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炭行业工伤保险论文

“至于姓浙还是姓晋、姓国还是姓民，我们没有管，也不该管。这是放开的。但是对不起，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办好。如果干不好，我不管你姓什么，统统出局”。谈及外界对山西去年煤矿整合的非议，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可谓“义愤填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山西煤炭行业工伤保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山西煤炭行业工伤保险论文 篇1：

矿难的法律治理：一种法经济学的路径

摘 要：在法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中，成本效益理论揭示了违法行为主体实施违法行为的概率与违法成本成反比、与违法收益成正比的原理。我国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矿难事故与采矿中违法主体的违法行为有密切关系。由于我国规制采矿的配套法制不完善，导致行为主体实施违法行为的成本过低而收益巨大，最终引发了多起重大矿难事故。所以在法经济学的视角下，完善各项与采矿有关的法律制度以提高采矿中行为主体实施违法行为的成本，减少其收益，就成为预防和减少矿难事故发生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矿难；法经济学；经济性成本；行为性成本

文献标识码：A

根据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经典解释可知，抽象意义上的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1](P295)。具体而言，范式就是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2](P130-136)}。因此，法经济学范式，就是偏重于运用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等立场、观点、原理和方法，分析、评判和预测在法律制度、法律活动及其法律制度框架下，人如何进行行为决策等问题的一种研究范式。法经济学的范式体系由“一个基本假设”(即“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 或者理性选择理论)、“一个理论基础”(即交易成本理论或者“成本—收益范式”)及“四大定理”(即斯密定理、科斯定理、规范的霍布斯定理及波斯纳定理)组成^{[3](P211-212)}。法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及其所具备的假设、理论和定理，不仅对于研究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矿山安全法律制度、矿山企业组织法律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对矿山企业、安全管理者及矿工预防安全事故的影响分析具有某种符合实际生活情形的相对比较优势，并且还为建立在矿山安全事故中的各主体行为的经济逻辑、经济结构及经济动机之上的矿山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了现实和潜在的理论支撑。不过，在矿山安全事故分析上，这些理论的运用具有一个共性，即它们都基于“人是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者”的假设，将法律规则体系类比为市场价格体系，法律规则下的行为人时刻都在进行得与失、利与害的比较分析后，对自己的行为方案加以符合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于是，在现有采矿法律规则下，矿山企业、矿工、安全监管者的行为反应就类似于市场中参与者的行为反应，即他们会根据既定的法律规则体系这一“隐性价格体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后，选择有利于自己利益实现的最优对策或策略。本文基于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范式”(简称“本益范式”)，采用分散式思维分析采矿法律关系中各违法行为主体的违法成本和收益，探讨我国矿难事故屡禁不止的经济机理，进而得出法经济学的“本益范式”在矿难中的意义回归：矿难事故法律治理的强化。

一、“本益范式”在矿难分析中的扩展

成本在经济学中是指产品价值中的劳动耗费。违法行为的成本包括实施行为过程中所作出的物质耗费，实施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后果以及由违法行为所引起的社会给予的惩罚和制裁。这个成本既有必然成本，又有法定成本。必然成本是指行为主体实施特定违法行为本身必然要承受的资源耗费等代价。法定成本是指法律规定经济行为主体实施特定违法行为应当承受的代价，它实质上就是法律对违法行为所规定的制裁。违法行为成本的具体形式有^[4]：

1.经济性成本。经济性成本既表现为行为主体实施违法行为本身必然要承受的资源耗费，即必然成本；又表现为行为主体实施违法行为给国家、社会或特定的社会组织与公民造成的财产或其他经济利益的损害，而应当以其财产或其他经济利益给被损害者以补偿，即法定成本。

2.行为性成本。行为性成本主要是指法定成本。就采矿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采矿管理法律关系的被管理主体因实施违法行为受到某些限制，如被强制整顿、强制停业、吊销采矿许可证等，严重的要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是在采矿管理法律关系中的管理主体因实施违法行为受到某种限制，包括限制或剥夺其管理资格，纠正调整其管理行为，承受行政处分等，情节严重的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违法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大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法律设定；执法水平；主体能力；行为机会^[4]。我国采矿业在权利界定、行政审批与监管、矿难责任事故的处罚力度等制度上均存在缺陷，致使采矿违法主体违法行为的成本较低，为其实施违法行为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机会。

二、“本益范式”的进一步运用：矿难事故原因分析

在法律生活中，人们实施各种法律行为，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真善美，而主要是为了获取各自的利益。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法律的遵守、规避或者抵制，从根本上说，都取决于他们对法律权利义务及其蕴含的利益的评价，取决于法定权益与其自身利益诉求之间差距的大小。他们在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中都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成本收益的核算。法律收益越大，人们就越有动力清晰界定各自享有的权利，并积极争取机会以便享受更多的权利，力图摆脱和规避法律义务。与此同时，由于不同类型法律规范的供求状况是有差异的，主体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在不同地区、行业、组织、时段中会有不同的安排和配置，这使得法律主体面对的隐含法律成本和收益便很不一样，进而导致其对待法律的态度各不相同。

(一)分析路径之一：经济性成本过低

我国对采矿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和《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规范中，此外，还散见于《宪法》、《刑法》和《行政许可法》等法规中。部分条文的不完善及某些制度的不合理，使采矿行为违法主体有机会降低实施违法行为的成本，从而加大了矿难事故发生的概率。

1.采矿投资成本低，安全投入成本低。

(1)投资成本分析。虽然《宪法》和《矿产资源法》都规定一切矿产资源属于国家，但国家是抽象的，实际上所有者是政府。在这样的所有权制度下，与城镇建设用地一样，矿产资源也只能出让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然而由于“采矿权是在不断消耗矿产资源的过程中来处分矿产资源的,从而使它与旨在用益而不是消耗和处分财产的他物权有了本质的区别”^[5](P323)，这样使得矿权人以用益物权的价格取得了矿产所有权的价值。

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采矿审批权属于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这种行政配置做法将矿产资源排除在市场配置之外。这阻碍了矿权市场的形成，使煤矿开采权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定价，导致了矿权人取得采矿权的物质成本过低。

(2)安全投入成本分析。采煤业长期实行承包制，承包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是承包的期限太短——通常只有3到5年——而且朝不保夕^[6]。短期的承包只能催生短期行为，在这种权利界定不清、期限短暂的承包制下，短期行为就成为矿主唯一的理性选择。由于煤矿设备造价并不低廉，一整套完整的设备至少需要几千万的投资，而煤矿主在煤矿上又没有长期的权利保障，如此投入巨资而无受益的事是没有人愿意干的。加上煤炭又是一种稀缺但在短期内无限供给的资源，为了尽量减少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煤矿主不愿在基础设施上做长期投资，而代之以忽略基础设施和安全设备建设，冒险进行掠夺式开采，争取在短期内采出尽量多的煤。

现行《矿山安全法》规定了开办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但这并不等于确立了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现实情形中，许多矿山企业具备了开采条件但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在矿山生产实践中表现为矿山企业安全投入欠账大，安全管理机构或安全管理人员等其他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却照常开采。这不仅存在高度安全隐患，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在掠夺式开采中回采率最低只有10%左右，这意味着每采出一吨煤，就要浪费掉9吨。

2.存在权力租金成本。在采矿过程中，非法经营煤矿者以一定的金钱和物质利益换得当地政府部门对其违法生产的许可，各种“通关费”即构成其租金成本^[7]。非法经营煤矿者仅需支出少量的资金即可打通行政审批和监管的后路，从而获得可观的潜在收益，包括不受限制开采，安全设备不到位下的肆意开采，受地方行政权力的保护以及垄断开采权等。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则是法律法规对行政审批监管体制规定的混乱。

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采矿审批权属于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而现行《矿山安全法》所设定的矿山安全监督主体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土地的使用还需受到土地管理部门的监管等。

依照这些法律，要想成为矿权人必须接受几个部门的审批，由于不同部门对申请审批人的审查重点不同，审查程序、内容也都大不相同，导致了审批的混乱。此外两种不同的审批制度又存在对同一内容都有规定但所规定又不同的地方，而两部门所依据的法律效力又相同，更加深了审批的混乱。这就直接导致了两个必然结果：审批关把不严，一些不符合开矿标准的企业利用审批的混乱，浑水摸鱼，而个别领导也利用这点为一些企业大开绿灯，自己发笔小财；更为重要的是监管不力，一些企业过了审批关之后，为了减少成本，就降低各项企业的安全指标，而监管部门则对此视而不见。

诸如《矿产资源法》、《矿山安全法》之类的法律法规对采矿监察管理机关及其监管人员的职权和行使职权的原则与程序规定不明，使这些部门有机趁此征收“苛捐杂税”，这必然导致矿权人的压力，矿权人为了转移压力把“苛捐杂税”转嫁给工人，这样，安全隐患问题就慢慢凸现了。因规章不明还会导致法律虚无，对油水小的地方各主管部门放之不管，相反油水大的地方则成为权力寻租求租的舞台，也成为权力和金钱博弈的游戏。

3.事故赔偿成本过低。我国现行法律中缺乏劳动者权益保护条款，《刑法》关于侵犯劳动权的犯罪仅仅表现在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强迫劳动罪以及《工会法》中规定的犯罪。而且这些都是针对给劳动者人身安全、健康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而未涉及对给劳动者人身安全和健康造成危险的行为的处罚。《矿产资源法》中的法律责任条款主要是针对矿山及矿产品的保护，规定破坏矿山及矿产资源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没有涉及矿工的人身权益保护。

《矿山安全法》中规定了保障矿工人身安全的标准，如规定：矿山企业安全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必要的安全专业知识和矿山安全工作经验；矿山企业必须向职工发放保障安全生产所需的劳动防护用品；矿山企业必须从矿产品销售额中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安全技术措施专项费用等。但鉴于上述煤矿主对巨额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以及行政审批监管部门把关不严等原因，使得这些标准很难落到实处，无法保障矿工的健康权。

《煤炭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规范中对煤矿事故的赔偿力度和标准有所规定，但这些标准都比较低。从目前情况看，如果遇难矿工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对于他们的赔偿标准就要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即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48个月至60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这个标准还比较低。以前，对煤矿事故中死亡矿工的赔偿金一直是一人两万元，直到前几年也就是几万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能源的急剧需求，煤炭价格一路上涨，煤炭行业持续处于卖方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在我国低赔偿标准下，矿主们并不特别担心煤矿出事死人，因为几万元的事故成本比起他们采矿所赚取的利润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多数矿主心存侥幸，不愿增加安全投入。一些黑心矿主甚至在被发现违规、责令停产之后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仍旧突击生产。对于矿难的惩罚，政府一般采取罚款加整改的方法，一些企业往往可以在隐匿一段时间后，又可以轻松上马并迅速让利润链滚动起来，矿难的成本和代价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填平^[8]。

当几万元的赔偿标准与高昂的安全生产保障费用进行比较的时候，当每年成百上千万的利润与侥幸没有事故的机会主义心理遭遇的时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无一例外会激励矿主选择降低或者根本不设置各种安全设施标准以防止矿难事故的行为策略。

(二)分析路径之二：行为性成本过低

采矿关系中违法行为的行为性成本包括采矿监管者实施违法行为和煤矿主实施违法行为所受到的法定制裁。在集中规范采矿的法律法规中对此均有规定，但由于其规定得不完善，面对相对较低的行为性成本和高额的利润，主体会不惜铤而走险，在采矿中实施违法行为。

1.政府主管监察部门的行为性成本分析。《矿产资源法》第39至48条规定了采矿监管主体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所应承担的行政及刑事责任。同时，《煤炭法》第80条规定了采矿监管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所应承担的责任；《安全生产法》第77、78条，《矿山安全法》第48条，《矿山监察条例》第6条等也都规定了矿山安全监察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职责构成犯罪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

按照这些法律规定，对于采矿监管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而未构成犯罪的，只会受到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则适用《刑法》第397条和408条追究其刑事责任。《刑法》第397条规定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第408条规定了环境监管失职罪。

在犯罪构成上，这几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或“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即只有造成严重后果才构成这些罪。这在客观行为要件上就放松了对政府监管主体的要求。

在量刑上，《刑法》397条规定了两个量刑档次：对于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徇私舞弊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408条的量刑更轻，构成此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由此可看出，我国法律法规对应承担责任的政府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处罚力度过轻，致使其违法成本太低。对于这些主管部门人员来讲，面对巨大的利益，他们不负责任、失职渎职甚至违法犯罪的损失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即使要追究其责任，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也会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理由来搪塞，或以其他方式来推脱责任。对官员毫发无伤的惩戒机制、官官相护的官场恶习，都足以使本就不完善的监督落空。

责任处罚制度不仅让监管人员在行使监管职权时心存侥幸，认为小的疏忽不会造成重大事故而在审批过程中大开绿灯，使不少不合格企业得以进行煤矿开采。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监管人员也是其自身及部门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由于量刑的不足，使其在发生事故时所需承担的法定成本与其所能获得的巨额经济利益相比相对轻微，这也促成了他们的冒险心理，为了追求利润，即使承担责任也在所不惜。

2.矿权人的行为性成本分析。《矿产资源法》的法律责任追究主要是针对破坏矿山和矿产品的行为，并未涉及由于非法采矿致使矿工受难的矿权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对矿难事故中矿权人的责任追究主要体现在：《矿山安全法》第46、47条规定了矿企主管人员违规操作造成重大事故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煤炭法》第78、79条规定了发生矿难事故时矿权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安全生产法》第80-83条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违规操作造成安全事故所应承担的责任。

《刑法》第134、135条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涉及到煤矿主或者是煤矿企业主管人员违规采矿情节严重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罪名也可得知这两条罪都是过失犯罪，即“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才构成此罪。罪名都强调要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量刑最高为“情节特别恶劣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未构成犯罪的，则只承担行政责任，即受到经营资格的限制，如被吊销生产许可证，强制停产整顿等。这样使煤矿主心存侥幸的同时也不甚惧怕承担刑事责任。原因很简单，即使发生重大事故最高也只判7年刑，而煤矿主的违法行为收益则是超额而巨大的。在利益的驱使下，煤矿主置法律于不顾而大肆违规开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本益范式”运用的回归：矿难法律治理的强化

既然由于法制的不完善使得采矿行为违法主体的违法成本过低，就应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提高违法主体的违法成本，使其惧于实施违法行为。

(一)提高投资成本

将矿产资源资产与国有其他经营性资产一样，投入市场交易。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的采矿权必须界定到个人，而且期限要足够长。土地使用权的期限为40~70年不等，煤矿开采权的期限也应以煤矿预期的开采年限为准^[6]。如果一个煤矿预期可以开采30年，那么矿权期限至少应达到30年。矿产资源作为国有资产的一种，在转让开采权时要考虑到其特殊属性以充分估量其价值，可尝试采取特殊的方式如以矿产所有权的价值来为其定价^[9]。行政部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是规范矿产资源的市场交易秩序，并对矿产开发利用进行宏观调控。

在这种公开竞价的条件下，投资者会充分考虑煤矿的预期价值，并开出足够高的价格。在买下矿权后，由于长期权益有了保障，煤矿主也会更加珍惜，加大投资力度，尽力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事故。

目前，某些地方政府已启动了改革试点。如山西临汾采用协议出让的办法，尽管还没采用招标拍卖的方式，且定价异议颇多，但在安全投入及防止资源浪费的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

(二)斩断权力租金成本

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行为，大都通过行政过程和在制度框架内实施。任何行政违法行为都是行政过程制度疏漏的反映，都是利用了行政法制的缺陷，特别是通过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实现的。所以不仅要追究官员的个人责任，更应想法弥补管理过程的漏洞^[10]。

首先，要明确审批监管部门在矿山安全生产监管中的地位，厘清其相应的职权和职责。着重规范政府执法行为，完善矿山安全生产审批监管部门的执法程序，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严禁检查前事先通知矿主，严禁监督监察人员从事或参与矿山生产经营活动；创设检查记录、责任人签字及报告制度，明确规定执法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尽可能保持安监系统的垂直隶属关系。对于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规定地方政府及其所属安监机构不得参与该事故的调查与处理，由安监总局调派外地的安监员进行调查。在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同时增强安监机构的独立性。

在斩断审批监管机关与煤矿的利益关系上，国家已经开始采取相应措施。如国务院于2005年8月22日发出的《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必须从入股煤矿中撤股；国家安监总局也发出了2006年要把亿元GDP死亡率、工矿商贸10万从业人员死亡率等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指标的指示。这都有助于打破官商在安全问题上的“利益联盟”。

其次，在所有技术性事故频发的领域，还应尝试实行新的监督检查制度，引入社会多元监督的新治理模式。国家可以赋予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社会监督权，可以让一些非赢利组织承担一部分公共监督的职能。同时加强司法机关的介入，如近期探索建立起来的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机制”和“检察建议”。前者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以及时追究犯罪责任；后者可帮助行政机关健全制度，严肃执法。这两种措施在预防犯罪、促进依法行政上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再次，对于维护公共安全利益的问题，不仅国家机关要负责，还要给公共团体和个人提请调查的权利。

(三)提高事故赔偿成本

维护和保障矿工健康权是国家和矿山企业的义务和责任。在专门的安全法规中，应详细规定国家和企业有义务建立和健全矿工职业病防治体系，切实保障矿山企业职工的健康权益^[11]。

矿山安全法之类的法律未对矿工的劳动保险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只是采取“抚恤和补偿”的原则性规定，这不利于伤亡矿工及其家属权益的保护。因此，应当强制性地规定矿山企业必须为矿工进行工伤社会保险，以保障矿工合法权益。2003年《工伤保险条例》的标准也较低。《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紧急通知》，规定遇难矿工亲属可在“伤亡赔偿标准”与“工伤保险”间选择标准高的要求赔偿，从而加大了煤矿企业的安全事故成本，有利于更大限度地保障职工利益。

一个更直接的方法即通过制定法规明确赔偿数额，让矿主们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如煤炭大省山西于2004年底出台的新规：从当年12月1日开始，因煤矿事故造成的人员死亡，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提高死亡赔偿金增大了安全事故发生后的安全机会成本，从而促进煤矿主事前采取预防措施，增加安全投入。

(四)提高行为性成本

其实刑法从采矿的设立、审批，到生产经营活动的展开，再到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等可能发生矿难的环节的违法犯罪行为几乎都有规定，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加以有效适用。

《刑法》第114、115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关部门可通过对此罪做出司法解释，将其适用于无视矿工生命安全、故意违规违章开采而有可能引发重大矿难事故的违法行为。即只要有引起伤亡事故和损害健康的严重违规行为的可能，就追究其责任人刑事责任。这样从预防上入手，使采矿业由“死不起人”向“不敢死人”转变。这就大大加强了对矿难责任主体的处罚力度，提高了其行为性成本，强迫其在实施违法行为前将违法成本与预期收益进行比较，做出谨慎的选择。

对其他涉及矿难重大事故责任罪的相关惩罚条款也可作出司法解释，规定有些罪可以数罪并罚，以增加刑罚的威慑力。

同时还应加强经济处罚力度。在刑事责任方面，可以在判处主刑的同时加处罚金；在行政责任上，《煤矿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的罚款金额为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这一数额与违法采矿可得的利益相比尚不足以构成威慑，还有待于提高，具体数额应使违法主体不能从其违法行为中获益为宜。

参考文献：

[1] 库恩.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2] 冯玉军.法经济学范式的知识基础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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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大洪.经济违法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N].法制日报，1998-01-31(4).

[5] 肖国兴.自然资源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6] 冀志罡.产权不清，矿难不止[EB/OL].http://business.sohu.com/20051230/n241223610.shtml,2006-04-10.

[7] 沈刚.浅析煤炭安全生产管理的困境——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A].2005年湖北省法经济学年会论文专辑[C].武汉：内部出版，2005.

[8] 李成.矿难缘何接连不断[EB/OL].http://zhangjiakou.hebei.com.cn,2005-02-01.

[9] 康纪田,李燕.论暴力催生矿难的法律成因[J].前言，2006，(2).

[10]于安.遏制矿难:期待更强的法治力量[N].检察日报，2006-01-03(4).

[11]陈伟超.以行为控制为目的修订《矿山安全法》.http://article1.chinalawinfo.com/article/index.asp2005-9-23,2006-01-09.

Legal Regulation of Accidents in Mining:An Approach of Law and Economics

LIAO Jian-qiu,ZHOU Jing-mei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China)

Key words:accident in mining；law and economics；material cost；law-punitive cost

(责任编辑：周振新)

作者：廖建求　周敬玫

山西煤炭行业工伤保险论文 篇2：

民间投资:是进是退

“至于姓浙还是姓晋、姓国还是姓民，我们没有管，也不该管。这是放开的。但是对不起，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办好。如果干不好，我不管你姓什么，统统出局”。

谈及外界对山西去年煤矿整合的非议，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可谓“义愤填膺”。

“网上炒了很多东西，浙江老板是1997年、1998年才进入山西，到2000年左右开始成批量进入山西，他们接手的是什么，都是乡镇煤矿，那些煤矿有的只有3万吨，有的2万吨，多的也就6万吨。当时正好是最低点进入的，赶上煤炭市场越来越好，有的抓紧时间改造升级、扩能，迅速搞成30万吨甚至更大；有的急功近利，不停地挖，顾不上改造升级，看上去产量不少，但是没有经过合法手续。他们叫唤说，我现在能产90万吨，但你记录上只有6万——严重超能力生产，超了15倍，我都没说这些问题，他还在这叫唤。”张复明的“炮轰”很猛烈。

谈到浙商将山西评为投资预警区，张复明更是怒不可遏：“他说了算?这有意义吗?资本是逐利的，有利自然会来，没利怎么说也不会来。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担心。”

2009年，围绕四万亿投资的流向，民资是否被挤压、向何处去的争议贯穿始终，而山西煤矿整合成为焦点，也成为2010年两会上的热门话题之一。

山西“还远没有到位”

张复明以一个比喻来解释山西的煤矿整合：一个中学举行跳高比赛，准备举行预决赛，在那之前有一个及格赛，及格线1米70，我不管你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的，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你是1米90的个子还是1米57的个子，对不起，伙计，1米70的及格线，你跳过了你就参加预决赛，跳不过就不要参加比赛了。

“山西煤矿整合也设置了一个标准——主体300万吨，单井120万吨，说白了就是你必须管理过大型煤矿。为什么定120万吨?因为120万吨你必须上综采(综合机械化采煤)，不可能弄50个80个工作面，无数个老鼠在那打坑，不可能。”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们省里就是这个界线，你跳过这个线，就可以作为兼并主体，不够的，如果你还够被兼并条件就留下，如果连被兼并条件都够不了的话，对不起，你就走人。”

他说，这叫生产力标准，保护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煤炭行业它有特殊性，必须这么做。”

如何区分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张复明解释：两块煤放在桌子上，一块煤由大矿生产，一块小矿生产，市场辨别不了他们的差异性。但是小矿挖的可能是有安全隐患的、带血的煤，是没有社会责任，破坏了环境的；大矿的尽了社会责任，安全有保障，是绿色的。但是大矿成本要比小矿大得多，而市场却只认价格。“政府不管的话，结果就是小矿把大矿挤死。所以政府只能帮助提高门槛，让那些更好的、负责任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企业留下。”

“至于姓浙还是姓晋、姓国还是姓民，我们没有管，也不该管。这是放开的。但是对不起，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办好。如果干不好，我不管你姓什么，统统出局。”张复明说。

他表示，不是国字号就是先进的，不是民字号就是落后的，山西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本地和外地企业一视同仁。“比如大寨所在的昔阳县，是山西煤炭资源蕴藏比较丰富的县，就是一个浙江老板作为主体，把昔阳的煤炭都兼并了；还有朔州、吕梁，很多矿也被民营企业兼并了。”

“能源领域，西方国家也都是大矿制，而且很长时间是国有大矿制。”张复明说，山西煤矿整合是以国家政策为依据的，“山西只是迈出了一步，力度还不够，还远没有到位。”

马凯力挺山西

3月5日下午，北京国谊宾馆，山西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参加审议并代表国务院听取审议意见。

会上，山西煤矿整合成为贯穿全场的主题。

2008年9月，时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的王君受命担任山西代省长。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场产业整合。前任孟学农因矿难而去职，“山西省长不好当”几乎已成共识。上任不到半年，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公司屯兰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78人死亡、114人受伤。

在向事故死难矿工家属“哽咽致歉”后，山西启动了被外界冠为“国进民退”的煤炭资源整合。一年多后，在两会全团会议的发言中，王君首次袒露心迹。

“这一年多的体会，可以用酸甜苦辣来概括。”“过去一年山西贯彻中央和国家的部署，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但今后任重而道远。从这个角度说，要当好山西的省长，有时真的很难睡着。”

王君带来了一组数字：2009年比2008年各类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018人，下降27％，其中死亡10人以上事故数量下降72％，煤矿死亡10人以上重大事故下降40％，山西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下降至0.3283，远远低于全国0.892的水平。

经过整合，山西省矿井数由2600座减少到1053座，企业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

对于：“国进民退”，他用另一组数据证伪：目前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煤矿企业的比例为2：3：5，股份制企业是主体。

在3月5日会上，馬凯力挺山西的资源整合。他评价说，这在中国煤炭工业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在他看来，当时山西面对至少四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市场压力，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市场对焦炭的需求萎缩；二是保供的压力，因为全国用煤还指望山西；三是社会压力大，职工出路要解决；四是舆论压力也很大，有所谓“国进民退”、“政府拉郎配”、“捏合”等说法，甚至山西地位下降的说法都有。

“如果没有认清形势，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在那样的压力面前是挺不住的。(重组后)组织结构得到改善了，既保护了资源，保护了环境，保护了生命，也保护了干部，也保护了山西人民子孙后代的发展条件。”马凯说。

说“国进民退”是事后诸葛亮

关于“国进民退”热议，从两会正式召开前一天就开始了。3月2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有记者问及这个问题。

发言人赵启正说，印象不是判断的最可靠手段。他援引数据说明，2009年，私营企业在许多方面都比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发展更快一就总资产而言，私营企业增长20.1％，而国有企业只增长14％；从业人数来看，私营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只增加0.8％；最重要的是利润，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是降低4.5％。因此，“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在比翼齐飞。”

3月4日晚，重庆市长黄奇帆召开记者会，同样被问到“国进民退”问题。黄奇帆回答，这是个伪概念。“什么叫全球

金融危机?什么叫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就是指这个当口，不管国有还是民有都遇上了经济困难，都发展得慢了。这个时候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你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

“现在民间资本想叫他投他也没能力投，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政府去启动。”黄奇帆说，“金融危机这个当口，事后诸葛亮，说什么‘国进民退’，都是看人挑担不吃力。”

除了黄奇帆，两会期间，省长和市长们纷纷被问及同样的问题，而这些主政一方的地方经济舵手的回应相当一致——并不存在国进民退，相反，是“国进民也进”。

中小企业负担依然偏重

赵启正的数据似乎没使所有人信服。有一些人针对其数据进行解读。一篇文章说，不应拿“增长率”而应拿“增长量”来证明资产进退。“一个很简单比喻：有两兄弟，老大原来有5万元，老二原有1万元。经过一年，老大的资产变成了7万元，同比增长了40％；老二的资产变成了1.6万元，同比增长了60％。就‘增长率’看，老二的资产确实增长得快些，但实际老大资产增加了2万元，老二的资产只增加了6000元。谁进谁退，一目了然。”

众说纷纭，而对此话题最有发言权的民营企业家却显得很是谨慎。

浙江团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代表，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国进民退”这个词并不完全准确，他更喜欢用“碰撞”，“国有企业在有些领域确实有所拓展，两个经济体并行的时候，发生碰撞也在所难免”。

尤小平认为，必須加快民企转型升级。至于浙江资本在山西受挫，他的见解也别有不同，“这说明浙江资本还是一盘散沙，不够强大，达不到人家的要求。”浙江的成功经验在于政府放权于民，“现在政府不应该只是放权，应当促进浙江民营资本的整合，使其形成规模。”

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代表在会前做了大量关于民营企业的调研，她的一个结论是，2009年，以浙江的情况看，国有资本对民间资本并没有产生“挤出效应”，但是前者也没对后者产生什么带动。

车晓端不仅关注浙江，而且关注全国民企的情况。在一份建议当中，她用到了“国进民退”这个词：“从航空、钢铁、房地产到山西煤炭等领域，似乎有新一轮国进民退之势。”她写道，民营资本的准人仍受到很大限制，“我国垄断行业中民营企业进人比例不到20％，铁路行业仅为0.6％，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

在资金扶持方面，她说，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并不明显，且成本过高问题依然突出。

2009年上半年，我国金融机构贷款7.37万亿元，小企业贷款仅占总额8.5％；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反映，70％以上的中长期贷款投向政府融资平台。目前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只占主要金融机构贷款的10％～15％左右，得到风险投资的只有千分之一。

“中小企业负担还是偏重。”她在建议中写道，中小企业目前缴纳的税费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水利基金、残保金、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重大病医疗补助、生育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据测算，一个年销售收入6000万元、员工500人的中型纺织企业，如果依法真实纳税，则应交纳的各项税费总额约为795.3万元，占销售收入的13.26％。即使近年以来一些减负政策出台，上述比例也在10％以上。

车晓端建议，政策要有利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给民间投资以均等的机会，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使民间资本有序进入目前实际存在的垄断行业和领域。“尽快制定符合实情和发展需要的民间投资促进法规。要从根本上保障民间投资的合法地位和权益，消除民间投资的后顾之忧。”

作者：舒泰峰 李 拯

山西煤炭行业工伤保险论文 篇3：

“盲井”犯罪生态

把骨灰扔进江河沟崖、倒进马桶冲走，或者把证件严重不全无法火化的尸体抛进山洞……事实远超想象，这是“盲井式犯罪”在事成之后，处理骨灰或尸体的一些手段。

在矿上谋生的矿工们，诱骗智障、流浪汉、务工者，甚至是同乡、亲友，到矿上打工，趁其不备将其砸死、推进矿井、放炮炸死等，伪造矿难现场，再找人冒充家属向矿方索要赔偿。事成之后，用来作案和讨价的筹码——人命，无再利用价值，便遭遗弃。这种人为制造矿难骗取赔偿案，因与电影《盲井》情节类似，被称之为“盲井式犯罪”。

事实上，电影亦来源于现实，公开资料可查，这类犯罪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当时已形成团伙间分工合作的模式。

20年来，此类犯罪偶有可见，虽多属团伙作案，但人数超过半百的很少。5月30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检察院对外公布，对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的74名被告人提起公诉，嫌疑人艾汪全、王付祥等，在山西、陕西、河北、甘肃、新疆、内蒙古六个省区涉嫌故意杀害17人伪造矿难。

74名嫌疑人，大部分来自一个县城，流窜作案伪造矿难杀害17人，另外还有核查中的35条线索，这些关键词给这起案件留下更多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翻阅这类案件，是感叹犯罪者或嫌疑人的残酷，还是会追问“盲井式犯罪”的生成土壤？以及，为什么法律与秩序在他们的身上荡然无存？

而那些被杀害、被损害的，又何止受害者和矿方利益。
“私了”赌博

“风暴眼”如今归于平静。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东部石哈河镇上一片苍茫草原中，几个井架远远地矗立着，走近了看，还停放着装载机、工程车、货车，铁矿石成堆堆放或散落着，走遍整个矿区无一人在矿上作业。

一根铁链锁着宿舍区的简易大门。喊了几声后，56岁的鲁发友应声走出，他挥着手以示撵人走。他自称年初来到这里看门，对矿上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个矿好着呢，你不要问了，走吧，走吧。”

这就是案发的铁矿，由乌拉特中旗大安鑫海工贸有限公司（下称大安鑫海公司）开采经营，法定代表人是山东籍人赵乐喜。

该矿停产已一年有余。据陕西籍民工张明（化名）称，2014年底，该矿因拖欠电费遭停电继而被迫停产，临近春节，90余名工人找矿主讨薪无果，便四处维权。讨薪时，矿工们爆出了矿方的“秘密”，由于矿上发生工亡事件，矿方“私了赔偿，资金亏空较大”，导致无钱支付民工正常工资。

警方介入得悉，大安鑫海铁矿曾发生工亡一人的“矿难”，矿方赔偿68万元“私了”。警方进一步调查死者留下的身份信息发现，“受害人”居然还活着，死者另有他人。

经过顺藤摸瓜式的侦查，警方发现这是一起特大系列杀人伪造矿难诈骗赔偿金案，目前已经查明的是，74人在六省流窜作案杀害17人，另有35条线索在核查中。

目前，矿主赵乐喜的电话号码已是空号。乌拉特中旗法院2015年6月作出的一份执行裁定书称，“因大安鑫海公司在2014年12月前发生矿难，公司财产抵债，法定代表人赵乐喜已被乌拉特中旗公安局逮捕（取保候审），无法送达执行通知书等。”

据悉，当地安监部门在案发后也很难联系到赵乐喜，须求助于公安部门。

42岁的赵乐喜，在当地开采铁矿有七八年，为何在“事故”发生后不主动上报，把自己推入停产、被追责和追债的境地？

“一般民营小矿的老板都有侥幸心理，他们花钱不太害怕，罚款也不怕，就怕被关停整顿，甚至暂扣或吊销证件。”熟悉当地矿业的李雷（化名）称。

在得知矿上发生工人死亡事件时，是按照程序上报等待事故调查，还是“私了”息事宁人？矿方经过了一番成本收益的比较与计算。

选项之一是上报、停止施工，等待安监部门调查。如被调查确属矿难，自身存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将面临赔偿受害人家属，接受行政部门罚款、没收采掘设备、停产停业整顿甚至关闭等处罚；选项之二是 “私了”，给受害者家属一笔赔偿，风险则是一旦事情暴露，不报、谎报事故，情节严重的，将处三年以下刑罚，并同时面临行政处罚。两种选项，付给家属的赔偿相差不多。

李雷介绍，矿方和作案人如有意瞒报、不报，相关部门很难发现。“瞒报、不报行为，95%以上是有人举报或因其他事件意外牵出才案发。如果不是民工讨薪，很难说这个案子今天会被查出。”

在一些矿主看来，案发的可能性，不及眼前的停产更可怕，他们宁愿赌一把。据相关法律及内蒙古《关于进一步落实非煤矿山企业主体责任加大事故处理力度和深化隐患整改的通知》（内安监非煤字〔2010〕267号）要求，对于死亡1人-2人的事故，要停产整改3个-6个月。未经安全现状评价及安全监管部门现场验收合格，不允许恢复生产。

“矿主就怕停产，一停产，银行催贷的紧跟着就来了。”李雷称。

矿主赵乐喜时运不济，还赶上近年来钢铁行业的低迷期。在乌拉特中旗，多丘陵高原和山地，当地煤炭、铁矿、黄金、有色金属等资源较为丰富，自2004年当地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发布实施后，当地矿产开发步入快速发展期。目前，大大小小的矿山100余处，以中小型矿山为主。

如赵乐喜一样的外来淘金者，拿下当地不少矿山开采权。“那时候钢铁行情好，不少人盲目投资，一批矿山就起来了。” 赵乐喜于2007年接手事发铁矿，但很快行情下落，开发矿山又需要前期投入很大，且过三年至五年投资期才可能见效。“矿主害怕停产整顿，而作案的人熟悉矿山，在矿上打过工，清楚老板的心思。”

但这次大安鑫海公司押注失败。接近当地安监部门的人士对《财经》记者称，因该案刑事部分还未结束，暂时未对大安鑫海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按照前述及有关规定，大安鑫海公司未报事故，或将面临停产整顿和数百万元的高额罚款。

多面矿工

实施盲井犯罪的行为人，一样在进行成本收益和案发几率的比较。

内蒙古盲井系列案的74名嫌疑人，大部分是来自云南盐津县的农民，有花甲之年的老者，也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据悉，他们在作案中手法专业，将被害人杀死后，制造垮塌或爆炸假象，有时还会再对受害人进行毁容，使辨认尸体更加困难。一些受害者就是他们的同乡村民。

接近该案的一名人士了解案情后不禁感慨，这些曾出外做矿工靠苦力谋生的农民，“本应勤劳朴实，何以法律规范和道德约束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

另一名知情人士以“来钱快”解释他们的作案动机。这个可用来回答一切犯罪根源的答案，或许过于简单。

揭开这一系列案件，必须探访“风暴”另一中心——多名嫌疑人的老家、云南省盐津县，74名嫌疑人中的超半数来自此地。该地因此被贴上“盲井式犯罪”的标签。

几年前，卷入漩涡的是四川雷波县。此前，雷波县公安局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7年至2009年，由雷波籍案犯制造的“盲井事件”共20起。

《财经》记者根据公开资料，共检索到此前发生的34起伪造矿难骗取赔偿的“盲井”案，多为团伙作案。除3起案件参与人数不详外，涉及至少232人，其中56人来自四川，42人来自云南，66人来自陕西，还有人来自湖北、贵州、甘肃等地。云南盐津县和四川雷波县是此类犯罪嫌疑人籍贯的集中地，两地的另一共性是国家级贫困县。

位于云南省东北部的盐津县庙坝镇，村民散住在崇山峻岭间，此次内蒙古系列案74名嫌疑人中第一被告艾汪全和第二被告王付祥的老家即在此处。

两人均正值30多岁的壮年，他们的人生即便在当地农村看来也是失败的。如大多数村民一样，因文化素质不高，出外打工多选择下矿井，艾汪全早年曾去煤矿打工，脚被砸伤，其兄因矿难死亡。他后来痴迷于赌博，“输的钱有上百万”。王付祥跑过摩的，开过卡车，同因染上赌博恶习“欠了一屁股债”。

艾汪全等人如何走上“盲井”犯罪之路，是受乡民影响，还是与矿上经历等有关，不得而知。但矿难或人造矿难与他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有当地村民讲，因当地有几处煤矿，曾发生过多次伤亡事件，“都被老板掏钱瞒下来了。本村村民由此知道煤矿怕出事故，出事后老板愿意花大价钱隐瞒”。

在庙坝乡附近的滩头乡也曾经发生过“盲井”案。2011年7月，当地警方通报称，当月两名矿工在滩头乡铜厂沟煤矿矿井下杀害了一名智障流浪汉后，制造矿难假象，向矿方索赔38万元，后被识破。

“盲井式犯罪”，其实早于电影《盲井》。检索公开信息可知，这类犯罪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陕西籍农民潘申宝等残杀民工、讹诈巨额抚恤金案中，已形成规模化、分工协作的链条。

山西省晋中市中级法院查明，1996年11月到1998年10月间，潘申宝等60余人，先后流窜多地，以联系打工为名骗取外来民工信任，将28名民工骗到煤矿，在井下干活时乘人不备将这些民工杀害，再伪造冒顶、爆炸等事故现场，由同伙冒充家属骗取抚恤金52万元。这是公开可查的早期最典型的一例“盲井”案。
人命几何

在早期潘申宝等案中，60余人杀害28名矿工，骗取抚恤金52万元，杀害一条人命平均换来约1.86万元。60余人杀害28名民工，平均每人分到8000余元。

1996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437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26元。8000余元约是一个农民五年的收入。

在另一起早期的案例中，一名陕西籍男子到江苏徐州市青泉镇的煤矿工地打工，伙同他人于1997年至1998年骗两名工人下井采煤，将其杀死后冒充死者家属骗取抚恤金共5.3万元。这名男子称，他得知挖煤工人作业时受伤或死亡可以索取赔偿后，起意犯罪。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尚处于中国煤炭行业的粗放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煤炭需求上升，国家提出“大中小煤矿并举”“放手发展地方煤矿”等政策，中小煤矿“遍地开花”。矿井工人伤亡事件随之增多。

在当时条件下，死于矿上的死者家属能拿到赔偿约几万元。1996年，原劳动部制定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应发给6个月工资的丧葬补助金，以上年度月均工资为标准乘以48个月至60个月不等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及供养亲属抚恤金等。2004年起替代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与此标准类似。

因此，早期可搜索到的“盲井”案例，杀害一条人命骗取的抚恤金约两三万元。

搜索案例可知，受害人的身份从工友、外来民工，发展到职业化运作后的智障人士、流浪汉，他们的一个普遍特点是长期在外与家人失去联系，或家中没有直系亲属，被害后不易被人所知。再到如今的各种身份都有，甚至不惜选择亲友作为下手对象。

比如，河北农民黄玉才等人案，2009年7月在北京房山的一非法煤窑内，黄玉才等人将其妻兄杀害，并蓄意谋害其妻弟。

几年前，在四川雷波，当地发现“盲井犯罪”的门道后，还有村民圈养智障人士，供犯罪者“赎身”买走。在四川籍安某等案中，他们花费3500元买来一名智障男子，在煤矿井下用石块砸死，将案发现场伪造为顶板塌陷的假象，遂以死者亲戚的身份向煤矿索取赔偿。

对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案件，司法导向一贯是严厉惩处。《财经》记者搜索的34起公开案例显示，有56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前赴后继铤而走险。

对此，华北科技学院安全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颜烨称，“盲井式犯罪”属于高风险、高利润犯罪，尤其是近年来提高赔偿额度后。

发生于2004年的陕西铜川“11·28”矿难特大事故，当时遇难矿工的初步赔偿标准还是4.464万元。

针对矿难多发，当年年底煤炭大省山西发布《关于落实煤矿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的规定》，明确发生死亡事故的，矿主对死亡职工的赔偿标准每人不得低于20万元。随后，这一标准被各地效仿。

目前，矿难赔偿标准依据2011年施行的新《工伤保险条例》。该条例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其中，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以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为例，当前矿难赔偿仅此一项就不得低于62万元。

据悉，在内蒙古“盲井”系列案中，嫌疑人伪造矿难，拿到的赔偿在50余万元至80余万元间。参与的嫌疑人，依角色不同而分赃不同，实施杀人的可一次性分到20余万元，参与赔偿谈判的能分到两三万元。
瞒报逻辑

对于这类害命谋财的盲井式犯罪，颜烨认为，因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安全生产事故，凸显的是私营矿山用工不规范、社会治安管理层面的问题。

在乌拉特中旗，《财经》记者了解到，当地正加强从源头治理，比如健全工人档案，矿方必须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并附上身份证明。提醒矿方用工谨慎，对突然临时加入的小团伙外来工人务必做好甄别，同时向矿工宣传其有义务举报。

在该地另一矿山，矿工求职时被要求去当地派出所办理暂住证并采集图像信息，否则矿方不予接收。

“这种害命谋财的方式多次见诸媒体，为什么在不同地方反复上演，屡屡得逞，甚至被效仿？除了违法犯罪人员的因素外，还在于政府管理服务过程中的部分链条和环节失灵。”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钟开斌称。

钟开斌分析，这类案件的违法犯罪人员，多来自偏远贫困地区，有时贫穷和愚昧让他们铤而走险，这涉及对他们的法制宣传教育；犯罪者在物色受害人时通常选择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智障类弱势群体，这涉及对智障人员和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和服务；选择矿山时，他们多选择地处偏远地带、监管薄弱、招工用工不规范的小矿甚至黑矿，这涉及企业招工用工管理，以及对点多面广又分散的小矿的安全监管；矿山发生意外死亡事件，有法定工伤处理程序，涉及提交死亡证明、现场调查核实、信息上报等程序；假冒死者家属获取赔偿，涉及到对假冒死者家属的身份认定问题；尸体火化阶段，有殡葬管理规定，火化遗体必须凭公安机关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

“一系列链条，涉及当事企业、公安、安监、民政、医疗卫生机构等有关部门，各个环节的失灵失误，可能导致这种犯罪产生。” 钟开斌说。

更值得反思的是，面对矿工死亡，矿主害怕上报、一些地方安监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背后深层原因。

钟开斌对《财经》记者称，从安全监管思路看，当前是一种结果重罚式的处罚。“监管者的指挥棒高悬，一旦出事故，企业将面临停产整顿和附带经济损失，矿主从短期看还是私了划算。” 如果认定为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事故情形，当地监管部门还要被连带追责。

安全监管采取的是指标考核，每年由国务院安委会下达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比如控制当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的下降比例，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逐级下发当地的分解考核指标。“指标考核最后传导至基层，只会以更严的指标要求企业。这种监管思路，在安全生产严峻的形势下确有必要，但从长远看有必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

他认为在目前的监管思路下，监管部门和被监管企业有时是对抗式监管关系，呈现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理想的监管应是合作式监管，以正向激励为主，奖优罚劣。同时，侧重过程监管和事前监管，防控结合，而非以结果为导向。另外，部门之间、地区之间、条块之间，交叉监管条块结合，不能很好实现协同监管。

基层安监部门深知监管的难度。在案发地乌拉特中旗，接近当地安监的人士称，该地安监部门一共30余人，而各个矿山又很分散，下去例行检查，“一天能跑两三个矿山，就算效率很高。但事故防不胜防，就是搬个椅子坐在井口天天盯着，有些事故也避免不了”。

钟开斌也经常到基层安监部门调研。他称，当前基层安监部门任务最重，但基层安监力量、专业能力与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不匹配。他建议，应发挥群众举报和媒体监督的作用，调动第三方的力量参与安全监管。

本刊记者尹岳、实习生王庆凯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王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