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年研究论文

“互联网+”行业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正深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譬如互联网外卖平台不仅创造了全新的工作和服務模式，也给城市居民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带来巨大影响，其中外卖骑手这一主要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全新职业群体，成为了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农村青年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农村青年研究论文 篇1：

欣逢大时代 意气论兴亡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波澜壮阔的洪流，改天换地的历程，其中有一段中青年经济改革研究活动的活跃时期，可称得上是洪波曲中的一朵潮头浪花。

1984年，我是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的一名硕士研究生，积自己前面若干年学习与思考形成的认识，写了一篇题为《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的论文，发表在当时被认为是经济学界最高层级理论刊物的《经济研究》上。这通常被认为是学术水平被社会所认可的一种标志，于是，客观上使我开始在经济理论界“小有知名度”，并由此而引出转过年头，蔡重直同志找我参加中青年论文初评和“莫干山会议”的事情。

蔡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研究生部（人称“五道口”）读硕士，参加了后来广为人们谈论的“莫干山会议”（即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改革研讨会，在浙江杭州附近莫干山举行）的筹备工作。他想到我，联系我参加会前对征文的初评工作。莫干山会议的背景在这里需要多说几句：改革开放初期，久已沉寂、万马齐瘖的思想界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活跃起来，经济理论界也随之有“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讨论热潮。而当时最为决策层所需要的，是关于改革思路和方案设计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个特定领域（或可称为“关于改革的现实重大问题研究”领域）之内，中青年的研究力量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已有传闻，王岐山等四位年轻人在80年代初上书中央，提出“重调整，缓改革”的阶段性要领建议，得到高层人士肯定；后来，最初以民间身份活动的农村问题研究小组的一些年轻人，开始进入中央农村政研室（领导者为杜润生同志）工作；再后来，在国家体改办之下，成立了体改研究所，成员是一批十分有朝气的年轻人，如王小强、李峻、张刚、张少杰、赵榆江等。我的印象，莫干山会议是在1984年秋天，在体改所尚未进入十分活跃状态之前举行的（体改所所长陈一谘等上山开会时，还没有强调体改所的身份）。莫干山会议的筹备者，是一群“热血青年”，联络了方方面面的人士，得到浙江省的省级研究机构的支持，举办了全国征文来选取参会者，而后聚于一山，共商国家改革大计。

我在筹备组那里领到一大捆征文的应征稿，逐一阅读后标明自己的看法（这样的初读者被分成若干组），还记得很清楚的是，我推荐的与会作者中，有后来在人民大学读完博士入财政部工作过、又进入金融界的贝多广，他的那篇文章写的是什么我现已记不清了，但水平明显高于一般的征文作者；还有一位是西藏交通局的作者，题目写的好像是关于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的，我觉得这样的文章作者有其独特的地区代表性，所以作了推荐，后来还真的入选，到会上见到他，感觉是超乎想像的年轻，看去也就是二十挂零的一个小伙子。

在莫干山会议召开的大会上，气氛十分热烈，主持人专门强调了这个空前的中青年会议的意义，并介绍了那位西藏小伙子一波三折的参会过程（开始其所在单位不同意，是筹备者抬出了中宣部、中组部这样的名义才最终解决了问题，好像交通费也专门作了特殊处理，他才成行）。另外还介绍一位浙江的年轻人阎卡林，在工作单位坚持自学和撰写经济方面的文章，但遇到不好的待遇，单位领导卡他治他——可能仅是出于心理不平衡，这在那个年代十分常见——会上当场有中组部青年干部局的同志宣布，已向北京打长途电话请示后决定，推荐阎卡林到经济日报工作，摆脱他的不良环境，全场马上爆发出极为热烈的掌声（阎后来在“经济日报”写过大量文章，主持过专栏）。

莫干山会议上的一大特点，是在各个分组讨论之外，有“挂牌讨论”即专题讨论，题目张贴出来，同时注明时间、地点，与会者自愿参加。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挂牌讨论，主题是价格改革问题，田源、张维迎作重点发言后，大家可以自由提问或发表自己的见解，会议场所被挤得满满的，气氛热烈，基本观点记得像是有“调放派”和“双轨派”，前者强调先调后放、调放结合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后者则强调可以先形成价格的计划控制轨和自主（市场）定价轨双轨运行的局面，在边际上和增量上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最后再并为市场一轨。如今大家知道，价格调放和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后来在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后者，其功过到现在还存在争论——顺便说一句，也存在到底谁是“第一提出人”的不同说法。会后，应是由时任体改所副所长的徐景安等形成内部报告，向高端领导报送了“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建议，张劲夫同志也应听取过这方面的口头汇报。

莫干山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相当广泛的，在我头脑中印象深刻的，还有在关于改革发展区域战略的讨论中，提出了“梯度推移”和“反梯度推移”的不同思路；关于“综合平衡”理论是否应被突破——一位叫王史华的年轻人强烈主张应突破，主要论据是货币金融可以实现“跨空分配”；等等。至今记忆犹新的，还有大会发言时周其仁等人的好口才，以及青年人中间那种相互激励的、极有感染力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氛。

莫干山会议之后较快出现了以体改所为代表、农发所也发挥较大影响作用的中青年经济改革及相关研究的活跃期，一直延续到1989年夏，其间体改所发表了与世界银行考察团关于中国改革的报告相类似的较系统的改革研究报告，好评如潮（似乎争议也如潮），先后成立了体改所起中坚作用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以及陈元、马凯等已走上北京市政府系统内较高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同志领导下的北京市青年经济研究会。这两个青年研究团体的活动我都参加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由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求，各部门和已经为人们所知的在京中青年研究力量都参加的“价税财连动”改革方案的研究活动，其基本意图是在1987年于我国推出价格、税收、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形成宏观层面以间接调控取代直接调控的新体制框架。研究活动几乎是从年头持续到年尾，但最后传来的消息，是领导同志去东北考察国企情况后，决心动摇了，所谓追求规范化的“利改税”改革之后，国企效益出现20多个月连续下滑之说，使他不再看重“规范化”之路，此时另外一种“包字进城，一包就灵”的思路打动了他，于是从1987年起，转而推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并自1988年起在财政体制上也实行多种形式的地方大包干。解决“价税财连动”改革所内含的历史任务的实践，最后主要是落在了1994年由朱镕基同志主持推行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的实施上（由于90年代初治理整顿期间在没有通胀预期压力的情况下，已经较顺利地解决了价格调放问题，所以“价税财”三字在94年实际上剩下了“税财”二字）。1994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那是后话了。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在其活跃期，每月有一次“研讨沙龙”方式的活动，最初地点设在陶然亭公园内，后来又曾改在北京天文馆等地，大家自愿参加，每次有至少一个主讲人，讲后与会者提问、讨论。周小川、刘克崮等现时的部门领导者，当时都以中青年研究者的身份当过主讲人，刘克崮主讲的题目我还记得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与方案设想，听后颇为其清楚明晰、深化务实的特点所折服。关于这个“沙龙”的活动，在当时风行的柯云路改革系列小说中曾有过生动的场景描写。

另一个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活动，最值得提到的是1986年后陈元同志主持的“中国经济紧运行”大型专题研究，列入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动员了约百名在京的中青年研究者，办过数次大型研讨会，中小型的研讨会议就更多了。这个课题研究的背景，是1985年我国城市改革出师不利、改革意图实际受挫之后，“改革综合疲劳症”之说开始有所表现，前两年最热、青年人专心致志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的方案设计研究，开始表明有浓厚的急功近利色彩，引出“改革方案万万千，各领风骚三五天”的俏皮话，而匈牙利人科尔奈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角度切入引出的“短缺经济学”研究成果，给了中国人重要的启示，于是一群中青年人开始在“紧运行”课题研究中，准备静下心来力求系统、深入地进行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实证研究，认为真正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怎样”和“为什么这样”的实证考察分析之后，改革何去何从的“应该怎样”的问题，就可能“呼之欲出”了。我在“紧运行”课题研究中的任务，是负责“财政”组，并有若干次参与核心组的讨论。这个课题研究虽由于1988年后的种种原因没有达到原来的一些预想目标，但还是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和研究资料。从我个人来说，参加研讨中所受到的启发，对以后的一些个人研究成果应说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影响。比如获1988年中央国家机关中青年研究成果一等奖的论文《“抽紧银根与压缩规模——论我国需求控制的着力点及转换条件》（发表于《经济研究》1988年第5期）和90年代获中国财政学会组织的全国财经科研成果一等奖的论文《论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发表于《财贸经济》1994年第6期），都是循着运行机制实证研究的路径而得到的成果。

在前面所提到的体改所和青年学会、研究会的研讨活动蓬勃展开的情况下，财政系统内的一批中青年感觉坐不住了，并且受到了“中青年”概念的很大启发。作为一个部门或工作系统，财政系统内部氛围比之社会上要更为“严肃”和“沉稳”。我是1985年春末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在财科所工作的，听到的以往传下来的规矩（特别是业务司局的规矩），是开会时中青年只能坐后排听着，不能说话，想说话表达见解得不到机会。但这时有了“莫干山会议”及其后社会上中青年研究活动的样板，几位财科所的中青年人（我是其中之一）也产生了举办财政系统中青年研究活动的想法，这种想法得到了财政理论界前辈的代表人物、时任财科所所长的许毅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们仿照莫干山会议的模式，举办了全国征文，以文选人，在宁学平同志任厅长的吉林省财政厅的鼎力相助之下，于1985年冬在长春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讨会，并成立了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会（第一任总干事是许老的第一位博士生刘桂苏，后来她曾任海南省财政厅厅长；我是副总干事）。长春会议的气氛极为热烈，来自全国的近200位中青年人各抒己见，“挂牌讨论”直到深夜乃至凌晨两点（散会时回北京的列车上还有在车厢内的“挂牌讨论”）。会议所在宾馆的工作人员说：“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开会的！”财政部业务司局的一些同志（如张家伦、高坚等）也应邀到会发言和参加讨论，积聚在年轻人心中的许多思想和不吐不快的建议，得到了充分表达的机会。后来，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讨会，曾先后在淄博、抚顺、郑州、上海、苏州等地举行过年会与专题研讨会，客观上培养、提高了一大批年轻人。

后来，随着时间流逝，时移势易，促成中青年研究活动形成活跃期的许多因素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意见表达上“论资排辈”的习惯和氛围在淡化，另一方面，对于“思想特别活跃”的年轻人参与改革设计的决策需求也逐渐淡化，加之80年代中后期中青年研究活动中的不少骨干成员，90年代以后陆续走上领导岗位，有了更为正式的话语权，已不再需要中青年研究活动这个特殊的意愿表达平台。特别是1989年夏的风波之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停止活动，北京市青年经济研究会也已不再活跃，总体的社会环境便不再具备那种集中反映来自“年轻人”特定声音的气氛和条件。

但是，一大批投身于、活跃于80年代中后期中青年研究活动的当时的年轻人，却在其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一些人士现已担当起国家领导集团成员的重任，有的也早已是重要部门的领导者，比如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陈元、楼继伟、郭树清、肖捷、吴晓灵、刘克崮、陈锡文、许善达等等。除了这些人士成为领导者外，周其仁、张维迎、宋国青等作为学者，至今都是学术理论界的带头人，华生、曹远征等作为颇具影响力的证券、金融界人士，也继续活跃。当然，曾经的一些风云人物，也因各种缘由，有不少已淡出人们的视野，有的与我们已属“道不同，不相与谋”。

可以说，以1985—1989年为活跃期的中青年研究活动，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行现代化转轨伟大征程特定阶段上因特定需要应运而生的特定现象，是一大批热血青年欣逢新的伟大时代而一展书生意气、试图谋划天下兴亡、为改革建功、为人生注彩的群体行为。作为其中的一员，我自己的特点是其后一直留在了研究工作岗位上，二十余年不曾变动（这比较罕见）。在那个阶段所参加的活动之中得到的启发教益，以及从那时的观察中就开始领悟到的中青年研究群体皎皎者的长处和短处，自己应当努力学习、“见贤思齐”的方面，以及需要引以为戒、警醒于心的方面，都对我形成不小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继续感受之中。

人并不能选择所处的时代，但时代在选择人。欣逢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使中国人看到了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曙光，并引升至当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愿景，也使我们这些个人，幸运地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小束光子。改革决定中国的命运，当然也在总体上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并要求我们对其作出积极的回应。改革初期的年轻人，现在已步入中老年，不论具体的人生轨迹如何，三十年了，都十分值得回忆。我特述以上的片断回忆于此，意在继续努力自强不息，并与同时代人共勉。

作者：贾康

农村青年研究论文 篇2：

外卖“骑手”的日常生活与意义世界

“互联网+”行业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正深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譬如互联网外卖平台不仅创造了全新的工作和服務模式，也给城市居民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带来巨大影响，其中外卖骑手这一主要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全新职业群体，成为了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产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通过对外卖骑手日常生活和意义世界的全面观察，试图讨论其在互联网时代的个体化进程，以期理解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困境，为城市治理和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在互联网产业带来的社会转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不断被消解重构，而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不断被生产出来。处于农村和城市之间，面临“双重脱嵌”的年轻人选择放弃传统行业，从事更可能获得高薪和自由的外卖骑手工作，是其个体面对社会变化，努力做出适应的表现。然而，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加剧，及传统关系网络作用的减弱，作为外来人口的外卖骑手们在城市的发展依然受到多方限制，新兴行业带来的“为自己而活”的自由，同时也伴随着有限选择、无制度保障及高度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的个体生活模式的风险。依托互联网提供的资源和机会，作为外卖骑手的年轻人的个体能动性得到极大发挥，但系统的高度控制和城市阶层的高度分化与排斥同时又减弱了他们作为骑手的劳动意义及对城市的认同感。当新兴产业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赋予个体更多的自由，同时却也给个体适应城市增加了更多的限制条件，新型的要求和控制手段也被强加于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群体之上，使他们经历着各种挫折和无奈。

邢海燕 黄爱玲：《上海外卖“骑手”个体化进程的民族志研究》，《中国青年研究》 2017年第12期

农村青年研究论文 篇3：

黄志坚:终生献身共青团理论事业

提起黄志坚教授，无论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还是听过他的讲座或曾参与他的社会调查的青年人，都把他看作是一位忘年的朋友。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不愧为青年人的益友良师。说起他的书室“常青斋”名称的由来，他讲了一席“五常”的自勉：常怀青年心态；常思青年发展；常随青年足迹；常交青年朋友；常助青年超越。如今，尽管他已是耄耋之年，依然精力充沛，风趣不改，一言一笑中凝聚着青春和智慧。他笑称接受我的采访，“是一场80后与80后的对话”。

青年研究一直是黄志坚研究共青团理论中一个重头。即使退休后，他的研究始终未曾中断，而且愈加集中精力在自己有积累有兴趣的学术园地继续耕耘。“我对这项事业太热爱了，多年的积累，多年的习惯，情难以舍。”

黄志坚的人生岁月，与共青团密不可分。1950年1月，十八岁的黄志坚走上共青团工作岗位。他做了近五年团的基层工作后，1954年到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前身）学习并留校任教，此后一直从事共青团工作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他感慨良多：“在历史的长河中，57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我最感欣慰的是走上了研究共青团学问的道路，与共青团事业的发展相随，为党和国家团结教育青年的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由做基层工作转到理论研究

上个世纪50年代，黄志坚在江西省德安县开展青年团工作，先后担任团县委书记，团九江地委任组织部长兼地直机关团委书记。1954年9月，他收到了中央团校的入学通知。

中央团校创立于1948年9月，是中国共青团的最高学府，全团干部教育和培训的中心。那时的培训对象是全国团地、市委部长以上干部，由团中央分配学员名额至各省、市、自治区委，再由各团省、市、自治区委按条件选调入学。获得这份珍贵的学习机会，黄志坚打心底里“充满了欣喜与自豪”。

1954年9月，第7期培训班开课。正是从这一期开始，中央团校转为“正规化教学”。即从以往的短期培训、报告式教学，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团的专业知识，学制一年。

在中央团校，黄志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撰写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1955年2月，哲学课程学习结束后，黄志坚被校部抽调上来做教学工作。最初是到马列主义教研室，不久，时任团中央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的胡耀邦同志提出，要加强青年团工作理论研究，中央团校为进一步加强青年团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学和研究，于1955年底建立团课教研室（1956年改名为青年团工作教研室，后又改名为青年工作教研室）。原马列主义教研室取消，大部份成员转到团课教研室，黄志坚就是其中一员。

“进中央团校学习是我一生发展中极为珍贵的一个机遇。”黄志坚自此由做基层工作转到理论研究，从一名实际工作者转向从事青年团的理论研究与教学。从中央团校团课教研室到青年工作教研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青少年研究所、最后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他与青年团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共青团事业有学问

进入团课教研室之初，黄志坚曾经有过茫然。“当年一说到团课，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学校内部，不少人都不以为然：‘青年团能讲出什么理论来啊？青年团不就是搞搞活动，跳跳蹦蹦吗？哲学，政治经济学，那才是学问。’我当时也曾有过疑惑。”

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他对当初的那些质疑不以为意了。“越钻研越觉得，共青团工作里面学问很深。”

研究共青团的学问，黄志坚是从研究青年运动历史起步的。在早期团课教学活动中，他负责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历史简况》讲义，讲授《“五四”以来中国革命青年运动发展概况》。这段时间编写的讲义、讲稿和发给学员的打印稿，他至今仍然保留着。“关于青运史的这些研究，可以说是我研究共青团学问奠立的第一块基石。”

从青运史研究开始，他的研究领域又扩展到团的建设和团的工作研究方面。开始为学员讲授青年团的组织建设，农村青年团工作的形势、任务和方法，保证党对团的领导，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课程。

在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和对现实工作的调查研究过程中，黄志坚慢慢悟到一个道理：“世事洞明皆学问。”“世上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将其规律揭示出来，系统化，不就是学问吗？”“研究虫子的有昆虫学，研究花木的有园艺学，研究万物之灵的人尤其是思维最活跃、能量最大、创造力最旺盛的青年人，怎么能没有规律可循？怎么会没有学问？”

本着这个理念，他在研究的深化中，逐渐把目光集注于青年。“青年是共青团工作的对象，对共青团的研究离不开对青年的研究”。但在改革开放以前，他还没有想到将青年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教研室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收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论述，收集、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有关青年和青年工作的论点，并整理、编印成册。虽然也开始意识到应该运用多学科知识、多角度研究青年和青年工作，教研室也开始进修和应用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但“文革浩劫”的到来严重阻碍了这一研究进程。

青年学科的开拓建设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气氛为之一新，国外的一些学术资讯、研究方法涌入，开阔了共青团理论研究者的眼界。

1980年代初，青年工作教研室近30年青年和青年工作研究的积累首先结出了硕果——黄志坚主编的《共青团工作理论》教材出版。这本教材分析了青年的特点，对共青团工作的特有规律进行了探索，初步形成了共青团工作的科学理论体系。出版后成为中央团校以及地方各级团校的规范教材，各级团委培训团干部广泛使用。一些开设共青团工作理论课的高等院校也以此为教材。

1984年，罗马尼亚青年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马赫列尔出版的第一本青年学专著传入我国，引起了黄志坚等人的注意。“随着共青团对青年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宽，领域越来越深，加上新时期青年自身发展成长的新特征，以及青年工作科学化的呼唤，我们看到了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发展趋势。”

原本只是把对青年的研究作为共青团工作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受到启发，黄志坚带领教研室的团队开始着手准备建立中国的青年学学科。不过他觉得条件还不完全具备，“要发展成为一门学科，那时我的预计至少还要再有5年的努力。”

此时，一个新的因素加速了我国青年研究向学科化迈进。1985年12月，在中央团校基础上建立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正式成立，1986年开始招收全日制本科生。中央团校的青年工作教研室转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青年工作系首开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对建立青年学学科、编写青年学等青字号教材有着紧迫的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前两学年为基础教育，学习公共课，第三学年起学习专业课。开设什么专业课？当时手上只有一本专业课教材，就是出版不久的《共青团工作理论》。本科教育不能只有一门专业课啊！作为系主任，黄志坚压力很大。他开始思考青年工作理论学科群的建立，计划开设青年学、青年思想教育学、青年组织学、中外青年比较、共青团工作理论等五门专业课。

教材建设刻不容缓。黄志坚与教研室团队集中精力研究青年学的学科建设，还吸收上海、四川、河北等地的几位学者共同参与编写大纲。经过多方讨论修改后，黄志坚主编的《青年学》于1988年问世，一出版，立即得到国家教委思想政治教育司的肯定，列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必修课，并指定这本教材。同年，《青年学》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随后，《青年思想教育学》（安国启主编）、《青年组织学》（黄志坚主编穆宪副主编）、《中外青年比较》（黄志坚主编），相继出版，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想政治教育专业专业课教材建设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作为青年学的首位教授，黄志坚感受至深的是恩格斯的一句名言：“社会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高峰。”他经常听到青年研究者这样的询问：“黄老师，您给我出个研究题目吧”，或是“您说我应该做个什么研究课题？”他的回答常常是：“研究什么课题，最好是到实践中去找。青年中的热点，青年工作中的难点，青年研究中的薄弱点，应该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

黄志坚对青年群体一直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关注。青年学习与成才，青年的择业与就业、青年的生活方式、青年的消费与时尚、青年的代际交往与社交、青年婚恋的变化、青年的异常行为等，都是他关注的领域；各种网络用语、时下现象他都耳熟能详；在他的微博上， “80后”、“90后”粉丝活跃不断。

“我比较勤奋，重视积累资料，凡是对研究青年有用的资料和信息，我都会仔细地收录起来。”他的书房有一个资料库，是他50多年来收集的剪报、摘抄和随记等，分为五十多个类别。拉开卡片柜的每个小抽屉，可以看到一张张有序排列的卡片和每个小类的导卡。如“青年文化”类的导卡就记载有：“青年文化学”、“青年亚文化”、“网络世代”、“青春偶象”、“超女现象”、“青年流行语”……等各类鲜活信息。

在黄志坚看来，青年研究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青年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的需要，党和政府都有必要深入体察，进而采取对应的政策和决策。共青团深入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才不会无的放矢。想青年所想，急青年所需。是理论研究的重点，更是共青团活动复盖到全体青年的现实需要。”

责任编辑 陈晰

作者：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