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论文

【摘要】阅读余秋雨所创作的历史文化散文总是被蕴涵在文本中的一种强大的艺术审美张力所裹挟、震撼，这种强大的震撼感包含着智的洞见、情的涵润和美的享受，构成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一种独特的审美范式，本文主要分析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艺术真谛。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论文 篇1：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文化渊源

内容提要 欧洲一体化是欧洲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寻求欧洲统一是大多数欧洲人的信念和愿望，它几乎贯穿于整个欧洲历史。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文化上的同一性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并最终促成欧洲的联合，使欧洲一体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起步并不断发展。

关键词 欧洲 统一 历史 文化

〔

欧洲是世界上最早谋求区域联合的地区之一，寻求欧洲统一几乎贯穿整个欧洲历史。欧洲人普遍认为，欧洲原本是一个统一整体，各国文明皆发端于古希腊罗马文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统一的欧洲才分崩离析，兵连祸结。他们一直都在谋求重建一个欧洲大帝国，实现宗教、文化、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全面统一。“统一”是大多数欧洲人的共同信念和愿望，他们称之为“欧洲梦”，并确信夙愿能偿。因此，欧洲一体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

从历史角度看，欧洲始终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大趋势。当代欧洲的一体化是以历史上的统一体为基础的，即在欧洲曾形成过具有共同的历史、地域、种族和语言、文化、经济空间等同一性的帝国。因此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20页）

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罗马的军事扩张不断获得成功，几乎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以及中欧和西欧广大地区，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罗马帝国相继征服了地中海沿岸的拉丁人、希腊人、凯尔特人等欧洲民族。然而，希腊人的公民自由传统和强烈的自我文化优越感深深地震撼了罗马人，他们在艺术、哲学、科学、道德、宗教等领域“征服”了罗马人。正如一位拉丁诗人所言：“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罗马人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文化，进而形成希腊—罗马文化，因此希腊罗马被欧洲人并称为古典文明。帝国“以地中海为中心，扩展到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尤其是在欧洲，并在那里传播希腊、罗马文明，也给那里带来相对的然而是真正的统一。”（注：［法］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希腊的文化成就和罗马的帝国统治构成了今日欧洲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基因。”（注：郭华榕、徐天新主编：《欧洲的分与合》，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古典文明传遍大半个欧洲，为统一的欧洲文明奠定了最早的基石。希腊文化经过罗马的继承发扬和广泛传播，再加上文艺复兴以来的提倡和遵奉，至今仍是西方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一个核心，使每个欧洲人接触到希腊文化时都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正如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所言：“由于精神上和思想上的继承性，我们的身上有着希腊的传统，它的深远影响历经世纪的更替而不衰，它以理性的光芒和美的甘露感染了所有的欧洲人，即使我们想要避开它的影响也不可能。”（注：［美］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可见，希腊文化对于现代欧洲以及统一的欧洲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欧洲拥有希腊文化为其传统之源，在推动欧洲走向统一方面可以焕发出巨大的历史功能。

罗马帝国欧洲部分的社会生活始终都保持着希腊—罗马文化特色，即官方语言是拉丁语，罗马法规范行政管理。罗马帝国初期，屋大维•奥古斯都具有非常明确的保持帝国统一的观念，他在被征服地区设置行省，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尽管罗马公民权的范围有所扩大，但还是相当有限，绝大多数的行省居民仍处于臣属地位。罗马帝国末期，分散在罗马帝国周边的部落，即所谓的“野蛮人”，

诸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鞑靼人等，开始向帝国境内逼近。尽管欧洲长期陷于政治纷争，但是基督教和教会却作为一条牢固的精神和组织纽带，使欧洲一直具有文化统一的特征。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诸国兴起，并成为以后西欧各民族国家的重要政治基础。具有普世主义精神的基督教使欧洲不仅在精神上前所未有地统一起来，而且还以遍及欧洲各地的教会组织的形式使欧洲具有一种非世俗的统一结构。③

［意］玛•格•梅吉奥妮：《欧洲统一贤哲之梦——欧洲统一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0、12页）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挺进意大利，在圣徒彼得的墓前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人伟大而和平的皇帝”。在欧洲联合思想的指导下，查理大帝和利奥三世合力创建的基督教罗马帝国，不仅是对古罗马帝国的复兴，而且极大地体现了西欧古典文明的同一性。在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激励下，“随着宗教一体化，欧洲统一的思想随之出现。欧洲统一的思想甚至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信仰。”③

在天主教的神权政治理论影响下，十二三世纪逐渐形成基督教社会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构想。十字军东侵期间，罗马教廷和西欧封建主希望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国家，征服近东的穆斯林，从而把基督教的思想扩展到世界各地。罗马教会主张的神权政治国家的统一模式是对欧洲政治统一的尝试，即使它最后失败了，但是这种共同体观念却对以后的欧洲政治文化产生了影响。陈志强、关信平等著：《欧洲联盟的政治与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页）基督教共同体观念是欧洲统一的思想基础，对于近代意义上的“欧洲观念”的产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民族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兴起之后，法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五大国之间，因为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经常发生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使欧洲战火连绵，各国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和平。这促使人们开始认真思考欧洲统一问题，并提出理论和方案。

法王亨利四世的得力助手，荷兰人苏利（Sully，1559—1641）宣称欧洲应当在宗教宽容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其“宏伟计划”是建立一个由英法德等15国组成的议会，旨在解决欧洲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争端，并抵抗来自东方的土耳其。1693年，英国教友派领袖、宾夕法尼亚州奠基人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主张建立一个拥有军队的欧洲议会，以解决欧洲的和平和贸易问题。按照他的设想，应以各国人口和经济实力来分配议席，议案需得到3／4议员的同意方可通过。

最早提出完整的邦联主义理论的是法国政治家、外交家、修道院院长圣—皮埃尔（Saint-Pierre,1658—1743），他认为，保证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一个“欧洲邦联”。1713年，他出版了三卷本的《永恒和平方案》，比较系统地阐述其邦联主义理论。他主张通过建立欧洲参议院和集体安全体系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确保相互安全的永久性联盟。

圣—皮埃尔的设想在欧洲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唤醒了欧洲精神，在欧洲统一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欧洲统一运动理念上的开端”。（注：郭华榕、徐天新主编：《欧洲的分与合》，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169页）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肯定了圣—皮埃尔方案的合理性，同时又尖锐地指出，把“欧洲邦联”建立在一群专制君主国的基础之上，是绝对的幻想。他和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ut，1724—1804）都认为，欧洲各国只有实行共和制，依照人民的意愿，欧洲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统一。这种关于共和制度与欧洲统一关系的思想，对二战后的一体化的启动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此外，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则主张建立一个议会制的。依靠杰出人物的欧洲共同体，“欧洲所有国家的议会都要承认这个总议会的最高权力，……这个议会将有经验最丰富的、具有真正的‘爱欧洲主义’精神的人组成。”（注：［意］玛•格•梅吉奥妮：《欧洲统一贤哲之梦——欧洲统一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1—31页）

然而，当卢梭和康德等提议成立“欧洲联盟”或“欧洲合众国”时，欧洲各大国几乎都由王朝统治。表面上，当时的欧洲似乎离统一并不遥远，各王朝之间联姻众多，关系密切，各国君主可随意支配领土和人口。但事实上仍不具备统一的政治经济基础，即使实现了统一，也只能是有名无实。而且，以上种种欧洲统一的思想和主张都缺少可操作性。“当时提出的方案都很抽象，无论如何这都是些孤单的计划，只与作者的人格和当时的形势有关，……所有这些方案都只停留在思考，甚至是空想的领域里。”

⑤［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22页）政治领导人忙于争夺势力范围和民族国家的利益，对欧洲统一的思想不屑一顾。

拿破仑战争后，如何实现欧洲的持久和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些思想家再次提出建立欧洲联盟的欧洲合众国的问题，并展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1849年，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e，1802—1885）在巴黎争取欧洲和平大会上满怀豪情地预言：“这一天终将来临，你们，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这个大陆的所有民族将更加紧密地结成一个共同体；一个伟大的欧洲兄弟同盟将由你们亲手缔造，而你们并不会失去你们各自的个性；这一天终将来临，子弹和炮火将被人民的选举和主权欧洲的仲裁法庭所代替。”

19世纪下半叶，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愿望和实现各国人民大团结的理想，促进了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所倡导的联邦主义观点的传播。“建立一个能确保欧洲和平与繁荣的欧洲联邦也因此提上了众多工人组织的日程。”

⑥［法］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6页）1887年,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恩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 在《民族是什么》一书中断言：“民族并不是永久的东西。它们现在开始出现了，但将来终究要消失的。很可能欧洲邦联将取代它们。”⑤尽管欧洲统一的思想在19世纪流传甚广，但各国政府却没有付诸实施。

1900年6月，法国政治学界的自由学派在巴黎举行会议，探讨了欧洲联盟的组织机构、地理范围和关税同盟等问题。1905年5月，首届欧洲联邦主义者大会在罗马举行。1914年初，欧洲一些实业界人士在伦敦成立了“欧洲统一联盟”，其宗旨是谋求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欧洲国家之间的“联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泛欧主义”思想十分流行。“为了振兴欧洲，为了阻止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两大强权即美国和苏联相比欧洲日渐式微的趋势，在联盟的形势下建立合作机构至关重要。”

⑥奥地利的理性主义者卡内基出版了《欧罗巴》一书，随后又于1923年创建“泛欧联盟”， 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泛欧运动，其目标是通过组建欧洲联邦或联盟的方式来避免毁灭性的战争，并提升欧洲的竞争力。1929年9月，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6）在国际联盟热那亚会议上提出“欧洲联邦”计划，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受27个国家的委托，白里安起草了名为《建立欧洲联邦体制的备忘录》的报告，并于次年9月提交国联。报告中强调：建立欧洲联邦的目的是消除战争，并通过“建立共同市场”拆除长达2000千米的关税壁垒。1933年，英国驻国联的官员亚萨•萨尔特出版了《欧洲合众国》一书，主张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1937年，瑞典人戴维德•戴维斯就“欧洲联邦共和国”问题发表文章，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虽然欧洲一体化思潮和欧洲统一运动得到了某些阶层的积极响应，但对公众意识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其原因有二：一是上述著作是断断续续出现的，没有造成持久的社会舆论；二是这些活动仅限于社会上层和知识界，与普通民众相去甚远，普通民众还未体会到实现欧洲统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极大地刺激了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一时间，几乎每个欧洲人都成了联邦主义者。英国著名首相、保守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参与发起欧洲联合运动。他主张通过建立各种联盟或邦联来同轴心国集团抗衡。当三大盟国还在就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反复磋商时，邱吉尔已在考虑战后欧洲的前途。1942年12月1日，他在给外交大臣艾登的备忘录中提出，他考虑的首要问题是战后如何重振“欧洲的光辉”，认为西欧国家应针对苏联组成“欧洲委员会”，建立“欧洲合众国”，这样，“各国间的壁垒将大大减少”，“欧洲的经济将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与此同时，在纳粹占领区则出现了更为深邃的联邦主义思想，为战后欧洲一体化提供丰富的思想酵母，给欧洲人带来真正的“欧洲意识”。

1941年7月，被墨索里尼政府囚禁在万托特内岛的斯皮内利和罗西等反法西斯主义者，发表了“自由与联合的欧洲宣言”，提出在欧洲建立联邦，最终取消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思想。在此后几年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组织起草了《欧洲联盟章程》，发行了《欧洲统一报》，撰写大量论述欧洲统一的文章。这些文献后来被汇编成《欧洲的方向》一书，于1945年在瑞士出版。

1944年3—4月，意、法、丹、挪、荷、波、捷、德等八国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欧洲的未来问题，最后起草了《欧洲抵抗运动宣言草案》。宣言要求各抵抗组织应将各自国家问题作为整个欧洲问题的特殊部分加以考虑，号召成立一个联邦式的、拥有军队和司法体制的同盟，该同盟只对欧洲各国人民而不是对其政府负责。二战结束前夕，这一宣言和其他联邦主义文件在欧洲大陆广为流行，影响深远，为欧洲统一运动带来了思想活力。联邦主义者所追求的欧洲统一不仅仅是通过民族国家之间缔结的联盟来消除战争、保证和平和复兴经济，而是要摈弃民族国家，争取民主进步和实现社会正义。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给欧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欧洲统一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开始从单纯的“观念形态”向具体的“结构形态”发展。

总之，在欧洲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谋求统一的“踪迹”随处可见。欧洲自古以来就有的这种统一的思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为欧洲一体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政治和精神层面的设想，欧洲一体化的起源最先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寻求和平，谋求一种能够避免长期困扰着欧洲大陆的连绵不断的冲突的机制；一是在多元化的欧洲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等领域建立一个超乎其上的统一体。（注：［法］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欧洲虽然存在着强烈的“欧洲统一”愿望，但各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仍有差异，而谋求欧洲的和平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合理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既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欧洲的统一，又不伤害各民族的特性，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二

就客观条件而言，欧洲大陆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中有利于统一的因素明显多于亚、非和南北美诸洲。欧洲的面积大约只有亚洲的1/4，非洲的1/3，北美的1/2，其差距足以用倍数计算。西欧各国不仅面积狭小、地域相连，而且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经济和贸易关系历来密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宗教信仰基本相同，文化差异较小，几乎不存在所谓的“文明冲突”。西欧诸国的政治经济不仅发轫于相同的根基，而且由此产生了相似的教育制度、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因此，“无论哪国公民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完全是个流浪者，当一个人为了健康、娱乐、商务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外出旅行或居住时，他从不会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注：罗建国：《欧洲联盟政治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欧洲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深邃的理性，构成了欧洲一体化广阔的人文背景和基本要素。“在欧洲文明的共同背景下，欧洲确实存在着统一的根本因素。这种因素有着共同的、根深蒂固的古代文化和犹太基督教的背景。他们在同异族文化接触后，既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又表现出了欧洲文明的普遍性和统一性。”（注：［意］玛•格•梅吉奥妮：《欧洲统一贤哲之梦——欧洲统一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7页）欧洲文化既是一个包含各民族文化特点的多样性的文化，又是一个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同一性的文化，其共同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共同的宗教信仰。

1950年代，学术界非常重视研究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倾向于把基督教文明作为欧洲统一的基础，如汤因比（Toynbee）、格尔维茨尔（Gollwitzer）等学者认为，基督教是“欧洲认同”的基石，欧洲文明应当从宗教中寻找答案。

15世纪宗教改革之前，西欧一直都存在着共同的宗教信仰——罗马天主教。罗马教会的神权政治形成了一个基督教文化的统一体，基督教文化几乎成了欧洲文化的同义词。中世纪的西欧人在一种统一的基督教文化中生活，依靠宗教和文化的纽带相联系，形成一个统一体。“他们都有着同一种信仰、同一本圣经、同一类宗教艺术、同一种文化心理、同一种社会风尚，一个将欧洲的各国、各民族都联系起来的‘精神统一体’形成了。”（注：赵铁生：《试论基督教与中世纪欧洲的“合”》，载于《北京大学学报》（欧洲历史研究专刊），1997年，第11页）

宗教改革后，基督新教从罗马天主教中分离出来，欧洲开始确立宗教自治原则，那种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主导和纽带的神权政治模式崩溃了。宗教改革中出现的路德派、加尔文派和天主教改革派等三大派别，并随之产生了三种政治文化，即路德主义、加尔文主义和天主教共同体主义。这三种政治文化体现了欧洲文化的多元性，但其核心概念仍然是统一的基督教文化，成为当代欧洲认同和一体化的思想基础之一。例如在圣—皮埃尔的邦联主义理论著作《永恒和平方案》中，他将共同的基督教文明看做是欧洲邦联的基础。

共同的宗教信仰“曾经为欧洲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整合作用；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共同的历史经历为欧洲（或者至少欧洲大陆的一部分）整合文化与社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⑤［法］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1、150页）欧洲所有国家都经由罗马法、基督教道德和日耳曼风俗习惯的融合演进而来，欧洲诸国信仰的基督教，其主要内容是相同的，只在宗教仪式和隶属的教条等方面有些差别。尽管政教分离，但宗教对于政治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2007年3月25日，欧盟发表的《柏林宣言》中没有提及上帝和欧洲的宗教遗产，令梵蒂冈教廷大为不满。当天，教皇本笃十六世发表声明，以异常强烈的口吻抨击欧盟，斥责欧盟的宣言“背离了宗教原则”。他强调说，宗教才是维系欧洲“同一性”的纽带。其实，《柏林宣言》中原本有关上帝和宗教遗产继承的段落，但因法国和荷兰的反对而最终删除。

第二，共同的价值观念。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广泛传播，以及近代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欧洲文化的基础，造就了欧洲共同的价值观念。欧洲人共同的价值观念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国家及个人对待自由和民主的态度。因此，1989年5月5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庆祝欧洲委员会成立40周年的会议上声称：“欧洲的认同使我们的大陆在世界上产生了影响，它所依据的价值观念也正是欧洲委员会开展行动的基础。按照你们的说法，我将这些价值观念简单地概括为：自由，一切自由；人权，一切人权。”⑤

民主的理念是古代希腊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这种理想建立在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即集体幸福产生于每个公民积极参与城邦生活”。②③［法］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414页）尽管古希腊时期只有成年男性、自由民才能享有民主的权利，范围极其有限，但是民主的精神却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欧洲文化的精髓。

基督教把人与上帝联系起来，在宣布上帝创造人类时，给每个人的命运带来个人的价值，灵魂得救被视为最大的幸福。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把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与基督教思想综合概括为人道主义。他们第一次体会到自己是欧洲人，以及人的价值。于是，民主、公正、平等的理想，以及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个人幸福的理想，都互相结合起来。因此，177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说：“我希望社会幸福，但也希望自己幸福。”②

法国大革命对西欧共同价值观念的完善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法国大革命创立的自由民主的中心思想包括：通过立宪，建立法治社会，对政治机构行使的权利与范围加以阐明和规定；每个人都应享有公民权益，公民的权益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民不应受到政府机构的强权统治；政府和议会应该代表人民，人民应当有权通过竞争和公平的方式参加竞选，或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它反对君主强权统治，要求通过宪法和议会的形式建立不具约束性的统治制度，要求教会保持与政府相对的权力，使人们用新的观念去看待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法国大革命阐明和传播了民权思想，逐步形成了自由民主的基本内涵，开创了现代革命的先河，是后来西欧各国民主化的的典范，进而在整个西欧确立自由民主政治秩序。“欧洲再无法后退，‘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已深入人心。”③

19世纪，主张通过革命来改变欧洲命运的思想家，极大地弘扬了法国大革命遗留下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在欧洲国家的政治结构内部，自由派提倡民主的新原则，它包括人民自主权，人民在政府中的代表权，以及人民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与出版自由。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就人权和基本自由作出的郑重宣言，反映了二战后世界人民铲除法西斯主义、根除战争祸害和维护人的基本权利的普遍要求和愿望，表达了国际和平、民主和正义力量的共同主张。就某种程度上，《世界人权宣言》与西欧共同的价值观念相吻合，并对欧洲一体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欧盟其实就是欧洲传统价值观念的联盟。通过对欧盟一系列政策的分析，不难看出共同价值观念对欧盟重大决策的影响力。

1992年2月7日，12个成员国在马斯特里赫特正式签署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志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和发展。它开宗明义，“决心在以各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为开端的一体化进程中开创一个新的阶段；回顾欧洲大陆结束分裂的历史性意义及为未来欧洲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的必要性；确认他们对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法治诸原则的坚信不渝；意欲加深其人民之间的团结，同时尊重他们的历史、文化与传统……”

1994年5月20日，欧盟颁布了《关于欧盟扩大的哥本哈根入盟标准》。“只要申请国能够满足入盟所必需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履行成员国的义务，就可以入盟。”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员国资格标准”就是要求申请国已经“具有确保民主、法治、人权和尊重与保护少数民族的稳定的制度”。[注：⑤［法］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166页]

第三，共同的制度规范。

欧洲是近代民主法制思想的发源地。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猛烈抨击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君权神授”思想，主张政府的执政权来自人民的认可，其职责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为了维护和确保人民的权利，他将政府权力划分为司法权、立法权和处理对外事务权。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1689—1755）将这种分权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理论。三权分属不同部门：立法权属国会，国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反映选民意愿，代表选民利益；司法权属于法院；行政权属政府。1762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把作为政治集团的人民的不可分割、不可剥夺的绝对权力加以理论化。后来西方逐渐在以自由选举为保证的代议制中得以实现。

二战后，西欧各国几乎清一色地确立了议会民主制。宪政、三权分立、普选制、代议制、司法独立和法律至上的民主法制原则，决定了欧洲一体化的法律建设和机构设置，并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普遍准则。共同的制度规范使得各国政治生活上更加紧密，价值观上更加接近。民主共和制度是欧洲联合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形成协商、妥协和宽容的作风。这印证了卢梭和康德曾经阐述过的共和制度与欧洲统一之间的关系，并从希腊加入欧共体的过程中得以体现。1967年希腊独裁政权复辟，欧洲经济共同体冻结了与希腊在1961年签署的联合协议。1974年9月，希腊恢复民主制度以后，上述协议也随之生效。1975年6月，希腊申请加入欧共体。鉴于加入欧共体会导致深刻的结构变化，因此希腊必须经过很长的一段过渡和准备时期。1981年1月，希腊终于成为共同体的第十个成员国。自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以来，希腊首次纳入与西欧国家一样的政治和经济版图。（注：［法］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总之，辉煌灿烂的欧洲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欧洲各个时期的主流文化，诸如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都对欧洲统一的思想具有很深的影响。正是借助欧洲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力量，欧洲的知识分子才能从理论上提出欧洲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还强调欧洲观念和欧洲特性的“复兴”，进而阐明欧洲“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例如，丘吉尔在二战后发表的关于欧洲统一的演说中，总要用很大篇幅去谈论欧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强调根深蒂固的欧洲意识。“欧洲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被重新发现的，欧洲合众国的形成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之间的主要差异，不在于后者不必合并一系列已牢牢扎根的民族国家，而在于前者有上千年的牢牢扎根的欧洲统一思想”（注：罗建国：《欧洲联盟政治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综上所述，西欧各国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文化上的同一性，在客观上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欧洲联合的阻力，并最终促成欧洲的统一。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从当时欧洲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其自身的客观需要，还是外部的强大压力都要求欧洲走上联合之路。在这特殊机缘里，欧洲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精英人物的努力紧密结合，最终促使欧洲一体化在战后迅速起步并不断发展。“几百年来把欧洲组织起来的愿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实现了。”（注：［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11页）欧洲一体化是集经济、政治、社会规范、文化等领域于一体的综合性进程，并不断扩大和深化。这是自从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最高成就，其发展程度不仅出乎世界各国的意料，也大大超越了欧洲各国政治家们的想象。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作者：雷　钰

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论文 篇2：

浅谈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艺术真谛

【摘 要】阅读余秋雨所创作的历史文化散文总是被蕴涵在文本中的一种强大的艺术审美张力所裹挟、震撼，这种强大的震撼感包含着智的洞见、情的涵润和美的享受，构成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一种独特的审美范式，本文主要分析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艺术真谛。

【关键词】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艺术真谛

在上世纪90年代，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以其独特的美感在散文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的写作风格激情却不煽情、通俗却不艳俗，当然，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价值并非在于其品读快感，而是具有更加深层次的内涵。

一、余秋雨文化历史散文中的主体价值

阅读余秋雨的文化历史散文，可以看见大量“我”的形象，他注重描述“我”的价值观与情感体验，直接的表达出来，让读者看到了“我”的个性。在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我”就像是一个向导一样，为读者讲述历史故事，带领读者游览古迹，更兼顾着评论员的身份，为读者来解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抱槐山西》中，“我”用感性的语言为读者描述具有历史风味的古宅，让读者感受到豪迈的场面，从这种场面中领悟到山西商人的人生风采，跟随着“我”的讲述，读者不知不觉的走入作者的情感中。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都带着自己浓厚的情感体验，从开始的困惑、思索、惊讶和彷徨转到最后的寻根式追逐。这是作者的叩问，也是读者想要从历史中获取的答案，利用“我”的追寻，作者将读者带进了主体情感世界，完成了历史的寻根。

二、余秋雨文化历史散文中充满诗意的语言

余秋雨的文化历史散文与学者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可置否的是，余秋雨的文化历史散文集成了前人学者的文风，在语言的表达上实现了感性与知性的融合，有着独特的风味。在他的文化历史散文中，作者利用“我”的价值反思和情感体验来确定主题，并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表达，知性蕴含着感性，强调“审智”，他不会过多依赖自身的情感，他会从原生的世界中寻求多层次的美感，实现了逻辑和审美之间的转化。得益于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我”的形象变得更加生动、丰满。

三、利用故事来抒发情怀

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有着浓厚的主体意识，利用讲故事的叙述模式满足了读者的窥探行心理。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穿插了大量帝王的奇闻异事，很好的将读者的阅读兴趣调动起来，此外，余秋雨也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推测历史人物的想法，这与苍白的文献相比，独具趣味，可以很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例如，在《遥远的绝响》中，作者描述到：“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那就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推动着，他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笑眯眯地注视着他，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好久。啸完回身，孙登又已平静入定，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与这位大师的一次交流，此行没有白来”。

在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之中，这种故事是非常多的，但是他却往往不会用详细的笔墨来表述，这种表达方式满足了读者的兴趣习惯，读者并不需要进行反复的咀嚼和回味，可读性非常强。在很多情况下，余秋雨会代替文章中的人物来发言，饱含深情的为读者讲述一个个的故事。在部分情况下，余秋雨还会应用传奇式的表达技巧，为文章赋予了新的韵味。这些曾经不屑被很多大家运用的技巧，余秋雨却娴熟地将其融入进自己的散文中，使他的历史文化散文更亲切，行文更自由。散文显得生动活泼，不拘谨。当然，有时候洋洋洒洒地讲述可能有累赘之嫌，但读者却乐此不疲。即便如此，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并不流俗，这主要是因为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中渗着一股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

四、以独特的视角探索中国文化

作者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独特的视角去看待中国的山水风古迹，更加人道主义，更加深刻、透彻。《都江堰》中，作者认为，都江堰比长城要伟大得多，长城是雄伟的，但更多的是排场，背后是让人惊悸的残暴。而都江堰是质朴的，它造福千年，永久地滋润和灌溉了中华民族。“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 而都江堰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作者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掩盖历史的创痛和丑恶，指出了长城背后的残暴，而肯定了都江堰的实用与贡献。

参考文献：

[1]宋坚.跟随余秋雨心灵的脚步一起舞蹈——解读余秋雨的《心中之旅》[J].名作欣赏. 2011（03）

[2]孙晓东，翟其敏.“为文而造情”——试析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滥情”倾向[J].理论导刊.2010（06）

[3]张历.冷僻与承载——浅析余秋雨文化散文用语“陌生化”现象[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02）

[4]刘华.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意蕴与创作风格[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

作者：周向硕

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论文 篇3：

在“道路”与“脚”之间

曾几何时，余秋雨的历史文化大散文无远弗届，产生了一种类似啤酒节的“狂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经理性审视，就不难发现，余秋雨的历史文化大散文也在皮袍中暗藏着“小”。文献固然不缺（有时连孤证都派上了用场），文学趣味也时时点染其间，拉开“鸟瞰”的功架，驰骋想像的野马，但只不过是撒豆成兵，虚张声势。正如钱基博评价“五四”之后的新散文，初读喜，继读疑，终读诋。通俗地说，刚开始阅读，确实有些别开生面，让人眼前一亮。但接着读下去，就败像显现了——在一个先行的理念牵引下，东摘西引，支离破碎，主观臆断，漏洞百出。读到最后，除了一团空洞的情绪之外，史论稀松，事实模糊，思想稀薄。一句话，余氏之文字，是大而无当的热烈，拨云去翳之后，原来行之不远，与“大历史”、“大文化”的关联并不紧密。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为了反抗余氏文本的“催眠”作用，以祝勇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写家，将余秋雨作为反面参照，确立了一种新的历史散文书写“规则”，即着眼于卡尔·贝克尔所说的“简单的史实”，潜入历史河流的底处，摩挲历史的局部，用“细节”说话。在祝勇看来，决定历史进程的，往往不是道路，而是行走的“脚”。如果鞋底有一粒砂石，疼痛比坎坷更让人难以忍受，会迈不开步伐，因而也就没有征程。

这样的写法，还原了历史的现场，使历史有了情感温度和人性含量，使读者能够“进入”，有身临其境之感，其温润的品质洞穿了历史的冷漠，成了可以触摸、可以品味的人间情感，因而，对大历史散文的写作，他是卓有贡献的。但是，“细节”的刻意经营或过量挖掘，使散文的叙事有了小说化的色彩，在好读和意兴丰沛之余，不免让人在不疑处生疑——历史真的是如此这样吗？因为文字描摹的现场，未必就是客观的历史在场，还原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信息缺失——放大了“脚”，势必会不见了道路，即淡化了社会发展环境和时代嬗变对人物的心灵轨迹的作用，让人在信史与传奇之间游移不定。于是，与余秋雨一样，新写家的历史文化散文也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的警惕，做一番必要的理性考量。

在考量中，我读到了王开林的两大册《国士无双》（《国士无双——清华大学的龙虎象》、《国士无双——北京大学的龙虎象》，华文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初读眼前有光，勾魂摄魄，复读心中叹服，振聋发聩——只觉得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发展到现在，到底是有了健全的叙述伦理，有了无愧的文本。

王开林的历史文化大散文写作不是兴之所至，任意取材，而是建构了一个谨严的系统——他把清华、北大这两个人文高地上的大师级代表人物集结起来，试图通过对个体的解析，塑造群像，以呈现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图谱，最终完整地勾画中华民族的精神流变和历史走向，其心灵史、思想史的典型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既然是塑造群像，作者就不能以自己的嗜好做人为取舍，而是要以已有的社会“符号”价值为依据，取与人物贴近的姿态，那么，就真正成了一次艰难的精神跋涉，也构成了一次不能有丝毫懈怠的难度写作。

在写作伦理上，他既从历史风云、时代潮流的大处把握外部世界对人物的作用，又从人物的来路，包括出身、修为、性格、信仰等细部探究“自我”之所以如此的内部原因——在“时势决定”与“性格决定”的辩证维度上，自然而然地呈现人物之象。其人生轨迹，既见“道路”，也见“脚”。与之相对应的，在行文时，不以个人好恶而放纵激情，也不做似是而非的主观评判，一切均以史料文献为依据，从容爬梳，让历史在时空深处自己说话。其笔调极其质朴，一如远山草色，青处自青，又如大川伸展，自有曲直。

譬如民主斗士闻一多。他不是天然就会成为烈士的，他的人生起点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也是遵循着学士、名士的惯常之阶。传统国学的濡染在他骨子里深深地植入了“正统”、道统的观念，年轻时的一些言论甚至被“左派”人士视为反动透顶，以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还积极参与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因为当时，蒋政权在他的眼里居正统地位，代表着民族的利益，时势这个“大局”，自然就决定了他的是非判断。然而，他在美国留过学，又有激进、刚烈的性格和追求至善、至纯的赤子情怀，势必会导致他在日益腐败、崩朽的现政权面前，最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至于在高压与专制的逼迫下愤然转向，走上演讲台，喋血街头，成为烈士。

譬如一等哲人冯友兰。因为他是个最有争议的人物——忽视“道路”的人，会放大他曲意逢迎、阿世自保的人格缺陷；只注重“脚”的人，会把他看作是“见侮不辱”、自我救赎的旷世高人。到了王开林这里，他的主客观作用的“二元”叙述原则，使历史真相得以还原。生逢社会大动荡、政局大动乱、思想大动荡的时代，个人的忽左忽右、载沉载浮是历史的必然。到了冯友兰这里，懦弱使他扭曲，活络使他纠结，然而他又是个良知和思辨高度统一的人——思辨使他深刻，能看到时代最终的趋势，因而怀着希望；良知使他痛苦，因而保住底线不做终极的陷落。更重要的是，他有坚定的哲学信念，在他自己提出的四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将天地境界看得最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使命之下，他是不会被世俗的道德评判所左右的。于是，他得以存活，得以在学术上“复活”——戛戛独造，写成七卷本的《新编中国哲学史》。

这就是历史的深刻性，是那种寄予“简单的史实”的写作所不能抵达的。

《国士无双》中，唯一书写的女性人物是林徽因。王开林揭去世人为其罩上的种种神秘面纱，把她回归到“人”的凡间，让人看到“神女”毕竟也是女，也有着庸常女性的种种原生之态，比如同时爱两个男人无法取舍，乞求他们代为决断，比如喜欢别人的赞美，一如喜欢诗歌；比如也有强烈的事业心，也在功名上争强好胜；比如疾病缠身，也愁惨成一团化不开的忧伤。作者所取的“人”的视角，使他获得了“优越的叙述智慧”，优雅在当优雅之处——拓写时代烙印，而不空疏，摹写个人品行而不虚矫，把林徽因写活了。成功之处，在于作者的诚实，他知道自己不是全知全能，便紧紧地“贴”着人物写，一如夏多布里昂所说，“短视的智慧以为可以看见一切，因为它是睁着眼睛观察的；优越的智慧能够闭着眼睛观察，因为它看见的一切都在内部”。

不难看出，《国士无双》有着与雨果、夏多布里昂等世界大师隔空对话的品质，有开创之功，让人感受到了汉语写作的骄傲与自豪。我们期待中的历史文化大散文，既要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的潮汐涌动，也要看到人心的万象和人性的腾挪，而不是顾此失彼，非此即彼。这一切，《国士无双》悉数做到了，我由衷地送上一份敬意！

同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我很钦羡地说一句：《国士无双》写得真好。朴质平淡之下，有迷人的风生云起，不假臧否之间，直逼人与事的内在本质。在立论周匝、堪称信史之余，它既让人看到了人的命运，也看到了历史的轨迹。历史真一如人，它也有不情之愿，也有不堪之思，也有不经之论——既有自然的发生，也有意外的变故——因为任何历史终归是人的历史，人及人性的复杂，使历史有了苍凉与悲壮的成色。

作者：凸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