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关系发展研究论文

2022-04-19

摘要：新发展格局下，城乡融合逐渐成为我国宏观政策的重心，探索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存在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构建2006—2018年北部湾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基于此，选择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研究两者的动态关系。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乡村关系发展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乡村关系发展研究论文篇1：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探讨困境

【摘要】在农村基层村民自治进程中，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难以做到有效对接和良性互动，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博弈导致了“强势政府、弱势村委”和“弱势政府、强势村委”现象。我们应对相关法律与制度进行全面的审视，进一步理顺乡村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构建和谐的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关键词】村委会乡镇政府村民自治和谐关系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村民自治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载体，是农村基层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至今，村民自治的运行在法律的保障下，在政府主导、村民主体的合力作用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随着实践的发展，村民自治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中。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础政权建设，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本文以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通过问卷和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农村调查，分析相关原因以期探寻构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和谐关系的路径。

调查基本情况概述

表1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2012年5～8月，我们先后对四川省雅安市多营镇、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镇、成都市新津县花桥镇等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实地调研中共发放调查问卷2000份，收回1950份，其中有效问卷1890份，问卷有效率为94.5%。问卷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村民如何看待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被调查人群主要集中在36～55岁之间，占样本的60%，这一年龄段的人具有较丰富的阅历和实际的工作经验；从学历结构上看，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3%，小学文化程度的仅占7%；从政治面貌上看，中共党员占21.50%，非党群众占78.50%。这些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答卷情况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当前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相互关系的基本状况。

构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和谐关系的现实困境

从理论上讲，我国农村基层的村民自治属于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利的回归，本质上是权力和利益在国家和社会的重新分配。自治必然要求乡镇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给乡村社会形成自治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建立了乡镇基层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群众性自治组织，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乡镇政府是我国政府行政体制中最基层的行政机关，是国家政权的最末梢，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工作的基础。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政权机构的基层组织，自上而下管理农村。村民委员会属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其权力是本村村民赋予的，自下而上地对本村进行自我管理。这一治理模式由于权力来源、运转体制机制的不同而产生了结构性矛盾。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权力博弈导致了“强势政府、弱势村委”和“强势村委、弱势政府”两种局面。乡镇政府职能和村委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国家对城市的发展有政策支持，农村大多采用自给自足的方式。由此导致了乡镇政府的行政权力渗透到农村，将村民委员会当做乡镇政府的下属办事机构，将“指导”变“领导”，干预了村委会的决策权、人事权，干预了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同时，农村长期以来的管理模式，使得相当一部分村民不能准确定位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在被调查的1890位村民中，认为村民委员会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占39.6%，认为村民委员会为“乡镇政府的下属行政机构”的占43.8%（见表2）。由此可见，在农村社会，村民委员会缺乏村民的政治身份认同，导致在村级事务管理中缺乏自主性，不能有效地组织广大村民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而代之以完成乡镇政府下达的任务为主。村民委员会俯首听命于乡镇政府，丧失了代表广大村民管理本村事务的主动权。而村民委员会如果不能代表村民的实际利益，无视村民的意见，反过来又会影响其在农村社会的威信，更加让村民认为村民委员会就是乡镇政府的下属单位，从而不能得到广大村民正确的心理认同。村民委员会想顺利开展工作，就不得不依靠乡镇政府，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村民委员会沦为乡镇政府的附属机构，形成“强势政府、弱势村委”的局面。

表2 村民对村民委员会性质的定位

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社会广大村民民主权利的制度载体，自20世纪80年代萌芽至今，在国家的强力推行下，不断增强了村民的民主意识，部分地区的村民委员会出现了抵制乡镇行政向村一级渗透的局面。村民自治权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村民委员会出于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的需要而抗拒乡镇政府不合理行政干预的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合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应该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但同时村民委员会也应协助乡镇政府完成宣传党的规章制度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等工作。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村民委员会出于本村利益的需要，往往拒绝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相当一部分村民认为，自治就是绝对的高度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政府部门管不着。因此，他们不愿接受乡镇政府管理，出现了村民委员会的职能相对过强、乡镇政府的职能相对弱化的现象，即“强势村委、弱势政府”。

村民自治权利的异化以及村民自治主体的转移。伴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实践，村民自治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内化为广大村民不可转让的民主权利。村民自治权是广大农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只有有效地保障村民自治权的实现，村民自治制度才有存在的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广大村民直接感受到的是村民委员会的管理，导致相当一部分人混淆了村民自治权和村民委员会的职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常设工作机构和执行机构，凡一切涉及全体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村民委员会都必须提请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村民委员会对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汇报工作。相关法律明确了村民自治权是全体村民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村民委员会组织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有些地方因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几乎不能照常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科学规范的召开更少。这样一来，在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务的决策上，缺乏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有效监督，不能有效表达村民的意见，导致民主决策常常演变为村委会的几个组成人员擅自决定。村民的自治权利实际上就异化为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自治权力。村民自治也就变成了村官的自治，村民自治的主体已悄然转移到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偏离了村民自治的本质目的。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冲突的原因分析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冲突的出现，不仅影响了乡镇政府职能的实现，而且削减了广大群众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导致这些矛盾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对于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相关法律规定较为模糊。村民自治实施以来，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双方的权力职能更需要法律明确界定，才能保障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构建和谐关系。在现行情况下，关于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在法律制度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乡、民族乡、镇的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此项立法仅明确了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是指导而不是领导，至于指导的内容、方式等，却无明确说明。这导致在实际操作中，乡镇政府容易出现侵权现象；同时，由于法律仅仅规定村民委员会对乡镇政府的工作是协助作用，没有清晰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职责，导致在实际情况下，村民委员会的工作难以有效地跟乡镇政府工作相衔接。村民委员会不明确哪项工作需要乡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只能擅自做决定，出现了不被指导的现象。由此可见，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应制度的缺位，使得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难以协调，导致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在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实践中时有产生冲突。

传统行政习惯的影响。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的阻力之一是乡镇干部传统的管理理念和固有的行政方式。在农村，广大村民长期受到行政权力的管辖和约束，乡镇政府对于村级政务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这几乎成为了一个传统。表现为乡镇政府在官本位意识支配下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介入过度，违背了政府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和帮助的原则。另外，乡镇政府服务意识不强，管制意识过剩。这缘于部分乡镇干部受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权力就意味着利益、意味着能掌握更多的资源，从而对村民委员会的事务横加干涉，不断引起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利益冲突。这不仅打击了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而且也造成了村民对干部的不信任，形成信任危机，这是阻碍乡镇政府与村民及村民委员会和谐关系的不利因素。

掌握资源的不对称。从社会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乡镇政府掌握着相对丰富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而村民则缺乏参与自治的必要的资源。在此情况下，村民委员会也无法有效动员、组织村民参与村级民主治理。村民自治的过程本该是村民的自发组织过程，村民组织要求村民处于村级公共权力的核心，而实际上，村民却处于自治权力的边缘，单个的村民也缺乏与政府谈判的平等地位和实际能力。制度资源的不对称也容易使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间的平衡点发生倾斜。

构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和谐关系的对策

完善相关法律。由于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的界定太笼统，在实践操作中容易引起冲突，建议相关法律应做具体的细化规定。例如，可以就乡镇政府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指导作出明确规定。从而让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外，还可以明确规定乡镇政府以宣传的方式来指导村民委员会正确理解和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等。

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坚持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立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的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中，重要一环是化解冲突，确保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能得到农村社会的认可、使乡镇政府得到村民信赖。要达到这一效果，就要重塑乡镇政府的服务形象。乡镇政府要围绕农村农民关心的问题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实现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良性互动、资源共享。

乡镇政府提供给农村的公共产品包括经济性公共产品和社会性公共产品。经济性公共产品包括健全农业基础设施（如提供水利灌溉设施），完善农业生产相关信息（如提供农产品的销售信息等）。社会性的公共产品包括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纠纷调解等。比如，当征地补偿分配不均产生纠纷时，乡镇政府可适时介入，妥善处置。

乡镇干部要更新管理理念。面对农村基层的乡镇干部一定要调整管理心态，改进工作态度，深化服务意识，尊重农民意愿。部分乡镇干部还要克服官本位的思想，不能利用工作之便和村民抢利益。

改革村委会职能，健全监督制度。强化村委会能力建设，建立民主选举与竞争上岗相结合的选人用人机制，增强村民自治组织的生机和活力。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基础上，要强化民主监督环节。从制度和实践层面来看，当前村民自治内部自身的监督主体主要是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村民理财小组，而这两个小组均是在村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难以独立的对村民委员会职能进行监督，产生了村民委员会在实际操作中权利过大的可能性。因此，在村民委员会职能改革中，当务之急是建立独立的监督制度，让村民独立行使监督权，与村民委员会的行政权分立。

强化村干部能力建设。针对当前农村部分村干部素质不高，处理农村事务能力不强的现象，提高村干部的工作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根据我们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村干部中，了解村民委员会职能与职责的方式是：通过阅读相关法律法规的占11.2%，通过请教往届村干部的占40%，通过请教乡镇政府的占13.3%，通过阅读村干部考核办法的占22%，通过教育培训的占13.5%。由此可见，需要在实践中对村干部进行培训，以便村干部更加明确自己的职责，杜绝越权现象，构建村干部与乡镇干部的和谐关系。

总之，健全法律法规，使各项工作有法可依，这是构建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和谐关系的制度基础。在此前提下，要着力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转变村民委员会职能，转变乡镇干部的管理理念，提高村干部的工作能力，建立健全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联系制度、听取意见制度和监督反馈制度。还要发挥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作用，要体现村民委员会对乡镇政府的协助作用，这样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才会统一在为村民服务中构建起和谐关系。

【作者分别为四川农业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农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本文系四川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课题“基于村民自治视角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R1122】

【注释】

①杨成：“论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冲突与调适—以实现乡政与村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为视角”，《求索》，2010年第11期。

②蒋明敏：“乡政村治格局中乡村关系的失调与调试”，《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③高青莲，贾海薇：“农村基础自治与基层政府治理的互动路径与机制调适”，《广东农业科学》，2011年第8期。

④迟树清：“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理论前沿》，2009年第14期。

责编/张蕾

作者：邱颗科　方玉媚

乡村关系发展研究论文篇2：

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交互影响

摘要：新发展格局下，城乡融合逐渐成为我国宏观政策的重心，探索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存在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构建2006—2018年北部湾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基于此，选择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研究两者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①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存在正向且显著的正向关系，可以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设和发展，短期内效果更为显著，长期也有着较强的正相关性。②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促进效果有限，短期内的作用效果不够显著，但长期来看存在乡村振兴倒逼新型城镇化的现象。最后，本文提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北部湾城市群;PVAR模型

一、引言：

2020年提出“国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进一步提升城乡现代化，激发乡村的活力，强化以工补农、城乡互补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驱动战略”。《2021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加强推进城乡的融合发展，农村向城镇的现代化建设。十四五规划建议要求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区域的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都为解决“三农”问题，符合新发展格局下激发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的重要举措。大部分学者认为两者是互为因果的，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振兴，乡村振兴的各要素都是新型城镇化不可或缺的。

二、文献综述

目前，为了解决城镇与乡村现代化的建设呈现出的“城市病”和乡村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难题，关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其中主要集中于在省级维度对两者的空间集聚与人口流动两个视角进行研究。国外学者在对城乡发展研究起步较早，从Liptonm的“二元结构理论”[1]，再到Friedmannj、Douglassm的“次级城市发展理论”[2]都强调城市对农村的经济影响，以城带乡成为主要乡村发展的重要道路。Brückner对于城镇化与乡村经济的关系研究中得出出现负效应，说明城镇化不一定可以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这是由于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联度较弱[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都是我国20世纪以来提出的两项“以人为本”的核心国家战略，还处于探索与发展阶段。一是从较宏观层面的体系构建、耦合度和对策进行研究，赵朋、胡宜挺通过对乡村经济与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实证分析得出新疆地区新型城镇化对乡村经济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提出构建农村要素流动的协调机制的建议[4]。俞云峰、张鹰在耦合协调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指出两者存在长期的协同性[5]。二是从微观层面，先通过实地调研对国家试点某一村镇或区域乡村进行特定研究，从人口布局、土地管理、产业分布等要素分析其发展现状，从而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沈剑波、王应宽等通过对山东5个乡镇的采用综合评价法得出乡村的振兴对城镇的资本、产业的存在正向关系[6]。其次，对比国外的发展路径并吸取经验，冯丹萌、孙鸣凤通过对比欧洲、美国和日本三大发达国家的新型城镇化提出中国在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从法治、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劳动力转移以及人才力量等方面进行推进[7]。最后为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定量测度，孙志毅等人通过对城乡的差异性研究税收制度的城乡结构[8]，还是雷娜、郑芳传利用中国13年各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最终分析出各省乡村振兴都低于新型城镇化程度。

三、指标体系构建

（一）指标体系构建

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的研究较为丰富，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要求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突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核心。本文借鉴丁翠翠和沈剑波等的方法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五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表1，可以充分展现国家和地区对于新型城镇化的要求。

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研究还是处于初期，由于农村的数据不易获取。本文从国家农业农村局发布的乡村振兴的产业、生态、乡风和生活四个主要方面构建符合北部湾城市群的乡村振兴指标体系表1，进而分析北部湾城市群时间演化格局。遵循数据获得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原则，采用熵值法计算以上两个指标的权重，熵值法是一个较为客观赋值法，结果更加精确和客观性。

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交互影响实证研究

（一）研究方法

运用PVAR模型估计方法，何蒲明指出用此方法可以长期影响预测两个变量的动态关系。从文献的梳理了解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且是在动态演变的。本文选取2006—2018年北部湾城市群的两者的具体指标体系，以不同角度分析两者的互动关系，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模型中i代表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玉林、崇左六市;t为样本所涉及的年份，本文所选数据年份为2006—2018年;作为系统变量矩阵，是一个包含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二维向量;和分别代表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列向量;为随机扰动项，假定服从标准正态分布;γj为滞后第j阶的参数矩阵。

本文利用2006—2018年北部湾城市群的面板数据进行PVAR模型估计，使用Stata16.0软件进行分析，对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分别取对数记为lnCU和lnVC。

（二）PVAR模型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的結论可以分析得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长期的互为因果关系，本文通过Pvar进行分析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且利用AIC、BIC信息，确定滞后两阶为最优选择，并进行动态面板GMM估计。由于变量之间存在内生性，所以选择滞后一期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结果如表2。

从表2的回归结果得到，新型城镇化（lnCU）从滞后一阶的数据显示存在强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684在1%水平下显著，然而乡村振兴（lnVC）滞后一阶系数为0.180，但效果不显著，说明北部湾城市群在乡村振兴的发展衔接性较弱。

从lnCU方程（2）中看到，新型城镇化的滞后二阶的系数为-0.005，说明对它自己短期影响更大，长期的积累效应不强，还存在一定的“反”作用，但影响不大;乡村振兴指标的滞后一阶与新型城镇化系数为0.118，滞后二阶系数为0.131，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无论长短期都会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从lnVC方程（3）结果分析，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滞后一阶系数为0.180，但对新型城镇化的滞后二阶系数为-0.171，说明乡村振兴的效果短期内与新型城镇化的正向影响较小，长期呈现乡村振兴倒逼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的关系。乡村振兴的滞后二阶系数为0.584，也说明在不是短期内可以直接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发展，长期积累效应更强。通过方程（2）和（3）可以得出结论两者长期内都会存在交互影响，北部湾城市群应该提高新型城镇化（lnCU）与乡村振兴（lnVC）的交互关系，从而实现共同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北部湾城市群的2006—2018年的数据分析，总结得出以下结论：①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存在正向且显著的正向关系，可以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设和发展，短期内效果更为显著，长期也有着较强的正相关性。②乡村振兴战略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促进效果有限，短期内的作用效果不够显著，但长期来看存在乡村振兴倒逼新型城镇化的现象。可能是由于北部湾经济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反面效果。③长期来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而且对于新型城镇化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更大，乡村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渐减弱的效果。

（二）建议

第一，新发展格局下，北部湾城市群作为广西唯一的国家级区域经济体，有着较于广西领先的城镇化与乡村发展基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战略时，把城乡融合、一体化作为战略的基础，在政策的制定的同时考虑产业的协同发展、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发展目标等方面。

第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因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存在着相互的长期影响关系，协调发展就需促进城乡要素之间的流动和配置合理性。南宁作为广西首府，各项条件都是处于广西的领先地位，也随着钦北防一体化的建设的提出，北部湾城市群要打造核心群带动周边城市群的辐射圈。利用人口、土地、资本的城乡流动性，以促进城镇与乡村的协调发展。还需加强乡村地区的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三大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

黄婷（1999-），女，汉族，广西钦州人，广西财经学院本科在读，商务经济学方向。

基金项目：

2021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2111548066）。

参考文献：

[1]Liptonm.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Urban Biasin World Deve lopment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2]Frdmannj，Douglass M.Agropolitan development：Towards a new strategy for regional planning in Asia.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5.

[3]BrücknerM.Economic growth，siz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urbanization in Africa[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es，2012（1）：20-36.

[4]趙朋，胡宜挺.新型城镇化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新疆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0，41（03）：385-395.

[5]俞云峰，张鹰.浙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基于耦合理论的实证分析[J].治理研究，2020，36（04）：43-49.

[6]沈剑波，王应宽，朱明，王恳.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J].农业工程学报，2020，36（03）：236-243.

[7]冯丹萌，孙鸣凤.国际视角下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思考[J].城市发展研究，2020，27（08）：29-36.

[8]孙志毅，杨文静，倪甜甜.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差异性城乡税收制度改革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0（12）：87-88.

作者：黄婷

乡村关系发展研究论文篇3：

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摘要：以三类新型农业创业者成功创业经验为案例，探讨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培养路径。研究表明，新型农业创业者创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创业者领导特质及其庇护关系的有效获取，庇护关系的获取途径随创业者领导特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庇护关系形成的各利益主体而言，庇护关系获取可归纳为政绩-经济利益型、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型、声誉-经济利益型、社区服务-经济利益型以及实践基地-人力资本型等五种。同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与实践中的五种庇护关系获取过程提炼出创业者创业过程中庇护关系实现路径的雪球效应模型，为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型农业创业人才;领导特质;庇护关系;雪球效应模型;乡村振兴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培育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精干农业农村工作队伍至关重要[1]。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扶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非遗传承人等，打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瓶颈。培养新型农业创业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任务。新型农业创业人才是指具有创新思维理念且善于学习和接受新事物、懂得运用新技术的农民创业者2]。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带动的创业组织能使农户联合起来形成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户的产品附加值，解决单个农户不能解决的问题[3-5]。农民创业者会对农村创业社区产生自下而上的影响，通过示范和带动效应引导农民群体进入正式的经济组织，实现从农民创业到农业创业的跃迁，在更大范围内缓解贫困，从而推动乡村振兴进程[6]。获取创业资源是创业成功的关键，新型农业创业者所具有的魅力型特质及其较强的生产经营能力使其容易获得庇护关系，进而获得创业资源，将同业者及利益相关者带动起来 [7-8]。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内生于本地乡土，比乡村内其他成员更能调动社会资源、获得权力庇护 [9]。因此，总结创业成功的新型农业创业者领导特质及其庇护关系的获取，分析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培养路径对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文献回顾

关于创业者领导特质及其庇护关系获取路径，已有文献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研究：（1）创业者领导特质。有学者总结出创业者领导特质是指在相对稳定和连贯的条件下，个体特征综合体能够在不同的组织情境中形成一贯的领导绩效模式，主要包括人格、动机、能力、智力、价值观以及职业兴趣等，简单可以归纳为领导者个性、能力和动力倾向[10-11]。戈锦文等认为魅力型特质的领导者能够切实维护农民的实际利益，提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信任度，增强组织的凝聚力[12];具有魅力型特质的领导能够让下属接受并认同领导者的信仰和价值观，热爱并服从领导者，使下属对领导产生维护的使命感[13]。另外，有的学者认为创业者的初始物质资本特质以及利用社会资源的特质等对提高组织的效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4-15]，农村社区里的新型创业人才是农村中拥有资金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主体，有能力满足创业需求，将中小生产者及利益相关者带动起来，使自己成为企业或合作社的领导人[16];创业者领导创业的动力倾向来源于对稀缺资源的占有，根据成员权利格局理论，成员权力格局决定利益分配格局和机会分配格局，分配格局重新形成了新一轮的资本资源和社会资源禀赋差异，越处于企业/合作社核心部分的成员掌握的资源越稀缺，也就越接近企业/合作社的经济权力核心[17]。因此，农业创业成功离不开对创业者领导特质的挖掘与培养。（2）创业者庇护关系。庇护关系是两个角色之间的交换关系，可以被界定为两者之间工具性友谊关系的特殊情况，其中占据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庇护者利用其影响力和社会资源向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作为回报，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支持和服从[18]。庇护关系往往是通过非正式关系网络构建的，这不仅可以解释传统社会的乡村政治，同时对解释第三国家所谓“现代制度”的实际运转机制也非常有效[19]。潘安成等认为创业者采用面子、人情和关系等社会技巧，向创业资源所有者寻求情感交汇以获得对方的社会认同[20]。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对新型农业创业者提供了多项政策倾斜，政府对新型农业创业者的庇护关系表现为：政府为创业者提供政治资源，而新型农业创业者承担政府某些经济或社会功能作为庇护关系的交换条件 [21-22]。赵晓峰等研究认为在乡村具有良好资源稟赋、发达社会资本、广泛政策信息接收渠道等领导能力特质的农村能人，更容易取得地方政府的信任和庇护[23]。受社会人格化驱动机制的影响，新型农业创业人才更具有运作“关系”的能力，能够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人格化的庇护关系。因此，农业创业成功不仅取决于各类成员的能力耦合，还在相当程度上服从基于关系的非正式制度。

新型农业创业人才一般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学习管理能力，善于把握市场机会和运用新的技术，且具备一定的农业知识，挖掘其领导特质及庇护关系获取路径，把握他们创业成功的规律，对培养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有文献虽然对创业者领导特质与庇护关系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但是仍有以下不足之处：第一，缺少对不同类型创业者特质及庇护关系形成路径的经验总结;第二，未对创业者特质影响下的庇护关系形成路径进行归纳总结;第三，未对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培养路径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在分析成功案例的基础上，构建组织生命周期理论框架和雪球效应模型，旨在解决三方面问题：第一，揭示不同类型的创业者特质与庇护关系形成路径的共性与异性;第二，对创业者特质影响下的庇护关系形成路径进行归纳总结;第三，分析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培养路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是与实证研究法相对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特别适合解决“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通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详实描述和系统理解，以及对研究对象动态历程与所处情景脉络的掌握，以获得对研究问题较为全面与整体的观点和结论。本文参考了“质化数据分析手册”中的案例研究方法进行单案例分析，然后对三类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创业经验的有关数据进行迭代式编码处理。单案例研究将对每一位创业者领导特质和庇护关系路径进行描述和分析。

（二）数据采集

本文案例和相关数据来自于2017年6-7月对在福建农林大学举办的农民培训班中3名新型农业创业者的访谈以及对32名农业创业者的实地调研。基于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个人创业经历和职位不同，其个人领导特质和创业庇护关系获取路径也有所差异，因此将访谈对象分为农业技术创业型、返乡创业型和干部创业型三类，数量占比分别为30%、30%和40%。访谈的方式为半结构式访谈，每次访谈时间持续在40分钟到120分钟，一半以上的访谈对象接受了两次甚至两次以上访谈。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关键内容：（1）新型农业创业者的基本情况;（2）新型农业创业者的个人经历、企业家能力及特质;（2）新型农业创业者在创业时每个关键发展阶段的庇护关系获取路径;（4）企业的治理结构以及利润分配方式。第一轮的数据收集过程中，调查人员以发放问卷的形式让创业者自行填写相关信息。根据第一轮问卷填写情况进行筛选，开始第二轮数据收集，即调查人员采用半结构性访谈的方式对创业者进行访谈，以此列出影响创业者特质和庇护关系路径的指标，再根据指标对受访者进行更深入的提问。为了提高数据的精准度，调查人员跟随创业者到实地进行其他农户的调研，以验证创业者所提供数据的可信度。根据调研情况总结出创业成功的新型农业创业者的三种类型即农业技术创业型、返乡创业型、干部创业型。不同类型新型农业创业者受其主导行为逻辑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庇护关系能力[24]。

（三）案例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不同类型创业者特质及其如何获取庇护关系，本文选取农业技术创业型、返乡创业型、干部创业型三种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案例分析。

案例一：农业技术创业型。新型农业创业者A于1998年开始从事葡萄种植，是当地引进葡萄种植产业第一人，其牵头成立的种植专业合作社（前身是优质水果科技协会）于2009年开始运行，依托专业协会、大专院校以及当地政府支持，该合作社主要从事葡萄的研究、栽培、示范、推广和技术指导，并带动周边葡萄产业的发展，向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目标奋进。2011年该合作社获得全国优质葡萄“金奖”;2013年获得全国中、晚熟优质鲜食葡萄“金奖”，并连续两年被评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13年该合作社流转180亩土地完成钢构设施大棚建设，2010-2014年开展葡萄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班28期，共3 200多人次参加培训，使广大葡萄种植户的技术大大提高。近年来，该合作社先后引进阳光玫瑰、黑峰、黃蜜、金手指等十几个名优特新品种，建立葡萄科技示范园126亩。目前合作社有社员155户，葡萄种植426亩，年收入可达670万元，社员人均收入16 490元。

案例二：返乡创业型。新型农业创业者B同时经营和正在筹建10个产业：经济林、用材林、农家乐、猪肉深加工（筹建中）、有机肥公司、养猪场、雕刻店、食杂批发点、KTV、超市，是实现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典型，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农业强、农民富的关键。第一产业方面，创业者B与别人合资流转林地、投资养猪场等，雇佣当地农户进行林地管理和养殖场的生产管理。第二产业方面，1993年到2000年期间，创业者B经营木材初级加工厂，雇佣当地农户对原木进行处理、切段、去皮等，然后销售到广州等地。目前靠近养猪场经营有机肥公司，充分利用养猪场的废弃物，将猪粪深加工成有机肥，公司雇佣16名员工。第三产业方面，涉足农家乐、超市、KTV等服务性行业，充分利用流转的林地资源，建成相应的配套设施，如道路、宾馆、餐饮等，将其开发成乡村旅游休闲场所。各个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创业者B积累了丰富的资金资本和社会资源。

案例三：干部创业型。生产方面，创业者C结合当地自然资源条件，借鉴外地花生种植经验，将花生种植技术引入当地;加工方面，通过详细的指导培训，宣传并支持农户学习花生深加工生产技术，进而提高花生产品的附加值;销售方面，创业者C建设岩前花生品牌，并建成花生流转仓库，将花生产品进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生态方面，创业者C作为村干部呼吁村民一起保护环境，开展文化活动，建立乡村共同品牌。2016年该村获得美丽乡村称号，进一步实现了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总要求。创业者C依托地方政府、大专院校、合作社以及社会各类组织支持，大力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了乡村更美丽、农民更富有、乡风更文明的乡村振兴战略追求。创业者C以村主任身份带领建立东峰花生专业合作社，参与社员数量103名，注册资本300万。实行“村社合一”模式，由村干部、农户代表和技术专家组成合作社的核心管理层。合作社实行统一的花生生产布局、花生深加工生产技术流程以及统一的包装、销售渠道。

通过对三位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调研和访谈发现，三位创业者既有领导人的共同特质又有各自不同特质，创业者领导下的企业或者合作社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见图1）。

由于创业者类型不同，其领导特质和庇护关系的获取必然存在异同点，总结三个案例以及精英创业者推动乡村振兴进程路径，归纳出不同类型创业者特质及其庇护关系获取途径的异同点，见表1。

总之而言，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其创业者特质的挖掘，三种类型的创业者的共性在于，首先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能够带领周边农户发家致富，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后创业者以独特的魅力特质吸引农户以及当地政府的关注，在当地形成一定的威望;最后，向往成功的驱动力促使创业者发挥其领导能力与特质，为其他创业者或合作社提供各种社会关系庇护网络，最终在创业者创建的庇护关系网络下实现乡村振兴。总体而言，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特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1）创业者在创业初期具有资本积累及其带领周边农户发家致富的能力;（2）创业者在创业发展期具备从低层到高层递进的庇护关系寻找的能力;（3）创业者在创业稳定期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与进一步获取庇护关系的能力。

三、新型农业创业者庇护关系形成路径

不同类型创业者有不同的庇护关系路径：农业技术创业者A具有葡萄种植技术优势，依靠自身的技术维护与当地农户之间的庇护紧密度，同时依靠技术与科技协会建立紧密的庇护关系;返乡创业者B依靠自身雄厚的资金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当地创业，为农户提供就业机会，发展二三产业，与政府建立很好的庇护关系，并同时与企业建立起紧密的庇护关系;干部型创业者C以村干部的身份带领周边农户发展第二产业，并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与地方政府建立起紧密的庇护关系。农业技术型创业者能够生产出品质较好的农产品，上层获得科技协会的信赖，下层获得普通农户的依赖，因此在创业初期运行过程中，容易获得行业专业人士的认可和农户的支持，由此形成核心庇护关系;返乡型创业者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社会资本，上层能够获得企业的资金支持，下层能够为农户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获得民众的支持，由此形成返乡创业者的核心庇护关系;干部型创业者初始就具备较为丰富的资源禀赋，上层获得当地政府的扶持庇护，下层获得村民的拥戴庇护，因此在创业初期运营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和农户的认同，村干部是农民选举产生的，所以更有责任和义务为农民服务，创建合作社带领周边农户一起致富，从而产生较强的社会效益，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依据企业发展周期理论，一般将企业发展轨迹分为四个阶段：发起阶段、集合阶段、成长阶段和正规化阶段，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规律是一个波浪式的企业发展曲线，增长到顶点后出现衰落，衰退期后，经过一段时间再进入发展时期，从而形成一个循环[25]。结合案例材料，总结出新型农业创业者的创业发展生命周期图（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发起阶段企业或合作社靠社员对领导者的信任建立起来，因此领导人在发起阶段“笼络”人心，提高自己的村域声望和地位，这是建立第一层社员庇护关系的关键所在，当然失去社员的信任也容易造成发起阶段的企业或合作社危机;集合階段合作社靠村委会制度和当地政府的扶持政策快速发展起来，因此新型农业创业者在集合阶段积极参与村级事务，带领周边农户发家致富，引起当地政府的关注，建立以村委会为主的第二层庇护关系和以当地政府为主的第三层庇护关系，与各层关系的合作维护是企业或合作社存在的潜在危机;成长阶段合作社靠高校/协会支持实现质的飞跃，创业由此获得以高校/协会为核心的第四层庇护关系，步入正轨的企业或合作社可能会面临利益分配不公等危机;正规化阶段企业或合作社依靠与公司的长期合作而进一步成长，获得以公司为核心的第五层庇护关系，当然与公司保持的长期合作以及所预期的利益是合作社存在的潜在危机。

杨燕绥等曾构建了养老金信托雪球效应模型[26]，该模型由收益函数和理论模型构成，能够揭示不同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本质、规律和功能，并具有信任基础、长期合作、预期规模、共赢机制等四个特征。本文借鉴该模型构建出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在创业过程中庇护关系获取的雪球效应模型（见图3），进而总结出新型农业创业人才成功创业的经验规律。

1.模型特征。在创业初期，创业者首先与社员通过合同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在信任基础上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在长期合作过程中互相形成依赖关系，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从而达到预期的效应。随着合作社经济效益和庇护关系的雪球效应增长，创业者与社员之间形成合作共赢机制，使得各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

2.模型目标。合作社治理模式的目标就是使创业者获得更多的庇护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创业培训机会，在培训过程中结识更多的创业合作伙伴，市场机会自然会有所增加。市场机会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共同使得合作社利润趋高，最终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受益最大化，从而推动乡村振兴进程。

3.核心要素。创业者及其特质是获取庇护关系的核心力量，创业者领导特质不同，获取庇护关系途径也不同，同时合作社的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其获取庇护关系的类型也不同。

4.主要流程。第一阶段，创业者在创业初期与社员建立第一层面庇护关系。创业者通过在当地发展产业带动周边农户发家致富，双方通过合作达到预期效应，进而创业者和社员都获得经济收益;同时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带领周边农户致富，并给当地村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此在基层社区内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赢得民心。第二阶段，创业者与村委会建立第二层面庇护关系。创业者为基层社区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推进了乡村治理有序进行，同时村委会又为创业者创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降低合作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使合作社达到了预期的经济收益。第三阶段创业者与地方政府建立第三层面庇护关系。在第二层面庇护关系下，村委会将创业者引荐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新型农业创业者提供政策福利庇护，合作社的良好运营也为地方政府创造政绩。第四阶段创业者与高校/协会建立第四层面庇护关系。在第三层面庇护关系下，政府部门为创业者提供到高校学习机会，同时也将创业者引荐给专业协会，为创业者提供专业化指导服务，提高创业者人力资本水平，创业者同时为高校以及协会提供实践学习基地，为高校科研工作以及协会在专业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手资料。第五阶段创业者与合作社建立第五层面庇护关系。在以上四个层面庇护关系下，创业者的社会资本不断增多，逐渐与合作社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为合作社提供优质的产品，合作社为创业者持久性创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充足的市场，形成共赢机制，从而实现各利益主体受益最大，从而推动乡村振兴进程。

四、结论与讨论

结合以上三种新型农业创业者的庇护关系网络，本文剖析了创业者的几种主要类型，分析每一种新型农业创业者领导特质及其庇护关系获取途径，使国家政策在扶持新型农业创业时，对创业者甄别有一个理论识别依据。不同类型的创业者具有不同的领导特质，同时也具有不同的庇护关系获取路径。主要表现为：（1）技术型创业者具有熟练掌握农业专业技术的特质，依靠生产并推广优质农产品获得上层领导赏识和下层农户拥戴;（2）返乡型创业者具有丰富的资金资本和社会资本禀赋特质，依靠投资创建多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当地农民就业而获得地方政府和当地农民的庇护;（3）干部型创业者具有宽阔思维和责任意识特质，依靠产业扶持政策带动当地村民发展加工业、旅游业等产业，由此获得地方政府和当地村民的肯定。他们获取庇护路径都存在的共同点：（1）新型农业创业人才都具有风险投资意识和产业融合意识等魅力型特质，借助互联网平台和当地文化习俗，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带动农户发展加工业、旅游业等二三产业，与农户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2）新型农业创业人才都具有带领周边农户发家致富的能力，懂得运作“关系”，也就是说舍得花精力为创业发展铺路，通过良好的运作关系与地方政府拉近距离，从而与领导建立人格化的庇护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3）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具有向往成功和卓越的驱动力，在当地政府的引荐下，优秀的新型农业创业人才都进入高校学习先进、科学的企业或合作社管理经验，并为高校提供科技推广实践基地，与高校形成利益共同体。另外，本文构建雪球效应模型详细阐述了创业者的庇护关系获取途径，得出结论是新型农业创业人才获取庇护关系的获取途径符合雪球效应模型，层层递进的人际关系可以拓宽创业者的庇护网络，进而实现各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庇护关系中的各主体是互利主体，每一层庇护关系的利益传送都是相互的，由此将庇护关系分为以下几个类型：政绩-经济利益型、声誉-经济利益型、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型、社区服务-经济利益型、实践基地-人力资本型，并将庇护关系与雪球效应模型进行结合，构建出完善的庇护关系获取路径。

现阶段，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培养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因此结合以上结论，对培养新型农业创业人才路径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新型农业创业人才是主导合作社发展方向的中坚力量，政府应该加大对创业者的培育，依据其创业成功的经验来提炼新型农业创业人才领导特质，有针对性地进行筛选和培育，进而鼓励合适的人才进行新型农业创业，尤其是农业院校更应发挥学科优势，鼓励并培养热衷于新型农业创业的大学生为乡村振兴的贡献力量;（2）从庇护关系的寻求来看，农民抵御风险能力弱，通过寻求庇护关系的方式来抵御风险，政府应该为他们创造庇护路径，让其成为政权维护以及高校资源庇护的圈内人，以公平化的方式让庇护关系变成他们维权的正规渠道;（3）庇护关系是创业者获取政策（资金）支持的一种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他们同时也能为被庇护者提供相关的利益输送，政府应该建立合理的庇护关系输送通道，促进庇护关系的建立和循环发展，实现企业或合作社的正规化运行，最终实现农民更富有、乡风更文明、农村更美丽的乡村振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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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Training Path of New 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