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司法遵守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一些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跃入我们的眼帘，作为根本大法和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宪法，其司法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同时宪法司法化作为宪法法律性的内在要求，其对于宪政和法治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宪法司法遵守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宪法司法遵守论文 篇1：

我国宪法“司法化”之思考

摘要：“宪法司法化”的概念和话题成为法学界讨论的一大热点。实现我国宪法的司法化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宪法实施中司法化有着严重的障碍，对此，应借鉴外国先进立法模式和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来构建我国的宪法司法化。

关键词：宪法；司法化；构建；国情

中图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所谓宪法司法化，就是指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宪法司法化的概念和话题成为法学界和法律界讨论的一大热点。宪法司法化在我国有何必要性和可行性呢?目前主要存在哪些障碍?如何构建我国的宪法司法化?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宪法司法化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宪法进入司法适用的领域，对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观念都将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求所在。本文认为我国实行宪法的司法化具有以下可行性和必要性：

首先，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由司法机关适用，是宪法的应有之义。长期以来，人们在潜意识中认为宪法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仅是一个政治纲领，而忽略其拥有最高法律效力这一法律属性，而宪法的法律性恰恰是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宪法作为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部门法，和其它法律一样，都是强制性规范，具有可操作性。另外法律对权利的列举总是有限的，社会生活却永远处于变化无穷之中，这对法律的适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比如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一共有18项，在其他具体法律中有规定的只有9项，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这在普通法律中是没有规定的。至于另外有些权利虽有法律法规规定，但规定得不完善，比如劳动权、休息权，也难以得到保障。若法院在遇上具体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被侵害的案子，法院能因为没有具体法律的规定就不予受理的吗?那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又如何体现呢?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宪法法律性的本质要求和体现，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获得实在法性质的根本标志和途径。

其次，我国宪法本身和司法实践并不排斥宪法的司法化。有人可能会把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1955年的《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和1986年的《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看成是人民法院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引用宪法条款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的根据。其实1955年的这个司法解释仅说明宪法不能论罪科刑，这两个司法解释都没有从根本否定法院不能适用宪法作为判案的依据。我国法律和立法解释从无做过要求在司法活动(包括司法裁判中)不能以宪法条款为依据的禁止性规定，宪法序言以及第5条完全应该成为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基本依据。

第三，我国宪法的司法化是深化改革和加入WTO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WTO的加入，意味着政府经济行为规则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中国会越来越多地面对着来自国外要求改革中国司法制度的压力，这无疑会给政府行为带来观念和方式上的转变。我国已经先后加入了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17个人权国际公约。加入这些人权国际公约，意味着中国对普遍人权概念的认同，承诺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而《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的规定则意味着尊重该《宣言》的国家应保证逐步实现宪法的司法化。目前全国人大已经开始加强、加速了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内容和进度，中国的司法改革也已经悄然在上海等几个城市试点启动，这必然会推动我国宪法的司法化。

最后，我国宪法的司法化是我国宪政和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民主的宪法和宪法普遍得到遵守是实现宪政和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宪法实施、把宪法规定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实现宪法司法化。通过宪法的司法化，以司法权的方式裁判宪法争议，从而为社会中的某些冲突提供和平而理性的解决途径；对于不合宪的具体和抽象行政行为以及立法机关的立法宣布无效，增进法制的统一性；通过具体判例推进宪政以及公民权利的扩展。同时，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权力制约原则的运用，它在宏观上平衡了国家权力的分配，这与我国强化权力监督、反腐倡廉的政治要求是一致的。宪法司法化通过对国家权力的调控，制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对从制度高度上来抑制腐败的产生具有其它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我国宪法司法化之障碍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随着人们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日益增强，将宪法请下“神坛”，使其真正发挥根本大法的实际效力，在慨叹人们宪法意识淡漠的同时，应该对我国的宪法制度及司法实践进行反思。

第一，“法治”与“人大至上性”的矛盾，使宪法司法化在现行体制上不能完全行使。——所谓“人大至上”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或者说具有“决定一切职权的职权”；法治的最低标准就是保持国家法律在宪法框架内的统一，就是保证法律的合宪性，就是所谓的“治法”，如果法治排除了“治法”的硬核，那么法治的最终含义的就是在于“治人”了；一旦统治者打着法治的旗号而行“治人”之时，人也就变成了奴隶，“法治”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我国，一方面全国人大有立法权，可以制定他“认为合适”的法律；另一方面全国人大有权对宪法进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假如有人指控全国人大立法有违宪之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能通过解释宪法而不是修改法律来“自圆其说”，以保证“宪法”的合法性，而不是法律的合宪性；即使不能“自圆其说”，“人大”还可使用“修宪”的杀手锏来保证其所制定的法律“合宪性”。在这种体制下，除非“人大”自觉的进行其立法的合宪性监督，否则，法律违宪问题是断然不可能存在的。

第二，宪法的不直接适用性削弱了宪法的权威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其假定、处理、制裁三个方面的区分并不完全，造成其惩罚性，制裁性不强，因此，宪法规范本身缺乏可诉性和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遍法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其次，人们对宪法认识的观念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宪法性质主要着眼于政治性。往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因而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树立宪法为法的观念，让根本大法降格去解决刑事、民事等小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荒唐之举。

三、我国宪法司法化之建言

我们也应当看到，因规范国家权力和对公民宪法权利保护(有关民事权利除外)的相关法律极不完善，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并没有充分受到司法追究，宪法的司法化在政治体制、司法体制和社会群体法律意识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的不足。本文认为，要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为法院所尊重和适用，实现我国宪法的司法化，应着重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现行体制下，应当强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员会职权。委员应当具备较高的政治、经济、法律素质，委员应当实行全职化、年轻化。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这样才能履行宪法67条规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孙志刚案的发生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宪法的权威。公民要求司法救济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现在公民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收容审查制度就是一个抽象行政行为。人们迫切希望宪法司法化时代到来，如果没有一个最终的司法救济渠道，宪法赋予公民合法的人身权利及其它权利就得不到根本的保障。

其次，可考虑在宪法、法院组织法中明确规定由法院适用宪法，或者制定独立的《宪法诉讼法》或《违宪审查法》对具体程序予以明确规定。确立宪法、法律依据作为宪法司法化之第一步骤，符合我国重大政治活动、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均预先确立法律依据的惯例。

再次，借鉴外国模式，根据我国现今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及法官素质不高等客观原因，在重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基础上，实行分级违宪审查的制度模式。即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宪政委员会，在最高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法院内设宪法审判庭，宪政委员会由13名知名法律家和政治家组成，最高法院审判庭由9名宪法大法官组成，这些组成人员由国家主席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协商提名，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对宪法和人大负责。由宪政委会员重点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违宪诉讼案，宪政委员会履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款、第八款职权，法律在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表决之前，宪政委员会可以提前预防审查。《收容遣送办法》行政法规违背宪法时，宪政委员会可直接撤销上述办法，也可以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定的问题调查委员会议案，调查委员会由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调查委员会可聘请专家参加调查工作，调查委员会的组成要遵循回避原则。对有关国家机关调查处理孙志刚案的情况，可以在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办结以后，调取案卷审查，发现疑点时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国家机关的汇报，并进行必要的询问和质询，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委员会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公布调查情况和材料，在调查结束以后，调查委员会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调查结果，并向全国人民公开。由宪法审判庭重点审查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以及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但要明确两种审查机关之间以及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应合理划分最高法院与宪政委员会的管辖权限，并建立相应宪法诉讼制度。

最后，在具备条件和重新修宪的基础上，设立宪法委员会或者宪法法院，统一行使原来由全国人大享有改变或撤销常务委员会的决定的权限、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的撤销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以及进行宪法解释和立法解释权限，宪法委员会由13名或15名资深望重的法学家和政治家作为委员组成，宪法委员会对我国的宪法负责。与此同时，通过司法改革进一步落实审判独立原则，以提高职业法官群体的社会威性、减少法官的数量，提高法官素质。宪法委员会大法官们按照宪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一切已经生效的基本法律、决议、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规章进行抽象性审查并能够直接否定违宪规范的效力，也可以批准并宣告已经生效法院判决的撤销。除有关国家机关外，任何公民也都可以由普通法院向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在特殊情况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还可以直接受理已经穷尽一切普通司法救济手段的个人的控诉或申诉。

作者：李金玉　宋新邵

宪法司法遵守论文 篇2：

我国宪法司法化之路探讨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一些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跃入我们的眼帘，作为根本大法和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宪法，其司法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同时宪法司法化作为宪法法律性的内在要求，其对于宪政和法治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宪法司法化；宪法适用性；违宪审查

一、何为宪法司法化

从开创违宪司法审查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到被誉为我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受教育权被侵犯案，再到被媒体普遍称作“违宪审查第一悬案”的孙志刚案，“宪法司法化”逐渐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何为“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宪法司法化就是指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直接适用和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即宪法的适用性。例如，齐玉苓案的主审法官黄松有就指出：“宪法可以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 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 并且在裁判文书中加以援引”；①另一种观点是，宪法司法化既包括了宪法的适用性还包括违宪审查，例如，强世功教授在总结宪法司法化时指出宪法司法化隐含了两层不同的意思，即“司法判断”和“违宪审查”，②对此，笔者更偏向于支持后者。

二、宪法司法化的出现

宪法司法化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宪政的产物。早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大法官马歇尔就在该案的判决书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即联邦法院法官可以宪法为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③继美国之后， 奥地利于1919 年创立了宪法法院。1958 年，法国现行宪法设立了宪法委员会，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法国进行宪法改革，出现了宪法司法化的趋势，宪法委员会也逐步由政治机构向准司法机构转变。德国在1949 年通过基本法， 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系统专属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德国的宪法法院是全方位适用宪法进行违宪审查和保护公民权利的机构。目前， 宪法司法化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了广泛认同， 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现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宪法司法化的现状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在我国，宪法并未真正进入司法领域，更谈不上建立有效的宪法诉讼制度。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有：第一，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先后在1955年和1986年作过两个“批复” ：一个是1955年7月30日给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就“关于宪法对一个刑事案件有无直接效力的请示所作的批复”， 另一个是1986年10月28日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这两个“批复”间接导致我国的宪法长期被纲领化、章程化、政策化使用。第二，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由同一机关认定自己制定的法律与自己制定的宪法相抵触，这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没有现实操作性。④但是，在宪法规范和文本中我国对于违宪审查和宪法监督的规定并不缺失。《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事实；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上述条文基本为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勾勒出了大概的轮廓。

四、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

（一）宪法首先是法，进而才是根本法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的地位决定了它与其他法律相比具有更强的政治性，但是笔者认为宪法首先是法，法就应该具有法律效力。张千帆教授在描述宪法效力时就提出宪法的效力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即弱形式和强形式。弱形式就是指宪法条文可以被当作法院判案的依据，强形式是要求某个独立于议会的机构能够依据宪法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⑤因此宪法应该进入实际司法过程，且应该成为人们遵守的法律准则。这样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全面贯彻实施，强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二）宪法司法化是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要求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确保其自身生存与发展及维护人的尊严而享有的权利。从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但是对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却涉及甚少，也就是说，当公民的宪法性权利遭受侵害时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那么宪法的“人权保障书”这一说法就沦为一句空谈。因此，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具体依据，成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宪法司法化是依法治国的需要

依法治国的首要要求是依宪治国，让宪法在国家生活中“动起来”，让其进入司法领域，通过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来强化宪法的法律效力，激活沉睡在其体内的法律性，使宪法上应然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变成实然的状态，依法治国的理想才会最终实现。正如汉密尔顿曾经所说：宪法的完善不在于它的庄严，而在于它的被适用，⑥因此，建立完善有效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体系是依法治国的需要。

五、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

（一）经济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在逐渐减小，市场主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在逐步增强，并创造了大量的经济价值，正如马克思经典哲学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宪法实施自然也逃离不了这种宿命。在生产力落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更谈不上宪法的适用。只有在生产力发达的现代社会，才可能存在宪法，才可能实现宪法的适用。正是中国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前景，为宪法司法化在中国进行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观念方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宪政理念的深入人心，公民权利与自由意识的不断增强，宪法司法化成为了大势所趋。现代宪政理论将宪政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与指衡、法治四大原则。而其中人民主权与基本人权赖以生成的基因是个人权利诉求，⑦也就是说个人权利的保障和救济是现代宪政观念的核心价值之一。而宪法所规定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要求宪法必须给公民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和救济，这样一种现代的宪政理念必将要求宪法司法化的实现。

（三）制度方面

要实现宪法司法化必然需要以现代司法制度作为依托，需要法院具有独立地位和极高的权威，我国法院距此还有一段距离，但我国日益深入的司法改革为宪法司法化的实现创造了非常好的契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民主观念越发加强，对司法改革的关注程度也在不断的加强，这就为司法独立增加了无形的压力，促使它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和进步，那么宪法司法化所需的良好的司法机制的建立也指日可待。

六、对于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几点建议

（一）有限下放宪法解释权

宪法解释一般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宪法解释主体除有权机关的解释外，还包括政府、社会团体、学者等对宪法的解释；狭义的宪法解释专指有权机关依法对宪法规范内涵所做的说明。在我国，对于宪法解释采用的是立法机关解释，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宪法解释权。但这种体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启动宪法解释的机制不完善；宪法解释权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没有经常性的、有效的制度、宪法解释的程序不完备等。⑧法院作为案件的裁判者，法律的执行者，若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对宪法的解释权，那么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将更加地明确化、具体化，笔者所指的有权对宪法进行解释的法院仅限于最高人民法院，且在宪法解释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几个原则，即穷尽其他救济原则，将宪法作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最后一道屏障；可诉性原则，应当严格限制宪法诉讼的受案范围；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这样便有利于宪法司法化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有利于宪法更好地得到贯彻实施。

（二）完善宪法司法程序，设立宪法法庭

就目前来看，我国并没有制定专门的宪法司法程序，成立专门的宪法司法机构，宪法案件的受理和审理面临着重重困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公民的宪法性权利迫切地需要被保障，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及宪法案件的重大性和复杂性，现阶段比较可行的方法便是在最高法院里设置宪法法庭专门审理宪法案件，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善宪法诉讼的一般程序，包括受理、审前、审理和裁决程序，逐步完善我国的宪法救济制度。

（三）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

相关的政治和历史原因导致公民的宪法意识相对薄弱，大多数人缺乏对于宪法是公民权利与自由最后保障的意识，宪法的人民主权、人权保障、法治原则并没有反映在公民的主流意识之中。这一方面导致启动宪法诉讼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也导致法院等公权力机构有意无意地忽视宪法，把宪法当作政治宣言，法院适用宪法裁判的信心不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司法化，一方面有利于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宪政的早日实现，更有利于我国公民权利与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

[注释]

①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J].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3日。

②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 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J]，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2 期。

③王晓燕：《试论宪法司法化》[J].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12月，第20卷第4期。

④苗连营.仪喜峰：《关于“孙志刚案”的宪法学思考》，载《中国青年报》，2003年6月6日。

⑤张千帆：《认真对待宪法——论宪政审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第560-580页。

⑥张晓琴：《依法治国与宪法司法化》[J].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⑦钱福臣：《宪政基因概论——英美宪政生成路径的启示》[J].载《法学研究》，2002年05期。

⑧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

[2][美]劳伦斯·却伯.看不见的宪法[M].田雷译，法律出版社，2011-

9，（1）.

[3]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编.宪政与行政法治探索——许崇德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庆典暨二十一世纪中国宪政研讨会文集[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1）.

[4]韩大元，莫纪宏.外国宪法判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1）.

[5]周叶中.宪政中国研究（下）[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1）.

[6]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1）.

[作者简介]曾晓欢（1989—），女，四川宜宾人，四川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律硕士（法学）在读，研究方向：宪法。

作者：曾晓欢

宪法司法遵守论文 篇3：

宪法的私法适用不宜肯定

【摘要】宪法能否进行司法适用是我国近年法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热点话题，而其关键在于宪法能不能适用于调节私法领域的关系。该文试图以宪法立法意图作为理论依据，通过案例分析、价值判断、法理分析，结合地区实际对宪法的私法适用做出理论与实践上的评估，认为基于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与法治建设情况，宪法不宜适用于私法领域。

【关键词】宪法；私法适用；齐玉苓；司法适用

一、引言

自判决以来，山东省诉陈晓琪侵权一案备受关注和引起争议，许多司法实践部门和学者认为本案开创了宪法的司法适用第一案。宪法直接的司法适用包括两类，其一为以违宪审查为代表的涉及公权力的高级适用，另一类则是直接把宪法作为判案的法律依据调节私人利益关系的低级适用。然而宪法学界不少学者依然认为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应该在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在现有法律体系出现空白时替代私法起到维护公民权益的作用，使宪法不仅仅是口号，提高民众对宪法的认知，从而为我国“宪政”建设奠定基础。但若将宪法广泛适用于私法调节的案件中，将宪法的适用范围盲目夸大，不合乎当下司法技术，不仅模糊了公法与私法、宪法与法律的区别，甚至忽略宪法调节的特殊关系，违背了宪法立法时最根本的立法精神。

二、违宪主体不同于私法主体

宪法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洛克、卢梭著作里的“契约论”中看到宪法的雏形。主权行为“不是上级与下级直接的约定，而是共同体同它的每个成员之间的约定。这个约定是合法的，因为它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宪法起初就是作为国家任何一个个人与国家公权力的契约。个人将自己的部分权利以契约的形式转让，成为被统治的对象，而通过契约，国家公权力则要对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进行保障，并且其权力受到契约内容的制约。在某一层面上讲，宪法就是用以约束国家各机构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的社群存在的最高法则。

我们不难看出，宪法具有法律的文本特征，同时也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根据现代法治国家的共识，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首要职能不是规定公民的义务，而是调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保护公民的权利并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违宪责任的主体与违法责任的主体不同，前者多为国家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及一些公法人团体，如政党、学校、国有企业等，不等同于后者。因此自然人等私法调节关系对象不能成为违反宪法的主体。

三、宪法作为公法已经具有其适用性

2001年齐玉苓案引起了社会的种种反响，学界对“宪法能否作为审判依据”的看法不一。许多学者认为，宪法如果不能在其司法实践中具有效力，不能作为案件判决的直接依据，那么宪法只能作为口号式的政治纲领，没有实际的效力。

肖蔚云教授曾写道：“从法理上说，宪法是根本法，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中是适用宪法原则，以宪法作为根本法律依据的。”事实上，宪法具有实际的法律效力，而宪法的适应性主要体现在立法适用，也体现在间接的司法适用之中。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他各种法律法规都是在遵守宪法的基本规定的条框之下制定的，不得与宪法的相关规定相冲突，否则无效。换言之，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体现在宪法是法律的原则，法律是宪法原则的具体化。例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这一条的体现出了整部《民法通则》的立法目的与立法根据。从此处可以看出，《民法通则》直接的立法目的是正确调整民事关系，对作为“民”的公民与法人的私法权益进行保障。这一点亦可以从我国宪法中找到其理论依据，譬如现行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也就是说，民法作为私法，是贯彻落实宪法中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理念，并将权利细分、明确，通过更为详尽的法律体系来迎合宪法中某些原则的规定。譬如《物权法》的立法，正是立法者依据宪法的规定及其体现的宪法精神，来进一步确保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等权利的保护，是宪法在立法中的适用。而基于根据宪法创立的法律，法官对诉讼依照法律作出的判决，则可视为法官依据一部根据宪法创制的法律判决，遵循了宪法的精神；所依据的法律在该判决中被审判者在司法过程中适用，而宪法的精神与原则，虽然没有被直接反映在达成判决结果的直接原因里，但这个结果以及导出结果的过程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不与宪法相冲突的原则，也就是宪法在司法过程中发挥了它的间接效力，即通过宪法对下位法约束的直接效力从而对具体案件产生的效力。

除此之外，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我国现行的任何法律中均为具有原则性、普适性的条款，并且在我国司法过程中，平等原则也是司法机关不得违反的原则。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宪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与概括性，它在立法与司法的间接适用方面也具有普遍性。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在相关法律不违宪的前提下，每一依法进行的行为都间接体现了宪法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

四、私法关系不宜直接适用宪法

然而在饱受争议的齐玉苓案中，许多人认为当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受到国家权力以外的侵犯，没有直接法律依据时，而且被告中有作为事业单位的教育局，法院通过援引宪法作为司法的直接判案依据合乎人情、法理的规范。对此，笔者认为，对人以及事业单位的控告依然是对私人民事利益的诉求，宪法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不能成为调解私人利益关系的直接依据。

宪法虽然保护了公民的受教育权等权利，但这些原则本身是防止“公权力”对受教育权的侵害进行的保护。在具体案例中体现的宪法权利与“宪法规定的”权利不是一回事，这里公民的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不如说是一项国家的义务，梁慧星教授通过对《教育法》条文的分析，也得出被告不可能侵害公民“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本案判决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

在齐玉苓案中，当事人被侵犯的权利不是宪法权利，而是姓名权遭受侵害后损失的民事利益进行追讨的民事权利，笔者认为，这里的民事权利虽然略有抽象，但事实上是被第三人侵害的债权。

举例而言，甲与演艺公司签订协议，规定如果甲不及时演出其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而由于乙对甲的其他权利的侵犯，使甲不能正常演出，基于协议，承担了相应责任，受到了民事权益的损失。对于此类案件，可判定由于乙使甲不能履行要约而使甲的债权受到侵犯。以此观之，此案被告通过侵犯齐玉苓姓名权的手段使得其受教育的权利及其带来的民事权益受到了损失，因此应该通过民事诉讼及相应法律的依据断案，不宜直接援引、适用宪法。

由于我国立宪理念与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宪法中存在大量的直接适用私人关系的条款，由此而反映我国宪法立宪理念上的误区，对宪法到底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本质精神不清楚。宪法对个人权利的规定不如说是对国家义务的规范。而将宪法适用于私法关系，把宪法中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大量用于对抗公民个人，这是对宪法的误用。

五、宪法不能“私法化”的法理依据

法律规则有行为规则与裁判规则之分。宪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宪法并不规定公民违法犯罪时如何定罪量刑，不规定私法关系行为的裁判标准，因此宪法不是裁判规则。

我国法院裁判案件时应遵循的裁判规则，是最基本的假言命题，由“构成要件”——“法律效果”两部分组成。一个侵权行为若符合构成要件，则法官依法裁判应有的法律效果。宪法的所有条款都不包含法律效果，甚至绝大多数宪法条款仅仅只具有原则性纲领性的宣言性质，甚至不包含构成要件。“依律科刑”，设使宪法这种没有对具体行为违反哪一条宪法法条，同时也没有对违反宪法法条进行具体量刑范围的规范性文件，司法机关如何能够确保“司法适用宪法”的过程做到公平公正，量刑合理合法？甚至，在这种没有直接法律细则规定的审判过程本身就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等规定，那么这岂不是陷入了一个违宪悖论？

以结构主义来分析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通过以宪法为基础，各部门法为主要调节社会关系的力量，能够充分发挥部门法的灵活性，也能保障宪法的稳定性，这样通过明显的上下位法分工合作，便于对日常诉讼的直接审理，也可以通过调节各部门法以适应变化较快的社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需要过分的修订宪法直接通过部门法的修订即可实现，更不会因之破坏维持国家机关与公民和谐关系的宪法。通过确保宪法稳定降低国家运行的风险成本，通过下位法的约束降低国家调节社会关系的直接成本，在人类法制的历史上，这种各司其职的制度早已体现出以最低成本获得最高功能的优势。因此宪法不能作为法官判理案件的直接依据。

如果将宪法“私法化”，宪法成为与大多普通法律一般直接调节私法关系，势必会使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产生一定的混乱，使得人们为了利益去“选择”更适合其告诉的“法”，我国司法机关又不存在对宪法的解释权，如此下去既会产生更多的司法机关的越权行为，也会增加法院分析案件，斟酌法条的成本，并且严重影响法制体系与法治中的正义原则。

六、宪法的司法适用不合乎我国现有法治体系及其建设

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得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宪法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宪法实施的监督者。最高司法机关由全国人大直接产生，受人大监督。如果将宪法作为司法审判过程中的直接依据，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对宪法将会有不同程度的理解与运用，无异于向各级法院授予一定的解释宪法的职能。而我国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解释宪法的权利。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是由宪法赋予的，如果给予最高法院或普通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权力，那么全国人大的权威性会遭到其下位机构的影响。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多次推倒、修订的宪法的地位将会受到动摇。这种矫枉过正的行为无疑会使民众忽略了宪法的特殊地位，视其与普通法律等同，使历经建国4次大修改的宪法的权威性再度跌落。

同时，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其条文多具有抽象性和高度概括性，没有对制裁额度的具体规定，法官对宪法的“理解”额度难免过于宽泛。我国司法实践中没有判例法的基本原则，如果法官直接将宪法作为审判依据，会使得法院在判刑上享有一定程度上的无限裁量权。换言之，部门法的意义就在于将宪法的原则加以准确的细化，具有一个合乎正义的制裁额度区间，用具体的法律来避免“人治”的激情性与专制色彩。无论如何，不去认真结合我国具体法治建设实践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应当摸着宪法过河。

七、结语

人们往往在面对现有法律体系中出现的问题时，习惯性的去寻找一种适合他们眼中的“朴素正义观”，忽略了更高层次的正义，那便是一个结构与功能交相辉映的宪政——法治体系不容许被某种程度上的实体正义所破坏。在私法领域内出现的法律空白的情况本身就是大陆法系的本质局限性，不可能仅仅通过引用现有的一句口号般的正义原则就能将其填补完整。我们要依据宪法原则，通过完善法律和合适的法律解释来减少这种局限；而不是直接将宪法本身作为私法关系的适用原则，忽略了宪法作为“控权法”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限制的本来价值。只有通过符合宪法的方式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通过合乎宪法精神的方式保护公民权利，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方可确保，民众对宪法权威的信任和信仰方可实现。当宪法的责任主体不泛化至私法主体时，私法的实施才能得到保障，一个以宪法规定及其精神的宪制体系方可建成。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最高法院关于侵犯受教育权案的法释[2001]25号批复评析[J].民商法论丛，2002，23：342.

[2]刘汉民.论司法假言命题的构建[J].政法学刊，2000（04）.

[3]许崇德，郑贤君.“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学的理论误区[J].法学家，2001（6）.

作者：孙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