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渔业国际法论文

摘要：自中国与印尼海洋强国战略对接以来，两国在海洋经济领域展开了广泛合作，尤其在基础设施、贸易以及渔业等领域取得了良好的合作进展与成果;但是贸易逆差、渔业维权、海洋战略竞争以及主权维护等问题阻碍着两国海洋经济合作的健康发展。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海洋渔业国际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海洋渔业国际法论文 篇1：

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法制的症结及对策

[摘 要]海洋渔业限额捕捞是克服海洋渔业资源“公地悲剧”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我国已经初步建立海洋渔业捕捞限额的法制框架，逐步施行捕捞限额将成为海洋渔业管理政策的重点。但是，现有规定过于简陋，较为原则性的规范易于回避具体操作中的问题，以致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难以从纸面落实为行动。海洋渔业总可捕捞量的确定是限额捕捞的前提，需明确相关海域、鱼种及建立较为完善的渔获统计报告制度。海洋渔业捕捞限额创设的捕捞权属于特许物权，具有可转让性。因此应当对海洋渔业捕捞限额流转的主体和程序予以限定。我国应当健全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的监管机构，加强实时管理和后续监督，完善法律责任追究。

[关键词]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特许物权；渔业法；总可捕捞量

Crux of China’s law on fishing limit in marine fishery and the solutions

YAN Hai， LIU Ruo-bing

（School of Law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Key words：marine fishery； limited fishing； chartered real right； Fishery Law； total fishable amount

海洋渔业资源具有共享性，呈开放特征，是一项公共资源。随着社会进步、人口增长，人类对海洋渔业资源的需求剧增，加之科学进步带来捕捞能力的提高，海洋渔业资源捕捞量成倍增长。从开发不足到开发过度，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着资源枯竭的问题。为解决海洋渔业资源的“公地悲剧”，需建立有效措施，以保障资源的开发利用能遵循海洋渔业资源自身的再生规律。传统思路是通过控制渔船数量、确定禁渔期及禁渔区等限制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此种被动管理模式已呈现众多弊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采取海洋渔业限额捕捞方式进行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即依据平衡原则确定资源可开发利用的整体总量，并且结合鱼种的繁殖速度、再生规律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对一定海域、一定期间的某一鱼种捕捞量予以控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捕捞能力的高速增长及违法捕捞行为的泛滥，我国海洋渔业资源衰竭趋势日益明显，海洋渔业发展因此实施战略调整：一方面推进沿海海洋养殖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海洋渔业捕捞管理的改革。限额捕捞作为海洋渔业管理的现代手段逐渐被我国采纳与应用，但“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海洋渔业捕捞管理的改革亦需要法制保障。因此，我们拟回顾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法制的发展沿革，针对法制症结所在，提出完善对策，为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保驾护航。

一、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法制的发展沿革

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第61条明确规定“沿海国应决定其专属经济海域内生物资源的总可捕捞量，并通过正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确保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公约》推动了各国修改立法的进程，传统的渔业自由捕捞转向限额捕捞。

1986年《渔业法》第21条第1款规定因养殖或者其他特殊需要，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苗种或者禁捕的怀卵亲体，应采取捕捞限额。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法的国内法转化成为2000年首次修订《渔业法》的背景之一。除《渔业法》第31条第1款延续原第21条第1款规定外，在“第三章捕捞业”中增设了第22条。该条明确规定，要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确立捕捞限额，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其他管辖海域”。此外第24、25、49条亦与之相关。2004年、2009年、2013年《渔业法》进行了三次修订，相关条文序号、内容保持不变。

2003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国发[2003]13号）提出，“严格实施限额捕捞制度，逐步恢复渔业资源”“海洋捕捞业要逐步实施限额捕捞制度，控制和压缩近海捕捞渔船数量”。2006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06]9号）提出，“实行捕捞限额制度。根据捕捞量低于资源增长量的原则，确定渔业资源的总可捕捞量，逐步实行捕捞限额制度。建立健全渔业资源调查和评估体系、捕捞限额分配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公平、公正、公开地分配限额指标，积极探索配额转让的有效机制和途径”。201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11号）提出，“开展近海捕捞限额试点，严格控制近海捕捞强度。”

综上所述，海洋渔业捕捞限额的合法性已经获得我国渔业立法的确认，海洋渔业管理政策亦将其列为工作重点。但是，现有规定过于简陋，一些法律规范较为原则性而回避具体操作中的疑难问题，例如总可捕捞量的确定、捕捞限额的流转及其监督管理等，以致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难以从纸面落实为行动。

二、我国海洋渔业总可捕捞量的确定

海洋渔业限额捕捞以总可捕捞量准确、科学的确定为前提，而总可捕捞量的确定应当充分考虑海洋渔业资源的承受能力。若前者大于后者，将加剧资源的恶化，造成资源逐步衰退，起不到保护资源的效果；反之，若确定的总可捕捞量低于资源的可持续产量，将造成经济损失、资源浪费[1]。一般而言，总可捕捞量的确定必须明确相关海域、鱼种及建立较为完善的渔获统计报告。

我国拥有辽阔的海域，近海海域地势和气候的差异，形成海洋渔业资源的多样性特征。不同海域的海洋生物自我恢复能力不尽相同，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尤其是鱼种类别，确定相应的总可捕捞量。依据2013年修订《渔业法》第22条规定，限额捕捞可以适用于我国内海、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其他管辖海域。其中，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其他管辖海域等总可捕捞量的确定具有涉外因素，与《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等密切关联，较为复杂。相较而言，内海总可捕捞量的确定较为简单。我国内海包括琼州海峡、渤海。琼州海峡全部位于大陆架上，属于我国南海，处于亚热带地区，鱼类种类繁多；渤海则是我国的半封闭内海，近年来遭受较为严重的污染，具有商业捕捞价值的鱼种不多。我们认为，琼州海峡、渤海可以率先作为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的试点，前者可适用《渔业法》第22条规定，后者则可适用第31条规定。在理论上，所有海洋渔业资源都可以设定总可捕捞量，进而施行限额捕捞，但受各国渔业执法能力等的限制，即使渔业发达国家也只能相对准确地测定十几种鱼类资源的总可捕捞量。各国一般是根据自身海洋渔业资源状况选择个别鱼种来确定总可捕捞量。我们认为，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的鱼种选取应考虑以下因素：（1）能够较为准确地掌握最大年捕捞量的鱼种；（2）应当确定具有较大潜力的鱼种，以推动经济发展；（3）资源下降阶段而加以保护的鱼种。总之，应视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的不同情况来确定限额捕捞适用的鱼种。

通过对渔业资源长期的科学调查，发现只有掌握其生物学特征、取得合理可信的数据、运用合理的数学模型和科学的拟合模型方法，才能准确评估出资源的最大可持续产量[2]。因此大量渔业资源调查和持续多年渔业统计资料是科学确定海洋渔业总可捕捞量的关键。世界粮农组织大会在1995年通过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明确提出，各国应以负责任的方式开展渔业行为，不得将缺乏足够的科学资料作为推迟采取或不采取养护、管理措施的理由[3]。因此，渔获统计报告的某些缺失不是拒绝施行限额捕捞的借口。渔获统计报告主要包括捕捞日志、交易登记两部分：（1）捕捞日志是一种常用的统计性资料，因其详细准确地记录了捕捞渔获的全过程而当之无愧为渔业统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为完善的捕捞日志能确保最基本的渔业数据统计的全面性及准确性，是渔业法律法规制定及科学研究的重要依据[4]。捕捞日志上所记录的具体渔获位置、详尽兼捕情况及明确抛弃数量等渔获数据是海洋渔业主管部门有效监督管理的依据。新西兰是捕捞日志立法的典型代表，该国设有多种日志格式，以满足对不同捕捞作业方式的精准记录，并且法律强制推行“每日一志”。捕捞日志的数据直接来自捕捞主体自主采集，航次结束后收取日志，按月向渔业部报送。捕捞日志具体包括渔船和渔具的详细情况，渔获量和捕捞努力量、附加渔获物和丢弃物的数量、缓减方法、野生动物相互作用、环境数据、加工方法和标志等内容。（2）交易登记是渔获物一手交易环节的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交易登记能够遏制非法捕捞，保障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的有效实施。英国、挪威等国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一手渔获物的买卖双方、拍卖地点及交易活动的记录予以详细而明确的要求。我国海洋渔业管理法制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捕捞日志、交易登记等渔获统计报告的法律规范，为海洋渔业总可捕捞量的确定奠定制度基础。

三、我国海洋渔业捕捞限额的流转

2013年修订的《渔业法》第23条第1款规定，“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同时第24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的捕捞许可证，应当与上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捕捞限额指标相适应”。因此海洋渔业捕捞限额分配表现为捕捞许可证的批准发放。《物权法》第123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所以根据海洋渔业捕捞限额而批准发放的捕捞许可创设的捕捞权属于特许物权，即依据行政特许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获得收益的用益物权[5]。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2项的规定，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公共资源的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捕捞限额和捕捞许可是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分配，用以确保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生长，所以，海洋渔业资源捕捞必须经过渔业主管部门的行政特许后，捕捞主体才能按照捕捞限额规定的海域、鱼种和数量进行捕捞。

物权具有可转让性，但《物权法》未明确规定特许物权的转让规则，但《渔业法》第23条第3款明确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形式转让，不得涂改、伪造、变造”。由此可见我国海洋渔业捕捞限额流转受到了法律的严格禁止。理性的海洋渔业限额持有人会根据自身的状态并结合具体的情况，决定捕捞限额的持有、出售或购进；而以采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作业方式，允许海洋渔业捕捞限额流转，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因为这可以一方面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使捕捞限额持有人积极探索新技术，提高捕捞效率，降低捕捞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转让给更有条件、更有技术的人从事海洋渔业捕捞，有利于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充分利用，而科学、有序的捕捞更有利于改善海洋渔业资源的合利分配，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海洋渔业捕捞限额流转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保障捕捞限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从这一目的出发，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流转的主体应从以下方面予以限定：（1）受让主体应当是具有一定捕捞能力、从事过一定捕捞规模以上的渔业企业或是公民，非渔业主体不得受让捕捞限额；（2）转让主体应当是因先天的地理因素或通过继承、赠与等行为而享有海洋渔业捕捞限额，但不能充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以致无法通过海洋渔业捕捞而获利的渔业企业或公民。

海洋渔业限额流转应当按以下方式操作：（1）流转双方主体进行海洋渔业捕捞限额流转时，应根据双方主体的意愿订立合同。合同订立应当遵循自愿平等诚信原则，并且就双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予以明确；合同内容亦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2）海洋渔业捕捞限额流转的双方主体仅需将其捕捞许可证、渔船证明及转让合同等相关资料交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双方主体的资格及合同内容予以审查并予以备案，而且是采取登记对抗主义。（3）政府在海洋渔业捕捞限额流转中充当适当干预和维持市场交易秩序的角色。限额流转不同于初始限额分配，初始限额分配相当于财产权分配，是由行政机关考察上年度的渔获量及总可捕捞量等因素予以确定的；而海洋渔业捕捞限额的流转无需再次取得行政机关的许可。政府应当对流转价格予以干预，以避免海洋渔业捕捞限额变成恶意竞争的工具，甚至造就海洋渔业市场的垄断。此外，还应通过政府干预来保护交易的安全及维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以建立健康、规范的渔业捕捞限额流转市场。

四、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的监督管理

海洋渔业限额捕捞作为一项动态管理制度，需予以重视。我国海洋领域广阔，港口数量众多，捕捞主体庞大，而渔政管理相对落后，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监督管理的法制建设较为迫切。长期以来，我国海洋渔业管理权力较为分散，重复监管，效率不高，方方面面问题较为突出。2013年海洋局渔监、农业部渔政、海关总署缉私及公安部海警等执法队伍进行整合，这是我国海洋渔业限额监督管理的重大进展。重整后，国家海洋局的主要职责为：拟订海洋维权执法的制度和措施，制定执法规范和流程，在我国管辖海域实施维权执法活动，负责海域使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调查测量及涉外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等的执法检查，并且指导和协调地方海上执法工作等。但是，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的总可捕捞量的确定及限额分配还需要匹配较高级别的部门，仅为副部级的国家海洋局难以胜任，况且《渔业法》规定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即农业部来主管全国的渔业工作，这既不符合我国目前渔政监管职权的设定，又让国家海洋局的执法缺乏法律依据。我们建议及时修改《渔业法》等法律法规，对国家海洋局的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监督管理权限予以明确。

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的监督管理分为实时管理和后续监督两部分。实时管理主要是指海洋渔业限额流转的登记管理，后续监督主要针对海洋渔业限额流转后的后续问题。流转登记程序上，应当尽可能地简化，以提高该环节设置的科学性，加大办事效率。因为过多环节会导致期限过长，人为地加大海洋渔业捕捞限额持有人的成本，与海洋渔业限额流转的初衷相违背。而且环节越多、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权力寻租，以及滋长腐败。后续监督应当有明确的区域以及职能的划分，以最大可能地节省行政资源，而且上级应当适度放权。只有通过放权，才能真正调动起各级执法机关对其辖区渔业资源管理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海洋渔业捕捞配额转让市场的建立、健全，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此外，目前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的法律责任规定尚不够完善，也是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监督管理工作的问题所在。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立法对于法律责任规定留有较大自由裁量性，不利于我国海洋渔业捕捞限额的严格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的缺失，使得政府部门的执法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惩罚力度不够，就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渔业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捕捞限额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超过上级下达的捕捞限额指标的，应当在其次年捕捞限额指标中予以核减。”可见，捕捞的主体没有在捕捞限额方面受到惩罚，而只是被要求在下一年度中予以补齐，因此这并不能算是一种惩罚措施。申言之，捕捞主体可能因此存有侥幸心理，如果当年超出限额的渔获物没有被监管机构发现，则是多获利；即使被监管机构发现，也不过在下一年度予以相应数额核减，并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针对现有打击力度不够，处罚标准太低，以致违法成本过低，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违法情况的出现，我们建议对海洋渔业限额捕捞责任主体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予以规制。

黄金玲，黄硕林.总可捕捞量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J].上海水产大学学报，2002（4）：34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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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祁丽华]

作者：闫海 刘若冰

海洋渔业国际法论文 篇2：

中国-印尼海洋经济合作：进展、问题与建议

摘要：自中国与印尼海洋强国战略对接以来，两国在海洋经济领域展开了广泛合作，尤其在基础设施、贸易以及渔业等领域取得了良好的合作进展与成果;但是贸易逆差、渔业维权、海洋战略竞争以及主权维护等问题阻碍着两国海洋经济合作的健康发展。建议进一步提升两国政治互信，缩小贸易逆差，争取重启渔业合作协议谈判，并积极加强与东盟以及域外大国的多边合作，来减少合作的阻碍，促进两国海洋经济合作深入全面发展。

关键词：中印尼关系;海洋经济合作;战略对接

从2014年起，中国与印尼均重视海洋强国战略，并积极推动两国战略的对接与合作。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均表示要加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的步伐。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中国与印尼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要发挥各自优势，加强政策沟通，推动两国海洋经济领域的全面深入合作，携手打造“海洋发展伙伴”，促进中国与印尼战略伙伴关系的实现[1]。由此可见，自海洋战略对接以来中国与印尼海洋经济合作的进展情况始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一、中国-印尼海洋经济合作的进展情况

在海洋强国战略对接背景下，中国和印尼海洋经济存在着诸多合作契合点，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在海洋基础设施、贸易以及渔业方面合作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与成果。

（一）海洋基础设施

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与印尼海洋合作的重点领域，合作需求较为强烈，进展相对迅速。早在2014年佐科政府就提出了“海上高速公路”计划，并在《2015—2019年中期建设发展规划》提出，未来5年基础设施建设与海事相关项目包括24个大型港口、60个轮渡码头、14个工业园区、49个水库和33个水电站[2]。中国有着先进的技术力量与雄厚的资金，积极加强与印尼的海上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成效显著。2015年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下印尼雅加达市马伦达工业区1B码头工程项目，合同额约2400万美元。同年，宁波舟山港和中国交通建设工程分别与印尼港口运营商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共同开发新丹戎不碌（Tanjung Priok）和肯德尔（Kabupaten Kendal）国际港口。可以说，中国与印尼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已进入快车道。

（二）海洋贸易

佐科执政以来，特别是两国海洋战略对接后，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发展加速。中国已连续7年成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国成为印尼最大的商品进口国，2017年双边贸易额已经达633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了18.3%[3]。2018年，中国与印尼非油气产品贸易额696.4亿美元，同比增长22.5%[4]。其中，能源贸易发展迅速，在印尼对华出口商品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2016年印尼对华油气出口交易额已达192亿美元，超过同年对华出口总额的90%。2017年两国签订了关于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拓宽两国的能源合作空间，以推动双边海洋经济合作的进程。当前，中石油国际公司现正在开发占碑省的甲帮油田。可以说，中国、印尼未来合作前景广阔。

（三）海洋渔业

有着“千岛之国”之称的印尼，海洋渔业资源非常丰富。根据世界粮农组织（FAO）的数据，2014年，印尼在世界海洋鱼类生产中排名第二[5]。早在2001年中国与印尼两国就签定了《渔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国在渔业领域展开平等互利合作，但是在佐科执政之前，印尼坚持以陆地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忽视了对海洋的开发与利用[6]，因此，两国的渔业合作进展缓慢。佐科政府上台后，视海洋漁业发展为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海洋渔业的开发与利用，引导资本对海洋渔业的支持，改善与保护渔民的权益。但是印尼本国渔业资源开发能力不足，中国与印尼海洋渔业合作必要性凸显[7]。可以说，中国和印尼两国将迎来渔业经济合作的新契机，2014年，两国续签了为期三年的渔业合作协议，为未来渔业合作奠定政策基础。虽然2015年初印尼单方面撕毁协议，但是非政府层面的合作依然在继续。2015年下半年，广西中马远洋渔业公司与宇田桂海远洋渔业公司积极申报印尼远洋渔业项目与印尼和新几内亚的渔业合作项目，以加强在远洋捕捞领域的合作。2017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与印尼巴淡海洋研究所就渔业科技领域展开合作洽谈，为未来的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二、中国-印尼海洋经济合作面临的问题

虽然中国与印尼海洋战略对接以来，海洋经济合作成果颇多，促进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但依然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影响着两国海洋经济未来的合作。

（一）贸易逆差与结构问题

虽然近年来中国与印尼贸易总量不断增加，印尼对华贸易逆差有减少趋势，但是逆差依然不小，2017年非油气产品逆差高达141亿美元，而2018年更是达到了约208.8亿美元。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贸易逆差与对华出口中能源占比过高等问题，引起印尼国内一些民众不满。在面对全球出口严峻形势以及贸易赤字扩大趋势下，印尼的贸易政策更趋于“保出口、抑进口”，目前商品进口税率大幅度提升，由原来的2.5%-7.5%上升为7.5%-10%[8]。另外，印尼增加了诸多能源贸易投资壁垒，以限制外商的投资，并加大对本国能源公司的政策支持与保护，再加上印尼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积极引入日本、印度、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能源公司参与海洋能源的开发，导致中国与印尼海洋能源合作发展速度低于预期。

（二）渔业权力维护问题

印尼海洋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由于自身捕捞技术与设备落后，加之受限于资金缺乏，导致印尼海洋渔业捕捞业发展缓慢，再加上海上执法不力，印尼海域外国非法捕捞猖獗[9]。2015年5月，在佐科的授权下，印尼炸沉41艘外国渔船。截至2016年，炸沉船只数量已达176艘，以显示对印尼渔业权力的捍卫决心[10]。近年来印尼积极加大海警建设投入，来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对国外的渔船进行过多次扣押或驱逐。由于印尼政府的执法手段强硬粗暴，一度导致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紧张。加之印尼声称出于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单方面撕毁两国渔业合作协议，导致两国政府层面渔业合作停滞。2016年，佐科签署第44号总统条例，禁止外商投资捕捞行业，这些给两国海洋渔业合作蒙上了一层阴霾。

（三）海洋经济战略竞争问题

中国与印尼海洋战略虽然存在诸多契合点，但是也存在着竞争关系。在东盟层面，印尼作为东盟领导者，优先加强与其他东盟国家间的海域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防止中国与东盟双边经济依赖不断加深，影响它在东盟中的地位，所以，印尼将中国看成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此外，印尼为了实现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目标，积极加强与域外大国的合作。2017年，印尼与日本达成合作协议，日本将开发印尼6座离岛，其中包括“纳土纳”，并在渔港、鱼类加工、海岸雷达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另外，印尼与印度的海洋经济合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对中国在印度洋的行动都较为关切，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视为域外的竞争对手。这些竞争都严重影响着中印尼海洋经济合作的进程。

（四）海洋主权问题

印尼与中国在南海并无主权争端，中国曾多次承认印尼对纳土纳群岛拥有主权，但是印尼一再宣称在纳土纳海域的专属经济区与中国南海“九段线”主张存在重合，并积极加强所谓的主权维护。一是对中国南海主权的合法性表示质疑。2014年，印尼外长马蒂先后两次公开质疑中国“南海断续国界线”[11]。2015年佐科访日期间，声称中国南海大部分岛屿的主权与“九段线”的提法在国际法上不具有任何法律基础。二是加强对纳土纳海域的军事力量部署。印尼政府计划在西加里曼丹修建军事基地，并加大海军建设，以维护纳土纳海域的主权。另外，近年来，印尼多次在纳土纳海域进行军事演习，还积极与美国展开联合军演，以宣示在该区域的主权。受海洋主权问题的影响，印尼对中国的防范之心渐重，阻碍着中国与印尼海洋经济合作的发展。

三、推动中国-印尼海洋经济合作的建议

中国与印尼海洋经济合作直接关系到两国战略对接的成败，是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深化合作，解决面临的问题将十分重要。

（一）提升政治互信

政治互信是中国与印尼海洋经济合作的基石，也是解决合作问题的重要途径。一是加强两国政府高层互信，增加高层的往来与沟通，相互了解各自海洋经济战略的内涵与实施措施，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建立问题沟通与磋商解决机制，形成良好的政治氛围，为两国的海洋经济合作保驾护航。二是鼓励两国民间外交往来，促进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与认同。重点要加强双方的教育合作，推动两国青年人的交流与沟通，增加彼此间的友谊与信任，为两国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此外，鼓励两国智库、民间团体的互动，进行学术交流与项目研究合作，扩大双方的认识与理解，减少不必要的误解。通过以上措施，从而形成多层面的沟通机制，提升两国的政治互信，促进海洋经济合作的发展。

（二）缩小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与印尼的正常贸易往来，两国应该努力解决好该问题。一是要抛弃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印尼政府用提升关税来缩小对华逆差，并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也不利于中国与印尼的贸易合作与发展。针对贸易逆差问题，两国平等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二是印尼应该进一步改善自身的贸易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减少贸易投资壁垒，吸引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合作，带动印尼的经济增长，提升出口竞争力，例如印尼在农产品、渔业等领域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由于资金与技术问题，难以形成深加工产业链，导致产品在中国市场竞争力不强，出口额增长缓慢。印尼应加强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利用中国资金与技术优势，提升产品质量，以增加对华出口额，从而进一步缩减贸易逆差。

（三）恢复渔业合作协议

渔业合作是中国与印尼海洋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两国一再强调要加强海洋渔业合作，但是自从印尼单方面终止渔业合作协议后，恢复协议的谈判一直搁浅。当前，两国应该以平等协商的方式来重启谈判，解决渔业争端，尽早实现渔业合作协议的恢复与续订，将渔业合作真正纳入两国海洋战略合作框架中，促进两国海洋渔业合作的健康发展。另外，印尼深受外国非法捕鱼的困扰，佐科在国际公开场合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打击非法捕鱼合作。其实，中国南海渔业资源也遭受到外国非法捕鱼的侵害，印尼可以与中国进行合作，共同抵制非法捕鱼行为，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双边联合治理，解决非法捕鱼问题，促进两国的互信，减少渔业纠纷，以实现两国海洋渔业合作的再次提速发展。

（四）加强多边合作

有合作就有竞争，中国与印尼在海洋经济领域存在竞争是正常现象，但是要意识到合作才是主旋律。面对相互竞争，两国应该加大在东盟乃至域外的海洋经济多边合作，一方面，可以减少两国不必要的誤会与竞争，实现合作互利共赢，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印尼一直实行大国平衡外交，为了不让经济过度地依赖中国，经常借力日本、印度、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域外大国来抑制中国，有意限制与中国在海洋经济方面的合作，这也影响中国与相关域外国家的关系。为此，中国应该挖掘与这些域外国家的合作契合点，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减少彼此的零和博弈，实现多国合作共赢，同时，也能打消印尼的顾虑，以实现两国海洋经济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

四、结语

中国与印尼海洋经济合作是两国海洋强国战略对接的核心领域，已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与成果，促进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但两国海洋经济合作层面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应该坚定方向，运用智慧，拿出方案，来解决好相关问题，推动两国海洋经济合作深度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5-03-27.

[2]薛松，许利平.印尼“海洋强国战略”与对华海洋合作[J].国际问题研究，2016（3）.

[3]中印尼两国弘扬丝路精神携手共同发展[DB/OL].中国-印尼合作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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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佐科威总统在第二次国际渔业犯罪研讨会上称非法捕鱼每年给印尼造成200亿美元经济损失[N].印尼商报，2016-10-11.

[6]刘畅.试论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J].现代国际关系，2015（4）.

[7]孙悦琦.中国与印尼渔业合作面临的新挑战及对策分析[J].学术评论，2018（3）.

[8]印尼经济社会发展报告：能源合作是两国经贸合作重点[DB/OL].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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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翔.印尼非法捕鱼的安全化透视[J].东南亚研究，2018（4）.

[10]印尼特遣队炸沉176艘非法捕鱼船来自越菲马等国[DB/OL].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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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罗婷婷，毕文璐.南海争端背景下印尼对华政策的变化及成因[J].国际关系研究，2018（4）.

作者简介：黄永弟（1982—），男，汉族，安徽无为人，广东金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东南亚问题、城市外交。

（责任编辑：王宝林）

作者：黄永弟

海洋渔业国际法论文 篇3：

联合国粮农组织参与海洋渔业治理实践述评

摘要：作为改善农产品资源分配情况、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贫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渔业治理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法律规范，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海洋渔业治理实践得以展开，主要集中在打击IUU捕捞活动（即非法的、不报告的、不受管制的捕捞活动）、规范渔业捕捞技术和促进渔业经济发展三个方面。总体而言，粮农组织在全球海洋渔业治理方面的实践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联合国粮农组织 海洋渔业 全球治理

一、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中扮演的角色

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该组织旨在提高人民的营养水平和生活标准，改进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经济状况，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最终消除饥饿和贫困。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FAO成立略早于联合国，其脱胎于1945年成立的粮食及农业组织。而在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事务中，作为国际组织，FAO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首先，从内容上，FAO的渔业治理活动主要集中在渔业监管（主要是打击IUU活动，也涉及海洋数据与情报管理）及资源、环境保护（《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两方面，少数涉及海洋经济发展和渔业产业帮扶（《小规模渔业准则》）。而渔业管理方面的制度和活动，从内容上又可细分为船旗国责任、港口国措施、市场国措施、国际与区域渔业管理协作、资源养护与情报监控等。

其次，从体系上，FAO渔业治理的规则体系主要建立在《海洋法公约》和《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基础上展开。于前者，《海洋法公约》奠定了FAO整体海洋治理的基本框架与国际法基础。而2001年生效的《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也依据《公约》产生，旨在确保《公约》框架内跨界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长期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于后者，《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成为最为广泛援引的渔业国际规则之一。为无数打击IUU活动的国际法规奠定了基础。2001年《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国际行动计划》（IPOA-IUU）依据其框架建立，1993年通过的《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协定》（《FAO遵守协定》）也被作为该守则的一个部分予以吸收。《小规模渔业准则》针对小规模渔业发展提出补充性指导意见，为《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总原则和规定提供支持。

此外，2009年批准的《港口国协定》旨在拒绝从事IUU活动的船只进入缔约国家港口，从市场供需角度根本打击了非法捕捞行为，也是专门针对IUU捕鱼的首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相比前两者的奠基作用无疑又有着创造性的发展意义。

由于组织特性，FAO的活动重点集中在保护渔业资源，看重渔业提供粮食资源的价值；工作重点是保障渔民权益，维护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相比之下，在污染防治、海上安全方面涉及较少。

二、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进海洋渔业治理的实践考察

在FAO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规则体系中，《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具有总揽全局的框架性作用。它虽然属于原则性、框架性、无具体约束力的自愿性行为守则，但这并不代表其对渔业管理的贡献浅尝辄止，恰恰相反，该《守则》吸收了不少为全球范围内的渔业活动提供了基本行为框架，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涵盖渔业行为相关的打击IUU、环境保护、资源养护、水产养殖、国际合作、科学研究、渔业贸易等几乎全部方面，是全球渔业治理制度的基石之一。而在海洋治理的维度上，《守则》涉及到资源开发、海洋经济、海洋环保、海洋治理合作机制构建等重要方面，是FAO在全球海洋治理活动实践中的杰出典范。

而在《守则》奠定的框架之下，渔业治理的相关规则可大致分为打击IUU活动、渔业捕捞技术规则、渔业经济三方面内容。

（一）打击IUU活动

1993年《FAO遵守协定》虽然通过时间早于1995年《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但其在之后经过吸收，成为了《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有机组成部分。《FAO遵守协定》的意义也是非凡的，其为打击IUU，完善全球海洋渔业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制度雏形和创新。其规则重点之一在于防止船旗国通过方便旗规避渔业监管，完善船旗国公海捕捞权利与义务，并提出各缔约国应建立立法体系对本国违规行为予以制裁，使其承担法律责任，该协定也因而被同时称为“挂旗协定”。这一部分被吸收于1995《守则》的8.2“船旗国义务”中。其二是建立起广泛的公海捕捞许可和渔船登记制度。这一监管规则也体现在《守则》7.6.2“未经许可，不得以公海国际法或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国家立法的方式允许船只捕鱼。”中。再者是强调渔船向有关机关的数据与情报反馈制度，建立起渔业作业的动态监测。

在打击IUU活动方面，2001年通过的IPOA-IUU（《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国际行动计划》）是脱胎于《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典型，虽然依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其为综合打击IUU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制度構想。IPOA-IUU进一步明确了船旗国、港口国、沿海国、市场国的责任与义务，强调区域、国家、市场、NGO等多元方式对IUU活动进行综合打击。此外，在前述规则的基础上，IPOA-IUU进一步完善了捕捞许可与渔船监管制度，建立了船舶检测系统（VMS）和随船观察员体制；并尝试通过经济手段减少IUU活动，包括倡导各国进行多边贸易合作和减少本国IUU活动主体相关经济补贴。

在 FAO参与打击IUU活动的诸多文件中，《关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2005年罗马宣言》或许较为原则性和提倡性，但依然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继承了《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与IPOA-IUU的精神，继续强调各国和组织在打击IUU活动方面通力合作的必要性、对渔业行为与行为主体的严密检测、有效识别、严格执法、情报合作，同时在提出在粮农组织内部开发包括冷藏运输船和供给船在内的渔船全面综合登记簿。这为后续展开的“渔船、冷藏运输船和补给船全球记录”全球行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港口国措施方面，PSMA、《港湾检查协定》、《港口国渔船管理协议》形成了完整的规则体系。

2009年通过的PSMA（《港口国措施协定》）是一项专门针对IUU的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从法律地位上具有无可撼动的价值，也为彻底打击IUU活动提供了强力保障。另一方面，PSMA在继承和创新港口国措施方面具有独到的贡献。《守则》与IPOA-IUU倡导港口国公开、平等、非歧视地采取打击非法捕鱼的措施，PSMA在遵循此原则的基础上，规定了港口国禁止非法捕鱼渔船入港的义务，从而打击IUU渔业的贸易源头。而港口国对IUU渔船的认定、管制和检查，也需要报告和通知船旗国，这间接加强了船旗国对渔船的管控。除强调港口国和船旗国的合作之外，PSMA还强调国家与RFMO（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信息共享与交流。

《港湾检查协定》与PSMA时间相近，不过在港口国措施上对IUU渔船更加细致地提出了文件检查、渔具检查、渔获物检查，并强调检查人员的培训和港湾的整顿完备。《港口国渔船管理协议》于2016年生效，旨在赋予检查人员登船检查权利与义务，在渔港内甄别和处置IUU渔船。

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新的渔业管理需求，为完善相关规则提供了外驱动力。2017年通过的《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是FAO对2013年联合国在《可持续渔业决议》中对IUU造成负面影响而提出担忧的一种回应，是第一份完整论述渔获登记制度的国际政策文件。渔获登记制度使得经国家主管部门认定为合法捕获，符合最佳规范后，在国内或国际加工和销售过程中，印制好的渔获证书文件将一直伴随鱼品。只有具备有效文件的鱼品，可以出口或买卖到有渔获登记制度要求的市场。真正实现从“海洋到餐盘”的全球供应链角度全方位打击IUU活动。而该准则的宗旨在于协助各国、RFMO、区域一体化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制定并实施新的渔获登记制度，或协调统一或审查现行渔获登记制度。

“全球渔船、冷藏运输船和补给船记录”是一项分步实行的全球行动，脱胎于FAO《关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2005年罗马宣言》，从2005年发展至今，经过一系列的磋商与技术准备工作，已经形成了公共版本的“全球记录”信息系统。该行动旨在邀请国家主管部门和RFMO，汇编关于捕捞作业船舶的全面、最新的在线记录。在技术层面，为每一艘渔船分配“一个船舶唯一标识符（UVI）”，以对作业船舶进行全方位检测；在PSMA框架内，将“记录”作为打击IUU活动的全球性工具，深化各个主体参与海洋治理的程度。

2017年FAO大会通过的捕捞产品证明计划自愿准则（VGCDS）主要涉及到渔业监管CDS系统（该系统用于确定供应链鱼品是否符合国家、区域和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旨在确立新的CDS或为已有CDS审查与协调提供协助。与PSMA、“全球渔船、冷藏运输船和补给船记录”等渔业规则联动可最大程度发挥VGCDS在打击IUU方面的作用。

（二）渔业捕捞技术规范

在渔业捕捞技术方面，FAO出台了《深海捕鱼技术指南》，强调深海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提倡各国对该领域作业的严格管理，对本国船舶深海捕捞的可行性进行预估，以防止对繁殖成本较高的深海鱼类形成过度捕捞。此外，《指南》还为国家与RFMO在公海区域管理深海渔业提供了行为框架。

（三）渔业经济

《小规模渔业准则》，全称为《粮食安全和扶貧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于2014年批准的，针对小规模渔业制定的第一份国际文书。该《准则》涵盖海洋和内陆水域中的小规模渔业，旨在促进小规模渔业发展，促进小规模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对全球粮食安全的贡献，保障渔民及渔业工人的各项权益，传播渔业知识与文化，弘扬从业人员性别平等，是对《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补充。

三、总结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海洋渔业治理方面的实践无疑是广泛而深远的。在横向领域，粮农组织捕捞监测、生态养护、经济发展和资源安全上均有涉足，保证了渔业治理的全面性；在纵向领域，粮农组织不仅着眼于捕鱼农业，还着力扶持渔业相关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渔业经济战略纵深；不仅规范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关注渔业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发展绿色经济，缓解人地矛盾，促进生态和谐。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把握现代化渔业治理的规律和脉络上总能切中要害，其能依据科技和环境发展的要求，及时完善和调整渔业治理规范，以现代科技手段完善渔业监控，保证渔业捕捞网格化、数据化管理，为全球海洋渔业治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参见外交部官网：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 lhglsjnyzz_694366/gk_694368/

[2]“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http：//www.fao.org/iuu-fishing/international-framework/unfish-stocks-agreement/zh/

[3]“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http：//www.fao.org/3/v9878e/v9878e00.htm

[4]胡学东：《公海生物资源管理制度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82页

[5]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行为的国际行动计划”，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http：//www.fao.org/fishery/ipoa-iuu/zh

[6]“关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的2005年罗马宣言”，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http：//www.fao.org/3/j5030c/j5030c.htm

[7]缪圣赐：《FAO 的港湾检查协定的主要内容》，《现代渔业信息》2010年第25卷第3期，第32-33页

[8]“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http：//www.fao.org/iuu-fishing/resources/detail/zh/c/1157254/

[9]粮代处：从“海洋到餐盘”全程跟踪鱼品以阻止非法渔获物进入全球供应链，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官网：http：//www.cnafun.moa.gov.cn/news/gjxw/201704/t20170418_5572310.html

[10]联合国粮农组织：《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2018年，第1页

[11]“全球渔船、冷藏运输船和补给船记录”，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http：//www.fao.org/global-record/ background/about/zh/

[12]“捕捞产品证明文件计划自愿准则”，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http：//www.fao.org/iuu-fishing/internationalframework/voluntary-guidelines-for-catch-documentation-schemes/zh/

作者：王艺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