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的社会心理论文

[摘要]20世纪20年代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开始思考现代科技对于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意义。卢卡奇立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通过批判资本主叉社会的技术合理性与物化现象，逐渐转向意识形态批判；瞿秋白立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普遍性，通过阐明技术的本质与应用方式，揭示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必然性。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布哈林的社会心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布哈林的社会心理论文 篇1：

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探要

摘 要：布哈林作为俄共（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拓展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思考维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纵观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劳动理论、物化理论以及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主要理论渊源;意识形态概念与特征论、属性与存在论是其主要内容。不断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心理是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当代启示。

关键词：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社会主义文化;当代启示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十分脆弱。在此背景下，防止政权蜕化变质、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成为第一要务。布哈林作为苏联早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认识到了在此过渡时期必须紧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筑牢广大干部与工农群众的思想阵地。因此，结合唯物史观与现实需要，布哈林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并把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劳动理论相联系，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深入研究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能够对新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方法论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劳动理论

布哈林认为“意识形态过程是分化的劳动”，将意识形态的本质定义为劳动。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这里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以及“生产物质生活”指的都是劳动。恩格斯也曾再论劳动，他更明确地强调人们必须先劳动才能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除了主要讨论物质劳动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何为“真正的分工”时便提到了精神生产劳动，认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在此基础上，布哈林将社会总劳动分为物质劳动以及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所有劳动，而属于“上层建筑”的劳动便内含着意识形态性劳动本身。在这里，布哈林深刻剖析了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劳动思想，提出了“上层建筑性劳动”以及“意识形态性劳动”等概念。除此之外，布哈林还对意识形态性劳动的组织范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它参照了物质劳动的组织范式。这样，布哈林便从“骨骼”（运行范式）与“血肉”（具体内容）两方面充实了“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

（二）马克思的物化理论

布哈林将意识形态过程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劳动，提出意识形态具有“物的社会存在形式”。既然是劳动，必然存在对象化的问题。我们熟知，劳动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2]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意识形态性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为何？它又通过何种形式得以呈现？针对上述疑问，布哈林作了巧妙地同义语转换：他将意识形态性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等价为精神文化的产生过程。布哈林说到，“精神文化的積累不仅是通过人们头脑中的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升华的形式，而且是通过物的积累形式实现的。”[3]也就是说一定形式的精神生产必然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存在，即特定形式的物质载体。由此得出结论：“意识形态性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是“精神文化”，它不仅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同样也以物质化的形式存在。劳动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人不仅要“物质的”存在着，还要“精神的”存在着。

（三）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是作为具有否定性（虚假性）意义的语词使用的，可以说与“科学”是不沾边的。但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拓展，首次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再笼统地探讨意识形态虚假性。列宁指出，“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4]面对当时国内盛行的修正主义，列宁已经意识到厘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边界的紧迫性，因此格外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可以说，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是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布哈林正是沿着列宁的思路，因此在创设其意识形态理论时同样凸显出鲜明的阶级性。

二、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概念与特征论

首先在概念上，布哈林将意识形态过程看作是一种分化的劳动。他认为，“在‘人类史’初期，也就是说，在不存在剩余劳动的条件下，几乎也不存在意识形态。”[3]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它的产生依赖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这其中隐含着脑体分工，即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差别。因此，布哈林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分化的劳动，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细化，这样一种劳动呈现出日益专门化的趋势。其次，在特征上，布哈林认为意识形态性劳动与物质性生产劳动之间及其内部均呈现着动态平衡。他以“平衡论”的形式逻辑来分析意识形态性劳动与物质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存在着“动的平衡”。实际上，布哈林讲的“平衡”不是一种静止的、不变的、恒定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变化的、发展的状态。即所谓“动的平衡”之势。我们不能将“平衡”就简单地等同为“和谐”，而是要将其理解为一个场域，即在社会统一体存在下“和谐”（正向）与“冲突”（负向）之间的广大场域。在这个“平衡的场域”中，有时冲突占据上风，有时和谐占据上风，但总的说还是一种动态的，有时甚至是不稳定的平衡状态。

（二）属性与存在论

首先，在属性上，布哈林认为意识形态性劳动存在鲜明的阶级性。他强调一切社会科学都有阶级性，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布哈林认为：“最高地位同所谓‘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有联系，而‘精神生产资料’属于阶级的垄断所有权;由此可见，在分配物质生产产品时，这种‘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相应地比处在他们下面的人们获得较大的一部分社会产品。”[3]可见，作为“分化的劳动”的意识形态性劳动应然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布哈林正是深刻挖掘到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属性，即鲜明的阶级性，从而为其“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设定好理论边界。其次，在存在形式上，布哈林认为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的积累不仅通过人们头脑中意识形态升华的形式存在，而且也通过物的积累的形式存续。布哈林指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物质化规律。意识形态不仅只有思想观念的呈现方式，还有物质化的形式。比如说，书籍、碑铭、雕像、图画、庙宇等等这些物品实际上就是凝固的、物质化的意识形态，我们根据这些“物的积累”就可以对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或者意识形态进行判断。正如布哈林所强调的，“精神文化的物的骨骼就是这种文化的‘固定资本’，它愈是丰富多彩，它的固定资本就愈多，这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3]这里“精神文化的物的骨骼”就是承载着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即物质化的意识形态;那么，“固定资本”则是指精神文化得以附载的物质载体的可能性或选择性空间。总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衡量意识形态物质化程度的决定性标尺，意识形态不仅是以纯观念的形式存在，也同样以物的形式存在并延续着。

三、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不断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创新

布哈林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认为一个有着“健康肌体”的社会必须同样具备恰当合理的意识形态过程，与物质生产相配合，共同推进社会进步。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同样永无止境。新时代聚焦当代中国，可以发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问题重重，加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意义深远。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指出：“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5]因此，不断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创新，需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发展实际增加具有针对性、导向性的理论话语。既要重视对意识形态基本理论的再思考，又要推进具有中国特点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断推陈出新。

（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布哈林从意识形态性劳动视角看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中隐含着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布哈林提出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内在包含文化实存的劳动价值，文化市场化以及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考。从国内一维，在新时代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尤为重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形成适应性发展。人们对文化层面的需求要得到极大提升，必须对文化生产领域进行深刻变革，尤其是推进文化生产领域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推进文化市场化发展，加大对高质量高标准文化产业的重视，努力建成文化强国。从国际一维，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要素，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日益突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助于促进中国文化与国际社会进行深度交流，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与认同感。

（三）不断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心理

布哈林曾这样解释社会心理，“人们通常是靠‘日常思维’过活的。在社会生活所由构成的无限多的人们相互作用中，在人们的精神交往范围内，存在着一些大量的没有系统化的要素”[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不同社会的群体利益诉求更为鲜明，再加之思想领域的氛围活跃，使得现阶段社会心理呈现出多样化态势。由于多元利益诉求的需要，许多社会心理与诸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产生“契合”，无疑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在对多样化社会心理进行引导的时候必须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亮明阶级观点。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应“回避”或消解阶级性之于意识形态的深刻意涵，这是原则底线的问题，不应随着全球化思维而淡化弱化。在全球化时代，更需要凸显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旗帜鲜明地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心理，树立强大社会认同，坚决同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做斗争，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参考文献：

[1]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16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4.

[3][苏]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M].李光谟，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22：76：256：321：244.

[4]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1.

[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64.

（责任编辑：许广东）

作者：张蕊

布哈林的社会心理论文 篇2：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比较

[摘要]20世纪20年代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开始思考现代科技对于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意义。卢卡奇立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通过批判资本主叉社会的技术合理性与物化现象，逐渐转向意识形态批判；瞿秋白立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普遍性，通过阐明技术的本质与应用方式，揭示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必然性。他们对于技术问题的思考从不同方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神。反映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差异。

[关键词]技术　物化　文化　科学　批判

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了由西欧向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其他地区的民族与文化随之被逐渐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科学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生产过程中，真正实现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俨然成为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显著标志，并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一时期，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东方国家，思想家们都开始思考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之于人类文化的意义，并且不约而同地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然而，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面临相似的时代问题，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技术观却不完全一致。本文中试图以卢卡奇和瞿秋白为例，通过考察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对技术问题的思考，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从而揭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差异。

在1922年完成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人手，指出在以商品关系的形式表现社会结构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活动及其产品物化为某种客观的、外在于人的东西，控制人并与人相对立。在卢卡奇看来，物化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的结果，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现象。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导致了对象化的人类劳动及其产品抽象为某种形式相同性：一方面，人类劳动产品的质的多样性仅仅表现为不同对象的可交换性形式，而不是人类劳动的丰富本质；另一方面，这种单一的形式相同性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前者意味着可交换的商品成为人类劳动产品的唯一形式，后者意味着在劳动过程中工人的丰富技能乃至个体的质的规定性逐渐被单一的技能或动作所取代。“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因此，通过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卢卡奇揭示了现代技术的合理化与人的异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现代的机械化生产对个体意识的影响，由此展开了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卢卡奇对技术与物化现象的分析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机械化生产过程中的可计算性原则造成了劳动的主体与客体各自的分裂。机械化生产的广泛运用，不仅将劳动过程分解为各个环节，还严格按照越来越准确的计算原则来控制生产过程，实现最大的合理化。在这种可计算性的合理化原则的支配下，以往生产过程中的产品的有机统一被消解，每个工人都只能生产某一部件或是完成某一道工序。这就意味着，工人的劳动不得不服从分工的要求而被分解为局部的、机械的操作性劳动；人不再是整个生产过程的主导者，而被迫服从机器运行的规律，成为整个劳动过程的旁观者。

其次，劳动过程的机械化与合理化渗透到工人的意识与价值层面。卢卡奇通过引述马克思的观点指出，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卢卡奇认为，“面对不依赖于意识的、不可能受人的活动影响而产生的、即作为现代的系统而表现出来的一个机械一有规律的过程，直观态度也改变人对世界的直接态度的各种基本范畴：这种态度把空间和时间看成是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这一“机械一有规律的过程”指的是机械化与合理化的劳动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物化现象的现实物质基础。所谓“直观态度”无非是这一劳动过程及其内在原则在工人意识层面的反映，它表明工人由于在劳动过程中的身处被动状态而丧失了反思能力。不仅如此，生产的机械化使工人不得不服从机械化的局部劳动，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与产品和其他工人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于是，工人成为孤立的分子或原子，他们只是在机械生产的抽象规律的作用下才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机械化生产过程中，工人受到了机器生产规律的支配，被切断了与劳动产品和其他工人的整体联系。一旦工人在意识层面丧失把握社会总体和本质的能力，在价值层面丧失自身的主体性，他们便沦为抽象的物。

最后，工人在机械化生产过程中的物化反映了整个社会结构的特征。卢卡奇指出，“个人的原子化只是以下事实在意识上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这是因为，只有在工人能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时候，只有在整个社会以商品交换的方式来满足各方面需要的資本主义时期，物化的关系才全面取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劳动过程的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才遍及社会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并且在国家的官僚统治、法律形式以及政治经济学领域表现为合理化与孤立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整个社会意识结构表现为各种独立的、合理化的局部规律，而缺乏对社会的整体的、必然的联系的把握，因而也就无法意识到决定物化现象的现实的经济基础。

卢卡奇对技术与物化现象的分析表明，现代的机械化技术及其内在的合理化、可计算性原则在劳动过程中的广泛应用直接导致了工人的异化。同时，现代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其内在原则是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在生产领域的具体表现。换言之，工人在生产领域所经历的原子化与价值沦丧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缩影。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如果离开了资本主义的特定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商品关系的普遍化，工人便不会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机械化技术也无法普遍应用于生产过程中，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完全受合理化的、可计算性原则的支配而被异化的现实也就不会构成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这一结论正是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的具体体现。“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主要是运用总体性方法考察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而揭示出现代的机械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之间的密切联系。这里所谓的“总体”，具体是指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如他所说，“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但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只有在我们

集中注意力于我们的方法的真正物质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时，才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然而，现代的机械技术只是漫长的人类技术史演变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深入而全面地揭示技术的本质及其作用必须将其置人人类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卢卡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集中反映在1925年完成的《技术与社会关系》一文中。

卢卡奇的这篇文章旨在批判布哈林著作《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方法与结论。在卢卡奇看来，布哈林的这本小册子的关键性错误在于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庸俗的、自然科学式的唯物主义，误解了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经济与社会现象的具体特征。在文章中，卢卡奇有针对性地批判了布哈林关于技术是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反而走向了技术决定论的拜物教。

在卢卡奇看来，“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一个要素，尽管它在本质上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或要素，技术既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生产力，也不是社会生产力中最后的或抽象的要素。”技术只是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决定性的内容；技术自身的进步以及它对社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自足的，而是处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并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不可分离。卢卡奇以古代社会向中世纪与封建生产方式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为例证，指出虽然中世纪的技术较之古代社会没有明显进步。但是这一时期行会的出现促进了劳动组织的合理化，解决了古代社会过度剥削奴隶的问题，从而为现代技术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现代工业技术只有具备了包括大市场、社会分工、资本关系在内的社会前提才可能产生。因此，“技术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完成，而不是它最初的原因。”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布哈林的理论错误源于方法论上的唯社会学论(sociologism)，他将人类社会领域的社会规律等同于无机自然的平衡法则，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与自然科学类似的“一般社会学(general sociologv)”。这种单一化的理论模式无法真正说明历史领域的复杂现象。卢卡奇格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性质，认为只有运用总体性的辩证法才能科学说明历史的进程及其本质。“辩证法并不寻求独立的、自足的成就：它的领域是作为整体的历史进程，在质的差异性和它们的客观结构的持续转变中，历史进程的个体的、具体的、不可重复的运动准确地揭示了它的辩证法本质。”

综上所述，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时，卢卡奇将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联系在一起，揭示了技术合理性对工人生存状态的负面影响；在考察人类历史进程时，他强调作为社会生产力组成部分的技术对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依赖作用。总的来说，卢卡奇的技术观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总体性”方法。这种“总体性”方法重视不同历史因素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它们与社会总体的相互作用，因而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化技术时强调商品关系的普遍化对机械化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这一技术对工人乃至全部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在考察历史进程时既肯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又强调这种积极作用离不开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植根于现实历史进程与具体社会形态的“总体性”方法更多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影响，使得卢卡奇的技术观既不同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思想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内部结构，又迥异于他所批判的庸俗的、自然唯物主义观点而摆脱了单一的决定论。

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的批判，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西方文化危机。这一危机同样波及遥远的东方中国，将发生在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文化论争推向了新的高潮。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屡屡凭借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国门，其先进技术极大地震撼了国人，将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并激起了一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同时，一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争论由此发端，并且历久而弥新。①随着向西方学习的内容逐渐由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观念层面，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并且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话题。一战后，以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为标志，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全盘鼓吹传统文化的思潮。其时，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和瞿秋白等人积极参与了这场东西文化问题论战。1923年，瞿秋白发表《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答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其中对技术问题的思考具有鲜明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

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本质与根源问题是这一时期文化论战的核心，瞿秋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由界定文化的内涵开始。首先，他认为文化是人的产品，它所遵循的人类历史规律便是文化的共性。“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㈣进而言之，文化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文化只是征服天行；若是充分的征服自然界，就是充分的增加人类驾御自然界的能力。此种文化愈高，则社会力愈大，方能自强，方能独立，方能真正得自由发展。”因此，人类文化就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的活动及其产物，包括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状况、经济关系、社会政治组织、社会心理和思想系统等等。瞿秋白认为，“社会现象的最后原因，精确些说，是生产力(包含‘自然’、‘技术’和‘工力’三者)。”看似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遵循着由生产力到经济关系、社会政治组织、社会心理和思想系统的历史规律，而技术是决定人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共性，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东西方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同，发展速度不一致。因此，这种差异是时间上的，而不是性质上的。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其中的技术要素，是衡量不同民族文化高下的標准。这是因为，从人类文明的起源来看，制造工具以作用于自然既是文明的开始，也是技术的开端。技术之于人类文明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方式，“是人对于自然的威权”；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为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社会变革提供了物质条件。“技术若受外缘的影响，如地理的关系，民族之间的接触等，发展得分外快，那时社会经济的激变能令受治者一面受新技术的训练而强盛，一面渐占社会里举足可以轻重的地位，于是突出当时旧社会关系的范围，而创造新文明。”㈣瞿秋白不仅说明了技术的本质，以此凸显了技术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的积极作用，还指出，技术的应用方式产生出不同时代的文明，具体的社会关系制约着技术的应用。根据技术应用方式的不同，瞿秋白概括出人类文明的三种形态，即技术神秘性的封建文明、技术科学性的资产阶级文明以及技术艺术性的无产阶级文明。

“物质文明是技术，科学仅仅是从技术里抽象而得的总原理。技术有神秘性便是封建时代的文明，技术有科学性便是资产阶级的文明，技术更进而有艺术性便是无产阶级的文明。”旧资本主义社会以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发达技术为标志，它所创造的技术文明祛除了封建时代在技术应用方面的不合理性与神秘性，体现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这种“单调的技术的科学之发展”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福音，反而造成了种种弊病，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科学尤其只用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上，而不肯

用到或不肯完全用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现象上去。”旧因此，单纯依靠资本主义的技术文明并不能解放人类，必须采取无产阶级的解决办法，即变革社会关系以消除技术应用的种种弊端。在瞿秋白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如同自然现象中的因果规律一样是可以被人们所认识并加以运用的，遵循人类社会的因果律便能实现技术的合理应用，创造艺术性的技术文明以及人类全面发展的精神文明。其最终实现的便是“社会主义的文明，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于艺术的人生，集合的谐和的发展。

因此，瞿秋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形式的规定，用人类的物质创造活动来解释文化发展的历史动因，发现了文化创造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从而证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只是时间性的。㈣在他看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西方已经由资本主义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已经出现了技术文明的种种弊病；东方文化还停滞在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之下，并在帝国主义的入侵之下加速走向崩溃。因此，只有发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东方民族革命，变革生产方式，才能彻底消除宗法社会与资产阶级文化，构建代表人类文化前景的无产阶级文化。

瞿秋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表明，他将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提升到了全新的理论高度，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在此之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均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来形容东西方文化，尽管通过东西方文化比较而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并提出建设新文化的主张，但主要是从民族文化的性格和特点出发理解东西方文化，把现代科学与技术当作西方文化所特有的东西，主张学习科技以补救中国文化之不足。相比之下，瞿秋白的理论思考更为深入：一方面，他从人类文化的共性人手考察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以普遍性的思维方式超越了这场论战的大部分参与者所持的文化特殊性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区分技术的本质与应用方式，他既说明了生产力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不同社会的生产关系对于技术应用的制约作用，从而将实现人类文化前景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超越了当时的t·东西文化调和论”。当然，与杨明斋在《评中西文化观》一书中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分析相比，瞿秋白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不免失之偏颇。但是，瞿秋白对文化问题的思考罔绕社会生产力这一人类文化的决定性力量而展开，抓住了技术这一核心要素，并以技术文明来概括西方文明，以技术的发展及其合理应用来阐述人类文化的未来，这表明他对西方文化与人类文化前景有着更为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卢卡奇与瞿秋自在技术问题上的一致性。例如，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认为，技术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是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现代技术与科学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以及技术的应用受到特定社会关系的制约。然而，尽管同处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面临现代科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样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他们的技术观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首先，他们考察技术现象的视角不同。无论是回顾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还是分析具体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卢卡奇主要从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出发，把技术当作其中的要素之一加以考察，认为社会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及其与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技术自身的发展及其影响。而瞿秋白虽然认为技术受到了地理环境、民族交往等因素的影响，但仍强调技术自身的革新对于人类历史进步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卢卡奇是将技术纳入社会结构的整体中，考察特定的社会关系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瞿秋白更多的是把技术视作生产力的关键因素，考察技术的形态演变与人类社会的形态变迁之间的关系。对于卢卡奇而言，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结构便无法理解技术自身的发展及其意义，而对于瞿秋白来说，离开了具有普遍性的技术便无法说明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因比，卢卡奇更多的是从特殊性的视角考察技术，而瞿秋白更多的是从普遍性的视角考察技术。

其次，他们对技术的理性化趋势持不同态度。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现，弋技术，以及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趋势。对此，卢卡奇认为，现代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导致合理化、可计算性原则侵入到人类的生活领域，导致社会生活的全面物化，因此，他对技术的理性化趋势持批判态度，并由此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而瞿秋白尽管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技术文明的种种弊病，认为通过变革社会关系可以消除这些弊病以实现真正的解放，但始终重视技术本身的科学成分。在瞿秋白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是因为人类逐渐掌握了自然界的因果规律，而一旦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因果规律，同样可以应用这一规律来改造社会，实现各方面的和谐发展。因此，瞿秋白充分肯定了人类技术的科学性，并对技术的理性化趋勢抱有乐观态度，甚至把现代技术中蕴含的因果规律推广到社会领域，以此来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最后，他们思考技术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当时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教训，使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揭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特征，开展意识形态批判以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主要理论任务。因此，卢卡奇主要探讨技术的合理性原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批判技术的负面影响。而东方国家所面临的变革传统生产方式以发展生产力、批判资本主义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双重任务，使得瞿秋自在重视技术的作用的同时，又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将促进技术的发展及其合理应用。

总之，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合理性与物化现象，卢卡奇所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概念，立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由技术批判转向意识形态批判，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而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规律概念，立足人类历史进程的普遍性，通过阐明技术的本质与应用方式，揭示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必然性，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精神。

责任编辑：何蔚荣

作者：周可

布哈林的社会心理论文 篇3：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编选得失

(一)

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编译局最近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就编选工作而言,这本书有不少可圈可点值得称道之处。我以为,起码有这样两点:这就是尽量避免了“断章取义”的弊端与“掐头去尾”的弊端。在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运用过程中,长期存在以上两种弊端。

先说“断章取义”。这是我们大家都领受过并深受其害的。“断章取义”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非科学方法,它是整人的“棍子”、唬人的“旗帜”……尤其是在拥有垄断真理权力者手里,能够造成极其可怕的后果。“文革”中的打“语录仗”就是这种方法的一场闹剧。即以马克思主义论文艺这类书的编选取而言,就曾有过这种现象。我手头有一本1974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编》(天津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1972-1973年选编),这本书是按问题切割摘编的,其中有一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天才论’和‘人性论’的批判”。这次我又翻了翻,看它是运用了什么材料论证马、恩批“天才论”的。原来材料还是大家熟悉的,马、恩批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英雄史观的著名论述,只不过是卡莱尔著作中有“天才人物”的词句,这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天才论”的证据。至于恩格斯称过雪莱为“天才的预言家”,则可以不计。联系这本书的编选时间,恍有所悟。原来,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两年,庐山上出现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被领袖称作与林彪摊牌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序幕——庐山会议召开,它的由头就是批陈伯达编选的一套马克思“称天才”的语录,批林彪的“天才论”。“六经注我”这套祖传手法,用起来真是得心应手啊。现在我们手头拿到的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的集子,编选者主观上是尽量避免了这种选集容易犯的“断章取义”的弊端,这是值得称道的。集子对所选著作尽量采取全文照录或是“节选”的办法。因为是文艺的专题文集,由于篇幅关系,对于被选录的长篇论著,只将某些章节涉及文艺问题“节选”,也是不得已,似应被认可。

当然,如何“节选”,选什么,不选什么,还是有可商榷之处。依我之见,既然选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么,它的第七章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似应节录,毋使遗漏。也许编者会说,我们选录的是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我说,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农民问题太深刻了,太重要了。它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至关紧要。百年来,农村生活是我国文学的最重要题材,农民是文学一以贯之的中心人物形象。文学史家王瑶称,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作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第一人”。从“阿Q正传”到“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到“创业史”、“山乡巨变”、“李双双小传”、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各式各样的农民形象,构成了现当代文学一条缤纷的人物画廊。可以这样说,作家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和把握是否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生活实际,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经典论述,它的思想与认识价值,艺术上成就的高低、优劣、成败,具有关键性意义。马克思说:小农“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对农民阶级所作的透剔分析,是不易之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这些现代文明观念,农民作为阶级本身是提不出来的。农民只会盼望“圣主”、“明君”、“好皇帝”,呼唤“大救星”,歌颂“永不落的太阳”带给他们雨露和阳光。农民是皇权主义者,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是“奴性”意识。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政治家毛泽东与文学家鲁迅,他们都是农民问题专家。毛泽东靠农民问题起家,他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高度评价农民,他称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提出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对文学家的鲁迅推崇与评价备至,他称鲁迅是“中国第一等圣人”,他说他与鲁迅“心是相通”的。不过,政治家的毛泽东对文学家的鲁迅,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不无訾议之处。30年代末在延安,毛泽东与周扬谈话(参见《周扬文集》第五卷,第146页)以及给周扬的信(见《毛泽东文艺论集》),认为鲁迅在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有偏颇。说“鲁迅看到农民的消极落后一面而没有看到农民的积极的革命方面。”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而“忽略其英勇斗争”一面,“即民主主义的一面。”在对农民问题认识上,毛鲁的歧见,经过70年的沧桑岁月,经过实践对历史的检验,应该说是非了然可辨了。应该说谁更接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正确论断,也准的有依了。

有人用“一二三”简括一部中国社会封建史,这就是2000多年漫长的帝王专制历史,经过1000多次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结果呢?前后更替了300多位皇帝罢了。一直到辛亥革命,西学东渐,才得以推翻帝制。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专制主义文化阴魂不散,绵远流长。抗战胜利后推翻蒋家王朝的三年解放战争,其势若暴风骤雨,其力似雷霆万钧。国共双方动员兵力超过100万的中外闻名的淮海大战的胜利,陈毅用文学的语言道出:这是(鲁皖豫苏)农民用小车子推出来的。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何尝不是全国农民用小车子推出来的?中国农民的力量惊人。江山易主,朝代更迭。打下江山,坐上江山之后呢?用顾准同志提出的命题:“娜拉出走之后”呢?“土地改革”以后那几年的农村,过春节,普遍流行的一副春联是“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在这之后几年的时间里,在农村实行了强制集体化。农民的大红土地证作废了,大牲畜、大农具归公了;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第一次被剥夺,生产资料被剥夺。据说党内那些忠贞务实之士都是“小脚女人”,看不到农民的积极性,感觉不到“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势头。不多时日,又在农村推行了“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化的实验。农民成了类似“农奴”的“社员”。农民第二次被剥夺,农民的生活资料部分被剥夺。农民收获的庄稼,只能用“工分”从干部手里换取,听凭施舍。高指标,高征购,农民的口粮、牲口粮、种子粮都被搜罗一空。到了“大饥荒”三年,饿殍载道,易子相食。全国饿死3000余万人。(参见杨继绳《墓碑》等)。河南等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外出逃荒都被禁堵,以免给“三面红旗”抹黑。人的最起码最基本权利,生存权、生命权被剥夺。人们经历了一个用“革命”、“主义”的华包装起来的现代个人迷信时代,也是广大农民匍匐在神明脚下的蒙昧时代。如今回味一下80多年前,鲁迅对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啊!1978年以后的思想启蒙运动到来,有三件重大的重新发现。这就是一,人的重新发现。将“神”从神坛上请下来,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二,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若干被阉割、被打入冷宫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人道主义等,从尘封中被重新发现。三,鲁迅的重新发现。曾经被歪曲、近来又被戴上“后殖民”帽子的鲁迅思想价值的重新发现。再重新读一读鲁迅的《药》,那用醮着烈士鲜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的华老栓精神的麻木与奴性,联系又过了80余年的风雨苍黄历史,怎不使人百感交集。昔日在延安,正当而立之年并燃起个人崇拜之火的周扬,倾听毛评鲁的一番话,大概只有聆受的份子;40多年岁月流逝,已过古稀之年的周扬,对历史、岁月、人生有了自己的明确判断;对毛鲁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的是非,实际上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看法。他说,鲁迅“对中国现实和全部历史,观察之深,解剖之透,是我们许多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周扬文集》第五卷,第137页)中国2000多年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是有别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概念)是渗透在中国政教礼俗方方面面,弥漫在民族心理深处的专制主义。这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在上一方面是专制主义,在下一方面是奴隶主义。鲁迅说,中国农民2000多年的历史,无非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或者换一句话说,无非是专制主义的皇权“维稳”得以实施与“维稳”受到挑战与破坏的时代交替。应该说“五四”以来对中国历史、社会,对中国农民看得最深、最透的鲁迅是第一人。中国庞大、强大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决定着中国国民性;对这种国民性进行改造,强烈地、迫切地追求人的精神独立,是鲁迅毕生为之韧性战斗的文学总主题:他所创造的阿Q就是长期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国民性的典型。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文学是伟大的,首先是他思想是伟大的。旁观者清,一位日本朋友新居格说,鲁迅“与其说他是文学家,毋宁说是更大的思想家。”“若问鲁迅为什么占中国文坛的最高地位?实因他有这种价值,就是他有思想,不仅是作家。”近年来,文学界在讨论为什么新时期30年还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家,出现文学经典,难道不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吗?

将鲁迅的文学作品,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理论作品,对照阅读,将令人神会。

再说“掐头去尾”。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运用,采取“掐头去尾”的方法,曾经是前苏联与斯大林控制共产国际的基本倾向。我国也曾有过。任何一种较大影响的文化、学术思潮流派,都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过程,显出阶段性,保留着连续性。有人将《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发表前的马克思主义称作“早期马克思”或“青年马克思”阶段。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又活了12年于1895年去世,这12年被人称为“晚年恩格斯”阶段。有人大斧一挥,拦腰一砍三截,掐头去尾,只取“火烧中段”。这些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越俎代庖,将马克思某些早期极其重要的著作,认为有“黑格尔的遗迹”而踢出马克思主义的门外,对晚年恩格斯若干重要论断、原理,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或是漠然对之,或是指桑骂槐,标上伯恩斯坦之名大批特批。值得赞赏的是这本文献选集,注意到了努力克服这种“掐头去尾”的弊端。

我十分赞赏这本书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收录,虽然还是“节选”,但基本内容都包括了。这是编选者的胆识,也是这类马克思论文艺选本创造性之举。因为在我印象中,这是首见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著作手稿》(以下简称“手稿”)1927年被发现问世,1932年全文发表。被“马克思学”学者广泛注意。甚至有人认为此文发表赋予马克思主义第三次生命。“手稿”不仅是青年马克思重要著作,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其思想应该说从青年马克思到晚年恩格斯未曾断线。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异化”的概念,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出发点,改造了费尔巴哈“人性异化”的抽象性,提出了“劳动的异化”科学思想,以此为理论基础,集中地详尽地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为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手稿”集中地、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异化思想和人本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手稿”在我国1956年由人民大学何思敬教授全文翻译出版。“文革”结束后,敏锐的思想家周扬、王若水等发现了这一理论的价值,提出了探讨。孰料竟遭到一顿上纲上线劈头盖脸的围攻和批判。有恃权仗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别出心裁地罗列了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十大论点,将“社会主义异化论”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文艺十论之首,设坛批判。此事又一次表明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之深厚。悲夫!

这部文艺论著选编,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一处几十年的错译作了更正。这里一个字的正译,却牵连到一场大的哲学争论,意义不同凡响。这就是被恩格斯称作“是非常宝贵的”,“作为包含着新世界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条的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着重点是我所加。该译文源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这里,现今的译文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不是从主体去理解”。而以往的译文,都是对事物“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仍按旧译(参见该书〈一〉第3页)。这一个字的译文差误牵连到一场大的哲学论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到本体论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或是实践的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因此,实践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这是实践的真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是实践的唯人主义,我赞成这样的概括。这种概括能够比较鲜明地有别于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特色。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客观性、主体性与创造性的特征。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现实世界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它体现了主体性社会性的统一。鉴于以往哲学教科书中将人、实践、精神都看成是单纯的、消极的、被动的,实践哲学一个重要特征主体性惹人注意。1980年代以后,主体性哲学、主体性美学勃兴。甚至文学中也有人提出文学主体性的命题,引起文学界朋友兴趣。然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主体性特征却受到一些人质疑,认为有“唯心主义”嫌疑。当人们认真检索校订之后发现,这个“主体性”命题是从老祖宗那儿来的,恰恰出之马克思之口,是马克思书上写的。为什么几十年间将一个字误译?致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体性揭示被湮没?当然,它也只能蒙我们这样不懂德文、不能直接阅读德文原著的人。现在编译局做了一件好事,终于在中国人中还了马克思原著的本来面目。

“晚年恩格斯”是一篇大文章。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独立活动的12年,不仅是恩格斯人生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重要阶段。我注意到本书收录了恩格斯晚年指导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工作的书信,其中几封具有针对性的、纠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上的庸俗化、简单化、机械化的错误倾向的文艺问题信件。但是,我想这本文献集若有可能,是否收进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会更佳?此文是恩格斯逝世前的五个月写的,是他一生最后一部著作,也可看着晚年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因为本文献集已收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节选);若将这两本写作相隔30多年的著作相互关联,参照阅读,将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更全面、更完整。

19世纪90年代,欧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上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新的股份制等社会化因素。政治上,1890年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社会民主党走上公开合法政治舞台,通过选举,进入了代议制权力中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恩格斯在指导第二国际斗争中,与时俱进,自我反省,自我修正。根据历史实践的检验,对若干理论问题,坦承“错了”、“不对”、“过时”等(《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恩格斯实际上接受了“契约论”的共和国政治形式的国家学说,由此提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存着和平的逐步的渐进的道路。恩格斯晚年,在领导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斗争中,开拓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重大历史性转变。

1995年恩格斯逝世100周年纪念。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学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持续的纪念、研究热潮。而在我们这儿却动静不大,也不及马克思忌辰100周年,还有隆重的纪念会与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不过结果是以尽人皆知的尴尬收场,大概有关方面有所顾忌吧。好在,之后的三年,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开展了一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大讨论,实际上是对“晚年恩格斯”的思想资源重新认识结合实际生活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我国宪政民主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深远。可喜的是当局虽不赞成讨论的主题,在主流媒体上发表了表态性短文;可是网开一面,允许讨论的进行;能够做到我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是我维护你说出你意见的权利。这是一大进步。

(二)

这个“选读本”的“编选说明”称,“努力做到不遗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世界观、方法论、文艺基本理论和包含有重要文艺观点的文章。”编选者列入这个选读本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外,还有列宁、斯大林。对于将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捆绑在一起,同等配列,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合集,这样的编选,我不以为然,窃以为不妥。

斯大林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难道今天我们还舍不得丢掉这把“刀子”吗?还拘泥于50多年前说的“三七开”之类话吗?应该说自苏共二十大“解冻”以后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苏共亡党后近20年来,有关斯大林的档案材料大量披露,对斯大林的研究相当深入。斯大林何许人也,他的面目早已皂白可辨了。自列宁去世后,他运用纵横捭阖的权术,将当时苏共六名核心领导成员,以整“反对派”名义,干掉了五人,树立了他独裁统治的权威,开始推行对他的个人崇拜。接着是施行1937-1940年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大清洗”,滥杀无辜。杀死多少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说是60多万,以后陆续透露的材料表明,政治“大清洗”加上上世纪30年代初的强迫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被迫害致死达数百万人。数字的差异改变不了斯大林“暴君”形象的实质。前不久,波兰国殇,使更多人知道被谎言隐瞒了50年的“卡廷惨案”;那令人发指的屠杀,是斯大林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现任俄罗斯总理普京说出了有良知的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犯下的这些罪行辩护。”要说这样的“暴君”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

以往,中共受斯大林控制的第三国际的影响,囿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曾经将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立,尊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每临重大节日,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他们四个人的画像,在各种公共场合如会议厅、办公室,悬挂马、恩、列、斯相片。如今,随着历史真相的显露,中共早已改变了这样的做法,这是人所共见的。

即以“马克思主义论文艺”这类文论选集而言,也非是一成不变的“马恩列斯论文艺”一种编法。此事始作俑者是周扬。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他编选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与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些论述。这本书虽然对促进中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起了不小作用,但是在它的“序言”中,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过分的吹捧,开始了“神话”《讲话》风气之先河,还不及郭沫若在《讲话》发表后的反映客观和冷静。郭氏说《讲话》中有“经”有“权”。虽然毛泽东谦逊地说,将他的《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后觉得不称”,它是“不能这样配的”。(《毛泽东文艺论集》)但显然是感激的。在这之后,周扬的地位提升了。他身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又兼任了延安大学校长,并仍兼任鲁艺院长。不过公平地说,他在1940年编校出版并作为“鲁艺丛书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还是比较审慎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1年曹葆华同志第一次以“马恩列斯”并提编了一本“论文艺”的选集,以后多次重印。可是,在以后的60多年中,也有多种选录的编辑方式。如,60年代打中苏论战,为了打列宁牌,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曾出版了一本《列宁论文艺》。“文革”结束后的1984年,该社又出版了一本单独具名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选读本。可见,以往也并非只有“马、恩、列、斯”论“文艺”这样一种样式的选读本。现在,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央编译局为何倒退,又将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编成了这样一个选读本?我难以理解。

或许编选者会说:“人归人,文归文”,“我们着眼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好,就理论说理论,让我们看看斯大林文艺理论价值,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单以本书所选辑的两部著作而言,其一,《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其文发表于1950年的《真理报》,那时,新中国刚建立,那时,不仅在苏联,即使在“一边倒”的中国,文化界也着实热闹了一番,我们都曾奉命学习。令广大知识分子惊叹的是,共产党的领袖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万能上帝”啊,不仅是政治家、革命理论家,而且对语言学这样专而又专的学术问题也是“权威”。须知,语言学的大家,往往是要穷其毕生精力,孜孜以求造成的。比如我国的赵元任、罗常培、王力、吕叔湘,谁不是“皓首穷经”?斯大林在1929年曾与布哈林一起申报苏联科学院院士资格评选,大概那时“个人崇拜”刚露头,苏联的知识分子不买斯大林的账,他没有过硬的学术著作,选举中得票数不足,被刷掉了,落选了。而布哈林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就有经济学著作问世而获选院士资格,弄得斯大林好没面子。翻翻《斯大林年谱》,斯大林是在什么长时段啃这块学术性很强的硬骨头“语言学”问题的呢?他是一位职业政治家啊!斯大林去世后,不断有材料说,斯大林这部著作是由别人捉刀代笔的。是否如此,笔者未见到确凿的档案材料,不便妄断。不过此一说不妨存疑。退一步说,这部著作百分之百是斯大林个人研究心得,这部著作价值何在?这部著作无非说“语言”不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现象,“语言”没有阶级性。这样人间常理,具有多大的马克思主文艺理论价值呢?要说在特定条件与时间,它具有一定意义的话,那就是它用“暗转”的方法,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自然科学也没有阶级性,给人们卸下头上的“紧箍咒”。在苏联,自1930年斯大林的“秘密谈话”(现藏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以后不仅对社会科学,包括对自然科学进行“全面”“进攻”和“批判”。一些科学思想、科学流派被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帽子。生物学家被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家和资产阶级生物学家”,遗传学、农学化学、育种学、微生物学……和有关科学家遭受致命打击和迫害。照理,斯大林的这部著作发表应该改弦易辙,有所匡正了吧,可是这部著作发表前两年的1948年,斯大林又一次力挺李森科,重新掀起对遗传学摧毁性的打击,并旁及其它领域。1950年后并未停止,还殃及我国。这就是斯大林理论的价值!

再说这本书选录的斯大林另一篇谈民族文化的著作,他批判了“民族文化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命题。民族文化只是“形式”,我们曾奉为圭臬,不敢过线,害苦了我们几十年。

这本文献选集,选辑了两位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俄国人列宁、斯大林。列宁已入录置而不论,在俄国人中,要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和本身具有的理论价值而论,首选的应是普列汉诺夫,无论如何轮不到斯大林。

普列汉诺夫,学识渊博,思想深邃。他的书,列宁誉之为“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的《没有地址的信》,是世所公认的美学经典。尤其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个“社会心理层次”的学说。(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273页,第三卷,第196页。)这是他杰出的发现。对此,他作了系统的论证。“社会心理层次”说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文学艺术之间复杂、曲折的制约与被制约,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相互联系的途径、特点等作了更加明晰的揭示,是开启文学艺术奥秘之宫的一把得力的钥匙。“社会心理层次”论应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的发展和补充,也是普列汉诺夫对晚年恩格斯进行的探索来不及实现的继续和完成。这是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大奉献,具有重要的文艺理论价值与意义。我不明白,本书的编选为何舍普列汉诺夫,而取斯大林?

我们何时能最终走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阴影啊!

(根据2010年6月21日会上发言补充、整理)

(责任编辑徐庆全)

作者：顾 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