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论文

文化最能从根本上区分不同的价值观差异。国家形象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软因素，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吸引力源于文化的气质与形象。国家形象根本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二者在国际交往中均具有政治、文化、外交、商业等功能。国家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来自主客观方面的有意作为和塑造，文化吸引力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具有异质文化背景的国家。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论文 篇1：

比较视野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选择

摘 要：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内容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当前，我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仍存在教育渠道、教育内容、教育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应在充分考虑我国高校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学习发达国家丰富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经验，以学校为主线，推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课程教学改革和课程体系建设；发挥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作用，构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隱形教育体系；以个体为龙头，形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渠道和宽领域教育格局，不断提升我国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成效。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策略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了其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了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为了能够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高校必须通过“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大学生发展的全方位和全过程。

一、当前我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和大学机构对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高度重视，在制度设计、政策宣传、课程教学和实践活动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确保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达和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变、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的重构，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而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多样化选择。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交往和思维模式都因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以往由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制约作用被打破，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教育渠道过于单一，无法整体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处于核心地位，所体现的是其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局限于“点”“线”，而应从“面”的角度整体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而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然而，从目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情况来看，主要渠道仍集中在课堂教学和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宣传，这种教育渠道的单一性导致了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非常有限。同时，教育渠道的单一性还导致了大学生无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只是停留在文本信息的识记上，也就根本无法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价值所在。[2]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渠道和路径不能过于单一，如果脱离其母体或存在根基，没有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状、国内与国外紧密结合起来，是无法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二）教育内容过于单一，无法全面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综合性的思想架构，不能仅仅从空洞的理论寻求认识和理解，其所包含的内容涉及价值取向、理想信念、社会责任、公民意识、文明礼仪、心理素质、人文精神等。然而，从目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情况来看，主要内容集中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等宏观层面，对于与大学生个体成长相关的公民意识、文明礼仪、心理素质等微观层面的内容关注太少。[3]伴随着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的需求，尤其那些关系到大学生未来发展和人生规划的内容更需要被纳入教育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应该切实地与每一位教育个体结合起来，满足不同个体的个性化和差异化教育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选择确定和教育活动开展一定要立足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

（三）教育方式过于单一，无法主动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由于教育载体、教育手段和方法有待整合与优化，大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有些消极，学习主动性不强，能够真正做到认真听讲和完成作业的相对较少，部分大学生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存在迟到早退、逃课缺课的问题。究其根源，无疑与教育方式存在密切联系，不少学生抱怨“内容死板且脱离现实”“灌输式教学无法引起学习兴趣”“教学缺乏互动与吸引力”等问题。[4]同时，教师过于注重基于传统课堂教学的说教形式，对于新兴媒体也没有积极使用，无法发挥信息化教学手段如电视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的作用，导致大学生“左耳进，右耳出”，主动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态度消极，根本没有达到预期教育目标。因此，必须改变这种形式单一、缺乏灵活性的教育方式，致力于对教育方式和手段进行改革创新，积极开展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才能真正改变当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状。

二、国外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特征

尽管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存在巨大的差异，但都拥有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核心价值观，并大力倡导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发达国家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如美国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视为本国的核心价值观，并使其在大学教育中全面融入；欧盟国家以“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基本自由以及法治”为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并在大学教育中将其作为基本原则；英国社会秉持自由民主的传统，并将其全面渗透到教育领域；新加坡同样拥有明确的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种族、宗教的关系论述上升到国策高度，并与大学教育进行有效地整合；日本在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都运用各种方式传播其爱国、合作、感恩、尊重、秩序、法治等价值观念。整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系列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有益经验。

（一）政府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国家战略和规划

政府始终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西方发达国家要求高等教育不仅要使大学生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引导他们了解本国的发展历史与传统文化，逐渐接受与认同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因此，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明确教育的目标和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支持教育的发展。例如，美国以“公民教育”为抓手，将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培养合格的美国公民紧密结合起来，不仅要求符合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且还与大学的教育体制和管理机制（尤其是拨款机制）直接挂钩，确保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果和效率。日本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国家，充分认识到本国的劣势，因而特别强调国家意识形态与责任感的培养，并制定了统一的实施方案，直接纳入大学的国民教育计划，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此外，欧洲国家也都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由政府机构制订统一的教育方案，明确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并直接对高校进行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监督、管理和指导。

（二）推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改革创新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拘泥于单一的形态和方式，需紧跟社会发展形势持续推陈出新，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国外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不仅重视以课堂讲授和理论灌输为主要形式的显性教育，也注重运用各种隐性教育方法，包括环境建设、社团活动、校史传承、校风熏陶、学术会议等。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显性教育始终都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形态，需要在知识讲授之外提供更加丰富的教育方式。新加坡以教学项目为依托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设置了包括社会活动项目、专题讲座项目、传统文化项目、纪念日项目等多种类型的教学项目，服务于“共同价值观”的传播和教育。同时，为了兼顾不同种族、宗教和背景的学生的需要，新加坡还设立了一些特色实践项目以提升国家认同感和社会向心力，如“华语运动月”“爱神运动”“国民意识周”，使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果倍增。[5]隐性教育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所发挥的潜移默化和渗透引导作用毋庸置疑，因而更需要采用一些创新形式和手段来实施。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國家将校风培养、榜样示范、活动开展和环境建设纳入隐性教育的内容，使得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延伸至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美国大学利用各种全国性节日、纪念日以及学校的入学与毕业仪式活动来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欧洲大学特别注重学校社团活动，通过涉及各种学科和领域的活动开展来强化学生对于核心价值观的认可；韩国重视影视文化的巨大宣传作用，尤其是通过在影视中英雄形象的塑造来传达爱国情感和奉献精神，有力地推进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6]

（三）强调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尽管核心价值观是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内容，所开展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也特别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实践层面的应用。事实上，只有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发挥其思想指导和价值引领作用。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对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和选择能力特别重视，认为如果要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分清是非，明辨真伪，做出正确的决策和行为，就必须强化大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培养与锻炼。以美国为例，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一直是美国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他们高度重视训练大学生的价值判断选择能力，提高其道德实践能力，并强调综合运用价值灌输、价值辨别、价值推理和价值解析等多种教育方法，从而引导大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究来潜移默化地认识和认同美国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同时，有关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学术研究在美国也取得重要进展，其中以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Theory in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最为著名，依据该理论所开展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发展出众多的课程范例。[7]一直以来，澳大利亚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都重视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通过诸如学校文化宣传、社会团体活动、多元文化展示、公益服务活动等形式，让大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在体验中领会、在领会中成长，进而形成坚实的本国核心价值观。[8]

（四）实现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多渠道、宽路径

为了提升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果和效率，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作用，采取多渠道、宽路径的方式来推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西方发达国家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推进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结合家庭启蒙、学校教育和社会引导等多种渠道全面展开，利用三方的协同合作来拓宽教育的培养路径。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学校和社区民间组织对于“英国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落实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家庭启蒙教育中注重对于本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以纪念日活动、博物馆参观和日常行为规范训练来凸显核心价值观；在学校教育中将核心价值观纳入课程体系，并提出明确的评价和考核标准；在社会引导教育中，通过广泛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来提升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和慈善观念，确保社会稳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政府部门为各个部门、机构、社团和学校之间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合作提供依据，建立了完整的法律制度框架和行政管理体系。[9]新加坡对于家庭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非常重视，为此还专门设立了家庭教育民众委员会，并对家长开展针对性的培训，让他们充分意识到家庭教育对于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进而督促家长不仅要配合学校开展统一规范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还要在家庭教育中以身作则，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三、中外比较视野下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当前，我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和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作为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必须把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为自身重要职责和使命任务。”在充分考虑我国高校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高校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先进理念，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去。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涵解析

作为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和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贯穿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主线，对于确保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繁荣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我们提出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的概念框架。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的内涵由三个方面组成：在实施对象上，充分调动个体、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力量，集中各方力量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实施路径上，以学校教育为主线，与家庭启蒙和社会引导协同配合，激发个体认识和学习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在实施策略上，强调学校教育的课程教学改革、家庭启蒙的“潜移默化”和“无处不在”、社会引导的项目设计和活动开展以及个体发展的过程性与差异性。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策略路径

1.以学校为主线，推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课程教学改革和课程体系建设。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凸显学校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不仅要重视课程教学，还要持续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和强化课程体系建设，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科学、全面的价值观教育体系。大学课程教学是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渠道，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都是我国高校最为重视的价值观教育课程，其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但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仍存在教学内容重复单一、教学方式死板落后、教学目标脱离实际、教学评价缺乏科学性等问题，必须加快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需要从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学方式的创新、教学资源的拓展等多重路径入手，改变千篇一律的教学形态，强化能力导向的教学评价机制构建。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深刻认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取向，并根据价值取向重新设计教学内容，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运用各种方式使课程教学从理论说教、政策宣讲逐渐向价值观教育和引导转化。另一方面，理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脉络，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将理论知识学习和道德认知能力培养进行科学合理地穿插，使其能够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让大学生完全逃离枯燥乏味和死板教条的课堂氛围。

同时，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仅仅依靠思想政治理論课这种单一渠道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显然是不够的，应该高度重视大量专业课程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在传播和宣传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其他课程的任课教师也要认识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将培养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视为课程教学的目标之一，重视价值观教育在教学内容中广泛深入渗透。为了提升教学效果，任课教师还需要充分挖掘并整理专业课程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内容，将这些内容的学习有机融入到教学的全过程，使价值观教育与专业知识学习、人文素质培养能够有效地加以整合。此外，基于课程教学还可以安排设计各种活动，如辩论、竞赛、演讲、研讨等多种方式开展价值观教育。

2.发挥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作用，构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隐形教育体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的核心观点之二是应该在明确学校主导作用的同时，发挥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作用，在显性教育之外构建一个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隐形教育体系。高校主要担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性教育的任务，并且更多地倾向于理论教学和知识灌输，因而难免会影响到教育效果。实际上，国外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不仅关注一些抽象理论和空洞道理的讲授，同时注重发挥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作用，将知识传授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使那些理论和道理转化为具体生动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家庭和社会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可以将学生的学习转变为一种切实的感悟和体会，进而使大学生在日常生活实践和具体社会活动的体验中加深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绝不能仅仅依靠学校，而是应该将学校与家庭、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既有理论层面的说教，又能在实践层面与学生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确保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面对当前大学生在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被动状态和听而不信的尴尬局面，我们需要努力探索不同的教育手段和教育环境，摆脱固有的僵化教育模式，在显性教育之外开拓新的隐性教育空间，让大学生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感悟理论的真谛和探索实践的体验，进而促进正确科学的价值观的培养。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非常注重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来潜移默化地开展价值观教育，这就是隐性教育的体现。因此，我国高校在开展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研究大学生在不同阶段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特点，以此来确定不同阶段的教育重点和教育方法，依靠家庭和社会的力量建立高效的实践教育体系，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为大学生搭建可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平台，具有针对性地开展紧密联系社会生产生活实际的实践教育活动，让大学生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实践体验中逐渐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一般而言，可以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实习见习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助教支教活动、暑假或寒假“三下乡”活动、社团活动、志愿者活动、社会调查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等。

（三）以个体为龙头，形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渠道和宽领域教育格局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的核心观点之三是充分认识大学生个体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通过多种渠道和不同领域的全面融入教育来提升教育效果和质量。根据国外经典的社会教育理论和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主观能动性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为了充分激发他们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兴趣和积极性，我国高校必须要重视和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强调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成长过程是个体在各种不同的道德理论和复杂矛盾冲突中主动探索、学习、思考、辨别、选择的过程，而绝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因此，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的各种或显性教育或隐性教育都需要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不能采取过于单调呆板的教学方式，通过多种渠道、手段和方法来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自主感悟和切身体会，最终接受、认同乃至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每一位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大学生，只有经过这样一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而又丰富多彩的教育过程，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仰，并最终转变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与自觉行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渠道和宽领域教育格局离不开社会和家庭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因此高校要善于利用整合各种社会和家庭的教育资源，形成一定的教育合力，才能使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开展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各种社会和家庭教育资源具有开放性、群众性、补偿性、融合性等特点：开放性意味着任何人、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都能轻易获得，这能带来教育成本的下降，但如何有效运用却有待费心思量和精心设计。群众性意味着这些资源通俗易懂，便于普通人接受，当然也会是大学生比较容易接受和认同的，这对于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是非常有利的。补偿性意味着相对于学校正规教育资源而言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换言之，正规教育资源能达到的教育目的，这些教育资源也能实现，且更加廉价和易于接受。融合性意味着各种社会和家庭教育资源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或者成为一个大的系统的组成部分，或者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这是最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也是最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丰富多元的社会和家庭教育资源、教育渠道的灵活多样，能够有效弥补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短缺和不足。因此，高校应积极鼓励大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家庭资源，积极地参与实践教学基地和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的活动，有力促进自身正确价值观的构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少数群众出现了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价值取向。这对于正在成长的大学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应对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并促使广大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摆在我国高校面前的一个重要使命。因此，要积极调查和研究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注重创新方式方法，注重实效真效，潜移默化地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当下正值教育和文化交流鼎盛之时，作为同样重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与我国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格里芬认为，“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犯的错误，中国完全可以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10]。同时，研究发达国家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他国经验教训的良好契機，通过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念、内容、方法、成果、师资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在批判中继承，在反思中吸收他国的可取之处，从而用于改进和提升我国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参考文献：

[1] 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EB/OL].（2018-02-25）[2018-06-10].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

[2] 曹宇，刘格. 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及对策 [J]. 教育与职业，2015（25）：51-53.

[3] 陶韶菁.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8）：57-60.

[4] 王磊，曾贤贵，王瑞浩. 多元化背景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3（5）：38-40.

[5] 郑汉华.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及其启示 [J]. 高等农业教育，2006（1）：6-9.

[6] 王维婷. 基于韩国影视文化视角下分析我国大学生价值观隐性教育 [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10）：12-14.

[7] 左蓉. 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及其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J]. 理论观察，2010（3）：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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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何大隆. 英国：合力传播核心价值观[J]. 瞭望，2007（22）：27.

[10]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性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 [M]. 马季芳，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6.

责任编校 陈 瑶

作者：钱小龙 邓宏宝

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论文 篇2：

文化引力与国家形象

文化最能从根本上区分不同的价值观差异。国家形象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软因素，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吸引力源于文化的气质与形象。国家形象根本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二者在国际交往中均具有政治、文化、外交、商业等功能。国家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来自主客观方面的有意作为和塑造，文化吸引力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具有异质文化背景的国家。

国家形象体现国家价值观的内涵、维度和道德标准

国际关系学界对国家形象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形象属于国际关系学与传播学交叉研究领域，指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实际是以国家形象宣传为主题的跨国政治文化传播。

在古代中国及东亚，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汉字文化圈内的儒家学说，非常重视国家文化形象，教诲各国君主诸侯要自觉按儒学约束自己的言行，注意塑造良好的文化形象与和谐的氛围，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中国的儒家伦理学说在相当程度上集中代表或反映着东亚国家的价值观：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将其精辟概括为：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具有普世价值和柔性力量的东亚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和东亚国家发展的精神基础。

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国力衰落，文化大国渐行渐远。文化大国是指那些文化综合国力对世界文化发展具有明显影响力的国家。目前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决定它还难以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中国文化发展自身存在着难点，并且面临现代化、全球化的挑战——文化原创力、文化综合国力、文化管理能力必须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和平崛起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最为突出的全球化现象。大国的和平崛起必然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反响。中国明确表示，走和平发展、文化立国的崛起之路，在国际社会中做“亲仁善邻、崇善修睦”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和平崛起的特点是，在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挑战、不给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带来冲击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和发展。这一崇高目的的实现，有赖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文化的繁荣。

广袤的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华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各族人民勤劳、勇敢、团结奋斗的特性完美地体现整体国家形象，吸引其他国家，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国是历史上的东亚强国，也是世界及亚洲大国。中国并没有能够领导建立区域制度，而是积极与周边国家加强区域合作。这是因为东亚邻国担心中国会重新统治这一地区。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被视为对地区秩序和稳定形成潜在威胁的上升大国。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未来的领导方式会采取其过去的帝国方式——中央帝国周围环绕处于边缘的附属国。中国会对传统的华夷秩序进行现代化改造，作为新霸权的政治模式。

中国周边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提出：和谐、和平、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推向新水平，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其中文化交流功不可没。

日本一直企图否定二战后的和平国家身份，试图重新构建自身认同。20世纪90年代，日本确立了“普通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国家战略地位，从此进入了全面而深刻的大变革时期，冠名为日本历史上第三次“开国”。日本人对其他亚洲国家要求其为侵略战争“反省”、“道歉”，表现出厌恶态度。日本重新构建自身认同，采取否认侵略历史、坚持参拜战犯灵位、积极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大量申报物质文化遗产及美化国家形象的做法，引起国际争议和亚洲国家的反对。日本政治文化具有极端性和内在性的特点。极端性在于日本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内在性在于日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忽视对其他亚洲国家感受的考虑。其根本原因是日本政府对谋取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缺乏正确客观的政治态度，因而造成日本右翼势力日渐活跃、民族主义情绪显著高涨。日本政府坚持并加强日美同盟，在国内有相当的基础。东亚国家对日本政治右倾化表示深切担忧。

文化引力是展现在外国大众传媒和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实力

和平崛起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做出的民族宣言。要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和认同，就要在世界面前重新建立起具有时代感的中国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政府对民权民生的高度关注；各地对民间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抢救和挖掘；广泛开展的国际文化、科技、教育、体育交流；以及对国学及传统节日意义的重新认识；都体现出中华传统文明理念和和谐社会范式。

文化吸引力与国家文化形象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但却不能直接使用简单的意识形态手段加以宣传，只有通过多媒体，用更多、更美的文化意义形象展示人民的友善，喜闻乐见的形式比直接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会更好。2008年中国北京承办第29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搭建了一座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精神风貌和中国首都建设成就的大平台，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全民志愿者活动，对弘扬新的社会风气，提倡人人发扬民族传统美德，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拥有强大的文化实力的美国，政府以国际留学生数量而感到自豪，因为它所反映的是美国教育质量和文化内涵的吸引力。体现东亚儒家道德伦理和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及朝鲜半岛风俗的韩国影视文化产品风靡亚洲，不仅提升了韩国的文化吸引力，而且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使他人想你之所想，欲你之所欲”。行使软实力，关键就是吸引力。而软实力的来源，则是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政策。

约瑟夫·奈教授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他认为在显示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同时，损害了美国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伊斯兰国家的形象。事实正是如此。至今美军已战亡3000多人，而战争却很有可能像越战一样，陷入持久战。欧洲联军纷纷撤出战场，反映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文化方面。二者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最基本的文化概念，有不同的理解。理论界认为，这是一种藏而不露的冲突，导致欧洲对美国文化始终保持警惕。

1977年，美国学者布尔首次提出国际政治文化概念，这是一种大众的、普世主义文化。人们越来越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而跨国界组合活动。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文化、世界公民文化研究。区域一体化及其成败，是当前国际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变数。冷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之顺利，使欧盟发展成

为世界最强大的国际组织。“欧洲文化”及欧洲价值观对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影响十分显著，欧盟代表所有成员国的国家形象。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目的之一，就是依托欧盟改变国家形象，因此，欧盟东扩成功被理论界认为是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意识形态攻势的胜利。

世界各大区纷纷仿效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和模式，尝试区域合作，破除贸易堡垒。理论界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是欧洲人对自己前途的一种认同观念；东盟不可能变成与欧盟相同的国际组织。因为东盟一方面担心被中国和日本边缘化；一方面担心被欧盟和美国边缘化，所以对权力和制度的一体化反映是不积极的。东亚国家利益层面的文化纠葛；制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不同；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矛盾，不仅表现为争夺东亚文化大国地位越演越烈；而且表现为激烈频繁的文化主权冲突，这将成为东亚国家国际合作中的文化障碍。

东亚地区的现实目标是建立基于主权范围的松散权威结构，即积极的软地区主义。东盟就是一种强调非正式性的和限度最小的国际规范，比较接近松散权威体。它包括主权规范和自我约束，强调达成共识等认同因素的建构作用。与欧盟不同，东盟并不奉行文化信仰方面的排外战略；首先考虑是否认同地区规范，其次才是地理范围，而不看是否达到民主自由政体要求。因此亚太经合组织更强调成员国的道义约束而不是协商结果下的法律效力。东亚各国想要建立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区域性合作，首先需要在文化上建立和寻找共识。在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努力消除东亚各国之间历史性的相互误解和不信任，才能建立亚洲地区的共享文化观。走出一条区域合作的“东亚道路”。

国家的文化建设对国力增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优势，就无法拥有未来。按国际通用做法，文化产业、文化资本流动已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中占据固定席位。文化贸易在世界文化市场和国际经济贸易中所占的比例，直接显示一个国家文化综合国力的水平。以牺牲文化发展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暂时快速增长，是不可取的。文化发展衰退与社会政治经济总体进步二者不同步，中国的和平崛起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文化面临现代化转型和重构，和平崛起赋予中国现代文化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使命。因此，中国需要确立和平崛起的最优文化战略途径，凝聚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新气质，探讨区别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模式的新道路。

作者：朱　虹

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论文 篇3：

文化复兴与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思考

[摘要] 观念情感和精神属性是文化产品的本质属性。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中国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时代变化与保留传统价值之间找到平衡；在坚持文化的本土意识的基础上，在保持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注重世界文化潮流，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创造性地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成现实的文化资本，生产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行为方式和消费习惯的产品。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文化产业获得广阔的市场，才能改变中国在对外文化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从而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关键词] 文化贸易赤字；文化复兴；中国文化精神；文化产业走出去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在对外交流上一个奇特的现象正在引起世人关注。一方面，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连年出超，经济综合实力已经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甚嚣尘上。这种言论固然包含其试图遏制中国而故弄玄虚的居心叵测，然而，中国经济大国形象正日益得到彰显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处于严重的入超地位，“文化入超”与“经济出超”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结论，据统计，2005年，中国制造了世界20％的冰箱、30％的洗衣机、40％的袜子、50％的摩托车、55％的彩电、60％的青霉素、65％的体育用品、75％的钟表、80％的拖拉机与95％的纽扣。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的比例则是10：1，对欧美逆差更高达100：1。2000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出口影片则屈指可数。

在影视剧进出口贸易中，“韩流”现象对中国影视剧市场的冲击，更是引起业内人士和学术界的惊叹，不仅如此，“韩流”已经裹挟着韩国制造业商品，在短短两三年内便充斥了中国市场。“2005年，韩国化妆品在‘韩流’影响国家和地区出口额比上年增加35．6％，其中对中国出口6273．1万美元，居于首位；而对‘韩流’影响范围以外地区的出口则呈萎缩态势”。无疑，这种以文化产业为开路先锋的“扩散效应”，在颇具战略意图的深谋远虑中，使其文化的“软实力”作用已经得到彰显。

由此观照中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曾经长时间引领世界文化潮流，并有着千姿百态、闪耀着中国人智慧结晶的中国文化产品，如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尴尬的情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文化产品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弱势”地位?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值得认真对待的严肃课题。尤其在文化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当下，更是一个事关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现实问题。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上自中央，下到具体的文化单位，乃至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WTO的框架内，中国的文化安全、甚至文化危机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令人忧虑。因此，振兴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相关问题，已成为如今最时髦的话题之一。其中，中国文化产品为什么总体上缺乏竞争力的问题又尤为突出。如果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文化生产资源浪费、效率低下；或者一些文化经营性单位观念滞后、缺乏创新和活力；抑或因受制于技术水平低，使文化产品的艺术形式、生产手段等不能适应现代人的文化需要等种种原因是主要症结所在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上世纪80年代诸如《四世同堂》、《渴望》、《上海一家人》等电视剧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其中《渴望》的播出几乎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历史剧《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也曾风靡东南亚影视剧市场。在此，笔者丝毫不否认上述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原因的分析，甚至十分赞同这些观点。但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以内容取胜，并因此又被称之为“内容产品”的文化产品，如果失去了“内容”的独特性，失去了对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和特有的文化精神，最终必将导致其文化产品如同一般工业品一样失去差异性，甚至成为某些民族文化的复制品，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则将大打折扣，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竞争乏力的情况则在所难免。“一个人只有对自己有着更深刻的了解，才能去拥抱其他的事物；只有对自我认同有着更深刻的把握，才能拥抱其他更多的可能性”。换言之，如何在时代变化与保留传统价值之间找到平衡，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化遗产，尤其是文化精神遗产，是中国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必然选择，抑或是做大做强民族文化产业的重要前提。

二、文化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近年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从“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曲阜市政府前所未有地以政府的名义举办祭奠孔子的活动；从2004年北京的文化峰会和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到中国人民大学创立国学院(2005年5月)，并由此引发了迄今为止仍方兴未艾的一股强大的振兴中国文化的思想潮流和广泛的讨论。参与讨论、或争论的学者既有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学术界的大家，更有众多中青年学人，乃至普通网民。尽管从总体上看，这场争论似乎尚未脱离“五四”时期那场文化论争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巢臼，但是，对文化精神缺失危机的忧虑，对重建中国文化价值之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振兴民族——国家的意义，则成为学界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才是这场争论的关键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不可能成为在文化精神意义上的西方人，我们不可能把西方的灵魂引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放弃中国文化精神的唯一结果，就是中国人之丧失文化生命。没有文化生命，我们就不会有德性和创造性。……因此，可以相信，在当代情势下复兴中国文化，重新寻找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必将成为一个普遍的要求。”

回顾100多年来的现代化历程，中国文化已经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在社会道德方面，“三纲”观念已受到激烈的批判，计划经济时代基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过分压抑个人权利的弊端也得到匡正，“但是新的道德范畴体系”却未能建立起来，致使道德失范问题凸现，并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正常运转造成负面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人们呼唤振兴中国文化的思潮方兴未艾之时，主流舆论对中国文化给予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关注。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到胡锦涛“八荣八耻”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高度概括，无一不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光大，无一不是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诠释。这反映了社会的普遍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坚持和传播中国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重要保障

由上述可见，无论是出于“和平崛起”的国家意志的战略需要，还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都不能不考虑我们的文化资本、本土价值的当代意义。中国文化精神要在建立“宇宙秩序”中担当起“共同参与创作者”的职责，就必须坚持和传播中国文化精神，让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

首先，在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生产出更多的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文化产品，让中华

文化精神在构建世界普遍价值中发挥重要作用。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物质载体和精神内涵构成了文化产品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属性。其中，物质载体的本身性能对文化产品的效用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文化产品的效用主要不是取决于其物质载体的自然属性，而是决定于其精神内容或思想感情内容的社会属性；不是取决于它对人们物质需要的满足，而是决定于它对人们精神需要或观念情感需要的满足。因此，观念情感和精神属性无疑是文化产品的本质属性。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广泛的文化交流中，我们首先输出的应当是“中国理念”——中国文化基本精神。

张岱年先生新近出版的《文化与价值》全面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认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等思想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而这些思想中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整体观念，充分尊重人的人本主义精神，始终奋发进取、顽强拼搏的刚健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兼容并包、博大宽厚的和合思想，对于当代全球伦理价值重构中，匡正“泛科学主义”的滥觞对人的存在的忽视，肯定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统一，尊重各国文化的“护本意识”和创新意识，建立世界文化“和而不同”的价值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构建独具特色的国际教育体系和足够强大的传媒实体，为传播中国文化价值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文化价值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教育体系和媒介宣传两大渠道完成的。其中，留学生教育是主要的国际教育体系，国际语言教育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中国不仅要向世界出口电视机，而且还要出口电视机所播放的内容。而要让其他民族理解中国文化精神，语言教育首当其冲。因此，尽管人们对中国将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100所孔子学院的问题仍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面对中国经济日益崛起和世界上汉语需求呈上升趋势的状况，这不失为一种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选择。

如果说汉语言的国际传播渠道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并已形成体系，尚有一定竞争力的话，那么，媒体对外传播的实力则令人堪忧。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业在过去20多年里得到快速发展。中国“传媒实力”已经超过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结构很不均衡。这主要表现为，“国内传播和传播基础实力相对较强，与美国的差距较小，而国际传播和传媒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不仅与美国有巨大差距，而且与日本、英国、印度和德国等国家也有很大差距”。在当今信息社会时代，传媒不仅是国家在国际舞台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耐(Joseph．s．Nye)认为，冷战的胜利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新闻、娱乐、广告等“软力量”得以实现的。由此可见，如果要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我们必须增强国际传播的能力和传媒经济的实力。诸如加强对外宣传力度，加快互联网建设和传媒业改革的力度，使之增强国际竞争力。

第三，注重文化传播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密切结合，创造更多的适应现代人、乃至世界其它民族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就内容而言，虽然我们强调本土文化意识，重视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希望中国文化在建构世界价值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决不是在概念体系上的回返，而是在当下生活境遇中的返本溯源。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精神的简单回归，都无助于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之所以不断强大；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成为世界四大文明中最具生命力的文明，无一不是遵循了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发展规律。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在于创新，在于善于以开放的胸怀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诚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当季羡林先生大声疾呼用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时，他指出，这种“取代”不是消灭，而是通过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因此，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特有的民族性，而且更在于其包容变革的时代性。事实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判断只反映了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而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包容性特征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才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长盛不衰”。在此方面，近年来，韩国文化产业将儒家文化与工业化背景下的大众文化紧密结合而取得成功的事例即是最好的佐证。以韩国影视剧为主要内容的“韩流”，之所以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掀起阵阵旋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影视作品所张扬的“儒家伦理情怀”与现代人生活的巧妙结合，从而适应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人们的价值追求和审美取向。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和传承地的中国，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和借鉴的。此其一。

其二，对于文化产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则应当在彰显中国元素的基础上，努力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把握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使我们的文化产品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价值取向上的普遍适应性，使之更加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如，川剧《金子》将西洋歌剧与川剧唱腔融会贯通，一改传统川剧高、尖、细的单调唱法，从而增添了川剧音乐的优美和感染力。《云南印象》自2003年问世以来，就已经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00多场演出。她的成功正是由于整台舞蹈既是源于云南12个少数民族舞蹈的基本元素，充满中国风格，但又绝非原生态民族舞蹈的再现，而是通过改编、创作，将云南少数民族舞蹈特有的粗狂、质朴的特点与现代舞热情、奔放、向上的艺术张力相结合，并用这种独特的肢体语言来诠释人类与大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来颂扬生命与信仰之美。而“女子十二乐坊”所依托的是最具中国元素的清一色的民族乐器，但她们却打破了民乐演奏正襟危坐、含蓄内敛的传统风格，代之以超短裙、露背装、站立表演，并且身体还随着音乐的起伏颤动，可谓离经叛道。然而，她们却将中国传统的民族器乐与时尚的现代音乐元素有机结合，使其作品既保留了浓郁的中国民族音乐色彩又兼具时尚与流行的世界音乐风格。同时采用现代高科技的声、光、舞美等手段，使之达到完美的视觉与听觉的双重效果，成为了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成功案例。

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下，民族文化产业只有在坚持文化的本土意识的基础上，在保持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注重世界文化潮流，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创造性地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成现实的文化资本，生产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行为方式和消费习惯的产品。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文化产品获得广阔的市场，才能改变中国在对外文化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以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借助实力强大的民族文化产业，通过大量具有“中国概念”的文化产品的输出，使中华文化在构建世界伦理体系中作出应有的贡献，进而使民族文化获得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当今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路径之一。

(责任编辑　邹一清)

[作者简介]张凤琦，重庆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重庆邮电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四川重庆4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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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凤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