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遵守交通规则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中国与WTO;遵守/遵约[摘要]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国内立法对WTO规则的转化实施和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中的被申诉情况，对中国的WTO规则遵守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本文的评估发现，中国在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等与WTO协议相关的主要法律领域实现了与WTO规则一致或基本一致。
第一篇：遵守交通规则的论文
王松奇:遵守规则 加强合规风险管理建设
合规风险管理问题是当前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我想简单讲三点：
第一点，合规风险是什么东西?很多年前，我的一个老同学告诉我，开车需要八分交规，二分路面经验，只要你遵守交通规则，80%是安全的，你要不遵守交通规则，那么风险就会明显提高80%。我觉得合规文化建设就像司机和交规之间的关系，只要遵守交通规则，大部分风险基本都可以避免。所以金融从业者，特别是银行从业者，在经营过程中，只要按照监管当局的监管规定，按照自己的内部守则去做，大部分风险基本都可以避免。
2008年6月，我在参加社科院的一个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时候，和美联储最年轻的副总裁马丁聊美国次贷危机，我说美国次贷危机主要是美国孪生赤字、全球不平衡等等原因造成的，后来马丁对我进行了讽刺性回答，他说你的这种说法美国很多经济学家也说过，好像很深刻，其实不然，次贷危机最大的根源就是贪婪。我当时觉得这么年轻的外国同事说话这么直率，感觉很意外，后来回去一想觉得确实有道理，美国次贷危机的背后，是在投行领域，在一些利益领域，实际上就像我们交通法规在农村一样，没有交通法规，没有监管规则，没有消费者利益保护等相应的东西，大家都在干，都在靠自然本性去干，所以我们在研究合规时，一定要想我们现在的环境。目前中国银监会出台的一系列法规和规则堪称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严格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的商业银行加强合规管理，按照银监会的要求去做，大部分风险基本可以避免，特别是操作风险。最近，我接到一个电话，江西省鄱阳县一个农信分社被一个财政局的小股長卷走了9600万元，现在正在打官司，财政局要农信社赔，说农信社审查不严，那个小股长用假章把9600万元用一两年的时间提走，你都没有发现，你得赔。这就是操作风险，如果发生操作风险，肯定是有些岗位没有按照规则去操作，没有认真核对印鉴。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合规风险可以说是中国金融风险中的第一风险。我们现在出台了很多规定，只要商业银行按照这些规定去做，大部分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点，在我们的监管规定上，它应该是动的，是活的。2010年出台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我做过很多调研，找一些中小银行了解执行情况，但很多中小银行意见很大，认为“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出台有利于大银行，出台的直接后果就是存款向大银行流动。因此，我觉得监管部门出台的法规应当因时而变，应该根据客观情况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比如美国，当年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马上在财务方面出台了一个法案。美国次贷危机过后，美国出台的法规，特别是在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方面，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我觉得我们对监管当局出台的法规，应当严格执行，但同时我们监管当局也应当对过去的、可能过时的法规，要加强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第三点，湖北银监局举办合规文化建设活动非常好，因为民风在于教化。我们金融系统员工的行为完全是培训教育的结果，是文化熏陶的结果。现在各家金融机构的内部守则都非常厚，但案件照样还是发生，这就说明有制度，与有制度且执行制度完全是两回事，怎样把制度落到实处，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建设，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更重要，中国的金融业已经是全球情况最好的，中国的银行业是全球银行业中最稳健的，很多做法已经和“巴塞尔协议Ⅲ”基本差不多了，所以只要按照这样做，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基层加强培训、加强教育。据我个人的经验，加强教育的重点，应该学习香港的一些金融机构，就是加强工位管理，每一个工位的守则是什么、应该干什么、哪些不能干，把合规文化管理落实到工位管理上，这是合规风险管理的关键。哪个工位上会容易产生疏漏，就把漏都堵上，合规就是堵漏，把这个问题做好了，合规风险管理问题自然就做好了。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第二篇：中国对WTO规则的遵守:一项综合评估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中国与WTO;遵守/遵约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国内立法对WTO规则的转化实施和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中的被申诉情况，对中国的WTO规则遵守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本文的评估发现，中国在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等与WTO协议相关的主要法律领域实现了与WTO规则一致或基本一致。中国虽有未遵守WTO规则的表现，但并未表现出有意违反WTO规则的倾向，其未遵守WTO规则的行为，处在对同一WTO规则有不同理解所能解释的合理水平。
[文献标识码]A
经过15年时间的谈判，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成为WTO的正式成员。作为WTO的成员，中国需要接受WTO规则的约束。中国是否会遵守WTO规则?自中国初入WTO以来，外界对中国遵守WTO规则的意愿和能力多有怀疑看法。中国的法制体系不够健全、中央政府对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个别施政有时缺乏有效控制、缺乏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制度性限制等体制方面的认知，是外界对中国的WTO规则遵守持怀疑看法的理由。随着中国出口贸易量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反倾销对象的情况日益增多，怀疑论者似乎更有理由预期中国会采取与WTO规则不相符合的反倾销措施来施加报复。
中国对WTO规则的遵守状况究竟如何?本文将通过考察中国国内立法对WTO规则的转化实施和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中的被申诉情况，对中国的WTO规则遵守状况进行综合评估。
一、关于对WlO规则遵守的
评估方法的说明
在政治学和法学文献中，遵守(compliance，或称遵约)被界定为行为与立法准则或标准相一致的状态。“当一个特定行为主体的实际行为符合指定行为的时候，遵守就发生了;而当实际行为明显地远离指定行为时，未遵守或违反就发生了。”然而，由于指定规则的含义往往不够精确，用这一定义来评估国家对国际协议的遵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WTO规则遵守的评估也同样如此。
尽管WTO规则的精确性高于其他大多数国际协议，但在规则的解释上仍然留有较大的自由空间。与原有的GATT规则相比，WTO规则的解释空间有所减少，但WTO成员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WTO成员解释规则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因WTO贸易政策审查机制的设立而减少。在WTO的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下，WTO秘书处会定期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就中国而言，其对承诺的履行状况还需要接受过渡审查机制的监督。然而，这些监督机制并不负责认定成员是否违反或不遵守WTO规则。
在实践中，某个WTO成员可能违反WTO规则的政策和行为是由其他成员指出的。而在违约指控被提出时，尚无法确定被指控的WTO成员的做法是否实际违反WTO规则。只有在WTO专家组及上诉机构作出裁决时，这一问题才能得到解决。WTO争端解决机制虽然可以对特定个案中的遵守或未遵守作出权威性的裁决，但专家组及上诉机构的裁决能否以判例的形式被确立为更具精确性的法律规则，在此问题上，WTO法律体系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专家组及上诉机构的裁决不能作为类似情形下WTO成员是否遵守WTO规则的依据。
因此，要在争端解决机构没有作出裁决的情况下，判定成员方是否遵守那些含义不够精确的WTO规则是十分困难的。由于很难直接测量对WTO规则的遵守，本文以国内立法对WTO规则的转化实施和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中的被申诉情况两个依据相结合，对中国的WTO规则遵守状况进行评估。选择国内立法对WTO规则的转化实施作为评估依据，是因为根据WTO规则进行的国内立法是履行WTO义务、遵守WTO规则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为履行WTO承诺而进行相应的国内立法调整，使WTO义务成为国内法律的一部分，与WTO协议相关的政策和行为就无法得到有效管制，违反WTO规则的情况就会发生。
然而，这一评估依据存在着局限性。因为一方面，几乎不可能对所有WTO规则在中国国内立法中的转化实施情况进行逐一考察，而只能对与WTO协议相关的主要法律领域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含义不够精确、WTO成员可以自主解释的规则，无法通过对WTO规则与相关国内法律、法规的比较，来判定二者一致或不一致。这就需要在评估工作中结合第二项评估指标——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中的被申诉情况。
选择在争端解决机构中的被申诉情况作为评估指标，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WTO的争端解决案件可能出现三种结果。第一种结果为专家组及上诉机构裁定被申诉方胜诉，这说明被申诉方在被指控的问题上没有违反WTO规则。第二种结果为专家组及上诉机构裁定申诉方败诉，这说明被申诉方在被指控的问题上未遵守WTO规则。第三种结果是双方通过磋商解决争端，被申诉方接受申诉方的要求。由于磋商解决结果是双方共同预期专家组及上诉机构会作出不利于被申诉方裁决的情况下达成的，这一结果可以作为被申诉方在被指控问题上未遵守WTO规则的依据。因此，中国被申诉案件的结果，可以说明中国对相关WTO规则的遵守状况。出现第一种结果，说明中国遵守了相关WTO规则。出现第二种或第三种结果，则说明中国未遵守相关WTO规则。
第二，根据已有的研究，申诉方在大多数专家组及上诉机构裁决的案例中胜诉。无论申诉方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在接近90%的案件中胜诉。这表明WTO成员的被申诉次数越多，大致可以说明其未遵守WTO规则的情况越多。另一方面，WTO成员对同一WTO规则的不同理解使某个合理水平的未遵守行为难以避免。反映未遵守行为的被申诉次数需要扣除因对同一WTO规则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被申诉情况，才能说明WTO成员的未遵守行为是否处在合理水平。中国未遵守WTO规则的行为是否处在合理水平?本文将通过比较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被申诉情况，对此进行探讨。本文的第三部分将对具体方法进行说明。二、中国国内立法对WTO规则的转化实施
WTO法律体系主要由28个法律法规构成，涉及国内转化实施的法律协议主要是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以及其他相关的部门协议和货物贸易的多边协议。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和《中国人世工作组报告》中，中国还做出了一些超过WTO标准规则的承诺，这些超出WTO标准规则的承诺也可能需要国内转化实施。在准备加入WTO的阶段以及加入WTO以后，中国在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等领域积极开展了WTO规则的国内转化实施工作。
1.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为履行WTO承诺，中国在对外贸易法律制
度领域进行了立法调整。首先是贸易经营权的放开。2004年，中国对《对外贸易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修订后的新对外贸易法规定，中国境内的自然人只要完成登记程序，就可以从事对外贸易活动。以前中国境内的经营者从事对外贸易活动时，必须经过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而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取消了审批制度，规定经营者在取得经营资格后，即可从事外贸经营活动，不需到有关部门进行审批。
其次是关税制度的调整。降低关税水平是中国加入WTO后承担的主要义务之一。在加入WTO之前，中国就对关税税率进行了多次自主调整。2001年，中国的关税平均税率已从1992年的36.4%降至15.33%。为履行WTO关税减让义务，中国在加入WTO后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修订《进出口关税条例》，并多次修订《进出口税则》。2009年，中国的关税平均税率已降至9.5%，切实履行了降低关税的WTO义务。
再次是非关税措施的改革。长期以来，中国为保护国内产业，对重要农产品和机电产品实施配额，并对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为符合WTO削减非关税壁垒的要求，中国在加入WTO后，根据“非关税措施时间表”，取消了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
最后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法。在1994年中国颁布并实施的《对外贸易法》中，已有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的规定，但较为简单。1997年3月25日，中国正式颁布、实施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这一条例规定，外经贸部负责进行反倾销调查，国家经贸委则负责损害认定。加入WTO后，中国根据WTO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则，逐步进行了相应的国内立法调整。中国在参照WTO规则和其他国家成熟做法的基础上，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进行了修改，就反倾销和反补贴进行分别立法，新的《反倾销条例》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根据《反倾销条例》，原外经贸部制定出包括发起调查、产品范围、听证会、核查、信息公开等事项在内的12项关于反倾销调查和实施程序的具体规则。2004年3月31日，国务院又对《反倾销条例》进行了修改，将反倾销事务交由商务部处理，反倾销程序变得更具可操作性。此外，就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审理反倾销案件的主要问题作出了规定。
总体而言，中国已建立起一套与WTO规则相一致的反倾销法律制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对WTO反倾销规则的转化实施中，在制度上对反倾销手段的滥用进行限制，积极遵守WTO的核心原则——自由贸易，其表现有二：其一是在反倾销调查的损害认定中考虑公共利益。WTO反倾销协定对损害认定中的公共利益并未明确规定。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并非所有的WTO成员都在反倾销法律中引入了公共利益条款。相对而言，在反倾销调查的损害认定中考虑公共利益，更有利于防止特定国内产业滥用反倾销手段，对其进行贸易保护。中国在2004年修订的《反倾销条例》中设置了公共利益条款，并在反倾销调查实践中多次运用。其二是复审政策。WTO反倾销协定》规定，“反倾销税自征税之日起不超过5年之内结束……除非当局所主动发起的复审在该日期之前，或者在该日期之前的一段合理时间内，国内产业及其代表及时提出了有根据的要求。”按照这一规定，当局可以主动复审，复审的结果可能是反倾销税征收期的延长。显然，主动复审权可能导致反倾销手段的滥用，造成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中国在反倾销实践中采用了比WTO《反倾销协定》更加严格的做法，只在国内产业提出有根据的要求时才进行复审，而不主动发起复审，这一做法更有利于避免反倾销手段的滥用。
在反补贴立法方面，中国在加入WTO后取消了WTO反补贴协定所禁止的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针对国有企业享受的贷款优惠，以及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外资企业享受的优惠企业所得税率等不符合WTO反补贴协定中专向性限制原则的原有做法，中国也在2004年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中作出了相应的、较为明确的规定。2002年1月1日，《反补贴条例》开始施行。该条例在2004年3月31日经国务院修改后，对反补贴调查、专向性补贴的认定、补贴金额的计算、对国内产业损害的认定、商务部的调查和裁定程序以及反补贴措施的实施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经过上述立法努力，中国在反补贴措施方面建立了一套与WTO规则一致的法律制度。
2.外商投资法律制度。
在WTO规则中，与外商投资相关的内容不多，仅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中有所涉及。前者涉及外商投资的规则为外资服务业市场准人，后者则以非歧视性待遇为原则，在外商投资的投资激励措施和经营要求方面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在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下，WTO成员之间就特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进行谈判。经谈判，如果WTO成员就特定服务业的市场准人作出承诺，就有义务按照WTO规则给予国民待遇。由于服务业市场准入的范围是在WTO成员之间谈判达成的，所以各成员承担的义务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与一般成员不同的是，中国的服务业市场准入承诺是在加入WTO时做出的。加入WTO后，中国按照时间表履行了承诺，给予外资在零售业、运输业、银行业、保险业等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以较为敏感的银行业为例，中国在2002年2月1日开始实施修改后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外资金融机构在满足审慎性准人前提下，可以在中国境内任何一个城市申请设立营业性机构。独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合资银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业务范围，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种类的业务。2003年，中国又通过修订《商业银行法》将该条例的内容写入法律，使市场准人义务得到了转化实施。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国内转化问题，在加人WTO之前就已经着手进行。加入WTO之前修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均根据该协定的非歧视待遇原则和解释性清单的“五不”(不要求当地含量、贸易平衡、出口实绩、外汇平衡和国内销售)，修改了相关条款。除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要求限制外，中国在加入WTO时还做出了取消技术转让的超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承诺。这一承诺的内容也在2001年修订的《进出口管理条例》中就已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资，中国长期对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实行优惠税率。为贯彻菲歧视性待遇原则，中国又于2007年修订了《企业所得税法》，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企业征收同等税率的企业所得税。
3.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是WTO规则中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法律框架的重要部分。它融合了其他主要知识产权公约的原则和规则，
规定了成员国需要在国内进行转化实施的法律程序和救济手段。
为履行知识产权保护的WTO义务，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调整，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主要知识产权法进行了修订，并颁布、施行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侵犯知识产权罪作为一项新的罪名被写入1997年《刑法》修正案。通过上述立法工作，中国已建立起一套与WTO规则基本一致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尽管由于机构间缺乏协调、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侵犯知识产权的事件在中国时有发生，但经过其努力，中国已具备了一个覆盖面广泛、与WTO规则基本一致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
综合以上对中国转化实施WTO规则的梳理，中国在与WTO协议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方面已实现了与WTO规则相一致，并且在反倾销立法实践中，表现出对WTO核心原则的积极支持。在WTO对中国进行的三次政策评审中，尽管对中国通过国内立法转化实施WTO规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其中并无任何明确指出中国未履行承诺之处。中国国内立法已与WTO规则相一致的事实在客观上得到了承认。
三、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中被申诉情况
自加入WTO以来，已有22起针对中国发起的争端解决案件。在这22起案件中，除5起尚在进行磋商或专家组调查，1起中国胜诉外，其余均为专家组及上诉机构裁定中国败诉，或各方经磋商后达成协议，中国接受申诉方的要求(详见表1)。这些案件涉及与进出口有关的国内税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实施、文化产品管理、新闻与信息管理、原材料开发利用与出口、金融服务等体制，以及某些补贴和反倾销措施。磋商结果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表明，中国在集成电路增值税退税、与汽车零部件进口有关的税收、与鼓励出口有关的某些退减免税、出口名牌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海关产权保护的某些规定、文化产品的进口管理和金融服务的某些体制方面存在着不符合WTO规则之处。在磋商解决或专家组及上诉机
应当指出，由于WTO的某些规则含义模糊，各成员会根据自身的解释来转化实施规则，所以经争端解决后被发现国内体制中有不符合WTO构作出裁决后，中国已经或将要调整上述与WTO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则之处，并不能说明中国表现出有意违反WTO规则的倾向，其未遵守WTO规则的行为可能是缘于对WTO规则下同一义务规定的不同理解。不同成员对WTO规则的同一义务规定有不同的理解，是产生争端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客观原因的存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都曾多次被申诉到争端解决机构，并经磋商承认或经专家组及上诉机构裁定，其相关国内体制与WTO规则不符。因此，实质性问题在于，中国未遵守WTO规则的行为是否处在对同一WTO规则有不同的理解所能解释的合理水平?为弄清这一问题，需要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成员在争端解决机构中被申诉的情况进行比较。
这一比较工作选取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印度、巴西、南非8个WTO成员为对象，因为这些成员是主要的发达国家/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并且其进出口贸易数据均可在WTO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中查得。由于中国是在2001年末加入WTO的，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其他7个国家/经济体在争端解决机构中的被申诉次数以2002年1月1日以后的实际发生数来进行统计。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WTO成员的被申诉次数越多，大致可以说明其未遵守WTO规则的情况越多。但需要注意的是，从理论上说，一个WTO成员的进口量越大，可能出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范围就越大，可能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的范围也越大，需要自主解释WTO规则的范围就越广泛，因而被其他WTO成员申诉其违反WTO规则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样，一个WTO成员的出口量越大，可能出现直接或间接补贴的范围就越大，需要自主解释WTO规则的范围就越广泛，被其他WTO成员申诉其违反WTO规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为了扣除因对同一WTO规则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被申诉情况，达到确定中国未遵守WTO规则的行为是否处在合理水平的目的，在比较工作中，不能直接以被申诉次数来进行测量，而应该以各国/经济体的被申诉次数与年均进口和出口贸易量之比作为指标。
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和计算发现，中国的被申诉次数与年均出口量之比、被申诉次数与年均进口量之比、被申诉次数与年均进出口总量之比分别为O.0023、O.0027和0.0013，低于美国、印度和南非，高于欧盟、日本、加拿大和巴西(详见表4)。与8个国家/经济体的平均值比较，中国的被申诉次数与年均出口量之比低于平均值O.0027，被申诉次数与年均进口量之比略高于平均值O.0022，被申诉次数与年均进出口总量之比也仅略高于平均值O.0012。这说明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中被申诉情况所反映的未遵守WTO规则行为，处在对同一WTO规则有不同理解所能解释的合理水平上。
四、结论
WTO规则的精确性高于一般国际协议，但仍为其成员留有较多的自由解释空间。在争端解决机构没有作出裁决的情况下，很难判定某个WTO成员的政策和行为是否违反WTO规则。这对直接以遵守的定义来评估中国对WTO规则的遵守造成了困难。由于难以进行直接评估，本文结合国内立法对WTO规则的转化实施和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中被申诉情况两个方面的依据，对中国的WTO规则遵守状况进行评估。
通过转化实施WTO规则的立法实践，中国在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等与WTO协议相关的主要法律领域实现了与WTO规则一致或基本一致。中国在争端解决机构中的被申诉案件及其裁决结果表明，中国在相关国内体制上与WTO规则有所抵触。为遵守WTO规则，中国已完成或着手进行了调整工作。通过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争端解决机构中被申诉情况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虽有未遵守WTO规则的表现，但并未表现出有意违反WTO规则的倾向，其未遵守WTO规则的行为，处在对同一WTO规则有不同理解所能解释的合理水平。
参考文献：
[1]Donald Claarke.China's Legal System and the
WTO：Prospects for Compliance[J].Wash—
ington University Global Studies Law Re—
view，V01.97，N0.2，2003.
[2]Kal Raustiala.Compliance & Effec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J].
Western Reserve J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01.32，Summer 2000.
[3]Oran Young.Compliance and Public Authori—
ty：A Theory with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
ty，1979.
[4]
Andrew Guzman，Beth Simmons.Power P1a_
vs and Capacity Constraints：The Selection 0f
Defendants in WT0 Disputes[J].Jourrlal of
Legal Studies，VoL 34，No.2，June，2005.
[5]徐复.WTO规则与中国贸易政策[M].天
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6]WT0 Secretariat.Trade P01icy Review：Chi—
na 2010[R].WTO Document，WT/TPR/S/
230。26 April 2010.
[7]郭华平.中国取消非关税措施的承诺全部兑
现[J].时代经贸，2006，(Z1).
[8]孔祥俊.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比较——兼
谈反倾销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J].法律
适用，2003，(1-2).
[9]Xiaochen wu.Anti-Dumping Law and Prac—
tice 0f China[M].Frederick：Kluwar Law
Intemation-a1，2008.
[10]宋才发.WT0规则与中国法律制度改革
[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11]Julia Ya Qin Trade，Investment and Beyond：
The Impact of WTO Accession on China’s Le-
gal System[J].The china Quarterly，No.
191，September 2007.
[12]张乃根.论WT0法下的中国法制变化[J].
法学家，2011，(1).
作者：刘宏松
第三篇：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规则构造
摘 要：无人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典型代表，虽然引发了新一阶段科技发展的热潮，却也带来一系列的法律难题。目前，我国对于无人驾驶汽车自动驾驶模式下引发的交通事故侵权责任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篇、《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为基础，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法律主体地位、侵权责任主体、适用归责原则以及强制责任保险等多方面进行研究，构建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承担机制，从而及时高效地救助受害人，推动无人驾驶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无人驾驶汽车;法律地位;责任主体;归责原则
目前，在人工智能产品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无人驾驶汽车。它承载着传统汽车产业向智能化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任务，负担着智能城市交通网络构建的重要使命，成了世界各国纷纷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1]。但无人驾驶汽车在现阶段乃至未来的使用中并非绝对安全，近几年频繁发生的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例如，谷歌无人驾驶汽车与公交车发生碰撞，福特Argo AI的自动驾驶汽车导致两名乘客受伤等。无人驾驶汽车致人受伤、死亡的事件背后，使得有关侵权责任的承担成为备受争议的热点话题。因此，本文从无人驾驶汽车自动驾驶状态下侵权责任规则的构造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在鼓励科技创新和保护受害人之间达到良好的平衡状态。
一、无人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
无人驾驶汽车自动驾驶状态下导致的交通事故，由谁来承担责任，是构建无人驾驶汽车侵权责任机制的关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应明确无人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其本身能否作为责任承担的主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现阶段对于无人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还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其定位仍旧是“物”，具有法律客体地位。首先，无人驾驶汽车虽然具备自主的学习、决策能力，但核心的算法设计和程序载入仍旧被人类所控制，尚不具备独立的行为能力，亦不具备民事权利的属性，因此无法赋予其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其次，无人驾驶汽车仍未达到人类智力水平。无人驾驶汽车虽然能够模拟人类的思维模式，但其只能通过大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加以整合，单一地抽取人类技术性的逻辑思维方式，而对于人类丰富的情感、理性和道德感难以复制表达。因此，无人驾驶汽车无法实现对人类智能的完全复制[2]。最后，无人驾驶汽车没有独立的财产，其责任基金只能来源于人的资产的分割与特定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6条之规定，民事主体必须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而无人驾驶汽车没有独立的资金来源，其不具备承担金钱赔偿责任的能力。因缺少作为民事主体“财”的这一必要要件，使得无人驾驶汽车不能视为民事法律主体。
二、构建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承担机制
(一)建立多元化的责任主体
第一，自动驾驶系统设计者的责任。自动驾驶系统开发阶段是人工智能产品面世的一个关键环节，它决定着无人驾驶汽车能否可以借助系统运用大数据技术广泛采集、分析数据，建立高效精准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实现对车辆内部和道路交通的实时监控，从而对车辆运行行为进行规划，确保无人驾驶汽车的正常行使。但是，由于无人驾驶汽车运行的高度自动化和完全自主性，且行使的道路状况复杂多变、突发情况较多，导致现有阶段不能百分百保证该系统能够完整、准确地收集、掌握外部信息数据。基于这种情况，车辆因错误的信息发生运行判断失误而导致事故发生时，被认定为该产品系统存在缺陷或功能发生障碍，信息数据的持有者即自动驾驶软件开发者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第二，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的责任。无人驾驶汽车制造环节，与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紧密联系，因此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应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在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追究因原材料加工、零部件装配以及无人车生产等环节制造商责任应适用严格的产品责任，即无论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只要因产品缺陷导致事故发生，制造商要在质量缺陷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在涉及具体的产品责任分配时，可以根据出错的阶段找到对应的责任主体。但鉴于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现实问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制造商的责任负担，此时可以准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有关制造商的抗辩事由。具体而言，无人驾驶汽车制造商可以向使用者详细介绍使用方法、产品构造原理及系統运行规律，定期提醒使用人对程序设备进行检修，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对于现阶段无法发现的产品制造缺陷，需要结合车辆在投入流通时是否存在结构缺陷或性能不足等，对车辆是否存在缺陷进行事实认定，最终作为判定制造商能否进行抗辩、免除责任的事由。
第三，无人驾驶汽车销售商的责任。销售环节作为无人驾驶汽车推向市场的最后一个环节，该环节的监管同样值得关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3条至39条规定，销售者主要的法定义务包括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妥善保管以及销售合格产品三个方面。若销售商因管理不当、经营不善导致售出的车辆存在产品缺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3条之规定，销售者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这一过错情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根据相关机构出具的证据表明无人驾驶汽车的生产环节完好，使用者使用软件操作规范、无第三人蓄意破坏系统，而证据指向销售环节出现错误，若销售商拿不出可靠的证据证明其无过错时，则依据过错责任原则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其次，销售商若无法指明瑕疵汽车的生产商或供货商，则说明没有尽到验明产品质量的法定义务，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因此，任何利用不正当手段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任何由于销售商自身管理不到位酿成的交通事故，其责任都要由真正的责任人即销售商承担赔偿义务。
第四，无人驾驶汽车使用人的责任。无人驾驶汽车在推广应用过程中虽然着重强调了对使用人的便利，但现实的复杂情况使得使用人在责任分配方面也具有了合理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无人驾驶汽车的使用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发生侵权损害时要求其主观上必须存在过错。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无人驾驶汽车使用者不具备驾驶资格。无人驾驶汽车是一种极具科技含量的智能产品，因此要求使用者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具备基本的道路交通常识和传统汽车驾驶能力。若因使用者资质未达标或未达到年龄标准而发生交通事故，则使用人在过错范围内需承担一定份额的侵权责任。其次，使用者的操作不符合相关行业规范。一般来说，使用人必须具备控制基本操作的能力，其会获得 “行驶”“停止”等控制开关的操作权限，以防突发情况。如此一来，若使用者未按照基本操作规范进行处理，则需对其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最后，使用者未定期检查系统程序和维护硬件设备。自动驾驶系统很容易受第三人的侵袭，一旦程序被恶意篡改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无人驾驶汽车的使用人要特别注意软件程序和硬件设备的完好。若程序或设备有明显提示的损坏，而使用人未履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则必须要对造成的侵权责任承担后果。
(二)实行差别化的归责原则
第一，无人驾驶汽车与无人驾驶汽车之间的归责原则。无人驾驶汽车与无人驾驶汽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适用的归责原则，可以参考有人驾驶的传统汽车交通事故之间适用的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无人驾驶汽车都是运用大数据技术获取信息、感应设备并获得车况检测的，两辆车之间无任何差异，因此无人驾驶汽车的使用人均为平等的主体地位，责任承担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证明对方的过错程度及过错行为，以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若双方均有过错，则根据双方的责任大小按比例分配责任。
第二，无人驾驶汽车与有人驾驶汽车之间的归责原则。无人驾驶汽車与有人驾驶汽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无人驾驶汽车自动系统未能准确识别周边车况，而导致与有人驾驶汽车相撞;二是有人驾驶汽车操作不当撞向无人驾驶汽车。基于以上两种情形，按照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较为合理，即双方按照各自相应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无人驾驶汽车和有人驾驶汽车在价值选择方面是相同的，且面临的危险性相当，应该以公平公正的原则分配双方的责任。
(三)推行无人驾驶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无人驾驶汽车具有高度自主性、难预测性和难控制性等特点，使得在其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存在举证困难、因果关系难以认定等现实困境，致使其维权之路变得异常艰辛。基于此，为了及时对受害人进行补偿，有必要引入无人驾驶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无人驾驶汽车开发程度较高的国家纷纷制定保险政策来分散事故风险。我国可参考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及操作流程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首先，保险费承担主体方面，可以将事故风险进行转嫁，强制所有参与软件开发、制造、销售、使用等环节的公司或个人投保强制责任保险[3]。其次，保险模式方面，可有别于传统的交强险与商业险的方式，采用实时保险模式。自动驾驶汽车内部安装监听系统，通过远程信息处理、生物识别等技术对车内的实时情况进行记录，从而对使用人每一次的用车行为进行精准地评估，通过大数据统计来确定最终的保险费数额。
参考文献：
[1]张建文，贾章范.《侵权责任法》视野下无人驾驶汽车的法律挑战与规则完善[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25-34.
[2]张力.高度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侵权责任构造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8(8)：35-43.
[3]陶盈.自动驾驶车辆交通事故损害配赔偿责任探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36-141.
(责任编辑：董维)
作者：黄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