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进城视野中现代文学论文

摘要：本文以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小说文本入手，采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作品进行解读。主要从男权环境下的女性生存困境和死生相依的女性生育险境展开论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女性进城视野中现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女性进城视野中现代文学论文 篇1：

个体和国家的多面书写

摘 要： 《骆驼祥子》自发表以来，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分析和阐释。新时期，“身体叙事”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进入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在该理论视野照见下的老舍作品，身体叙事的对象主要是个人和国家在历史转捩点所面临的困境：作为个体的身体在特殊历史时期中深陷苦难和情欲的双重旋涡，而作为国家的身体既面临西方文明的侵略，又罹患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路上的转型之痛。同时，满族作家老舍在现实中兼具旗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于是在他的创作中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隐秘书写，也有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注。身体叙事照见出作者及其作品的两类“双重”身体、四种面向的复杂和复合，这种书写方式构成了老舍作品的经典性之所在。

关键词：身体叙事 满族 老舍 《骆驼祥子》 现代民族国家

学者蓝棣之曾说：“时代提供了什么条件，我们的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对研究范式转型的追求。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理论的译介和新思想的传播，身体叙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视野，身体视角的文学阐释成为现有文学史的一种有效补充。a

在福柯（Michel Foucault）、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为代表的话语分析体系中，身体政治学作为一种话语叙事，“身体”一词既指实体身体，也指话语身体，而后者包含着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学者李梅认为身体叙事是一种描写身体生物性体验内容的叙事，它既是通过个人的日常生活表现个人心灵状态的“日常生活叙事”，也是表现社会巨人精神状态的“社会肉身”叙事。b此外，身体的形式是多样的，它既可以指个人具体的身体（包括小说人物和作家自身的身体），也可以指国家的身体即国体。在该批评视野的照见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也显现出丰饶的身体叙事，老舍的《骆驼祥子》（1936年）便是一经典代表。

一、个人身体：苦难和情欲的双重旋涡

老舍笔下的人物常常“受着性欲与穷困的双重压迫”c。 在《骆驼祥子》中，底层劳动人民的身体无一例外遭受了否定性的命运，生活的苦难和压抑的情欲构成了他们生命的底色。旧社会犹如一巨大腐坏的社会肉身，作为该社会成员，不论个体男女多么青春年少都一反自然规律，无法健康茁壮，而是以各种形式败坏凋落。

（一）无尽的苦难：越陷越深的泥沼 “强健—冲突—毁灭”是底层文学中常见的身体叙事模式。d《骆驼祥子》作为一部描写旧社会中北京城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小说，以祥子个人命运的遭际最为明显地体现出这类身体叙事的模式。在故事的一开始，作为一名靠拉车谋生的人力车夫，年轻的祥子拥有一副令人称羡的强健体魄，身体不仅是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他成为一个体面要强、自尊自爱的高等车夫的重要仰仗。但正是这具给予祥子生活信念的身体，在生活的一次次磋磨中显示出无能为力：兵痞的劫掠，雇主的欺壓，虎妞的引诱，孙侦探的敲诈……生活的泥沼有一股向下拖拽的力量，尽管祥子有过挣扎，如小说中多次描写他对烟酒妇人等诱惑的抵抗，但面对生活中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最终他为逃脱这股堕落力量所做的种种努力都告以失败。

精神的松懈直接表现为身体的委顿。身体曾经是祥子对抗既有社会现实的武器与资本，但现在这种对抗的姿态已经转换为对社会现状的妥协，那么祥子对身体的态度也不再如以往那般珍视。他放任自己堕落，用烟酒妇人来麻痹自己的精神状态，用吃喝嫖赌来毁坏自己的身体，“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e，曾经体面要强的祥子终于“变成个又瘦又脏的低等车夫”f。 故事的最后，祥子的告密直接导致了阮明的死亡，而他则用告密所获得的赏钱去供养自己那一副已经被摘了心的肉架子。在灵魂堕落的过程中，身体降格为肉身，生活的意义仅仅在于生存，祥子在对自己和他人身体的毁坏中最终溺毙于苦难的泥沼。

（二）情欲的陷阱：愈缚愈紧的蛛网 除了来自生活的苦难，情欲的煎熬也是底层老百姓常需面对的身体困境之一。虎妞是小说中饱受情欲折磨的典型代表。虎妞为何会将祥子锁定为她的目标？其中不乏祥子的敦厚老实、勤劳要强、体面尊严等内在品质的吸引力，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后者年轻健壮的身体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两性相持之际，男性体魄成为征服女性的不言自明的魅力。”g这种魅力在深陷情欲之苦的虎妞眼中更具有成倍的效力。为了捕获她的猎物，虎妞先是引诱祥子发生性关系，紧接着设下怀孕的骗局，最终在她步步紧逼之下，祥子落入陷阱，成为其掌中之物。

如果说祥子是虎妞在生活中可以确切掌控的现实对象，那么小福子则是虎妞梦想中的青春幻影。虽然虎妞和小福子同样遭受着情欲的困扰，但后者的困境在于“肉欲”的泛滥和情感的匮乏：由于生活所迫，小福子不得不用身体作为代价来换取生存的所需，可是父亲的冷漠无情、弟弟的年幼懵懂、祥子的软弱退缩以及周围人轻蔑嘲弄的态度都让小福子的情感得不到丝毫慰藉。可就是这样的小福子，在虎妞眼中却是一个“最可爱，最可羡慕，也值得嫉妒的人” h。那些在小福子看来是蹂躏的事情，虎妞将其视为享受，对此产生羡慕甚至嫉妒的情感。一向眼高于顶的虎妞为此视小福子为大杂院中唯一的朋友，为其收拾房间，张罗“买卖”，只为能够从小福子身上得到稍许安慰，“而且可以多看些，多明白些，自己所缺乏的，想做也做不到的事”i 。

二、国家身体：政体、儒家文化和现代化国家

维科（Giambattista Vico）在《新科学》中曾说，人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构想自然和社会。身体为国家、民族话语提供了一种言说方式，即作家笔下的身体往往并不单指个人的或者具体的身体，而是象征着抽象的“国体”。在辛亥革命中覆灭的清政府在不同层面具有各自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对外，在西方国家眼中它是一个落后政体和腐朽文明的代言人；对内，在国人看来它是一个王朝的统治阶层，其存在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可以说，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是中国国体变革的转折点。

（一）车与车夫：国家与国体的隐喻 《骆驼祥子》的故事背景反映了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现实遭遇：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和国内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农村的边界不断被侵蚀，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的飞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吸纳更多的乡村人口作为城市劳动人口。于是，在城乡的二元对立结构中产生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历史潮流，即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兴起。“祥子进城”这一事件连接了乡村和城市，两者包括的“土地”和“车子”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范式：前者象征停滞不动与腐败衰朽，后者意味着奋发向前和革新进步。而老舍通过描绘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所遭遇的身体和精神双重毁灭的境遇预示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中国陷入了主权丧失和文明没落的双重困境。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上述困境？西方社会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传统儒家文明和封建君主专制政体。

清朝在当时作为传统生活方式的践行者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被西方认为是儒家文明和落后政体的代言人。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将儒家经典比作“中国统治者驾驶国家航船时所依据的一张航海图”！ 0。尽管这张航海图使过去的中国统治者在航行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张古老的航海图是否能够继续保证帝国在一片全新的海域顺利航行早已存疑，“它早已做了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再也不会创造出新的成果来了” ！ 1。虽然明恩溥在书中批评儒家文明已经腐朽衰败而不能够拯救当时的中国，但实际上他所抨击的具体对象正是现实的清朝政府。与此同时，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同样被西方人视为一种落后的、亟待改变的政体。西方社会意识到只有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权制度的中国才能确保他们可以攫取更大的利益，于是他们支持清王朝进行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改革，并将其作为傀儡推至台前。

（二）从“欲望与金钱”到“需要与资本”：现代化之路的困局 虎妞是中国现代文学长廊中具有“反传统”色彩的经典女性形象，无论是她精明能干、凶悍泼辣的性格，还是对父亲刘四的反抗、对丈夫祥子的掌控都使她区别于传统的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虎妞是“现代”的。费孝通曾就“欲望”和“需要”的分析对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做出区分：欲望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 2，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可以遵循欲望的准则而生活！ 3；而需要是一种自觉的生存条件，它是变化也是选择，人们要随时做好“计划”去尽量实现对它的满足。现代社会强调需要，处处体现变化和流动，而虎妞对金钱的占有和紧握正是反现代性的，追根究底她是由乡土社会所提供的一种可能性。

小说中虎妞难产这一情节具有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女性和资本都有“再创造”的能力，前者通过婚姻实现人口的生育，后者凭借自身的流动完成自我生育，且资本流动的速度愈是快，社会愈是发展繁荣。如果中国人民想要在当时受着苦难的国体中“生育”出一个现代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能否成为其理想的路径？历史上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在内部意见上的差异显而易见：前者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忠实拥趸，希冀在不改变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前提下，通过循序渐进地改革封建君主制以此实现富国强民的目标；而后者认为清王朝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阻碍，当下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与传统做彻底的告别才能实现国家的振兴和富强。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轰然崩塌，然而事实证明，“现代中国”并没有在这片历史的废墟中诞育而生。由此可见，虎妞的难产象征着革命无法生育现代中国，正如虎妞虽然占用金钱，但始终无法抵抗资本的替代，而近代中国也并非是资本主义和物质文化所提供的可能性。

三、“人民艺术家”：历史转捩点的满族作家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团结各方力量重建国家秩序，在夺取政权后迅速抛弃“排满”的策略，宣扬“五族共和”。！ 4于是，满族以作为政治单位之一的“民族”身份被重新纳入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这一群体的坎坷命运不仅体现在以其为统治阶层的国家的前途多舛上，也表现为具体个人的命运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浮沉起落。

（一）落魄旗人：对民族命运的隐秘表述 旗人是晚清统治者阶层，清王朝是这个阶层的最初形式。在多年的文化浸染下，满族这个民族在中国是否还属于异族？这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进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辨析“满族”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作为“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的区别。民族是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概念，是国家的政治单位之一；族群是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它是一个由具备共同文化特征的内部成员所组成的群体。近代以来，在中国面临着深刻危机的背景下，人们关心的不是满族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即民族的存在，而是在“华夷之分”概念中滋长的汉族中心主义的认知下“异族统治中国”这个事实。与此同时，这个“异族”在多年浸染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代言人，见证了古老中国在西方文明入侵时的衰朽和无力。于是，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席卷而来的时候，满族这个群体作为“中国权力的簒夺者和衰败时代的统治者”，成了人们攻击的明显目标。！ 5

辛亥革命之后，社会上弥漫着“反满”情绪，四处充斥着对满族的民族偏见，因此老舍在早期创作中极少表明小说人物的满族身份。但即便如此，他笔下的小说人物形象仍然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满族的文化特质。比如《骆驼祥子》中主人公的职业选择便带有现实的影射。清王朝覆灭后，八旗制崩溃，原本可以不劳而获的旗人们在失去经济来源之后不得不另谋出路。大部分男性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例如拉洋车、卖艺杂耍等，而女性若是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则只能沦为妓女。！ 6旗人在现实的落魄境遇被老舍以艺术的方式隐晦地表现在创作中，而他也正是通过这种隐秘的方式来表达个人对民族前途和同胞命运的关注。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新中国认定满族作为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老舍这种对民族命运的隐秘书写终于可以转变为公开的表达，如《正红旗下》正是老舍运用文学进行民族自审的代表作，它作为一篇反映清末社会生活的家传体长篇小说，充分体现了老舍对满族的社会分化和精神危机的深刻反思。实际上，这种转变背后是满族从一个“族群”到一个“民族”的身份转变，也象征了一个封建王朝进入现代国家后转型为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并成为其一部分的意识转变。

（二）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北京贫民生活的自觉书写 老舍始终坚持用创作为旧社会的底层人民发声，在对老北京底层人民生活的自觉书写中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在他笔下，“北京”不仅作为一个地理范围，还象征一种文化特质：悠闲从容中带着散漫不羁，好像对什么事情都不是特别在意，但是又不乏优雅和精致的生活情调。对于浸染着北京文化精神气质的普通底层劳动人民，老舍即便有批判，态度也是温和的。以祥子、小福子为代表的底层贫苦人民，他们不仅在政治地位上受到统治阶层的压迫，而且在经济上也受到盘剥，他们为摆脱悲苦人生所做的种种努力常常落空，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打击：“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空了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赖儿含着一些公理。”！ 7正是出于上述这种理解与同情，老舍的批判总是带着悲悯和温情。

1951年，老舍因为创作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我们该如何理解“人民艺术家”的内涵？对此，不妨回归到对个体身体与国家身体在中国的独特内在关系，即它们的关系不是基于个体主义个体民主制度中组成的国家共同体（united state），而是基于实施民主集中制的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个人在于人民，为人民，属于人民。还应该注意的是，这种“人民意识”的艺术表达以及一整套话语体系具有一种本质的特征，让它整体地区别于西方现代个体主义、个体平等原则下另一整套“世界”话语，因此我们不能简单从“身体”这个诞生于西方、旅行到今天中国学术界的话语出发，进行审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本文止于此，但保持对这种区别的意识。

四、总结

《骆驼祥子》自1936年发表以来，长期被各个时代的文学评论家们所关注和研究。付真真在其论文中指出！ 8，《骆驼祥子》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作品发表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今。而各个阶段都有其研究的侧重点，从一开始的文学肯定和政治批判，到后来的革命和阶级视角，最后是新时期的研究角度和研究观点的多元化。《骆驼祥子》的研究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化批评史变迁的缩影。

“身体”进入中国社会的公共话语空间源自新时期私人领域的拓展以及私人道德的兴起。！ 9一开始，身体作为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抗，尤其是女性身体在文学中以一种叛逆的姿态登场，从女性文学、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到妓女文学，“身体”一次次地冲击着人们的公共视野。 后来，随着布莱恩·特纳（Brian Turner）《身体与社会》一书的出版，身体社会学进入研究视域。@ 0人们开始认识到身体不仅是彰显个人情感欲望的身体，同时也是表现社会文化的承载者。而本文试图以《骆驼祥子》为一次尝试，探究这一新时期的“身体叙事”作为一种批评视野，回溯性地照见此前的作品，从而敞开经典的多重面向。

a 李蓉：《中国现代文学的身体阐释》，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页。

b 李梅：《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论“身体叙事”的文学含义》，《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1期，第18—21，第29页。

c 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4页。

d 贺芒：《论底层文学的身体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efhiq老舍：《骆驼祥子》，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第226页，第169页，第170页，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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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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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蓉.中国现代文学的身体阐释[D].华中师范大学，2006.

作 者： 张曦，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作者：张曦

女性进城视野中现代文学论文 篇2：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生死场》重读

摘要：本文以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小说文本入手，采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作品进行解读。主要从男权环境下的女性生存困境和死生相依的女性生育险境展开论述。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 女性主义 小说 解读

《生死场》从1934年4月20日在《国际协报》副刊刊载至1934年9月9日写作完成以来，萧红的文学创作便再也无法与这部作品脱离影响。1935年，该书在鲁迅的协助下在上海出版，一经出版便轰动了上海文坛。关于《生死场》的解读，大致呈现出两个阶段：一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鲁迅为首的“抗战救亡”主题的阐释，这一阐释在1949年以来的主流文学史上占有统治地位，主要是以左翼文学的角度去评价《生死场》，肯定其抗日救亡的主题;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的多样化解读，诸如以女性视角、乡土主题、人道主义视角去阐释等。

《生死场》主要写了和动物一样生存在东北乡村里的村民们的生活，尤其突出了在多重灾难压迫之下中国农妇的生存图景——人们和动物一样处于自然生长的状态，将婴孩的诞生视作动物的本能，而非爱的结晶，对生的麻木也导致了人们对于死亡的麻木。这些人活着，也如同死了一般，从未体会过人生的价值与珍贵，生活不过是日复一日的重蹈覆辙。从主要人物赵三、王婆、金枝等人身上剥落下来的是对于人生苦难之灾的承受之重，是对悲惨生活的无力抗争。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婆对于生的所见与所感和金枝为人妻的被迫與为人母的绝望。

萧红短暂而颠沛流离的一生以及她那敏感而又坚韧的心所带来的文学创作势必是复杂而又多彩的。作为女性，她经受过父权和夫权的压迫，遭受过丧子之痛、战乱之苦。其作品《生死场》中展现的东北地区农妇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死生相依的生存状态，可以说是她作为女性作家不同于男性作家的一种独特体验。而从未声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的萧红，或许用左翼文学视野去研究她的作品已经不再是潮流，以下笔者就择取女性研究视角，再次深入《生死场》，一探究竟。

一、男权压迫的生存困境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作为长期以来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处境更是堪忧。《生死场》这部中篇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展现这种复杂状况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男权压迫下的女性生存困境。

男权的压迫来自于父权文化的诞生。在父权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生存的条条框框都被男性所设定《生死场》中，有来自夫权的压迫：“大肚子的女人，仍胀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①有来自父权对新生儿的随意摆弄——成业因着生活的不如意将小金枝摔死，却未受到杀人犯的控诉。女性在男人的眼里不过是附庸，而十月怀胎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更是从未享受到一分应得的体谅与爱护。父权文化系统的存在，使得在社会中扮演被动一方的女性受到多重社会身份的压迫。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影响下，女性被物化以及性别身份的丧失在《生死场》中得以凸显。

首先，作为家庭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夫妻关系，并非如今天一般平等。作为妻子身份出现的女性形象，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农妇受男性压迫的惨景——赵三的妻子，村里的产婆——王婆，曾经替丈夫寻得一支老洋炮，教会他使枪，一度使丈夫颇为佩服。她在儿子牺牲消息传来时，服毒自杀，气息尚存之际，被赵三“用他的大红手贪婪着把扁担压过去。扎实的刀一般的切在王婆的腰间”②。那一瞬间，王婆不再是那位被赵三暗自佩服的妻子，而是死不足惜的、如蝼蚁般低贱的存在。如果说，王婆在死神来临之际失去了作为人活着的尊严，那么，金枝在平常日子里便被男人夺取了作为人的自主权——成业在她那尚未成熟的身体上发泄着自己的兽欲，而未婚先孕的恐惧和骂名却只得南金枝一个人独自承受。父权社会中男尊女卑的秩序不仅在性的主导权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更在社会舆论中凸显出来。作为女性，萧红在心理以及生理上比起同时期的男性作家而言，更能够体会和表达女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所处的困境。在萧军的大男子主义性格压制下，萧红也更容易感受到女性被置于服从地位的可悲，也更能体会女性在动荡、贫困情况下的坚韧与无助。

其次，作为生活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女性，《生死场》中的女人们不仅要受到日常秩序中男人们的压迫，还因有外敌入侵而受到来自侵略者的恐吓以及丢失自己性别身份去反抗外敌入侵的情况。在反抗日军侵略而建立的盟会宣誓大会上，女人们被隐匿了自己独特的性别身份：“寡妇们和亡家的独身汉在李青山喊过口号之后完全膝头曲倒在天光之下。”（3）当李青山喊过口号后，问话道：“今天……我们敢去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是不是啊？……是不是……？弟兄们……？”回应声却不是男人们先传出，而是从寡妇们中间最先传出。虽然都是为了救亡图存，但女人们的性别身份却在“弟兄们”的称呼里无声地被隐匿。此时的抗敌先锋便不再有女人，或者说，从一开始宣传抗敌时，李青山们不过是借助了寡妇的悲惨经历达到结盟的目的，而后女人们在盟会中的存在便不值一提，也不足以与男性相提并论。反抗外敌的勇猛气质必然是父权文化规训的“男性气质”，这种表面上已经天生注定的性别特征，却在很多时候成了剥夺女性权利和话语的理南。挣扎在多重旋涡里的东北沦陷区农妇只能用忍耐去默认这些不公，却无力反驳这一切，只因生活的重担已经将妇人们压得再无喘息的机会了。

二、死生相依的生育险境

女人不可避免地成为女儿，大多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母亲。在母子关系中，同时也掺杂了夫妻之间的两性关系，南此也引出了《生死场》中独特的农妇生育书写。萧红写到农妇们的生育时，并不单从生育场景去描写这一复杂的现象。她看到了生育背后，两性关系中男人的强迫和女人的屈从，也看到了生育的不自主以及生产时的无尊严。成业与金枝在野外苟合之后，成业“带着姑娘，就像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又走下高梁地去”④。这种占有欲的获得建立在将女性身体物化的认知基础上和女性的怀孕也并非是为爱结晶，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对男性的妥协和屈从。生育之于农妇们，更似是生活的鬼门关——“大肚子的女人，仍胀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也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村，农妇们处于身份链的最底端：地主——农户——儿子——妻子——女儿。似乎从呱呱坠地开始，女性便被束缚在父权的掌控之中。小金枝的惨死便是生育的悲剧：生活艰难的成业，在女儿小金枝的哭闹声中，只因与妻子的一点口角便摔死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但无人去谴责这个实质上的杀人犯，而作为母亲的金枝也不过在伤心中又继续了自己麻木痛苦的生活。这些令人神伤又无奈的景象使萧红在创作时将其表现为人的异化——人如动物一般不知目的地生着：“大狗四肢在颤颤，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5）诸如此类的动物生产与女人们的生产交织并行，一时间竞分不出是人是兽。

生育，所承载的东西太多，并非仅是产生一个新生命而已。对于王婆所接生过的那些女人们而言，怀孕并非幸事，而一朝分娩更是毫无尊严与喜悦的战争。生育为男性带来的是对后代的所有权，他们甚至无须为此过程付出些什么。而对于女性，尤其是挣扎于贫困与动荡生活沼泽中的农妇们，生育本身就意味着不可预料的痛苦和危险。萧红所叙写的是那个时代农妇们的命运，也是女人们的命运。这种独特的生育体验是本着救亡图存的主流男性作家们所无法体会的，也无法书写的。也正因此，《生死场》中描写的女性生育的文字更独显魅力。怀孕时的不安，分娩时的危机，育儿时的无力，共同组成了金枝们的悲歌。如动物一般为生而生，有时甚至失去了做人的尊严，甚至于在男人，在长辈眼中，濒临死亡的产妇竞不如一头猪、一头羊更有价值。在无望的穷困潦倒中，大多数女人不但没有婚姻自主的权利，更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譬如金枝——在婚前被父母、成业所控制，婚后又成了成业的附属品，在成了寡妇进城务工时又被嫖客所霸占。终其一生，金枝也没有为自己做过一次主，只得成为一个糊糊涂涂活过的“人”。这些令人发指的经历却又并非仅是男性所造成的，那些舆论的帮凶（村里的妇人们）、女人自己的懦弱不争也是促成悲剧上演的力量，但彼时，萧红在创作过程中尚未形成成熟的女性主义写作视野，她只是将自己的体悟书写下来，并未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鉴于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背景，过分强求和解读其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未免不妥，萧红在《生死场》中有意识地书写的东北沦陷区农妇们的命运已经实属不易。

诚然，鲁迅在《生死场》出版之初所作的序言，像一块巨石压在作品之上，人们在解读《生死场》时必然无法绕开救亡图存的抗战主题，“愚夫愚妇”也成为阐释作品中表现的国民性的解读窗口。在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Feminism）传入中国后，女性主义批评策略中所提到的侧重研究女性作家创作的历史、主题、类型的方面，成为重新认识萧红《生死场》中女性命运写作的新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义中男女平等的信念以及反对一切形式的男女性别不平等还没有条件在那个时代被创建和接受。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左翼作家朋友的鼓动，萧红的女性写作视野主要还停留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男女平等”和以寻求婚姻自主权为主的反封建意识上，这也是《生死场》中女人们除却王婆有婚姻自主意识外，更多的呈现的还是无声忍耐与承受的缘由。

袁权洪强调：生死场中的“女性意识”“女性视角”并不等于“女权意识”，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基本没有反抗男权的意识，对于夫权的压迫，她们展现的更多的是逆来顺受和依赖的一面，这一点也能从萧红自身的经历得到印证——在反抗父亲安排的婚姻离家流亡的过程中，萧红成为现实版的“娜拉”。之后的生活中她借助了萧军的力量将自己从原先的泥沼中救出，虽与萧军在性格等多方面有不和，但依然处于依赖男性的状态。萧红面对封建包办婚姻时的果断与独立并未能在两性关系中得以延续，这也是我们在解读其作品时更多地从女性视角而非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原因。对于《生死场》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不能仅仅从文本中解读，更重要的是作为同性的作者，在其中灌注的女性独特的生理、心理体验。在《生死场》大半部分里都书写了东北沦陷区农妇们的生存图景，无论是书写痛苦于未婚先孕的舆论攻击的金枝，还是被丈夫因病抛弃的月英，抑或是已经在接生过程中对生死无感的王婆，都是男性作家们无法企及的表达。也正是因为这份独特的女性经历，美国萧红研究专家摩罗的评价显得尤为贴切：“《生死场》的前三分之一所达到的某种东西，是连鲁迅作品也没有达到的，鲁迅没有以这种角度来审视我们的生死与人生。”

《生死场》因其内容主旨的不确定性以及萧红本人经历的传奇性必定是无法凭一家之言定论的，但小说中描写的那一幕幕关于女性的生与死，关于生命野蛮、原始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时，仍让人无法直视这些由时代、局势、权利、国民性共同带来的农妇们的人生悲歌。

①②③④⑤萧红：《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第54页，第75页，第14页，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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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李贝贝，兰州大学文学院201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作者：杨李贝贝

女性进城视野中现代文学论文 篇3：

河南当代文学审视

摘要：中原特有的地域文化资源给河南作家以深厚的滋养，近百年中原激荡的历史与现实又不断地激发着他们的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构建了一个特殊而引人瞩目的中原乡土世界。与此同时，一些地域因素对于河南作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使他们的创作形成了一个单向度世界。进入新世纪以来，渐成风景的河南女作家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河南男作家创作中的一些不足，从女性的视角反映了正处于巨变中的中原风貌，但因在历史积淀与生活磨砺方面存在某些欠缺，使得这些作品少了些厚重感。继续着力开发中原丰厚的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转化地域文化和文学传统，重铸“中原经验”，是河南文学在新时代实现突破与超越的一条可行之路。

关键词：河南文学;地域视阈;传统经验;反思;超越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10

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河南文学是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河南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一直居主导地位，这与中原地区悠久而发达的农业文明有密切关系。从20世纪初新文学肇始时期的徐玉诺、冯沅君等对中原农民苦难生活的书写，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师陀、姚雪垠等对中原农村现状的描绘，到70年代李凖、段荃法、张有德等对中原农村新生活的书写，再到新时期以来的张一弓、乔典运、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对新的中原文化的反思，乡土文学都居于重心。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河南作家以空前的阵容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形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格外引人注目。其中，宗璞的《东藏记》、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分别获得矛盾文学奖，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改编成电影后，在全国反响很大，代表了河南当代文学创作的高水准。但近年来，河南文学中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渐少，优秀的都市文学作品更少。新世纪以来社会转型加速，激起社会巨变，“文变染乎世情”，河南文学如何应对这个特殊时代，再度创造辉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以反思精神审视河南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深层的影响因素，探寻新时期河南文学实现超越、更好地向前发展的路径，以期为推动河南文学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河南文学与地域资源

地域是物质与精神交融的空间，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影响已被大批优秀作品证实和众多学者认可。著名作家、学者周作人認为，风土与居民有密切的关系，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不同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这说明，一个地方的风土对作家创作、对文学特色与文学风格的形成具有潜在影响。严家炎也指出，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作家的性格、思维、艺术特征，而且对于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学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中原这块特殊的地域孕育了特殊的中原民风民情，也形成了特殊的中原文化精神，这种文化必然会影响河南作家的创作观念与审美旨趣。20世纪河南新文学就是在中原文化的裂变中生成的，从早期的尚钺、徐玉诺、冯沅君等，到三四十年代的师陀、姚雪垠，70年代的李辈、段荃法、张有德等，再到新时期的张一弓、乔典运、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他们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中原文化痕迹，无论是作品中的地理风貌，还是对于中原人性格的揭示，以及作品中的精神内涵，都浸透了中原文化的汁液。

中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自然地理、物质元素、精神维度等。从地理上看，中原地处中国中心地带，四周环山，中部是广阔的平原，黄河自西向东穿流而过，河两岸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生存。因此，中原大地很早就有了人类，发展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农耕文明发达。居今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稻谷遗迹，30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农事活动的记载，并有稷、黍、麦、稻等农作物名字。中原因其位置优越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定都之所。《史记·吴起列传》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这里所说的伊、洛、河、济、伊阙等地就在今天的中原地区。从夏商到北宋三千年的时间里，中原曾经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些对中原人文化性格的养成有深深的影响，他们有自信、乐观的一面，也有自大、保守的一面。此外，中原因其地理位置特殊，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给中原人带来了无数灾难，因此，中原人也养成了善于在夹缝中求生的韧性与斗争精神，这些在河南文学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从思想传统上看，老子、庄子皆为中原人士，孔子虽然生于山东，但传播其思想的主要地方在河南，儒家与道家文化的相互交融构架起了儒道相济的中原文化主干。中原人深受儒道文化熏陶，既能以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如张一弓《远去的驿站》中的那群知识分子，满怀报国之志，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拍案而起，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的运动之中，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在仅凭自身力量无力回天的大挫折、大厄运面前，能以老子的无为而有为、顺应自然而自释，如张宇《活鬼》中的侯七。再者，中原深厚的思想文化养成了中原人尊礼守法、坚韧顽强、勇于担当的性格特点。例如，周大新的南阳盆地系列小说中所展示的南阳人的纯朴仁爱、坚守信念。其长篇小说《第十二幕》中的尚家几代人百折不挠，历经战乱、匪祸、运动、腐败等重重磨难，每一次虽都对他们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但尚家人坚守造出最美绸缎的理想并不断为之奋斗，为中国民族丝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李辈在其《黄河东流去》中描写了黄河两岸人民在国民党炸开黄河大堤使他们遭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之际，不是消极认命，而是自强自立，顽强求生，并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再难不失人格，再苦不忘国耻，这正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儒家精神的生动诠释。

中原传统思想深厚的另一面是受封建思想钳制的时间太久，在中原人的性格特征上留下了唯上、保守、好斗等不好的烙印。新时期以来，河南作家表现出集体反思的精神，面向新的历史时代进行了深度思考，他们反思中原发展的历史、中原人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这些文化根源对中原发展的促进或制约作用等，表现出深刻的批判精神与拯救情怀。其中，乔典运的系列作品《冷惊》《满票》《村魂》《乡醉》《问天》等对中原人的顽固、好斗等文化性格进行了深亥0的揭示;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作品对中原农民凡事唯上、盲目跟风等性格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周大新的南阳盆地系列作品对南阳人的保守与落后进行了真实的描绘。此外，李佩甫、阎连科等作家在作品中对河南人的性格也都进行了集中的观察与思考。

二、乡土构建与视域局限

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给河南作家以得天独厚的文化滋养，近百年中原激荡的历史与现实又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构建了一个特殊的乡土世界。然而一些地域因素给河南作家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与制约。

1.创作视野的限制

历史上的中原大地灾难重重，给河南作家留下了太多的痛苦记忆，河南作家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苦难的乡土世界。例如，姚雪垠《长夜》里的中原是一个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世界;李凖《黄河东流去》里的中原大地横遭黄水灾害，黄河两岸人民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惨状目不忍睹;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中原大地饿殍遍地;阎连科《丁庄梦》中的丁庄村艾滋病蔓延，到处弥漫着死亡气息;刘庆邦的煤矿系列作品中处处是悲苦与无助，农村系列作品中处处是凄凉与沧桑。

河南作家的写作是真诚的，他们具有最深的忧患意识，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爱其厚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盼其振兴。刘震云在创作《温故一九四二》时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阎连科的《丁庄梦》是根据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而写成的，作者曾在三年里六次到该村了解疫情，收集资料，小说虽然有文学上的虚构成分，但大量细节近于写实，其小说集《情感狱》是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的，对于中原乡村的权力与宗族纠葛、乡村权力带给农民的苦难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刘庆邦曾在煤矿工作多年，其煤矿系列小说多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作品中涉及的历史事件有国内战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涉及的原因有物质资源匮乏的自然因素，有极左路线、权力压迫等政治因素，有封建思想残留的文化根源，也有源自人性深处的一些缺陷，反思较为全面、深入。河南作家对故乡的苦难、故乡人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能进行深刻的剖析，归根结底是源于一种担当精神，一种怀有殷切希望的拯救精神，批判的目的在于重新建构美好的中原乡土世界和曾一度失去的中原人的健康人性。

多数河南作家由于过于执著于苦难世界的描写，从而囿于一个封闭的“苦难世界”而无法自拔，影响了其描绘生活的广度，导致了其创作题材的狭窄、创作主题的单一，影响了其对中原乡土精神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比如，几乎每个河南作家都集中描写了权力与苦难问题，尤其以阎连科的作品最为突出，每一篇作品几乎都是一部苦难史。如果说其早期的《情感狱》等作品对人类苦难的描写是真实而令人震撼的话，那么到了中后期的《日光流年》《耙耧天歌》《年月日》等作品，其对苦难的描写则成了魔幻故事的点缀与装饰。这样一来，作品中的苦难很有可能沦为可供观瞻的艺术品，从而失去其本来应有的人文情怀。

苦难是古今中外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圣经》与希腊神话、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早已开始了对于苦难的书写。此后，苦难书写一直贯穿于中西文学作品中。就西方文学作品来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几乎所有的古典大师的作品都直接而深刻地书写了苦难。就中国文学来说，从《伐檀》到《史记》《窦娥冤》《红楼梦》，直到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具有深深的苦难意识，这些经典作品也因具有人类的苦难意识而震撼人心。

中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原因，比别的区域有更多的苦难，如20世纪初的兵祸、匪乱，1930年代的黄河决堤，1940年代的水灾与蝗灾，1950年代末的“信阳事件”等。这些灾难记忆促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反映到其作品中去，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了一种终极关怀的品质。但过分执着于这些描写，囿于其中而无法超越，容易使作品变成一种精致的艺术雕刻，难免沦为展览式的文本，从而削弱乃至失去了作品的思想批判力度。着力表现苦难的村庄、苦难的人民、苦难的乡土没错，但如果一味沉溺于这些表现，就会造成题材与主题上的自我复制。

对于乡村政治的集中描写同样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南宋以前中原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政治文化十分发达，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沉淀在中原人的心灵深处，对中原人影响极大。中原乡村的政治权力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因此也成为了河南当代作家描写的一个中心。作家过多地对于权力经营的精细描写，如《情感狱》《故乡天下黄花》《羊的门》等，对权力的角逐倾轧、复杂的權谋之术、深谋的心计、高超的手腕等的描写，反而遮蔽了其对于权力的批判。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对于目前乡村文化的复杂面目揭示得比较真实深刻，颇具时代气息。作者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候选人在竞争中如何勾心斗角，如何玩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把戏，如何利用小利诱惑农民，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票，这些成了小说的核心情节，这种过分投入的戏谑态度容易把读者引入“看热闹”的迷途。又如，李佩甫《羊的门》中对于权力的描写，作者对呼天成权力运作的描写表现出沉迷的一面，作品中一旦涉及呼天成如何驾驭人心、利用他建立起来的关系网与呼市市长如何斗法等方面，作者的笔触就显得特别活跃，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作者设置的权力执掌者的智谋经营之中，其结果是权力成了一门可供玩赏的艺术，很有可能落人文化消费的圈套，从而影响了作品的精神境界。

2.创作模式的限制

河南作家就单独个体来说，在创作题材或艺术表现上存在着模式化问题。例如，乔典运叙述一件生活小事，常常是制造出人意料的结局，从中揭示中原农民的奴性，缺少自我创新;阎连科小说始终未能跳出乡村苦难这一主题;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作品一度沉迷于狂欢化叙事，造成语言的自我膨胀，其《一腔废话》《故乡面和花朵》等作品使很多读者不忍卒读，且引来颇多质疑;刘庆邦的小说存在苦难复制现象，对物质性的苦难描写较多，对精神性的苦难描写较少，使作品停留于表层的历史记录，忽略了对苦难背后的深层东西的考量。

古今中外，凡属经典文学作品，必然凝铸着一些令人为之震撼、刻骨铭心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而要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就需要具有一种世界性视野，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把乡土经验融入到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去，扎根生活深处，把握时代精神，关照人类生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精神、18世纪的启蒙精神、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等，至今仍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中国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慷慨悲壮的秦汉文学精神，狂放洒脱的魏晋文学精神，丰富激昂、刚勇进取的盛唐文学精神，求变求新的近代文学精神，以及启蒙、激进的“五四”文学精神等，至今仍使这些作品闪耀于文坛之上，成为文学作品的典范。河南作家应该从中受到启发。

三、乡土风景与代际差异、性别差异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农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农民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河南当代作家尤其是像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大多有在中原农村长期生活的经历，对于那个时代的乡村记忆比较深刻，他们的乡土经验建立在过去的乡村生活经验之上，而对于当下的乡村生活则有些隔膜。因此，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新时期以前的乡村世界。目前，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什么位置，农村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当下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矛盾与困惑，等等，他们关注得较少。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现代化不断加深，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如何回到乡村中去表达新时期的乡土精神，这是目前包括河南文学在内的我国乡土小说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邵丽、乔叶、傅爱毛、蓝蓝、梁鸿等河南一些女作家不断推出新作，并逐渐引起文坛注意。例如，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刘万福案件》，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指甲花开》《锈锄头》《最慢的是活着》，傅爱毛的《嫁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描写的更多是当下的中原、正在发生着剧变的中原，表达了对历史转型中的乡土中原的深切关注，填补了河南乡土文学的一段空白。

河南女作家大多出生于1970年代，与上一代作家相比有着不同的乡村经验和文学理念，以及不同的价值观与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因此，她们笔下的乡村世界不同于以往作家笔下的乡村世界，比如，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融合问题、农村人进城问题、农村女性出路问题、土地征用问题、房屋拆迁问题等与中国乡村共时性同步发生着的一切。这些女作家以敏锐的乡土感知、独具的艺术手法、细腻的情感叙事，拓宽了河南文学的叙事空间，丰富了河南文学的叙事内涵，为河南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她们打破了以往河南男性作家常用的小说叙事方式，不再把革命、历史、家族等宏大叙事作为主题，而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乡村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切入，描绘城乡正在发生着的变革，重在展现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思想深处发生的变化;书写对象由过去乡村生活扩展到了乡村文化、乡村生态、乡村发展问题;书写空间由乡村扩展到城乡结合地带、进城务工人员、城市居民等;叙事时间由“过去时”转到了“现在进行时”。施战军曾指出，在描述当代生活方面，当代作家其实是无本可依的。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以及新时期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文学，这些文学经验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范式，让我们得以借助它去描述如此复杂的当代生活。河南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是面对发生变化了的新乡土社会做出的探索。比如，邵丽的著名中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之下，基于城乡文化的差异及其带给人们的精神上的限制，而对城乡人们的精神生活进行的集中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城乡文化的对立与融合问题;其另一篇小说《明惠的圣诞》，是基于近年来农村女青年不断涌向城市后在城市的境遇问题而写成的，通过对“明惠”这个女孩的城市梦想的追逐与破灭的描写，从理论上对现实问题进行了追问。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锈锄头》等作品对乡下土地日益缩减、农村人进城问题进行了书写;《盖楼记》揭示了乡村土地征用拆迁问题。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对于目前乡村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乡村文化的颓败、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留守妇女问题、失学儿童问题等，都进行了真实的描写。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乡村的精神面貌。

但由于缺乏深厚的历史生活积淀，以及对于历史、文化、人性更为深刻而宽广的认识，这些女作家的创作也存在一些问题，具有厚重感、历史感的长篇作品不多。她们对于目前年轻的乡村女性出路问题的探讨，值得重视。一些很早辍学回家和一些虽坚持读到高中而在高考落榜后的乡村女孩外出打工是其必然选择，但她们进入城市之后的路在何方，邵丽的《明惠的圣诞》和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对此进行了深思。但由于作者視野的局限、对于问题本质把握不够，这种探讨尚欠深入。乡村正处于一个复杂的历史关口，面对日益全球化、都市化、市场化的复杂环境，乡土小说如何更好地面对现实而深入写作，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新时代河南文学实现超越的路径

河南文学史上不乏有突出影响的作家，如近代的师陀、姚雪垠、李凖等，1990年代中原作家群的创作成绩也十分突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颇具影响力。新世纪以来，河南文学前进步伐不大，虽时有新作出现，但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远不如前。河南文学要实现超越，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反思自身，在现实中扎根，在传统中超越

刘增杰曾指出，中原文化要进步，当务之急是真枪实刀地戳戳自己的痛处。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放宽眼界，借鉴吸收世界优秀乡土文学作品的有益经验，首先实现自我超越，然后才能实现整体超越，换一种视角会挣脱权力文化与苦难乡村的苑囿，发现更多不同的表现领域。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也说过：“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这种人类情感可打破个人生活的狭隘视野，超越窄小、肤浅，通往博大、深刻。当作家清醒而自觉地表现人类情感时，他的痛苦与欢乐就会超越一己之欲，变成时代、社会、人类情感的代表，因为他的情感已深深根植于人类的土壤之中。

其实一些作家也有过自省与警觉，试图自我蜕变。比如阎连科，其“耙耧山系列”早期作品大多打上了政治苦难与贫困的物质条件所造成的苦难的印记，如《情感狱》《受活》《丁庄梦》等涉及的苦难，多源自乡村政治未脱尽的封建色彩或物质匮乏造成的苦难。其后来创作的作品如《日光流年》《耙耧天歌》等，则把目光转向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威力、人对自然的抗争、人类普遍面临的生存问题等，表现出了强烈的哲理意味。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其对人生、历史努力探索之后取得的实绩。该作品不再执迷于“故乡系列”作品那种戏谑与解构的态度，不再玩味文字游戏，而是返身于纯朴的故乡大地，写出了一曲东方农民的“百年孤独”之歌。作者语言朴拙，叙述极富耐心，甚至有点“絮絮叨叨”，像一个岁月老人坐在村头的大槐树下，从容不迫地讲述着村庄所发生的一切。无疑，像莫言向民间的大撤退一样，作者也在返回民间，返回中国小说的传统，这是一次成功的“返乡”。与其“故乡系列”作品相比，这部作品更具精神内涵，更具人类意识，也因此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一部作品如果能从具体的人或物中发现某种生存普遍性，如一个特殊时代的生存普遍性、一个地域的生存普遍性、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生存的普遍性，那么该作品就容易显出超越意义。南非作家戈迪默曾说：“对经验的改造仍是作家首要的基本的姿态。作家的想象力大大拓宽、扩展了有限的经验范畴，有如此的经验才能得到提炼升华，充分展露其意义和重要性。”作家仅有感受与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用想象熔化改造具体事实、个人经验、个体感受，加以重组再建，用想象拓宽经验、扩展感受，升华事件的深层意蕴，走出狭隘的经验圈子，超越一己感受，向更宏大、更深邃的世界进发。李锐在谈到创作时曾说：“我希望自己的叙述不再是被动的描述和再现，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从对现实的具体的再现中超脱出来，而成为一种丰富的表达和呈现。我不希望别人看了我的作品再说：这是写的农村题材，是写农民的小说。我不希望吕梁山在我的小说中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当吕梁山作为小说中的名称而出现的时候，它应当具有无可置疑的丰富的文学内涵，吕梁山不应当仅仅是我渴盼辉煌到过的一座山脉的名字，不应当仅仅是山西的一座山，甚至不应当仅仅是中国的一座山。所谓‘天地广大美而不言’——这高山无语的境界是一种大境界，令人心向往之！”

与新时代共时性发生着的一切同步，深入城乡内部，体验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人的新的渴求，进入他们面前的新困境，这是一条可取之路。学界有中国文学存在走向世界的焦虑之说，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河南文学。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作者深入乡村，了解乡村共时性发生着的一切，写出时代巨变中的真实的乡村，给人们展现出一个共时性发生着的真实的乡土世界。目前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期，作家只有沉入社会底层，进行敏锐观察与感知，怀着对人类的无限热爱、对生命的深情眷顾，对这个时代里的自我灵魂进行剖析与自省，展现知识分子的关怀与担当，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2.深厚的中原传统文化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灵感源泉

中原文化积淀深厚，其渊源之深远、思想之博大，只有深入体会才能掌握其精髓，而一旦掌握了其精髓，就會激发更多的灵感，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从而达到更高的写作境界。比如道家文化，并不是一句“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就能包括了的，而是包含了无尽的奥妙。道家文化在几千年前就具有了人类眼光和人类的生存意识。道家知识分子经由体验进入本质，参悟了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洞见了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互生互动、相通相融，看破了“一”“道”“虚”“静”等宇宙生存的至博至高境界。道家发现生命个体只有生存其中、体验于其中，又能巍巍然超乎其上（不是凌驾于其上），才能达到自然与人的真正相知相荣。正是因为他们把这样的超越境界随时融通于个体的现实生存，才实现了道家心目中的人、物、过往、未来、自然、天地、机体、精神的浑然一体。这是一种至高的生态伦理，它既不以自我或人类为中心，又不以自然神性为崇拜对象，而是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和合”关系。在目前商业文化充斥一切、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双重恶化的情况下，这些生态思想对于河南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生态文学是目前文坛较为活跃的一个文学流派，但很多生态文学作品浅尝辄止。由于缺乏深刻的生态思想，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生态与科技的发展缺乏成熟的思考，难以提出可行的见解，因此出现创作上的审美追求取向游移不定，导致一些作品的情节僵化或一些拯救方式的悬幻化。目前河南还没有真正有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品，可以由此获得一些新的启示。

五、结语

中原文化既是一个关乎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关乎时间的概念，它有一个不断发展、丰富、自我更新的过程。新时代，中原文化应该在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内涵。1990年代始，文学置身市场经济环境中，商业化浪潮给文学领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震荡。进入新时代，以网络、影视和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浪潮，对文学形成了新一轮的冲击。外部环境因素也给近年来的河南文学带来一定困扰。河南文学应重新启用和开发中原丰厚的文化资源，创造性地转化地域文化和文学传统，重铸“中原经验”，如此方有望实现突破与超越。

作者：吕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