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汉语言说探究论文

2022-04-15

摘要：淡化语文知识教学的倾向致使教师在课堂上不愿、不敢教授语文知识，学生也没有学到必要的语文知识，这可能是语文课堂低效的原因之一。指导学生从标点符号入手，在阅读教学中聚焦有意味的、探究有疑问的、添加有创意的标点符号，往往能在文本解讀中另辟蹊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常态语文课堂的教学效果。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鲁迅的汉语言说探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鲁迅的汉语言说探究论文篇1：

“自言”、“倡言”与“创言”

摘要：鲁迅对某些语文问题的态度和观点和他自身的语文实践并不一致，如他在言论上反古书、咒文言，行动上却读古书不辍，写文言不绝；他力倡废除方块字、实行汉字拉丁化，却又热衷汉字研究，敏于文字游戏；他倡导大众语，但写出来的却基本上是大众很难读懂的艰深之文。本文认为这些矛盾缘于鲁迅因“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而产生的“自言”与“倡言”两种不同的言说姿态以及鲁迅意在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创言”追求。

关键词：鲁迅自言倡言创言语文实践

在中国，语文独立设科始于20世纪初，它是现代教育制度与学科体系在中国确立发展的产物。中国现代语文的确立离不开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理论倡导，而其发展成熟又有赖于周氏兄弟、朱自清、老舍等语言文学大师的写作实践，有赖于叶圣陶、黎锦熙、朱光潜等语文教育家的耕耘与探索，他们共同推进了中国现代语文及语文教育的发展，其中鲁迅尤其值得关注。首先，鲁迅不仅经历了中国语文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而且是这一转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卓越实践者——他是白话文最坚决的倡导者，并以其极具魅力的白话写作确立了现代语文的地位；其次，鲁迅的语文实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他语通中、日、德，文兼创编译，文言、白话俱佳，文学（文）、应用（文）兼备；第三，鲁迅通达的语文实践与其对某些语文问题激进的态度和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开其中隐含的矛盾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鲁迅的语文观与语文成就，而且会使我们对中国语文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得与失有更清醒地理解与认识。

一、鲁迅语文实践中的“言行不一”

1.言论上的反古书、咒文言与行动上的读古书不辍，写文言不绝

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鲁迅的应答不仅在当时引发了一些人的驳难和攻击，至今亦为某些人所诟病，因为其中有言：“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其实鲁迅这样说并非心血来潮的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因为早在1919年，他在私人书信中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中国古书，页页害人”，甚至说：“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2]这几乎是宣判了“中国书”和“汉文”的死刑，而“中国书”之不当看，在鲁迅看来除因其充满了陈腐的观念，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它们是用“汉文”——与现代生活相脱节的传统文言——书写的。五四前后，围绕中国书面语言是继续使用文言还是大力推广白话这个问题，新旧两派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鲁迅是最坚决的反文言、倡白话者，他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坠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3]然而，鲁迅一生读古书不辍，写文言不绝。且不说他之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校勘、整理《云谷杂记》、《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等文言著述，单是他兴之所至抄录的古籍就很可观——目前存留下来的像《式训堂丛书》、《汉学丛书》、《李义山杂纂》这类古籍手抄稿就有数十种之多；鲁迅并不只是抄、校前人的文言著述，他自己也用文言著书立说，《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即其代表性的学术成果；鲁迅的文言书写还不限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意在介绍异域科学、艺术、文化思想的《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说鈤》、《破恶声论》等亦出之以文言。如果说鲁迅用文言翻译《域外小说集》，创作《怀旧》是因为当时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发生，文言还是主流书面语，那么，在白话已基本取代文言成为社会主流书面语之后，鲁迅是否就不再使用文言了呢？他跟章士钊打官司时的诉状和互辩书（写于1925年），他为曹靖华之父所写的教泽碑文（写于1934年），还有不少私人书信都是纯正的文言文；而鲁迅的旧体诗写作贯穿一生，在20世纪30年代似乎还达到了高潮；与他的新诗相比，旧体诗不仅数量更多，影响也更大。

2.力倡废除方块字、实行汉字拉丁化与热衷汉字研究、敏于汉字游戏

鲁迅力倡废除方块字、实行汉字拉丁化。鲁迅致力于中国文字拼音化的工作开始得很早，1913年2月，他被教育部选聘为读音统一会会员，参加了制定注音字母的工作[4]。20世纪30年代，他针对汉字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答曹聚仁先生信（1934年8月2日）》、《门外文谈》、《汉字和拉丁化》、《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等，认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5]，“方块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6]“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化）”[7]。拉丁化文字，“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8]虽然鲁迅积极倡导写文章汉字拉丁化，还捐赠稿费作为出版拉丁化新文字书刊的经费，但他自己并没有留下一篇用拉丁字写出来的文章，而其文之妙却与方块汉字的特性密切相关，如“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惯于长夜过春时》）这类旧体诗作由方块字之巧妙组合所形成的意丰文美，又如依托于方块汉字独特的形义关系所创造出的“且介亭”“宴之敖者”这类名称的耐人寻味。这些都表明鲁迅具有深厚的汉语言文字修养，他既受益于其早年在家塾私塾中接受的传统语文教育，也得益于留日期间师从章太炎先生研习《说文解字》的经历；此亦透露出他对汉字（方块字）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讲求，这不仅体现在创作上，也可由其自觉、持久而深入的文字研究来证明。虽然汉字研究不是鲁迅的专业，但他早就有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的计划，并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几年间，他“光搜集和摹拓古砖碑帖就有一千多种、三千多张”[9]。在鲁迅相当丰富的语言文字类藏书中，文字学方面的也最富足——“这些（指语言文字方面的）藏书中，大部分是线装书，可分为训诂、文字和音韵三类，共297卷，119册。其中训诂101卷，29册；文字171卷，71册；音韵25卷，19册。”[10]

3.倡大众语与著深隐文

鲁迅是大众语的热心倡导者，但鲁迅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学界公认的最富有鲁迅气质，最有独创性的“鲁迅文”），不仅在他生前，即便是现在，恐怕也还不为大众所懂。有人说大众语的提倡是在20世纪30年代，其时距鲁迅病逝已为时不远，时间和身体状况都注定了他不可能写出像赵树理那样纯熟的接近大众语的作品——此说从事理上或许不错，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众所周知，鲁迅之弃医从文，乃是为了以文艺来启蒙，来改造国民精神，但不论是早年以文言所作、所译的《摩罗诗力说》、《域外小说集》，还是后来用白话写的《野草》、《故事新编》，甚至《祝福》、《风波》这样以祥林嫂、七斤等小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哪一部、哪一篇能真正为大众所懂？

鲁迅作品“理想的读者”毫无疑问都不是真正的劳苦大众，那鲁迅之提倡大众语是否就是“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11]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鲁迅言论上的反古书、咒文言与行动上的博览古书、雅好文言？还有，鲁迅何以既力倡废除方块字、实行汉字拉丁化，又热衷汉字研究、敏于汉字游戏？是言不由衷，还是另有隐情？

二、矛盾之源：“自言”、“倡言”与“创言”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光明些的说出，然而偶不留意，就露出阎王并不反对，而小鬼并不乐闻的话来。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12]——鲁迅

这段自白让我们意识到鲁迅的“言行不一”既非故作惊人之语，亦非简单的无意识的自相矛盾，那不过是他的“心口不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这“心口不一”，又缘于他“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他希望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别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然而真实的自我应该且能够被压抑么？即便在刻意“拣择光明些的”来说时，鲁迅也还是不能避免所谓的“黑暗”的内心世界的流露，呈现真实的自我应该是每个生命的本能吧。“无论是谁，在作家本身上都有两个面。宛如月亮一般，其一面虽为世界之人所见，而其他，却还有背后的一面在。这隐蔽着的一面，是只可以给自己献了身心相爱的情人看看的。”[13]在鲁迅刻意想“拣择光明些的”而与之的那类读者之外，他是否也还期待着另一类能懂得和包容他所有的“黑暗”的倾听者？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14]而一个人时，他将“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15]。据此来考察鲁迅的写作，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种言说姿态：“自言”与“倡言”。“自言”乃是一己生命欲望与生命体验的本真表达；“倡言”则是为达到某种境界或实现某种社会理想而发表的言论。如果以厨川白村之“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来考量，鲁迅的“自言”当然最富于艺术价值；但“倡言”也不可小视，它是鲁迅践行“‘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6]之写作理念的明证。

许广平1925年曾因投稿署名问题，对鲁迅言及朱希祖（历史学家，时在北大及女师大任教）的观点——反对写文章署假（笔）名，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鲁迅回信说：

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学，我对于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倦，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于古学一端而已，若夫评论世事，乃颇觉其迂远之至者也。他对于假名之非难，不过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之“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倘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况且，现在的有权者，是什么东西呢？他知道什么责任呢？《民国日报》案故意拖延月余，才来裁判，又决罚至如此之重，而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朱老夫子生活于平安中，所做的是《萧梁旧史考》，负责与否，没有大关系，也并没有什么意外的危险，所以他的侃侃而谈，仅可以供他日共和实现之后的参考，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看中国之书者也！[17]

这段话不仅直接揭开了鲁迅之劝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原因，而且展现出鲁迅之言说的一个重要特点：面向和介入现实，强调解决现实问题。鲁迅从不坐而论道，他不求无懈可击的面面俱到，“要面面顾到，是能够这样使自己变成无价值”[18]。以此来考察上文所言及的鲁迅之“言行不一”，那些激进的言论（主张）与其说出于其本心，不如说出于应对现实之需——这有点像鲁迅认为嵇康、阮籍之反礼教的姿态，乃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事实上，他们“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19]。当然，鲁迅对传统语文的态度比嵇康、阮籍对传统礼教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对于传统语文，他既能浸淫其中体会其浩淼渊雅，又能在与他国语文的对比中认识到它的模糊空洞，并由此催生出创造民族新语文的志愿。民族新语文的创造当然离不开对传统语文的借鉴汲取，但在文言被奉为正宗，言说权被少数人把持的情况下，再强调读古书、写文言，无异自绝于革新之路。事实上鲁迅真正反对的并不是个体的读古书、写文言，而是“青年导师”类的“正人君子”们以学习研究“国粹”为名目，将青年引入故纸堆，使之沉迷于古书，而与时代与世界相隔绝。

鲁迅不是先知，不能要求他针对现实问题开出的药方都是灵丹妙药（即便在当时是良方，现在可能也不再有效）。但因为每个药方都对应着一个（甚至不止一个）现实问题，只要病症犹存，药方不论有效与否，都还有其价值。例如“废除方块字、实行汉字拉丁化”这个药方，现在看来就是错的。但鲁迅为什么要开这个药方？是因为他想解决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汉字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意义，它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甚至还加深了其被愚弄、被奴役的程度——“我又知道人们怎样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己之私，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20]当我们一个个看清楚鲁迅试图解决的问题时，我们会惊叹于他的敏锐和博大。鲁迅之所“倡言”包含着他对现实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它不是出于一己之私，而是因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21]而发出的肺腑之言。与其所“自言”相比，也许它不够幽婉深邃，但即便偏激，也不失真诚坦荡，它未尝不可被视为另一个层面的鲁迅的“自言”。

至于鲁迅之倡大众语与著深隐文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鲁迅当然希望他的文章能有更多的人懂，但他决不会为了“配合大众的胃口”而去写作。他说：“读书人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地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鲁迅相信大众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22]，所以他之提倡大众语并不满足于让大众只是简单地应对日常需要（比如学会记账，写信），也不认为大众语不需要发展、创新。鲁迅说：“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糊下去”，“先驱者的人物，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23]，“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24]。所以即便鲁迅写《野草》、《故事新编》时假想的读者并非是当时的大众，我们也无法否定其实他期待并相信日后大众中有人能读懂自己的作品。

而且，鲁迅并非故意要把文章做得晦涩难懂。他的文章之所以不通俗，首先是因为他的思想太丰富。李长之先生曾指出鲁迅的文章喜欢用“‘虽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如果’，‘却’，‘究竟’，‘竟’，‘不过’，‘譬如’……他习惯于这些转折字，这些转折字多用一个，就引人到一个处所，多用几个，就不啻多绕了许多弯儿”。鲁迅之所以用这么多转折词，“是因为他思想过于多，非这样，就派遣不开的缘故。”[25]其次，是因为他的语言资源太丰富。鲁迅不仅对中国语言文字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还在外语学习上下过硬功夫——他精通日语，常年用德语从事翻译，还学过俄语、粗解英语。扎实的小学功底和多年浸润传统典籍的经历，让他熟知各类掌故；对野史和民间文化的兴趣，让他在成语雅言之外，又领略到方言与民间语文的活泼生动；而大量的外文阅读与翻译，则让他不仅获得了更多的新词汇，也深切地体悟到他国语文的严谨精密。这一切既助成了鲁迅文章之精粹渊雅与犀利深刻，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阅读与理解的困难，粗通文墨之人确实很难一下子进入鲁迅用文字所创造的那个世界。第三，是因为他有强烈的“创言”追求。有学者曾从翻译方面将鲁迅与周作人加以比较，认为：“周作人不但在语言上找到一种口语化的崭新工具，在翻译理论上也趋于成熟。他在翻译上倾注很大功夫，译希腊神话，译日本古典作品等等，都是很艰难的工作，而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在这方面，应该说周作人比鲁迅的成绩大一些。鲁迅虽也不间断地致力于翻译，但他不像周作人那样顺利地完成了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这种情况一方面给鲁迅带来一种奇特的风格，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良影响，特别是在翻译方面。一些文言词句加上欧化的句式使译文读起来夹缠不清，意义晦涩，其最致命的缺点是不圆润，不平易，因此不大受欢迎。”[26]如果从阅读效果来看，笔者认同上面的说法：周作人的译文更“圆润”，但鲁迅对翻译的认识与实践亦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笔者认为鲁迅与周作人对应该如何从事翻译其实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说每种语言都有两个层面：表达思想、现实与承载具体内容的表达方式（虽然这两个层面很难截然剥离开来，但大体还是可区分的），那么通常来说，前者是可以翻译的，而后者即便不是全不可译，也是绝难翻译的——因为其中暗含着富于民族特色的思维与感受方式。周作人大致是以翻译前者为目标，鲁迅当然也关注前者，但更多的是被后者所诱惑；他不能自已地想把异质的语言形式嫁接过来，至少是要努力传达出他从原作中体会到的不一样的感受与表现方式。鲁迅说：“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以太阳为主了。”[27]读鲁迅的译文，我们能感觉到异质语言间的纠结。这种不求“圆润”的翻译对只想从别人那获得现成的知识或思想的人来说，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但对愿意探究别人为什么那样理解与表达的人来说，则是不可多得的材料。而这种翻译理念与实践，对鲁迅更大的意义可能在于铸就了他对异域作家感受方式与表达方式的独特敏感，也激起他更强烈的“创言”愿望。当然，鲁迅的“创言”愿望并不仅仅源于翻译的激发，更根本的还在于他对现实需要既有深刻的理解，又有主动的承担精神。面对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传统的思想和语言已无法满足人们认识现实与表达自我的需要，必须创造民族新语。所以，为此他一方面下大力气学外语，搞翻译，悉心体悟与努力呈现其他民族语文的特色与优点，另一方面在创作上从选词炼句到谋篇布局不断推陈出新，试炼和开拓汉语的表现力。新词汇、新句法与新体式自然会对以往的阅读习惯形成挑战，带来理解和接受上的困难。同时，正如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创新都有价值，都能被接受一样，我们也无权要求鲁迅的“创言”都无懈可击。事实上，鲁迅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28]我们对鲁迅留下的语文遗产，也应该取这样一种态度吧。

以上从三个方面——鲁迅因“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而产生的“自言”与“倡言”两种不同的言说姿态，其意在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创言”追求——解析了鲁迅语文实践中的某些“言行不一”。其实，“自言”、“倡言”与“创言”，不但是我们解开鲁迅写作中的矛盾与纠结的一把钥匙，也是我们进一步探究鲁迅语文观念的一个重要窗口。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探讨。

（本文为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项目《鲁迅语文观及其实践》成果之二，项目编号：201103078。）

注释：

[1]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2]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3]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4]鲁迅与马裕藻、许寿裳等共同提议采用章太炎的记音字母方案，终获通过，这是我国第一套官方公布的拼音方案。

[5][7]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6]鲁迅：《关于新文字》，《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8][22][24]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第104页，第79页。

[9][10]陈漱渝主编：《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第315页。

[11]瞿秋白文集编辑委员会：《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875页。

[12]1925年5月30日鲁迅致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3页。

[13]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文集》（第二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04页。

[14]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15]鲁迅：《野草·墓碣文》，《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16]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页。

[17]1925年5月3日鲁迅致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页。

[18]鲁迅：《忽然想到·附记》，《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19]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页。

[20]鲁迅：《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21]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页。

[23]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25]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33页。

[26]万晓：《鲁迅收藏的周作人译作简述》，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周氏兄弟》，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27][28]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2页。

（何英天津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300401；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 300071）

作者：何英

鲁迅的汉语言说探究论文篇2：

标点符号在文本解读中的教学价值探析

摘要：淡化语文知识教学的倾向致使教师在课堂上不愿、不敢教授语文知识，学生也没有学到必要的语文知识，这可能是语文课堂低效的原因之一。指导学生从标点符号入手，在阅读教学中聚焦有意味的、探究有疑问的、添加有创意的标点符号，往往能在文本解讀中另辟蹊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常态语文课堂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语文知识教学;标点符号;聚焦;探究;添加

作者简介：童志国，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第二中学教师，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高中语文课堂有效教学。（安徽铜陵 244000）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阅读教学的具体建议中指出，为了帮助理解课文，可以引导学生随文学习必要的语文知识，但不能脱离语文运用的实际去进行“系统”的讲授和操练，更不应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概念、定义。这无疑给语文知识教学指明了路径，说明了语文知识不是不可以教，而是教什么、怎么教和教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本文以“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文中的若干有特点的标点符号为例，探索标点符号在文本解读中的教学价值。

关于标点符号的功用，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指出：“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里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它可以帮助读者分清结构，辨明语气，正确地了解文意。”[1]正因为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的辅助，所以容易被读者忽视，读者更多的是聚焦文字所承载的意义和呈现的形式，即说了什么以及怎么说的，而罔顾标点符号“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时候标点符号负载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一点都不比文字逊色。郭沫若在《沸羹集》里说过：“标点不正，则言不顺，文不正，则事不成……标点符号之于言文有同等的重要，甚至有时还在其上。”由此可见，标点符号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
一、聚焦有意味的标点符号

有意味的标点符号是指在文章中有特定意义并且能引发读者往深一层，即作者的表达意图、情感态度等方面去思考的标点符号。聚焦这一类标点符号，引导学生用“加减法”去解读其中的意蕴。

1.“加法”还原。文本中作者会因为诸多原因不能、不便明确言说，就利用标点符号将其呈现，如省略号，暗示此处不是言说的终点，而是留下言说的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揣摩去思索的地方，可指导学生“加法”补白，从而完成文本解读。

例如，在《祝福》中，祥林嫂被婆家人和卫老婆子合谋捆绑抢回去之后，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

①“可恶！然而……。”四叔说。

在卫老婆子登四叔家门谢罪，为自己辩解之后，文章中又写道：

②“然而……。”四叔说。

为什么四叔说了一个转折连词“然而”之后，没有再言语？他想说什么呢？此处用省略号呈现了比文字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内涵就需要读者结合语境用想象去还原去补白，才能完成对四叔这一人物形象、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更深理解。

笔者在教学时引导学生给这两处省略的内容去补白还原，经过师生讨论，得出如下结论：①处的“可恶”是指四叔嫌祥林嫂的婆家人和卫老婆子合谋抢人的方式野蛮，不“文明”;“然而”后面的内容应该是诸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合情合理的”之类的言语，这样解读符合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的身份。②处的“然而”后面的内容，学生补白时有争议，有学生从四叔家雇工损失的角度还原，有学生从四叔家社会地位声誉的角度还原，有学生从卫老婆子荐人又合伙抢人的出尔反尔的角度还原，还有学生从四叔一以贯之的讲理学的监生身份角度还原。这时笔者向学生呈现陈日亮先生的解读成果：“还能找到祥林嫂这样合适的人吗？我们家的名誉也不是好开玩笑的呀！这也不能全怪在你身上。”[2]学生发现自己的解读与名师大家的解读较为接近，成就感十足。最后，笔者和学生从整个小说的篇章层面出发，结合上下文，一致认为此处省略的内容应该做如下补白：这事（祥林嫂被抢回一事）也不能完全怪你，都怪你是没有道理的。这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四叔，同时也使学生明白了省略号有着“省而不略”的丰富意蕴。

2.“减法”比较。针对文章中作者有特定目的用意隐晦的标点符号，如双引号，笔者指导学生用“减法”，删除作者使用的标点符号，比较其与原句意味上的差别，通过辨析本义和语境义得出结论，从而较准确地理解作者使用此类标点符号的真正意图。

还以《祝福》为例，在小说的第一自然段，“我”回到故乡鲁镇，文章写道：

他（四叔）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

在指导学生阅读“我”与本家四叔见面的场景时，笔者有意引导学生品读“胖了”一词中双引号所包含的意味。有学生认为“胖了”是客观写实，写出了四叔眼中“我”的体貌特征：体重增加了，身体发福变胖了。这时笔者用“减法”提示：如果只是写实写“我”身体发福了，完全可以把双引号去掉，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有学生说加双引号是反语，并指出这是鲁迅先生的行文用词特点之一，但经过讨论发现，如果是反语，“胖了”就应该是“瘦了”的意思，至少不是“胖”，但从语境和人物性格来看，这于情于理都不通。最后笔者引导学生从第二个“胖了”之后的内容“大骂新党”入手，结合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身份，再关注下文祥林嫂的语言，“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这样学生就理解了这个“胖了”的丰富含义，既指“我”的体貌特征，更指向四叔对“我”的态度和评价：你在外受到了“不良”思想的影响，思想不纯正了，胆大了心“肥”了……这一层意思四叔不好明说，作者只能通过这双引号来暗示读者：四叔与“我”思想观念格格不入。

二、探究有疑问的标点符号

有疑问是指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与惯常用法不同的标点符号，按常理该用某一标点的不用，不该用的却用了。这时就有必要指导学生认真探究一番，以追问这反常背后的情与意。

1. “反常”的正常。“反常”的正常是指乍一看，某種标点符号的用法违背常规，于理不合，但是细细揣摩，将其还原到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去考察，表面于事理的不合其实于“情理”倒是契合无间的。笔者认为，这一类“反常”的用法，可能正是作者想要通过这一特殊的形式，提醒读者去探求“反常”背后的正常与合情理，从而读出标点符号本身所蕴含的情感张力。

例如，在《记念刘和珍君》的第四节中，鲁迅先生写道：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学生在读到这两行文字的时候，不免生疑：两句结构相同，字数大致相等，可是语气却不同，一是感叹语气，一是陈述语气。按照常理，这两句是并列关系，应该都用感叹语气，以表达鲁迅先生的愤激之情。可是第二句为什么用陈述句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句号看似“反常”的正常用法。经过讨论、还原生活经历发现，这里陈述句的选用正是愤怒的情感达到顶点后的回落，是顶点的极致。有生活体验的人都知道，气愤至极是无语，悲痛至极是无泪。[3]所以，第二句用陈述句的语气恰恰是契合情理的，如果还用感叹语气反而不妥。

2. 错误的“正常”。错误的“正常”是指从表面上看某一类标点符号的使用是正确的，但结合语境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一“正常”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妥的。能指出这一类标点符号使用的不妥，并能做出合理的解说，这对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都大有裨益。

例如，在《鸿门宴》（节选自中华书局1963年版《史记·项羽本纪》）一文中，沛公前来鸿门向项羽谢罪时的文字是：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在解读这段文字时，大部分老师只引导学生关注沛公所说的话包含了几层意思，从中可以看出沛公怎样的性格，及项羽的回答所暴露出其在政治谋略上的浅陋无知。这些自然没有问题，但是笔者在教学中指导学生思考“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后面的句号是否妥当？《鸿门宴》节选自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文学性的特质是很明显的。此处的句号（后人校对所加）是不是最佳的标点符号？笔者认为值得商榷。从沛公刘邦的角度来看，他是来谢罪的，在目前实力不如项羽的情形下，他要通过自己的言说打动项羽取消要对自己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肯定会在说辞上大做文章甚至煞费苦心，所以刘邦准备的说辞不可能只是三言两语;从项羽的角度看，因为有项伯的劝说在前，再加上此时刘邦言词的“合理真诚谦虚”，所以项羽立即打断了刘邦准备好的汩汩滔滔的言说，顺着“小人之言”的话题，说出了曹无伤，看似坦率耿直没有心眼的表象，展现的却是项羽在残酷政治军事斗争中的轻信寡谋和刚愎自用。最后，我们得出结论，此处如果用省略号更能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境，彰显西楚霸王唯我独尊、目空一切的个性特点。
三、添加有创意的标点符号

添加有创意的标点符号，是指在教学中我们要指导学生把标点符号这一语文知识用起来，使之为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服务。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利用标点断句消除歧义，用添加标点符号的方法来检测学生对文章的理解程度，以达到了解学情，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

1. 消除语句歧义。造成句子歧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一类就是停顿不明确。书面语言中的停顿是借助标点符号实现的，所以指导学生正确地添加标点符号使停顿明晰化，能达到消除歧义的目的。

例如，有一个较为典型的歧义句：孩子找不着爸爸妈妈很着急。学生经过讨论，通过添加逗号，将这个句子可能表达的三个意思整理出来：孩子找不着，爸爸妈妈很着急。孩子找不着爸爸，妈妈很着急。孩子找不着爸爸妈妈，很着急。类似的还有“中国队打败了美国队夺得冠军”等，而民间故事中私塾先生的午餐菜单——“无鸡鸭亦可无鱼肉亦可唯白菜萝卜不可少不得要双倍工钱”，更是将标点断句达意的功用提升到“神境界”。

2. 诊断了解学情。有些文章的标题是一个句子，在学完文章后，笔者常常引导学生给标题添加标点符号，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学生添加的标点符号也不尽相同，倾听学生的解说，笔者能从中了解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以提高教学效益。

例如，在学习完《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一课后，笔者提出问题：如果要给文章标题加一个标点符号，请问加什么标点最恰切？经过一番思考和小组交流，有学生加“？”，理由是用问号表达反问的语气和肯定的意思，奥斯维辛是“有”新闻的，否则罗森塔尔这篇新闻报道不可能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因为不存在不报道新闻的新闻报道。“有”什么新闻呢？奥斯维辛虽然只有一个，但参观者的感受可以发掘出无数的无穷的“新鲜事实”，所以永远具有新闻价值;有学生加“！”，理由是用感叹的语气说明奥斯维辛集中营虽然没有新闻，但这里留存有太多的历史痕迹，让参观者触目惊心，它们在警示世人勿忘历史，珍爱和平。学生的理解贴近文本，有合理的成分。但笔者认为最佳的标点符号是加“。”，用陈述的肯定的语气传达出罗森塔尔以及我们读者希望像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人间地狱永远不要再有，希望世界永远安宁和平。

综上所述，在阅读教学中，我们以学生习见却易忽视的标点符号为抓手展开教学，指导学生从细微处着手，切实培养学生文本细读的能力，让学生收获的不仅是“语言构建和运用”的素养，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而且是“思维发展和提升”的素养，质疑精神的养成和审辩式思维能力的锻炼。而这，不就是我们一线教师期盼的高效语文课堂吗？

参考文献：

[1] 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2] 陈日亮.如是我读——语文教学文本解读个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周旭东.《记念刘和珍君》的教学究竟“难”在哪里[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旬），2013，（7）：29.

责任编辑黄晶

作者：童志国

鲁迅的汉语言说探究论文篇3：

“形质色纹韵”中的“韵”

“形质色纹韵”中的“韵”，是对观赏石审美而言。本文就“韵”作为中国传统美学重要范畴的诞生作简要回顾后，着重于从赏石审美中“韵”的理论探究和实践应用这两个方面加以论述，以求教于石界同仁。

一、“韵”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

“韵”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范畴高于概念，往往是一个概念系统。“韵”由一个言词的概念到成为范畴经历了由个别到一般的进程。

“韵”始于音乐的鉴赏。东汉蔡邕在《琴赋》中写道：“繁弦即抑，雅韵乃扬”。西晋陆机在《演连珠》中说：“赵曲之音，洪细入韵”。“韵”字的大量出现是在魏晋南北朝对人物的评赏品藻之时，韵已超出了音乐之美，用以表达人物个性特征的风姿神貌。常称“体韵”、“风韵”，或谓“性韵”、“道韵”，并多以“清”、“雅”、“淡”、“远”来形容。如《晋书·庚凯传》云，“雅有远韵”。《世说新语·言语>注称“向秀、嵇康、吕安并为拔俗之韵”等等。

品藻人物的“韵”又扩展到其它方面。南齐王僧虔以“韵”论书法。“韵”也出现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之中。而最为著名的则是与王僧虔同时代的谢赫，他在（古画品录）序中提出的绘画六法，第一便是“气韵生动”。由此，学界认为，“韵”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诞生于魏晋南北朝。

作为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韵”，它既保留了音乐之美和以音乐之美来比喻或象征的美学意义，又含有反映事物外在形态个性特征的风姿神貌的美学意义。特别是由“韵”衍生的命题“气韵生动”，成为了我国传统绘画等艺术创作与鉴赏的理想境界。

二、在赏石审美中对“韵”的理论探究

1、赏石审美中的“韵”是“韵”和“意”的融合

赏石审美中的“韵”与自然要素形、质、色、纹分别是奇石形态、质地、色泽、纹理的简称一样，是人文要素“韵意”或“意韵”的简称，亦即是“韵”与“意”的融合。关于“韵”的美学意义前已述及，那什么是“意”呢？

《现代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五版）将“意”释为，①意思：②心愿。对于审美而言，可以将“意”理解为审美主体——创作者或赏析者的思想与情感。于是，赏石的审美的“韵意”是奇石外在形式美的“韵”与赏析者内在的思想与情感的“意”的融合。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传统美学的概念系统中并没有“韵意”或“意韵”，“韵意”或“意韵”是我国当代石友从赏石审美的实践中总结归纳而提出来的，是对我国传统美学的贡献。

2、在“形、质、色、纹”与“韵”之间还有一个层面——“象”

形态、质地、色泽、纹理和韵意之间还应有一个中间层面，那就是“象”。“象”是观赏者在对形、质、色、纹个别要素感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观赏石整体的全面知觉。对于图纹石和造型石而言，“象”有平面的图象和立体的塑象之分：对于与具体的物体或物态对照而言，“象”有具象、意象、抽象之別。

对于在形质色纹与韵之间应该有“象”这一层面的认识，早已有之。宋代书籍《云林石谱》以灵璧石开篇，就述其“或成物象”；明代书籍《素园石谱》在述及图纹石时，多有“俨然图画（鸦鸣树石屏）”、“虽巧画者莫臻其妙”（花石屏）、之类的赞叹，清代书籍《惕庵石谱》更是对所载的二十枚长江石的图象逐一品鉴。到了民国时期，张轮远与王猩酋首提奇石审美的形、质、色、纹四大要素，而在这四要素之后，都将“象”作为一个单独的要素而论。张轮远称之为“象形”，王猩酋称之为“造像”。

张轮远在《万石斋灵岩石谱》的“象形”一章里说得明白：“象形者，乃石之外部表现之形状，或内部蕴藏之文色，酷肖各物之状态也。”这个石之外部综合表现的“象”，正是“韵意”的“韵”和“意”得以依存之所在。

3、“韵意”是对“象”的审美发现与创造

关于“韵意”是对“象”的审美发现与创造，从理论探究的角度，可以简示于下：

韵：偏重于观赏石外在的形式美感受——气韵生动者，是也。

意：偏重于观赏者内在的思想与情感——立象以尽意，是也。

先说“气韵生动”。“气”是元气，即宇宙万物的生成之气，也是奇石的图象、塑象所承载的自然之气“韵”是这图象、塑象特质与个性的风姿神貌。气韵之所以生动，在于韵既如音乐旋律那样流动变化，又因一气以贯之而统一，体现了变化与统一谐和的规律，或在“变化之中有统一”，或在“统一之中有变化”。

图1是变化中有统一例：水墨凸纹在浓淡疏密中姿兴变化，但却统一在由石之左上方往右下方奔泻的大势之中。图2是统一中的变化例：在一组几乎一致的平行水墨弧线的上方黑带中，当白色斑点以链状呈现时，中间的那一“逗点”状的黑色色斑打破了这循规蹈矩般的沉寂，带来一泓清新的活跃。

再说“立象以尽意”。“立象以尽意”出自于对百经之首的《易经》作解释与发挥的先秦元典《易传>中的《系辞传》。《易传》是我国哲学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它特别突出“象”这个范畴。“立象以尽意”是说，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圣人要以八卦六十四卦的卦象来表达他的意念。《易传>又说，“象也者像也”，表明卦象是法像天下万物的，所以卦象的“象”很自然地转化成了万物的审美形象，哲学范畴转化成了审美范畴。

众所周知，观赏石的审美形象是赏析者发现和创造的，所以可以说是为天造的奇石“立”象、为天地立象：而立象的目的，是要表达、亦即“尽”赏析者自己的“意”念一思想与情感。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奇石的审美形象是以奇石的自然形象为基础的，人赋妙意也是在奇石自然形象的形式美框架之内构建的。奇石本身的“奇”与“美”才是第一性的，审美的发现与创造总是第二性的。

总之，“韵”，即“韵意”或“意韵”并不神秘，它就是对观赏石图象或塑象的美的感受。这种韵意的感受往往是很微妙的，正如陶渊明诗中所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难以言说的美感，更含蓄隽永，余味幽远。

三、在赏石审美中对“韵”的实际应用

在赏石审美中对“韵意”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既注重对奇石气韵生动的外在形式的发现与创造，也注重赏析者自己思想与情感最大限度的发挥。

1、“韵”在赏石中的审美发现

韵在赏石中的审美发现的过程，就是审石度势，寻求最佳观赏面和观赏角度的过程。其关键是以变化与统一相谐合、即气韵生动的图象或塑象的确立为主旨。因为首先是天造奇石的象美，然后才有人赋妙意的意深。反之，若意在象先，就有主题先行，以至于“攀龙附凤”之弊端了。

对韵意的发现与感悟，要以“象”为依托，存续于在赏析时象与韵的互动之中。对于具象之石，在于逼真和如画的统一。“逼真”是指与具体物体或物态越像越好，以乱真为极致。“如画”是指要符合人们的审美理想，有一个以善为美的界定。一个让人们恶心的东西，在图象或塑象上的逼真是不能让我们感觉到美的。“如画”还在于对审美形象的细节和靓点（石眼）的发掘。如图3海神图象中那宛然的眉眼和自若的神情，便是点睛之笔。

对于似与不似的意象之石，一方面神似重于形似，另一方面也要以形赋神，故需置势以选象。图4的画面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A角度，以深色为图象主体，似有一人物形象，但显得单调，特别是头上的那一竖，不“善”亦难言美，故放弃。B角度，图象主体以浅色为主，深色为辅，若以居中靠左的深色圆斑为眼睛，则人物的侧面头像灿然而出，并有一种飘逸的风韵，故可取。

至于与什么物象或物态都不像的抽象之石，对其的审美发现在于不借助任何物体或物态为中介的理性直观。如图1图象的奔腾激越给予我们心潮澎湃的直观感悟，如图2图象的缓波微澜给予我们思绪平缓的直观感悟。

2、“韵”在赏石中的审美创造

“韵”在赏石中的审美创造，表现在命题、配座、组合、赋文之中。

①命题

命题的点石成金，早已是老生常谈了，不过以下几例还是颇有意思的。图5之石可两看，又正好都是人物头象，一静一怒，有趣，遂命题为“变脸”。既是石画实说，又涵有鲁迅先生所说的“一阔脸就变”的讥讽之意。对于图4的B角度图象，可命题为“心随风动”，以及示其主人公欢畅之快意。再看图6，天光云影，水波倒映，雖然图象上并无圆月，却因命题为“月光曲”，反而更有含蓄隽永的韵意之美。

②配座：

配座者，在于一个“配”字，切勿以“座”抢石，主辅倒置而“过度包装”。如果过了量变到质变的这个“度”，那就不是赏石艺术上的以座来配石了，而是以石来配木雕了，石艺已经由量变而质变为木艺。故配座要有主辅之别，此其一。

在此前提下，座之形、质、色、纹与石之形、质、色、纹须协调。图7的配座不仅其高度与宽度与石体形态相契合，而且那木座上的云纹与波纹的局部浮雕对画面的“云中君”主题起到了协调配合的作用。故座与石要协调和谐，此其二。

将图7的配座之石（图7-A）和与座分离之石（图7-B）对比，可以看出配座的落榫深浅和方式对奇石的剪裁作用。配座后经过剪裁的画面显得端庄圆满，犹如书画的装裱，对画幅有了美的提升。故配座要对石剪裁合理，此其三。

③组合

组合是审美创造中最能发挥赏析者主观能动性的了，而且还有1+1>2的审美增效作用。故小品石组合，长盛不衰。

图8的组合“少女与修女嬷嬷”，由右边的“少女”与左边的“修女嬷嬷”两石组合而成，在组合的图象里少女低着头向着修女急急走去，似有满腹心事要向嬷嬷诉说。于是单体石上少女偏于石体左缘的不足反而成为了组合中的靓点。

组合也有具象、意象、抽象之分。现石界具象组合颇多，各种奇石宴和果盘俱是。意象的也有，唯抽象较少。但适宜的抽象石组合恰能给人以更多的遐想空间，如图9之例的“道”。

④赋文

赋文中的点评在于反映奇石个性特征的风姿神貌，这时重在对奇石审美形象的韵与意的发掘。至于命题与赋诗则要在“立象以尽意”的基础上，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弼所言那样，要“得意而忘象”，要超越奇石本身审美形象的局限，通过联想特别是想象，思及古今，神游万仞，让韵意达到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意境的高度。

图10的奇石中，一只母鸡咕咕叫的活泼形象在鸡年以形象大使的身份进入了笔者的新春贺卡之中，而赋诗则借鸡抒情，超越了鸡本身的图象边界。诗曰：

古稀惜时逢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