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与反盗版经济学探讨论文

2022-04-29

摘要：关系资产是近年来随着关系营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所出现的一种新观点。本文首先讨论企业中关系资产的系统框架，然后着重在该框架下，从策略、流程、组织、评估、技术的角度来讨论顾客关系资产的系统管理问题。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盗版与反盗版经济学探讨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盗版与反盗版经济学探讨论文篇1：

钢丝绳上的舞蹈

摘要：“以本意阐释为原则，以反本意阐释为例外”的个性化裁判模式是完美诠释“法学家”与“精英法官”两种角色的理查德·A·波斯纳游刃有余地独舞在规则边缘的保险绳。兼具规模化、体系化与现代化特质的裁判活动要求职业法官妥善权衡“守旧”与“激进”，通过惯性常态裁决支撑公正天平的横梁，通过偶纳超常裁决打造正义利剑的鞘柄，促进司法改革顺利、稳健且最少阻力地达致预期目标。

关键词：波斯纳；常态裁决；超常裁决；本意阐释；反本意阐释

“我们常教导法科新生——学法志在革新，却一致公认，守旧是司法要旨。鱼与熊掌，何以得兼?”

“法律给人们安全感和可靠感并使其不致在未来处于不祥的黑暗之中”，司法稳定与可预期是保障裁决效力、维护审判权威且降低诉讼成本的关键。主审法官应在严格遵循普适成文规定的基础上积极参鉴先例，对绝大多数简单案件作出有限裁量之常态裁决。掌握自由裁量权的职业法官责在阐释和界定法律的真正含义并在具体案件中妥善表达，“相似案件得到相似裁判是司法公正的集中体现。革新是法官的使命，守旧更是法官的生命”。滞后与保守亦为法之固质，待决个案千差万别，纸面规定不足以囊括殊别要素，在某些特殊情境中刻板循规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与实体正义。“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停止不前”，理想型法官审理疑难案件时必须审慎地听取双方举证与辩论、灵活地游走在规则边缘。依照最符合现实需要与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作出相对公平公正且获得大多数人认可之超常裁决，实现社会正义并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严守规则”与“适时造法”皆为法官本分。法律帝国的王侯们深陷“守旧”与“革新”之争。在一切疑难案件中权衡再三却往往难下定论。

2007年被评为全美“双优法律人”日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不仅是享誉全球的经济分析法学派权威，亦是举世闻名的优秀法官，“波斯纳是杰出的法学家。我从其非凡的法律经济学著述与彼此多年来对法律事项经济分析的探讨中了解其精深理论……而今我意识到他在司法领域亦有重大贡献，是全美最著名的上诉法官之一”。2007年初夏。全美略有影响的法科理论与实务组织(如联邦最高法院、哈佛法学院、耶鲁法学院、各大法律评论期刊及权威法科杂志)皆大费笔墨地关注同一焦点——“任职20年的波斯纳法官个性化裁判模式对泛美司法改革的巨大推动作用”。“法学研究与司法裁判同为推进法律改革的核心力量……学者更注重远处，法官不仅要注重远处。更不能忘记脚下的荆棘。”

值我国学者型法官机制构建始期之际，深入解构这位成功地独舞在司法裁判的钢丝绳上、完美诠释“法学家”与“精英法官”两种角色之权威人士的个性化裁判模式，以供域内职业法官群体及其他法科人士参鉴。

一、本意阐释——公平横梁

波斯纳是著名的主张法律革新的激进学者。“在处理法理学问题上，我的精神是威廉·巴特勒·叶芝为自己所作墓志铭的精神：‘对生命，对死亡，投上冷冷的一眼。骑马者，向前!”’他极力突破传统法学内生态研究模式，将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主要方法引入所有法域，撰文建议采用市场拍卖方式收养儿童、严格执行替身孕母合同、分析灾难性恐怖主义风险并解构国家安全法，相继出版一系列有关情报机构最优设计的书籍，“改变公认观点、产生关于重大社会现象的多样性可预测假设并最终充实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宝库”。

美国前总统里根当初提名波斯纳出任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重要理由是其反对政府规制与干预的激进立场。社会各界也坚信这位言辞犀利的著名法律学者将成为司法界敢于突破传统的别样风景。波斯纳法官却严厉指责联邦最高法院肆意妄为地处理违宪诉讼、尖锐批判肯尼迪法官混淆道德与法律，长期坚持严谨、科学且节制的裁判态度。对包括涉其学术主张在内几乎全部案件进行“守旧”的本意阐释，曾引起巨大轰动的斯托克伯格案即为范例。身患糖尿病的斯托克伯格是印第安那州特雷霍特聯邦监狱狱警，某日发病并经监狱助理医师简单救治后独自驾车回家，不幸撞上大树身亡。其家人提出监狱不阻止其如酒后驾车般的疯狂行为严重违反法定救助义务。依照美国统一侵权责任法明文规定。行为人仅承担特定情境下救助非己伤害受困人的有限救助责任。波斯纳对此一贯持反对意见，“倘若我们能将所有人集中起来，他们必然一致要求任何人在自身无危险或大量时间耗费的情况下警告或解救受困者”。该案本是其运用自持前因责任理论宽泛解释先例以突破传统、铸造新法的契机，波斯纳却出人意料地在法官意见里大量列举反向先例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他清醒地认识到“该州法律或判例未有任何要求具有特殊前因关系者承担救助责任的蛛丝马迹。社会上亦缺乏此类呼声”，尚不具备创设新法的充分条件。盲目的超常裁决将使无法预料处理结果的当事人深感无助且严重损害法律权威。职业法官是正义女神在俗世的代盲人，司法公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相似案件应得相似裁判。精英法官处理案件时必须极度自制、慎之又慎地支撑公正天枰上本意阐释之横梁。

二、反本意阐释——正义剑鞘

“好的法律提供的不只是程序正义。它应该既强有力又公平：应该有助于界定公众利益并致力于达到实体正义”，法律固有的滞后与保守缺陷使其仅具有普适性。不能完美地处理各类纠纷。“法言编织立法目标……法官们应当认识到阐释核心是‘清楚明确’的论调非常肤浅，法律不足以解决一切特殊情况”。手持正义之剑的职业法官在严守本意阐释原则之余，基于对特殊疑难案件殊别情境的充分调查与相关成文或不成文规则与先例革新必要性之论证，务必有理有据地作出极少量创新的反本意阐释性超常裁决。

现代司法制度的核心是公平与正义，本意阐释是前者之横梁，任何人可从稳定且一致的先例中较为精确地推测违法行为之后果，切实成就“可见公平”；反本意阐释是后者之剑鞘，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受益，职业法官通过精确的自由裁量，保证罪与罚的相适性，实现个别正义。反本义阐释的主要形式有想象重构与实用主义。前者通过合理想象重构当初立法目的，后者依据现实需要灵活阐释法律内容。波斯纳冷静、自制地借助深厚的理论功底，紧扣时代脉搏，根据个案特殊情境，形成分别适用两种反本意阐释的个性化裁判模式。其在弗里德里希诉芝加哥政府案中要求利用一切资源与手段重构议会立法时希望司法机构完成之使命；在美利坚政府诉马歇尔案中却要求按照现实司法目的裁决。纵观波斯纳数十年职业法官活动。寥寥无几的激进裁决皆影响深远。在审理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案时，叫也别出心裁地引用自持比较管理优势论论证采用罪行发生地法之法律选择规则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引起巨大反响；在

Aimster版权责任案中，他谨慎地有限适用间接责任理论，说明软件刻录者、发行者等亦应承担盗版责任，迈出了构建先进的实质主要过错人承担责任机制的第一步；在处理美国联合航空集团案时，他重新阐释收购抗辩、有理有据地驳斥先例通说并为嗣后修改之《特拉华州合同法》完全采纳。

游走在规则边缘的波斯纳法官凭借过人智慧与惊人自制。审慎援引相关法律或先例。有理有据地论证常态裁决有效、合法且符合社会普遍道德标准的充分理由，不为私人情绪、价值选择或学术主张及来自外界的任何干扰左右。坚定地支撑着公正天平上本意阐释之横梁；又在偶遇社会因素、案情因素及其他因素适宜的疑难案件时，毫不犹豫地进行反本意阐释、作出与学界通说和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大相径庭之超常裁决，实现真正的个别正义。

三、波斯纳裁判模式对我国学者型法官机制构建的启示

正如爱德华.S.考文所言，“法官乃会说话的法律”。或多或少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职务行为意义重大。务须建立高素质精英队伍。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法律学者们观察力敏锐、理解力超群、逻辑分析能力较强，能够准确把握立法意图与法条精神并以简洁、严谨而犀利的法言法语精准表述，在常态裁决与超常裁决间权衡的能力与说服力远胜其他法官。“法官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终裁判者……从法学教授中选任法官。有着实际创新意义”。

我国正逐步完善以高素质的精英法官为主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法官机制，通过严格考核从具有深厚法学理论基础的优秀人才中选拔精英并设立法官培训基地，大力加强对法官职业修养、职业道德及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者型法官机制逐渐成为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核心举措，众多“为法治、宪政鼓与呼的法学家”纷纷涉足司法，力求成为“不惟上不惟权只惟法”的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守护者。批判性思維模式与激进改良精神既是其“倚公正、促新法”的助力。又可能成为违法操作、肆意裁判的推手，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司法活动的严肃性、权威性与可预期性。睿智的学者型法官如何更好地游走在规则边缘、充分发挥理论优势、以最小社会反弹与革新代价稳步推进司法现代化、完善保障个别正义的绿色通道是亟待解决之难题。

批判性解构全球最优秀的学者型法官代表波斯纳“以本意阐释为原则，以反本意阐释为例外”的个性化裁判模式。显见谦虚、谨慎且严守法官本分的风格，开放、智慧且公正无私的禀赋，超强的逻辑分析能力与忠于理性且避免“结果导向裁决”的态度及紧握每一次革新机遇作出超常裁决的睿智与勇气。游走在规则边缘的精英法官舞蹈在司法裁判的钢丝绳上必须充分发挥精通法学理论、钻研法律内容并敏锐把握司法改革发展方向之天然优势，正确解读法律法规内容、稳妥且节制地适用自由裁量权，撇弃在审理疑难案件时皆不遗余力地突破法律与先例预设框架，力求寻找纠纷“惟一正解”、实现个案绝对正义的极端做法，发展保持案际一致和关注裁判社会效应的态度，形成维护诉讼效率与司法权威的优良传统，亦注重通过法定界域内的自主选择推动法制革新、实现社会正义。

责任编辑　李萍

作者：蒋　洁　钮　敏

盗版与反盗版经济学探讨论文篇2：

系统框架下的顾客关系资产管理

摘要：关系资产是近年来随着关系营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所出现的一种新观点。本文首先讨论企业中关系资产的系统框架，然后着重在该框架下，从策略、流程、组织、评估、技术的角度来讨论顾客关系资产的系统管理问题。

关键词：关系资产；系统框架；顾客关系资产；管理

1．引言

近年来，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不约而同地对“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983年，Berry首先提出了关系营销的概念后，不少学者以关系性交易为出发点从不同角度对关系营销进行了深入研究。“关系”方法标志着营销学范式的转变。关系是指一种联系，关系资产(Relational Assets)是基于关系过程的价值体现，是一种不可确指资产或者无形资产。本文先探讨关系资产的系统框架，然后着重在该框架下讨论顾客关系资产管理。

2．关系资产的系统框架

2.1　关系资产

“关系资产”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同内外利益相关者之间结成的与企业生存、发展和盈利密切相关的关系所形成的资产，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它既包括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企业与外部市场环境中的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等的关系。

企业的关系资产与其他资产相比，是一种不可确指资产。不可确指资产是指那些不能直接辨认，不能单独取得，在目前条件下也无法或不能完全用货币计量的资产，企业优秀的员工、科学的管理制度、关系等属于不可确指资产，它具有持续性、互动性、排他性、收益性、感情性等性质。

2.2　关系资产的系统观点

企业的经营活动存在于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中，因此需要将企业与顾客、渠道商、供应商以及员工的关系做系统分析。这些关系经过企业整合后，系统地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企业的价值网或者叫企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关系资产创造价值的潜力也就存在于企业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这种关系系统中。

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结合企业各直接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关系，同时考虑企业有效管理关系资产所关注的几个因素，我们建立关系资产系统图(图1)来对企业的关系资产做初步分析。

关系资产系统图的外围层包括四个直接的利益相关者：顾客、渠道商、供应商、员工。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直观地反映为关系网的外在形式。关系资产系统图的中间主体是企业，反映的是企业在管理关系资产过程中需要处理和协调的几种因素，具体包括：策略(企业应该去哪里和采用的策略)、流程(企业应该怎样到达那里)、组织(企业中谁来组织管理流程)、评估(用关系资产评估来评价组织和流程运行状况)。这些因素都相互影响并且需要同步作用以有效地对关系资产进行管理。关系资产系统图的基础层是技术，现代先进的网络技术为关系资产系统中的各个结点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可能和便利。企业的关系资产系统的延伸并不是企业所拥有的个体关系简单的加总，而是倾向于以非线性方式增长，简单的举例就是顾客关系资产很大一部分就在于顾客间的口碑效应，近似几何级数增长。

3．顾客关系资产的系统管理

在企业的关系资产系统中，顾客是企业利益的直接来源，顾客关系资产往往能够成为企业战胜竞争者的核心竞争力，在企业的经营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样理论上顾客关系资产的研究是企业关系资产研究的一个着眼点和出发点。

顾客关系是建立在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交易、交流基础上的联系。企业通过与顾客频繁地联系成为一个能广泛吸收外界信息的开放系统，充分吸收顾客意见，快速调整现有或新产品的质量和特性，不断地认识、发现、满足、开发顾客的需要。而通常在关系持续后，顾客对企业可能会产生专有的感觉和态度(比如顾客的购买偏向)，对企业信任和满意逐渐增加，感觉和态度的积累使得顾客对企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顾客和企业的关系更加稳固。

下面将在关系资产系统结构框架下对顾客关系资产管理进行系统地分析，具体包括处于系统结构图的中间层和基础的五个关键因素，即从策略、流程、技术、组织和评估五个角度来探讨。

3.1　从策略角度的管理

顾客关系资产管理的第一步是企业应该建立什么类型的关系，管理关系资产时应当采用什么策略。对企业与顾客关系类型的细分有助于顾客关系资产管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提高效益。这里借鉴产品组合的概念，使用关系组合(Relational Port-folio)来表现企业与顾客关系的类型，分析相应的管理策略。

建立有效良好的关系需要双方都做出特殊的关系投资，整个投资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但在该过程中双方投资的强度并不一定是均衡的。因此选用关系双方的投资强度作为企业细分与顾客关系的重要基础，采用矩阵的形式来表达企业与顾客关系的类型(图2)。该矩阵包括两个维度：企业关系投资的强度和顾客关系投资的强度。在矩阵中企业与顾客的关系被划分为双方投资都很低的市场交易关系，投资不均衡的企业被动关系或顾客被动关系，双方投资都很高的战略关系。需指出的是，双方投资都很高的战略关系并不意味着最好，这有可能产生资源的浪费。而且企业与顾客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动态发展，开始时偶尔互动到经常互动，企业和顾客的关系投资会逐步增强。

当顾客市场高度集中，或者顾客随着购买次数的增加熟悉了商品和服务的相关专业知识以后，企业和顾客关系则处于企业被动关系象限中，顾客相对于企业处于支配地位。企业可能会被迫为顾客关系做出单方面高的投资，但企业还可以通过提高个性化水平、将业务流程与顾客深入整合来强化与顾客的关系，满足顾客的多样化需求，从而留住顾客。

顾客被动关系与企业被动关系相对应。在顾客被动关系象限中，企业相对顾客处于支配地位，或者说顾客的转换成本相当高，此时顾客的要求相对比较低，企业只进行少量投资就能使之满意。然而企业在拥有这种优势地位的同时，也面临着这种关系存在所带来的巨大危险：竞争性选择和破坏性技术的出现能迅速导致看似忠诚的顾客变节。软件开发公司的市场面临盗版的冲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寻求顾客被动关系的企业不应滥用其关系优势，而应该继续适当投资以维持这种关系，以降低竞争性选择和破坏性技术所带来的风险。

战略关系更多地存在于技术发展迅速、产品和市场未成形、顾客偏好不确定、急需企业与顾客之间信息交流的市场中。这种情况需要一种双方都进行关系投资并且联合设计、预测、执行的真正合作的关系。例如全球著名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供应商SAP公司在为海尔集团建立B2B电子商务平台

过程中，双方就在整个过程中一直紧密合作交流信息，才建立起适应海尔要求的系统。这种关系就是战略关系，它需要企业和顾客都进行大量投资，企业应鼓励与顾客相互承诺和诚信合作，采用适当的过程和技术来充分发掘关系的潜力。

关系组合使一个企业能够依据企业和顾客的关系投资强度来评估与顾客的关系，重点仍在将企业的业务、市场、竞争背景同矩阵中的四种关系类型相匹配进而采取相应的策略。

3.2　从流程角度的管理

建立和深入与顾客的关系可以让企业了解顾客的相关偏好、需求、目的等，并通过进一步的相互了解来动态适应性调整其服务，进行个性化交流，整合其流程以更深入顾客关系。为了有效地管理顾客关系，企业需要建立一个调适性的学习流程以不断加强其关系管理流程的能力。

依照传统的学习周期：计划、执行和调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顾客关系管理的闭合环结构流程：①计划、收集信息、细分；②策划具体行动；③执行及结果；④分析和调整，如图3。

整个流程从完整地收集顾客信息开始，为了建立顾客的详尽资料，企业需要收集其显性资料(从直接反应和行为所得信息)、隐性资料(从观察所得信息)以及研究所得的资料(使用模型深入分析已有资料所得信息)。更进一步，资料中应当包括文本形式的非结构性资料和数据库形式的结构性资料。顾客信息与顾客关系数据库一起构成计划的基础。然后依据顾客信息行为，企业与顾客关系类型等将顾客群细分，针对每个细分市场制定特殊的计划。一旦行动策略形成，则转入执行阶段，执行的结果将会通过有组织的考核系统进行分析，并且度量执行效果，与预期相比照分析，及时调整改进策略，并将信息反馈到顾客关系数据库中，构成下一环流程的开始。

3.3　从组织角度的管理

组织在此系统中即为企业，是顾客关系的管理者。由于功能决定形式，组织的功能从管理产品发展转移到管理关系，所以组织形式的设计也应反映这个变化。传统观念上，企业总是围绕产品(或业务单位)、地理和功能区域这三个核心来组建，企业的顾客关系管理则也被依据功能、地理和产品特征细分。这种传统的产品或地理中心组织对于重要的顾客关系缺乏足够重视，从而导致低效交流、重复作业并且失去利用关系盈利的机会。

针对关系而设计的组织形式突出这样一个重点：组织通过建立一种前／后端混合的组织形式来分离企业中的三类主要业务，即产品设计，功能，关系。如图4所示，这种分离的组织包括三层：组织核心，关系前端，功能后端。2002年3月惠普和康柏合并之前都已经转型成为“前／后端”组织模式的公司，并且已经打算建立一个共享式的“前／后端”模式的组织机构，进而不断发展这个模式。

在这种组织结构中，组织核心制定企业的总体战略和发展方向，对领导阶层、资源分配、确定与投资者关系负责，这是整个关系资产管理系统的协调控制中心，其功能的发挥将直接影响整个系统对关系资产管理的有效性。

关系前端是企业与外部的重要实体如顾客、供应商、合作者接触的组织，包括面向顾客的组织，面向合作者的组织和面向供应商的组织。关系前端组织有两个后端组织辅助：产品组织和功能组织。产品组织负责研发、改进、制造和管理产品，功能组织负责向产品组织和关系组织提供调配、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以及组织营销等服务。每个前／后端组织都只为企业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实体提供单一联系。面向顾客的前／后端组织集中了企业为其重要顾客提供的所有产品和服务，不是以销售额而是以顾客账户或顾客细分的增长和盈利能力来计酬的。例如关系型顾客对企业而言具有战略意义上的重要性，同企业有多方面的关系。这类顾客由关系前端组织直接为之服务，产品后端组织只是起着辅助作用，该群体的盈亏都是由面向顾客的前端组织负责。

3.4　从评估角度的管理

在很多情况下，顾客关系资产的评估只是以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业绩与另一利益相关者相对应的业绩相比较而得来。这样就会忽略关系带来的难以量化和评估的隐性收益，如减少与交易相关的寻找和协调成本，降低利益相关者过失或不履行责任所带来的风险。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存在，我们可以引进平衡计分卡这个工具来实现对顾客关系资产的评估。平衡计分卡是于1990年代初发展出来的策略性绩效管理工具，它主要将企业的策略执行与评估以量化的指标具体分为四大构面，分别是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把企业运作各层面的绩效表现加以具体化，并把所有的表现和最终的财务指针与报表连结，为管理阶层描绘出企业运作的全貌。2002年Sawhney和Jeff首次从平衡计分卡上发展出“关系资产平衡计分卡”的度量方法来评估企业的关系资产。

把关系资产平衡计分卡的评估对象集中在企业与顾客的关系上，实现企业对顾客关系资产的评估，并识别企业自身顾客关系资产在相关企业及重要竞争者中所处的位置，指导和监督顾客关系资产管理。可以从四个构面来评估企业的顾客关系资产：销售收入(财务方面)、顾客忠诚或满意(顾客关系)、顾客与企业间的合作(内部流程)、未来收益。把顾客关系资产的指标细化成为：顾客保持率、顾客消费额、顾客满意指标以及源于顾客介绍的销售额百分比等定量指标；顾客关系的生命周期、顾客整合与合作水平、与顾客在活动中的交互水平以及相对于竞争者的品牌形象等定性指标。然后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经济指标、战略指标(企业的最高愿景)相结合，并集中反映在一张蛛网图或者雷达图中，蛛网图或者雷达图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从图示中，直观地分析出企业的顾客关系资产现状以及需要加强的地方，同时可以把其他企业的顾客关系资产状况表达在一个图中，做出比较，哪些地方是自己的优势，哪些地方不足可以改进以更好地为企业带来价值。

3.5　从技术角度的管理

为了实行调适性顾客关系管理流程，企业需要采用适当的技术支持。以网络中心为基础的企业关系网络系统将能够使顾客灵活接人并且在整个价值网上同步传输信息，而供应商、渠道商和员工也可以同步查看，这种新的方式正在改变着过去一直视为线性链的业务流程的未来，提高了信息处理和利用的效率。实际上，多数业务流程本质上是企业内部流程，例如，产量计划、订单处理、后勤管理、促销管理以及新产品开发都需要多个实体以网络形式紧密合作。为了优化业绩，这些企业内部流程应该不仅仅在单个企业水平上设计和管理，而应该上升到整个价值网。

4．结束语

企业经营管理者必须充分认识顾客关系资产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地位，要从全局战略高度来系统地实施顾客关系资产的管理，从而提高顾客关系资产的价值使企业获得超额收益。

国内企业界和学术界对关系资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后的研究更倾向于对关系资产管理做系统性分析，探索适应我国企业实际情况的关系资产管理的组织模式，并且在实践和理论上寻求衡量关系资产的评估和量化模型，使企业能够清楚了解自己所拥有的关系资产在企业的账面价值中的表现，进而借助互联网技术大力促进企业的发展，使关系资产成为企业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作者：赵永刚　牟　嫣

盗版与反盗版经济学探讨论文篇3：

版权保护与盗版侵权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　行使版权及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旨在防止权利所有人经济价值的损失。本文探讨了盗窃、侵权和盗版对受保护作品造成的损失以及这些损失反映在实物作品和虚拟作品上的差异。作者分析非法使用带来的成本和供求关系变化，揭示其导致的经济损失。同时考察对实物作品和虚拟作品的盗窃、侵权和盗版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认为这些损失的负面影响完全有可能避免,虚拟产品由于盗窃、侵权和盗版遭受的损失要小于实物产品。

[关键词]　版权　盗版　侵权　经济分析

很多媒体一直受到盗窃、侵权和盗版等不法行为的困扰。传媒的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虚拟媒体的出现进一步增加了不法分子剽窃传媒作品的机会。盗窃、侵权和盗版的增多已经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并促生各种加密技术的发展和禁止性立法的出现。例如，在美国，《美国通信法案（1936，1964）》和《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1998）》中都有关于禁止信息盗窃的条款。在欧洲，《欧盟信息社会指令》（欧盟第2001/29/EC号指令）的制定也是为了防止对虚拟产品进行剽窃的行为。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传媒公司销售给消费者的一直是实物形式的产品，如报纸、书籍、音像品等。对这类实物产品需求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排他性，即消费者只有在市场上进行经济交换之后才可以使用这类产品，否则，没有购买行为就没有使用行为。

当然，人们也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媒体产品都需要在受众市场上出售，排他性也并非对每种产品都适用。例如，对于免费日报来说，受众即使没有购买行为也可以阅读其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排他性的需求影响不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鉴于上述，本文集中关注的是绝大多数需要在市场上进行某种支付交易之后才能获得的媒体产品和服务，即，具有排他性特征的媒介产品与服务。

虚拟产品是不需要以实物形式发行的模拟内容或数字内容。如今，大部分媒体都是以数字内容的形式制作，以实物或者虚拟的形式发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书籍一般先以数字格式制作，然后印成实物形式或者以电子书籍的形式发行。音频录音也是以光盘的形式加工发行或者以虚拟电子文件形式提供数字内容。

数字化、虚拟形式的制作和发行让制作者从中受益。然而，在其受益的同时，排他性却明显降低了。目前，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虚拟产品排他性的做法也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Holm， 2002）。

没有对媒体产品内容的创造者和制作者给予补偿而进行剽窃会对创造者和制作者产生一系列经济影响。根据剽窃的类型以及被剽窃产品和服务的类型，这些影响的性质也有所不同。本文将介绍不同的类型、其经济损失及产生的原因和方式，同时提供一个用于分析其影响作用的框架。

1　剽窃影响供求

确定盗窃、侵权或者盗版的经济影响，需要从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进行考察，需要考虑供应方的因素，也要考虑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因为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会影响需求，从而影响价格，并最终影响需求方（图1）。

在供应方面，实物媒体和数字媒体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数字媒体产品不需要以发行为目的进行实物形式的生产与制作，因而就显著降低了制作公司的成本。与此同时，虚拟媒体产品的发行不需要仓储，也无需运输和零售商，从而节省了物流费用。实物出版的加工和发行大概占总成本的30%，零售成本占大约30%，虚拟出版物对供应商的生产成本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需求方面存在的主要差异在于：消费者为获得虚拟产品而进行的竞争消失或者削弱了。竞争是价格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当一种需求产品较难得到时，消费者会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反之亦然（Brenner，1990；Bronfenbrenner，Sichel 和 Gardiner，1990；Kuenne，1998）。竞争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排他性，也就是说，竞争会把那些没有能力购买产品的人排除在外（Gaustad，2002）。如果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不被排除在外，竞争就会削弱或者消失。牵涉到公共物品时，这个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Adams 和 McCormick，1993）。如果无偿使用或者剽窃影响到产品的供应和可获得性时，那么由于竞争的存在，无偿使用或者剽窃也会反过来影响需求。

举例来说，当一种产品（如《哈利·波特》）供应量有限时，消费者之间就会存在竞争，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能以他们想要的价格买到该书，因为其他人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从而导致供应量的减少。在虚拟作品的情形下，供应就不会有相同的影响。当《哈利·波特》在网上发行时，一个人的阅读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阅读，此时竞争和竞争对价格的影响并不存在。

如果一种产品同时以实物和虚拟形式存在，它们之间就有可能相互影响。在书店购书的能力或支付在线阅读的能力会影响实物市场和虚拟市场。因此，在分析经济损失时，我们需要对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1.1　实物剽窃的含义

受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遭受剽窃的方式有不同的形式。从各国法律规定和实施来看，大体主要存在三种剽窃方式：盗窃、侵权和盗版。虽然各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各国刑法和相关的知识产权法都禁止这三种形式的剽窃行为。由于对上述这几个术语的定义在研究报告、政策性文件以及法律文本中经常出现，而且在涉及国际条约时各国也存在一定分歧，对这些术语进行辨析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剽窃概念的详细定义来具体分析剽窃行为带来的经济影响。

与盗窃一般财产物品相似，本文提到对媒体产品的盗窃也是一种为了不经交换、从而绕过市场获取产品的偷窃行为，它包括未付钱从货架取走报纸、抢劫唱片货物、未付钱获取有线信号和卫星信号（信号盗窃）等行为。在法律上，盗窃媒介产品和服务通常由刑法管辖，会受到刑事处罚，而不是由知识产权法来管辖，知识产权法规定的处罚一般侧重在民事和行政方面。

侵权是指对版权所有者造成经济危害、使侵权者获取经济利益的、对受保护作品的复制、发行、展示或放映等行为。有关侵权的法律因国家而异，有些国家对个人用途赋予的权利优于其他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通常会对侵权行为作出刑事或民事处罚的规定，但是刑事处罚通常仅限于商业用途的案例。与盗窃案例不同，针对侵权的法令都是相关的知识产权法令，并不是刑法的一部分。因此，本文提到的侵权概念是指为个人用途或是同别人共享的非商业性剽窃行为。

盗版这一术语在本文中专指那些为获取商业利益的侵权行为。出版物、视频、音频、有线网络、计算机游戏以及软件等媒介通常是盗版行为的受害者。盗版的主要形式包括非法复制、伪造以及未经授权的公众放映等行为。非法复制是指为获取商业利益而制造视频、音频或印刷品的拷贝。例如，复印公司向学生提供文本作为教材并且获利，就可以视为非法复印行为。同样，复制出版物向他人出售，也属于非法复制。伪造是一种典型的非法制作和发行行为，是为商业销售而制造的用于替代真品的非法出版物、视频或音频的拷贝。这种规模庞大、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是用来制作高品质的赝品，并将这类产品出售给批发商进行转售。未经授权的公映行为主要涉及未向版权所有者付费而将其影视和音像产品提供给观众。禁止各种形式盗版的法律通常都是针对知识产权和相关产权的，通常把盗版视为特殊形式的盗窃或侵权行为。

1.2　有关内容剽窃的法律和经济问题

知识产权法是一种基于平衡两种需求的理念：对创作者的作品进行补偿的需求和通过知识文化传播满足服务于社会的需求。知识产权法的目标是形成一个较低但能够提供适当补偿的社会最佳价格。在传媒领域中，朗兹和伯兹特（Landes and Postner， 1989）、拜森和沙斯肯德（Besen and Raskind， 1991）对有关出版物版权法的理念和经济学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尽管内容产品的盗窃问题已经引起行业协会的关注，但对该课题的相关学术研究却比较少。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衡量被窃报纸的价值时考虑二重产品的必要性（Picard 和 Lacy，1999）、原版和复制内容的需求差异（Bessen 和 Kirby， 1989； Holm， 2002），为保护音频产品而禁止数字录音带会对社会造成的巨大货币损失等（Mannering， 1994）。

本文不同于之前的分析，主要是分析伴随盗窃、侵权和盗版的经济损失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对制作者、消费者和法律政策的影响。

2　经济损失

盗窃、侵权和盗版的经济影响因实体作品和虚拟内容产品的供应和需求方面的差异而不同。这些差异会在四个重要领域中带来不同结果：1）对恢复边际成本的影响；2）对已授权可售产品成本的影响；3）对消费者需求的影响；4）对公司收入的影响。

在制作实体产品过程中，制作商把内容投向市场时要使用供给和设备，从而产生制作和发行边际成本。而对实体产品的剽窃恰恰抓住这种可用价值，从而导致制作商损失这部分价值。

剽窃对制作商的平均成本亦有影响，这是因为剽窃在复制总量的基础上来分担成本，从而增加制作商剩余拷贝的平均成本。除非商品的价格上升，否则制作商的回报就会减少，而且需求也会因此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总体收益下降。

在需求方面，如果剽窃产品导致合法内容产品的销售减少、价格降低，干扰了现有的合法内容市场，那么剽窃会降低对制作商产品的竞争和需求，并导致收入损失。由于本文侧重于损失方面，因此重点会对需求损失加以研究。无论在经济理论还是经济实践中，不可否认的是，剽窃内容产品亦会减少对合法实体产品的需求。

综合上述对两种产品（实体作品和虚拟作品）的三个关于剽窃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六种情况，在这六种情况下，我们对以上介绍的四种主要经济损失加以分析。

3　对产品的盗窃

盗窃涉及为了个体利益未经他人许可进行剽窃或拿取别人的财物。此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未经物主同意或未给予物主任何补偿，不应剥夺物主的财物价值。对盗窃内容的影响也因产品的虚实而不同，因为实体内容和虚拟内容在各自价值链中的成本不同，所以实体产品和虚拟产品的价值也不同。

3.1　对实体内容产品的盗窃

盗窃行为发生时，实体产品制作商会因某个部分失窃而损失该部分的生产边际成本，同时必须承受剩余部分平均成本的增加。举例来说，如果有人盗窃了一货车的约翰·格里斯汉姆的小说《侵权大王》（The King of Torts），那么出版商就无法获得被窃书籍的生产边际成本补偿，从而增加了剩余书籍的平均成本。

对书籍的盗窃并不一定会减少供应方的需求和收入，这完全取决于制造它们的用途。如果被窃书籍返回市场并在制作商应该获得补偿的地方进行销售，那么书籍被窃将会减少正版书籍的需求，并且价值链中应该获得收入的制作商也无法获得收入。

如果将被盗的《侵权大王》书籍作为发电厂的燃料，那么这些书籍不会造成之前提到的那种市场影响。如果将其作为被盗产品并降价出售给消费者，就有可能对通过合法途径的销售产生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大小取决于被盗书籍的购买者原本是否打算在正规市场以市场价来购买它们。如果消费者原本打算在合法市场上购买，那么竞争和需求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出版商通过提高价格获取额外收入来弥补边际成本损失，那么需求总量下降，合法销售需求也会受到影响。

3.2　对虚拟内容产品的盗窃

对虚拟内容产品的盗窃不会造成生产边际成本损失，也不会增加剩余单位的平均成本。这是因为虚拟内容不受单位成本经济学的影响，而受固定成本经济学的控制。因为虚拟内容产品是一种公共物品，为一个用户制作内容与为一万个用户制作内容的成本是相同的。

盗窃信号，如非法获取卫星信号，不会导致制作商的生产和发行边际成本损失，而且由于不涉及实体，也不会影响平均成本。因此，通过破解加密技术获得电视公司的频道信号并不会影响该公司建立并提供该频道。

从供给方看，虚拟产品属于公共物品，由于消费者之间对产品不会产生竞争，所以通过信号盗窃来获取电视频道，不会影响其他用户获得该频道。被窃虚拟产品的销售和使用并不一定会减少供应方的需求和收入。如果盗窃信号的消费者原本打算接受销售商的价格，需求和收入就会下降。假使盗窃信号的消费者原本就不打算以售价购买信号产品，那么不会造成需求影响。

4　侵权问题

侵权是指未经授权使用或未列入公平使用、强制许可等范围内的有版权的材料。在本文中，侵权指那些为获得利益的个体行为或与他人共享内容的行为。

4.1　对实体内容的侵权

伴随对实体内容产品的侵权，制作商会遭受产品的边际成本损失。如果产品销售下降，制作商因侵权还剩有未售产品，那么单位产品的销售平均成本就会增加。侵权能否减少供应方的需求和收入取决于使用侵权拷贝的消费者原本是否打算以商业市场价格购买产品。

一位任课教师为学生影印《传媒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Media Economics），老师在未对复制权利给予支付的情况下从书中获取内容——从而获得了经济利益——但拒绝向版权者偿付报酬。只有当收到复印件的个体原本打算付费购买印刷版时，实体产品的侵权才会对供给成本、需求、收入等方面造成影响。如果个体原本不打算付钱购买印刷版，现有印刷版的竞争将不受影响，需求也不会发生变化。侵权没有向复制权利给予支付，所以不会给版权所有者带来收入，但这些损失对出版原版的生产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不会造成影响。

4.2　对虚拟内容产品的侵权

在涉及虚拟内容的案例中，侵权行为不会引发生产边际成本损失，也不会增加单位销售的平均成本，这是因为单位成本经济学在这里并不适用。从供给方来看，对虚拟产品的侵权，并不一定减少需求和收入，这种结果仍然取决于用户原本是否打算以商业市场价格进行购买，取决于竞争是否受到影响。

当个体用户购买《乔布斯传》时，他将该书进行复制并与朋友共享，并不会对公司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产生影响。但当用户或他的朋友用侵权产品替代其原本打算购买的合法产品时，需求和收入会受到影响。如果该用户原本就不打算购买合法产品，竞争、需求和公司收入将不会受到影响。

5　与盗版相关的问题

正如前面所述，盗版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蓄意侵权行为，盗版剥夺了原本应该属于制作商的经济利益。

5.1　对实体产品的盗版

由于盗版涉及生产和发行，原制作商不会因盗版而承受生产边际成本损失，单位的生产成本也不会受到影响。在需求方面，除非购买者以盗版产品来替代原版，否则，盗版不一定导致需求和收入的减少。

不可否认，盗版会引发生产和发行成本，对盗版产品来说存在其本身的市场和需求关系。而这一议题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因为本文关注的是对合法制作传媒产品的影响。

5.2　对虚拟产品的盗版

涉及虚拟内容的盗版案例时，生产边际成本并无损失，单位销售的平均成本亦不会增加。因为虚拟媒介是依照固定成本经济学而不是单位成本经济学运作的。因为产品不存在库存，即使合法销售下降，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也不会受影响。所以，对虚拟产品的盗版并不一定会使需求和收入减少。

对虚拟产品的盗版——例如，先把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的专辑ShineaLight下载到录音带、可刻录的VCD或音频播放器上（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能够存在的一种盗版形式），然后进行非法销售，并不会对合法制作商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产生影响。但如果使用盗版文件的消费者原本打算以市场价格购买合法拷贝，那么也许会对合法拷贝的竞争和需求以及总收入造成影响。

6　讨　论

本文分析了盗窃、侵权和盗版与其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并且阐述了它们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结果。具体区别见表1。

表1中出现了大量的“有时”这个词语，也许会让人们认为分析未能提供有效的结果。然而，这样的分析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损失的负面影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关于盗窃、侵权和盗版行为对传媒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论点并不完全成立。事实上，未经授权的使用版权作品“有时”会产生经济损失，也意味着有时不会对内容制作商造成任何经济影响。对各种影响的分析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只有在对实体产品公然盗用的情况下，供给方面成本会受到明显影响，而对需求方则不会造成绝对影响。同时，不可否认的是，非法使用版权产品也可能会增加授权产品的需求，例如，不付钱下载的产品，会产生“样本”效果，因为用户可测试内容，看看是否喜好，然后决定是否购买他们原本不打算购买的正版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对虚拟产品的盗窃、侵权或是盗版造成损害的机会相对较小，而对实体产品的剽窃造成的损失更大，但是，在西方，法律对防止虚拟产品的剽窃所提供的保护、进行的处罚都要比实体产品大得多。

这就直接导致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笔者认为，这主要还是因为上文所述的一些经济分析还未在相关立法辩论中明确地表述过。考虑到对虚拟产品的剽窃导致的潜在成本主要是对需求一方有影响——而实物产品在供求两方都会遭受损失或潜在损失——对两种产品剽窃与侵权的处罚应该更加透明与合理。

总之，由于对版权产品的未授权使用而导致的损失或潜在损失各有不同，法律和政策对盗窃、侵权和盗版的每种情况的处理不应采取相同的模式或使用同一个模板。每种与剽窃、侵权相关的问题都有不同的起因，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者应该根据不同情况而给以不同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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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United States (1934， 1996). Section 705，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 as amended by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47 USC 605)

作者：杭敏罗伯特·皮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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