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装句的研究论文

摘要:述宾短语的研究建国前集中在对述语和宾语的名称及在句中的地位、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等方面;建国后至文革期间主要是对宾语判定标准的讨论,确定了兼顾形式和意义,以形式为主的标准;建国后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表现在新理论的应用,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句法、语义、语用的全方位考察,小类的深入研究等方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倒装句的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倒装句的研究论文 篇1：

倒装句研究的几点思考

摘 要：倒装句在形式上表现为超常语序组合，但其存在具有理据性。表现为能指受到表层句法关系的限制，所指受到内在语义关系的制约，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能实现多种语用功能。从句法、语义、认知和语用多维视点研究倒装句，能对其形式进行有效描写，也能对其产生和选择机制进行解释。

关键词：倒装句 句法限制 语义关系 语用功能 认知理据

汉语不依赖于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主要借助于语序、虚词、重叠等语法手段来表现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因此，语序问题向来是汉语研究的热点。一般认为，汉语句子的横向组合都有相对固定的语序。修辞学界一般认为，句子成分按照相对稳定的排列顺序，处在经常的、一般的位置上的句子叫常式句或顺装句；反之，句子成分处在非经常的、特殊位置的句子叫变式句，也叫倒装句。倒装作为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其特殊形式和功能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从句法、语义、语用和认知多视点出发研究倒装句不仅能对其形式进行有效描写，也能对其产生和选择机制进行解释。

一、句法关系对倒装能指的表层制约

语言的结构规律是语言使用的潜在条件，它决定了人们在一定的范围内只能怎样地运用语言。倒装的能指形式表现为超常语序组合，是对顺装语序的背离，但这种背离不是任意的，而是会受到一定的句法结构关系的限制。如：

（1）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田汉《义勇军进行曲》）

（2）人海中，万万千千个窗子，华贵的简陋的，璀璨的黑暗的，哪一扇也不是他的，哪一扇也不见竹篮的蛛丝马迹。（蒋韵《红色娘子军》）

（3）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穆旦《诗八首》之四）

（4）爱你，以知己的名义。（google网2007年12月31日）

（5）学生掌握了鸟类的本质特征，就懂得鸡鸭也属于鸟类，尽管鸡鸭在外形上与飞鸟有着不小的区别。（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

以上依次是常见的几种倒装结构类型：主谓倒置、定语后置、状语前置、状语后置、偏正复句中的分句倒置。我们从句法视点观察这些例句，认为界定一个句子是否是倒装句式应该满足以下句法条件：

1.倒装句都有满足句法组合一般规律的顺装语序原型，并以顺装语序为参照，依据句法结构关系（即单句中的主谓、状中、定中等结构关系或复句中的偏正组合关系）来判定。

2.倒装句中倒装部分与其依存部分之间的句法结构关系不变，倒装后的部分在句中充当的句法成分不变（不能充当别的句法成分），必须都能够无条件地回到顺装句中原来的位置（不能添加某些虚词）。

3.倒装部分必须是在句法、语义上均相对独立存在的结构体。

4.倒装部分用逗号隔开或有语音上的停顿作为形式标记。

5.复句中的分句倒置，只限于偏正复句，偏句后置，用逗号隔开，关联词必须出现。

依照这些条件，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6）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看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鲁迅《祝福》）

上例中的加点部分常被认为是定语后置而起到强调作用。其实不然。陆俭明（2004）明确指出词语句法的多功能性，汉语的实词和短语在句法上常常是多功能的，发挥不同的功能或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在形态上并无变化。这里“空的”与例（2）中的“华贵的简陋的，璀璨的黑暗的”不一样，它作为“单音节性质形容词+的”的结构直接可作为谓语，构成承前省略主语的形容词谓语句做分句；“下端开了裂”不能无条件回到“拐杖”之前充当定语，要在后面添加“的”，是一个主谓结构充当分句。这种句式的产生符合人们观察事物的时间和空间顺序，其“强调”的效果就不是通过某一句子成分的后置或倒装而来的，而是一个独立的小句所具备的表义功能。

二、语义关系对倒装所指的深层制约

语序超出常规却不影响倒装所指语义的表达，反而还可能使其在一定的语境中表达得更加清晰，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倒装所指的内在语义关系没有改变。

（一）语义角色关系未变。如：

（7）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谭健常《故乡的云》）

主谓倒置建立在谓词与语义格的关系上，不管主语在谓词的前后，都在谓词的支配之下，作为谓词的论元角色没有改变。

（二）语义指向关系未变。如：

（8）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的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微霰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迟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的上腾，渐渐的不见，仿佛是朝来人们的祈祷，参差的翳入了天听。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此例是定语后置，其中定语与中心语的语义指向关系没有改变，加点部分仍指向中心语“炊烟”。

又如：

（9）蓦地，整个北方在我眼中苏醒

（李春生《春望》）

（10）它们的躯干就是这样顽强地从石缝间生长出来，扭曲地、旋轉地，每一寸树衣上都结着伤疤。

（林希《石缝间的生命》）

状语的语义指向性非常复杂，有时可指向行为动作，有时可指向施事，有时可指向受事。但是，不管状语的位置前置或后置，其语义的指向与其发生倒装前的语义指向不会改变。例（9）中的加点部分为前置状语，语义指向仍是动作“苏醒”；例（10）中的加点部分为后置状语，语义指向仍是施事“躯干”。

（三）分句间的语义逻辑关系未变。如：

（11）所有使我像草一样颤抖过的

快乐或者好的思想，

都变成声音飞到四方八面去吧，

不管它像一阵微风

或者一片阳光。

（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12）我会永远记住张老师的话的，它将激励我学好中国语文，哪怕远离祖国千里万里。

（何紫《别了，语文课》）

这两例都属于偏正复句中的偏句后置，可是倒装后分句间内部隐含的语义逻辑关系未变：例（11）仍是条件关系；例（12）仍为让步关系。

深层语义关系未变，而表层句法形式在一定的限制下发生改变，这种形式造成语言能指和所指间的某种距离，吸引人们从这种距离中去挖掘内部的关联意义和附带的情感意义。这也正是倒装句式能达到一般顺装句无法企及的修辞效果的语义支持。

三、倒装句式的认知理据

语言结构是语言为实现信息交流的目的而自我调节的结果；对语言结构的解释应该从语言结构以外去寻找，如语言的功能和人的认知方式。语言结构的形成基于人们对世界的经验，人们怎样运用语言与人们怎样感知周围的事物和情景有着密切关系。

（一）前景化与倒装句的焦点凸显

认知语言学认为，同一种现象由于人们的注意点不同或观察角度不同，会在头脑中形成不同的意象，也就可能形成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差别不在客观现实而在主观认识上。倒装正是在客观语义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语序的变化而造成人们的注意点或观察角度的转移。倒装句中的焦点化凸显主要通过成分后置来实现，包括定语后置、状语后置、主谓倒置中的主语后置、偏正复句倒置中的偏句后置，根据意象-图式理论，按照“后景在前，前景在后”的前景化原则，后置部分被赋予了前景信息的地位，使本来在句中处于非焦点位置的成分置于句末焦点的位置，从而起到“强调”的作用。另外，后置部分被逗号隔开或有明显的语音停顿，这也通过标记的提示作用达到“强调”的效果。如：

（13）我们看见了一轮西部的太阳，用黄土捏就的，用血汗揉就的，用黄河水塑就的……

（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例句）

（14）我不喜欢那种指骨僵直、掌心没有血度的蜻蜓点水式的握手。那样，不如不握吧，大家都忙。我愿用我的手握住你的手，用力，紧紧。

（毕淑敏《幸福与不幸永在》）

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总是先通过旧信息的连接，而后认知和关注新信息。因此，倒装句通过前景化手段从而凸显信息焦点是符合人类认知特点的。

（二）象似性原则与倒装序列

语言构成成分之间不是无序的、杂乱的，而是有着内在的规律性。构成语句的成分之间的线性排列次序反映出人类思维与认知的轨迹，即语序映照人的思维与认知顺序。这是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理论在语序上的体现。正如沈家煊（1999）所言，语言的结构，特别是语法结构，跟人对客观世界（包括对人自身）的认识有着相当程度的对应或象似关系，或者说，语法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经验结构（人认识客观世界而在头脑中形成的概念结构）的模型。[3]（P10）这种“模型”可以影响修辞话语的建构。如：

（15）耀眼的阳光下，那小孩还在土堆里滚着，爬着，若有所思地。（张承志《大坂》）

“耀眼的阳光下”是状语前置，反映出作者所处的整体空间环境；“若有所思地”是状语后置，是对“小孩”进行仔细观察后的情态描写。这里的倒装序列反映出作者观察事物由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由远到近的顺序。

四、倒装序列与语用功能的实现

倒装句作为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在语用上却具有独特的修辞功能。在逻辑语义不变的情况下，任何语序的变化都不是任意的，都可以在发话人的交际目的方面找到原因。发话人根据特定的语境利用不同的语序来准确地传递自己的语用信息。倒装句一般运用于文艺语体中，在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语用功能。

（一）衔接照應功能。倒装句中的成分前置能增强语篇的连贯性。语篇的连贯性要求构成语篇的语句在形式上相互衔接，语义上互相关联。如：

（16）停止了，震荡祖国大地的那颗跳动的心脏；

停止了，吹开了亿万心窗的那股温暖的呼吸。

（任卫新《飘扬吧，庄严的五星红旗——献给敬爱的周总理》）

（17）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徐志摩《再别康桥》）

一般说来，句首位置，通常是留给话题的。然而，上例的谓语或状语却无法当作一个话题看待，因为作为话题，最基本的必须具有名词性[6]。这样的谓语或状语无法发挥话题的连接功能，但是它却可以通过获得句首的位置而实现上下文对比照应的功能，达到语篇的前后呼应的效果。

（二）焦点凸显功能。在句子内部，焦点往往是说话人赋予新信息强度最高的部分，因此，焦点可以起到明显的凸显功能。在组织安排语篇信息的过程中，发话者遵循从已知到未知的一般信息编码原则，采用成分后置的方法，把要强调的信息后置，成为句末焦点，从而实现焦点信息凸显功能。如：

（18）瑞宣晓得北平人的软弱，可是他也晓得在最软弱的人里也会有敢冒险牺牲的，在亡了国的时候。

（老舍《四世同堂》）

这样，原本在句中属于次要地位的信息通过倒装而被焦点化，从而语义上得以凸显。

（三）形式审美功能。说话人为了更好地表达意义，往往追求一些超常规的新颖特殊的形式，以此来吸引听话者的注意。这些形式有时形成语音的和谐，有时构成结构的整齐。如：

（19） 少年时代我打开历史的篇章，

就听见尼罗河光荣的音响。

古国的人们呵，

我对你怀着深深的敬意，

虽然我生在远远的东方。

（魏巍《不断集》）

偏正复句中偏句后置，使“方”与前文“章”“响”押韵。倒装有时是安排韵脚、协调平仄、增加节奏感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歧义排除功能。有时句子按照顺装语序排列不仅难以达到较好的修辞效果，甚至会造成语义的含混不清。而采用倒装语序则可排除歧义，使语义表达更加自然清晰。如：

（20）入睡之前，他一下子想起了好几首诗，普希金的，莱蒙托夫的，拜伦的，雪莱的，惠特曼的，还有他自己的。

（王蒙《海的梦》）

上例采用定语后置，既避免了歧义，又凸显了句末焦点信息。如果采用顺装语序，把定语置于中心语前，则会产生歧义。如：

a.普希金的、……还有他自己的好几首诗

b.好几首普希金的、……还有他自己的诗

倒装句式的表达效果不能简单笼统地归结为“强调”或“加强语气”。它的表达效果是四个层面的。正因为倒装通过语序的改变而具备了多种语用功能，说话者在进行话语表达时才会选择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来增加言语的表达效果。

参考文献：

[1]李庆荣.现代实用汉语修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陆俭明.词语句法、语义的多功能性[A].徐杰，钟奇主编.汉语

词汇·句法·语音的相互关联[C].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

[3]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4]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4.

[5]胡文泽.汉语句法分析的一个不同角度[A].石锋主编.海外中国

语言学研究[C].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

[6]屈承熙.语法与修辞之间（上）——“同义异形”的篇章语法学

意义[J].修辞学习，2007，（3）.

（邓瑶 昆明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系 650118；成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4）

作者：邓　瑶

倒装句的研究论文 篇2：

现代汉语述宾短语研究综述

摘 要: 述宾短语的研究建国前集中在对述语和宾语的名称及在句中的地位、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等方面;建国后至文革期间主要是对宾语判定标准的讨论,确定了兼顾形式和意义,以形式为主的标准;建国后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表现在新理论的应用,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句法、语义、语用的全方位考察,小类的深入研究等方面。

关键词: 述宾短语 述语 宾语 研究综述

引言

现代汉语述宾短语的研究自《马氏文通》以来逐步发展,本文力图勾勒出述宾短语研究的发展轨迹,以及研究中已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通过对相关论文的收集,《马氏文通》至建国前的论文约有5篇,建国后至文革约40篇,大部分论文都出现在文革后至今的几十年来约有千余篇。由此可见,述宾短语的研究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马氏文通》至建国前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述宾短语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述语和宾语的名称及其在句中的地位

《马氏文通》指出了句子的基本结构模式:“起词——语词——止词”。其中“语词”大多由“动字”充当,动字又可分为“内动字”和“外动字”,“外动字”相当于述语,外动字之后是止词,止词近似于现代汉语的宾语。《国文法之研究》里把述语称为“外动词(Transitive verb)”,把宾语称为“客词(object)”,这两项都包含在“表词”中,并认为“客词”“必在特种动词之下而后有”,所以不是“表词”的主体,只是一种附属品。《新著国语文法》最早使用“述语”,“述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宾语”是“述语”的连带成分,是外动词后面一定要带的一种实体词,吕叔湘认为“宾语”这个名称是通过《新著国语文法》得到广泛流传的。《中国文法要略》围绕动词把动作的止点称为“止词”,这与《马氏文通》止词的含义是不同的。《中国现代文法》认为及物动词可以带目的位者,即把述语认为是及物动词,宾语为“目的位”。

述语和宾语的名称和含义在这一时期是不统一的,与我们现代的名称也是有区别的。如《马氏文通》和《中国文法要略》都把宾语称为“止词”,但前者认为“止词”是“外动字”所及者,后者认为“止词”是动作的止点;述语都认为主要由“外动词”即及物动词充当,但各家的称谓又有所不同。对于述语和宾语的地位,大都认为述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然而宾语的地位各家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独立的,如马建忠;有的认为是附属于述语的,如金兆梓、黎锦熙。

(二)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

《马氏文通》中认为止词位于外动字之后并又说“凡受其行之所施者,曰止词”。这就从语义关系和语序关系两个方面对止词下了定义:首先止词的位置应该在动词之后,其次止词是动作的受事。《中国现代语法》称短语为“仂语”,述宾短语被归在主从仂语里,王力认为主从仂语是一种修饰关系,修饰是对于意义范围的限制。《汉语语法论》中把述宾关系描述为“引导关系”,“当两个有关系的词语放在一起时,如果其中的一个表示一个事物,而这事物是历程所归止的方向”,分为“引导者”和“受导者”,“引导者必得是一个具有名词功能的词语,相当于一般语法学家所谓的宾语”。

由此看出,对于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也是各持一词,从不同的角度对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进行了分类:马建忠认为述宾短语的语义关系为施受关系,王力把它归在修饰关系里,而高明凯将它放到引导关系中,宾语是引导者。

(三)主语宾语判定标准

吕叔湘(1946)《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就对主语和宾语的辨别标准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和印欧语相比,汉语判别主语和宾语的标准只有位置和施受关系这两项,但这两项标准分析出的结果却不总是一致的。通过十几种句式的分析,讨论了各种分析方法后,作者没有下最后的结论,在文章最后提出确定主宾语的最好标准是“简明、具体、容易依据。还要有些弹性,能辨别句子的多种类型”[1]。

二、建国至文革时期的研究

建国初期,国内语法研究深受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建立了新的语法体系,述宾短语的研究也随着潮流建立了新的体系。

(一)《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研究

1952年至1953年连载于《中国语文》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受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把述宾短语称为动宾结构,认为动宾结构属于句法结构的一部分,认为“动词后头可以有宾语”“动词、次动词加宾语”是动宾结构,“拿位置作标准定主语和宾语”就可以解决问题。书中分析动词可以分为带宾语和不带宾语的,带宾语的动词也不总是带宾语,而次动词总是带宾语的。有时候动词还可以带双宾语。充当宾语的成分大多是名词和代词,另外还指出形容词、动词、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都可以作宾语。对于动词和宾语之间各种语义关系分出了很多种类[2]。

(二)主宾大讨论中的宾语研究

1955年7月到1956年4月,由《语文学习》编辑部发起了主宾大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几十人,在关于如何确定宾语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偏重于意义,认为确定宾语应以意义为主。傅子东(1956)《主词和宾词》、王宗炎(1956)《怎样分辨主语和宾语》、颜景常(1956)《从意义与形式的关系上看汉语动句的主语和宾语》等人持这种观点,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岑麒祥(1955)《讨论主语宾语问题的几个原则》中也认为完全用位置来确定主语和宾语,就否定了汉语的倒装句,取消了修辞学,把汉语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简单地列成了几条死板的规律。

第二种,偏重于形式,认为确定宾语应以形式为主。如徐仲华(1955)《分析句子应该从语法标志出发》中认为分析句子以语法标志为主要标准在一般情况下,不管施事受事,在动词前面就是主语,在动词后面就是宾语。另外还有陈庭珍(1955)《分析主语宾语应该根据结构》、唐启运(1955)《语法结构决定主语和宾语》等人倾向于这一观点。

第三种,意义和形式并重,胡附、文炼(1955)《谈宾语》、张志公《关于汉语句法的几点意见》、周祖谟(1955)《关于主语和宾语的问题》、曹伯韩(1956)《主语宾语问题随感》、高名凯(1956)《从语法与逻辑的关系说到主语和宾语》等认为不能绝对化看问题,结构和意义是统一的。胡附和文炼《谈宾语》还结合意义和形式分析了宾语,认为确定汉语中宾语的范围最好是先把动词的后置成分通过分析分成若干类,然后再确定其中哪些类是宾语。

主宾大讨论最后在确定宾语的标准上取得了一致,即兼取意义和形式,但偏重于形式,这使宾语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三、文革后至今的研究

如果说文革前的述宾短语研究提出了整体的框架和体系,那么文革后的研究就是在其基础上的充实和发展。

(一)视野不断扩大的述宾短语研究

视野的不断扩大在这一时期体现主要为两方面:

一方面新的理论被不断引进,为述宾短语的研究开拓了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比如,配价理论的引进。动词作为述宾结构中述语的主要成分,配价理论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研究了动词和名词之间的关系,包括和名词宾语之间的关系,解释了汉语语法事实。如周红(2003)《动宾式动词配价分析》运用配价理论对动宾式动词的语义和句法功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探索了动宾式句法功能变化的内在原因。还有很多相关论文如张志英(2003)《从配价角度看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陈新义(2007)《二价动词组成的动宾结构》、张国宪和周国光(1997)《索取动词的配价研究》等。

还有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如沈家煊(1995)《“有界”与“无界”》一文由探究数量词对语法结构起制约作用原因入手,从认知角度分析了“有界”与“无界”对动宾结构的影响。黄洁(2009)《动宾非常规搭配的转喻和隐喻透视》、张建理(2008)《单宾语句的认知构式语法研究》、吴为善(2007)《述宾两字组的整合度高低及其层级分布》等,这些论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揭示了述宾短语组合背后更深层的认知支配机制。

“空语类”理论是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课题,“空语类”在汉语中主要表现为“空主语”和“空宾语”,有许多专著和论文进行了空宾语的研究,如沈阳(1994)《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徐烈炯的(1994)《与空语类有关的一些语法现象》,韩景泉(1997)《空语类理论与汉语空位宾语》。对空宾语出现的条件、形式、位置以及与英语中的空宾语的区别等进行了讨论,目前空宾语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

另一方面,开始同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如姚继中(1997)《日汉动宾结构比较研究》、田文琪(1992)《动宾关系的俄汉对比》、李永燧(1984)《试论哈尼语汉语动宾词序的异同》、袁焱(2008)《汉越述宾结构对比研究》等。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和不同语言的述宾短语的形式和内涵进行的深入研究,不仅弄清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及相互关系,还为高层次的教学提供了资料,更主要的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综观这一时期,述宾短语的研究受外国理论的影响很大,我国学者将新的理论与汉语实际结合起来,与建国前的研究比较起来,这一时期的学者在借鉴的国外经验的同时,更加理智和成熟,紧密结合汉语实际,促进了汉语的健康发展。不仅重视汉语本体的研究,更放眼世界,比较语言学的述宾短语研究也被人们所重视。

(二)不断加深的述宾短语研究

述宾短语研究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对述宾短语的句法、语义、语用的全方位考察,主要体现在专著对述宾短语进行的细致分析。如朱德熙的《语法讲义》把述宾短语分为“粘合式和组合式述宾结构两种”,根据带宾语的情况对动词进行了仔细的分类,并详尽地讨论了八类宾语[3]。徐枢的《宾语和补语》对述宾短语进行了论述,包括:什么是宾语、宾语的构成、从述宾的语义关系对宾语的分类、动词带宾语的情况、双宾语;在确定宾语时的一些问题、宾语的使用[4]。马庆株《动词和动词性结构》讨论了述宾短语的歧义,名词性宾语的类别,现代汉语双宾语构造等[5]。

另一方面,述宾短语中的小类研究不断深入。如“动宾式动词+宾语”是八十年代流行开来的,但对它的研究却相当充分,主要集中在它的结构特点,所带宾语的类型,动宾式动词的特点及带宾语的条件,流行的原因及规范化问题等。还有形容词带宾语的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四种观点:带宾语的形容词就是动词,如吕叔湘(1966)《单音形容词用法研究》、王启龙(1995)《带宾形容词的统计分析》等;形容词带宾语是活用,如吕冀平(1984)《现代汉语的意动句式》、邢福义(1988)《关于形容词短语》等;形容词带宾语后仍是形容词,范晓(1983)《关于形容词带宾语问题》、沈锡伦(1984)《关于形容词的宾语》等;一些形容词带宾语是汉语的特点,一些形容词带宾语是动形兼类:许德楠和董浩(1980)《谈形容词带宾语的几个问题》等。

述宾研究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不少问题达成了共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对于述宾的名称及界定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如述语的内涵,述语的名称,宾语的位置。对于述宾的关系的类别仍处于开放状态,目前还很难将其遍举,语义关系千差万别,难以进行穷尽式描写。注重述宾共时的描写,忽视了历时和比较的研究。重视语法语义研究,忽视语用研究。述宾研究还有待于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吕叔湘.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吕叔湘选集[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535,第1版.

[2]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12:12-39,第1版.

[3]朱德熙.语法讲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9:110-124,第1版.

[4]徐枢.宾语和补语[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1:1-3,第1版.

[5]马庆株.动词和动词性结构[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10:75-127,第1版.

作者：王晓敏 伍 艳

倒装句的研究论文 篇3：

苏北方言语法研究综述

摘    要： 本文回顾了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苏北方言语法的研究状况，分单点研究和区域研究两个方面。

关键词： 苏北方言    语法    研究综述

苏北方言系统性的语音调查研究起步相对较早，也取得了一定成绩。1956年成立了江苏省方言调查指导组，在历时两年多的方言普查后，出版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括》（1960），其中苏北的方言点数量占三分之一左右。王福堂（2010：41）认为《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括》“各地的记音做过综合性的比较和平衡，是反映方言普查成果的代表作”。

苏北方言语法研究相对滞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成果，目前搜集到的只有三篇论文：刘培伦《扬州方言里的程度副词“蛮”和“稀”》（1957）、蒋希文《赣榆方言的人称代词》（2005[1957]）、蒋希文《赣榆话儿化词的特殊作用》（2005[1962]）。20世纪80年中期苏北语法研究才真正起步，这与汉语方言研究的大环境相关。就汉语方言讲，“语法研究一直门庭冷落。直到1979年我国第一份方言学术杂志《方言》创刊，1981年我国第一个全国方言学会成立，情况才逐渐改变”（郭利霞，2007）。本部分回顾苏北方言语法的研究状况，收集到的文献有一百余种。从研究区域范围看，可分为单点研究和区域研究;从内容上看，可分为词层面、句法层面和系统描写研究三方面研究。

1.单点式研究

1.1词层面。苏北方言词类研究主要讨论某一或某些词类的（特殊）用法。实词研究有：力量《宿迁方言单音节形容词表程度的几种形式》（1984）、张爱民《徐州方言的形容词》（1987）、汪国怀《淮安方言单音形容词汇释》（1989）、汪国怀《淮安方言单音动词汇释》（1990）、力量《宿迁方言的词类特点》（1993）、张爱民《徐州方言詈词的词义词性变化和句法特点》（1993）;王健、顾劲松《涟水（南禄）话量词的特殊用法》（2006）;袁长会《沛县方言研究》（2010）第三章讨论了沛县方言里形容词;王健、顾劲松《涟水话的系词“斗”》（2011）;宋彦云《江苏东海县方言的形容词》（2013）、刘旭《新浦方言称呼语的繁复性》（2013a）。

虚词研究主要有：张可《灌云方言中副词用法举例》（1995）;朱景松、周维网《江都话里的语气词》（1995）;李申《徐州方言语法散札》（2002）讨论的副词、叹词、语气词和语末助词;蔡华祥《江苏盐城话的疑问语气词》（2008b）、姚亦登《高邮方言的语气词》（2008b）、李艳华《浅谈扬州话时间副词》（2009）、徐君善《江苏邳州话中的特色否定副词》（2010）、朱睿《盐城方言程度副词研究》（2014）。

实词和虚词都涉及的研究成果有：张洪超《保留在邳州话中的元剧百花词语列举》（1999）、张进《宿豫方言词类特色用法述要》（2009）、王玉娟《建湖方言（卞港村）初探》（2011）。

研究某个或某些具体词的主要有：吴继光《徐州话中的“肯”、“很”、“管”》（1986）、黄继林《扬州方言里的“蛮”和“稀”》（1987）;苏晓青、吕永卫《徐州方言里“来”》（1987）;吴继光《徐州方言里非轻声的“着”》（1988）、吴继光《徐州方言里非轻声的“着”》（1988）、丁治民《东台话的疑问副词“个”》（2003）、丁治民《东台话的“寡”》（2003a）、佟秋妹《徐州方言中的泛义动词“玩”》（2005）、陈琨《淮阴方言结构助词“得”》（2006）、蔡华祥《江苏盐城话的“了”》（2007）、王健《睢宁话中“个”的读音和用法》（2007）、王玉梅《泗阳方言里的“海”》（2007）、张秀松《阜宁方言程度副词“象话”的语法化》（2008）;袁长会《沛县方言研究》（2010）第三章探讨的沛县方言“来”、“才”、“管”、“肯”的用法;朱莉莉《盐城方言助词“着”的用法探析》（2010）;王健、顾劲松《涟水话的系词“斗”》（2011）;许井岗《语义结构和“简直”的语义分析——兼论邳州方言的“直搁”或“简直搁”》（2011）、刘旭《浅析连云港方言助词“五的”与“守着”》（2013）、孙乾晶《浅析徐州方言中的泛义动词“缠”》（2014）。

构词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化、重叠和加缀等方面，主要成果有：陈晨《扬州方言中的“子”缀》（1981）、力量《宿迁方言的构形法及结构特点》（1992）、王健《徐州方言中“ABB的”式状态形容词》（1999）、郝红艳《沭阳方言的构词特征》（2000）;李申《徐州方言语法散札》（2002）讨论的动词后缀“拉”和“登”、唐萍《建湖方言词汇研究》（2004）第四章第二节“方言特色词词法研究”;张爱民、杜鹃《徐州方言动词形态变化考察》（2004）;朱文夫、冯薇《泗洪方言的“子”尾》（2004）;姜莉《连云港市海州（新南）方言词缀研究》（2007）;姚亦登《高邮话中的“子”缀》（2008a）、姚亦登《江苏高邮话中的“子”缀》（2008c）;朱文夫、冯薇《现代汉语方言形容词复杂形式研究——以江苏泗洪方言为例》（2008）;蔡华祥《江苏盐城步凤方言的数词附加“子”尾》（2008a）;蔡华祥、刘磊《江苏盐城步凤方言的“子”缀》（2009）;张其昀《扬州方言表微标记“头”》（2009）、陆勤《扬州方言重叠式研究》（2011a）、徐振鹏《赣榆方言词缀研究》（2011）、尹燕飞《再议扬州方言数量短语后的助词“头”》（2011）;王丹婷、丁爱侠《连云港方言中同素逆序词的研究》（2013）;袁伟、朱德康《江苏睢宁话BA式形容词一种表程度量级的重叠式》（2014）。此外，张斌华、王环宇《盐城地名的语词结构》（2005）研究了盐城地名中的语词构成方式。

有关体貌的研究主要有：王世华《扬州话的动态助词》（1989）;姚亦登、金江丰、朱文夫、鞠彩萍《高邮话动词后的“块”与“住”》（2002）;张其昀《扬州方言“消极”性完成体标记“得”》（2005）、姚亦登《高邮话动词的体貌格式》（2006）、周琴《泗洪方言动词的貌》（2007a）、蔡华祥《盐城（步凤）方言动态助词及相关语法手段研究》（2008）、朱文夫《苏北泗洪方言动词体貌考察》（2009）、刘旭《新浦方言的完成体标记》（2013b）。

另外，李申《徐州方言的省略词语例析》（2002a）从词汇和语法角度考察了徐州方言里十条由省略而形成的词语。

1.2句法层面。句法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格式和句式。其中关注反复问句的研究较多。主要成果有：王世华《扬州话里两种反复问句共存》（1985）、李建《扬州方言“时间名词+的”的特殊用法》（1988）、杨亦鸣《睢宁话反复问句的类型》（1989）、王健《睢宁话的反复问句》（1999a）、姚亦登《高邮话中的否定句》（2008）、李文浩《江苏淮阴方言的重叠式反复问句》（2009）、王玉梅《江苏泗阳方言正反问句的构成》（2009）、顾劲松《从涟水南禄话看汉语方言两类反复问句的相对共存》（2010）、潘登俊《淮阴方言中的“没没VP”》（2011）。其他特定格式和句式的研究有：李申《徐州方言语法散札》（2002）讨论的三种特定格式;张爱玲、张秀松《阜宁话中“打击”义短语之语法化》（2005）;周琴《泗洪话处置式句法格式研究》（2008）、许井岗《江苏邳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2009）对“不知道”和“走家”的语序讨论、朱文夫《苏北泗洪话的“给”字句》（2009a）、陆勤《扬州方言谚语的句法结构分析》（2011）、陈福迎《宿迁方言中的两种特殊句式》（2011）、王海燕《徐州方言倒装语序的语用考察》（2011）、张其昀《扬州方言含有违实意向的凝固结构“说的”》（2015）。其他句法方面的研究还有：力量《宿迁方言的构形法及结构特点》（1992）、张爱民《徐州方言詈词的词义词性变化和句法特点》（1993）、李申《徐州方言语法散札》（2002）讨论的独词句。

1.3系统描写。鲍厚星《方言语法研究与田野调查》（2003）将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分为三种模式：某一参照系框架下的系统描写、本方言语法系统的构建、本方言特殊语法现象的重点研究，分别以项梦冰《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1997）、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1998）、汪国胜《大冶方言语法研究》（1994）为代表。前两种研究模式能够展现某一方言的大体框架和基本面貌。苏北方言语法研究基本上都着眼于特殊语法现象，框架式的系统描写研究目前只有三种：周琴《泗洪方言语法研究》（2007）;力量、张进《宿豫方言研究》（2011）和张鲁明《淮安方言语法研究》（2012）。

单点式语法述略性质的成果占不小的比例，主要是方言词典和方言志（含地方志方言篇），这类著作强调本方言特殊语法现象的描写和语法特征的简要描述。主要有李申《徐州方言志》（1985）、大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丰县志》（1989）①、盐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盐城县志》（1993）、东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东海县志》（1994）、泗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泗洪县志》（1994）、东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东台市志》（1994）、金湖县志编纂委员会《金湖县志》（1994）、灌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灌南县志》（1995）;泗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泗阳县志》（1995）;苏晓青、吕永卫《徐州方言词典》（1996）;射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射阳县志》（1997）②、江苏省扬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扬州市志》（1997）、《江苏省志·方言志》（1998）、《江苏方言总汇》（1998）、淮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淮安市志》（1998）、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盐城市志》（1998）、滨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滨海县志》（1998）、灌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灌云县志》（1999）、连云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连云港市志》（2000）、大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大丰市志》（2006）、袁楠《宿迁话的语法现象》（2008）。

一些成果对特殊语法现象描写得比较细致，分析也较为深入，主要有苏晓青《东海方言研究》（1997）、陈昌霞《射阳方言语法研究》（2003）;力量、张进《宿豫方言研究》（2011）。近年来，鲍明炜、顾黔主编的《江苏方言研究丛书》（2011）第一期出版了五部单点方言的研究著作，有三部属苏北方言。

2.区域方言研究

区域方言比较研究最重要的是张敏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共时分布及其历时蕴含》（1990）和王健的《苏皖区域方言语法比较研究》（2014）。

张敏《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共时分布及其历时蕴含》（1990）利用类型学视野研究汉语方言的反复问句。这篇论文的第二章“江苏方言里的型问句”，主要讨论了江苏方言里的“K—VP”型问句的情况，其中涉及苏北的徐州、宿迁、淮安等地方言。该文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了不同类型反复问句的分布情况，并且对各类型反复问句的来源和发展线索分析得较为清晰，共时和历时的研究兼具。

王健《苏皖区域方言语法比较研究》（2014）研究了苏皖境内的吴语、徽语和江淮官话的五种语法现象（动态范畴、苏州话表体貌的“脱”及在各方言中的对应成分、量词独用现象、跟动词重叠有关的几种句法语义现象、跟数量词连用的词缀“头”）。其中涉及苏北的方言点有：连云港、盐城、淮安、宿迁、扬州。此书是在广泛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展开的，语法现象描写充分，很好地展现了区域内语法共同特征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另外，此书从历时角度考察了体标记的语法化过程和量词独用现象。因此，此书既有共时的比较，又有历时深度，是近年来苏皖区域方言研究水平较高的一部学术著作。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苏北方言语法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对一些特殊的语法现象观察描写得较为细致，分析也较为深入。但是苏北方言语法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1）单点的语法调查工作和系统描写需要进一步加强;（2）比较研究做得还不够。

因此，我们认为今后苏北方言语法研究的工作主要有两点：（1）单个方言点语法的系统调查描写;（2）苏北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

注释：

①《大丰县志》是以例句的形式展现语法特点的。

②《射阳县志》是以例句的形式展现语法特点的。

参考文献：

[1]郭利霞.九十年代以来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述评[J].汉语学习，2007（6）.

[2]王福堂.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A].汉语方言论集.商务印书馆，2010.

作者：唐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