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国公司培育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总结了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龍”等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对外产能输出实践，结合我国国际产能合作战略实施的宏观环境，重点提出我国可以从法律体系、优惠政策、信息服务、跨国公司培育等几个方面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支持本国产业及企业开展国际投资合作的主要支持举措。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我国跨国公司培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跨国公司培育论文 篇1：

培育我国跨国公司的战略思考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各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有力武器。因此，加快我国跨国公司的培育，努力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既使目前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关键词] 跨国公司微观对策措施宏观对策措施

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是党中央于上个世纪末，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做出的一项旨在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我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起步较晚，尤其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在规模和竞争力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因此，如何积极全面推进跨国公司的培育，对于实施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就具有了关键意义。

一、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跨国投资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晚了10年～20年，但发展很快。截至2004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449亿美元，扣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累计对外投资净额（即存量）已达448亿美元，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的我国境外企业6000多家，这些境外企业分布在160多个国家或地区，在多个行业从事跨国生产经营活动。但是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发展相比，目前我国跨国公司尚处于初步成长阶段，因此明显存在着多方面的不足。

1.企业的规模实力弱、国际化程度不高

从规模实力来讲，最新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利润总额与资产总额分别只相当于2005年世界企业500强同类指标的8.4％、7.0％、6.0％，2005美国企业500强同类指标的17.2％、12.5％、18.2％。从国际化程度上看，据统计，目前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销售、雇员已经分别占这些国家资产、销售和雇员总数的41%、48%和48%。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平均投资水平偏低，大多数以中小型项目为主，发展后劲不足；而且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抵御风险能力较差。根据鲁桐（2000年）的实证研究，我国企业海外经营存在以下8个方面的劣势：销售网络、费用开支、文化差异、管理人才、缺乏市场信息、产品和服务质量、当地知识和管理水平等。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还比较低。

2.我国跨国公司技术创新能力较弱，装备水平总体落后

从跨国生产和经营的产品来看，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科技产品较少，一般性产品较多。我国工业主要行业总体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年～20年，重点大企业和企业集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比例也不高。据统计，我国现有工业企业技术设备中，性能较先进的仅占13%，企业产品开发能力低下。世界500强企业R&D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一般在5%～10%，而我国大中型企业仅占1%左右，导致企业产品开发能力低，缺乏持续开发独特产品的能力，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

3.产权不清晰，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由于内部产权不清晰，缺乏激励机制；大多数企业还没有按国际惯例完成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需要，致使企业对外投资夭折或亏损。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我国已开办的海外企业盈利的只占50%左右，盈亏持平的占30%，亏损的占20%。

4.企业跨国投资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存在不协调

主要表现在:(1)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海外投资缺乏有效协调与管理，在企业资金区域投向和产业投向上，政府既缺乏总体战略，也缺乏政策引导，企业海外投资随意性较大；同时，海外投资多头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各自为政，致使某些监管业务重复与遗漏并存。(2)审批制度僵化，在机会稍纵即逝的国际经济活动中，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的跨国投资与经营活动。(3)对外投资后期监管低效与不力。(4)鼓励与扶持企业对外投资的优惠政策缺乏可操作性，有的优惠政策申报程序复杂，有的优惠政策实施牵涉多个部门，执行难度大。

5.鼓励企业跨国投资的法律体系建设滞后

主要存在两个方面:(1)存在以主管部门规定、行政法规代替国家法律的倾向，缺乏规范企业海外投资与经营的法律。(2)双边与多边国际投资协定滞后，增加了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

二、培育我国跨国公司的微观对策措施

企业是开展跨国经营的主体，由于国际市场结构的复杂性、市场行情的多变性以及竞争的激烈性，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将面临者比国内经营更加复杂的环境、更大的风险和更为激烈的竞争。因此要推动企业的跨国经营，首先就必须从微观层面着力提升我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

1.培育各类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1)力争实现规模经济，建立高效后勤服务系统和大规模的分销网络。成本优势是竞争优势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规模经济是获得成本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巨大的生产规模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创造防止競争对手进入的壁垒。同时建立高效的后勤服务系统和分销网络，并把分散在不同国家的分销网络改造成具有成本优势的全球网络，可以在竞争中获得成本优势。

(2)提高对R&D的投入水平，根据市场需求创新产品。高水平的R&D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强化竞争实力，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深入市场进行调研，更好的理解顾客需求，并将之转化为具有明显优势的产品设计、性能和售后服务。

(3)争取牢牢把握企业价值链条中的“战略环节”。这种战略环节可以是设计环节、生产环节、营销环节，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首先要明确哪些是关系到竞争优势的“战略环节”，对这些战略环节要紧密控制。其次要考虑价值链的地理布局，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以实现产品成本的最小化。

2.培养跨国经营所需的国际化人才

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企业具有人才的优势，才能具有跨国经营的优势。没有足够的、素质较高的、具有丰富跨国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很难保证跨国经营的成功。培养跨国经营人才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加强新老员工的在职培训；与大专院校联合开办人才培养基地，也可与国外学校合作办学进行人才培养；与国外跨国公司结成非资产投资型战略联盟，让员工到国外企业进行实际锻炼培养我们的人才；实行人才当地化战略。

3.鼓励企业实行联合经营战略积极参与国际战略联盟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国际战略联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企业要借鉴国际上一些大的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以资本和品牌为纽带，强强联合，组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集团、大公司，形成各种战略联盟，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转变观念，正确认识企业跨国经营中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竞合关系已成为企业发展的主流，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已成为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手段。我国企业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发展的必然性，并学会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本领，这对于发展壮大我国企业实力，“走出去”成长为跨国公司具有十分的重要意义。(2)扶持和培育我国跨国企业集团。现在我国海外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竞争力不强，缺乏与国外企业结成战略联盟的强大优势，因此，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国企业集团就成为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特别是要促进工业型、贸易型、金融型企业集团的有机结合，发挥整体优势。(3)充分利用产品品牌联盟，实施名牌战略。(3)在战略联盟实施、运行过程中，要注重提高我国企业的经营技能。

三、培育我国跨国公司的宏观对策措施

实施“走出去”战略，培育跨国公司，主要应由企业面向市场自主发展、自我壮大，同时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需要政府从宏观上建立有效的服务与管理体系。

1.要制定我国跨国公司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指出:“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正在调整，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积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去。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跨国公司的发展纳入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规划中去，制定出中长期发展目标。可以参照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创造的销售额与出口额的之间相应比例的平均水平来设想我国跨国公司发展的五年规划。

2.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优化投资战略

应从我国具体的经济技术特点出发，制定出与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相适应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资战略，为此我国跨国投资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投资区域安排上，巩固亚太作为投资的重要区域，继续保持对欧美这两个市场的投资，积极开拓东欧、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市场;在投资行业安排上，发挥企业自身竞争优势，以制造业为基础，逐步向高科技产业扩展。目前，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已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在适用技术如家电、纺织、食品等方面的优势开始衰减，而我国企业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應作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其次，以资源开发对外承包工程为对外投资突破口；再次，积极发展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投资;三是在投资形式上，坚持独资、合资、新建与并购相结合，针对不同的情况，方式灵活多样。当前，跨国并购正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最主要形式，虽然发达国家是跨国并购的主体，但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并购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尝试借助跨国并购引进外来投资，而且还积极鼓励本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其全球化战略;四是在选择合作伙伴上，要有与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结盟的战略意识和气魄，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在生产经营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成为现代企业加强其国际竞争力的又一形式，战略联盟也应成为我国跨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方式。

3.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

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完善公司制治理结构。只有激励机制落实到位，体制效应才能真正发挥出来。不少上市股份制公司做了大胆尝试，例如股票权计划、模拟股票期权计划、MBO(管理层收购)等，取得了一定成效，要继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跨国公司激励机制。

4.建立健全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

涉外经济活动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的规范和支持，我国的涉外经济活动法制建设，应做到既要符合国际惯例，又不偏离我国国情。当前，一要抓紧制定《对外投资法》，作为规范我国对外投资的基本法；二要加快制定对外投资的单项法规建设，包括《中国企业海外合资经营法》、《中国企业海外合作经营法》、《中国企业海外独资经营法》，以及配套法规如《海外投资保险法》、《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等;三是要主动参与国际条约和国际多边、双边协定。政府应主动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签订多边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工作，建立与规范对海外投资的财政与税收支持体系，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5.建立促进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有效风险防范体系与运作系统

跨国生产经营活动比起在国内将要面对更多和更大的风险。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起步较晚，积累的经验不多，特别是在企业遇到经营风险时，易受到利益损害，因此，进行风险防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一要尽快建立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第二要建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预警与防范系统，它由两个子系统构成：一个是咨询系统，可以是半官方的松散型联合机构，由商务部、研究机构、中国银行海外机构、国家驻外使馆的商务参赞人员组成海外投资信息服务部，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咨询和项目论证服务；另一个是海外投资保障系统，以分散海外投资风险；第三建立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促进中心；第四建立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中介服务中心，主要内容有：加快建立权威的自信评价机构，为中资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提供融资便利;大力发展中介服务机构，尤其是要发展我国大的大型投资银行，重点开展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有关的业务，真正担负起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全方位、高质量服务的职责；扩大涉外律师队伍，提高为跨国投资的法律服务质量。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单永旭　田素霞

我国跨国公司培育论文 篇2：

国际产业转移实践对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借鉴

摘 要：本文主要总结了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龍”等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对外产能输出实践，结合我国国际产能合作战略实施的宏观环境，重点提出我国可以从法律体系、优惠政策、信息服务、跨国公司培育等几个方面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支持本国产业及企业开展国际投资合作的主要支持举措。

关键词：发达国家 产业转移 国际产能合作 经验借鉴

国际产业转移是指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是一种产业在空间上移动的现象，它揭示了世界产业格局调整变化的内因及基本规律。国际产能合作是对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其内在的规律性两者是共通的。实践证明，我国取得今天的经济建设成就与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分不开，同时，当一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单纯出口的方式解决不了国内与国际资源的配置问题，必须实现产业向外转移。因此，研究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及实践对我国国际产能合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2]。

1 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实践

1.1 美国

美国一共进行了三次产业转移。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美国引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国内出现了各种新兴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和超额利润，美国逐渐放弃发展部分传统制造业，将钢铁、纺织等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国内主要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联邦德国、日本是这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在经历石油危机和经济滞涨之后，美国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逐步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而第三次科技革命发展起来的制造业部分逐渐被边缘化，在国内失去了优势，纷纷向其他国家转移，亚洲“四小龙”是这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三次产业转移后，飞机制造、医疗器械、生物工程、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其水平全世界领先，具有相当强的垄断优势[3～6]。

1.2 日本

二战后，日本接受美国的产业转移，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据统计，1950～1959年间，日本引进的外国新技术达2332件，新设备的更新速度和规模超过当时的欧美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为应对石油危机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的需求，日本向外一共进行了四次产业转移。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转移的重点是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内专注发展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龙”是此次产业转移的承接地。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转移的重点是钢铁、化工、造船等产业，国内专注发展汽车、电子等产业，亚洲“四小龙”仍是此次产业转移的承接地；第三次发生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转移的产业不再局限于在国内完全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扩展到汽车、电子等已经实现了技术标准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此次转移的承接地不仅限于亚洲“四小龙”，还包括东盟四国和中国内地。第四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同美国一样，日本国内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机器人等高新技术产业，逐步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亚洲“四小龙”是这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四次产业转移后，汽车制造、精密仪器、机床制造、机器人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在关键技术及零部件保持较强的控制力，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7～9]。

1.3 亚洲“四小龙”

自20世纪70年代初，亚洲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利用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向外产业转移的机会，吸引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产能，走上快速发展道路，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面临着境内市场狭小、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瓶颈等问题和矛盾，在承接美、日转移出来的重化工业、微电子等具有较高技术水平产业的同时，把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内地，带动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3]。时至今日，中国香港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度假目的地；新加坡造船、石油化工产业全球领先；中国台湾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基地；韩国消费类电子产品已经超过日本，造船、汽车、半导体（液晶面板）、家电、石油化工等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具有全球一流的技术水平。

2 对扩大国际产能合作的经验借鉴

2.1 重视把握产业转移规律

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历史演进表明，科技革命是推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科技革命催生的新兴产业具有高成长性、高附加值的特点，导致传统产业失去优势，被边缘化，成为边际产业，但相对于承接国而言，这些产业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例如美国引领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催生了集成电路、家用电器和汽车等新兴产业，迫使国内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美国境内的传统制造业失去了优势，纷纷向其他国家转移，而国内专注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高附加值的信息服务业。这证明产业转移一般遵循梯度转移规律，同时也表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概念是动态的、相对的。近年来的产业转移实践还表明，产业转移的对象并非仅限于边际产业，跨国公司为了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抢占国际市场，将一些新兴产业的低端环节（制造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国内专注于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同时，对于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新兴工业国家，在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将国内已处于边际的产业向欠发达国家转移，它们既是产业转移的承接国，也是产业转移的输出国。此外，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是对传统产业转移规律的突破。当前我国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应该遵循产业演进及产业转移规律，及时动态调整产业政策，一方面支持边际产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另一方面扶持和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谋取国际竞争新优势，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本国产业空心化[3][5][7][8]。

2.2 重视相关法规体系建设

國际产业转移主要是通过企业境外投资活动实现的，而企业境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相比不仅面临经济风险，还面临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的风险。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只有制定和完善境外投资法规体系，才能充分有效地维护投资者的利益。美国先后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保护境外投资者利益，同时美国还立法建立投资保证（担保）制度，以鼓励、促进私人海外投资，保护私人海外投资者的安全与利益。韩国一直重视对海外投资的法规建设，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制定了不同的对外投资政策，条件成熟后于1982年制定了专门的海外投资法——《海外资源开发事业法》。发达国家在境外投资法规体系保护下多次成功实现了国际产业大转移，境外投资法规体系不但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提升了本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而且还不断推动本国产业迈向更高层次。

2.3 重视信息支援服务

各国的信息支援服务表明，研究判断对外投资目的国的投资环境，及时准确获取相关信息可以有效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为做好信息支援服务，韩国与世界上300多家知名咨询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帮助收集海外投资信息提供给投资者决策参考，韩国国内也成立多家专业的咨询机构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比如韩国的进出口银行内设专门海外情报中心，收集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市场规模、产业政策、消费者习惯、不动产价格、物价水平、劳动力市场、投资政策等相关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把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投资企业。

2.4 重视跨国公司的培育

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是跨国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担者，带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跨国公司通过生产要素的国际化和生产组织的全球化直接推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跨国公司的数量及质量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目前，全球约有6.5万家跨国公司，85万家子公司，控制世界总产值的40%，世界贸易额的80%，国际技术转让的80%，对外直接投资的90%。美国十分重视跨国公司的培育，从投资风险保护、海外利润税收优惠、出口信贷、外交政策保护及援助等几个方面支持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经营活动，提高其跨国经营能力。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美国共128家公司入榜，占比25.6%，排名全球第一。日本通过设立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海外风险勘查基金支持日本企业向海外扩张，还设立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对企业进行补贴，使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海外经营风险，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日本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培育了丰田汽车、本田汽车、松下电器、索尼电子、夏普电子、佳能影象器材等一批知名的跨国企业及集团。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日本共54家公司入榜，占比10.8%，排名全球第三。20世纪80年代，韩国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扶持一批以电子工业为核心业务的大型企业集团，使之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为帮助这些企业渡过难关，通过帮助筹措资金、提供贷款担保、将政府计划中的大规模的进口替代项目和出口项目交给这些企业来执行等措施，有效避免了这些企业的衰落，如今现代、三星、LG、大宇、SK等企业已成为全球知名的跨国公司[15][16]。

参考文献

[1] 郭文强，张泽文，张少杰，李燕.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6（5）.

[2] 汪斌赵，张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述评[J].浙江社会科学， 2003（10）.

[3] 戴宏伟.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商务， 2007（2）.

[4] 尹建军.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2.

[5] 兰丽娟.美国对外直接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D].对东北财经大学，2007.

[6] 杨长湧.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11（22）.

[7] 施锦芳.新一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贸易，2014（11）.

[8] 崔苏卫.日本“走出去”的背景特点及启示[J].江苏商论， 2012（9）.

[9] 李迎旭.日本对亚洲产业转移研究[D].吉林大学，2012.

[10] 吴伟达.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D].中南大学，2009.

[11] 陈金明，汪平.借鉴国际经验 完善我国企业走出去政策[J].全球化，2013（10）.

[12] 潘亚岚.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企业“走出去”税收政策[J].经济参考研究，2005（49）.

[13] 郑直.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4.

[14] 贾广森.产业转移政策研究述评[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9（25）.

[15] 刘城.育本土跨国公司：日本、韩国经验对广东的启示[J].广东社会科学，2011（1）.

[16] 李捷.跨国公司的新趋势和新特点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 2013.

作者：王刚

我国跨国公司培育论文 篇3：

整合、创新与新整合

就产业发展而言，充分利用国际经济格局正在重构的有利时机，进行产业再整合是国有企业切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优路径。

战略性新兴产业，起于战略，终于产业。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环境下，为我国国有企业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就产业发展而言，充分利用国际经济格局正在重构的有利时机，进行产业再整合是国有企业切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优路径。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分为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来观察：在国家层面，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要使我国产业在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分工中抢占制高点；在企业层面，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要提升我国企业——尤其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力军国有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

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确立竞争优势，我国国有企业可以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以突破核心技术为主要手段做制造。

像过去十年一样，国有企业专注于做制造业，通过技术研发做物美价廉的产品。做产品要靠“天时”。中国在世界工厂中做产品，具有明显成本优势。但现在环境下，在国内从事高技术产品制造有三道关口横亘在企业面前：第一道关口是产品设计研发和品牌建设，这些方面需要对内大规模资本投入，对外和国际巨头正面竞争，但在国内知识产权的不成熟环境下，就算抢得工业制造先机的企业，跨国公司却可以知识产权占有工业品利润的绝大部分，大型国企如海尔、格力在这条路上都走得异常艰辛，新进入国企的困难可见一斑。第二道关口是制造，十年以来，随着全世界产业转移，中国的制造业取得了飞速进展，但是这只是过去的故事，现在的情况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制造”的原料成本、人工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节节攀升，如果没有全产业链的管控和高低搭配，仅仅寄希望依靠低成本取得竞争优势已经几乎不可行。第三道关口是销售，国外销售渠道几乎被几大巨头瓜分完毕，而且随着2011年8月第二波金融冲击之后，欧美内部需求将走入长期相对缩减的格局，国外市场增量不大，依靠外销打开市场，越来越困难。国内市场呢？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处于调整之中，短期处于内需不振的状况，国内销售渠道，从传统的大卖场到淘宝和京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好的方面说是活跃，不好的方面是渠道运作远没有国外市场可控，风险很大。如此看来，国有企业把进军制造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切入点，抢不到先机，没有“天时”之利。

第二条路径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带动制造发展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切入点。

做服务要依靠“地利”。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已经基本进入前现代化的超大大城市做服务业是可行选择，充分利用国内尚未启动的服务市场需求大做“总部经济”。但是对于以此为路径切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有企业而言，做服务也面临三个问题：

一是面临人才瓶颈和品牌关联度的困局。如果说做产品拼的是资本，做服务拼的更主要的是人才，并且需要在多个行业进行关联。服务业的特点是市场细分得非常零碎，每个细分市场的容量受制于人才储备，可以拓展的空间受限，而且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有企业往往在服务业摊子铺得很大，故事讲得很精彩，但人才不够，和主业关联度不足，优势无从发挥。

二是目前我国服务业容量有限。如果国有企业改弦易辙，实行集中投资，专门做和主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轻资产运作的结果是脱离国情——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并没有能够真正从制造业分离出来——产业发展成为无本之木。其他问题还包括目前国有企业大多数制造能力优势不明显，市场规模受制于国内收入分配格局，如果不能迅速铺开一定的规模，无法透过规模消化成本，也就无法透过规模集中收益。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掌握制造环节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必须实现制造业规模的迅速扩张，逐步培育生产性服务业。

三是服务业受地域限制比较明显。相对于做制造业，进入服务业对国有企业而言局限太多。国内几个超大城市组成的点，尤其是北上广，有大量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金融危机的今天，在最具有投资价值的国家里，多元化投资，四处撒网，有“天时”和“地利”之便，赚个盆满钵满，作为国有企业自然不是太大问题，但如果有雄心做像GE一样的，既实现国家战略又基业长青的老店，铸就一段商业传奇，显然仅仅这样分散投资，小打小闹还远远不够，需要更上一层楼才行，这条路就是做行业的标准。

第三条路径是做行业标准，做行业的整合者。

全世界最具有竞争力的公司，从苹果到NBA，类似三步上篮，核心竞争力无一例外建立在三个步骤上：第一步是掌握整个行业的标准，并成为这个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输出者。第二步是结合资本的力量，整合行业的制造和服务，做整个行业整合者。第三步是在行业整合基础上，不断衍生新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产业扩张和服务升级。最新一起案例，2011年8月美国谷歌公司并购摩托罗拉就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整合者的力量。

就战略性新兴产业来看，美国苹果公司的商业优势核心并不是灿若星辰的产品，不是苹果的营销策略，也不是苹果的眼花缭乱的技术组合，而是苹果公司牢牢掌握着美国IT市场的标准，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结合资本的力量整合整个美国甚至世界IT产业的标准和服务，不断复制技术、复制商品、复制营销模式，苹果公司做得专，也做得大，竞争力无可撼动。其中苹果公司整合行业的核心要素就是知识产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有了这个法宝，进行人才和资本的整合，商业优势才能最终确立，这也是我国国有企业切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路径。

实际上，1998年之后，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已经经历了区域、产业和资本整合，央企的竞争力大大增强，在组织、运行机制和技术创新方面为下一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奠定了良好的整合基础。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如果我国国企，尤其是央企换一种思路，在新的发展阶段，在新兴产业中整合行业标准、品牌、资本和管理人才，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标准的制定者、输出者和行业的整合者，有了这样的路径，央企才能逐步实现“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

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显著增强，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

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吸纳、带动就业能力显著提高。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局部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和一批创新活力旺盛的中小企业；建成一批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再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作者：时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