认为，创意文化产业具有抽象的虚拟特性，需要建立在外在的美观认识基础上，我们通过美感度、奇特度和舒适度来确定创意元素的外在观赏价值。同时，考虑到文化创意元素在表现过程中，会带来一定的知识感受，我们可以确定语言、文字、民族服饰文化、民族饮食文化来表现知识传递价值。在创意文化元素的内在渲染方面，它一定程度上，能够表现出针对个体的一些内在感化反映；同时，在广泛的共性方面，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前辈的文化传承。为此，我们在内在表现方面，又通过内在感化价值和文化继承价值来反映。其中，内在感化价值主要包括故事感染、行为感化、教育观念等二级指标；而文化继承价值方面主要包括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三个二级指标，具体详见表1。

三、少数民族文化创意元素关系锚定挖掘实

例：以保安腰刀为例

以保安族的祖源和形成为继承，通过讲述民族故事《保安腰刀传说》，调查受调查者对民族故事的感知和认同程度。

（一）前提假设

根据上述分析思路，笔者认为，在甘肃特有民族创意元素的挖掘过程中，文化符号的意义是建立在感知层面的，即从外在的观赏价值、知识传递价值，逐步过渡到内在感化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为此，我们提出如下4个假设：

假设1：特有民族文化创意元素的外在观赏价值与观（听）众认同程度呈正相关。

假设2：特有民族文化创意元素的知识传递价值与观（听）众认同程度呈正相关。

假设3：特有民族文化创意元素的内在感化价值与观（听）众认同程度呈正相关。

假设4：特有民族文化创意元素的文化传承价值与观（听）众认同程度呈正相关。

（二）样本说明和变量表征

在具体调查过程中，采用故事文字表述和当面讲述两种方式，分析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共访问了177位游客。其中，性别结构为男性67.5%，女性33.5%；年龄结构中，15～25岁的游客66人，占总调查人数的37.29%；26～45岁的游客59人，占总调查人数的33.33%；45岁以上的游客52人，占总调查人数的29.38%。

实证分析中的文化价值等4个隐变量具体表征如下：“外在观赏价值”通过对美感度、奇特度、舒适度的5级Liketer范围标准打分来确定；“知识传递价值”通过语言、文字、民族服饰文化、民族饮食文化的5级Liketer范围标准打分来确定。“内在感化价值”通过故事感染、行为感化、教育观念的5级Liketer范围标准打分来确定。“文化继承价值”通过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5级Liketer范围标准打分来确定。“观（听）众认同程度”通过满意程度表示的5级Liketer范围标准打分来确定。

样本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一级指标的对比来看，保安腰刀的故事，内在感化的价值属性较强，均值为4.1489。其次依次是文化传承价值、知识传递价值和外在观赏价值。说明该故事在消费者的潜意识中强调对民族故事的认识，而不仅仅是民族习俗的了解。

接着从弱收敛特性来看，尽管在外在观赏价值的角度看，积石山地区风景宜人，游客的美感度评价较高（3.7733），并且变异系数较大（0.2735），说明保安腰刀故事的外在观赏价值的创意元素是美感度，而不是奇特度，或舒适度。从知识传递价值角度考虑，民族服饰给游客带来的评价度较高，但是若从创意元素的角度看，民族饮食作为创意元素的效果要好于民族服饰、语言和文字。从内在感化价值角度看，尽管保安腰刀故事的感染程度较高，但是对于从创意元素的挖掘角度看，教育意义的传承，即从生存角度去认识这一故事的价值将胜过故事本身的讲解。从文化继承的角度看，民族文化的评价较高，但是若从创意元素挖掘角度看，因重在相关民俗文化的挖掘。这一系列分析表明：创意元素挖掘的基础是与传统文化的挖掘有相似的地方。但传统文化的开发，重在游客的满意度。而创意文化的挖掘，它不仅需要考虑到满意度问题，还需要从创意元素供给、展示、膜拜和体验的角度去考虑，是否满足消费者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

（三）分析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是一种融合了因素分析和路径分析的多元统计技术。可表示为y=i+Xb+e，其中，y是因变量上包含观测得分的向量，i是y-截距的单位向量，X是连续分布或分类自变量的矩阵，B是回归权重向量，e表示残差向量。在实证分析中，对于具体参数的估计，作者选用了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函数为：

（四）实证结果

通过AMOS软件，笔者对调查问卷中的数据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通过输出项的修正指数，进行调试，得到相关拟合指数如表3所示。从检验结果看，均取得了模型计量的预期目标。结果表明，从保安腰刀创意元素的挖掘角度看，在创意元素的权重组织安排上，需要依次强调内在感化价值（教育观念、故事感染、行为感化）、文化传承价值（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知识传递价值（民族饮食文化、民族服饰文化、语言和文字）、外在观赏价值（美感度、奇特度和舒适度）。其中，括号中表示二级指标的权重排布。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蕴含着许多兼容并蓄的世界元素。但是，我国现阶段对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开发多局限于旅游产业层面。为此，本研究对少数民族创意文化元素供给侧价值挖掘做了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即构建了一个开拓性的逻辑框架，并以保安腰刀为例，对价值挖掘作了一个实证分析。本文形成的主要结论和创新点如下：

（1）文化资源的差异性构成供给侧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文化的差异性根源于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收敛性。文化符号是文化的相对收敛性而表现出的具体的、稳定的、有民族差异性的东西。创意文化元素是文化符号的一种表现。

（2）创意文化的消费就是文化符号意义的形成、异质文化的冲突、新文化符号的保留或移植的过程。只有弱收敛的创意文化元素才可以成为创意产业供给侧价值挖掘的对象，才容易注入新的内涵，形成新的价值判断，产生由创意带来的消费，发展创意经济。这样看来，创意产业就是给创意元素一种加工、包装之后，形成的满足消费者的一种行业。

（3）创意产业的实现包括三个端口，①创意端，就是价值挖掘部分；②生产端，就是以创意文化元素为基础，形成“+”的态势；③消费端，要通过诱导来形成消费。三者的融合，要求我们在供给侧价值挖掘中做好“文化元素+价值发掘+诱导消费”。

（4）少数民族创意文化的开发是一个全面过程，而挖掘技术是开发商业化实现的前提。以文化价值取向的条件收敛性为基础，提炼创意文化元素的判断原则和挖掘技术。其思路是：文化价值取向的条件收敛性引致了文化资源的稀缺性，构成了文化资源开发的必要条件，与消费者对文化资源的需求相结合，形成文化资源开发的起点。在具体挖掘技术上，针对弱收敛的文化符号，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价值认同分析。

基于这一开拓性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少数民族创意文化产业供给侧价值挖掘过程中，有如下政策建议：

（1）要把少数民族创意文化元素的价值挖掘作为释放文化需求，推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文化消费是创意出来的，需要将文化创意产品向更加符合消费者，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些需求来转变。要把提升创意文化产业的品质、促进品牌化发展，作为推进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抓手，解决供给侧和消费侧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2）少数民族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就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在少数民族集聚地，主要的景点景区大都是由当地政府统一管理的，在开发方式上，大都局限于旅游业发展。而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成功与否，主要看是否能打破这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培育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的市场主体。其关键点就是轻资产、重运营，提升企业家精神，提高创意产品的原创性收益。

（3）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要同“互联网+”紧密结合。互联网是一个创新的催化剂。它可以重塑产业生态链，而且它可以推动跨界融合。我们要实行创新驱动战略，就需要建立完善的产业体系，用信息变革、“互联网+文化”这种方式，来提高文化产品的附加值。同时，结合两创活动，促进草根阶层在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创业，发挥政策优势，在商业模式、管理模式和机制创新上寻求新的着力点。

参考文献：

[1]Tremblay，D.G.（2006）.Networking，clusters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Research report （40pp）.

[2]Blessi，G.T.，Tremblay，D.G.，Sandri，M.，Pilati T.

（2012）.New trajectories in urban regeneration processes：Cultural capital as source of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Evidence from the case of Tohu in Montreal，Cities，29，397-407.

[3]Castello，A.，& Domenech，R.（2002）.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new evidence.The Economic Journal，112（478），187-200.

[4]Glaeser，E.L.，Laibson，D.，& Sacerdote，B.（2002）.An economic approach to social capital.The Economic Journal，112（483），437-458.

[5]Clare，K.（2012）.The essential role of place with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Boundaries，networks and play.J.Cities，05.009.

[6]Pratt，A.C.（2000）.New media，the new economy and new spaces.Geoforum，31，425-436.

[7]戴翔.创意产品贸易决定因素及对双边总贸易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0，（6）：46-50.

[8]郭新茹.中韩文化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的实证研究[J].文化产业研究，2011，（1）.

[9][10]谈国新，郝挺雷.科技创新视角下我国文化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的路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54-61.

[11]孟来果.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J].学术交流，2013，（8）.

[12]段超.对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保护问题的再思考[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杜会科学版）.2001，（11）：59-63.

[13]晏雄.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条件的多维度分析——以云南丽江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10）.

[14]诺思，道格拉斯.C.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A].詹姆斯·A·道等.发展经济学的革命（论文集）[C].上海：三联书店，2000.

[15]B·马林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16.

（编辑：井虹）

作者：王海燕闫磊

数学的文化价值分析论文篇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价值结构问题

摘要：为避免“非遗”研究仅仅局限于民间创作这一狭小的研究空间，有必要把它纳入文化科学这个大范畴里，其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价值分析这一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作为文化科学的“非遗”概念产生之始，“非遗”内部的主客关系所指涉的创作及欣赏主体之观念和思想是与价值关联的，自然也就产生了“非遗”的价值结构问题。运用价值学说、结构主义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将为“非遗”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价值结构；文化科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构性调整及重建问题研究”（14YJAZH09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亮（1974-），女，济南人，山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旅游及旅游美学、“非遗”；

张纪群（1972-），男，济南人，山东大学机械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绘画与设计语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这一术语逐渐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脱胎于民间创作的“非遗”在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的背景下，其研究成果呈现出井喷之趋势，中国“非遗”申报工作也越来越专业、有效，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截止到2014年，中国共有3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时间名册》，总数位居世界第一，这体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成果。[1]

但是，现阶段我国“非遗”的研究基本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織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和我国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简称《办法》）的基础之上展开的，研究的重点主要是民间艺术的普查工作的开展以及商业开发的需要，单一且粗糙。如此一来，“非遗”研究，呈现两种简单化的趋势：其一是博物馆化、档案化；其二是过于商业化、低俗化。出现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非遗”研究的科学意识不够、“非遗”价值结构研究的缺失，也即“非遗”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不足。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科学合法性的问题

这里所指的“非遗”研究的科学意识不够，并非是要其自然科学化，而是不要局限在民间创作或者民间艺术（民艺学）之类的狭小的研究框架内，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种多样的价值构成了一个立体、丰富、动态的价值体系，不能仅仅以某一学科来概括，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整个历史而言的”。[2]这里的科学意识是指在尊重“非遗”文化记忆的叠加或者累积特征的前提下，把其划入文化科学的大的范畴里并充分运用文化科学的各种学说和研究方法，从而为“非遗”研究奠定一个开放的、多向度的研究空间，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非遗”能否纳入到文化科学的范畴里。

“非遗”纳入到文化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依据是充分的，甚至是不言而明的。首先，“非遗”的研究对象与文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非遗”是以人以及人精神活动为载体的，换言之，“非遗”不过是人类有意义的活动的产物以及人类内在的心理状态的活动的产物，这与以外部因果关系主导的自然科学是有巨大的差异的。视分离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为己任的狄尔泰就文化科学认为，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承负着对于过去的觉醒和对于未来的参与。这样的时间结构组成了包括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形成了生活的意义。[3]就是说，文化科学是人的有意义的内在的活动，而“非遗”正是人类内在的活动的产物，这是因为“非遗”作为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人类产物，是活态传承的，主要是通过“人的内在的精神交流进行的，如口述语言、身体语言、观念、心理积淀等，因而是抽象的、无形的。”[4]35“非遗”就不可避免地弥漫着人类的思想、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抽象的文化思维，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且随着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如知识、技能、表演技艺、信仰、习俗、仪式等。”[4]39其次，“非遗”的研究方法与文化科学是一致的。有人试图引入自然科学之数学的、统计的方法去进行相关研究，或许这是一条死路。因为，据马克斯·韦伯所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分的依据就是价值和意义，他曾经如此表述，“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不是指我们认为某种或者任何一种一般的‘文化’有价值，而是指我们是文化的人类，秉具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一种态度和赋予它意义的能力和意志。” [5]能够产生意义并具有价值的“非遗”应该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我们无法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或者公式去一览无余地解释“非遗”所涉及的历史问题、艺术问题，甚至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等社会科学的命题。“非遗”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文化科学的方法——价值分析的方法，即围绕“非遗”的个别形态展开价值分析，无论如何“非遗”的研究结果是无法从规律和因素中完全按照逻辑因果律而推演出来，即便推演出来也无法使我们达到对其他“非遗”个体的全面认识，就如同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昆曲与中国针灸，是无法用简单的规律或者公式来套用的，而采用价值分析的方法更为妥当。

至此，如果我们基本厘清“非遗”作为社会科学的合法性的问题，那么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与社会科学相关联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价值问题，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的方法就是价值分析的方法。“非遗”重视人的价值体现（态度和赋予意义），重视人的精神要素和人的创造力，反映了人的情感、智慧、思维方式以及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因素，要之，价值问题将是“非遗”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科学的价值问题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第二条（1）款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威界定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以此为依据，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科学的价值问题。

首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权威界定出台之始，有三个关键词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关键词——“视为”，是指群体、团体或者个人对于非遗的价值认同问题，也即“非遗”的主体对于“非遗”这一客体的价值认同问题，主体的观念、思想会在客体上有所谓的价值参与的问题。第二个关键词——“认同感和历史感”，是指群体、团体在传承非遗的过程中被价值认同的问题，也即有观念、思想的主体被有效地做出价值判断的问题。第三个关键词——“符合”，则是指“非遗”这一客体被社会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做出价值分析的问题。可见，所谓研究或者保护“非遗”（文化、文化主体以及文化客体）都是无法逃脱“被观看”的角色的，“非遗”从出生开始，其被价值关联的命运是无法消除的。

其次，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们可以发现“突出的普遍价值”是公认的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突出的普遍价值”是以人类的普遍的观念、思想为基础的，其实质就是人类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对于“非遗”的价值过滤的问题。很显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我国国务院所给定义不仅仅是关注文化遗产的问题，还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意义问题，也即涉及价值问题。也可以这样说，“非遗”的世界是一个价值丰富的世界，“非遗”之所以对于人类有价值乃是因为人类对于“非遗”采取一种价值态度，不然《公约》和《办法》对于“非遗”的保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意义、价值问题，历来是关乎人类深层思考的问题，离开价值问题探讨“非遗”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也就失去了“非遗”作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所具有的鲜活的生命力，因为“没有价值，我们便不复‘生活’，这就是说，没有价值，我们便不复意欲和行动，因为它给我们的意志和行动提供方向”。[6]而且“只是那些依照某种价值观点对主体有意义的实在组成部分，才会成为研究者的对象。价值关联和文化意义两者一般地解释了选择研究对象的根据”。[7]

再者，价值问题是嵌入式的存在，根本原因在于“文化遗产首先是一种观念，从个人到国家的不同阶层中，人们可以分享许多关于文化遗产的观念，也会做出自己的定义，而文化遗产在国家力量介入后，定义就通常由官方认可的主流团体提出，并且尽量能够与社会中其他团体共享”。[8]比如，根据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关于“非遗”的概念界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时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这一表述实际上就是官方对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的价值参与问题，具备了意识形态的影子，而意识形态问题实质就是价值批判的问题。换言之，权力支配、人为的改变等等其本质就是价值问题，还比如“非遗”的评定问题，“非遗”自身就是价值判断的产物，为什么歌剧不是非遗，而昆曲就是非遗呢？依据是什么？答案无疑是价值问题，绝不是自然科学推演的问题。

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成熟期的文化特征是基于农耕文明时期的精神涵养的结果，家、族乃至民族的共同愿望和追求为主要特征。中国尤其如此，敬天礼地、诗书礼仪、忠孝节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等等道德感召或者说道德说教之类元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传统文化的内核。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重心，传承主体的观念参与，使非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地域加入了不同的印记，甚至可以说“非遗”几乎成为族群甚至国家所秉承的价值追求的集合体。至此，“非遗”的价值问题已经基本显现，既然价值乃文化科学（“非遗”属于文化科学的范畴）的一般性特征，那么关于价值问题的研究应该成为“非遗”研究方法论的主体内容之一，也是毋容置疑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结构关系问题

如果价值问题乃文化科学的“非遗”的基本问题，那么价值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结构）被表达出来，也即“非遗”的价值结构是怎样的呢？这一问题的解答将为“非遗”研究打开一扇通往文化科学的大门，将会开拓“非遗”研究的宽度和广度，这也是“非遗”研究的方法论探讨的必要性所在，因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哪种关系”。 [9]根据“非遗”研究的视角，其价值结构关系呈现不同的结构形式。

首先，“非遗”一元价值结构关系问题。“非遗”的最大的特征莫过于身体性特征（活态性），是指人的身体和其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等等是一体的，即“非遗”价值或者意义的产生来自于人自身及其演绎的过程，简单说就是一个活动着的主体所产生的意义（价值）。“非遗”的各种外在的表现形式生成于人的身体，当然也结束于人的身体，这造就了“非遗”一元价值结构的关系特征。就如迈克尔·波兰尼认为的那样，有一种个人知识是默会性的、个性化的，依靠的是个体的体悟和觉察，其身体的技艺（能）贯穿于其行为过程，却没有符号或者文字可以表示出来，这与可描述的、规范的以及符号或者文字能表述的正规知识决然不同。如此一来，有两个问题极为重要，其一是这一内化于心的知识（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等等）几乎是出于本能（意识不到的能力），就如迈克尔·波兰尼所言：“实施技能的目的是通过一套规则达到的，但实施技能的人却不知道自己那么做。……一个会游泳的人无法说出他能游泳的原因，……物理学家、工程学家可以解释自行车保持平衡的原理，但这种原理并不能够教会人骑自行车。” [10]其二是形式和意义纳于一体（身体）而不是对立的，“非遗”可以说是时间的产物，没有过程也就没有价值。因此，“非遗”的一元价值结構是人的默会性知识连缀为时间轴线上的节点，任何的价值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感觉器官的现场（流动）感知，任何一个单独的时间节点都无法带来完整的意味，这一点，类似于朱光潜先生所言：“感觉到的运动也就是要在脑子里产生一种意象，而这种运动意象也就成为形象思维的一个因素。……许多艺术评论都特别着重艺术作品对欣赏者心中所产生的肌肉紧张或松弛的感觉。……‘气势’‘骨力’‘雄健’等观念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我们的身体感觉。” [11]

很显然，“非遗”的一元价值结构关系，立足于身体性或者活态性的表述，实际上触及到的是“非遗”传承人以自身身体的自然属性为主的前提下，结合了社会属性并在时间轴线上熔合为一体而形成的独具个性特色的文化遗产。“非遗”所需要的感知功能、身体传承、感性体验、口传心授等等身体性经验实践性特征，正是其一元价值结构关系的体现。所以，有学者如向云驹曾撰文认为人的身体是“非遗”的学术元点及其元科学的逻辑起点，是通往身体哲学的身体文化遗产，是不无道理的。因此，一元价值结构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结构体系，凸显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所在。

其次，“非遗”二元价值结构关系问题。进一步从《公约》所给的定义来看，如果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是“非遗”的外部结构（文化客体），那么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无疑是“非遗”的意义所在亦即内部结构（文化主体），通过内部和外部的结构关系（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架构关系），“非遗”价值得以产生，这便形成费迪南·德·索绪尔符号学所给的能指与所指的二元结构，实质上也就是形式和意义的结构关系，也即“非遗”的基本的价值结构形式，这也是典型的西方哲学二元对立结构形式，丰富了对于“非遗”的进一步思考，这拓宽了一元价值结构过于注重身体性（自然属性）的局限。内在价值结构所指的是人类生活的内在的情感、经验、思想、记忆、欲望等等，其表现为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内在指涉情感（满足），或者说以情感为代表的内在的心理结构乃“非遗”的深度模式，这一深度模式通过所承载的情感统摄着“非遗”的文化主体和文化客体的每一处细节，通俗一点讲，人的所思所想才是“非遗”价值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一元。外在的价值结构主要指涉以技艺（能）为代表的社会价值，中国传统文论所提倡的道与艺、道与文、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等等里面所提到的艺、文、教是皆具社会意义的外在结构形式。“非遗是人的自我意识投射到身体上的复杂技艺（能）、行为的表现过程，身体是个体与社会的交汇点和区别点，能够自我确认和自我区分，这使以非遗为代表的的技艺（能）在具有社会性的同时又极具个人特色。”[12]这段文字是中肯的。

在以上所述二元价值结构里面，文化主体（内）和文化客体（外）两部分的关系作为“非遗”的主要关系，主要体现在文化主体对文化客体的认同，这一结构相对封闭和独立，其关系能自我调适。但是，如果把它纳入到更大的二元价值结构里面，比如把包含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非遗”纳入人类普遍的价值认同的二元价值结构关系中，前述价值结构关系将会呈现新的变化。换言之，由于更大结构里其他因素的参与，结构关系呈现层级关系变化（见图1）。

图1“非遗”二元价值结构关系

可变更的结构关系将使“非遗”二元价值结构的层级不断的更新，这无疑对于“非遗”研究是大有裨益的，正如罗兰·巴特所言，“结构主义的人把真实的东西取来，予以分解，然后重新予以组合。” [13]人类普遍的价值或者说普世价值与“非遗”便是重新予以组合的结果，如果人类普遍的价值对于“非遗”研究具有决定性，它实际上是新结构的深度模式，关于“非遗”新的二元价值结构关系便成立了。进一步讲，人类普遍价值是积极的，被决定的另一元——“非遗”就呈现积极的发展态势，但是如果受到非人类普遍价值的影响，比如意识形态或者权利支配的影响，“非遗”将呈现消极的發展态势。要之，二元价值结构这种层级结构将为开辟“非遗”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最后，“非遗”三元及多元价值结构关系问题。三元价值结构关系是“非遗”多元价值结构关系的基础，其体系是多样化的，亦是可变更的。从宏大的价值结构考量，“非遗”作为人类文化体系里面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两种三元价值结构值得一提：其一是以天、地、人为基础的三元价值结构；其二是以人、技艺（能）、社会为基础的三元价值结构关系。就前者而言，无论是“民间创作”“人类活财富”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述，基本上是基于人类对于“天地人”和谐统一发展的三元结构的延伸，此价值结构和谐、稳定和自足，可以说，这一结构是中国传统天人思想的价值体现。后者则重在人文价值的凸显，此结构站在人文关怀的制高点上，通过结构关系寻找“非遗”的终极价值所在。学者钱永平似乎也提出了“非遗”的三元价值结构关系，“非遗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一，以身体技艺、行为实践为中心，在生活-自我意识-身体技艺（能）及行为三者之间循环反馈……”[14] 这一提法实际上是后一种结构关系的变种，其核心还是人的价值（自我意识）的彰显。

在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非遗”呈现多层次、立体化的有机价值结构，因为此价值结构是通过人的身体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被制造与再制造出来的深层结构。因此，基于内部和外部（形式和意义、能指和所指）的基本的二元价值结构关系远远不能满足研究之需要。如此一来，共时的看待“非遗”，我们会发现它是具体的指涉以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生态方方面面，从而呈现多元结构形式，也即情感性、社会性等等及其多元性的混合和再混合。对于“非遗”的价值结构关系，是开放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发现与“非遗”建立某种积极联系的原则，通过对这种联系的了解，对“非遗”的价值或者说意义做出解释，当然，多元价值结构也是不稳定的。首先，“非遗”多元结构关系问题正符合“非遗”文化多样性的需要，传统的“非遗”会因为这种结构关系的可能性而发掘出新的研究方向，能具体到社会、历史、艺术、政治和经济等等领域，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符号学、艺术学等等学科，几乎涵盖所有的文化科学的全部内容。比如中国书法，它是中华民族不同社区、群体、个人间的世代相传的，具有历史连续性和文化认同的，人人都可以尝试的技艺，却涉及艺术学、符号学、社会学，等等。其次，我们不能为了捍卫某种个人信念而放弃对于“非遗”研究的不可预知的全新的出发点和立场而造成的不稳定，因为多元结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稳定也正是多元价值结构生命力所在，这无疑是“非遗”研究最为积极而有效的方法问题。

四、结语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漫长的农耕文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带有浓郁的本土文化特征，其身份辨识、情感记忆和生活支撑等作用表征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本质特征，在当今开放的全球化的背景下，“非遗”就是我们的身份辨识，这就注定了“非遗”问题是关系我们文化脉络的问题，关系我们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非遗”是涉及国家软实力的战略资源。这一资源的研究与保护，不能局限在档案式的博物馆收集与展示，更不能任其过度的商业化开发而带来低俗化，因此，更为有效的“非遗”研究方法的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首先，采用文化科学之价值分析的研究方法，从静态的客体的研究转向人、人的观念的研究，研究人深层的思考问题，即价值问题，亦即回归“非遗”研究的重心——人。突破民俗、民间艺术研究的局限性，从专注于实在物的收集与研究以及过度的商业开发研究，转向人所给予“非遗”的意义研究。在此基础上，把“非遗”纳入到文化科学的大范畴里，我们可以运用多种学科参与到研究当中，而不必拘泥于个人的学术信仰。其次，文化科学的框架内的“非遗”的价值是透过各种相关元素的相互关系被表达出来，这些相关元素之间的构造呈现为不同的价值结构形式，一元、二元、三元及多元结构等价值结构便是价值结构的不同形式。通过这些价值结构，可以拓宽“非遗”研究的视野以及丰富其研究视角。价值结构方法虽然是把共时的、静态的“非遗”作为研究对象的，但能建构“非遗”庞大而科学的研究体系是确定无疑的。

总之，“非遗”的研究及保护乃全球性的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自己言语的权利，在文化科学的大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积极有效地运用文化科学的基本方法，完善“非遗”研究的架构体系，真正有效地实现科学化研究和合理化保护，推动“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发挥“非遗”软实力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

[2]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68.

[3]HPRickman“Meaning in History”：WDilthey’s Thoughts on History and Society[M]London，1961∶97-101

[4]牟延林，谭宏，刘壮.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5.

[5][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5-36.

[6]H. Richert.System der Philosophie I[M]. Tbingen， 1921∶113.

[7]韩水法，莫茜.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概述·汉译本序[M]∥社會科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

[8]葛兰·艾波林.文化遗产：坚定、保存和管理[M].刘蓝玉，译.台北：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5∶72.

[9][英]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李幼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8.

[10][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徐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