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宪法论文

[摘要]司法权社会化近年来在法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从外延方面对司法权社会化进行了说明，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内涵上对司法权社会化加以界定。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司法权宪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司法权宪法论文 篇1：

司法解释权能的复位与宪法的实施

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应然的司法解释，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力，而是司法权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权能。基于误解而形成的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权”缺乏宪法依据，它既侵蚀了下级法院的司法权，又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构成侵犯，而且还阻碍了宪政的发展。只有让包含了宪法解释的司法解释权能复位，回归到各级法院的司法权中，才能推动宪法的实施。

关键词 法律解释 司法解释 宪法解释 宪政

作者：贺日开

司法权宪法论文 篇2：

司法权社会化的基本问题分析

[摘要] 司法权社会化近年来在法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从外延方面对司法权社会化进行了说明，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内涵上对司法权社会化加以界定。同时针对学界有人提出的否认司法权社会化的观点，本文从传统公法学的公权力原则和个人权利原则向现代公法学公共服务原则转变的基础出发，批判了司法权国家主义，指出了社会主义司法观的必然性，由此肯定了司法权社会化的正当性，并进一步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提出了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 司法权社会化司法改革

一、司法权社会化的含义界定

在谈及司法权社会化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司法权的社会化。“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同时又出现了社会多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国家权力不再是政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了，人类社会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国家权力内部分权的社会化，伴随着民主和社会发展，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也渗入了社会化的因素。” 司法权的社会化则主要表现在：“其一司法权内容社会法性，司法机关之独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予社会主体有可能利用诉权或司法救济权来抵抗国家权力对社会主体的侵犯；其二，司法审判过程中的社会参与，这主要体现在诉讼当事人享有控告权、申辩权等诉讼权利；其三，社会化的准司法行为，这主要指民间的调解和仲裁。”^[1]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主要是从外延的角度来对司法权社会化加以说明，而并没有界定其内涵。如果想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笔者认为有必要先看一下什么是社会化。社会化指的是个人凭借其生理特点（主要是神经系统尤其是脑）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学习获得符合特定社会要求的知识、技能、习惯、价值观、态度、理想和行为模式，成为具有独特人格的社会成员并履行其社会职责的过程。社会化过程的实质是个体反映社会现实的过程，从心理学来看，就是社会现实内部化的过程。每个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都有一定的选择性，其社会化是主动的，并且贯穿于人的一生。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个性化的过程。个体社会化进程依赖于3个因素：①自然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健全的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②社会基础，即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③实践活动，这是个体社会化的内因，是个体社会化发展的能动因素。个体社会化过程表现在许多方面。它包括：政治社会化、民族社会化、法律社会化、道德社会化、性别角色社会化、职业社会化和性的社会化。根据这个定义，司法权社会化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准确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如果我们站在上文提到的人民监督员的角度来看，这里的社会化就可以理解为他们凭借自己的生理特点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学习获得对于司法权性质和运用知识的过程。鉴于人民监督员选任的随机性，每个符合一定条件的人都可能受到选任，正如雅科布斯所说的那样“在某人每次是人格体时，他就每次可以把自己作为主体来理解，而在他不是人格体时，也就排除了这种理解。”^[2]这样一来，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只要符合了一定的条件，均可以成为司法权社会化的负担者。我们也就可以得出司法权社会化的定义：司法权社会化指的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主体，在不与宪法的规定和精神相违背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生理特点或者决策机构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学习形成对于司法权的认识、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的过程。

二、司法权社会化的正当性分析

在形成了对于司法权社会化含义的初步认识之后，笔者认为应该对司法权社会化是否有必要存在进行论证。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司法权的性质。

（一）司法国家主义

司法国家主义的表现主要是：第一，在宪法和组织法上，法院系统是权力机关的“下属”机构，法院要向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二，在司法组织的建构上仿效行政机关，不是围绕法官的独立审判权的行使组建法院内部机构，而是以权力的快捷贯彻为目标，以自上而下的控制为组织原则，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意志；第三，在司法目的上过分强调司法为统治秩序的巩固和经济发展等司法外的目标服务，而不是正义的实现；第四，在观念上将司法权视为完全的国家权力，忽略司法权的社会属性，典型的表现为将司法权置于执行权置中，这也正是刀把子思想的根源。这种思想也是建立在支撑传统公法学的理论和原则的两大基本支柱上的：一为公权力学说；一为个人权利学说。公权力是国家对于个人的优越性：“国家是组织而成的。它建立了一个政府代表自己。政府是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来行为的。因此，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来行使主权（公权力），……”但个人权利是一种不可转让、不容侵犯的自然权利。“它归属于个人，仅仅因为人之为人的属性。这种权利先于，甚至高于国家的权力。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就是为了有效地保障个人的权利”。^[3]但是，如果限制个人的权利对于保护国家的普遍权利而言必不可少，国家也拥有这种限制权”。国家有义务给予这种个人权利以最大可能的保护。也正是因为如此，当个人的这种权利与其他所有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国家有义务对之加以限制――正是为了履行这种义务，才有理由创立军队、警察和司法机构，并使它们保持持续的运作。

（二）社会主义司法观

社会主义司法观是一种将司法权定性在社会权力为主的一种司法权观念，将司法权的目标确立在为社会服务，实现社会公正，将司法机构的设置社会化的一种司法观。这种司法观是有其现实与价值根据的。司法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它是介于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权力，且是社会属性多于国家属性的，起码在现代社会是如此，或应当如此。对此，周永坤教授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其一，司法权是以纠纷的存在为运作前提的权力。司法权的这一特点告诉我们，司法权的启动依赖一定的社会力量，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司法权便很少开始运作。这就与立法与行政这类完全由国家主动启动的权力不同。第二，司法权具有中立性和被动性。司法权的中立性决定了司法权的行使者有较弱的政治色彩。它的作用是在不同的社会主体间作出裁决，为社会服务，从为社会服务中获取报酬，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服务机构。司法权的被动性则决定了它较少地将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贯彻于司法行为之中，它体现的是社会的利益和意志。起码在应然的意义上是如此。第三，现代司法权可以在公民与国家权力之间做裁决，是公民控制国家权力的工具，一个控制国家权力的工具是很难划归国家权力一类的。第四，司法权有很高的社会参与性与公开性。司法权的社会参与性与公开性是其他权力所不及的。即使在古代的中国，司法权也是有相当的社会参与和公开性的——大老爷升堂是允许老百姓旁听的。在现代社会，司法权则在社会的直接控制之下。这种控制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通过社会选举法官，使法官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或通过社会主导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控制法官的入口，以控制法官。现代社会直接参与司法权运作的方式是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的成员来自社会，并且是随机产生的。在有罪和无罪问题上，陪审团拥有最终决定权。第五，在历史上，司法权曾经有社会直接行使，这在古希腊、古罗马和西方中世纪长期存在。第六，在全球性时代，司法权成为国际社会控制国家的重要力量。欧洲法院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各种国际法院、特别是依据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他们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来对特殊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行使管辖权，他们与国家没有多大关系，具有明显的社会色彩。总之，司法权的社会属性源自司法权是受制于社会并为社会服务的权力，它只是从维护法律的尊严中获取利益。司法权的社会性也源自于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中，她是站在社会一边控制国家的，或者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社会与国家间的冲突作出裁决，是社会自治和社会利益的维护者。^[4]相对于国家主义的司法观，这种将司法权定位于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权力的司法观，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司法观。

也正是在这种社会主义司法观的基础之上，郭道晖先生指出：权力社会化是权力人民性的进步。将集中于国家或执政党的权力，部分地分配或还归于社会主体、还归于人民，使社会主体能有更多的自主、自治、自律、自己的权利和权力。^[5]权力社会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司法权的社会化亦然。

三、司法权社会化对司法改革的影响

司法权社会化理应为我国现行的司法改革提供支持。在明确社会主义司法观的前提下，我国的司法改革应该以司法权的社会化为主旨和终极目标。围绕这一目标，改革可以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在开源方面，必须联系我国改革的时代背景。历经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正在以加速发展之势从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史已经表明，这一进程总是伴随着诉讼爆炸这一社会现象。美国二战后，民事案件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四的比率向上攀升，大约每十五年至二十年就增加一倍。近年来我国人民法院受案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诉讼爆炸的时代已然悄悄来临。此时，一方面，法院门庭若市，积案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仲裁机关门可罗雀，机构闲置，民间调解制度则处于半瘫痪状态。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在强调程序正义、司法权威的同时，无意间将司法神化，产生“司法万能”的幻象，“司法解决纠纷的能力”尚未被视为一个问题。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相关做法。域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向是国家正式纠纷解决机制与法院外纠纷解决机制相互融合，互相渗透。一方面，法院吸纳民间人士参与法院司法的过程，如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皆聘请民间调解员参与法院的纠纷解决。美国法院允许并鼓励当事人聘请律师以中立的评价者身份对案件进行模拟审判。此外，以独立自存为特征的民间仲裁制度与法院发生较为紧密的链结。美国许多法院附设有仲裁机构，并对一定范围的纠纷实行强制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以起诉，从而将民间性仲裁机制纳入法院司法的过程。另一方面，民间的纠纷解决机制出现专业化、企业化、网络化的动向。“解决纠纷”作为一项“业务”，正在被一些专业性组织所开拓。大型企业组织以及各类行业组织培育起自己的纠纷解决机制，以解决企业、行业内部以及相关的各类纠纷。解决纠纷已被认为是企业和行业自身应尽的社会责任，出现纠纷解决权从国家走向的社会动向。这些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在得到国家正式司法制度认可的同时，受到法院严格的监督，国家确保人民最终将纠纷诉诸法院的权利。域外各国纠纷解决机制发生如此巨变的根本原因是法院已经无法应对法治化时代日益增加的案件负担，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沉重的案件负担压力下发生变形，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上面的方法都是具有借鉴性的。

在节流方面，就是要最大限度发挥现有司法机关的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独立。首先，要在宪法层面上强化司法的权威，使司法权成为可与其他权力相抗衡、相牵制的强大的司法权。强化司法权是所有法治国家的基本经验。这方面目前有两项权能是最重要的。一是牵制立法权的司法审查权。因为没有司法审查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就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控制，立法权就成为失去控制的权力，司法就不会有真正的权威可言。二是扩充司法对行政的控制权，实现司法对行政的全面控制。真正做到法治国家的“无法律即无行政”的原则。其次，在司法内部体制上，应当革除内部的行政化积弊，建立有利于法官独立办案的制度架构。这主要应当在两方面入手。一是取消各种对法官的行政性控制体制，使法官真正成为可以独立办案、敢于独立办案的超然的法官，这就是要在制度上保证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上司”。 二是实行稳定的相对高的法官薪金制度（当然要考虑财力的许可），使他们不必为自己基本的生活而操劳。特别要取消各种将法官的收益与办案多少与质量相挂钩的激励制度。再次，在审判制度上提高公民直接参与司法过程的程度，以社会力量防止法官滥用职权。这方面可以吸收英美陪审制度的长处，改革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使其能真正反映与代表民意，并能真正起到审判作用，而不是摆设。同时，增加舆论对司法的监督。

但值得注意的是，司法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司法职业化得到实现的前提之下。在相当多的法官连基本的法律知识和司法裁判素质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奢谈司法的社会化，恐怕将是极其危险的。对于中国的司法制度而言，当前最需要做的应当是加紧建立职业法官制度，逐步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建立并促使法官遵守最基本的职业行为规则。为此，当前首先应当抛弃的司法的行政化甚至专横化，促成司法的职业化。将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逐步推进司法的社会化。这应当是中国司法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5] 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J].法学研究,2000,(1).

[2]（德）京特·雅科布斯. 规范·人格体·社会[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M].辽宁：辽海出版社，1999.

[4] 周永坤.司法权的性质与司法改革战略[J].金陵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刊.

[作者简介]孙争鸣（1982—），男，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作者：孙争鸣

司法权宪法论文 篇3：

司法职权配置的基本原则

【摘 要】司法职权以其独特的构成因素和行使方式,对社会生活事物的调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司法职权配置遵守的基本原则,是指导良性的职权配置的关键因素,是保障司法权正常运行的规约机制,核心宗旨是司法的公平正义。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对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完善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职权;公正;法治

司法职权以其独特的构成因素和行使方式,对社会生活事物的调整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该职权在法制发展过程中,逐渐变成了成熟的职权模式,在我国主要指审判权和检察权。权力的行使应在指定的结构框架内,司法职权的配置遵守的基本原则,是指导良性的职权配置的关键因素。有利于维护法制平衡,規范司法主体的职业行为。当前形势下,司法职权的配置,有亟待改善之处。本文希望从司法职权的性质、特征入手,对司法职权配置的基本原则进行初步的探究。

1 司法职权的理论探讨

司法职权,即司法权,指检察机关或法院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依法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侦察、审判,解决纠纷的专门活动所享有的权力。由此可见,一般而言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审判权即适用法律处理案件,作出判决和裁定;检察权包括代表国家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抗诉等。而应用法律处理的案件,仅指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的侦察、审判。

在我国,公安机关行使的侦查权也被列入司法权的范围,这是因为我国司法制度的设计初衷是由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完成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政权的的任务。侦查权作为我国司法权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保障司法权配置的完整性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司法权是由特定的主体行使,即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公诉权,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等。这在我国宪法中进行了明确规定。狭义上讲,作为一种裁判性权力,司法权是法官依照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就案件当事人提出的事实问题主张和法律问题主张在是非、曲直、正误、真假等方面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之间进行的辨别、选择与断定的权力。

司法权的功能包括基本功能和辅助功能,基本功能是指司法权直接满足一定的主要目标所具有的功能,即排除法律运行中的障碍,以维护法律的价值。辅助功能是指为了实现司法权的基本功能所需要的功能,即解决权利冲突与纠纷,实现权利的制度性配置。在国家权力体系中,人们赋予了司法权通过解决纠纷以维护法律价值体系这一独特的功能,正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司法权这种功能,司法权才能成为终局性的权力。

2当前司法职权配置存在的缺陷

当前,我国司法权的配置存在较多问题,影响并制约司法改革的进程。主要是司法权的系统分化,导致在不同机构中权力的重叠和冲突,以及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的边界不清,使得模糊司法的广泛存在。

首先,司法权在同一层面内受到诸多限制,导致司法权泛化。司法权应当由特定的主体行使,即公检法三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然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却出现了行使主体泛化的现象,行政部门对司法的干预过多,各级党委的指示影响着司法进程,最终导致多头司法,部门本位主义盛行,司法有失公信力,司法权威不高。

其次,司法权的配置脱离了稳定性,出现了失衡现象。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上下级法院之间应当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非隶属关系。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趋向,导致上下级司法机关的行政隶属色彩浓厚,不宜出现的请示、报告还相当严重地存在。司法职权在中央与地方的配置问题上,出现了司法权的地方化问题。我们国家是单一制国家,应当奉行统一的法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但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仍然存在司法权地方化倾向,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司法权力过程中受到地方因素的不当影响、干预,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难以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力,导致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司法权威难以树立。在个别地方,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最后,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的边界不明,司法权行政化。司法行政权是指司法机关进行行政化管理所实施的职权,是维系司法系统正常运转的权力。司法权与司法行政职权是两类性质不同的权力,两类权力的行使具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规律。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行政权俨然悄悄进入司法运行领域,特别是在有些案件中代替着司法权的作用。两种权力却出现的混同,严重影响了司法职权行使的效率。

正是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导致司法职权的配置出现失衡,导致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行使主体泛化、司法权与司法行政职权混同,严重制约了司法权的公正行使,导致司法效率低下,进而降低了司法权威。“司法职权配置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进而,科学、合理的司法职权配置关涉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真正建立。”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就是要合理配置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确保司法机关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同时,理顺司法机关的纵向关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处理各级司法机关之间的领导关系、指导关系和监督关系。

3 司法职权配置遵循的基本原则

司法职权配置的基本原则是保障司法权正常运行的规约机制,核心宗旨是司法的公平正义。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题中之义,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崇高权威的基础和前提,是司法永恒的主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 在我国当前的法治环境下,司法职权的配置要考量诸多因素,特别是党的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司法改革的整体成效。对此,从以下角度来设计司法职权配置的原则

(1)法制原则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和源动力来自宪法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是通过明确的文本规范来体现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这一长效的完善基本法律制度的措施将是我们所倡导和认可的。法律的形式在进路中是会变化,但其所蕴含的思路和方法却永续不变。司法职权是国家权力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救济权和惩罚权,肩负的使命在于定纷止争,维护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

这一权力在产生之初,就已经以法的形式而具有高度的正义性和权威性。对于该权力的配置状况,直接决定着权力权力运行的效率和正当性。也就是说,在法律作出合理规定进行配置后,却得不到有效的运行,这将会使得这种配置成为流于形式的空文。那么,在进行法律创制的时候,如何更好的释明这种权力,就成为一个不容小视的问题。精密的思考、严密的逻辑、巧妙的设计,才能促使这种权力的配置处于最大效能的状态。通过宪法以最高权威的方式来进行规定,无疑,这是法治建设中令人兴奋的成果。

(2)独立和监督原则

我国宪法第126条和第131条明确规定了法院与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为司法权独立设置了法律依据。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而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但困扰司法改革多年的是审判权与检察权得不到真正的独立,突出表现是行政对司法的干涉。行政控制着司法的经费来源,在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地方,法院、检察院的经费主要是来自地方财政的拨付,那就意味着,法官、检察官的薪金、办案经费和福利待遇不可避免的与地方财政有重大关联。另一方面,法官、检查官实行行政化编制,职务上的从属关系比较浓重,法官,检察官容易受到来自上一级的指示和意见来办案。

目前,司法职权的滥用导致的司法腐败正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司法权的运行没有得到有效监督。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工作有很多,司法是党的工作一个分支。法律规定公检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合法的行使司法权,即使社会团体和个人不能干涉,那么党政机关也必须进行干涉,用法律的话来说是监督,监督到位就是干涉。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权力机构,有职权对一切事物进行监督,司法职权的运行在人大的监督下才能保持阳光透明。公检法三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既要体现分工合作,也体现着互相制衡和监督的关系。

(3)公正和效率原则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题中之义,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崇高权威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司法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在法治良性循环的社会,司法公正因为一整套有效机制而更易实现,比如司法职权得到合理利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得以正确实行。在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中,司法职权设置的初衷就在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有效贯彻法律实施,我们的司法公正已经具有形式上的价值。而随着司法改革走向更深领域,这一进程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公正和效率永远是司法的最终目标。当司法做不到完全统一或与现实需要存在一定矛盾时,表现在司法职权领域的不尽合理,如互相推诿或互相钳制,以致达不到统治者或民众满意的效率时,必然导致公正与效力的丧失。效率的出现,集中体现着司法职权在保障公平正义的司法状态的出现时所发挥的作用。因为,效率强大的司法权以最大权能解决着法律纠纷,化解社会关系领域的危机,并为良好的法制信仰的形成创造条件。我们必须把公正和效率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科学设置机构,合理配置资源,从制度上保证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维护司法公正。

(4)权威性原则

司法职权本是国家基本职权的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这种强制性是不容挑战和质疑的。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分别行使人民代表大会赋予的侦查权、检查权、审判权,三机关行使的权力充分展现着国家权力的强大,这是民主集中制在我国司法制度上表现司法权威的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政策是我们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坚持的核心价值标准。司法职权配置的方式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通过执政党的坚强领导,司法权的效力位阶才能获得最大提升,这样的职权配置才能更加彰显法治的强大凝聚力。

在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还有党中央这个政权组织的核心,不能行使最高司法权,但能体现最高司法权威。我国的高检、高法、公安部代表国家行使最高中央司法权。言简意赅,在公检法依法独立行使中央司法权的时候,那么以高法院长、高检检察长、公安部长为首的各自领导集体,就是中央行使司法权的后盾,这个后盾所表現的就是司法权威的力量。而在地方层面,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地方司法机关,正是将司法权威得以具体量化的操作者,他们的职权行为直接关系着法治高效性和权威性。

4 现实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这样的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与十六大报告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十七大报告把十六大报告中“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改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这样一种语词的变化使得政治报告的表述更为凝练,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词的变化,语词表述的变化表明执政党对于司法事业的认识更加深刻,简洁的话语背后蕴藏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政治意含。可以说,司法职权配置的科学、合理与否,是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是否深化的重要尺度,是司法行为能否得以依法、有序实施的前提条件。

第一,能有效的贯彻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方针政策。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方式主要是在大政方针层面。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核心层面就在于合理有效的配置司法职权,就在于公检法三机关公正无私的贯彻司法权的实施。党的坚强领导体现在各项具体事业中,而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就成为党制定方针政策的一个检验标准。

第二,使得相应的部门、机关、个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唯有此,才能减少部门之间、机关之间、个人之间的摩擦、扯皮与内耗,进而达到司法的高效运行。通过权力配置的明朗化,公检法三机关在权力的分配上,避免了权力的重叠和空白,保障了权力的平衡和制约状态,为现代司法的高效运作打下基础。

第三,使民众相信司法职权的行使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独立公正地行使,才能使民众获得对司法的认同,进而司法才能在民众中树立真正的权威。司法权威的获得关键在于公民所形成的良好的法治信仰,在于公民对司法的信赖。一般而言,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给公民以法治的信心,这才能让公民热爱和遵守法律。

综上所述,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不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体制改革之外的改革,它总是与司法经费保障体制、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等等一脉相承。秉承公正高效、独立、法治的原则,才能将司法职权的运作纳入良性而快捷的轨道,才能保障司法真正独立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司法改革是一个持久的改革,还要经历漫长的道路,而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作为司法改革的前沿阵地,必须牢固地夯实基础,为实现司法改革开拓良好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李军.中国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2] 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30-133

[3] 齐民浩.民事诉讼法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4] 陈业宏,唐鸣.中外司法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7-40

[5] 谢佑平.刑事司法权力的配置与运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