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危机风险论文

2022-07-03

摘要：在中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的变迁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速度、金融系统的稳定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利配置。2011年底地方自行发债启动，这一方面确认了地方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开始了向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过渡。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中国金融危机风险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国金融危机风险论文篇1：

金融危机后系统性风险压力测试的国际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对金融风险压力的测试逐渐从基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向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关注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转变，具体表现为压力测试模型融合了偿付能力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但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模型主要采用的还是银行业的微观数据，反映出监管当局希望通过控制银行业的经营行为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与传染，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逐渐上升的监管思路与过程。应进一步明确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工具之一，与其他风险管理工具是互为补充的，也具有其局限性;要基于中国国情完善压力场景的设计，并借鉴最新研究成果设计有效的压力测试模型，进而提高金融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关键词：压力测试模型;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偿付能力风险;流动性风险;压力场景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基于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进行科学决策，进而需要准确评估和预测金融风险压力。“压力测试”最早产生于工程学领域，其后一些金融机构发现可以借鉴压力测试的思想研究假设的冲击如何影响其资产负债表以及资产价格。较早使用压力测试的金融机构是摩根大通集团（JP Morgan），其开发的RiskMetrics系统所测度的VaR（Value at Risk）体现了压力场景下资产价格的最大损失值。之后，巴塞尔委员会借鉴VaR的思想，在资本充足率计算和Basel II第二支柱中均体现了压力测试的监管导向。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风险压力测试具有浓重的微观审慎监管意味，其关注点主要在个体金融机构的倒闭风险上，关注压力场景下金融机构是否健康稳健地经营。从微观审慎来看，风险压力测试的实践往往假设“借款人信用质量恶化”或者“资产价格下跌”为外生因素，进而测试在这些外部冲击场景下单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所承受的压力，其测试结果往往较为简单（Demekas，2015）[1]。在基于微观审慎监管的风险压力测试中，流动性风险常常与偿付能力风险割裂开来，且缺乏宏观经济与商业银行体系之间的反馈机制，一旦宏观经济对银行体系的冲击具有多期效应，则微观审慎监管下的压力测试无法刻画这种持久的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单独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的倒闭风险无法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正如曾任国际清算银行（BIS）总经理的Andrew Crockett所讲，微观审慎监管付出的很多，但收获的很少。只要其功能能够被其他金融机构取代，一家金融机构的倒闭通常不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监管当局应关注金融体系受到冲击后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防止出现“个体最优但非整体最优”的“宏微观悖论”，金融领域的压力测试应更关注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事实上，2008金融危机之后的金融风险压力测试与之前存在显著区别：第一，更加關注偿付能力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传染机制，更加重视在压力测试模型中融合风险传染的因素（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2013）[2];第二，更加关注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贡献度，而不是金融机构本身的风险;第三，确定金融风险压力测试应该具有宏观审慎导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2）[3];第四，关注金融机构的共同风险敞口、资产抛售行为的负外部性等共性问题，从而构建宏观审慎导向的压力测试模型（Bernanke，2013）[4]。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实践中所使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模型也存在差异。有鉴于此，本文对国际金融危机后较为典型的宏观审慎导向的金融风险压力测试模型进行梳理和比较[5]，以期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实践以及优化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参考。

二、嵌入流动性风险和偿付能力风险的压力测试模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当局纷纷将宏观审慎导向的金融风险压力测试应用于监管模型中，比如识别金融周期、确定压力场景、计算资本缓冲等，其核心在于同时嵌入流动性风险和偿付能力风险。

1.加拿大中央银行的压力测试模型

加拿大中央银行开发的自上而下的压力测试模型MFRAF（Macro-Financial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不仅测试了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偿付能力风险，同时也考虑了融资流动性风险，并测试了双边风险敞口暴露导致的传染风险。MFRAF的主要特色是考虑了银行债权人的行为动机，研究了宏观风险形成的微观机制。MFRAF认为短期债权人如果担心银行的资产质量，则其继续提供短期资金的动机就会减小，因而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如流动性资产比率、短期融资能力、金融资产市场流动性状况等）纳入模型。MFRAF主要包括三个相互独立的模块：第一个模块关注宏观经济冲击引起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加大，第二个模块在第一个模块测试信用风险损失程度的基础上将融资流动性风险引入模型在MFRAF中，λ=流动性资产+资产抛售折扣率×（非流动性资产—信用损失）到期债务，λ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流动性指标，既考虑了流动性风险，又考虑了信用风险（偿付能力风险的主要类型）;当λ大于1时，商业银行遭受挤兑的风险较低，相反则风险较高;当一家银行发生挤兑时，抛售折扣率将会变大，从而更容易发生传染风险。，第三个模块刻画第二个模块导致的能够通过市场传导的传染风险。

2.挪威中央银行的压力测试模型

挪威中央银行开发的压力测试模型认为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于企业部门的冲击，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和净利润与经济产出密切相关，但其短期负债比率和长期负债比率基本保持不变。挪威中央银行主要关注银行的股票价格，但银行股票价格并不是压力测试模型的主要输出变量。在金融体系压力场景下，假设Norwegian合成指数降低30%，估计银行的股票价格下跌幅度，进而得到“商业银行股票价格”与“银行实际ROE与历史平均ROE（12%）之差”的相关性。假设初始时六家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都为投资级（其中四家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主要收入来源，资本充足率较高;另外两家以企业贷款为主，资本充足率呈下跌趋势），在困境时期这六家商业银行的股价下跌幅度为20%至50%，两家银行信用评级下跌至非投资级;当实际ROE为零时，假设银行股票价格下跌50%;当股票价格下跌50%时，假设股票价格波动率增加一倍。压力测试结果表明股票波动率与商业银行违约概率密切相关。

3.美国监管当局的压力测试模型

美国监管当局对七家大型银行控股公司进行了系统性风险压力测试，主要关注银行股票价格下跌对其信用评级的影响。测试结果表明，当商业银行股票价格下跌20%至84%时，这七家银行才有可能降至非投资级;基于市场价格计算的隐含违约概率可以作为银行降级的预测因素，但对初始评级的影响却不大。比如，两家银行的初始评级类似，一家银行可能股票价格下跌30%就会被降为非投资级，但另一家可能股票价格下降64%才被降为非投资级，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导致的损失预期并不相同。美国监管当局的压力测试模型还表明，降级风险较高的银行往往是短期融资比率较高的银行，因此其系统性压力测试模型还考虑了股票价格下跌对市场资金提供者提供滚动资金支持意愿的影响。

4.奥地利中央银行的压力测试模型

奥地利银行体系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模型主要基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数据，覆盖了国内所有银行的并表数据。其对流动性风险的测试主要通过考察商业银行对抗困境的能力，需要解决数据可获得性、参数不确定性等问题，并明确压力场景下流动性风险和偿付能力风险的相互传导机制以及中央银行的角色定位。奥地利中央银行对流动性压力的测试覆盖了国内29家大银行，目的是为了促使商业银行将自身流动性风险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避免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带来道德风险问题。

5.荷兰银行的压力测试模型

荷兰银行（Netherlands Bank）开发的流动性压力测试模型（Liquidity Stress-Tester，LST）是从上至下的系统性风险测试模型，使用的数据是商业银行层面的数据。根据Basel III，LST运用蒙特卡洛方法模拟流动性缓冲、LCR和NSFR等压力场景下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同时也考虑了中央銀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影响。LST主要测试商业银行的资产流动性风险和融资流动性风险，并没有刻意考察偿付能力风险，但考虑了流动性风险导致的商业银行股票价值降低的问题以及资产流动性风险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在两类风险的相互影响方面，LST模型一方面考虑了资产抛售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对商业银行偿付能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考虑了挤兑风险对信贷供给的影响，且考虑了银行惜贷产生恶性循环对偿付能力的负面影响。同时LST模型还考虑了异质性声誉风险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调整对银行股票价值的影响。

6.墨西哥中央银行的压力测试模型

由于墨西哥中央银行能够得到国内商业银行的具体运行数据，因此其压力测试模型具有自下而上的特点。测算银行体系的损失分布在墨西哥中央银行的压力测试模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基本思路为：来自宏观经济的冲击使银行出现初始信用损失，并会导致一些银行倒闭，且倒闭会传染，因此需要在一定的假设下模拟银行体系的损失分布。墨西哥中央银行了解每一家商业银行的风险敞口暴露，且墨西哥银行体系规模较小，因此比较容易模拟出可能的损失分布。墨西哥中央银行压力测试模型通过宏观经济等共同的风险因子模拟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导致的损失（比如利率的上涨会使得资产价格下跌以及贷款组合违约率上升等），并使用结构化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银行体系损失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尽管此方法存在局限性，但结构化向量自回归模型能够捕捉宏观经济冲击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短期影响，且中央银行有足够的数据测试此影响。

7.韩国中央银行的SAMP模型

韩国中央银行开发的SAMP（Systemic Risk Assessment Model for Macro-prudential Policy）模型可以测试银行体系的各类风险，且可以评估系统性风险。SAMP不仅模拟宏观经济冲击的第一轮影响，还可通过模拟银行间传染、资产抛售、信贷收缩和去杠杆化等进一步模拟第二轮影响。SAMP包含六大模块：宏观风险模块、银行盈利与损失模块、违约传染模块、融资流动性风险传染模块、多期模块和系统性风险度量模块。在SAMP整体模型中比较有特色的是融资流动性风险模块，其主要通过偿付能力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交互作用以及银行体系的关联度来评估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

8.欧洲中央银行的压力测试模型

欧洲中央银行开发了自上而下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来估计商业银行的偿付能力风险，该模型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宏观金融压力场景设计、压力场景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偿付能力计算和传染模型。在宏观金融压力场景设计方面，金融冲击主要来自历史分布的尾部极端数据，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使用Copula模型估计;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压力场景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损失吸收能力的影响;在明确这些影响的基础上，假设商业银行最大化经风险调整的收益，动态计算在压力场景下的商业银行偿付能力;以上分析属于第一轮影响，第二轮影响主要关注各种冲击在银行间的传染和银行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反馈，使用的模型包括基于风险敞口的银行间市场传染风险测试模型、基于会计数据的交叉传染模型、基于市场数据的传染模型以及DSGE模型等。

三、典型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模型比较

从本质上来讲，在微观审慎监管视角下，针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压力测试是局部均衡分析导向，而宏观审慎监管视角下的风险压力测试则具有一般均衡分析导向。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反映出微观审慎监管无法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对具有一般均衡分析导向的宏观审慎监管视角下的风险压力测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反思主要集中于商业银行应对冲击的集体行为模式，监管当局应该重视宏观经济的冲击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的整体稳定，应该将流动性风险等传染性风险纳入系统性风险的分析模型中。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从宏观审慎监管视角设定压力场景也不宜过度使用一般均衡分析。比如，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压力场景包括当金融体系出现危机时政府或者监管当局的救助，而一旦压力测试场景考虑了银行对监管当局和政府救助行为的反应，则结果很有可能是银行预期政府会救助而更加没有审慎性，导致无法预判真正的风险。因此，宏观审慎监管视角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应逐渐从局部均衡分析向一般均衡分析过渡，但要权衡“过渡”的程度。

从各国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过程来看，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测试和保证金融体系稳定方面，宏观审慎监管出现了微观化的实施特征。加拿大中央银行、挪威中央银行和美国监管当局开发的模型都主要使用金融市场数据，即根据商业银行的股票数据来测试银行体系风险。这些模型的整体结论表明，基于金融市场数据对银行体系的风险评估比监管指标所体现的银行业风险要高（见表1）。

对几种较为典型的嵌入偿付能力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模型进行比较（见表2），可以看出，虽然宏观审慎监管针对的是系统性风险，是一个整体和宏观的概念，但系统性风险压力测试模型主要使用的是银行业的微观数据。这也反映出监管当局希望通过控制银行业的经营行为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与传染，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逐渐上升的监管思路与过程。

四、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的实践与改进

国内学者对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构建金融风险压力指数，其目的是为了监测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也与中国尚未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关。赖娟和吕江林（2010）构建的金融压力指数显示，2008年10月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压力最大[6];陈守东和王妍（2011）使用MS-VAR模型构建金融压力指数，并检验其与工业合成一致指数的动态关系[7];刘晓星和方磊（2012）利用CDF-信用加总权重法构建包括银行、股票、外汇、保险四大市场的金融压力指数测度模型[8];刘瑞兴（2015）对各种类型的压力指数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研究金融压力对实体经济的冲击[9];张晶和高晴（2015）结合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设计了金融压力指数，并对其宏观效应展开研究[10];陶玲和朱迎（2016）将系统性金融风险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提出了包含7个维度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11];张勇等（2017）运用复合式系统压力指标方法，通过设置时变权重从纵向和横向维度构建金融压力指数[12];徐国祥和李波（2017）选取2007年1月4日至2015年9月30日银行、股票、债券和外汇市场相关指标的日度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压力日度指数[13]。

为了有效评估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在2012年对17家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了压力测试，具体包括信用风险场景压力测试、信用风险敏感性压力测试、银行账户利率风险压力测试、交易账户利率风险压力测试、汇率风险压力测试、流动性压力测试等。之后，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前28家大型商业银行压力测试的结果显示，中国银行业能够经受GDP增速降至4%的冲击。为了守住不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国人民银行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重点考察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大方面。

总体来看，中国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过于乐观看待压力测试的结果。商业银行通过了压力测试，并不意味着银行业不会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会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出现损失。压力测试是金融风险管理的一种工具，也会存在局限性，对压力测试的结果要有客观的认识。第二，压力测试的场景设计存在局限性。从中国压力测试的场景设计来看，其核心思想均在Basel协议的框架之内，没有涵盖更为广阔的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状况。比如，没有关注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等资产价格的波动给银行体系带来的影响以及金融创新给银行体系带来的冲击等场景。第三，模型设计上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评估主要应用的方法仍旧以指标法为主，而以Basel III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指引文献已经将偿付能力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纳入系统性风险管理模型中。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开发更加精细和高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模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风险压力测试方面需要也正致力于将微观审慎导向转变为宏观审慎导向，从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风险转变为关注金融体系整体的系统性风险。正如Andrew Crockett所讲，应该将“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联姻”。然而，“联姻过程”困难重重，比如风险汇总、各金融机构的行为特征、各个主体应对冲击的反馈行为等，甚至计算能力，都面临严峻的考验。对于中国金融监管当局来讲，尤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压力测试的作用。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主要是用来监测和管理金融體系系统性风险，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工具之一，具有风险管理工具的共性特征，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或者市场参与者不应对压力测试结果报以过高的期望。在美国和欧洲，公众对Dodd-Frank法案和欧洲银行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的压力测试具有极高的期望，进行了大量的对银行倒闭场景的压力测试。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不论覆盖的风险因子如何广泛、分析模型如何精练、压力场景如何精确、金融监管当局如何与公众交流，总有无法想象的风险存在，风险压力测试总会出现失误，其结果要么悲观，要么乐观;况且，总会存在不完整的数据、低估冲击程度等;因此，每个人应该将风险压力测试的结果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理解。对于“更大的背景”的理解，英格兰中央银行（Bank of England，2013）认为，风险压力测试是其向议会履行义务的工具、完成公众赋予其保证金融体系稳定的使命的工具[14]。因此，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的结果的理解要谨慎，要明确其与其他风险管理工具是互为补充的，是有局限性的。

第二，完善压力场景的设计。金融体系能够承受一种压力场景并不意味着能够经受其他类型冲击的考验，因此金融监管当局应从多维视角设计压力场景。美国和欧盟等往往将压力场景限制在一种或者两种可能（其主要原因是考虑压力测试的实施成本）;同时，在场景种类选择上，美国基于Dodd-Frank法案往往假设冲击来自宏观经济，仅仅关注宏观经济的冲击会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健。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表明来自金融体系的冲击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Alfaro和Drehmann（2009）对于30个国家43次银行业危机的研究表明，只有一半的银行业危机是由宏观经济引起的，其中70%以上的银行业危机无法基于过去的场景设计（来自于宏观经济的冲击）来正确估计其损失的严重程度[15]。多场景的压力测试能够防止商业银行与金融监管当局的相互博弈（Game the Test），防止商业银行投机取巧地通过某一个场景下的压力测试;此外，压力场景的设计还应该考虑金融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风险传染，要强化各国的金融监管合作[14]。因此，金融监管当局应全方位了解各个风险因子的运动轨迹，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压力场景，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风险压力测试场景。

第三，有效开发符合中国国情的压力测试模型。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的测试，不仅观念上需要从微观向宏观转变，其方法也应改变。不能仅仅依靠基于资产负债表数据的计量模型，因为此类模型往往是针对个体金融机构开发的，且其数据精度和可得性都无法满足系统性风险压力测试的要求。其实，压力测试模型非常丰富，如何将不同的压力测试方法和结果进行综合是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考虑的问题。基于资产负债数据的压力测试模型往往与定期的金融稳定报告有关，而基于金融市场数据的压力测试模型往往能够提供频率更高的测试结果。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监管当局通常将基于金融市场数据的压力测试模型与基于资产负债数据的压力测试模型结合起来使用。同时，还要权衡各模型的基本假设以及潜在的矛盾。微观审慎监管视角下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建立的压力测试模型具有局限性，还应考虑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特征，如市场参与者异质且有限理性、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传染、金融机构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行为特征等。为解决传统模型的局限性，Bookstaber（2012）提出了自主行动者模型（Agent-based model，ABM）[16]，欧盟基于ABM建立了CRISIS（Complexity Research Initiative for Systemic Instabilities）模型。总之，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测试模型以其复杂性给金融监管当局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金融监管当局应借鉴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设计有效的、符合国情的系统性风险压力测试模型，以提高金融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DEMEKAS D G. Designing effective macro-prudential stress tests： Progress so far and the way forward[R]. IMF Working Paper No.46，2015.

[2]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Liquidity stress testing： A survey of theory， empirics and current industry and supervisory practices[R]. BIS Working Paper No.24，2013.

[3] INTERNATIONAL M0NETARY FUND. Macro-financial stress testing：Principles and practices[R]. IMF Policy Paper，2012.

[4] BEMANKE B S. Stress testing banks：What have we learned？[C]//Maintaining financial stability：Holding a tiger by the tail. A financial markets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Washington DC：Federal Reserve，2013.

[5]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Making supervisory stress tests more macro-prudential： Considering liquidity and solvency interactions and systemic Risk[R].BIS working papers No.29，2015.

[6] 赖娟，吕江林.基于金融压力指数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0（19）：128-131.

[7] 陈守東，王妍.金融压力指数与工业一致合成指数的动态关联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10）：39-46.

[8] 刘晓星，方磊.金融压力指数构建及其有效性检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12（3）：1-6.

[9] 刘瑞兴.金融压力对中国实体经济冲击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6）：147-160.

[10]张晶，高晴.中国金融系统压力指数的设计及其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11）：41-57.

[11]陶玲，朱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度量——基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6（6）：18-36.

[12]张勇，彭礼杰，莫嘉浩.中国金融压力的度量及其宏观经济的非线性效应[J].统计研究，2017，34（1）：67-79.

[13]徐国祥，李波.中国金融压力指数的构建及动态传导效应研究[J].统计研究，2017，34（4）：59-71.

[14]BANK OF ENGLAND. A framework for stress testing the UK banking system[R].Bank of England Discussion Paper， October，2013.

[15]ALFARO R，DREHMANN M. Macro stress tests and crises：What can we learn？[R]. BIS Quarterly Review，2009.

[16]BOOKSTABER R. Using agent-based models for analyzing threats to financial stability[R]. 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0003，2012.

作者：刘志洋

中国金融危机风险论文篇2：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地方债发行模式与风险管理浅析

摘要：在中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的变迁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速度、金融系统的稳定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利配置。2011年底地方自行发债启动，这一方面确认了地方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开始了向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过渡。在这一重要的经济制度建立之初，有必要从地方债产生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入手，借鉴国外地方债发行模式的经验，深入探讨和研究地方债的风险管理问题，为中国地方债发行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债；债务危机

在中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的变迁，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速度、金融系统的稳定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利配置。地方政府债券是地方性政府债务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指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的债券。地方自行发债启动，确认了地方债的合法性，开始了向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过渡。

一、中国地方债的发展历程

1.地方政府债券受到立法禁止。中国地方债最早可追溯至1979年，8个县区举借了由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此后，为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难以满足地方建设资金需求的矛盾，各地政府陆续开始发行地方债券，包括地方企业债券。1993年，为防止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不足而引发社会经济问题，国务院制止了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并开始推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1994年，《预算法》更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2.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出现与发展。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由于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地方政府的财力受到直接影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需要大量资金以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却又受到法律限制无法像先前那样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来获得融资。在这种背景下，以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为主要形式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它客观上规避了《预算法》对地方债的限制，并很好地解决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建设资金投入不匹配的矛盾，为地方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被学界认为直接导致了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与负债规模急剧增长。这一时期增长的地方债大多是中长期基建类贷款，且大多将于2011—2013年间进入还款期。

3.财政部代发地方政府债券。2009年，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经济刺激措施，国务院决定，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并列入省级预算管理。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采取财政部代发并代为办理偿还手续的方式。截至2011年，全国人大每年批准的地方债规模均为2 000亿元。虽然事实上并不真正由地方政府来发行债券，但这一措施使中国的地方债向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为下一步改革试点奠定了基础。

2011年，审计署对187.36万笔地方债进行了审计，并发布“关于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情况的报告”，首次对中国地方债现状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与评估。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 174.9亿元，其中，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等领域投入的债务资金59 466.9亿元，反映出地方债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4.财政部推行地方自行发债试点改革。 2011年10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发布《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批准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和深圳市作为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在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限额内自行组织发行本省（市）政府债券。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采用单一利率的定价机制确定地方债券发行利率，期限结构为三年债券发行额和五年债券发行额分别占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的50%，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这次地方债试点改革是向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过渡，其最终改革方向是由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并直接向投资者还本付息。

二、开启地方自行发债的动因

1.部分缓解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当前，中国地方债的潜在风险主要表现为地方债大规模集中到期。十余年来，中国法律禁止地方政府自行发放债券，同时又缺乏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规范与约束，导致多地地方政府在监督机制缺失的情况下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变相大量举债，埋下风险隐患。根据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2万亿元，其中2009年以来的新增债务高达7.52万亿元，而预计于2011年和2012年到期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分别为2.62万亿元和1.84万亿元，合计占比41.66%，地方政府偿债高峰期已经到来，地方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还本付息压力。另外，地方融资平台的投资对象大多是基建类项目，投资周期较长，贷款期限往往在三年以上。可以说，当前中国地方债务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大量债务集中到期可能造成的流动性不足。此外，随着利率的频繁变动，地方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进一步加重地方政府还债压力。此次推行地方债试点改革，允许部分省市在限额内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无疑与这一形势有着直接的联系。

2.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分税制改革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力。中央财政远远不能满足地方庞大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大多通过多种融资方式来弥补这一缺口，其中最主要的是银行贷款和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2010年末二者合计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比重超过86%），然而当前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被大大削弱。一是银行信贷收缩。银监会规定，各银行“对于到期的平台贷款本息，一律不得展期和以各种方式借新还旧”，并要求各银行除保障房项目外一律不得发放新的平台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进入清理期，地方政府获取银行贷款困难加大。二是城投债融资能力也被严重削弱。2011年，城投债大规模发行，同时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导致城投债持续下跌，到期收益率大幅上升，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债进行融资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大幅上升。三是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也严重影响了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四是地方债主要投资对象是基建类项目，投资周期长，前期产生现金流少，而后期往往需要进一步投资，如果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不强，建设资金缺口将会扩大，影响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通过发行地方债，为地方政府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3.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根据审计署的审计报告，2010年末银行贷款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比重高达79%。由于大规模债务集中到期，地方政府偿债压力沉重，银行面临的地方债务风险增加，一旦出现大规模地方债务违约，银行坏账数额将大大增加，地方债务风险将转移到银行体系，会造成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房地产市场的形势进一步加大了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一方面，地方政府近年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流入过热的房地产行业，随着房地产政策调控的加强，房地产投资收益受到较大影响；另一方面，银行对地方政府的贷款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土地为担保的，而土地价值在当时普遍被高估。一旦房地产市场发生大幅下滑，银行体系很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因此，通过发行地方债券提高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也有助于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

4.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透明度和规范性。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投融资普遍存在透明度和规范性问题。一方面，当地方政府存在资金缺口时，往往通过与银行协商来隐性拖延债务或者缺乏监督管理机制的融资平台公司来满足资金需求，以致地方债容易产生风险隐患。与其如此，不如在条件成熟时允许其进入债券市场，使地方债“阳光化”，并利用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市场机制来使其规范化、合法化。另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普遍透明度不足，因而不同程度地存在资金利用效率低下、挥霍浪费等问题，甚至滋生贪污腐败行为。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加大信息披露力度，使其财政支出情况透明化，从而迫使其更好地利用筹得的资金。财政部规定，试点省（市）应通过网站等媒体，及时披露本省（市）经济运行和财政收支状况等指标，在发债定价结束后应及时公布债券发行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的透明度和规范性。

三、中国地方自行发债潜在的问题

1.地方金融机构向地方债提供变相补贴。地方政府直接进入债券市场进行债务融资，应当接受市场机制的约束，在债券风险水平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其相应的利率。但目前，全国各地一个较为普遍的情形是，地方金融机构不同程度地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种可能，即地方政府利用其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操纵后者以较低的利率水平（较高的价格）购买债券。此时，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权发生扭曲，由通过市场机制吸收民间资本的工具变为地方政府变相获取银行低息贷款的又一手段。当前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券利率过低却仍能大量发行，暗示着这种扭曲可能已部分地成为现实。

2.地方政府或将滥用中央隐性担保。中国不会像实行联邦政府体制的美国那样，完全分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用，允许地方政府申请破产保护。如果中央政府不对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实行财政救助，任其“自力更生”，很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盲目削减开支，使当地一定时间内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影响甚至陷入停滞，引起当地民众的生存环境发生恶化。因此，当地方政府出现资不抵债时，中央政府最终负有兜底责任，表现为对前者的隐性担保。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至少会引发两个方面问题：其一，地方政府存在侥幸心理，认为一旦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可以向中央政府寻求财政救助或由后者直接为其清偿债务，因而具有较强烈的融资冲动和相对较淡漠的还款责任，一旦放开对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规模限制，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埋下债务危机的隐患；其二，对于投资者而言，地方债仍然与中央政府的信用挂钩，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使投资者难以评估和衡量地方债券的信用风险。

3.地方政府发债规模控制机制尚未建立。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必然涉及到地方政府发债规模冲动的控制问题，否则极易出现地方政府过度举债，使地方债务问题更加难以控制。目前，地方政府发债规模的控制权属于国务院，但控制机制尚未建立。首先，从长远来看，由于中央政府难以确切地了解各地政府各个时期能够获得的财政收入以及需要承担的支出，由国务院确定的地方债规模可能偏离实际，难免不尽合理。其次，试点时期采用较小的规模限额，对于控制风险很有必要，然而对解决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尚无实际意义。而一旦地方自行发债试点进展顺利，今后很可能逐步放宽要求，允许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地方政府自发债券。如何确定适度的规模限额，既让地方政府能够获取所需的融资数量，又有效地避免过度举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最后，上下届政府之间偿债义务关系问题尚未从制度上得到解决。中国地方政府领导人往往不愿意处理上届政府的历史遗留债务，同时出于政绩需要又倾向于在任期内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把债务偿还责任留给下届政府。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张。推行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后，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得到拓宽，需要从制度上厘清上下届政府之间偿债义务关系。

四、国际比较

1.美国地方债发行模式。美国是地方债发行时间最早，发行规模最大的国家。美国实行联邦、州、地方三级预算管理制度，各级财政单独核算。早在19世纪，纽约州首开地方债先河，为开凿伊利运河融资。截至2010年底，美国地方债规模3.4万亿美元，占GDP的18%，居世界第一。美国地方财政实施平衡原则，地方债券的筹资目的一般限定为投资性经费。地方债券的发行无须上级政府的批准，但需要获得中央政府的发债许可权。地方债通过公募和私募两种模式发行。按照信用基础不同，分为收益责任债券和一般责任债券，前者以特定项目为担保，后者以发债主体的全部信用作担保。债券期限一至三十年不等，且以长期债券为主。

2.日本地方债发行模式。日本实行地方自治制度。日本地方债原则上只能筹集投资性资金，特殊情况下也可用于筹集经常性经费。日本地方债大多是付息债券，利率参照相同期限的国债利率制定，种类上分地方公债与地方公企业债两类，比例约为5∶1，其中，前者属于政府直接债务，后者则兼具政府债券及企业债券的性质，属于政府或有债券。1972年以来债券偿还期都是十年，采用抽签方式还本，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

3.德国地方债发行模式。德国地方债可由地方政府及地方性公共机构依据州宪法、州法发行而不受联邦政府干预。德国地方债原则上只能用于筹集投资性资金，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用于筹集经常性资金。地方债通常以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为担保，且未清偿地方债必须有公共债务贷款的保险。抵押银行也可以发行地方债，但必须服从银行业的一般监管规定以及政府和抵押银行法的特别监督。债券期限为二至十五年不等，大多数州政府发行的地方债可免缴证券交易税。

4.瑞典地方债发行模式。瑞典地方政府原则上可以自由发债，且所筹资金的用途不受特别限制，允许发行赤字债。地方债以票据借入形式为主，但债券发行形式获得的地方债近年来不断上升。瑞典采用预算平衡原则，规定地方政府如果在决算阶段发生财政赤字，则必须在三年内予以消除。

五、中国地方债的风险管理

1.合理划分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责不清，是滋生中国地方债风险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央政府强制地方政府进行各项财政配套，模糊了两者之间的责任范围；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的信用融资提供某种意义上的隐性担保，产生了道德风险，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冲动。对于各级政府的支付责任，应根据公共产品的属性进行划分，尤其是对于交叉领域的责任界定，更需要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在分税制情况下，保证中央与地方有稳定的税基，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同时要建立明确的转移支付制度，用法律形式确定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转移支付方式。

2.加快地方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一个产权清晰的市场，可以对地方政府融资提供必要的约束，有效监督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但是现有的地方金融机构，尤其是各大城市商业银行，与当地政府存在诸多源于所有制方面的联系，导致地方性金融机构不能完全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决策。需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于地方性金融机构的行政化影响，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市场机制。

3.提高地方财务状况的透明度。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准确把握地方政府债务链及债务融资的总体规模和结构，特别是或有负债和隐性负债的规模；建立健全或有负债的统计与核算体系，细化预算编制，提高透明度；建立地方债信息公开披露制度，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对其财政、债务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披露。

4.建立地方债务风险预警系统。目前中国地方债务风险预警系统还处于初始阶段，各地区仅根据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划制定出几个经济指标，因而缺乏准确、科学、适用的定量支撑方法。应在地方财务状况透明化的基础上，增强地方债务风险预警系统的规范化化和制度化，明确预警系统的组织体系和管理部门，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同时建立相应的警情处理机制，根据不同预警结果制定不同的处理方式，按照不同债务的风险贡献度确定债务危机化解的先后顺序，并提前做好债务危机处理预案，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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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Issu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of China’s Local Government

Bonds During the Post-Crisis Period

ZHOU Sheng-qiang1，WU Lin-wei2

（1.The People’s Bank’s of China Tianjin Branch，Tianjin 300040，China；2.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ianjin 300040，China）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platform；local treasury bonds；debt crisis[责任编辑陈丹丹]

作者：周胜强,吴林蔚

中国金融危机风险论文篇3：

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百年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风险挑战百年历程历史经验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并成为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一条主轴、一条主线。面对种种重大风险挑战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正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才汇聚起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重要条件支撑。立足“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识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经验的价值意义。对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百年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既能通过回首过往危难时绝处逢生、挫折中不断奋起的奋斗路来汲取营养，又能为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增强勇气和力量。
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交互融合，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精神实质

人民立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决定着无产阶级政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庄严宣告凸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崇高理想。列宁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①，强调共产党人必须“正确表达人民的想法”②。这些重要论述彰显着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人民至上”的初心与使命，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站稳人民立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根据。

站稳人民立场，就是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基本观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矢志不渝的价值理念和实践原则。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没有哪一件不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没有哪一次是脱离群众孤军奋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③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建设实践中，从而激发了广大群众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革命热情，有效凝聚革命力量，厚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系列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从未背离人民立场。1959年，面对西藏分裂势力制造的武装叛乱，党中央与其进行了坚决斗争。这场关系西藏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斗争“决定了西藏各族人民同解放军并肩斗争来平息这场叛乱，决定了武装叛乱必然要失败”④。党中央的平叛政策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为迅速平定叛乱打下了坚实根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风险挑战，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江泽民同志认为：“我们党正是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把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才战胜种种困难，创造出种种奇迹。”胡锦涛同志强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明确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才领导亿万群众治理洪水、抵御风雪、抗击地震、战胜疫情，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大风险挑战中攻坚克难、转危为安。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从联防联控到复工复产，保卫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国家的稳定发展，打赢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对“人民至上”这一马克思主义鲜明品格的赓续传承，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以群众力量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宝贵经验的再度证明。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是完全统一的。”⑤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守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的交互融合，有效实现党与人民之间彼此信任、彼此依靠的良性互动，牢牢构筑了党和人民祸福相依、命运与共的价值基础。正因如此，在重大风险挑战来临之时，中国人民总能以极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党的主张转化为自觉行动，汇聚起万众一心的强大合力来抵挡困难。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须持之以恒坚守人民立场，才能在人民的英雄本色和时代洪流的同频共振中继续披荆斩棘、谱写新的篇章。
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防范风险和化解风险相辅相成，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逻辑前提

常怀忧患意识，是共产党人心系天下的情怀彰显和担当作为的使命体现。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列宁指出，在建立苏维埃制度的新的事业中，不可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强调“一定要百折不挠地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⑥。这些重要论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及社会命运的深刻忧患意识，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做到居安思危，提供了理论源泉和实践根基。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工程，防范、应对、善后、总结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容忽略，其中，防范风险是掌握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主动权和制胜权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防范风险和化解风险“两手抓”，才妥善应对一次又一次的风险挑战。1945年重庆谈判前夕，面对未知前路，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⑦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毛泽东同志清醒认识到如果不尽快改变我国的落后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⑧，进而领导全国人民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在内忧外患的革命年代和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以史为鉴，又审时度势，以高度的警惕之心为预防风险和应对风险做好了充分准备。面对改革开放这一翻天覆地的大事件，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犯错误“要争取犯得小一点”，而且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⑨。江泽民同志指出：“有备才能无患。要充分估计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对各种可能性都应该预作考虑、预为准备。”⑩胡锦涛同志强调：“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正是中国共产党以未雨绸缪的高度清醒防范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风浪，才有效应对了金融危机等国内外风险挑战。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一项常态化的重大工程，对防范化解七个领域的重大风险作出了深入分析和明确部署。我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发展关键阶段，同时也是各类矛盾和风险的易发期。习近平总书记重申“要增强忧患意识”，指出“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开展扫黑除恶、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对底线思维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坚持运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忧患意识有效防范风险挑战宝贵经验的再度证明。

“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就在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精神特质，已通过与无数次重大风险挑战作斗争的艰险历程镌刻进中国共产党人的骨血与基因里。在新的时代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重视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这样，才能以更加清醒的头脑时刻警惕治国理政道路上的潜在风险因素，才能以更谨慎的态度科学研判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才能以更高的站位全力以赴作出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战略部署，从而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主动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重要保障。
讲求斗争策略，坚持把握规律和善于行动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关键环节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离不开正确的斗争策略，斗争策略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应对风险挑战中的智慧总结，体现对斗争形势的科学研判和斗争方法的理性分析。恩格斯指出，革命策略就是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列宁认为：“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这些重要论述彰显着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斗争规律和斗争实践的辩证思考，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讲求斗争策略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遵循。

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讲求斗争策略，既要抓住矛盾的普遍性以把握其中蕴含的规律性认识，又要深入剖析矛盾的特殊性以便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迅速确定行之有效的方案并投入行动。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谋定而后动”与“谋定而快动”相结合，才得以抓住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最佳时机，取得显著效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站起来的道路充满坎坷，没有高明的斗争策略将寸步难行。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就能改变敌我的优劣形势，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勇敢的中国人民英勇奋战，在敌后战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富起来的道路并不平坦，没有高明的斗争策略将风险迭出。邓小平同志在清醒认识改革开放存在风险性的基础上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原则，他指出：“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把握发展大势，既高屋建瓴地指明了正确方向，又以具体政策铺实改革道路，实现了改革和稳定的齐头并进。世纪之交的国际环境风云诡谲，不讲求斗争策略就难以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1999年，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野蛮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一“国际关系中十分复杂的斗争”，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既要“立场坚定”，又要“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要根据美国的态度和整个事态的发展，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抗议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不可战胜。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健康、社会发展都造成较大的威胁，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还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都通过科学防治策略进行了有效应对。在防治“非典”斗争中，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必须尊重科学规律，采用科学方法，依靠科学手段，切实做好治疗、预防、控制各项工作”。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打胜仗首先要有正确战略策略”，党中央“立足地区特点和疫情形势因应施策”，形成了全国一盘棋全面抗击疫情的战略格局。中国人民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战略能力和执行能力，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的创新性应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策略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宝贵经验的再度证明。

“应对风险挑战，属于解决重大矛盾，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战而胜之。”因此，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必须既发扬敢于斗争的精神，又发挥善于斗争的智慧，既保持坚定不移的原则，又善用灵活多样的方法，通过规律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结合，使斗争策略發挥其最大效能，在斗争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在踏平坎坷成大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路上致胜致远。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全面提升，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列宁强调：“苏维埃俄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的。”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坚持党的领导的科学认识与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面对重大风险挑战的侵袭，必须依靠一个强大政党有效凝聚力量。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担负起这样的使命。从初步诞生到不断壮大，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提升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的历史，我们党也正是在这样的历程中确保了自身始终成为应对风险挑战的顶梁柱。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保护人民利益而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和各方面繁重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当时中心工作，及时开展了整风运动、整党运动，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有力推进了当时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同志指出“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领导智慧，妥善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证明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生命力，有力地回应了“共产主义失败论”的错误思潮，扭转了苏东剧变带来的社会主义低潮局面。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罕见的特大洪水，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急行动，力挽狂澜，取得抗洪抢险的胜利。江泽民同志指出，这次胜利再次说明“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党能不能正确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取决于党的执政能力” ，2008年汶川地震来袭之际，胡锦涛同志强调“越是危急时刻，越要加强领导”。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党领导人民迅速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从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迅速建成到各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有序实现，都彰显了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坚定维护，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坚强领导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宝贵经验的再度证明。

领导水平影响着党在人民心中的权威，执政本领关系着治国理政的效能，二者全面提升，是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共产党能更快更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关键所在。历史证明，只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推进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全面提升，与一切不利于维护党的领导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才能将党的优势与群众优势紧密结合，确保全党全国人民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保持思想统一、政治团结、行动一致，为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提供根本保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国内或国际的、短期或长期的、潜在或突发的，各个领域的风险挑战必将不断考验着党和人民。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汲取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百年经验，才能打好新时代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长期战役。这就需要我们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过程中，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交互融合，真正把握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精神实质；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防范风险和化解风险相辅相成，真正把握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逻辑前提；必须讲求斗争策略，坚持把握规律和善于行动有机统一，真正把握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关键环节；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领导水平和执政本领全面提升，真正把握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未来，我们要根据应对重大风险挑战面临的新形势和新实践，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基本要求，在战略上精心谋划，在理论上深刻阐释，在实践中有效推进。评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质量与水平，不仅仅要考量单个要素的成效，更要考量整体系统的性能，关键要看以下几个主要指标：多大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意识，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多大程度上健全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制度，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作者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丹璇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AWTJ3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②《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3页。

③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第340页。

④程美东：《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1945-200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⑤韩喜平：《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人民立场的坚守》，《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1期。

⑥《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4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7页。

⑩《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