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险人利益不能损害论文

摘要：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然而第三人的范围是否应当有所限定、应当如何限定以及加以限定的法理基础是什么等问题成为各国理论界与实务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被保险人利益不能损害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被保险人利益不能损害论文 篇1：

基于环境责任保险的动态环境侵权救济体系研究

摘要　通过对环境责任保险的定义和特点的总结，以及对其环境侵权救济功能的探讨，得出结论：社会从矫正的正义观到分配的正义观的转变，是推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的根本原因；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补充。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以环境侵权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为出发点，构建了以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动态侵权救济体系：民事救济作为第一层次，通过法律程序来确认侵权行为、责任主体以及赔偿额度等事项；环境责任保险作为第二层次，用来分散被保险人的污染损害赔偿责任，补偿受害者损失；公共补偿制度作为第三层次，用来补充民事救济和环境责任保险所未能覆盖到的受害者的人身、财产损失。三个层次联动配合、相互补充，从而在我国面临日益增多的环境污染事故的情况下，为受害者、企业和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环境侵权救济之路。

关键词环境责任保险；环境侵权；动态救济体系

人类工业社会发展到今天，不仅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技术水平和高度便捷的生活方式，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及其给人类赖以生存空间造成的巨大损害。近年来，国内外环境污染事故频发，如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紫金矿业溃坝污染事故、东京电力核泄漏污染事故等，而这样的事故发生之后，往往会对环境和相关者造成巨大的损失。在巨额赔偿和污染治理费用面前，企业因“赔不起”而使环境风险的受害者得不到及时合理救济的情况时有发生，造成的环境破坏最后也只能由政府花巨资治理，据环保部估算，我国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达1 200亿元［1］。为了分散企业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积极推动以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

1环境责任保险的定义和特点

1.1环境责任保险的定义

环境责任保险（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又被称为“绿色保险”。所谓环境责任保险，就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受害人）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保险［2］。在这种保险机制中，排污单位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保险人）预先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公司则根据约定收取保险费，并承担赔偿责任，即对于排污单位的事故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保险人代投保人向第三人赔偿或者支付保险金。从此处的定义来看，该种责任保险不仅服务于狭隘的个体利益，而且服务于因事故受到损害的第三人的公众利益［3］。

1.2环境责任保险的特殊性

环境责任保险不同于一般的人身或财产保险，首先，环境责任保险有着直接保障被保险人利益，间接保障受害人利益的双重保障机制。一般来说，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都是保险人直接补偿被保险人的人身、财产损失的，而投保人参加环境责任保险，其目的从直接上看是为了弥补企业自身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遭受的损失，但间接地却可以为环境污染受害人提供充分补偿，因此具有双重的保障机制。其次，环境责任保险是现代社会宏观管理和微观运作相结合的契合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环境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外部性问题，由于该领域普遍存在着“市场失灵”，因此必须倚重于政府干预的宏观管理手段，如环境税费以及环境责任保险等，以求从事经营活动的人能够支付与之收益相应的环境成本；从微观上来讲，企业购买环境责任保险所缴纳的保险费，可以作为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计入生产成本并传递到产品价格中去，从而使其环境成本内部化。再次，环境责任保险是风险责任社会化的体现。所谓责任社会化，指的就是一种因特定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转移到社会上，在全社会范围内或特定的社会群体范围内分散损失的侵权赔偿责任机制［4］。环境责任保险作为风险规避的一种手段［5］，其特点就在于将本应由企业或个人承担的环境侵权责任由众多的同样具有可能产生环境风险的投保人来分担，从而减少了每个个体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风险责任社会化为环境责任保险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

薛丹：基于环境责任保险的动态环境侵权救济体系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2作为环境侵权救济手段的环境责任保险

2.1环境侵权行为与传统救济方法

“环境侵权”的概念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尤其是当环境侵权与侵害环境权交织在一起，就更令人费解了。这里采纳邹雄对“环境侵权”的定义：环境侵权是指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原因，致使环境介质的污染和破坏，并因而对他人人身权（含人格权）、财产权造成损害或有造成损害之虞，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6］。传统的环境侵权救济方法包括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两方面的内容。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是指受害人的人身权、财产权通过环境介质受到侵害时，直接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以排除侵害或赔偿损失的行为或措施。这一方式是建立在侵权人确定且责任个别化、具体化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存在诸多局限性：首先，环境侵权事故突发性强，受害范围大，往往会超出企业的负担能力，而使受害者往往无法得到应有的赔偿；其次，环境侵权更多的是表现为累积性和持续性，责任方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给侵权人的具体化造成了困难；再次，根据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无论援引《环境保护法》42条采用的3年诉讼时效还是《民法通则》第137条的最长诉讼时效20年，都可能因为环境侵权的潜伏时间长（常常要以代际计算）而使受害人不能得到有效救济。环境侵权的行政救济是指公民、法人或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通过环境介质受到侵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给予补救的一种救济，包括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加以纠正，以及对于因行政行为遭受的财产损失予以国家赔偿或行政补偿等多项内容。传统的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由于适用条件的限制，其救济范围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环境侵权事件，因此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呼唤新的救济制度的出现，环境责任保险就是其最好的补充和保障。

2.2正义观的转变推动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

环境责任保险之所以得以产生和快速发展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传统的侵权责任体现矫正的正义，此种正义观认为加害人侵犯他人财产或人身，矫正的方式就是偿还属于受害人的东西，或补偿受害人的损失。然而，伴随现代工业文明而来的事故，是因有危险、但对社会有利的活动产生的，让整个社会或至少是让这种活动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受益者共同承担为社会文明与进步应付的代价，比让从事这种活动的个人遭受责任的打击要公平得多，因此矫正的正义观发生动摇，将损失分散给社会或群体的正义观逐步为社会所接受，责任保险就是人们发明和创造的体现此种分配正义的一种损失分散机制。

具体到环境侵权来说，它是与人们利用环境、开发资源、改进技术、提高生产力以及推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伴而生的，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给人类环境和生态造成的可控或不可控的、可以避免或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往往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即使是受害人本身，也可能同时是经济发展、效益提高的间接受益人。环境侵权行为带来的利益属于整个社会或社区，而伴随的环境负面效应和损害结果却祸及某些具体受害者，这是有失公平的，分配正义在此就要求不仅直接获利的侵权企业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整个社会或特定社区作为间接的或实际受益人，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这种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的思想将损害转移（Loss Shifting）过渡为损害分散（Loss Spreading），将民事赔偿等个别化的救济方式过渡为责任保险这样的社会化的救济方式［7］，无疑为环境责任保险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3完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议

3.1赋予环境责任保险第三人直接请求权

环境责任保险中，第三人指的是环境责任保单约定的当事人和关系人以外的、受到环境责任保险被保险人侵害的，对被保险人享有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人［4］。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就是要赋予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赔偿金的权利。目前，我国立法只在民用航空、海事污染和机动车方面规定了直接请求权，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适用范围还相当狭窄。

为赋予环境责任保险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应该明确三点内容，首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相互独立的。直接请求权是以保险合同为基础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保险人并无侵犯第三人的行为，因而第三人无权向其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其次，保险人向第三人给付保险赔偿金的时间应该是在被保险人依法确定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保险人的给付责任宣告确定，第三人若在此时启动直接请求权，可避免企业出现破产、清算或逃逸，而使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局面发生。再次，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并不是一个无限大的权利，第三人要承担的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双重抗辩。第三人在实践中往往可能会遭到不合理的抗辩，因此在立法方面还应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抗辩权和抗辩事由加以限定，以进一步加强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

3.2设立公共补偿制度对环境责任保险进行补充

公共补偿制度［8-9］，也有学者称其为行政补偿制度［10］，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称谓和定义，这里采纳周柯等的定义，是指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由政府通过征收环境税、环境费等税费作为筹资方式而设立损害补偿基金，并设立相应的救济条件，以该基金补偿环境侵权受害人，保障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获得迅速、确实、妥善的实现。其一，目前我国大部分保险公司设计的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都较为狭窄，仅限于偶然性、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而不包含持续性的、累积性的污染事故在内，公共补偿制度正好起到弥补环境责任保险局限性的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处于弱势的受害者；其二，环境责任保险在合同约定中通常都有赔偿限额，就是说一次污染事故即使属于承保责任范围之内，若造成危害巨大、损失严重，超过赔偿限额的部分还是要由致害企业自行承担，如若企业无力负担，通过公共补偿制度就可以保障受害人及时地获得适当的补偿。由此可见，只有公共补偿制度与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协调配合、相互补充，才能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和保护受害者，实现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社会化的良性发展。

4构建动态环境侵权救济体系

4.1为何构建动态环境侵权救济体系

一方面，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已有研究，大部分都是从不同视角切入进行的专门研究，例如从环境责任保险作为金融工具的角度来探讨其概念和实操性的内容［5,11-12］；环境责任保险如何有效地作为一种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手段的内容；以及从法律和法学的角度讨论环境侵权的内容以作为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13-15］等。将环境责任保险的各种角色和各部分内容分开探讨，难免有失整体性和连贯性，从而导致其真正的现实意义得不到很好的体现。

另一方面，由于环境保险市场及其再保险市场在我国仍处于摸索试验阶段，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在界定保险索赔时效时，由于通常难以认定被保险人的污染损害是否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所以使保险人很难把握未来的赔付责任；又如考虑到我国企业能力、投保意识以及保险公司能力，承保范围还仅限定在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对于累积性的污染往往因责任不易认定而使受害者无法得到有效救济。由此可见，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还需要其他的救济方法来进行补充和配合。

为了厘清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风险责任社会化大背景之下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也为了呈现出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与其他侵权救济手段相互补充、互动配合的关系模式，构建动态的环境侵权救济体系显得十分必要。

4.2动态环境侵权救济体系的构建

以环境责任保险为核心的动态环境侵权救济体系，是在民事和行政救济面对环境问题时出现瓶颈，而生态补偿制度正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虽然较世界许多发达国家来说起步较晚，但理论的探讨已较为完备，发展的必要性已成为共识，而且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如2007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和保监会下发《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湖南、江苏、湖北、上海等省市开始试点；2008年7月，湖南平安保险公司对昊华化工公司因事故损害进行了赔付，成为中国首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案。因此，动态体系的构建以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为核心是合情合理的。

不仅如此，构想多种环境侵权救济手段相互配合而并存也非空穴来风。美国实行的是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和公共补偿制度；德国实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和财务保证制度；而日本实行的是财务保证制度和公共补偿制度，这些国家通过不同救济手段之间灵活而有效的配合，使企业和国家在应对环境污染损害之时更加从容，使受害者得到更及时的救济，同时也在整个社会范围实践着公平与正义，凡此种种都非常值得我们的学习和借鉴。

因此，在此建立了一个以环境责任保险为核心，以环境污染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为出发点，三个层次联动配合的动态侵权救济体系（如图1）：民事（或行政,但一般都是民事）救济作为第一层次，通过法律程序来确认侵权行为、责任主体以及赔偿额度等事项；环境责任保险作为第二层次，用来分散被保险人（排污企业）的污染损害赔偿责任，以及时补偿受害者的损失；公共补偿制度作为第三层次，用来补充民事救济和环境责任保险所未能覆盖到的受害者的人身、财产损失，从而在国家层面上形成有力的外部保障。

4.3动态环境侵权救济体系的动态性分析

4.3.1正义观带动理论和方法的动态转变

从图1的上半部分可以看出，环境责任保险产生的背景是整个社会的正义观发生了变化，从矫正的正义观向分配的正义观过渡，从而引起了法理上归责原则的转变，从过错责任向无过错责任过渡，这种过渡导致了现实中，原本是将损失由受害人转移给致害人的传统救济模式，转变为将损失分散于整个社会或特定的社会群体，从而形成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社会化的救济模式，环境责任保险和图1以环境责任保险为核心的动态环境

侵权救济体系

Fig.1The dynamic relief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tort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公共补偿制度就同属于这一模式之中。此外，整张图中还存在三个隐含的假设，即假设一：环境责任保险已经成为法定的强制险之一；假设二：公共补偿制度已经开始在我国实行；假设三：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已被写入《保险法》。

4.3.2环境责任保险与民事救济的联动

当被保险人发生了环境侵权行为并导致第三人遭受了人身、财产的损失之时，只要法律认定了其行为的违法性，被保险人即对第三人有损害赔偿的责任，第三人为了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可以首先行使其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公司依据其与被保险人环境责任保险合同的约定，做出赔付或不赔付的决定，保险公司不赔付的情况一般发生在被保险人的侵权行为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面临此种情况，第三人仍可行使其对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即民事救济，由被保险人全额赔偿第三人的损失。

4.3.3民事救济与公共补偿制度的联动

当保险公司并无赔偿责任，而被保险人须独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被保险人面临两种情况：其一，如果赔偿数额并不巨大，被保险人可以负担得起赔偿金的话，则由其自行进行赔付；其二，如果赔偿数额十分巨大，被保险人一时无力承担，面临破产的危险时，则可以求助于国家公共补偿基金，先行对受害人进行救济，而此制度仍然要保留其向加害人追索所付补偿金之权利，以免形成对被保险人的放纵和对侵权行为法的削弱。

4.3.4环境责任保险与公共补偿制度的联动

当保险人依照合同须对被保险人进行赔付时，他可以先赔付给被保险人，然后由被保险人赔付给第三人，或者直接赔付给第三人。但是在现实中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因为环境责任保险合同中都会明确规定赔偿限额，并且保险人仅按照与被保险人约定的责任范围进行赔偿，所以保险人赔偿的额度并不等于被保险人因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而应该赔付给受害者的额度，比如被保险人应付给第三人的精神损失费，一般在保险合同中就处在“责任免除”一栏。当第三人面临这种通过保险人不能得到足额救济的情况时，依然可以行使其损害赔偿请求权，由被保险人来补足差额，如若数额巨大，被保险人便可诉诸公共补偿制度来救济受害者。

5结论与讨论

目前，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相对缓慢，还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健全、供需双缺等诸多问题，然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作为风险责任社会化的一种基本手段，是发展和健全环境侵权救济体系的契机和开端，本文所构建的环境侵权救济动态机制，就是由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探讨所引发的，以民事救济为第一层，环境责任保险为第二层，公共补偿制度为第三层，各种手段联动配合的社会化救济体系。由此可见，只有充分地将环境管理中的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全面地、创造性地处理环境侵权纠纷、进行环境侵权救济，使企业、政府和公民在面临环境问题之时不会出现企业破产、国家负重、公民得不到救济的状况，从而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

致谢：感谢金自宁老师对本文提出修订意见。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汪永晨,王爱军.困惑：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9)［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38-39.［Wang Yongchen,Wang Aijun. Confused: China Environmental Reporters Investigation Report (2009) ［M］. 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2011:38-39.］

［2］刘金章.财产与责任保险［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Liu Jinzhang. Property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3］叶汝求,任勇,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研究:环境税、绿色信贷与保险［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226.［Ye Ruqiu, Ren Yong, Weizscker EU Von. China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Environmental Tax, Credit and Insurance［M］.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2011:226.］

［4］贾爱玲.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60-61，172.［Jia Ailing.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System ［M］.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2010:60-61，172.］

［5］余敏.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价值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5):61-64.［Yu Min. Valu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J］.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5,(5):61-64.］

［6］邹雄.环境侵权救济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19-23.［Zou Xiong.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Relief ［M］.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2004:19-23.］

［7］阳露昭,田其云.论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救济的理论依据及其实现途径［J］.学术交流,2006,(8):40-43.［Yang Luzhao, Tian Qiyun. On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ocial Relief of Environmental Tort Liability and Its Realization ［J］.Academic Exchange, 2006,(8):40-43.］

［8］阳露昭,张金智.论环境污染损害的公共补偿制度［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3):45-49.［Yang Luzhao, Zhang Jingzhi. On Public Compensation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amage ［J］.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8, 41(3):45-49.］

［9］傅学良.论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的公共化补偿制度［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1,(3):51-56.［Fu Xueliang. Study on the System of Public Compensation for Health Damage b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J］.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1,(3):51-56.］

［10］周珂,杨子蛟.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法学评论,2003,(6):113-123.〔Zhou Ke, Yang Zijiao. Concerning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at Compensates Environmental Tort Damage ［J］. Law Review, 2003(6):113-123.］

［11］陈会平.试论在我国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6):108-113. ［Chen Huiping. Environment Liability Insurance System: Urgency for Establishment in China ［J］.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4,21(6):108-113.］

［12］熊英,别涛,王彬.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构想［J］.现代法学,2007,29(1):90-101.［Xiong Ying, Bie Tao, Wang Bin. Concep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System ［J］.Modern Law Science, 2007, 29(1):90-101.］

［13］张明新.对环境民事责任无过错责任制度的法理分析［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9(2):131-136.［Zhang Mingxin. Legal Analysis of Liability without Fault to be Applied for Civil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Tort ［J］. Journal of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3,29(2):131-136.

［14］陈泉生.论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2):20-29.［Chen Quansheng. Concerning the Criteria of Environmental Tort ［J］.Law and Social Development, 1997,(2):20-29.］

［15］杨素娟.论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推定［J］.法学评论,2003,(4):132-139.［Yang Sujuan. Concerning the Causality Presump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Tort Litigation ［J］. Law Review, 2003,(4):132-139.］

作者：薛丹

被保险人利益不能损害论文 篇2：

试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对象限制

摘要：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然而第三人的范围是否应当有所限定、应当如何限定以及加以限定的法理基础是什么等问题成为各国理论界与实务界讨论的重要话题。因此，文章对《保险法》第62条进行解读，以期能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对象限制做出有益参考。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权；家庭成员；组成成员；主观过错

我国法律中的代位求偿制度是从英美法系中借鉴而来，并一直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注。现今世界各国保险最早以成文法形式将保险代位求偿权规定下来的是1906年的英国《海上保险法》，该法第79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赔付保险标的全损之后，不论赔付的是整体全损还是货物的可以分割的部分的全损，便有权接管被保险人在该已获赔付的保险标的上可能留下的任何利益，并从造成保险标的损失事故发生之日起，取得被保险人在该保险标的方面的一切权利和救济。”我国1995年通过的《保险法》就对代位求偿权作了规定，2009年修正后的《保险法》又对这一制度进行了相应完善，该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然而第三人的范围是否应当有所限定、应当如何限定以及加以限定的法理基础是什么等问题成为各国理论界与实务界讨论的重要话题，因此，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值得深入展开讨论。

一、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对象限制的法理依据

保险人代位求偿的对象是对保险事故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因此，正确界定第三人的范围成为正确行使保险代位权的前提要件。世界各国无论是保险法理论还是保险立法实务对此都有规定，我国《保险法》第62条也规定了：“第三人不能是被保险人自己或其利益共同体成员。”

这样规定的法理依据在于保险代位发生后，保险人、被保险人、第三人形成这样的法律关系（见图1）。其中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是保险合同关系；被保险人和第三人之间是损害赔偿关系；保险人和第三人之间是保险代位关系。在此三方关系中，假设某保险事故是被保险人自己或者其利益共同体成员造成的，依照诉讼法一个人不能起诉他自己的原理，此时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无法提起诉权，那么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就成为无源之水。另外，根据立法的本意，保险代位求偿权是财产保险损害填补原则的必然要求。损害填补原则要求被保险人获得的补偿不超过其所受的损害。这样，如果不赋予保险人以保险代位求偿权，势必导致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一方面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赔偿，另一方面又可从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处获得赔偿，即一个损害获得了双份赔偿。但如果第三人是被保险人自己或其利益共同体成员，那么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就根本无法从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处获得赔偿，双份赔偿就无从谈起，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也就失去存在的法理前提。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不能代位被保险人起诉被保险人的共同利益体成员。如果容许保险人行使代位权，则等于起诉被保险人自己或者说由被保险人承担责任，也即保险人通过代位追偿拿回了被保险人所获得的保险赔偿，实际等于被保险人没有得到任何保险保障。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中对被保险人“家庭成员”和“组成人员”范围的界定

我国现行《保险法》第62条规定“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成本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但是，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家庭成员”和“组成人员”范围的做出具体的界定，导致理论上学说纷纭，实践中无所适从的界面。

《意大利民法典》第1916条第2款对被保险人“家庭成员”和“组成人员”做出了这样的规定：“除有恶意的情况外，如果损害是由子女、养子女、尊亲属、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的其他亲属或由姻亲或佣人所致，不发生代位权。”

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3条第2款对被保险人“家庭成员”和“组成人员”做出了如下规定“前项第三人为被保险人之家属或受雇人时，保险人无代位请求权”。其中关于家属，台湾《民法》第1123条规定“同家之人，除家长均为家属”及“虽非亲属而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者，视为家属”。关于受雇人，台湾学者认为应指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受被保险人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代理人、信托人等。

我国学者许崇苗与李利认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应当以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的人为限，包括配偶和共同生活的亲等较近的血亲以及虽非共同生活但负有法定扶养、抚养和赡养义务的人。对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应作狭义解释，是指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接受被保险人的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和代理人等。

我国学者霍艳梅认为，为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被保险人家庭成员的范围应作广义解释，应包括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与被保险人拥有共同财产，以及虽未共同生活、未拥有共同财产但负有法定扶养义务，或者在法律上对被保险人没有损害赔偿义务的家庭组成成员，具体应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等。关于被保险人组成人员的范围，为避免权利滥用应作狭义解释，应仅限于被保险人的员工和雇员，不得向其雇员或者员工行使代位求偿权。

综合国内外的立法实践与各位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是指作为自然人的被保险人，其范围既不能过宽又不能过窄，主要家庭成员应当是配偶、子女、父母以及与被保险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人。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是指作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被保险人，其内部工作人员，主要是被保险人的员工与雇员。一般情况下，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对保险标的具有与被保险人共同的利益。如家庭财产遭受损失，不仅被保险人的利益受损害，所有家庭成员的生活及工作都会受到影响；企业法人财产遭受损失，企业的生产和效益以及职工的利益也会受影响。因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通常不会故意造成保险标的损失，一旦他们造成保险事故，实际上是给他们自己带来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不必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因此，对于过失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保险人不得行使代位求偿权。

三、保险代位求偿权对象限制的主观过错区分

法律的“主观过错”有两类：一类是故意，就是行为人明明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将会造成某种损害结果，却仍去实施那种违法行为，促使或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另一类是过失，即行为人已经预见可能会造成的损害结果，但他以为只要小心一些或者采取某些措施就可以避免造成损害，结果还是造成了损害，或者行为人应当预见的却没有预见，从而造成了某种损害结果。保险代位求偿权对象限制也存在主观过错的区分。我国《保险法》第62条就规定：“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成本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即如果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仍可向其行使代位求偿权。做出这一规定的法理依据在于保险领域普遍存在“被保险人道德风险”问题，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同时也是对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故意不法行为的惩戒。

关于是否应当将“重大过失”作为保险人可对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情由，在保险法修改过程中曾有少数学者建议应当把“故意”与“重大过失”一同写进法条，理由是这样可以彻底规避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问题，更好地平衡保险人、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各方利益。大多数学者认为不能将重大过失与故意等同，原因是在实践过程中很难区别轻微过失与重大过失，冒然加入可能导致代位求偿权范围的随意扩大，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违背保险立法的初衷。从我国《保险法》第62条的规定看，立法者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并未将重大过失作为保险人可对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情由，仅将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的故意行为作为可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要求，这反映了我国《保险法》对追偿对象的严格限制，体现了充分保障被保险人利益的原则，彰显了保险立法的人文关怀精神。因此，除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的故意行为外，无论是因为轻微过失还是重大过失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均不得向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其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

参考文献：

1、王林清.保险代位求偿权法律适用问题探讨[J].法律适用,2010(5).

2、许崇苗,李利.最新保险法适用与案例精解[M].法律出版社,2009.

3、霍艳梅.论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法律限制[J].河北法学,2006(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作者：康 玲

被保险人利益不能损害论文 篇3：

论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

摘 要 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范围是缔约过失责任所保护的利益范围，也是缔约过失责任作为独立的制度价值所在。我国立法中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留下了过多的裁量空间。从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于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对其范围进行合理界定，对各项利益赔偿范围的限制问题深入探讨，于完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缔约过失 损害赔偿 信赖利益

一、缔约过失责任概述

通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之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由于违反了其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应当履行的义务，而导致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其信赖利益遭受损失并且应当对该受害方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豍。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请求权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而产生的，双方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之中，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双方当事人均负有相互照顾、协助、通知、保密、注意等义务，若是有一方的当事人违反了这种缔约上的先合同义务，法律为了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在此时的信赖利益，直接规定该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构成缔约过失责任要满足如下要件：一是必须发生在合同缔约过程中;二是一方当事人存在缔约过失行为;三是造成相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四是缔约过失行为与信赖利益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二、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范围存在的问题

《合同法》的颁布显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但我国《合同法》对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存在不少的问题：

首先，《合同法》中的一般性条款没有规定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仅是笼统的规定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这里损失是指信赖利益还是包括固有利益，是以实际赔偿为原则还是要进行一定的限制，均没有明确。其次，缔约过失责任规定在《合同法》总则中，这是否意味着《合同法》中认定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则可以直接适用于缔约过失责任中。规定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条款中没有明确，相关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条款也没有提及。最后，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法官们没有具体的规则可循，造成司法裁判案件不统一。如对机会损失的认定过于随意，对缔约过失中的过错方过于苛责。

三、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的内容与限制

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的内容与限制一直存在争议，以下从缔约过失责任保护的各个利益出发，进一步梳理分析。

（一）信赖利益

信赖利益是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而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不成立或无效而生之损失，又称之为消极利益之损害豎。信赖利益应当保护直接损失直接损失，理论上和实践中无争议。但对于间接损失大部分学者认为信赖利益应当包括机会成本。但部分学者持反对态度，认为信赖利益必须是一种合理的能够确定的，而机会所形成的利益很难合理确定，如果允许基于缔约过失责任赔偿机会损失，则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过大，这是不利于确定责任的豏。笔者赞同主流观点，因为机会损失对于缔约当事人讲有可能是重大损失，尤其是在丧失订立合同机会的前提下。如在人寿保险合同中，如因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过错导致保险合同无效，而保险人至此丧失了再次为被保险人投保的机会，对于保险人，其机会损失是重大的且是无法弥补的。若缔约过失责任不包括机会损失则对缔约当事人来说非常的不公平。

大多数学者认为信赖利益赔偿应当受到履行利益的限制，赔偿信赖利益的目的是恢复到合同订立时的状态，履行利益是合同履行后所得的利益，若信赖利益大于履行利益的则不易于社会的发展。有学者主张“履行利益，既包括履行本身，也包括可得利益，即履行时所得利润。也就是说，以履行利益为限不是以所得利润为限，而是以履行本身和所得利润为内容的履行利益为限豐。笔者赞成这种观点，因为信赖利益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应为履行成本，间接损失应为所得利润。若以所得利润为限显然没有考虑直接损失问题，不足取。

（二）固有利益

有学者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不包括因为行为人违反保护他人的义务而使他人遭受的损害，关于缔约阶段的固有利益保护问题不需要缔约过失责任来解决，侵权法保护即可豑。另有学者同样认为，固有利益损失应受侵权责任保护，不应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二者必须明确区分豒。但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若因违反保护义务，侵害身体健康或所有权，而此种情形也可认为构成契约上过失责任时，则加害人所赔偿的，系被害人于其健康或所有权所受一切损害，即所谓维持利益，而此可能远逾履行契约所生利益，从而不发生以履行利益为界限的问题豓。其他学者赞同，认为固有利益作为一种单独所保护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应予采纳的一种观点豔。

笔者认为，固有利益应纳入到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之内。首先，是制度安排合理的需要。合同有效阶段，当事人固有利益受到损害，只可选择违约或者侵权之一行使权利。但在合同缔约阶段，当事人既可以依据缔约过失责任获得信赖利益的赔偿，还可以依据侵权获得精神损害的赔偿。这显然不符合法理。其次，侵权法保护的范围和条件受到一定的限制，若是处于平等的两个个体间缔约，侵权法的安全保障义务无适用的余地，亦不能保障个人固有利益的救济。再次，考察各国立法，均没有明确说明缔约过失责任不保护固有利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并未明确说明不保护固有利益。再如希腊民法典第198条规定“在为缔约契约磋商行为之际，因过失致相对人损害时，应付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契约未能成立亦然”豖。

通说认为对固有利益的赔偿除去精神损害赔偿金外，其他损失以实际损失为准。一般并不主张对固有利益的赔偿进行限制，但此处的固有利益的赔偿应当不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另外，对固有利益损失的认定应当严格，尤其是间接损失的认定。比如说车辆发生损害，若发生车辆运营损失是否应当赔偿的问题，则需要对车辆是运营车辆还是私家车作出区分，对运营车辆可以考虑赔偿，而若是私家车则不应当赔偿。对间接损失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依据高额赔偿。

（三）惩罚性赔偿

有学者认为缔约过失损害赔偿中不存在惩罚性赔偿问题，其列举三条原因：一是此种惩罚性损害赔偿是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的。二是合同被撤销或被确认为无效后，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当事人应当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三是在合同有效的情况，受害人基于违约责任将获得各种补救的措施豗。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理由并未充分。首先，惩罚性损害赔偿也适用于侵权领域，不仅仅是合同领域。我国法律在商品房买卖中规定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也存在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其次，惩罚性赔偿主要功能在于遏制过错方或其他人的恶意行为，合同恢复到订立前的状态是为了补偿因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两者的功能性不同，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并未产生任何的冲突。再次，惩罚性赔偿也不会导致缔约双方积极追求合同无效、被撤销的问题。因为我国为大陆法系国家，对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条件与范围都在立法上进行严格的限制，并不是任何情形都可适用。因而，缔约过失损害赔偿中存在惩罚性赔偿。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限制，由于惩罚性赔偿一般都是法律明确规定，不但对其适用情形作出明确规定，也对赔偿的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另外，惩罚性赔偿的存在就是为了遏制恶意行为的发生，其是考虑当前实际情况而作出的法律规定，并不以实际损失为标准。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立法上的利益考量的结果，也是法律积极追求的特殊法律效果。若对惩罚性赔偿进行限制，法律规定的目的与价值无法实现，不利于法治的推进。

四、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的完善

通过上述以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于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起点，对缔约过失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的内容与限制、认定规则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就此提出以下几点完善缔约过失损害赔偿的建议，以期对现存的法律规定作一定的补充与明确。鉴于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中信赖利益的内涵界定，以及应受到履行利益的限制，我们可以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信赖利益的损失不得超过因合同有效时可得利益的数额。由于我国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都在《合同法》，则可以在《合同法》总则中明确规定，约过失责任中信赖利益的认定规则可以参照适用对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规则;缔约过失责任中固有利益的认定规则可以参照适用侵权法的认定规则。

注释：

林燕.缔约过失责任的制度探析[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

王泽鉴.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0.

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814，815.

王培韧.缔约过失责任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192，170.

乔华.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M].江苏法制报，2013年7月9日第00C版。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0.

余元满.合同法原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72.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修订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88.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作者：杨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