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和谐社会论文

【摘要】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社会政治、经济、观念转型的背景下，在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不断融合的语境下，讨论当代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担当极具现实性与前瞻性。当代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责任担当，做时代的记录者、建设者和服务者，维护新闻传播与社会大系统的和谐关系。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媒介与和谐社会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媒介与和谐社会论文 篇1：

和谐社会与媒介的公共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媒体开始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这并非耸人听闻。公共化可能是主流媒体重塑自身影响力的最佳选择。

和谐与公共

最近，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这反映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主张。按理说，中国人的传统是推崇和为贵，和谐本身并不是一个新词汇，但是，当中国官方把这个词汇政治化以后，和谐成为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被赋予了某种理想主义色彩。词汇的官方化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某些词汇被官方钦定，赋予了官方色彩，这是一种官方话语权。词汇的官方化通常就是一种政治化。与此同时，可以联想到的是词汇的媒介化，比如，“小姐”这个词汇的媒介化就改变了这个词汇的时代意义，词汇媒介化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传播的频率，是一种词汇的社会化。词汇的媒介化常常是使得某些词汇变得流行起来，而这种流行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可能导致这些词汇粗俗化。如果我们再扩展一些的话，还能够看到词汇的学术化，也就是少数人使用的专业语言，这样的语言要求准确和客观，语言和语者存在某种脱节，不那么客观的人可以使用比较客观的语言。如果说政治语言是单向的。那么媒介语言就是双向的，而学术语言则是一种语言共同体。

那么，中国官方为什么在这两年极力强调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呢?除了新旧领导人交替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背景和意图吗?毕竟，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常常是靠口号来表达的，更何况中国在文革中口号泛滥，口号政治流行，如同口号型社会。实际上，中国官方近些年也提出了很多政治口号，但是，和谐社会的概念可以说是被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上。在政治学的范畴里，和谐社会的确是一个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关键词。小到家庭和谐，大到社会和谐，甚至可以推及到和谐世界，在战争与和平的全球语境中，和谐社会无疑充满着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即便如此，要想把和谐社会的概念推广到世界的话，仍然有可能引起西方人的某些困惑，毕竟，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政治观念还都依赖国家而生存。

和谐社会并非空谈，它至少有两个具体的概念，一个是以人为本，另外一个是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可以视为向公民社会靠拢，不是搞文革式的所谓自上而下的全民政治运动，而是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公民政治。而依法治国也不是搞多党制，而是在现有的社会政治框架中寻求适度的分层治理。

显然，中国社会的这些政治构想都离不开传媒。长期以来，中国传媒的社会作用可以用一句古语来形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革时传媒因为放卫星说假话而背上了长期的政治骂名。同样是传媒，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中一马当先为中国的包产到户鼓与呼，充当了改革的急先锋。那么，造成传媒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最容易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矛盾，这一直是中国传媒界的敏感话题，以至于在时任总理的朱镕基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题词中出现“群众喉舌”时，①引发了新闻界的特别关注，因为传统的提法强调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今天看，当年的这场争论似乎存在一个误区，双方都在突出极端性，把对方置于无路可退的地步，但是，如果换一种思维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中间地带，这并不是调和主义，也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公共性。

公共性

近些年，中国的传媒理论界引进丁西方公共广播的概念，这主要是针对英国的BBC而言。事实上，这些公共频道的概念与理论界的讨论差之甚远，它们更多是对撤销四级办台的一种补救，与公共性无关。

同样，公共新闻的概念也是中国的新闻学者几年前从美国引进的，只不过有点巧合的是，当时中国最红火的电视节目是以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民生新闻，与正统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相比，民生新闻似乎走的是下层路线，没有多少官气。中国官方一直鼓励新闻媒介“三贴近”，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三贴近”说起来容易，但是对于中国的官方新闻来说却一向是个难题，似乎官方新闻更容易让“上面”满意。与之相反的是，民生新闻好像是天生的贴近派。很容易让“下面”满意，甚至许多人认为民生新闻过于琐碎，是新闻碎片化的典型。

围绕民生新闻的出路问题，很多人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其中非常流行的就是公共新闻。但是，美国的东西拿到中国来会不会水土不服?尤其是新闻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比如，社会公器的提法在中国就一直是敏感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官方似乎接受了公信力的说法。即便如此，这种嫁接是否有现实可能性?从全球化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引进西方观念上存在某种错位，比如，新闻发言人机制，还有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在西方或者美国已经开始衰退的现象引入中国以后，产生了某些误区。

依我看，一些学者之所以想到把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联系在一起，很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的官方新闻和民生新闻之间缺少一个公共新闻话语层次。

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还主要是局限在学术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新媒介，尤其是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构想。在中国，网络信息依然受到官方的控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成全着或者突出了网络的意见集市功能。网络作为新媒体，它和旧媒体似乎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它的言论比信息更难控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一直是被张扬的。但是，这个“公”通常是和国家划等号的，中国人爱说国事家事，国事就是公事，家事就是私事，公永远大于私，再大的私事都是小事，再小的公事都是大事。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国事常常就等于官事。官就等于公。所以，中国的官方媒体总是以公共媒体自居，但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多年居行业之首，显示出中国传媒行业公共性与商业性的矛盾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公共性与政治性的矛盾。

新媒介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人一直力图在传媒的公共性上有所突破，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增加自选动作，换句话说，就是在维护官方话语的同时，开拓公共话语空间。比如，中央电视台在不改变《新闻联播》节目的同时，加大对其他时段新闻节目的改革力度；许多党报采用的策略是稳定大报，搞活小报。但是，这些努力收效不大，一方面是因为传媒的改革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不配套；另一方面是传媒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走人了商业性的误区，典型的是平民化和草根性时常变成商业化的运作口号。

令许多人想不到的是，新媒介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旧媒介的公共化，虽然这似乎并非新媒介的初衷，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了新旧媒介互动的一个副产品。

上个世纪末，当新媒体在中国出现

时，很多人认为它是洪水猛兽。在官方眼中，它难以控制。而在传媒界看来，它会颠覆旧媒体。但是。今天来看，至少在中国，新媒体并没有取代旧媒体的主流媒体地位。不过新媒体却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旧媒体向公共媒体的转换。这种转换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新媒体的互动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旧媒体，现在广播电视大量利用手机投票和短信进行互动；

第二，新媒体创造的言论公共空间改变了旧媒体对舆论的掌控，过去，中国的言论领域是典型的官方言论主导，以《人民日报》社论为代表，现在，中国的网络言论正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扮演着民间舆论的角色；

第三，新媒体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旧媒体对信息的封锁，没有采访权似乎反而激发了新媒体的信息整合能力，网络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地域概念，如果说地方信息保护主义对中国的旧媒体还能够形成有效的封锁，那么它在新媒体面前失灵了，新媒体让中国人切身体会到了信息全球化的影响。

新媒体和旧媒体的这种互动也间接对当前中国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政府很难像过去那样封锁消息了。这当然包括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难控制由新媒体主导的信息流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政府出台了更加具体的措施来阻止媒体的异地监督，但是。这种限制难以适用于新媒体，因为新媒体在中国通常不是以稳定的地方实体形式出现的，恰恰相反，它是流动的、匿名的和个体的，它无处不在，又如影随形，给媒体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其次，新旧媒体的互动给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表达意见的渠道和平台。

最后，新旧媒体的互动推动了中国社会公共话语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话语几乎等同于官方话语，而官方话语的不透明直接导致了社会公话语的神秘，中国民生新闻的活跃可以视为社会私话语的激活。因此，公共话语的开放间接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开明程度。最近，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的和谐社会观念很容易被西方解读为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共媒体的支持。因此，当前中国媒体的公共化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推动中国式政治文明的建设。

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主流媒体的公共化似乎和政府的和谐社会概念不谋而合，其中既有共识，也有些许无奈。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媒体开始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这并非耸人听闻，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中国的传媒正在向娱乐化倾斜，这使得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受到巨大挑战，因此，公共化可能是主流媒体重塑自身影响力的最佳选择。

总之，中国媒体的公共化和构建和谐社会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依存关系，媒体的公共化有助于改善中国主流媒体的党派媒介形象，同时，媒体的公共化也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在走向公共化的过程中，媒体自然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理解。而政府也会希望把媒体从潜在的对手变成天然的盟友，毕竟政府本身的政治改革也少不了媒体的帮助。在政府的政治改革设计中，媒体无疑是分层治理技术的重要工具，媒体的公共化并非私有化，它可以在不改变中国根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创建一个政治变革的舆论缓冲地带。

作者：刘　宏

媒介与和谐社会论文 篇2：

论社会转型期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摘要】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社会政治、经济、观念转型的背景下，在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不断融合的语境下，讨论当代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担当极具现实性与前瞻性。当代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责任担当，做时代的记录者、建设者和服务者，维护新闻传播与社会大系统的和谐关系。这就必须坚守党性原则、坚守新闻规律、坚守社会主义社会责任论和社会主义的新闻伦理，成为社会进步的积极推手，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得力助手。

【关键词】社会转型；责任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急速发展，当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社会转型。转型源自变迁，“社会转型是在社会根本性质、国家根本发展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具体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等发生变化”[1]。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推进过程中，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过程中，在从旧有价值观向新的价值观变迁的过程中，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继而向信息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深刻出现，并对当代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

（一）执政转型

中国古代政体的特征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打下了“人治社会”的深深烙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以法治替代人治，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进一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开始不断进行执政转型，为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

在执政党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执政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职能改革滞后、公权力制约机制不足、官员政治信仰迷失等原因，政治腐败问题十分突出，成为执政转型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2]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层开展密集反腐，坚定不移的反腐工作成为执政转型的重要工作，也是媒体与公众关注的政治焦点。

（二）经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过程中，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强调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并加以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转型举措，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发展，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跨入小康生活。然而社会经济转型也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诸如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市场秩序失序、资源耗费过度、社会腐败滋生、拜金主义盛行等。经济转型带来的系列矛盾体现在传媒领域则表现为媒体片面追求商业利润，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出现失衡，导致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新闻敲诈等新闻寻租现象屡禁不止，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伦理与社会责任感缺失。

（三）观念转型

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型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原有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新时期社会公民权利意识开始觉醒，现代公民意识高涨。但观念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在旧有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新的价值观并未完全形成的转型期，多元价值观交织混杂，形成了观念的激烈交会与剧烈碰撞，夹杂着许多极具负面影响的社会观念，诸如诚信缺失、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等。全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道德滑坡现象，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遭受严峻挑战，这对新闻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媒介转型

从IT（信息技术）到ICT（信息与传播技术）时代的变更带来了媒介生态的巨大变化，媒介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我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变迁，促进了当代中国的媒介转型。数以亿计的受众向网络新媒介转移，给传统媒介带来了巨大冲击，媒介融合成为未来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201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3]的媒介转型重要思路。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融合对媒体与新闻工作者在责任担当的履行、对现代舆论场的引领上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当代新闻工作者记录者、建设者与服务者的角色定位

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各类矛盾集中凸显、社会观念空前多元，在新闻媒体自身面临媒介转型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当代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显得尤为重要。明确当代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是其履行责任担当的重要前提。

（一）时代的记录者

自洋务运动兴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促使国人办报发轫。近现代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诞生于内忧外患背景下的民族革命斗争中，记录了从洋务运动起始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艰难发展历程。无论是民国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还是爱国新闻人士邹韬奋、范长江，他们的笔尖忠实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波澜壮阔的伟大图景。今天的新闻即明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角色定位即时代的忠实记录者，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样是受众对于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期待。

回望中国新闻发展史，范长江——这位杰出的新闻巨子，其新闻精神影响了一代代新闻工作者，以其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现为“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是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最高荣誉。1935年，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考察了川、陕、青、甘、内蒙等广大地区，行程4000余里，用笔忠实记录了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景象和红军长征路上的真实情况。“范长江是以国内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并如实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第一人。”[4]1937年，他向全国人民报道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新气象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言行，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忠实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陕北革命根据地欣欣向荣的真实景象，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忠实的记录、强烈的时代气息、浓烈的情感、崇高的责任感是范长江精神的内涵核心，范长江无愧为时代的伟大记录者。

改革开放以来，对新闻工作者的角色认知处于不断变迁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新闻工作者角色本位回归的讨论增多。新闻工作者作为新闻信息的传播者，理应把握时代的脉搏，这是范长江精神对当代新闻工作者的重要启示。“新闻记者总是自觉地关注一个时代的新变化、新情况、新事物，把握时代的最新动荡，做时代脉搏的最直接、最敏锐的感应者。”[5]当下中国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针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各类社会矛盾以及多元的价值观念，新闻工作者更应扮演好“时代记录者”的重要角色，真实报道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变化、新现象，紧扣时代脉搏，讲好中国故事，忠实记录中国改革变迁的奋斗历程。

（二）时代的建设者

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在忠实记录时代的同时，必须重视新闻工作的建设性，做好时代的建设者，这是由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新闻工作者建设者的角色在助力社会发展、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在社会转型期的新闻报道中，由于新闻工作者对自身角色认识不清，时常进入报道误区。2013年3月《湖北日报》刊发了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来信，信中反映“有的媒体编辑记者对正面报道和建设成就宣传热情不高，认为缺乏新闻价值，但对负面新闻却兴趣十足，常常一拥而上；有的媒体对主旋律影视作品报道仅三言两语，对一些影视明星的风流韵事却连篇累牍；还有些媒体喜欢从互联网网站上‘扒’新闻，导致经常出现虚假不实报道，严重影响了新闻报道的公信力”[6]。由于社会转型中矛盾集中凸显，新闻工作者对负面报道趋之若鹜；部分新闻工作者为了片面迎合受众对于刺激性信息的需求，罔顾社会传播效应，令媒体上充斥着星、腥、性的报道，这均是新闻工作者缺乏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的表现。由《湖北日报》发起的这场“记者建设者角色”的大讨论在全国新闻界迅速展开。

“新闻天天有，但报道什么，怎么报道，不仅是新闻采访学的问题，它还反映了报道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价值取向。”[7]新闻工作者的角色不能止步于记录时代，更应在观察与记录中抛弃局外人的观念，在新闻选题、新闻采访、报道视角、舆论引导等层面以正确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为导向，肩负社会责任、具备大局意识、成为时代的建设者。正如湖北日报原政宣部主任、高级编辑周政授所言：“做真正的建设者才能实现正确的舆论导向。以建设者的角色做好新闻报道，就要求我们每一篇报道都要有正确的出发点，要有明确的建设性，能促进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8]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石义彬则认为：“媒体可以传播正能量，使社会形成向心力，形成团结协作。在共同建筑中国梦的过程中，媒体应该做、可以做、也能够做凝聚社会共识的建设者。”[9]强调了在社会转型期，媒体作为建设者角色定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科学对待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具备大局观念；合理舆论监督，以建设心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传播主流价值观并凝聚共识，这是新闻工作者作为时代建设者角色的基本内涵，也是新时代对于新闻工作者的新要求，更是新闻工作者推动社会发展、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

（三）时代的服务者

新闻业是以新闻信息传播为主要手段来满足人们信息需求的社会文化事业。新闻工作者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具备鲜明的服务性特征。新闻工作者以人民为服务对象，是时代的服务者。

被誉为“人民记者”的穆青在新闻一线工作了60余年，始终坚持“勿忘人民”的新闻理念和顾全大局的政治觉悟，加之独具的人格魅力，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新闻大家。回顾穆青的新闻工作和新闻精神，其“扎根人民、勿忘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闻思想影响了一代代新闻人，是贯穿其职业生涯的重要思想。穆青坚持认为：“我之所以有今天，功劳也在人民群众身上。是人民哺育了我，人民教育了我，并给予我以前进的动力。所以我经常给大家讲‘勿忘人民’。”[10]穆青“勿忘人民”思想的根源来源于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闻思想的继承，来源于革命岁月对人民的感恩，来源于对新闻工作经验教训的反思，更是优秀党员遵守中国共产党要求的深刻体现，其“服务人民”的新闻思想精髓对当下新闻工作者“时代服务者”的角色定位影响深远。

新闻工作者服务者的角色定位同样是时代的需求。转型期的社会多元化发展，社会舆论环境复杂，舆论引导工作困难重重，新闻工作者必须扎根人民、服务人民，切实对人民群众负责，才能赢得公信力。群众路线历来是我党领导下的新闻宣传的核心，2011年由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共同组织开展的“走转改”活动，正是推动群众路线与新闻宣传实践相结合的积极举措，旨在使新闻媒体更好地服务人民、拉近与人民的距离，强化新闻媒体服务人民的角色定位。“扎根人民、服务人民，做好时代的服务者”是我国新闻工作者从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先进经验，更是新时代赋予新闻工作的重要角色定位。

三、当代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担当

新时期我国新闻工作者承担着时代记录者、建设者与服务者的重要角色，决定了新闻工作者在当代的责任担当。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指的是以新闻工作者为责任主体，强调其新闻传播活动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领域负责，服务社会系统、维护新闻传播与社会大系统的和谐关系。

（一）党性原则的坚守

在我国，新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党的事业休戚与共。当代，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坚守党性原则，这是责任担当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党报思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形成了系统的报纸党性原则，指导了革命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业的伟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问题，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了意识形态性与党性原则在宣传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11]

新闻工作者必须在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组织上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持“政治家办报”，维护中央权威，旗帜鲜明，服从大局，团结群众，运用新闻宣传手段为党的各项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当前的新媒体环境更加开放、便捷、多元，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激烈，当代新闻工作者必须坚守党性原则，在社会转型中有力地表达党的主张、为党立言，做到与党同向、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对党性原则的坚守是当代新闻工作者首要的责任担当。

（二）新闻规律的坚守

新闻事业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新闻工作者在坚守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必须坚守新闻传播自身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新闻工作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对新闻规律的坚守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担当。

对新闻规律的坚守首先体现在对传媒公共性的建构上。新闻工作者必须通过对社会的观察与记录、建设与服务彰显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确立新闻媒体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价值。“主流新闻传媒也随之具有了传播信息、反映舆情、引导舆论、凝聚公众意识、表达公众利益，甚至有限度地批判政府政策、制约政治权力的功能，初步具有了‘公共领域’的价值。但应该看到，主流传媒的这一公共性职能担当还有待进一步强化。”[12]

其次，新闻工作者要坚守新闻传播的公开性原则。新闻传播不是对某一部分人群的传播，而是对大众的公开传播。在社会转型期，受众对于信息公开的需求高涨，新闻工作者应推进社会信息公开尤其是政务信息公开，保障社会各阶层信息对称，以捍卫受众的知情权为职责。

再次，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实践中必须坚守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基本原则，对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现象、多元的价值观念进行全面观照，努力报道社会生活的大趋势、新变化，勿将支流当主流，勿被网民所左右，真实客观地记录中国改革变迁的奋斗历程。

（三）社会主义社会责任论的坚守

社会责任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理论，它发源于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过程中，出现了新闻自由的滥用和垄断的背景下产生的，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

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中，近现代报人对于新闻的社会责任向来非常注重，涌现了一大批极具报格的著名报人，如王韬、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史量才、罗隆基、范长江等。随着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源自西方的社会责任论被赋予了中国特色，诞生了社会主义社会责任论。“从中国近年来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媒体一系列的公益报道实践来看，在新的时代和新的环境下，社会责任理论被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13]

当代社会主义社会责任论强调新闻工作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努力传播先进的现代文化观念，并强化社会监督与社会责任意识。在社会主义社会责任论的内涵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核心。2012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资深评论人米博华在接受《新闻记者》杂志访谈时说道：“有影响的大国必有稳定的核心价值体系。越是多元多样，越要有国家团结的‘一体化’纽带，越要有一个维系民族和谐的‘一致性’伦理，以保持其价值体系的连续性和基本一致性。”而这个核心价值体系即党的十八大提出并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社会责任论的坚守是新闻工作者的根本责任担当。

（四）社会主义新闻伦理的坚守

随着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传播活动对个体认知和社会价值判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对道德伦理问题的反思。新闻工作者对社会主义新闻伦理的坚守是其基本的责任担当。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前，新闻媒体出现重利益、轻伦理的现象；同时，整个社会伦理危机也引发了新闻伦理滑坡，这直接导致了新闻工作者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新闻伦理的失范和基本人文关怀的缺失。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执政转型和经济转型中折射出诸如社会分配不均、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市场秩序失序、资源耗费过度、社会腐败滋生等问题，作为新闻工作者，有责任关心社会转型中的弱势群体，报道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环境等民生问题，以高度的人文关怀和心系百姓的民生情怀进行适当适度的客观报道，致力于构建社会伦理的共识。

在传统媒介与网络新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传统媒介为了迎合网络社交媒体和网络语言的传播特点，忽视了权威性、公信力和主流价值导向的自我定位，产生了新闻伦理的新问题。这更凸显了媒介融合背景下，当代新闻工作者在传统媒介转型中恪守新闻伦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四、实现责任担当的现实途径

执政转型过程中，全面报道需要跟进；经济转型中，民生问题亟待关注；观念转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亟须传播；媒介转型中，互联网思维需要跟上——社会转型期的当代新闻工作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责任与利益间、在新老媒介融合中探索着实现责任担当的现实路径。

（一）记录社会，反映时代

记录社会，反映时代是实现新闻工作者记录者角色定位的途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史学家的严谨态度，恪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忠实记录当下社会新变化、新现象，紧扣时代脉搏，把握主流趋势。传播的新闻信息不但要表象真实、细节真实，而且要宏观上、总体上真实，忠实记录中国改革变迁的奋斗历程。

（二）服务公众，公信至上

服务公众，公信至上是实现新闻工作者服务者角色定位的途径。无论通过何种新闻传播媒介，新闻工作者必须以公众作为服务对象，坚持人民性原则。牢记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性质，为公众利益代言，发挥新闻媒体在公共领域的重要价值。唯有如此，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赢得公信力。

（三）坚持党性，重视引导

坚持党性，重视引导是实现新闻工作者建设者角色定位的首要途径。新闻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明确新闻媒体的政治属性，听从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明确我国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党和政府新闻舆论工具的性质，不能使商业逻辑让位于政治逻辑。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尤其要引领网络舆论阵地，强调网络舆论引导。坚持党性原则与人民性原则的统一。

（四）惩恶扬善，坚守责任

惩恶扬善，坚守责任是实现新闻工作者建设者角色定位的根本途径。在价值观多元的当代社会，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有直面邪恶的正气、勇气，坚决抨击假恶丑，弘扬真善美，传播社会正能量。在以建设性心态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肩负社会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五）人文关怀，凸显伦理

人文关怀，凸显伦理是实现新闻工作者建设者角色定位的基本途径。新闻工作者是传承“光荣和梦想”的光辉职业，必须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和正义感才能坚持下去。当代新闻工作者要像穆青那样，在事业中保持桀骜不驯的风骨，坚持新闻人的逐梦情怀，以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高尚的伦理操守进行新闻传播。

五、结语

新闻工作者永远是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是当代的新闻工作者。新的时代语境给予新时代新闻工作者新的挑战。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新闻工作者必须明确记录者、建设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定位；明确党性坚守、新闻规律坚守、责任坚守和伦理坚守的责任担当，在新闻舆论工作中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推手，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得力帮手。

参考文献：

[1]李宏斌，钟瑞添.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内容、特点及应然趋向[J].科学社会主义，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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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缘园为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王灿发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赵 亮

作者：马缘园 王灿发

媒介与和谐社会论文 篇3：

闽东畲族农民媒介素养现状调查

摘 要：传播学所有理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基于传播者即媒介与受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是整个传播过程中的真正主体，所以我们应该把受众作为传播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来研究。我国在努力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现状，特别是媒介素养问题成为了一个急需探讨研究的问题。近几年，媒介素养问题成了学术界及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是基于理论研究的诉求和社会实际的需要。在国家大力提倡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意义重大。

关键词：闽东；畲族农民；媒介素养

闽东是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是我省（福建省）乃至华东地区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又是畲族主要聚居地区。全市有28个少数民族19.8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6.08%，其中畲族人口18.14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91.2%，约有80%以上畲族人口务农。对闽东畲族农民开展媒介素养调查，旨在通过了解掌握畲族农民的媒介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当地政府及媒体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也有助于促进当地媒介素养的提升。纵观国内外畲族学术研究现状，内容主要涉及传统文化、语言、歌曲、武术等，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比较少。因此，对于闽东畲族农民开展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有较高的价值。

一、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指如何能够正确地、建设性地使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实现自我完善，参与社会进步。只要包括媒介资源利用动机、媒介资源使用方式方法及态度、使用媒介资源有效程度及对媒介的批判能力等。它是融合一般的媒介素养、文化素养及专业素养为一体的综合素养。

二、调研对象基本情况及调研方法的不足

（一）选择村庄

福建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有人口3.32万人，其中畲族1.2万人。①调研组选择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调查，分别是溪塔畲族村和有着“畲族武术之乡”的金斗洋村。

选择它们作为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溪塔村与金斗洋村都是典型的畲族村；第二：这两个村庄在住宅分布上比较集中；第三：这两个村庄离公路的主干道比较近。然而，溪塔村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村，位于福安市西部，村落面积2平方公里左右，辖两个自然村。该村也是宁德地区最大的蓝氏迁途起源地，其葡萄沟被全国葡萄协会评为全国葡萄第三沟。而金斗洋村位于康厝畲族乡东南面，全村土地面积4100亩，耕地面积964亩，辖有金斗洋、老虎坑、石门限等8个自然村，是纯畲族行政村。这两个村庄都有600人以上的人口（溪塔村有626人，金斗洋村有1064人），能充分代表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的其他村庄。

（二）问卷调查和访谈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调研员入村实地开展抽样调查。被调查者可现场填写，也可带回住处抽空填写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回。因此保证了100%的回收率和有效性。同时，调研员中有一名会简单的畲语，能与当地的农民进行简单的交流。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其中溪塔村88份，金斗洋村62份），回收15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三）研究方法的局限和不足

由于他们居住的地理特点，因此本次调研在发放问卷的数量和调研的时间上受到一定的局限。为保证调研结果的准确性，调研组采取了追问的方式，对两村庄和其周边村庄的9名农民进行半小时到2小时不等的访谈，以期对媒介素养的调研有更大收获。

三、闽东畲族农民的大众媒介接触状况分析

（一）闽东畲族农民媒介使用情况调查

根据问卷调查统计的数据显示，各类大众媒介之间的使用情况具有不小的差距，具体情况如下：

1.报纸：农民的居住区域分散、环境较封闭、信息变动较少、媒介资源短缺等客观因素的存在，造成了阅读报纸的人特别少。调查结果显示，经常读报的只占所有被调查者的4%，而从来不读报纸的则高达94.5%。所阅读报纸的来源大部分都是过期的废旧报纸。

2.广播：广播在畲族农民的影响正逐步的加速萎缩。部分家里有收音机，但几乎都处于闲置状态。调查数据显示，有78.5%的被调查者从不听广播，究其原因在于信号不好和内容无聊。两个村经常听广播的人数只有6人且都是老年人，基本是用来打发时间。

3.电视：电视进入农村后，这一个小小的神奇魔盒就变成畲族农民最主要的媒介物了。据统计，目前还有约6%的农民家里有黑白电视，不过处于闲置状态。绝大部分家庭都购买了彩色电视，占98.8%。从电视的收看情况来看，有82.6%的被调查者是经常看电视，其中没有不看电视的农民。

4.VCD＼DCD：VCD＼DVD在畲族农民的媒介接触中已处于睡眠状态，其使用率不高。几乎都是几年前流行是买的，随后便被闲置放在家中当摆设。数据表明，只有36.8%的被调查者家里有VCD＼ DVD。

5.电话（固定电话和手机）：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加速，有88.2%的畲族调查者拥有电话。从观察可以看出，畲族农民使用手机大部分都是以便宜的手机品牌为主，他们主要是用来打电话。

6.电脑：绝大部分的畲族农民家庭都还是空白，只有6.5%的被调查者家里有电脑。这个数字较低是因为当地畲族农民的经济条件限制，懂得使用电脑的人很少。但并不是拥有电脑的家庭就能上网，只有少部分懂得电脑的农民会偶尔的利用电脑来收集某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另一部分家庭除了让孩子学习电脑技能外，还用来当做日常的娱乐工具。

由图1可见，报纸和广播对闽东畲族农民来说处于陌生或闲置状态，正被日益的边缘化；而电脑作为新兴的媒体还没有在当地普及开来，目前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电话主要还是用来通讯；VCD＼DVD主要处于闲置、摆设状态。所以，畲族农民使用最多的媒体还是电视。

由图2的数据显示可以看出，电视在畲族农民的日常媒介使用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高达82.6%，成了农民获取信息及自我娱乐的重要媒介。因此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这样一题：“你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有多长？”目的在于更清楚的了解畲族农民使用电视的时间。由此可见，看电视已经成为闽东畲族农民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对他们的媒介素养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闽东畲族农民媒介接触动机

从我们调研的结果显示，电视是他们接触最多的媒介。虽然电视在六大传统媒介中与他们关系最为亲密，但畲族农民在使用媒介时仍然会理性的结合自己的劳作规律。根据农村的生活特点，畲族农民一般在天亮时就上山干活，所以没有人选择在早上收看电视节目，而75.8%的人会在晚上收看节目，并且通常是和家人一起收看。

为了更清楚的了解闽东畲族农民的媒介接触动机，调查组的问卷中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总体而言，你接触这些媒介的目的是什么？”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如下：

1.寻找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如就业信息、与农业相关的国家政策）15%

2.了解国内外形势，知晓社会变化15%

3.了解社会舆论导向0%

4.娱乐放松自我6%

5.无事可做、随便看看24.8%

6.获取农业科技知识5%

7.消遣寂寞1.28%

8.获得社交话题0

9.只是一种习惯29.72%

10.其他3.2%

从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像“只是一种习惯”、“消遣寂寞”等类似用来打发时间所占的比例达到61.8%由此可见，畲族农民在晚上的时间基本上用于消遣，看电视也是娱乐自我，处于漫无目的的状态，接触媒介也只是用于缓解体力劳动和消磨时间。同时，由于教育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未能很好的利用媒介带来的有用信息。另外，“了解国内外形势，知晓社会变化”的比例占15%，这说明，闽东畲族农民很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获得一定的信息及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此外，“获取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仅占5%，这说明，目前畲族农民对于大众媒介的有效利用率还是相当低下的，对于自己工作有利的信息还不知如何使用。

四、闽东畲族农民的媒介使用情况分析

（一）从接受媒介信息的心理来看，畲族农民表现出一定从众性

由于中国农村还未真正成为大众社会，农村经济还是比较单一，思想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生活方式缺乏多元元素，农民的思维方式还带有从众性的特点。另外，畲族农民具有相似的文化程度，相似的社会经历，相似的职业习惯，相似的心理特征，从而使传媒素养中从众性的产生有了基础。在问卷调查中显示，畲族农民对媒体反映显示生活“完全客观”的仅占到3%，而“朋友告知”的比例达到24%。中国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看见身边的人做某些事，其他的人也会跟着做同样或类似的事。而畲族农民对待媒介信息也一样，更相信从周围人那里的到的消息，则会一传十，十传百。从人的心理来看，一旦一则消息从一位相对比较可信的人口里传出，那么这则消息便很快的被传至其他人并被认可。

（二）从与传播媒介的关系来看，畲族农民既被动又主动

所谓传媒素养，实际上就是人和传媒之间的一种关系。所谓传媒素养的高低，实际上就是人在喝传媒的关系中人本身处于何种地位，是处于主动地位呢，还是处于被动地位？在问卷调查中显示有62%被调查者选择对于媒体发布错误信息持无所谓的态度，而“主动接触媒介，积极纠错”的没人选择。这说明畲族农民和媒介之间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只是一味的接触媒介所发布出来的信息，对于报道错误的信息不参与纠正。调查中发现，由于畲族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媒介关系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参与，并且认为自己的参与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就选择无所谓的态度。他们被动的接受媒介信息，主要的还是在于他们更缺乏对传媒信息的判断和反馈。调查数据显示：拥有固定电话和手机的比例达到88.2%，几乎每家每户都配有手机。畲族农民除了利用手机进行日常的联系之外，在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时或是农业上问题时，被调查者还是会主动的利用手机去询问相关的信息。在调查访谈中了解到，大部分畲族农民会利用电话来咨询农业上遇到的相关问题，有时还会主动拨打福建电视台的民生类节目“热线777”，主动的咨询相关的信息。

（三）从接受信息的内容上看，娱乐性和消遣性信息是畲族农民关注的焦点

调查表明，随着电视走入农村后，一般群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电视。在对闽东畲族农民媒介素养的调查中，畲族农民在收看电视节目时选择追求娱乐类节目达68%，位居首位，高于新闻节目的33%。娱乐类的节目和新闻节目两者之间竟相差35个百分点。大部分畲族农民晚上回家后喜欢看些娱乐类的节目来缓解一天的劳累。只有极少部分的人会选择看些时政类的新闻，如被访谈的溪塔村村委书记则强调喜欢看中央新闻联播和福安当地新闻，这也是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人才会有的。畲族农民在对信息的获取中对娱乐节目类的选择远远高于对新闻类节目的选择，可见电视的娱乐功能对于闽东畲族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五、总结

通过本次的调研可以发现，闽东畲族农民在媒介接触和使用方面，有自己的特点，能合理有效的利用身边的媒介来获取相应的信息。但是由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当代农民接触媒介的意识也在不断加强，使用媒介的需求与欲望日益强烈。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政府应该作为第一责任人，想方设法地针对媒介素养问题开通相应的教育培训途径，积极努力培养提升畲族农民媒介素养意识。其次，媒体作为信息的输送方，应该有意识地传递一些有利于促进畲族农民媒介素养培养的信息进行报道，培养他们利用媒介趋利避害的能力。

注 释：

①2004年重新审核时，区内人口3.32万人，其中畲族人口1.2万人，占总人口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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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作者：吴建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