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安全与和谐社会研究论文

长安大学教授、博导、国际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与环境研究培训中心（中德合作）主任、水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导；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特邀委员等职；2003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农业水土工程、地下水渗流、国土整治、水资源与环境等领域的教学、科研与工程实践，至今共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奖11项，著书11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水安全与和谐社会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水安全与和谐社会研究论文 篇1：

从《水文学与水资源》看水文学的学科发展与实际应用

随着水文学研究体系的不断深化，水文学已成为研究地球水资源运动机理的基础性自然学科和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实际的综合性学科，如可为水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等提供水文数据、预报服务。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水文学科的科技含量逐渐提升，并且由此衍生出部分分支学科，例如遥感水文学、同位素水文学、随机水文学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水文学的学科发展历程和应用情况，不仅是推动水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有效提升水资源治理能力、优化人类水环境的必然选择。由许武成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水文学与水资源》一书，立足水文学学科发展实际，详细阐述了水循环内在原理和主要环节，并且根据不同类型的水资源，系统介绍了河流、湖泊、沼泽以及冰川等的水文特征、循环机理等，最后从水资源概论出发讲解了水资源评价与管理相关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

《水文学与水资源》全书包括十章。第一章从地球水资源的类型和作用出发，详细介绍了水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并且基于水文现象的特点和研究方法，阐述了水文学的发展演变。第二章围绕水分循环这一主题，深入分析了水分循环、降水、土壤水下渗以及蒸发、径流等过程，清晰展现了水分循环的作用机理。第三章结合统计学相关知识，在分析概率、随机变量等统计学概念基础上，针对水文频率线型、参数估计以及计算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第四章基于河流系统运行机理，详细介绍了河流、水系和流域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且結合河流水情要素，分别叙述了河流补给与分类的相关内容。第五章明确界定了湖泊、水库、沼泽以及冰川等水资源之间的差别与联系。第六章和第七章以地下水为研究内容，从地下水类型、运动、补给排泄以及动态均衡等方面介绍了地下水的运动机理。第八章重点阐述了水资源的分布情况与转化关系。第九章从水资源总量和质量双重维度，深入剖析了水资源的评价计算方法。第十章汇总分析了人类活动的水文效应。

水文学作为地球科学的分支学科，主要致力于研究地球水资源的来源、存在形式、分布情况以及循环机理、运动状态等内在规律，以解释复杂多元的水文现象，为人类生产活动提供科学的水文依据。纵观水文学发展历程，从1856年达西定律产生开始，水文学学科体系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逐步成为具有多个分支学科且与边缘学科相互渗透的综合型学科。具体来说，水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奠基阶段。17世纪，水文学处于发展初期，主要研究水力学、水文测量、水文循环以及基础性的水文试验等内容。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依据和参考文献，学者们大多通过实地测量、试验分析或者简单的定量计算等方法开展理论研究，并且由此产生了流速仪、雨量计等水文测量用具。此后，随着水量平衡、水文循环等理论的提出，水文学完成了理论奠基，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发展阶段。进入18、19世纪，水文学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经过实地测验和试验研究，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文理论得到有效扩充，促使水文学学科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同时，人们通过创新改良水文测量仪器和对原有理论成果的系统分析，探索发现了河川径流的发展规律，并且产生了谢才公式、伯努利方程、曼宁公式等新的理论成果，为水文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有效推动力。在这一时期，水文测量仪器经过前期的发展奠基，逐步开始呈现实用化、业务化发展趋势，使得水利工程与水文测量的融合程度显著提高。因此，这一阶段水文测量具有明显的工程属性。

崛起阶段。到了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多学科交叉趋势逐渐凸显，水文学在信息技术、数理统计等学科知识辅助下逐步发展出水文模拟技术、水文统计方法以及水文循环机理等理论内容，并且产生了分布式水文模型、单位线、皮尔逊-Ⅲ型频率曲线等新的理论成果，推动了水文学科的快速崛起。这一阶段，水文测量的科技含量显著提升，水文学研究效率也随之提高。其中，水位测量从传统的水位计、水尺等人工测量转变为自动化的水文测报，降水测量由雨量器、雪量计发展为雷达技术和卫星定位等新型测量方法。

水文学理论体系庞杂、研究问题复杂，必须借助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予以解决。总体来看，水文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监测与试验方法。水循环作为水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需要通过实地监测、试验分析等方法来提供研究数据，以发现水资源运动机理。随着水文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水文监测已经成为水文领域中较为成熟的方法，不仅覆盖了各种水体类型的技术监测，如地表水水位、地下水水温等，而且将各水文要素的监测工作纳入其中，如水体蒸发量、流速、含沙量、河流流量等。与此同时，水文试验方法也得到深入发展。水文试验作为探究水文现象成因和水流运动机理的科学手段，必须借助于多种测量方法和试验工具来建立水文试验模型、开展试验分析。当前，水文试验主要包括室内试验和原位试验两种。其中，同位素技术是常用的试验方法，主要通过物理、化学或者生物方法将同位素及其标记化合物掺入所研究的对象中，再利用多种手段检测其在研究对象内的反应情况、变化踪迹以及滞留位置等，具有方便、快捷、灵敏等优点。

二是水文信息技术方法。水文信息技术方法是指通过采集、处理、存储、分析水文信息来研究水文现象或者水文原理的一种方法。在研究内容上，水文信息技术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研究站网规划与测站设立相关的理论内容，而且能够应用于水文要素观测、数据收集处理以及误差分析等领域。在技术类型上，由于水文信息类型繁多、内容广泛，因此需要运用大量先进的信息技术，才能实现有效地收集、传输、存储等。例如，GPS（全球定位系统）可以精准定位仪器位置，从而利用绘图仪高精度测绘水深图、水下地形模型等；GI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依托计算机软件系统，可以统计流域水质情况、模拟水质水量以及提供水质参数；RS技术（遥感技术）通过远距离电磁波探测技术，能够实现洪水灾情预测、水质监测、土壤侵蚀监测等功能，在治理水土环境、防洪减灾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三是统计分析方法。由于水文现象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因此水文学研究需要借助数理统计方法，根据随机现象的相关试验资料来研究整体现象的内在特征和发展规律。具体来说，水文统计主要利用所获得的水文、气象资料来分析研究随机水文现象的变化规律，并且以此为基础，对未来水文情况的长期变化做出概率意义的定量预估，从而为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运行提供科学的水文依据。从方法类型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根据已有的数据资料计算不同指标的频率特征，从而推算出指定频率的水文特征值；第二，研究水文现象之间的统计关系，并应用这种关系延长、插补水文特征值，从而进行水文预报；第三，运用序列相关性分析法来计算水文频率和水文时间等信息，从而揭示水文现象的变化机理和局部特性。

水资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对于维护自然界水平衡、提供人类生产生活所需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水资源保护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随着水文学的广泛应用，当代社会的水资源污染破壞情况逐步减少，为建设优美和谐的水环境提供了发展动力。具体来说，水文学的实际应用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水文学与洪水治理。洪水泛滥是当前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不仅造成了水土资源的严重破坏，而且威胁到河流沿岸地区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因此，洪水治理成为水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通过运用水文统计方法和信息技术，人们探索到更加多元灵活的洪水治理方法和解决策略，有效提升了洪灾治理效率。比如，ArcHydro水文地理模型将河道、地形、水文网络以及时间序列等水文指标融合起来，构成了一系列水文研究模型，通过标准化接口，可清晰展现各个子流域的水文特点，从而建立完整的流域洪水治理体系。再如，流域产汇流模型可以系统分析降雨转化为径流时各种径流成分的生成过程，并且能够结合坡面汇流速度和坡面流程来分析流域水文与地形地貌之间的关系。

二是水文学与城市建设。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显著提升，但人口大量涌入和大量的资源浪费，导致城市废水和污水增多，使得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水分循环、理化性质等逐步恶化，并且由此引起了明显的温室效应和热岛效应。在此情况下，为了改善城市水环境、优化城市水系统，城市水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逐步发展起来，使得水文学广泛应用于城市建设中。其中，针对污水问题，水文信息技术通过自动识别污染程度来确定管网输入类型，若污染程度较轻，仅需要采取过滤、沉淀等水资源治理技术；若污染程度过重，则需要将污水输入污水处理厂进行专门净化处理。针对水资源调度问题，水文监测与评价工作能够科学评定不同流域间的水质、水温、水位等情况，从而为跨流域水资源调度提供决策依据。

三是水文学与生态环境保护。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逐步提升，但由于不加节制地攫取自然资源，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资源都遭到了人类的过度开发和掠夺，并逐步演变为严重的生态问题。在水资源方面，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包括地下水超采、土地荒漠化、水环境恶化等。为此，生态环境需水成为水文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其中，在河流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上，水文统计分析法可以根据河流流量、按照特定的统计标准来计算相应的流量值；可以基于计算机模型来测定河流流量与物种栖息地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河流基本流量值；水文力学能够预测适宜河道内栖息地数量的变化。在植被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上，既可以有效确定不同植被类型的需水定额，也能够测量干旱区植被生态环境需水量。

综上所述，水文学科经过长期发展演变，逐渐形成系统完善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不仅呈现出多学科融合渗透趋势，使得理论研究更加全面，而且开始广泛应用于实际生活，为解决各种水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有效支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水文学与水资源》一书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详细介绍了水文学的发展情况，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水文现象内在机理和演变过程。

作者简介：罗丹（1984—），女，河南信阳人，硕士，郑州商学院通识教育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通识教育

作者：罗丹

水安全与和谐社会研究论文 篇2：

漫谈中国水利建设

长安大学教授、博导、国际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与环境研究培训中心（中德合作）主任、水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导；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特邀委员等职；2003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农业水土工程、地下水渗流、国土整治、水资源与环境等领域的教学、科研与工程实践，至今共获国家及省部级以上奖11项，著书11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近年来，他主持并完成了国家重大项目：“再造西北地区山川秀美战略研究及试验示范区建设”，现正主持国家“‘111’学科创新引智项目——干旱半干旱地区水文生态与水安全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建设”。

记者（以下简称记）：李院士，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地球上到底有多少水？全球的水资源紧缺到底是地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紧缺，还是由于人类的资源浪费导致的水资源紧缺？

李佩成（以下简称李）：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全球水储量共计为1.386×1018m3，其中海洋水1.338×1018m3，占全球总水量的96.15%，当今人均海水2123亿m3，当世界人口达到133.8亿时，人均海水仍有1亿m3，因此，海洋是十分巨大的水体，可以认为是取之不尽的，关键是如何保护、改良和合理的利用，人们说缺水主要是说缺少干净的淡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证明，地球上的水资源的总量在明显减少。第一，根据水量守恒原理，水在太阳能的作用下处在不断的循环变化之中，改变形态、改变存在空间，但水量守恒；第二，资料记载，地球出现过冰期，也出现过暖期，也出现过北极冰川融化的现象，气候变化主要是受宇宙、太阳及地球自身因素的影响，现在气候环境出现的变化程度没有超过历史上记载的变化范围，用不着杞人忧天；第三，局部地区出现水体萎缩变化，如河川断流等，也可能有局部气候影响因素，但主要是人类活动的影响。

记：我赞同您说的乐观地看问题，但在水的问题上有没有值得我们操心的事?

李：革命的乐观主义者，首先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从现实出发，我要告诉您，在涉水领域的确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若不解决，将制约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包括水量短缺、水质污染和水文生态遭到破坏。

记：您能否用简明的语言谈谈这些问题，您不是说地球上水很多么，为什么又会出现水量短缺问题？

李：我说地球上水很多！中国不一定多，中国多不一定陕西多，陕西多不一定每个城市都多；而且去年多不一定今年多，今年多不一定每月都多，这就叫水的时空分布不均，由于水，包括降水和江、河、湖、沼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布不均匀，所以在不同地域出现余缺，不同时间出现旱涝，出现水资源短缺，这种缺水就叫资源性缺水，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这种缺水显得日益剧烈。

解决资源性缺水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修建蓄、引、提水利工程，包括跨流调水工程，推进节水养水事业，培养社会成员的节水意识和节水习惯，建立节水型社会。

记：您长期在西北地区生活和工作，听说您还主持过再造西北地区山川秀美的研究项目，那么您对解决西北的缺水问题有何想法？

李：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充满多种矛盾的复杂巨系统，其主要矛盾是干旱缺水。中国大西北的降水量——多数地区在200～400mm/a。在占全国33.1%的面积上仅分布着10%的水，而且无论是降水还是径流，时空分布十分不均。因此，建设发达繁荣的未来西北，必须首先通过解决缺水问题加以实现。这其中的哲理本来十分清楚，因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水而发展。西北其所以生态严重脆弱就是因为十分缺水，致使万物缺乏生机，种下的草难活，栽下的树难长，企业因缺水而难办，建起的城市常因缺水而处于水荒之中——就像名城西安5年前的那样。许多史实证明，一些古时西域名城的凋零和毁灭，大都与缺水有关。通过研究发现，即使在正常发展情况下，西北未来的供水量的缺口仍会增大。现今西北五省区的供水量为790.2亿m3/a，需水量是857.4亿m3/a，缺口67.2亿m3/a；如果不建新的工程，不增加供水量，则2020年缺口将增大到204.2亿m3/a，2030年的缺口将是230.8～255.8亿m3/a，也就是半个黄河的多年平均水量。如果考虑到西部大开发和再造西北的山川秀美，则缺口会更大。也就是说，如果在10、20、30年不能解决缺水107、204和231亿m3/a的问题，人们的美好设想便将很难变成现实。

还需强调，由于西北特殊的自然条件，西北水问题的解决，不仅要大力推进节约用水、强化科学管理，而且应当积极实现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世界上的成功经验表明，开发缺水地区的最英明之举便是区外调水，美国、前苏联、以色列的史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西线南水北调存在较多困难，但都是可以克服的，绝不应成为久拖不干的理由，何况西部大开发和再造山川秀美本身就是与最大困难搏斗的事业。如果我们真正拥护西部的开发与西北的再造山川秀美，如果我们真心要发展西部，而不是淘了金子就走人地伤害它，从而伤害和制约全国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则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狠抓西北缺水问题的解决，真正做到小平同志所说的顾全两个大局。

记：那么水文生态问题又当如何理解？

李：我正主持着教育部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组织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水文生态与水安全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计划”研究工作，与外国专家们一起开展研究，发现内容丰富，理论深邃，但通俗地讲，就是任何水文系统的变化必然诱发生态系统的变化，任何生态系统的变化也必然引起水文系统的变化，水文生态系统是水文系统与生态系统耦合的统一系统，人们搞水利建设，必然引起水文系统的变化，而水文系统的变化必然引发生态系统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好有坏，如果是不良变化就会限制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从而加剧缺水，我们可以称其为水文生态缺水或生态环境缺水，所以，也可以说我们今后的工作要努力实现水安全——水量安全、水质安全和生态安全。

记：中央发布了2011年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水利改革，促进水利建设，结合您上面所谈的实现水安全问题，请问您有何建议？

李：我的确有一些建议，主要建议有如下五点：

1、面对大规模水利建设，需要深刻认识水利工程的两面性，增利防害。

水利工程的确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水利建设中要极力防止它的消极面。说水利工程具有两面性，从哲学上讲没有问题，因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水利工作者来说，这句话听起来很不顺耳，但事实确实如此。次生盐碱化、渍涝灾害、地沉地裂、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河湖萎缩甚至地下水枯竭，井枯泉涸……这些灾难常常都与不科学的水利建设有关。古今中外都有许多事例：八十年代初西安市大量抽取地下水，致使地沉地裂，大雁塔倾斜；日本、美国等也都有同样的教训；中亚的咸海萎缩引发大面积沙漠化，是由于过度截取阿姆河和锡尔河河水所致；我国新疆、内蒙古一些绿洲的萎缩消亡是由于河流上游过多引水的结果；许多河湖的污染直接与不合理的灌溉和排水工程有关。

因此，在我们实施大规模水利建设的当今，在规划和工程建设中要特别认识到水利工程的两面性，充分的调动其积极面，使其真正发挥发展生命、推动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的作用，努力限制其消极面，使水利建设充分发挥其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作用。

2、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战略高度认真总结过去，扬长补短。

水利建设是中华民族的强项，我国的都江堰、郑国渠（今陕西的泾惠渠）都是举世闻名的，解放后的60年间成就更大，但是，也有偏差乃至失误。因此，为了落实一号文件，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认真地对过去进行总结和反思，特别是在战略方面更应如此。因为战略上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人们应以史为鉴，对于过去的水利建设，特别是重大的工程建设，要根据认识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重新研究评价。这种基于反思的决策，在国外已有先例，美国因危害生态、不利公共安全等原因，对500多座有害库坝实施拆除就是证明。

又如在我国提倡“节水”，本意是好的，但概念有些模糊，什么叫节水？谁来节水？为谁节水？节水的人得到什么报酬？享受节水的人承担什么义务……？节了河里的水放入海洋，却吸干了当地的地下水，算不算节水？节水要不要节能？节钱？单喊节水而忽视养水，能不能获得最佳综合效益？如此等等？命题不清，便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深刻的反思过去，是为了正确地把握现在和对待未来，可以预见，在中央如此重视之下，我们迎来的必然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水利高潮。为了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我们应当总结过去，这种总结应当是不同层面的，从乡、镇、县、市直到国家层面都应当总结，包括对具体工程，要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该拆的拆、该修的修、该建的建，要全面总结，不能用“工程老化”概括全部问题。

我还觉得落实好中央一号文件，光靠水利部门是不行的，必须农业、牧业、林业、环境、国土、教育乃至能源、交通、商业、银行、金融、国防……各部门党政军民，全社会都要在中央的领导下，群策群力，团结协作。

3、要认真作好规划，要与新农村建设规划相协调，联合作战。

规划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我们的工作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也存在一个完善规划问题，国家准备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拿出四万亿元用于水利建设，其中相当部分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这是一个很大的投资，我们应当把它用好，用好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一个好的规划，对此我也提几点建议：

1）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建立和谐社会为理念，还应具有全局观点和综合效益最大的要求；

2）水利工程不是一个单一的涉水工程，以农田水利工程为例，要全面的考虑山、水、林、田、路、渠、树、电、井、村。要把农田水利工程与新农村建设密切的结合起来，通过国家大量投资的水利工程带动和促进新农村建设，而新农村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也要促进水利工程建设，把各种投资扭在一起解决“三农”问题，而不要各花各的钱，互相干扰。这就要求水利部门、农业部门、环保部门乃至电力、交通、商务各部门密切协作，通过贯彻中央一号文件，使我国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使三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像河南的刘庄新村呈现的那样“一看规划二看路，三看卫生四看渠，五看环境六看树，七看产业八看富，九看乡风与和睦，十看山川秀美生态文明新灌区”！

4、正确处理灌溉农业与旱地农业的关系，水旱并举。

灌溉农业与旱地农业长期存在孰优孰劣的争论，有时甚至影响决策。在当前强调灌溉农业的情况下，尤应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旱地农业”主要是指在半干旱和半湿润易旱地区，主要利用自然降水，通过建立合理的农业机制，采用一系列旱作农业技术，不断地提高地力和天然降水的利用效率进行农业生产。我国旱农地区面积约为国土陆地面积的56%，旱作耕地面积约为7.575亿亩，与灌溉农业面积相当，随着旱农技术的进步，我国旱地农业已成为十分重要的农业组成部分，而且在蓄水保墒、高效用水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技术，现代灌溉农业也应当学习和吸纳旱地农业中适用的先进技术，旱地农业也应当吸取灌溉农业中的适用技术，“能走水路走水路，能走旱路走旱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

5、要以人为本，下决心限期解决农民吃水问题。

我国农田水利事业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但在一些地方很可能片面理解和执行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方针，重视庄稼用水而轻视了人饮工程建设，没有充分体现以人为本，造成“大水门前过，群众没水喝”的不协调局面，加之水源污染，灌区不少群众喝不到干净可靠的水，人饮工程落后，这在近年南方的旱灾中表现尤为突出，灾情的严酷表现不是群众没粮吃，而是没水喝！其实地下水当地就有，地面水也并不遥远，为什么群众“逃水荒”呢？因为缺失可靠的人饮工程，临渴掘井不及，家有存粮闹水荒！

我国广大农村人饮供水设施相当落后，存在着严重的水安全问题，也应成为水利工作者，特别是有关部门决策者反思的问题之一，也是贯彻一号文件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如果农民群众能喝到量足质优干净卫生的水，他们一定会饮水思源，十分感恩党和政府！

作者：李佩成

水安全与和谐社会研究论文 篇3：

安全文化缘起及国内安全文化研究建设现状

摘要：与安全科技相对应，安全文化源于对科技理性的负面思考。现代意义上的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自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就一直方兴未艾，在专业领域、行业、地域等方面都有很大突破，发达国家尤其如此。中国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比较滞后，但也有所成就和发展，在安全文化研究方面：从主要由政府部门推动转向以学界研究为主，从煤矿为主转向其他领域研究，从单一或几类学科为主转向多学科既分又合的研究，有关著述和调研以及研讨会多头并举；在安全文化建设方面：政府—企业—个体之间互动构建，宏观上的安全法律法规与中观上的安全管理制度在逐步完善，社会与企业组织的安全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总之,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有利于社会安全发展、和谐发展。

关键词：安全文化；缘起；安全理念；安全制度；安全发展；和谐社会

安全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始终。所谓安全文化，从中观层面看，即人类在安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安全物质成果和安全精神成果的总合，应该包括安全理念、安全意识、安全制度、安全标准、安全物品、安全文艺作品、安全宣传、安全群体、安全行动、安全理性、安全社会系统、安全社会结构等等。安全文化作为当前研究和建设的重点领域，在国内外都有了它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成就。

一、安全文化缘起及国外安全文化研究现状回顾

现代意义的安全文化最初是由安全科技界专家提出来的。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由于人为原因发生爆炸，酿成核泄露的世界性大灾难，由此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提出核电站“安全文化”概念，此后安全文化研究在自然科技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都得到了大力发展，安全文化建设也在其它企业生产和政府报告中得到了重要体现。当时，专家们的意见就是指人们不能仅仅从自然科学技术角度来维护安全，人们的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和安全政策等在维护安全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需要对科技理性的副作用进行思考。无独有偶，社会科学界差不多从另外一种角度提出了如何确保安全的问题，这就是社会学界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问题的研究最早见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核能安全使用问题的思考，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出版的德文著作《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中，系统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并且对“风险”的内涵作了更深刻的阐述。［1］“风险社会”概念从一开始在外延上就比“安全文化”概念宽泛，不仅仅指安全生产领域，更广泛地指向社会公共领域的安全和风险，同时打破地域空间的界限而探索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异质性和不安全问题。

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主要起源于工业化国家，远远走在中国前列，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安全文化研究首先在核工业领域重点推进。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1991年又提出了《安全文化》报告（INSAG-4），把安全文化概念得以定义并且得到世界多数行业专家教授的认同。1994年该机构又制定了评估安全文化的方法和指南（《ASCOT指南》，1996年修改），对安全文化的政府组织、运营组织、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199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又发表了《在核能活动中发展安全文化：帮助进步的实际建议》，提出了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要经历安全的技术与法律建设、安全目标与绩效、安全主体的责任与自我学习改进等三个阶段。亚洲地区核合作论坛（FNCA，前身为1990年成立的亚洲地区核合作国际大会/ICNCA）1997年第8次研讨会以来每年都举行一次研讨会（2000年会议在我国上海召开），对于推进亚太地区安全文化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2］

第二，安全文化研究在其他工业领域的迅速推广。美国蒙特纳州1993年颁布了一部《蒙特纳州安全文化法》，以法律的形式强调雇主和雇员合作以创造和实现工作场所的安全理念。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997年组织召开了“合作文化与运输安全”全国研讨会。澳大利亚矿山委员会1998-1999年开展了一次全国矿山安全文化大调查，并且得出了一些合乎实际的结论。［3］目前国外在矿山安全、建筑安全乃至反恐怖安全领域都有较大推广。

第三，安全文化研究在高校得以大力发展，并且安全文化概念和内涵日益丰富。目前，国外许多矿山类、公共管理类、卫生健康类院校中均开设有安全管理学、安全心理学、安全经济学、环境安全学、环境法学等安全文化类课程；许多高校与政府联合组织了区域内或国际性安全文化研讨会；很多高校都设有安全文化研究专门机构、安全文化专职研究人员，出版发表了相关论著，开展了相关项目，召集了相关会议。安全理论研究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安全文化的概念进一步明确，内涵日益丰富：1991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把安全文化概念狭义为“核安全文化”；2002年5月道格拉斯·韦格曼在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交的安全文化总结报告中作出了它们的定义，“安全文化是一个组织的各层次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所长期保持的、对职工安全和公众安全的价值及优先性的认识”，“涉及到每一个人对安全承担的责任，保持、加强和交流对安全关注的行动，主动从失误教训中学习、调整和修正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并且从履行这些价值的行为模式中获得奖励等方面的程度”。［2］当然，安全文化定义目前有十几种，也还在进一步深化发展。

第四，从单纯研究技术解决安全问题到安全文化研究的理念突破。国外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已经走出单纯依靠安全科学技术解决安全问题的困惑，而是实现了安全理念的重大突破，即转移到安全文化建设和研究的高度来。例如美国北卡大学提倡的安全理念已经从单纯的技术设计、成本核算、以产品状况解决冲突转到安全价值和关注安全的过程上来：健康安全在决策过程整体中的统一，管理者应对所辖范围内的健康、安全负责，员工应该参与决策和问题解决，健康安全管理部门应该关注长期计划、便利条件、工作过程分析，同时也是员工的“可靠专家”。［4］具体地说就是：安全需要人人负责、全民共建；安全需要预防；安全是管理组织上层与下层职员的互动构建的；安全更主要的是一种理念、意识的形成；安全需要制度建设和制度约束等等。安全文化的这一转变，实际就是要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纯技术解决问题的模式，要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走预防为主之路，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的主体化。

二、国内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现状

相对于国外，中国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比较滞后。但在中国当前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的意义更加重大。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 000-3 000美元，社会处于“高风险”时期，中国目前就处于这样的状况。尽管这种统计上的规律一直存在质疑，但现实中也的确显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各类安全事故难免频繁发生。目前中国因各类安全事故的死亡人数约在10万人左右徘徊。归纳起来说：第一，道路交通运输伤亡人数呈现上升趋势，从1990到现在每年死亡人数在10万人左右，占全部事故死亡人数的90%左右，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近10倍；第二，重大火灾事故时有发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第三，工矿企业事故发生频率和死亡人数仍居高不下，其中煤矿安全事故伤亡最为严重，如1991-1999年期间事故居全国各行业首位，2000年以来煤矿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虽有所下降，但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第四，各类职业危害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五，中小企业的安全生产始终成为薄弱的环节，如小煤窑、建筑行业等严重存在安全设施设备和资金投入不到位、安全事故常有发生的现象；［3］另外，近几年的环境安全事故和公共卫生事件也比较突出。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就是要从主体的安全思想、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安全制度等方面去预防和控制事故发生，减少事故损失与伤害。

（一）当前国内安全文化研究现状

在研究方面，除以“安全文化”词条出现的文献、组织、法规、会议外，大量涌现出了“大安全文化”下的安全哲学、安全管理学、安全经济学、安全心理学、安全法学、安全社会学、安全教育学等学科文献。从国内来看，目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安全文化研究主体。从主要由政府部门推动转向以学界研究为主。由于文化历史因素的制约，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我国安全文化探索最开始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但是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学术研究，充其量也就是政策研究。然而我们不能否定政府部门的主导推动，政府推动学术研究也是它的职能之一。改革开放前期，我国的安全文化建设和研究主要是由劳动部及其下属的协会机构在进行，如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任劳动部部长的李伯勇同志就明确提出要把安全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安全工作长期存在的“事倍功半”的问题。再后来就是由中国劳动保护科学协会和四川协会、职业健康协会、煤炭工业协会等一些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在进行研究。首先是由中国劳动保护科学协会主要刊物《中国安全科学学报》编辑部和《警钟长鸣》编辑部携手合作，于1993、1994年开辟专栏专版系统加强“安全文化”研究和报道。［5］进入21世纪后，我国安全文化研究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高校和一些专职科研机构，如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所、中国煤炭安全学会、四川劳动保护学会等掀起了中国安全文化研究高潮，并且转向了以这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主的安全文化研究态势；但目前政府仍然在发挥它应有的推动者角色的作用，如国务院召开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的决定”就提出要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和研究；再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管辖下的中国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煤炭信息研究院等单位也在加紧进行安全文化的纵深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2005年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安全发展”的概念，这是安全文化重要范畴之一，并且有文章与中共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联系起来进行了思考。［6］

2．安全文化研究领域。从煤矿为主转向其他领域研究。我国安全文化研究首先源于国外的经验和成果，如1994年初国务院核应急办公室召开了核工业系统核安全文化研讨会，传播了国际核安全文化的理念。但不是在核工业领域首先应用探索，而主要放在矿山尤其是煤矿安全文化建设与研究方面，这与我国国情有关。如我国学者1993年首次参加亚太地区职业安全卫生研讨会暨全国安全科学技术大会（成都）后，于1994年在煤炭大省山西的太原由劳动部安全生产管理局及下属的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共同举办“全国安全生产管理、法规及伤亡事故对策”研讨会，主要还是探讨矿业尤其煤矿的安全生产管理、法规政策问题，其中“安全文化”的论文成为热门成果。［2］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政府职能的调控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重新调整，我国安全文化研究也逐步由矿业为主转向其他领域，多头并举，如交通安全文化、社会公共安全文化、建筑安全文化、地质和火灾等灾害安全预防文化研究热一度兴起，各种研讨会、论文论著和大型调查研究相继涌现。

3．安全文化研究学科。从单一或几类学科为主转向多学科既分又合的研究。起初，国内安全文化研究集中于矿山类安全问题，而且基本上是由采矿安全、安全（技术）工程、环境保护工程等学科的专家学者附带地进行研究，突出以安全工程和安全科技为主、安全文化研究为辅的模式，偶尔有单纯的安全经济学研究学者在进行安全文化的分科研究。目前，国内除了单纯进行安全文化总论研讨外，纷纷走向各分科领域的安全文化研究。安全经济学、安全管理学、安全心理学（安全行为学）是我国安全文化三大重点分科领域，并且成果愈来愈成熟；而安全哲学、安全社会学、安全法学、安全伦理学、安全新闻学也开始浮出水面，并且有所探索。

4．安全文化研究方式。有关调研、文章著作和研讨会多头并举。近年来国家政府部门等有关机构牵头组织的大型调查研究有两次：一是2001年前后由100名院士组成的安全生产调查组进行了全面普查，最后形成了60万字的调研报告《我国安全生产的形势、差距和对策研究》交给国务院作为政策咨询；二是2005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为组长的全国煤矿安全生产法执法情况的调查，最后形成综合报告交付国务院研究决策，并向社会公布；三是国家安全生产总局2005年从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抽调相关专家，组成“专家会诊调查组”对全国煤矿进行了全面“会诊”，最后形成了“煤矿安全技术专家会诊资料汇编”并汇报国务院进行政策决策研究。论著方面：我国第一部安全文化研究著作是1994年底由《中国安全科学学报》编辑部和《警钟常鸣》报社共同组织、徐德蜀先生主编、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研究与探索》一书；［5］1999年甘心孟、林宏源主编出版了《安全文化导论》；［7］2002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组织编写出版了《安全文化新论》。分科著作、教材有《安全经济学》、《安全心理学》、《安全管理学》等雨后春笋般陆续出版发行，2007年《安全社会学》专著也浮出水面。论文方面，近年来一直方兴未艾，层出不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03年还专门开设了“安全文化网站”、“安全第一网站”等，刊载安全文化研究方面的电子媒体论文。会议方面：1995年4月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牵头，警钟常鸣报社、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等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安全文化高级研讨会”，来自相关学会、院所和高校的120多名学者参加，首次对我国安全文化建设跨行业、跨地区、跨学科、跨部门的研讨。会上李伯勇提出“安全文化是我国安全事业发展的基础”思想，并通过提交给国务院的《中国安全文化发展战略建议书》。［5］2002年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每2年组织一次中国安全生产国际研讨会，内容除了安全科技问题探讨外，安全文化研究论文也是一大特色。2003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宣传教育中心牵头主办了“安全文化与小康社会”国际研讨会，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美国杜邦公司驻中国总部等学术代表做了研讨发言。其他各类专业行业方面也都组织召开了本系统的安全文化研讨会。

（二）当前国内安全文化建设现状

总体看，当前国内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势头比安全文化研究势头强劲。我国学术界安全文化研究滞后与企业安全文化实践与我国国情也有关系。因为政府部门首先把解决安全文化建设的任务交给国有企业和大型私营企业，并且要求企业组织务必承担和落实安全文化建设的责任。但仔细考察，我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重点是企业本身的企业文化的形成，而企业文化的形成其核心又是企业管理文化的强盛所致。在政府的推动下，首先是在企业生产管理层面强调得多，并且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经济惩罚措施，因此与后来学术界强调的“以人为本”、“以员工为主”强化安全意识和安全理念的主体建构论安全文化研究大有不同。当然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与学术界安全文化研究最终会形成良性互动而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安全文化建设主体层面： 政府、企业、个体之间的互动构建。安全文化建设中，政府起主导作用，企业（组织）重在落实，个体在于内化安全文化理念或执行企业（组织）的安全文化建设任务。从政府角度看，安全文化建设是面向全社会，例如2000年以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在每年工作计划、科技规划和“十一五安全生产规划”中都把安全文化建设作为重要一块提出来进行勾画和设想，力求全社会尤其是各级各类生产组织、行政管理部门都要重视安全文化建设，深化安全理念，增强全民安全意识等。在企业（组织）方面，则把完善和建设安全文化落到实处，多从企业文化入手，在安全管理制度、安全岗位与职责、安全实施、安全培训、安全保障条件、安全文化氛围、安全文化活动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探索，有的企业还有很多创新；有的国有企业除了规定的安全检验部门外，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女职工工作委员会）等组织也介入了“群众安全监察”系列；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要远远强于民营（私营）企业，有的民营（私营）企业根本谈不上安全文化建设，如大量使用农民工的煤矿几乎对员工的安全培训和安全意识强化训练是空白，这也是为什么民营（私营）煤矿矿难发生率要高于国有矿的重要原因所在。从个体方面看，安全管理员、安全监督员、安全技术员等在企业里尤其国有企业里相对配备比较齐全；国有企业的员工其安全意识比较强、安全技术掌握得比较好；在民营（私营）企业里，目前农民工的安全维权意识相对过去有所增强。总体上看，在政府、企业、个体之间的安全文化互动构建的势头在增强。

2．安全文化建设制度层面： 宏观上的安全法律法规与中观上的安全管理制度在逐步完善。文化本身包括制度文化，安全制度建设本身就体现为一种制度性的安全文化建设。宏观层面看，国家有关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技术标准从建国以来都在随着形势不断完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尚比较落后。例如我国的《安全生产法》2002年才正式颁布实施，而日本、欧美等国家早在工业化初期就已经完备，其安全保障制度也相当成熟，当然我国的安全法律法规建设的滞后本身与国家工业化的几起几落、缓慢推进是有很大关系的。目前我国的安全法律法规具体包括：一是各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包括应急预案）；二是各类安全技术标准制度如煤矿开采技术规程、建筑施工规程等；三是安全保障制度如工伤保险制度、伤亡赔偿制度等，还有就是在相关的刑法、党纪条例等方面也都相应地对安全责任进行了规定。从中观组织层面看，主要是各级各类安全管理制度，主要体现在各类生产企业组织中，如“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技术员职责”、“群众安全监察员制度”等，而且在一些国有企业中还结合各自特点开展了安全管理和安全监督检查的制度创新，有效排查了安全隐患，预防了安全事故的发生。就安全文化建设本身的制度而言，最主要的是有些政府部门尝试推行过“安全文化建设实施纲要”、“安全文化规划纲要”，一些国有企业制订了自己的“安全文化建设方案”、“安全文化建设细则”等。

3．安全文化建设活动层面：社会与企业组织的安全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在全社会层面上看，每年全国开展的“安全生产周”、“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万里行”、“关注安全，关爱生命”、“安全发展，国泰民安”等活动以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三同时”、“五同时”等教育培训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各地方政府、各企业组织内部，安全文化活动的开展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安全文化建设汇演、安全诗歌大赛、安全文化文学等等。安全文化活动媒介也是多管齐下，电视、广播、网络、报刊杂志等全面开花。安全文化活动在强化人的安全意识、安全理念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安全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动层面，活动的开展最终是为了促进安全生产、安全发展、社会和谐。

三、结束语

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加速尤其是核问题的出现而日益显得重要。从核工业领域推广到矿山、交通、建筑乃至国际反恐怖领域，世界上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就一直方兴未艾。不是因为安全文化可有可无，恰恰是因为人类社会去除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存在，人是科技与文化的综合载体。也正是科技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安全问题，所以人类社会才又回想起非理性的文化领域，包括人类情感、风俗习惯、心智思维、价值理念等。安全文化最主要的就是人类要有预防安全问题的意识存在，要有安全制度和标准，科学技术偏重于解决已知的安全问题，而未知领域需要人类心智思维去揣度和预防。

国外安全文化研究发轫于安全科技专家，而旺盛于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一些发达国家解决安全问题已经实现了从科学技术到关注安全理念价值形成的转型和突破。而我国现代安全文化研究和建设起步较晚，同时由于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也仍然停留在主要依靠技术解决安全问题的基础性阶段也即“治标”阶段，代价依然沉重，事倍功半，而发达国家已经远远走在前头，历经安全理念革命到达安全理念定型阶段，也即“治本”阶段，事半功倍。“安全优先”、“安全发展”的理念需要深入人心，需要达到主体的安全建构。

安全文化研究需要与安全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脱离安全文化建设实践的研究只会“昙花一现”、“闭门造车”，无济于事；而脱离安全文化研究指导的建设实践，则是“瞎子摸象”、“云里雾里”，迷失方向。同时，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必须与安全生产、安全科技发展结合，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Translated by Mark Ritter)［M］.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1992.

［2］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安全文化新论［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2：68-74,76.

［3］范维唐，钟群鹏,闪淳昌.我国安全生产形势、差距和对策［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3:4-10.

［4］MICHEEL KARMIS.Health and Safety Trends, Concepts and Processes-The USA Experience［R］.A Lecture in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2005-11-07.

［5］徐德蜀.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研究与探索［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6］杨洪旭.和谐社会与安全文化建设［J］.安全、健康和环境，2005（8）：43.

［7］甘心孟，林宏源.安全文化导论［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9.

作者：马尚权　颜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