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民营经济论文

摘要：近年天津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FDI)持续上升，但FDI和内资两种资本是否促进了天津的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两者的贡献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目前尚未有学者加以研究。本文使用天津近几年的产业数据和地区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两者对天津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对天津的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外资的贡献率小于内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内生增长民营经济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内生增长民营经济论文 篇1：

区域经济新格局与内陆地区发展战略选择

[内容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内陆经济崛起成为重大新特征；区域经济格局日益细化并呈现区域化、城市化和网络化；经济增长极的多元化。在国际国内经济新形势下，内陆地区必须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和选择：一是加快“双重”开放，逐步形成内外源结合的开放型经济模式；二是投资驱动先行，逐步形成投资与创新双轮驱动型模式；三是政府推动先行，逐步形成政府与市场协调分工型模式；四是特大城市优先，逐步形成特大城市区域主导型网络模式。

[关键词]经济区域划分；区域经济格局；内陆地区

一、背景与问题

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大国，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严重，形成了“东强西弱”的基本格局，其成因既有历史、文化、地理区位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政策方面的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已不仅仅受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到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1978—2008年的近三十年之中，东部沿海地区受惠于国家采取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率先改革开放的体制政策优势和全球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局面，形成了具有较强外部依赖性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区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着“一国两速”模式，比如1990—2007年期间，沿海地区的GDP增速高达12.4%，大大超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0.6%和10.2%，这导致在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快速拉大。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一国两速”模式发生了逆转，沿海地区的GDP增速已经被内陆地区赶超，地处内陆的湖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江西等多个省市三年来的年均GDP增速都达到了12%-17%的较高范围，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内陆经济崛起”。这既显示了内陆地区将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更意味着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出现重大变化，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中国经济区域划分作为国家区域经济格局形成的观念基础，是否能够适应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实施的需要？（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具体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内陆地区面临着哪些新的机遇条件（3）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和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出现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内陆地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来提升区域发展水平？

二、沿海、内陆和沿边：新三大经济区域的划分

一个国家的经济区域划分是构建区域经济发展体系、制订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实施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经济区域经济划分的主要依据包括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城镇分布、政治和军事考虑等多种因素。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需要对现行经济区划进行回顾与审视，并提出适应性新方案。

（一）经济区域划分的回顾与审视

改革开放初期，“六五”计划中沿用了之前的沿海与内地“两分法”，“七五”计划实行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八五”计划又恢复为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九五”计划重新表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十五”计划又回到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补充形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划分（见表1）。综观中国经济区划的演变过程，“七五”时期形成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构成了其核心线索，大体反映了中国宏观区域经济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其他时期仅作了局部调整或补充，基本框架改变不大。

针对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实践，诸多学者进行了批评和质疑。概括而言，主要观点包括：（1）这一划分不能反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大的差异所在。事实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变化差距最大的地方出现在东部和中部之间，而中部与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水平很小，西部的四川、重庆和陕西等多个省市与中部的各个省份之间的“同质性”明显大于“异质性”。（2）这一划分不能反映各个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内部存在的诸多差异性，异质的地区间差异被人为的平均数所“同质化”掩盖。比如四川、重庆和陕西三省市与西藏在经济发展条件和格局上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导致无法有效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3）这一划分明显地将一些具有内部紧密经济联系的整体性区域经济体分割开了，如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等，难以作为进一步划分综合经济区的基础，阻碍了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增强和深化。（4）这一划分针对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对外经济联系十分薄弱，总体上具有内向、封闭的特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资源禀赋，不能反映在当今中国全境对外开放和全面融入全球经济背景下各个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全面提升，都可以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来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特点。

（二）沿海、内陆和沿边新三大区域的划分方案

一个大国的经济区域划分要能够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战略重点和政策导向。这里划分的依据包括：（1）以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视角重新审视各地区的地理区位条件，并以此作为区域同质性判断和经济区域划分的主要依据。经济全球化正在逐渐改变地理区位的性质，虽然沿海地区仍将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互动最重要的区域，但是内陆和沿边地区融入全球发展的潜力也越来越重要。（2）兼顾各个区域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发展模式的相近性和相互经济联系。现行中部地区和西部许多省区基本上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具备类似的发展条件，发展模式也呈现诸多共性，相互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联系，应该划分为同一区域。沿边各个省区经济发展则都呈现类似的复杂性，既面临沿边开放发展的机遇，也面对政治、军事、民族等多因素的掣肘。（3）充分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各个区域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演变趋势。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一国两速”模式发生逆转说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内陆地区的作用和地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基于以上考虑，提出经济区域划分的“新三大区域”方案（见表2和表3）：（1）沿海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10个省市；（2）内陆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安徽、青海、江西、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和河南13个省市区；（3）沿边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和海南8个省区。需要说明的是，甘肃虽然有一部分很短的陆地边境线，但考虑其绝大部分位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具有干旱半干旱气候特征，与宁夏、山西等典型内陆特征省区的经济特征更为接近，因此将其划入内陆地区；海南在传统划分中通常属于沿海地区，但考虑到海南经济发展水平与沿海其他省区的巨大差距，较低人口、经济和城镇密度，以及发展模式可能的特殊性，这里将其划入沿边地区。

（三）沿海、内陆和沿边新三大区域的基本特征

沿海地区由传统的东南沿海省份组成，依托优越的地理区位、繁荣的对外贸易、活跃的民间资本等条件，成为近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区域，经济总量规模大，人均收入水平高，人口、经济和城镇高度集聚，目前整体上进人工业化后期阶段。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沿海地区面临外需骤降的严重打击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抑制，加上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和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的自然减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原先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今后，沿海地区虽然仍将是中国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并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导区域，但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讲属于优化开发区，需要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努力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继续保持在全国整体格局中优先发展和引领发展的地位和作用。

内陆地区由传统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组成，主要涵盖黄河中上游和长江中上游大部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属于相对被忽视的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口数量最多，工业门类齐全，经济总量规模较低，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具有一批综合功能配套较为完整的大型城市和城市群，目前整体上进人工业化中期阶段。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战略以来，内陆地区获得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融危机以来则吸引了大量沿海产业投资的内向迁移和国际产业投资的直接布局，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快于沿海地区。今后，内陆地区将是中国宏观层面的重点开发区，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低成本和区域市场广阔等比较优势，积极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态势，成为保证中国整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导区域。

沿边地区主要由具有陆上边境线的省份组成，分别毗邻东北亚、北亚、中亚、东南亚，少数民族和贫困人口较多，人口、经济和城镇分布稀疏，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由于人口总量少和国家扶持政策力度大其人均收入水平稍高于内陆地区，整体经济发育程度较低，处于工业化前中期阶段。沿边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缘区位，一方面具有在和平时期对外开展经济合作和贸易的优势，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军事、政治、民族和宗教等多种问题的挑战，其经济开发的复杂性极大。今后，其各个省区需要充分利用地缘区位和资源特点，综合考虑军事、政治、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在国家针对性区域政策的扶持下，发展各具特色的沿边开放型经济。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区域经济格局的新特征

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中国新三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态势、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调整，以及国家对区域经济格局的重新设计、区域发展战略的密集出台和地方发展战略地位的上升，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

（一）内陆经济崛起成为区域经济格局最重大新特征

基于内陆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可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见表4）。第一阶段：1979—1991年。内陆地区虽也获得较大发展和提高，但经济增长速度比沿海地区年均低1.28个百分点，从水平提高的程度来讲，处于明显滞后状态。第二阶段：1992-1999年。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在1992—1999年期间的年均增速差距达2.55个百分点，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急剧扩大。第三阶段：2000—2007年。20世纪末期，国家开始全面实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改善了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2000—2007年内陆呈现明显的加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与沿海地区的差距缩小为1.19个百分点，两大区域2007年的增长率已经基本持平。

2008年以来可看作内陆地区发展的第四阶段，也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当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经济遇到的最严重危机，中国经济也受到严重且深远的影响。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欧美发达国家内需严重萎缩，直接影响到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打击，内陆地区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加快扩大内需、阻止经济下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如2008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绝大部分投向了内陆地区。同时，内陆与沿海地区成本差异扩大和巨大内陆市场吸引了大量国际国内产业投资从沿海向内陆迁移或直接布局。再者，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增长速度必然放慢，而内陆地区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正进入加速增长过程。在这些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国两速”模式发生了扭转，2008—2011年期间内陆地区的年均增长率超过沿海地区1.78个百分点。

（二）区域经济格局日益细化，突出区域化、城市化和网络化

2008年之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进一步细化，自“四大板块”演变为“六个核心经济圈（带）”。六个核心经济圈（带）包括首都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东海经济圈、南海经济圈、长江中上游经济带以及黄河中游经济带。这一空间格局以沿海和沿江为依托，覆盖了从东北到西南的全部沿海地区，华北、北中、华南以及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东北地区也被涵盖在内。东部沿海地区的核心又可表述为“三大五小”，“三大”指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五小”则指辽宁沿海、山东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江苏沿海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广西北海经济区。内陆地区的核心经济带分别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轴线，长江中上游经济带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地区、昌九地区为重点区域，黄河中游经济带以中原地区、关中地区以及国家能源基地为依托。

这种区域经济格局的细化过程突出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区域化。尊重区域经济空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自发性规律，强调区域内部的密切经济联系。二是城市化。明确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地位，强调特大城市、城市圈和城市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集聚和扩散作用。三是网络化。在这种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中，存在着明显的“大圈套小圈”的空间交叉现象，形成了“大”中有“小”、“圈”和“带”交错的网络化格局，对于位于边缘的地方提供了多重发展机会。

（三）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多元化布点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早使用的经济增长极布点方式是设立经济特区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承担着探索体制创新的使命，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成为市场经济的破冰之举；经济开发区在优惠政策支持下，成为吸引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载体，发挥了产业集聚效应和区域辐射效应，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二十多年后，随着经济开发区单一经济开发功能无法应对持续增加的社会管理和服务需求的问题的日益显化，2005年国家开始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已经形成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3个综改区，被赋予了更大的政策支持和“先行先试”权进行系统性、多层面、深度化的综合制度改革，成为第二种经济增长极布点方式。3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位于东部沿海最发达区域，其基本思路仍是形成区域规模较大的增长极，并遵循梯度规律带动其他地区的渐次发展。自2007年至今，国家为了应对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先后批复了成都、重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沈阳、义乌、海南、舟山等9个专题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采取地方试验方式进行不同问题导向的专题性改革探索，成为第三种经济增长极布点方式。自国家设立专题型试验区以来，地方性的区域发展规划也开始寻求中央政府的认定，以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和战略定位，出现了把地方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潮。仅2009—2010年，就有24个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极布点方式，改变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四、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和战略路径

纵观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内陆地区已经进入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并成为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最重大新特征。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和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变化的背景条件下，内陆地区必须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和选择。

（一）加快“双重”开放，逐步形成内外源结合的开放型经济

输出基础理论强调区域外部需求是区域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输出型产业部门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这说明建立一个开放型经济是促进经济要素流动，形成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要想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都必须积极融入到全球经济系统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通过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沿海开放型经济的强力带动，才获得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是渐次空间推进的。目前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远低于沿海地区，成为影响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的最直接因素。理论、经验和现实都说明，内陆地区要想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必然选择。

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的独特路径。首先，内陆地区要加快推进“双重”开放，即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国际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扩大国际贸易往来，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快扩大国内区际开放，加强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合作，密切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的交流与共享，特别要积极吸引沿海的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间接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与合作。其次，内陆地区要汲取沿海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经验教训，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充分依托国内市场需求，积极建设内源发展动力，形成内外源结合的开放型经济，避免陷入“依附型经济”的陷阱。

（二）投资驱动先行，逐步形成投资与创新双轮驱动型模式

当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所做贡献时，称之为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当区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时，称之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内陆地区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不断加速的投资增长，属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考虑到发展阶段、经济基础和要素特征，内陆地区在近中期内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仍将主要依靠投资驱动。一是进一步加大政府对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要注重建设内外通达的快速通道体系，降低区位劣势导致的过高物流成本；二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沿海地区产业西进，努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沿海企业投资，特别要吸引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和国内500强企业的高附加值项目，扩大产业投资规模；三是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鼓励创业投资和扩资成长，培育根植性的内生增长力量。

从中长期来看，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内陆地区需要不断培育创新驱动能力，逐步形成投资与创新双轮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由于面临科技创新投入水平低、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低、创新资源吸附能力低、自主创新环境较差等问题的制约，内陆地区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一是国家要在内陆地区现有优势科研技术门类和重点布局区域的基础上，战略性布局高新技术和其他新兴产业等重大项目，加快创造和利用高新科技成果，引导内陆地区构建新的区域创新体系。二是不断增强引进创新，从引进外资、进口贸易、对外投资等途径吸取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尤其要注意制定系统、完整的行业技术引进政策，加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技术的力度。三是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加强创新环境建设，优化创新激励机制，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创新要素汲取能力，注重创新型企业家这一高级创新要素的催化、占有、保留和集聚。四是把自主创新与吸收引进有机结合，如国际技术引进时要加大本地技术创新投入和创建共性技术研发中心，提高本土企业消化、吸收、集成、创新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

（三）政府推动先行，逐步形成政府与市场协调分工型模式

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已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但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很不平衡，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市场，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是树立全球化理念，加快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建设，形成兼容并包的社会心态、自觉接受国际准则与惯例的社会意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便捷的交通通道和畅通的信息网络，构建开放型经济的硬件框架。三是按国际水准建设区域中心大城市，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产业配套能力，构建多种类型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四是政府在招商引资、对外贸易、产业培育和要素保障等方面要做好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实施推进工作。

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根本上还是要依赖市场化的深入推进，逐步形成政府与市场协调分工型模式。首先，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限制地方政府的直接市场性功能，既要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尽快实现非特殊国有企业产权向市场微观主体的转移，扭转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局面，又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尤其要加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融合发展。其次，要约束地方政府的市场保护行为，消除市场壁垒，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重点是建立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市场、产权交易市场、金融服务市场和技术市场体系。最后，积极推进战略性国有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起到合理定价、有偿使用、配置市场、鼓励投资以及资源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实现自然资源科学开采、集约使用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协同。

（四）特大城市优先，逐步形成特大城市区域主导型网络模式

根据现代城市发展理论，在区域城市化的早期启动和中期快速发展阶段，顶级城市优先发展是一个必然特征。从内陆地区城市化现状来看，正处于中期快速发展阶段，但城市规模结构极不合理：有重庆、成都、西安、武汉等一批特大城市，而大城市则较为缺少；有一定数量的中等城市，而小城市数量相对较少。由于缺乏大城市，大量劳动力和其他经济要素快速流入特大城市，内陆地区城市化的顶级优先发展现象更为突出。同时，从追求城市最大化规模经济效应来讲，这些特大城市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关产业配套、经济要素供给、综合服务功能和对外通达能力，必然成为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优先选择。因此，与沿海地区城市化过程中以大量中小城市快速成长为主导的模式不同，目前内陆地区必然选择以特大城市优先发展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经济竞争和综合竞争的地理层级正在发生从城市向城市区域的明显变化，城市区域正在成为现代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舞台。城市区域是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结果，指相邻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生产、市场、交通、信息等经济社会网络化联系，区域范围内存在明显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城镇密集分布地区。目前，内陆的四川盆地、郑州—洛阳地区、长沙附近等地区的城市已经呈现出一定的集中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依托特大城市发展一批特大城市区域，推进城市区域内部空间组织一体化和外部空间联系一体化，逐步形成区域空间网络化发展模式，不断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和全球竞争能力，将是内陆地区获取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

作者：张毓峰　张勇　阎星

内生增长民营经济论文 篇2：

内、外资对天津市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摘 要：近年天津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FDI)持续上升，但FDI和内资两种资本是否促进了天津的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两者的贡献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目前尚未有学者加以研究。本文使用天津近几年的产业数据和地区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两者对天津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对天津的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外资的贡献率小于内资。

关键字：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生产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引进外资规模连年上升，从1990年至2007年，吸引外资规模年均增长率达到352.62%，实际利用外资达394.81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4.34%，合同额规模为773.17亿美元，占全国的4.84%。外商投资企业在天津的经济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1992年至2007年，外资企业进出口额为2965.74亿美元，占天津市进出口总规模的78.96%。外资对于天津地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多大、内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存在差异、是否促进了企业效率的提高等关系尚未有精确的计量分析，本文使用天津近几年的产业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天津经济增长、劳动效率的影响。

一、研究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FDI同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是集资本、技术、管理、销售网络等要素的“一篮子”资产，对于促进东道国资本形成、提高本地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促进就业、增强市场竞争、提高产品质量和推动经济增长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FDI通过技术外溢促进东道国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学习科学的管理方法，从而提高东道国企业的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桑秀国，2004；钟辉，2007)。外资企业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进入东道国，加大了同行业企业的竞争压力，可以加强国内企业R&D的投入，提高其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使东道国受益(Demello，1999)。外资企业在国内生产向中国的上下游企业采购和销售产品，采购高质量的产品要促进资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和效率，通过前后关联企业效应提高我国企业的经营效率(Sjoholm，1999)。FDI实施人才本地化，员工可以学习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经营理念，这些员工以后可能会自主创业或进入内资企业，所学知识会提高所在企业的竞争水平(钟辉，2005)。

国内学者对FDI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绝大部分研究认为吸引外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朱玉杰(2005)和李国荣(2006)的研究发现FDI对实施出口导向政策国家的经济增长效应明显，外资企业能够促进东道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和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姚君(2005)和王雷(2003)研究认为FDI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变迁。国内学者(沈坤荣，2001；陈涛涛，2006；钟辉，2007)以区域或行业为研究范围，发现FDI提高了工业生产率，促进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余永定(2004)的研究发现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中国GDP增长贡献达到2—2.5个百分点。江锦凡(2004)根据索罗增长模型，利用中国1978—1999年的相关数据，发现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有19.3%是由FDI贡献的。

国内大部分学者也对FDI与各省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韩笑(2008)利用时间序列检验了FDI同江苏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发现FDI有力的促进了江苏的经济增长，虽然苏中和苏北地区的推动作用小于苏南地区，但是FDI同三个地区的GDP均为正相关。于涛、巫强、康艳红(2008)利用时间序列检验了FDI同上海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FDI是上海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对上海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胡雅超(2008)利用时间序列检验了FDI同安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

二、模型建立及数据说明

FDI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是否促进天津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高于内资，这些问题对于引资结构的调整、引资政策改革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在基本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模型，通过使用天津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检验FDI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FDI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前人设计了大量的理论和计量模型，考虑天津可得数据时间跨度的原因，为保证足够的自由度尽量选择主要变量进行回归，以保证计量回归结果的准确，这里使用C-D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是古典经济学派研究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该模型仅考虑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成为大部分学者研究FDI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基本模型。这里对C-D生产函数予以变动，以更好的检验本文的研究变量。

为了将外资和内资予以区分，将生产函数修改为

对生产函数取自然对数使其线性化

该函数将作为基本模型检验内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除了生产要素会影响经济增长，技术研发、制度的变迁、人力资本的提高也会影响经济的增长，鉴于样本数据的规模和可得性，再加入其它的影响因素会导致回归结果的自由度降低，影响回归结果。本文主要是度量内、外资对天津产出以及生产效率影响程度的差异，因此本文只考虑内资、外资、劳动力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放入残差项。对基本函数予以修改，分别检验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计量回归使用的模型如下：

其中yit为生产总值，为消除物价波动对生产总值的影响，使用天津市CPI指数予以平减。另外，为了检验外资企业对天津生产效率的影响，还使用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消除物价波动对FDI的影响，使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其每年的数据予以平减；为内资企业投资规模，同样用固定资产指数平减从而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为从业人员规模，本文使用单位从业人数作为该变量的替代变量。本文数据全部来自于《天津统计年鉴》，使用State9.0软件面板数据模型的相关方法进行检验。

三、天津内、外资对天津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

(一)产业层面的经验分析

目前研究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主要使用产业层面或地区层面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为了更好的检测内、外资两种资本对天津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本文分别用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数据进行计量回归。首先使用天津市2005年至2007年17个行业的相关数据，使用面板数据方法进行检验。

其中yit为天津市i行业在第t年的生产总值或i行业在第t年的劳动生产率；为天津市i行业第t年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天津市i行业在第t年年末内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lit为天津市i行业第t年从业人员规模；为i行业第t年的技术人员的规模。以上数据全部取自然对数可以消除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不利影响。面板数据分为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模型的选取对于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影响较大，这里采用hausman值作为判断具体模型的指标。

在回归过程中，首先在不考虑内资和不考虑外资的情况下分别对核心变量与行业生产总值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内资、外资和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三者均通过了t值检验，与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将内资和外资分别开来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内资同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0.11，而外资的系数仅为0.01，内资对经济拉动的贡献要大于外资。劳动力在三种要素中的回归系数最大，明显大于内资和外资的系数，说明天津经济增长主要是劳动力拉动的，劳动力仍然是推动各行业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该回归结果与天津市当前产业结构主要为劳动力密集型的现实相符。将三种生产要素放入同一个函数中，三种要素都通过了t值检验，与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表明内外资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每一种要素都推动了产出的增加，但是内、外资对产出的贡献存在明显的差异，外资企业对产出的贡献是小于内资企业的。

产出增长即可能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产生的结果，也可能是技术生产率提高产生的结果，为了检验内、外资对天津各行业生产率提高是否有影响，使用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内资和外资这两种异质生产要素都与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内外资企业在促进天津生产效率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从两种要素的系数来看，内资的回归系数为0.23，而外资仅为0.02，说明内资的贡献率仍然大于外资，外资企业对于天津各行业生产的提高的作用并没有显著的高于内资企业。

(二)地区层面的经验分析

天津地区共计18个区县，各地区吸引的内、外资规模连年保持上升态势，为了检验在地区层面内资和外资对天津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该部分使用天津地区2004年至2007年18个区县的相关数据，计量模型设为

其中yit为天津市i地区在第t年的生产总值或i地区在第t年的劳动生产率； 为天津市i地区第t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天津市i地区在第t年吸引到位的内资规模；为天津市i地区第t年从业人员规模。

回归结果见表2，当解释变量为各地区的GDP时，hausman值全部未通过零假设检验，面板模型全部选择随机效应。首先分别使用内资和外资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内资和外资分别都通过了t制显著性检验，在1%的水平上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说明两种要素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两类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看，外资和内资同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异虽然相对于行业数据有所缩小，但是内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仍然大于外资，该结果同产业层面数据回归结果一致。将三种生产要素放入同一函数中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三种要素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其中劳动力同经济增长之间的系数在三种解释变量中最大，同产业层面的结论一致，表明天津目前各地区吸引的企业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劳动力对经济增长贡献要大于资本。

使用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hausman值检验将模型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内、外资与劳动生产率都显著正相关，吸引的内、外资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两者对生产率的贡献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内资的贡献率要大于外资企业。技术、管理、研发投入都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原因，但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没有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是研究的一个缺陷。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使用天津市近几年产业和地区层面的数据检验了内、外资两种资本对天津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两个检验的变量在不同层面的数据回归中都是显著的，对天津的经济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资作为一种特殊资产，理论界普遍认为外资对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内资，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外资的贡献程度不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产业层面均显著小于内资，回归结果与预期相反。

外资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对经济的贡献不只是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更重要的是外资包含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营销模式等无形的资产能够外溢到内资企业，从而提高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从当前天津吸引外资的国别结构来看，香港、韩国、台湾等亚洲国家的FDI在流入的外资中占据绝对的比重，而这些国家的FDI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多。天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具有相对优势，外资企业利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将天津作为出口基地，这种类型的外资企业对增强天津本地企业的市场竞争活力、“技术外溢”等效应影响较小，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纵深发展缺乏长久的支持。因此在未来的引资过程中应提高外资质量，吸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的大型跨国公司，吸引欧美发达国家的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同时限制高污染高耗能的外资进入，争取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落户天津，达到利用外资促进天津经济增长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另外，从天津的情况看，内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在未来的引资过程中应积极吸引国内资本，为内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大力支持民营、私营企业的发展。为内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便利，为国内企业在天津投资提供优良的环境，以此促进天津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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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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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　辉

内生增长民营经济论文 篇3：

关于贵州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内生增长动力的思考

摘要：贵州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支持力度，延长优势资源的产业链，培育非资源和低碳产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以及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逐渐培育起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实现贵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贵州经济　 可持续发展　 内生增长　 动力

一、问题的提出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贵州作为西部省区之一，也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局中得到新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更是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贵州的亲切关怀和国家有关部门对贵州的鼎力支持。它必将激发贵州省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但从贵州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看，贵州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要素投入和经济刺激，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难以实现科学、持续和稳步发展。如何培育自身实现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成为亟须研究的新课题。

二、内生增长动力的相关理论分析

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内生增长动力一词频频出现在国内各种官方文件中。在大部分语境中，内生增长动力主要是与国际市场需求相对应的国内需求，简称“内需”，不仅如此，还包括自主创新能力、产业转型升级等内涵。

就经济增长而言，“内生”与“外生”的术语来自经济学数理模型。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很早就注意到，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这里的“技术进步”是指除要素投入以外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的所有因素。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给定，而随后人们发现“技术进步”可以由经济系统内部的特征决定。于是，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众多学者致力于研究“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的本质就是把“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所谓“内生动力”就来自内生变量的作用，是相对于外生变量提供的增长动力而言的。假设外生变量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同，不同经济系统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效益更高的系统就可判断为具有较高的“内生动力”。

因此，区分“外生动力”与“内生动力”可简化为对经济系统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的划分。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主要是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得自这些因素变动的经济增长可以认为是“外生增长动力”。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一般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可由外生变量变化引致改变的变量，然而决定内生变量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因此，来自经济结构优化，进而通过经济模型结构和参数的优化影响内生变量，最终引起经济增长效果改变的动力，可以认为是“内生增长动力”。通常，“内生增长动力”包括除要素投入和政府干预以外的所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当然，内生动力的培育离不开外生动力的供给，区域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外生动力的有效供给，促使区域内部结构的优化使之获得内生动力，进而更多地依靠内生动力发展，最终摆脱对外生动力的依赖。内生动力的缺乏不仅会造成区域经济各要素的低效率使用，而且，当外生动力成为长期的主动力时，区域经济增长将因过度依赖要素投入而变得不可持续，也将因过度依赖区域外部刺激而增加波动性和风险性。

三、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是困扰贵州经济发展的根源

（一）产业成长对资源的依赖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将贵州定位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这样战略定位的目的在于使贵州尽可能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工业基础和位置要冲的优势，推动贵州经济的发展。虽然资源要素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进经济增长并提高收入水平，但是资源作为一种外生于经济系统的要素，其投入量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产业结构以单一的资源开采为主，一旦资源枯竭，经济发展将陷入极大困境。同时，依靠丰裕的资源获得增长可能使经济体丧失内在创新的动力，产生“荷兰病”、资源寻租与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等负效应。另外，高度依赖资源的产业结构，也常常使经济发展出现较大的波动性以及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

（二）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

自然资源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成为产业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物质基础。近代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和经济增长起到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外界的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例如土地的肥力，渔产状况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贵州目前的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的依赖仍旧严重。如以2008年为例，在贵州的工业中，电力、煤炭、烟草、饮料（白酒）、化工、黑色金属、有色冶金、医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的贡献排在前10位，10大行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84.3%，其中电力、煤炭、饮料（白酒）、烟草、医药五个行业实现工业增加值607.50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57.8%，形成了贵州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可见贵州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十分明显。

（三）市场活力对国有部门的依赖

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具有产权清晰、经营灵活、效率较高等特征，民营经济不仅可以组织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生产，而且可以填补国有经济难以涉足的竞争性及低有机构成的产业，并不断创造出新的产业门类，因此，民营经济较之国有经济具有更强的经济活力。貴州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是贵州经济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贵州非公有制经济2008年只占GDP的32.4%，换言之，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经济占GDP的67.6%。国有经济仍然是贵州经济活动、经济运行的主体，政府依然是主要经济活动的主导性力量，在资源配置中依然起着支配性作用，制约市场机制发挥和市场竞争，影响经济发展的活力生机。同时，国有经济占GDP的67.6%，带来贵州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社会就业、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等全方位的主体要求，造成“国有经济依赖”，使非公有制经济难以“突出重围”。

（四）经济发展对政府财政的依赖

政府对于经济体系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预防经济发展的大幅波动，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政府的干预是一个外生变量。但是，贵州各级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却扮演着不可或缺，甚至是主导者的角色。西部地区自2009年起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西部各省情况看，重庆、云南、贵州这三个省最高，分别为10.03%、10.64%、11.32%，而全国平均水平仅为8.92%。从时间序列看，2006—2010年，西部地区无论从整体还是从分省数据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均在不断提高，表明西部财力在不断增长，政府可使用的调控经济的资源不断增加，但也同时表明，经济发展对财政的依赖性仍旧较强。

（五）经济发展对国家的依赖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给贵州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尤其是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更是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巨大支持，但这些支持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培育贵州的自我发展能力，启动贵州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但是，由于贵州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基础、人力资本及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严重不足，使国家的投入和支出在短期内难以见到预期的成效，反而使贵州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对国家投资和政策照顾的高度依赖。要提高国家战略的有效性，还必须将国家投资和政策倾斜与贵州经济发展内部因素相结合，逐步实现贵州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四、培育贵州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内生增长动力的战略意义

培育内生增长动力是贵州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只有培育起了内生增长动力，才能使贵州经济发展逐步摆脱对资源投入和外部援助的高度依赖，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自主发展。而贵州依靠内生动力实现向自主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对贵州本身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而且也是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探索经济发展新路径的新尝试。

（一）内生动力培育有利于贵州发挥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的获得以引进发达地区的先进要素和经验为前提，但是后发优势的发挥并不仅仅是“引进”或“模仿”后的消化吸收，这就需要贵州具备适宜的基础设施、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等一系列内生结构作为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些结构条件，才能以此为动力，推动本地要素与外部要素、区域结构与政府政策的高效组合，保证贵州在开发优势资源禀赋的过程中获得充分的利益，并不断催生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从而使后发优势得以有效发挥。否则，长期依靠资源开发和政府投资等外生动力，贵州很可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锁定于低效率的经济结构，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有利于实现生态文明

初级的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给贵州带来了巨大的生态压力，而贵州地处长江和珠江上游，生态环境本来就十分脆弱，如果单纯依靠要素投入作为增长的动力，必然形成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环境的永久性破坏，这与建设生态文明背道而驰。保护生态环境目标的实现不可能单纯依靠资金和劳动力对生态工程的投入，更需要贵州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扩大经济内生创新能力，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实现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三）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

贵州不仅是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省份，同時也是少数民族分布最为聚集的地区，因此，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十分重要。尽快培育贵州的内生增长动力，可以为贫困民众和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充足而稳定的工作岗位，改善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条件，提高民族地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有利于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

只有具备了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贵州才能拥有与其他地区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条件，并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否则，贵州将只能在低水平循环中徘徊，成为国家财政的包袱，或长期扮演发达地区“原料产地”的依附性角色，很难成为引领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角，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不可能真正实现。

五、贵州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内生增长动力着力点

（一）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支持力度

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一环是增强经济系统的创新能力，而决定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是人力资本。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反映了一个地区现在和将来人力资本情况，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持久增长与竞争力的关键。从西部各省情况来看，2006年和2009年平均受教育年数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6为8.04年；2009年为8.38年）的仅有陕西、新疆、内蒙古，其余九个省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省2006年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6.59年，不仅低于西部平均受教育年数7.41年，更低于全国平均受教育年数8.04年；贵州省2009年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7.08年，不仅低于西部平均受教育年数7.76年，更低于全国平均受教育年数8.38年。因而，贵州一方面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培训力度，另一方面要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营造更浓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从事业、感情和待遇等方面吸引各类人才。

（二）延长优势资源的产业链

资源禀赋优势是贵州最为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资源仍将是贵州参与区域分工的重要基础。按照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标准，贵州应逐步降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但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放弃对资源的利用，而是要通过实施资源的“就地转换”战略，尽量延长本地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条，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在本地经济系统内的价值增值，实现从“卖资源”到“卖加工品”或“卖成品”的转变，从而降低资源投入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价值比重。贵州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和资源基地，如果能成功引进或培育一批下游产业，实现优势资源与现代制造业的对接，将大大改善贵州省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收入状况。加快建设国家重要的煤电磷、煤电铝、煤电钢、煤电化等一体化资源深加工基地，积极推进铝、钛、钡、钒、锰等资源精深加工一体化，建成煤电铝、煤电化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三）培育非资源和低碳产业

要降低产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非资源产业和低碳产业的比重，这对增强经济发展的抗风险能力和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虽然贵州与发达地区相比资金和技术不占优势，但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明显，适合大型工业的发展，为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非资源产业和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贵州应抓住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会，积极增加非资源产业和低碳产业的比重，对传统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改造。发挥国防科技工业优势，鼓励地方科研单位和军工科研院所合作，促进军工、民用技术双向转化和科研机构资源共享，发展壮大军民结合产业，推动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航空航天装备、汽车及零部件、能矿产业装备和工程机械。巩固壮大精密数控装备和关键基础件、新型电子元器件和电力装备、铁路车辆及备件等产业。

（四）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内生增长动力来自区域经济内部，但内生动力的培育过程应积极利用好区域外部资源，其中极为关键而有效的措施就是积极承接產业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受到外部市场需求不稳定性的影响，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微观动力增强，中西部交通、物流成本低廉的地区成为东部产业跨区域转移的重要选择地。贵州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一方面要大力实施优势资源转化战略，构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功能配套、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另一方面要依托地理区位优势，重点完善软环境，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政府的沟通协调，选择适宜地区，争取建成“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并建立合理的政府间税收分成机制，努力吸引符合贵州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落地生根，实现“移民就业”向“移业就民”的转换，改善贵州省内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五）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

培育贵州内生增长动力，国家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仍是不可或缺的。随着我国工业规模的扩大，我国战略性的产业项目也趋向于大型化。目前东部地区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抬高了大型项目建设成本，而西部地区则具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的交通劣势正在逐渐弱化，使得西部地区的能源和资源优势更加突显。因此，在西部地区布局大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变得更为经济。“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支持力度，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中，明确指出“西部地区要加快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有选择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尽快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形成一批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比较优势突出的高技术产业链、集聚区和产业基地。”]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的要求，贵州要发展新材料、电子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重点开发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六）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

近300年的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反复证明这样一个基本原理，技术进步是国家竞争力的源泉，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突破资源和制度约束的主要利器，是实现经济发展内生增长动力的源泉。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机理在于它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结构升级，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和技术生产效率提高，改进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技术进步可诱发大规模技术创新，引起经济的长波增长；初始的创新可能诱发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进而形成网络效应，可给企业带来持久利润增长。贵州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过度依赖投资和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偏离一般经济发展常态。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技术进步，其意义不仅在于对经济发展偏离常态的一种矫正，更为关键的是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为此，贵州要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联盟，加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推进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平台和创新载体建设，鼓励和支持国家大型科研单位、重点高校在贵州设立科研机构和成果转化中心，支持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

贵州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逐步培育起内生增长动力。但从贵州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看，贵州经济的发展还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经济刺激，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难以实现科学、持续和稳步发展。因而，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支持力度，延长优势资源的产业链，培育非资源和低碳产业，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以及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等措施，才能逐渐培育起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实现贵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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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文彬，1967年生，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院长，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

作者：蒲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