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服务贸易探究论文

摘要：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服务贸易比重也在提高。但是，在优点面前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贸易出口结构存在明显问题，迎合经济全球化趋势，找出应对措施，实事求是结合实际，以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教育服务贸易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教育服务贸易探究论文 篇1：

立场·坚守·展望

摘要：在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潘懋元先生敏锐地对教育主权、教育产权进行了深入探究。其观点主要可概括为教育主权捍卫论、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分隔论、捍卫教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教育主权；教育产权

育主权前提下的教育产权明晰论。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教育领域的体现，不可让渡，神圣不可侵犯。而明晰教育产权，赋予办学主体更大的自主权，则有助于吸引内外资进入教育领域，发挥办学主体的主动性和保障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性，进而促进教育主权的落实。

Stance ·Perseverane·Expectation

—Professor Pan Maoyuans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Sovereignty and Education Property Rights

LI Shengli1， KANG Anfeng2

（1.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China）

Key words： Pan Maoyuan； thoughts on higher education；education sovereignty； education property rights

教育乃是扎根培元的宏伟大业，教育的根柢首在立德树人。潘懋元先生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立人伟业的殷殷守护者，以其充满理性探究和审慎言说的学术论著庚续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思想薪火。潘先生的研究范围涵盖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各个领域，其文著全面系统地反映出了先生学术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发展脉络。

现代教育活动都是在特定的主权范围内展开，同时离不开教育产权这个基本前提。潘先生关于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的学术思想在他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其阐释精辟，视野开阔、紧扣时代，思想深邃、立场坚定，理论创新、一以贯之。本文谨围绕先生的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思想展开，认为其内容和特色体主要现在三个方面，即教育主权捍卫论、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分隔论及捍卫教育主权前提下的教育产权明晰论。

一、立场：教育主权捍卫论（一）厚重的历史感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5期李胜利立场·坚守·展望——潘懋元先生“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关系”思想探究通读潘懋元先生的巨著，我们可以发现，先生十分重视教育主权的维护与捍卫。他认为，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是每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坚决维护的基本权力〔1～2〕。教育主权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为学界所关注，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南京师范大学王建华教授就曾分析其中的历史原因，并主张：“最初的教育主权是以整个教育的公立化来实现的，即国家通过将教育纳入政府控制系统之内，从而在国家主权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利益。事实上，公立教育制度化以后，由于整个教育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呈现出封闭的状态，所以，教育主权问题一直被教育权问题所掩蔽，没能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3〕潘先生以理论研究者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教育主权捍卫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阐释与论证，体现出一种亲切的历史厚重感。

1.阐释了主权是一个历史性范畴

潘先生简要追溯了主权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从让·布丹的主权理论的提出到汉斯·摩根索的《国际纵横论》，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对联合国、欧盟、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阐述，均体现出了这种厚重的历史感。综合诸说，潘先生认为：“国家主权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所拥有的对内最高的统治权和对外独立自主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最高权力。”〔1〕

2.突出了对教育主权的珍视爱护

正视国家主权与教育主权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更加珍视教育主权是潘先生教育主权捍卫论的切入点。潘先生认为：“国家主权是教育主权的有力保障，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中华民族曾有过丧失教育主权的痛苦历史，更加懂得教育主权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教育主权必须以独立的国家主权为前提。”〔2〕

潘先生对二者关系的精炼概括也引发了人们对“一个连主权都难以保障的国家，怎么有能力去维护国家的教育主权？”〔2〕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回溯历史，我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就是民族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主权与教育主权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关系的历史见证。通过艰苦斗争和不懈努力，新中国最终胜利收回了一再被侵损的教育主权，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教育自主。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主权国家，完全有能力保障教育主权不受任何侵犯〔2〕。可以认为，潘先生这种对教育主权珍视与爱护的心境，是与他的成长经历和家国情怀密不可分的。

3.概括了目前国内关于教育主权的主要观点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教育主权的界定观点众多，呈百家争鸣之态。为此，潘先生作了非常精准的归纳，他认为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其一，教育主权仅是指涉及教育根本事项的立法、行政、司法的最高权力，它与学校组织、课程标准等方面的权限或权能有所不同；其二，教育主权是一国自主地处理本国教育事务以及独立地处理与别国发展教育合作的事务的权力，具体地说可以分为教育立法权、教育投资权（教育规划）、学校审批权以及教育监察权四种权力；其三，教育主权是一个主权国家具有的处理其国内教育事务和在国际上保持教育独立自主的最高权力，是一国处理教育方面国际事务的最高原则，但它也要求不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即相互尊重主权和主权平等的原则；其四，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教育上的具体体现，是包容于国家主权之内的涉及教育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它不应泛指一般的国家教育权，罗列一般职权或权限很难完整地概括其内涵〔1〕。在以上四种关于教育主权的代表性观点中，潘先生旗帜鲜明地支持第四种观点。

潘先生对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关系的辩证分析，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与广泛援引，论文《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关系辨析》被引用次数居有关“教育主权”论文被引用次数的首位，居有关“教育产权”论文被引用次数的第三位，产生了显著的学术影响。王建华教授就在其文章中写道：“目前国内关于教育主权的观点很多，潘懋元教授认为大致有以下四种基本看法，即‘主权不可侵犯说’、‘主权的部分让渡说’、‘主权的层次性说’和‘主权内涵应适时而变说’等。所谓主权不可侵犯说，即认为教育主权是不可商量的、不可讨论的，凡是涉及教育主权的问题，只能由本国政府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教育主权的部分让渡说，是指教育主权可以通过相互协商来进行让渡，国与国之间可以通过自愿机制实现教育主权的彼此共享；所谓教育主权的层次说则是认为，教育主权可以分为许多层次，位于核心层次的主权不可侵犯、不可让渡，但是边缘部分的主权则可以通过多边机制或双边机制进行共享与让渡；最后一种看法则是认为应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对教育主权进行重新界定，界定后的教育主权不容侵犯。”〔3〕

（二）鲜明的时代感

潘先生对教育主权的关注和论述立意高远，求新求深，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与鲜明的时代感。正如袁祖望教授所言：“（潘先生）学术思想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体现出卓越的超前意识。”〔4〕潘先生教育主权的相关思想最早阐发于《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关系辨析》一文中，该文的写作背景是我国正式加入了WTO，作为WTO的成员方，必须接受WTO框架下诸个多边贸易协定的法律约束，其中，《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运行及市场开放影响甚大。潘先生对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的论述恰恰始自这一时代背景，不可不谓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针对我国加入WTO后开放领域不断拓宽和舆论界对WTO的“热情推崇”，潘先生及时地指出：“随着教育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西方的价值观和不符合国情的文化观念也容易渗透进来，使教育领域维护教育主权、维护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以及反对西化、分化的任务将更加艰巨”，“具体的主权（如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同核心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同样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不能分割，不能转让的。但过去对教育主权的界定，由于时代条件不同，可能较宽、较多。有些并非主权的含义（或因素），也被包含在内”，“主权、国家主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1〕。可以说，这些学术主张均能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感。

二、坚守：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分隔论（一）教育主权不等于教育产权

教育产权与教育主权虽一字之差，但含义大为不同。教育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而言，教育产权即学校产权〔1〕。潘先生认为，“把教育主权和教育产权分别界定清楚，许多问题，就不涉及主权问题，并非放弃主权或危害主权”，“关键问题就是弄清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的关系与区别，对教育主权重新审视并加以界定”〔1〕。

作为国家主权一部分的教育主权，是国家意志在教育事务中的体现，主要集中表现在教育方针、目的、政策和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上。国家教育主权是不可分割、不可让渡、不可侵犯的，它是一个国家层次的政治概念。与教育机构相对应的是学校产权，它基本上属于一个经济学概念。因为实施教育活动需要一定物质条件，学校具有整合各种教育资源的功能，并能够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国家教育主权与学校产权虽然有一定联系，但属不同层次、不同范畴。学校产权是在一定国家教育权指导下，学校为履行教育职能而形成的一种财产权利〔2〕。

（二）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的分隔

正因为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存在上述诸多本质上的差异，因此将两者进行分隔是很有必要的。现实意义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澄清了这是两个不同的理论问题，各自存在不同的理论面向；第二，虽然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但在实践中将其分隔有助于找到对应性的解决办法。因此，潘先生强调，学校产权的种种性质与特点与国家教育主权的权威性、利益性、独立性等特征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教育产权和教育主权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有必要对两者加以区分〔1〕。

中外合作办学是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探索并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在运行过程中会更多地涉及到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等问题。潘先生主要以中外合作办学为研究对象，对教育主权和教育产权进行阐发。潘先生指出：“要把主权同产权分开，主权是不容侵犯的，有人提出部分主权可以让步，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主权是不能让步的，因为主权是神圣的。但是过去我们认为是主权的问题，有许多实际上是产权问题，外国人可以占有产权。把产权和主权混在一起，导致主权概念泛化，就是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影响对海外的招商引资。”〔5〕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潘先生既反对教育主权的泛化论，也就是把与教育产权相关问题上升为教育主权问题，又反对教育主权的淡化论，即认为教育主权无关要紧，而是坚定地主张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分隔论。教育主权往往是政治性问题，而教育产权则往往是技术性问题。虽然两者之间相关，但决不可等同视之。无疑，其清晰、审慎的理论观点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事业的发展。

三、展望：捍卫教育主权前提下的教育产权明晰论（一）捍卫教育主权是明晰教育产权的前提

教育主权是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处理其国内教育事务和在国际上保持教育独立自主的最高权力，是国家主权的构成部分，而独立自主是我国处理教育事务的最高原则。我国《教育法》第67条规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不得违反中国法律，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6〕

产权则是财产权利的简称，是法律中物权的概念，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和由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支配、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教育产权实际上是用来界定教育领域中的财产关系，而由于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以股份制形式出现的教育机构中，上述的权利以及由这些权利派生的权能有可能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主体〔7〕。

正如前文所述，教育主权是一个政治范畴，而教育产权则是一个经济范畴。教育产权的确立与维护，离不开一个国家在立法上予以的确认和保护，并需要国家强制力加以保障。一个国家如果教育主权受到损害，或者国家主权部分或全部丧失，那么它就无法在立法上对教育产权审查、确认和保护，也很可能无力通过国家强制措施对受侵害的教育产权进行救济和保障。因此，教育主权构成了明晰教育产权的一个基本前提。可以认为，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教育产权就难以得到确认和保障。没有明晰的教育产权，在实践中则容易让人混淆产权问题与主权问题，从而很可能影响教育主权和教育产权的充分实现。

潘先生指出，随着教育服务的开放，部分学者担心国家的教育主权将受到挑战。其实国外教育机构来中国办学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接受我国政府的管理，决不会对国家教育主权构成威胁。受到挑战的倒是我们传统的学校产权、产权结构、产权制度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2〕。潘先生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因为我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教育主权自然是独立、完整的。我国完全有能力通过立法和司法措施对教育产权进行确认与保障，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前提。同时，教育产权的具体运作由于往往涉及到技术性、操作性很强的实践问题，因而需要更为细致的考察与实证研究。

（二）明晰教育产权有利于教育主权的落实

从理论而言，教育产权问题不足以挑战或者危及到教育主权问题，即教育产权服从于教育主权。但是，由于缺乏对二者内涵的清晰界定和利害关系的权衡考量，危害教育主权的行为或现象在实践中并不鲜见。例如，教学内容不加筛选，在课程的设计上、在教育观念的形成上，照搬他国的那一套，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侵害了我国的教育主权，出现“产权”超越“主权”的情况〔7〕。以当前蓬勃兴起的大规模网络在线课程为例，它突破了民族国家主权的地理边界，可能会出现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等不受国家主权规范和管理的现象。因此，明晰教育产权，既有助于确认办学的主体身份特别是涉及到中外多方合作办学时的主体身份，又有助于确定对应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时也有助于明确适用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以加强对教学过程、教育观念以及价值导向等方面的持续观测与管理。可以说，明晰教育产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一国所享有的教育主权的体现与落实，明晰教育产权是体现和落实教育主权的有效措施。

从本质上来说，“主权”和“产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任何一种产权的成立都必须在主权许可的范围内实现，主权高于产权，既不能从产权的绝对数值简单地判断主权是否有保障，也不能从对外方拥有产权的承认引申出这是对教育主权的放弃或危害〔6〕。潘先生明确指出：“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这是国家行使教育主权的体现，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放弃对大学的控制，但当前我国政府对高校的控制力过于强大，不利于高校特色的培育与发展”〔8〕，“在实践中，千万不要因对于教育主权的过分强调而遮掩了对学校自主权的重视，从而使整个办学过程中政治色彩过浓，经济效益低下”〔3〕，“在坚持教育主权独立性的前提下，必须改革我国现行学校的产权制度”〔2〕。概言之，潘先生一方面强调教育主权的神圣与紧要，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教育主权不等于国家教育权，也不等于教育自主权，更不能将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混同。由此可以看出，潘先生主要侧重的是反对教育主权泛化论。

在高等教育面临全球化浪潮冲击的历史大背景下，潘先生准确地抓住了“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这一关键问题，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理论指引性。正如林金辉教授所言，“潘懋元教授不仅明确澄清了人们在现实中的困惑，而且解决了直到今天还在谈论的‘中国加入WTO后的教育主权’问题”，“潘懋元教授通过对‘主权’概念历史形成过程、教育主权与国家主权、‘产权’与‘教育（学校）产权’、‘教育主权’与‘教育产权’的关系等重要理论作了翔实的论证和清晰的界定，对于实践工作者促进和保障中外合作办学健康发展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引”〔9〕。综上所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既离不开坚定地捍卫教育主权这个基本前提，也离不开明晰教育产权这一现实基础。

学术思想之旨归，既在纲举目张，煌煌巨著，同样也存在于绵密幽微的精耕细作之中。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思想既能超越教育学术的言说姿态，探求高等教育的深层肌理，又能保持学术研究对教育现实的持久张力。所以，对于我们后继的教育研究志业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思考如何秉承潘懋元先生的教育思想传统，继续坚守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赓续高等教育的思想薪火，发掘国内外研究者的思想资源，拓展研究者的思维空间，在高等教育思想的道路上行路致远，砥砺前行。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文集·问题研究 卷三（上）〔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24，226，228-231.

〔2〕潘懋元，胡赤弟.我国高校产权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兼论公、民办高校产权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05，（7）：18-22.

〔3〕王建华.第三部门视野中的教育主权问题〔J〕.江苏高教，2003，（6）：10-13.

〔4〕袁祖望.寓远见卓识于平凡朴实之中——《潘懋元高等教育学文集》读后〔J〕.教育科学研究，2001，（11）：73-74.

〔5〕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J〕.中国大学教学，2004，（1）：4-7.

〔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EB/OL〕.（20040713）〔20150528〕.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19/200407/1316.html.200407/20150528.

〔7〕潘浩.中外合作办学主权与产权关系的处理〔J〕.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2）：7-10.

〔8〕聂秋华，等.侨资性大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66.

〔9〕林金辉，白杰瑞.潘懋元高等思想教育〔M〕.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37，50.

（责任编辑：陈艳艳）

作者：李胜利 康安峰

教育服务贸易探究论文 篇2：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及其优化

摘要：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服务贸易比重也在提高。但是，在优点面前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贸易出口结构存在明显问题，迎合经济全球化趋势，找出应对措施，实事求是结合实际，以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

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日益上升，国内外各学者对服务贸易的研究层出不穷，2005年，经济学博士、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贺卫，探究过现阶段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要素对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2009年保定学院著名教授黄影、刘世斌针对探究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过程和国内外发展现状的问题，针对相应问题提出解决措施。2011年扬州市委组织部积极学者深入探究了中国服务贸易存在的结构问题，提出中国应该改善贸易结构，提高服务贸易质量。以上种种研究，对服务贸易的剖析全面深入，我在学习前人研究知识基础上对服务贸易出口进行研究，出口逆差问题警示我们服务贸易出口是我国的贸易大缺口，前人对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研究较为粗略，我将就我个人的看法提出一些观点。在探究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之前，讨论中国所处的全球服务贸易背景是必要的。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起步晚，但发展较为迅速，规模较小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秉持“重生产，轻生活”的核心思想，第三产业发展一直停滞不前。那时我国工业农业实体物质生产领域，对房地产、金融、投资、社会服务等所谓“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的建设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制定相关的政策加以控制。时至1978年，在第三产业中占据重大比例的仍然是运输业、邮电业、以及部分商业，这三个行业共占第三产业的51%。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得以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发布以后，我国第三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30年内，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由上升将近三倍。

下面我们来说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结构问题。第一，服务业的滞后使得我国的服务贸易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1994年世界货物出口额为49210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1710亿美元，二者比例为4.12：1；但是就中国来看，我国的货物出口额为1468亿元，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64亿元，比例为7.97：1，从这一组相对数据比例可以看出，我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比例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为明显，我国的货物贸易总量远远高于服务贸易总量。2000年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为301亿美元，位列全球第十二位，于此同时我国的服务贸易总量排名全球第六位。并且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却让人大跌眼镜，根据我国服务贸易1997-2005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逆差统计表可以看出，2003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为463.75亿美元，进口总额为548.52亿美元，进出口逆差一目了然。第二，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传统业务上，改革开放以来的重重数据表明，我国的服务业贸易发展令世界瞩目，也为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绝对的数值不能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出口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出口的关键，其中最严重的是服务业贸易结构严重失衡，主要集中在传统业务上，比如旅游，运输等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部门。1984-1997年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之中，旅游服务一直独占鳌头，旅游服务比重逐年上升，从27。5%上升至36.05%。从1997到2011年：我国第三产业中旅游服务出口明显上升，从1997年为120.7亿美元，占总额的49.3%，到2005年，旅游服务出口总额已经达到293.0亿美元，占当年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9.6%。2011年这一数额仍在上升，旅游服务总额达到484.6亿美元，占2011年出口，贸易总额的26.6%。与旅游业同样令人瞩目的是我国的运输服务出口额，运输服务由1998的26.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84.2亿美元，2011年更是达到355.7亿美元之多，从1998到2008年由12.1%到26.2%的惊人进步。而其他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所占比例实在捉襟见肘。1997年中国建筑驻服务贸易总额仅有5.9亿美元，占当年服务贸易总额的2.4%，金融服务总额为1.0亿美元，占总额的0.3%。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比例有所上升，但是仍然发展缓慢，2011年金融服务贸易总额为8.5亿美元，占2011年服务贸易总额的0.5%，保险服务与之半斤八两，虽贸易总额比往年有所上升，但是总体上说没有任何进步。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总体数额较高，但是存在着地区分布严重不均的问题。这跟我国服务业地区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厦门、浙江、江苏等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半数以上，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并且享受着国家的政策支持，在资源，劳动力方面占绝对优势，人才和技术优势也远远超过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北京，上海。深圳，黑龙江，吉林，天津，辽宁第三产业就业率占全国第三产业的就业率80%以上。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服务贸易出口自然也占了大部分比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2011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为4191亿美元，其中有3572亿美元的出口额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占总额的85.25%。服务业出口地区分布严重不均衡导致了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失衡，使得我国中部地区大量的资源的不到合理利用，例如安徽，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未能充分利用其人力资源，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东部发达地区则出现民工荒，劳动力价格无奈提升的现状。我国应从本国服务业发展入口，均衡分配资源，来解决我国服务业出口地区分布不均问题。

我个人观点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优化的建议。首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失衡状态已经不是一两天了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是关键，首要措施便是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0%以上。我认为，我国充分合理科学利用各地资源和优势解决服务发展地区分布不均衡问题，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借鉴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经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集中力量发展高知识密集度产业，例如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会计咨询服务等，同时经济发达地区要发挥辐射作用，带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服务业的发展。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要利用本地优势，在发挥本地优势，做到规模经济效益，努力争取本地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发达地区共同发展。同时，政府应当积极吸取民间资本发展服务贸易，积极引导民间资产更多的投入到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更加有效的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政策支持，法律法规支撑，过去政府对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我认为，要想改变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问题，人民政府应首当其冲，实事求是的针对我国服务业出口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的局面，各级政府应当转变传统思想观念，重视服务业发展，中央政府应当做到统筹全国全国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发展全局，借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管理制度，认真研究GATS所规定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制定出适合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一改过去服务贸易管理交错盘根，混论不清的情况。同时，中央政府也应该深入剖析各国的贸易壁垒制度，想出合理的方式规避各国贸易壁垒，增强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个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在同一方针的指导下，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合理利用各地资源，并且做好地区与地区的经济合作工作，做到资源最大化利用。另外，更为严峻的一点是，我们应当建立健全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在借鉴世界先进国家服务贸易立法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目前服务贸易部门行业立法空白或是存在漏洞的实际，查缺补漏，让法治社会深入到服务贸易之中。最后，我们应该注重人才的培养。我国缺乏高知识，高技术型人才，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非常单一的关键。注重人才的培养才是改变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关键。我认为，培养人才应当从教育入手，增加高等院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关于服务贸易的专业，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出国留学，学习国外先进服务贸易理论实践知识。另外，我们可以聘用国外优秀服务贸易专家人员，进入高校，企业，创立多领域、多层次岗位培训，提高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素养，转变员工传统思维模式，以应对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吸引外国优秀服务贸易人才，以及本国留学生回国创业，借鉴国外先进的服务贸易管理机制。总之，政府应该开阔眼界，开拓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出适应时代潮流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型服务贸易人才。（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作者：朱元盛

教育服务贸易探究论文 篇3：

国际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双重模式探讨

摘 要：自然人流动已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服务贸易模式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该贸易形式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由该国际服务贸易方式所引发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建立良好的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确有必要。WTO争端解决机制和区域性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是当下两种主要的国际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入世以后，我国的自然人流动服务贸易也大幅提高。因此，在WTO和区域性组织双重模式下，探究建立良好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自然人流动；国际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不断得到推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也使得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发展。WTO成立以来，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

WTO的成立，又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使得国际社会以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为框架，开始了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统一化进程。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定义，服务贸易是指服务提供者从一成员方境内或通过商业实体方式或自然人在消费者境内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交易方式。在GATS协定中，国际服务贸易主要由四种模式组成，分别是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跨境交付以及自然人流动。在这四种主要的服务贸易模式中，自然人流动虽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重要性却是不容忽视的。而自从我国入世以后，自然人流动也日渐成为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我国的核心贸易利益。但一方面由于国际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存在，WTO服务贸易谈判停滞不前，我国国内又缺乏有效政策促进和保障机制，外部竞争加剧，我国自然人流动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将以自然人流动这一服务贸易方式为切入点，探讨国际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1 “自然人流动”的国际立法及实践现状

1.1 “自然人流动”的国际立法

自然人流动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与此同时，自然人流动也是WTO各成员国普遍关注并不断加以限制的服务贸易提供模式。《服务贸易总协定》对自然人流动的概念作了明确的解释，其内容为：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自然人的存在提供服务。根据该定义，自然人流动主要包括2个特征：一是具有跨境因素，二是以自然人存在的方式提供服务。而在关于自然人流动的附件（以下简称“附件”）中也明确地指出了两种属于自然人流动的方式，即一成员方的自然人是服务提供者，以及被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雇佣的另一成员方的自然人。

本文之所以以自然人流动为切入点，是因为自然人流动这种服务贸易方式涵盖范围广，且与其他三种服务贸易方式密切相关。据统计，四种服务贸易模式中，商业存在方式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量的50%以上，跨境交付约占四分之一，境外消费大约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量的五分之一，而自然人流动只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量的1%。由此可以看出，各国对于自然人流动常持谨慎态度，对自然人流动多加限制，所以自然人流动的壁垒很多，这也使得自然人流动的发展受到阻碍。而基于各种服务贸易之间的交互性较强，对于自然人流动的限制往往也会间接地影响到整个服务贸易。所以从自然人流动这一服务贸易方式入手，探讨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确有必要。

另外，自然人流动附件的第三条规定：各成员可就在本协定项下提供服务的所有类别的自然人流动所适用的具体承诺进行谈判。应允许具体承诺所涵盖的自然人依照该具体承诺的条件提供服务。附件第四条规定了：GATS协定不得阻止一成员实施对自然人进入其领土或在其领土内暂时居留进行管理的措施，包括为保护其边境完整和保证自然人有序跨境流动所必需的措施，只要此类措施的实施不致使任何成员根据一具体承诺的条件所获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这也表明了在当前国际法框架下，自然人流动具体的市场准入条件主要由各成员方国内法来调整，这为各成员方设置自然人流动障碍提供了法律依据。

1.2 “自然人流動”的实践现状

自然人流动因其服务提供方式具有个体性，服务形式的流动性、暂时性，以及服务内容的广泛多样性，使得其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因为自然人流动通常与一国的签证和移民政策有密切联系，这往往会引发偷渡等跨境问题。其次，自然人流动服务贸易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现实问题。2015年，一群中国女孩在首尔明洞街头进行集体抗议，原因是对其在韩国进行的整容服务不满意。这个群体的跨国维权之路已经让他们付出了时间精神和金钱的代价。在该事件中，可以看出自然人流动这一服务贸易所辐射出的诸多问题。包括无良黑中介、无良医院、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政府不作为、跨国维权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从自然人流动之初即产生。首先，中国人赴韩整容需要办理签证，该环节就滋生了大量黑中介。而赴韩整容这一跨国医疗问题又滋生了无良医院、影子医生等问题。并且基于韩国政府对整形美容的扶持力度，导致市场良莠不齐。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韩国整容整形市场非常杂乱，消费者容易被误导，并且常常受到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发生医疗纠纷后，消费者的权益又往往得不到保障，陷入投诉无门，维权无果的两难的境地。而双方政府的不作为也是事件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环境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反观世界经济，其复苏基础并不稳固，增长速度缓慢且分化严重，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国际经济竞争激烈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是中韩两国地理位置相近，历史文化等方面也诸多相通，且在经济方面发展势头不容小觑。2015年，中国与韩国贸易额为2758.1亿美元，位居贸易伙伴前十。可以说中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国际贸易市场。但是其中严峻的自然人流动服务贸易问题，容易导致贸易争端，不利于中韩两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鉴于此，我国应当同周边国家尽快建立良好的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2 国际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双重模式

2.1 WTO争端解决机制

世界贸易组织，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也最为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建立在成员方相互妥协基础之上的WTO法律体系，也需要一个解决成员方彼此纠纷、保障WTO平稳运行的法律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就为此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凭借着多年的成功实践，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中的“皇冠上的宝石”，并被认为是WTO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但是WTO争端解决实体（DSB，Dispute Settlement Body）多针对货物贸易，诸如反补贴反倾销案件。且上诉DSB的过程相对来说较为复杂，其地域性不强。在服务贸易方面，虽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是提交WTO进行审理的，如美国墨西哥电信服务之争、中美音像制品进口措施之争，但在自然人流动着一块却是举步维艰。原因很简单，首先，WTO给予各国在自然人流动服务贸易方式上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对自然人流动的规定少之又少。再者，其允许各国自行谈判和承诺，所以WTO裁量依据有限，审理难度较大。在漫长的WTO实践中，于自然人流动国际贸易这一块儿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例很少，在此，不做过多分析。下文中我们也主要讨论中日韩FTA的构建对于自然人流动问题的解决模式，即建立具有针对性且地域性较强的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十分必要。

2.2 自由贸易区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强化，已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其中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简称FTA）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在东亚地区建立中日韩FTA是大势所趋，它不仅有益于中、日、韩三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将会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繁荣并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在中日韩FTA进程中不仅要重点关注经济协作，长期的贸易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环境问题使得各国政府也越来越关注环境协作。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就在环境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它主要是通过NAFTA与NAAEC双层途径来构建一个环境贸易协调机制，这对中日韩FTA的构建赋予了诸多启示和借鉴意义。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建立较早且已运行比较成熟值得借鉴的自由贸易区。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NAFTA，以下简称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对北美各国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该协定的建立，为的是减少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促进商品和劳务在协定缔约国间的自由流通；改善自由贸易区内的竞争环境；有效保护各成员国境内的知识产权；创造有效程序以确保协定的履行和争端的解决等。

相比GATS协定，NAFTA协定的第十二章跨境服务贸易对许多事项都进行了细分。包括定义、适用范围、许可与认证等。其中许可与认证条款与GATS项下的透明度条款相类似，它规定了各缔约方所设置的许可或认证的措施应：（1）制定客观透明的标准，包括提供贸易服务的资格和能力的标准；（2）不超过保证服务质量所必需的限度；（3）不构成对提供跨境服务的变相限制。另外，还创新了许多新的条款，比如第1208条：非歧视性措施的自由化。该条规定各缔约方应在明细表中列明其对数量限制、许可要求、业绩要求或其他非歧视性措施的自由化承诺。

3 双重模式对我国解决自然人流动问题的启示

3.1 自然人流动纠纷解决机制的两种模式

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补充形式。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活跃的板块，其中中日韩三国经济更是占据了东亚整体经济规模的90%左右。只要中日韩三国能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对于三国贸易、投资、金融，甚至是教育、文化、环境各个领域都将是有利的促进，也无疑将提升东亚地区对世界经济的话语权。中日韩之间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各种生产要素的互补性、地理上的临近优势、语言文化的相似性都表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具有可行性。虽然其中也存在许多障碍，例如三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参差不齐、政治互信度较低、美国的插手以及三国出于国家自身考虑对劳工标准等重要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但是中日韩FTA是大势所趋、利大于弊。

今年5月份，商务部发布了《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7年春季）。报告回顾了2016年及2017年一季度中国外贸运行情况。2016 年，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进出口总额5348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2%。其中，服务出口 18194 亿元，增长 2.3%；服务进口 35291 亿元，增长 21.5%。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进出口占比分别为6.9%、7.5%，位居貿易伙伴前十。但同时在中日韩贸易市场中，所要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可估量的。这就需要我们设置FTA备忘录，将亟待解决的自然人流动问题提上日程。以本文提出的“整容”乱象问题为例，有以下对策：（1）市场良莠不齐，杂乱无章，医疗服务行业无证无资历经营的状况，各缔约国应尽快建立透明度规则，设定相关的许可和认证制度；（2）消费者遭受不公正对待，应尽快设定相关非歧视性待遇条款，正如NAFTA协定当中，要求各缔约方在制度清单中列明其对数量限制、许可要求、业绩要求或其他非歧视性措施的自由化承诺，实现制度的透明化；（3）而针对消费者投诉无门，维权无果，应尽快建立跨国服务维权机构。

3.2 中日韩FTA未来展望

今年4月13日，中日韩自贸区第十二轮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谈判就如何推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重要内容进行了更深入地讨论。中日韩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不仅有助于充分发挥三国间的产业互补性，挖掘三国贸易投资水平的潜力，更能促进区域价值链进一步融合，符合三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而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也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成为各方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途径和重要的国际公共产物。这也为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对于国际贸易中的自然人流动壁垒的减少也将发挥极大作用，也会使得自然人流动这种服务贸易方式更加顺畅，大大提高其自由化程度，以此提升整个区域服务贸易的国际化水平。

参考文献

[1]贺小勇.WTO法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8.

[2]刘恩媛.论GATS下自然人流动的承诺与发展[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6）：55.

[3]叶兴国.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毛燕琼.WTO争端解决机制问题与改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朱榄叶.WTO争端解决案例新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作者：叶素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