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管窥论文

【摘要】培养学生历史核心素养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教师课堂教学实践所要面对和研究的新课题。本文以核心素养培养为主线，探讨、分析了初中历史教学策略，希望能对历史教学有所启示。【关键词】核心素养；初中历史；教学新课改理念下的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历史管窥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历史管窥论文 篇1：

清代佛山道教历史管窥

明清时期，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广东佛山成为“岭表巨镇”，“(南海)邑必以为首称”。民间有“顺德祠堂南海庙”谚语，而佛山不但寺庙祠堂建筑之多冠于省郡，且一年之中醮神祭祀活动鲜有隔日。道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山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事实上，关于佛山道教历史的信息，征之于史，却极为稀少；在最权威最详细的三套佛山地方志典籍即乾隆、道光、民同时期《佛山忠义乡志》中，相关记载也相当简略，文字寥寥。佛山博物馆藏有原属本地道观的清代十数幅道士真像图轴及其他有关道教的文物资料，包含较为丰富的历史信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佛山道教历史资料缺乏的遗憾。本文以上述材料为主试作探讨，希望能对探悉清代佛山乃至岭南地区道教发展状况有所裨益。

一、初创始兴时期

佛山的历史虽然确切的文字记载可以远溯至唐初，但聚村成镇进入快速发展则自明初起，由明末至清初达到初步繁荣，盛名远播，正如陈炎宗所说：佛山“自明而始盛，至同朝(清代)而大盛”。因此，研究佛山历史多以明清两代着眼。而史籍中关于佛山道教文化历史为数不多的记载，也多属明清特别是清代时期。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自东汉形成，就不断在各地传播，向岭南的传播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岭南地区得以迅速发展。两晋时，著名道士鲍靓和葛洪越岭至粤隐身罗浮山修仙传道，“开创岭南道教圣地，从此，道教在岭南得以扎根衍播……岭南成为中同道教的一个重地”。“到南朝时期，道教可谓广被岭南了。”

由此推断，虽然“佛山何时有道教已难考证”，但道教在佛山应该历史悠远。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载：“(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大毁寺观”，表明明初佛山已有道观建筑。而有记载的佛山最早的道士，当属于明代的苏澄辉。史载：明代嘉靖三十一年(1537)，灵应祠修筑照壁，“石上刺花龙，道士苏澄辉募”。关于苏澄辉道士，史志和民间还流传着一段神话故事。明景泰年间，灵应祠受到朝廷的敕封，列为国祀，地位隆升，香火更旺，士绅云集，成为当时佛山最重要的神庙建筑和最高的地方民间管理机构。苏道士曾担任灵应祠庙祝，管理庙内各项事务。据说，他为人忠厚，尽职尽责，对庙务殚精竭虑，但对钱物账目不甚精通，遭人责难，数日不符，郁郁而终，后来托梦显灵，人们知其冤屈，为其塑像祭祀，号“苏真人”。至今，苏澄辉道士的塑像还保留在佛山祖庙内，千百年来享受香火朝拜。苏道士不仅执掌灵应祠庙祝要职，日得到立像祭拜的荣耀，可见明中后期，道教在佛山已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道教对本地士绅读书人产生了影响。冼桂奇为当时佛山望族巨室子弟，勤勉好学，嘉靖十四年考中进上，官至南京刑部主事，年轻时“(冼桂奇)奉母命居罗浮，革履素服，无异于野人，世称其清风劲节”。这段记载也出现在《罗浮山志会编》中，而且文字相差无几。

清代，佛山进入“大盛”，工商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在此背景下，清初道教在佛山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标志就是道教宫规——万真观的重修和扩大。万真观后易名为洞天宫，始建何时已无从考证，据著名佛山史地专家区瑞芝先生推断：“约建于明代末年。”该观在佛山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本地惟一的一座道教建筑。乾隆时期的史志载：“洞天宫，在丰宁铺，道观止此一区，内有文昌阁”。又说“乡之习尚素正，惑于二氏者寡，道士栖止惟洞天宫一区，余皆家居巫耳”。因此探究佛山的道教发展历史就不能不以万真观为重点。

关于此座古观，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八·祠祀二》记载：“万真观即洞天宫，在丰宁铺莺岗之麓，康熙癸巳年(1713，即康熙五十二年)，罗浮山冲虚观道衲杜阳栋之五世孙岑合顺与其同门陈有则等十人购地重建。左为大祠堂，以祀无依木主。”

岑合顺，又被称为铁松道长，是清代万真观开创者。佛山博物馆藏有其真像画轴一幅(见图1)，能让后人得以识见其容貌。

该面轴上有款识：

浮生一大梦，参破即神仙。富贵何足求？气数本乎天。洞真有炼叟，道德穷五千，不为儿女累，不受名利牵。谈元说妙谛，拂袖生云烟。我少得相访，已逾古稀年。问道坐竟日，谈笑不苟言。语我少牵心，须齐古圣贤。因之尘世中，抱道恒自坚。半生不一遂，株守乐陶然。所见虽日稀，此意常拳拳。清修九十载，解脱同灵蝉。仙风与道骨，遗像岿然存。对此肃生敬，药石思碱砭。庭花认旧识，向我如相怜。人生一世间，宛若风中涟。何为苦奔逐，尘网相纠缠。秉笔兴叹喟，悔著祖生鞭。

小作奉题铁松岑老炼师遗像，能从题文可知，岑铁松道修深厚，品德高迈，这在画中也可清晰地感知到。其道骨仙风，超然淡定。岑合顺学道于华南道教中心罗浮山，为著名道人冲虚观住持杜阳栋五世弟子，属全真道龙门派字辈第十六代。

杜阳栋，在广东道教发展史上占有无比重要的地位，字镇陵，山东潍坊人，全真道龙门派笫十二代弟子，主要活动于清康熙年间。他从山东崂山南下至罗浮山，后为冲虚古观住持，曾住持广东多所道观，为全真道在广东传播并成为主流贡献巨大，“道之盛，始杜阳栋、曾一贯，龙门派也”。

岑合顺直接承袭杜阳栋，因此尊奉杜阳栋为万真观的祖师。这从万真观曾保存有杜阳栋真像画见图2)可以知道。这类真像

主要是弟子尊拜先师先祖之用，一般作于像主羽化之后。这幅画像题款有“丁西孟冬望一日法末李士瑜题”文字。《惠州府志》载：“李士瑜，直隶人，进士，(康熙)五十五年任(惠州府知府)”，因此题款中“丁酉年”当为康熙五十六年(1717)。如果这点无误的话，对我们了解杜阳栋的生平，特别是卒年将提供重要的证据。事实上，查征史籍，这样一位在广东道教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其生卒年却历来缺乏详实的史料，处于空白。关于杜阳栋，最晚的确切记载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广州大旱，杜阳栋被请至广州祈雨，因有效果，留于三元宫任住持，奠定全真道龙门派正宗的正式道场，成为三元宫第一任住持和开山祖。”据此，杜阳栋羽化化之年在1700至1717年间。

在岑合顺担任住持期间，万真观不断发展扩大，走向兴旺。1713年岑合顺修建万真观主馆——洞天宫后，“雍正丁未(1727)，游魂不安，怪异屡见，乃奉都城隍神以镇抚之，佛山之有城隍行台，肇此也”。佛山博物馆收藏一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铁钟，为岑合顺敬奉城隍所铸，重数百斤，上有铭文：“佛山丰宁铺万真观太上殿城隍案前永远供奉，开山住持道人岑合顺虔铸，康熙五十九年(1720)庚子岁季夏吉旦”，所示城隍庙创建时间远早于1727年。雍正八年(1730)，岑合顺与众弟子募集善款，重修了洞天宫，增建了斗姥殿，建筑恢弘，“瞩目而焕然一新，宫殿巍峨，法象端严，令人起肃”，为此还刻立《重建洞天宫记》石碑作记，保存于观内。

佛山市博物馆还藏有名叫陈合贵的道士真像图轴(见图3)，从龙门派字辈看，当与岑合顺同为“合”字辈，属十六代。这幅画落款为“合贵陈炼师玉照，临山黄观拜绘”，可知作者为黄观，但关于其详情未能查到。此画上有两段题文，对我们了解陈合贵有所帮助。第一段内容为：

七十古稀，百龄今有。问此维谁，洞

天寿耆。溯厥生平，垂之永久。勤俭持身，

恭敬处友。道骨仙风，瞠乎其后。敬题百

龄道长陈叔公尊照，张永坚稽首百揖。

从这段文字看，陈合贵享有百岁长寿，道风高卓。此题文南其徒侄孙张永坚作。从字序看，张永坚当属“永”字辈，与“合”字辈为祖孙关系。前面说过，与岑合顺一起来佛山传道建观的还有其同门陈有则。对照龙门派百字文，里面并没有“有”字，因此“陈有则”应为其本名，或许“合贵”即为陈有则的法名。若此，张永坚就是岑合顺的嫡传徒孙了，因此由其承接师祖衣钵担任万真观住持，也是极有可能的。

第二段题文：

耆颐仙侣，古貌传神。武当入道，脱

俗离尘。湖湘普渡，岭表来因；募殿宇之

庄严，供奉北斗，依林泉而自在，妙证长

春。寄迹洞天，功行圆满。随缘佛镇，慈

化归真。名留硕德，瞻仰同仁。奉题百龄

道长玉照，咸丰岁在癸丑重阳日，海幢禅

弟涉川相益和南。

据此可知，陈合贵初学道于武当山，后来至岭南传道，在佛山洞天宫修行布道，直至羽化，这反映了广东道教文化与中原的密切联系。他活了一百岁，而他和岑合顺来佛山是在1713年，自此推断其主要活动于1713—1800年，即雍正乾隆年间。

二、稳步发展阶段

经过岑、陈等的苦心经营，佛山万真观规模初具，此后进入了稳定的发展阶段。道士有序传承，人数日益增多。从万真观留下的一张世系表，可以清晰地看出源流谱系(见图4、图5、图6)。

世系表起首为四世，这是从杜阳栋作为一世开始算起的，岑合顺、陈合贵为二世。而三世资料较少，从字辈上看，前文所述的为陈合贵画像题文的张永坚属于三传。从表单看，四世圆字辈有5人，五世8人、六世17人、七世7人，可见从岑合顺开始万真观逐步发展壮大，到六代达到极盛，此后转向衰落。

具体而言，四世分别是伦圆朴、邓圆睿、潘网熠、梁圆大、莫圆瑞，其中圆朴一系最为繁茂，圆大、圆瑞两派则无传，原因据世系表附注，二人云游而走。

在这五位道人中，仅存圆朴的画像(见图7)。上有三段题文，之一：

荡然其度，穆然其神。达乎至道，无

为守真。名高青简，不染俗尘。洵金门之

羽客，是老子之后身。奉题圆朴道人尊影，

植初梁基圣。

之二：

太和守气，元化含精。木鸡养重，云

鹤神清。尔有弟子，葛岸传经。尔有孙徒，

汾江之英。汾江葛岸，继继承承。源长流

远，缅此真形。晦亭吴维彰。

之三：

三元洞里朝真容，紫台名隶神仙籍。

王案晨餐沆瀣清，椒庭夜饮流霞液。岿然

道貌冰雪容，亭亭霞外脱尘踪。茹术吞芝

心澹泊，函关紫气岭云封。圆朴道长尊像，

沅浦招寅亮。

嘉庆丙子秋八月，余与植初诸公过万真

道院，秀峰出圆朴老尊照，请题其精神状

貌，千载后不识者知为丹成九转之人也。

石云居士吴澹如。

嘉庆丙子即1816年，因此圆朴道人主要活动于乾嘉时期。

五世弟子为明字辈，共8人，其中6人为圆朴道长传人。张明修、李明琏、何明古三人有画像遗留下来。何明古画像仅有署名，无题词文字(见图8)。张明修画像(见图9)署名陈容(与其他画像的作者一样，其生平资料阙如难寻)，并有广州著名佛寺海幢寺僧人的题文：

阿谁容像，曾主席于洞天，又向樵西

创建宫日三元，十方缘结，募善信之乡村，

构三清殿，赫筑斗姥台，尊地枕白云古洞，

门迎官海朝暾，经参道德，花放名园，维

持心力，功行宜宣，往来佛镇，知本思源。

名山羽化，道貌犹存。远派两宫枝懋，留

传贤嗣贤孙。咸丰岁次壬子冬日敬题，超

尘道长真赘，海幢禅友涉川相益稽首。

所署“咸丰岁次壬子”为成丰二年，即1852年，南此推断张明修道长主要活动时期当在嘉庆道光年间。从题文中可知，在他住持期间，洞天宫进一步向外发展，影响扩大，在广东两大名山之一的西樵山建立了分支，创建了三元宫，并且迅速壮大起来。

李明琏道士的画像

(见图10)由蓝采彰敬

绘，李焕佳在上题文：

三生何处系精

诚，偷得闲身梦亦

清。悟到餐芝同跨

鹤，松花如雨落棋

枰。玄关勘破罢看

镳，道[味]精时世味粗。冷眼笑它诸佛子，

可能金粟证虚无。明琏大炼师尊像，瀛图

李焕佳。

李焕佳的生平事迹不详，但他在题写何至旺道士画像的文字中落款为“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与张明修画像所示时期相合，证明明宁辈五世道士住持洞天宫主要在嘉庆、道光时期。

接续张明修、李明琏等道士，洞天宫道士数日激增至17人，增长一倍多，此时该观已发展到最为繁盛时期。其中卢至楠、何至旺、岑至瑞、黄至兑四道人有画像，卢至楠画像有两幅。岑至瑞道人画像仅有署名(见图11)。何至旺道十画像(见图12)亦由曾在李明琏道士画像上题字的李焕住书写跋文：

大丈夫不能腰金衣紫为公卿，论雌数黄胡足名？又不能置身廊庙为贤相，欲作传人别有样。卅年学道愧无成，手未展卷先惆怅。昔人跨鹤已仙去，四百峰峦留不住。福地遥分一洞天，锄兰种零最深处。海上三神与蓬岛，咫尺灵山见真宰。一朝翻身北斗外，玉阙朝真大自在。终南捷径途廻纡，贺监鉴湖几时赐。君不见嫩嵇康养生无效，老黄公辟谷徒愚。想当年绛雪丹烧莫须有，元霜白捣也徒然。小排场兰炉丹灶大生涯，冰桃火枣。参破个中元妙奥，急向愁圈抽身早。何处更盼驻颜方，甚说鸾胶凤胶好。因此把学长生打成画稿，叹尘寰，浮名浮利空烦恼！噫嘻！浮名浮利空烦恼！

道光十六年岁次丙申流寓万真观之求志山房，猥辱各道师嘱题像照，时当养晦之，念半生沦落，顿欣世外倚闲，敢返赤松，愿师黄石，先成长句，用志高山、例授文林郎拣选知县候补直隶州分州景山官学教习，辛巳恩科乡进士罗浮李焕佳顿首拜道光十六年就是1836年。

卢至楠道士的两幅画像，一幅除冠(见图13)，上有其亲族兄弟书其生平事迹：

卢至楠，字安卿，号静山。吾取法师也。吾师新会潮连人，行年二十有八，慕赤松高道，乃别闾里，访道于禅之万真观。生平履洁怀清，尤崇俭朴，越廿余稔，而为此观主，主持时，积黍累铢，稍有所蓄，故城隍殿、三元殿、斗姥殿、万真观、大慈堂、客堂及新厅，悉由撙节而次第以重新者也。工竣后，以观内各事粗定，有倦勤心，且曾理珩师兄步尺绳趋，为众所仰，吾师乃以此席嘱为之主，俾得优游其间，斯真后起有人，不

为利诱，乃能绰绰如是也?光绪二十年甲午春日登堂拜谒祖师，因见吾师尊像，用缀数行以志一二，至吾师之抱朴返真，则鼎铛尤有耳，何待乎吾言。弟子四会张文锦敬撰，宗愚弟卢廷镛拜书。另一幅画像(见图14)，戴冠危坐，有何岳巅题文：

伟南羽士，余之文字交，亦余之谭道

侣也。砚俯闲暇，时相过从。日者手披其

师祖卢安卿道士真像，嘱余题其上。因忆

幼年读书时，散涉琳宫，曾于花间林径访道谈元，其时已年逾古稀，不苟言笑，迄今纵依稀恍怫，遥而思其行状，若筑讲坛，若修殿宇，靡不定力奉行，故幽其门者多抱道守真之士。今承题遗像，展卷肃然，爰为之赞日：卢师之气，于时为春，滋生万物，入化出神；卢师之像，既端且正，照耀千古，体道复性；卢师之道，开化后辈，想望丰仪，愿遵教诲；卢师之德，现于面目，景仰徘徊，令人起肃；猗舆休哉，永留纪念，亿万斯年，羽化登仙。黄帝壬子秋八月，樵西何岳巅敬题。光绪二十年为1894年，黄帝壬子当为1911年。卢至楠大概主要活动于嘉庆晚期至光绪中后期(1821—1894)。综合题跋，可以了解其生平大概。他非佛山本地人，老家在新会，年轻时来万真观学道，反映了当时万真观已影响至粤西。他后成为住持，致力整修扩充馆舍，该观焕然一新，其弟子曾理珩接续为住持。需要说明的是，在世系表中，卢至楠系并未列有传人，表明此表事实上并非完整详备。

此外本地文人杨惠元曾赠写给卢至楠道长一幅对联，落款为“同治己巳蒲月堂为至楠道长法鉴”。同治己巳即1869年，说明至迟此时他还在世。

黄至兑道士面像(见图15)，有张锡路的题赞：

畸人乘负已高举，百年遗照显苍宇，洪崖赤松相尔汝；佛山之阳汾江阴，罗浮一脉遥传心，洞天福地开琼琳。斯人古画古貌，我来直欲穷窍妙，何时大梦能大觉。道光甲午夏五月十有二日羊城盐署内题，赐进士出身例授文林郎拣选知县四明张锡路撰并书。

道光甲午即1834年，当主要活动于嘉庆道光年间。

在六代道士中，生卒年月最为确定的为梁至材。世系表附注记载他“系佛山人，住持本观，生于乾隆壬子年(1792)十一月十六日亥时，羽化于道光癸丑(道光间无癸丑纪年，应为咸丰癸丑1853)七月初九日寅时，葬于石湾小雾岗之阳”。这可以作为这代道士所处年代的参照，大致在嘉庆末年到光绪中期。值得注意的是，附注明确记录陆至柏道士羽化后“葬于西樵山三元宫之西”。再次证明佛山万真馆确实曾传到西樵山，设立了分支——三元宫，虽然目前这方面史籍文献较少。

七世道士，在世系表中，有7人，加上前文提到的曾理珩，此外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有所提及的有张理琴，共计9人，较之上一辈道士数日锐减，表明该观逐步走向衰落。世系表止于七世，其实八世道士也不乏人，综合相关文物资料有何宗伟、何宗健、李宗华、瘦石道人、莹石道长、品坚道长、玠州、何紫石、慧洞等。七、八代道士处于清光绪年间直至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经过近两百年的风雨，万真观规模依然宏大，据当时南海县政府公文称，该观“正座为万真观，左为三元宫，右为洞天宫，侧为大慈堂”。1938年，日本侵略军攻陷佛山，万真观“一度为日军占据，道士四散，建筑物多被破坏”。

三、明清佛山道教与佛山社会

明清时期，佛山不过为南海县属的一村镇，“袤十里广七里，封域不大”，包括洞天宫在内众多神庙寺观却能兴旺不衰，与当时本地发达的商品经济和颇具特色的民俗风尚密不可分。

明代，作为佛山工商业支柱的冶铁业迅速发展，产品享誉全国，“盖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外省大批商人携臣资贩卖。进入清代，冶铁业继续发展，屈大均称“佛山之冶遍天下”。据研究，“佛山冶铁业在清前期，达到了其所能达到的高峰，进入了它所处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陶瓷、纺织、制药、民间手工艺等行业也快速发展起来，走向兴旺。随着工商业的发达，佛山社会经济呈现繁盛景象，“商务为天下最，而土产之美手工之巧亦为远近所贵”，商铺林立，商人云集，成为与北京、苏州、汉口等齐名的“天下四大聚”之一，其繁荣状况，甚至连省府广州都无法与之相比，清康熙时宦游过广东的吴震方就指出：“佛山镇，离广州四十里，天下商贾家焉，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百不及一也。”繁荣的经济无疑为道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岭南地区崇神尚鬼的民俗则为道教的存在、发展提供了思想信仰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岭南地区神灵崇拜非常浓厚，历代游历广东的文士官宦都深有感触，吴震方说“粤东尚巫信鬼”，李调元称“南越人好巫”。佛山地处珠三角腹地，此风更是强烈，

“越人尚鬼，而佛山为甚”。各种神事活动，一年之中连续不断，声势浩大，“粤俗最喜赛神迎会，凡遇神诞则举国若狂”，吴震方亲眼目睹了佛山的盛况：“迎会者，台阁故事，争奇斗巧，富家竟出珠玉珍宝，装饰孩童，……闻未乱时更甚。”佛山民间的神灵信仰对象呈现多样性，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和包容性，这与道教的多神崇奉系统也是相合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道教的某些活动，与岭南民风习俗相近或相通，两者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基因和质子，实际上是‘同源互感’，同类相生，南此反映出道教与岭南俗信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两者信仰上的相近相容性，使万真观在明清时期的佛山获得了较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关于万真观当时的活动情况，详备的文献留存较少，仅能从本地的史志碑文及该观遗留的片纸残章中窥探一二。可以肯定的是万真观盛极一时，区瑞之在《佛山新语》中说当时佛山民众每逢农历春节，七月盂兰节，多到庙(城隍庙)参神，求赐丁财，赦罪消灾，升太平转运降福，并在此打斋附荐超度亲人亡灵等活动，因而香火甚盛，仅次于祖庙，故庙名远近皆知，而“万真观”、“洞天宫”之名反而不彰。

资料显示当时万真观的道教科仪活动是非常繁盛的，特别是法事道场。佛山民众，每遇神诞节日，或驱凶祈福、丧葬祭祀、酬神还愿，多举行水陆法会。特别是七月十五日，俗称鬼节，乡俗历来极为重视，“乡中重盂兰会，每合钱结水陆道场以超幽”。佛山市博物馆藏有一本《接法事簿》，据研究出自该道观，此簿详细记录了自光绪六年(1880)十月二十六日到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十七日期间万真观(洞天宫)承接的法事活动。该簿实际上为法事的订单账本，写明了收订时间、邀请者、费用金额、法事规格内容、时间等项。从该簿看，五年问，万真观共承办了182次法事活动，其中大部分为应约出外举办，平均每月三次。法事的持续时间从一天到七天，按平均每次三天算，一月就有九日举办法事活动。可以想见当时万真观承办的法事之多。邀请的主家既有某姓家族，也有外县合邑、地方署衙、行会组织、街里社区、庙坛等，内容有保境、贺诞、超度亡灵、酬恩等，反映了万真观的影响非常广泛。

除了教事活动，万真观的道人与佛教僧人，特别是文人士子交流密切。前文所述，园朴、张明修两人的画像上就有岭南著名寺院海幢寺僧人的题赞，其他题文者有官宦，如李焕佳，惠州人，为“例授文林郎拣选知县候补直隶州分州景山官学教习，辛巳恩科乡进士”，张锡路是“赐进士出身出身例授文林郎拣选知县”，在广州任职。有义士，如吴澹如、招寅亮、梁基圣、吴维彰等，据光绪《广州府志》，招寅亮为南海人，嘉庆年间举人，任兴宁县训导、潮阳教谕；吴维彰，字晦亭，广东顺德人，嘉庆丁卯举人。此外，佛山市博物馆还藏有多件题赠万真观道人的对联，均为文人雅士所作，表明万真观当时在文人阶层也是很有影响的。如同治时，本地文士杨惠元为卢至楠道人写了对联：丹从不炼炼中炼，道向无为为处为，称赞其道风。

万真观对本地的社会事业也有参与。光绪初年，佛山合镇清涌，整修多年淤积失修的河道，该观捐款的记录有两次，一次“城隍庙洞天宫四十两”，一次“城隍庙洞天宫助银二十四两八钱正”，并任清涌值事。

作者：苏东军

历史管窥论文 篇2：

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初中历史教学管窥

【摘 要】培养学生历史核心素养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教师课堂教学实践所要面对和研究的新课题。本文以核心素养培养为主线，探讨、分析了初中历史教学策略，希望能对历史教学有所启示。

【关键词】核心素养；初中历史；教学

新课改理念下的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本文所述，是笔者在课堂教学中生成与培养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实践过程中的研究与启迪基础上提出的策略或建议。

一、以史料为根本，铸就核心素养的出发点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课堂教学落实历史核心素养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课前重视史料的搜集，课上基于“史由证来、证史一致”的历史教学理念，重视引导学生对史料的分析、解读。这样，受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学习历史应具备的“历史解释”的能力、“史料实证”的方法、“唯物史观”的理论素养等学科核心素养就会潜滋暗长。如在讲述《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课前，笔者精心地从一些大学教材、有关抗日战争的史学论著、抗战纪录片中选取一些影像、图片、文献等资料；还让学生搜集南通抗日史料，特别是让学生搜集联抗部队的建立与抗日史实资料。课上，讲述日本军国主义种种罪恶时以相应的史料为佐证，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昭然若揭。依托学生搜集的联抗部队的建立与抗日史料，穿针引线，得出“民族团结、共同抗日才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的结论。这样的课堂教学，因为历史的本来面貌有恰当的史料解释和佐证，学生在准确领悟历史的同时，也能掌握“史料实证”的方法与运用。

二、深入解释，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方法必须贴合学生的知识与经验积累和认知能力，能抓住重难点进行深入剖析，用最精简的线索将最有价值的历史内容串联起来，同时还要尽量将复杂的知识简单化，深入浅出地去分析问题，做好历史概念、现象和知识解释，这样，学生的客观、辩证思维方式才能因为有教师的循循善诱而生根，科学分析和评价历史事物的能力才能因为有教师的点拨而提升。如在讲述七年级下册第6课《北宋的政治》的《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时，学生对宋代官职名称似霧里看花。这时需要在学生已有的感性认识基础上，“借用”现代官职设置“比对”宋代官名，告诉学生并让学生推演宰相、知州、通判等相当于现代的哪种等级职务。这样一来，通过直观的解释使教学变得更加通俗、有趣，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宋代官员的职权范围和作用，而且学生对今天官位体制的形成找到历史的注脚。在讲解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时，让学生结合已学知识，将秦代秦始皇、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等开国和治世帝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措施、原因和结果罗列出来，比较相同、相近或不同之处。这样的做法，使学生在不同的时空框架下理解中国历代帝王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延续、变化，有利于学生的时空观念和唯物史观核心素养的生成。

三、活用“乡土记忆”，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历史课堂是面向学生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家国情怀的历史核心素养落实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中“爱国”的要求。用“乡土记忆”中的人、事、地打造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情境，最能增进学生的感性认识并丰富情感体验。辅之合作、讨论和展示等多种教学手段（或环节），家国情怀教育落地生根，其教育的影响力也最为持久。如在学习八年级第八单元第25课《近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一课时，将教材内容中的“课后活动”前置，并作稍许处理，要求学生课前搜集并相互讲述张謇先生在家乡西亭的故事，课上利用多媒体播放了南通话剧《张謇》选节。如见其人、身临其境的情境，让学生感受到张謇先生爱国爱家的情怀、胸怀苍生的担当、实业救国的艰难、矢志不渝的气概。然后，再结合教材和话剧情境体验提出以下问题：张謇创办近代民族工业历程为什么会如此曲折？又有何特点？张謇先生留给家乡南通最重要的是什么？青少年该如何爱国？然后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去分析、去讨论，使学生在探究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形成家国理念。“乡土记忆”与历史教材的贯通，使课堂教学生辉，升华学生爱家爱国的情感，家国情怀的教育目标在不知不觉中实现。

概而言之，教师只要树立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意识，加强系统的理论学习与教学研究，并积极参与新课改实践，在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与生成实践中定能大有作为。

作者：陈玉田

历史管窥论文 篇3：

批判与革新：南粤史家张荫麟历史哲学管窥

摘要：张荫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历史哲学领域颇有建树，他批评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进步史观、辩证法史观、演化史观等传统历史哲学观点，试图建立一套新的、完善的历史哲学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理论建设的重大创举。发掘与总结张荫麟在历史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利于考察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理论的演变，而且对于继承先哲学术遗产、创新史学理论学科发展亦大有裨益。

关键词：张荫麟 历史哲学 历史观 批判

张荫麟（1905-1942），笔名素痴、燕雏，广东省东莞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他具有洋溢的史才、卓越的史识、精湛的史学，被梁启超誉为“天才史学家”，熊十力赞其“哲史兼通”，钱穆说他“天才英发，博通中西文哲诸科”，“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陈寅恪赞其为“清华学生品学俱佳中之第一人”；张岱年认为张荫麟的文章“内容新而精”，“多发前人所未发”，他的《中国史纲》“内容叙述准确，文笔优美，达到‘才、学、识’的高度结合。”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列有专章研究张荫麟，认为他是“近八十年来罕见的史学奇才”，“就他的最后造诣来论，可以说比大多数新汉学家更长于考据，比芸芸浮嚣的史观派更精于哲学思维，也比所有讲求新史学的人更重视史书描绘”。他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均有建树，素有新史学重任承担者的称誉。他幼年丧母，青年丧父，家境清寒，但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十七岁考入清华学堂，1929年在清华考取公费赴美留学，人斯坦福大学攻读社会学与哲学，1933年读完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1942年因病早逝。

张荫麟颇有国学根底，又具备西方哲学与社会学素养，不仅在历史考证方面颇有造诣，而且具有专精的史识。在其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不少佳作，他一生致力于中国通史、中国科技史、宋史等领域的研究，同时关注历史学的理论，注重学术批评，积极参与学术讨论，其学术批评横跨文学、哲学、史学等领域，共计有五十余篇，其中史学批评方面占据多数。他批评或与之讨论的对象有梁启超、胡适、冯友兰、朱希祖、郭沫若、陈寅恪等。他的史学批评，文字犀利，笔势放纵，往往能够一针见血，抓住问题之关键，如论历史观，他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批评以往各种历史观，如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辩证法史观、演化史观、进步史观等，试图建立一套新的“完满的历史观”。这在中国近代学术史、史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笔者不惴谫陋，就张荫麟的历史哲学略作研探，以期就教与方家学者。

1933年张荫麟发表《论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文中批评了传统的六种历史观一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进步史观、辩证法史观、演化史观、文化变迁之因果律，试图在“抉其所见，而祛其所弊”的基础上，探寻他心目中“比较完满之历史观”。

其一，对“目的史观”的批判。“目的史观”即“认定全部人类历史乃一计划、一目的之实现，而担任阐明此计划及目的之性质。”目的史观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张荫麟从三个方面指出了目的史观之谬误：首先，他从发生学的视角，追朔了目的史观的思想源头，“目的史观之最原始的形式即谓全部人类历史乃一天志之表现，谓有一世界之主宰者按照预定计划与目的而创造历史，此即基督教说之要素。”也就是说目的史观的雏形是神学史观，到了近代由于神学史观已经进入死胡同，康德用理性代替了上帝的位置，“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全部自然都是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后来黑格尔在继承康德基础上有所发展。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为一有理性的历程，为一目的之实现。历史的进展，乃是理性本身的进步，而人类理性是向“自由之觉识”进展的，此即为人类历史之进步。并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步骤：（一）东方专制国家（中国、印度、波斯）中只知有一人（君主）之自由。（二）在希腊罗马建筑于奴隶阶级上之共和政治中，只知有一部分人之自由。（三）近代欧洲立宪政治中人人自觉且被承认为自由。为此黑格尔主张“欧洲代表世界历史之究竟”。张荫麟从源头上廓清了目的史观的最初面目，及其流变过程，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其次，张荫麟批评目的史观的根本错误在于缺乏充足的“史象证明”的支撑，是没有证据的空想，“吾人依从证据所能发现者，除个人意志及其集合的影响外，别无支配历史之意志；除个人之私独的及共同的目的与计划外，别无实现于历史中之目的与计划。一切超于个人心知以外之前定的历史目的与计划皆是虚妄。”“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只是谵语而已。”最后，张荫麟批评黑格尔的目的史观的理论取材范围过于狭隘，“黑氏认为人类历史为一有理性的历程，为一目的之实现，而实际上彼所涉及者仅为人类历史中任意选择之一极小部分，在时间上彼遗弃一切民族在未有国家以前之一切事迹。”在空间上，黑格尔认为人类史之舞台，只限于温带，在寒带及热带中无属于世界史的民族存在之地。对黑格尔把欧洲历史代替世界历史，并把全部世界历史为一个整个的历程的观点，张荫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事实所昭示，人类历史，在一极长之时期内乃若干区域之独立的，分离的发展，其间即互有影响亦甚微小，此乃极彰著之事实，彼以全部世界史为一整个之历程，只是闭眼胡说而已。”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理性的历程，一种目的的实现，同时把欧洲历史等同于世界历史。张荫麟从三个层次对其予以批评：第一个层次认为目的史观的源头是神学史观，其理论根源是不科学的；第二层次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讲，目的史观缺乏充足的历史事实的支撑，不足为据。第三个层次，从方法上指出黑格尔为代表的目的史观，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把欧洲历史等同于世界历史，据此来作为目的史观脚注，显然不能够成立。张荫麟对目的史观的批评史正确的，显示出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这也许是其研习哲学，所得之“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的一种体现。

其二，对循环史观的批判。张荫麟认为循环史观是与直线式进步史观相对立的历史观，而与螺旋式进步史观并不冲突，只是各有侧重。他把循环论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认为与之全部是一种历程之继续复演出，或若干种历程之更迭复演，此可称为大宇宙的循环论。并举例认为中国古代的庄子、朱熹，以及西方哲学史上的尼采，均持此种论点。第二种是小宇宙的循环论，认为世间一切变化皆取循环之形式，任何事物进展至一定阶段则回复于原初相类似之情形。以上两种循环论，如果被用以考察历史发展，则成为循环史观。张荫麟不否认历史中存在大量循环现象的事实，“若以循环之观念为导引，考察人类历史，则每可以得惊人之发现，此则吾所确信不疑者。”他得出的“惊人发现”之一，是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的“我国文学史上有两种思潮之交相循环”，即“诗言志”与“文以载道”两大观念之循环。有学者据此认为张荫麟“表现出对循环史观的偏爱”，这值得商榷。按：张荫麟是在整体否定循环史观的前提下，认为循环的历史现象大量存在于历史事实当中，用循环论去分析，在特定情况下也能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但是，这不等于张荫麟把循环史观奉为圭臬，相反他对循环史观也作了严厉的批评，他否认整个人类历史是按照循环形式运动的，“以吾人观之，谓一切人类史上之事变，皆取循环之形式，此说（假若有人持之者），显难成立。”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张荫麟在循环史观问题上，持局部肯定与整体否定的态度，是相对的肯定与绝对的否定的统一，他对循环史观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反映了他在历史哲学问题的卓识。

其三，对进步史观的批判。“历史既包涵若干独立之传说，不相师承，故其间不能有贯彻于全体之唯一的进步。”在对进步史观表明态度之后，张荫麟具体分析、批评了进步史观的两种类型，即直线的进步史观和螺旋式进步史观。他认为直线进步史观只存在与人类历史的某一个方面，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除生产工具，思想方法，及文化内容之繁赜化以外，吾人似不能在任何民族之历史中发现直线（即不为退步所间断）的进步。”他还批评螺旋式的进步史观，“所谓螺旋式的进步论者，承认盛衰起伏之更代，惟以为每一次复兴辄较前次之全盛为进步。”张荫麟认为螺旋式进步史观在“智识之内容方面似或悠然”，但是若把螺旋式进步“视为普通之通则”，则“螺旋式之进步说亦难成立”。张荫麟批评人类历史是直线的、一元的进步史观具有合理性，因为直线的进步史观把历史发展看作是一元的、线性的，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反复性与复杂性，此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断前进上升的运动，但它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的、波浪式的前进，是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历史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荫麟否认螺旋式的进步，是其认识上的一个缺陷。但总的来说，这种认识，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其四，批判辩证法史观。辩证法或者辩证法史观，主要有两个派别，一个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张荫麟对于辩证法史观的批判，包括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批判，都显得“草率而迹近武断”。他没有从理论上作深入的正面分析，仅仅是简要介绍了两种辩证法史观的基本主张之后，就以二者“皆与史实刺谬”，而予以否定。他举中国历史为证，“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溃，世官世禄之贵族阶级之消灭，此乃社会组织上一大变迁。然此非由于先知先觉之理想的改革，非由于两阶级之争斗，亦非由于新生产工具之发明。”张荫麟认为造成贵族阶层被消灭的原因有二：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小国被灭，夷为郡县，其所包涵之贵族，亦随之丧失原有地位。”二是，“贵族阶级自相兼并残杀，是其消灭之一因。”张荫麟对辩证法史观的批评，尤其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史观的批判，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对与马克思的辩证史观，张荫麟的批判似乎显得有些武断，他所列举的贵族阶级消灭的历史事实，以此作为否定马克思辩证法史观的证据。张荫麟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没有深入的研究，没有认识到生产力、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其五，批判演化史观。所谓演化，与“进步”、“变化”类似，却又不一定是进步。从演化观念考察历史之结果，就是一种演化论的史观。张荫麟认为，演化观念虽可运用于历史中，但是不能以人类全部历史为一演化的历程，由于“演化历程所附丽之主体，必为一合作的组织，而在过去任何时代，人类之全体固未尝为一合作的组织也。”换言之，个别的历史可有演化的历程，而全部的历史则未必符合。故不能说任何社会、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绵远不绝的演化过程。张荫麟对演化史观的批判，肯定了演化史观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否定把全面人类历史看作演化的过程，否定把演化史观当作根本的历史观，他的批评是合理的。

其六，对文化变迁之因果律的批判上，张荫麟批评了影响文化变迁的四种历史观因素。他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变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二是文化变迁是否由文化以外之情形决定？

关于第一个问题，与两种历史观有关：第一，有主张文化之决定因素，在于人生观之信仰者，可称为“理想史观”。“理想史观”不能成为文化变迁的决定因素，因为历史上“许多文化上之根本变迁，未尝有人生观之改变为其先导也。”第二，有主张以生产工具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狭义唯物史观；有主张以经济制度（包括生产条件，如土地、资本、所有者与直接从事生产者间之一切关系）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广义的唯物史观。在生产力及生产关系是否是文化变迁之决定因素这一问题上，或者说对唯物史观的批评问题上，张荫麟表现出一定的徘徊与矛盾心理，他既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对文化变迁的作用，又否认二者对文化变迁起决定作用。他说“吾人并不否认生产工具或经济制度上之变迁对于文化其他方面发生重大之影响。惟史实所昭示：许多文化上重大变迁并无生产工具之新发明，或经济制度上之改革为其先导。关于前者，例如欧洲农奴制度之成立，唐代授田制度之实行是也。关于后者，例如佛教在中国之兴衰，晋代山水画之勃兴，宋元词曲之全盛，宋代理学及清代考证学之发达皆是也。”我们知道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张荫麟所据的历史实例，并不能否认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由此看来，他在文化变迁的原因问题上，对唯物史观的批判，是不妥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有两种历史观：第一，“气候史观”，此说认为一切文化重大变迁皆为气候变迁之结果。张荫麟认为“气候之变迁有时为文化变迁之一部分的原因”，则可以成立；但是“若谓一切文化上之变迁者皆有其气候之原因，则显与事实刺谬。”“气候史观”明显夸大了气候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张荫麟的批评是恰当的。第二，“人物史观”，即认为个人的特别禀赋是造成文化变迁的原因。“人物史观”过分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尤其强调历史上的“大人物”对文化变迁的影响，实际上是英雄史观。张荫麟对此予以批评，认为“人物史观”的论点“无实证之根据”，“只是一种空想而已”。张荫麟对“人物史观”的评判，是正确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杰出人物不能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相反，杰出人物只有顺应历史趋势，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张荫麟对各种历史观的批评，其初衷是在“抉其所见，而祛其所弊”的基础上，探寻或构建“比较完满之历史观”。但是从《论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的内容来看，张荫麟似乎没有提出一种自认为“比较完满之历史观”，但是从他对各种历史观的批评中，似可以看出他的具体用意之所在：第一，从历史演变的形式来看，“进步、循环性、辩证法，皆可为人类史之部分的考察你之导引观念，试探工具，而皆不可为一切史象之模型”。从文化变迁的因果关系来看，“人生理想、生产工具、经济制度与气候的突变，以及“大人物”的挺出，都可以并常常导致重大的文化变迁，但这些因素无一为文化变迁的充足条件，非但不是充足条件，甚至不是必要条件。”第三，张荫麟在《论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中，并没有提出他认为的“比较完满之历史观”，他在1940年撰写的《中国史纲·自序》中，尝试以综合史实的四种范畴，来代替历史观，可以说是张荫麟对构建“比较完满之历史观”之继续探讨。这四种范畴包括因果的范畴、时间的范畴、发展的范畴、循环的范畴。“这四个范畴各有适用的范围，是应当兼用无遗的”，“不独任何一个或两三个范畴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有学者认为张荫麟的史观是一种“综合的史观”，这种史观不以单一因素为历史法则，不以任何史观为范纳一切历史现象之模型，反对一切“通则”、“共相”。王晴佳认为张荫麟的历史哲学是“折衷、综合式的，他不想仅仅追随一种历史观，而是想博采众长，解释不同的历史现象。”通过分析张荫麟对各种历史观的批评，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张荫麟的历史观是多元的、开放的、发散的，他反对各种一元的、直线的、单一的历史观，尤其反对打着各种旗号的决定论。张荫麟对不同历史观的批评，彰显其史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与思想深度，对此我们应当予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张荫麟的对各种历史观的批评，首先反映了他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面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观，他用求真的历史感，根据历史史实分别加以过滤，是则是，非则非，显示出丰富的理论性和批判性，“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史学理论认识的制高点，有些观点后来不仅未有超越，甚至有所倒退。”这样的评价似乎过誉，但是从侧面反映了张荫麟在历史观方面的探索，在当时，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其次，我们应当指出张荫麟在历史观问题上有不足之处，如他批评唯物史观，把辩证史观摆在对立面，将自己置于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境地，反映了其历史认识的局限性。

由于受时代背景、政治环境、个人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张荫麟的历史哲学难免存在着不足。比如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批评，反映了其认识的局限。对此，我们应以历史主义的眼光、知人论世的态度去“同情之理解”，史学家都是生活在具体历史时代的个体，不可能不受时代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历史理论建设角度，张荫麟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他在历史哲学方面的真知灼见对于当下的历史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大有裨益。

作者：杨俊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