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信力研究论文

摘要：刑事司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刑事司法关键环节是两大任务即定罪与量刑；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在本源上起源于启蒙时期的价值理念，这也成为构建刑事司法公信力的理论基础；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在实质角度上取决于定罪的准确与量刑的合理。同时在形式角度来讲，透明公正的刑事程序保证刑事司法的公信力。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司法公信力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司法公信力研究论文 篇1：

监狱司法公信力式微的社会学研究

摘要：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对监狱执法者的刑罚执行行为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监狱执法者处于权力、法律、关系、利益等多重场域的冲突和碰撞中，这种场域的冲突导致了监狱执法者遵守“隐规则”的惯习生成，其实践逻辑背离了法治的要求，损害了法律权威，导致了司法公信力的式微。因此建议，政府应该对制度进行顶层设计，建立制度化的信用和信任机制，如建立减刑、假释审理程序公开制度，完善符合监狱工作特点的狱务公开工作机制。政府还应该对监狱执法者的各种不同场域进行建设，例如在建设“权力场域”方面，应调整目前刑罚执行领域行政体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关系场域”的建设上应该利用舆论压力的影响，对刑罚执行制度进行公开等举措来重塑司法公信力。

关键词：场域理论；司法公信力；刑罚执行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5.02.025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肩负着维护法律公平、正义，实现“良法善治”的重要责任。如果社会成员对监狱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执法行为信任度降低，就会影响到监狱司法的公信力。近年来监狱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方面发生的司法腐败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国刑罚执行领域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和提升。中央政法委于2014年2月24日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充分体现了从严、公正精神，并为重塑我国监狱司法公信力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影响监狱司法公信力的因素进行些许探讨，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场域理论：从法学到社会学的视角

公信力一词源于信用，而又不同于信用。它具有公共权力的属性，蕴涵着信用、信任的维度[1]。它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政治伦理范畴。我们认为，公信力即社会成员（受众）对公共权威的信任程度。受众对公共权威信任度高，就表明公信力高；反之，则不高。监狱司法公信力是指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被公众信任的程度。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司法机关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体现了司法机关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以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特征。

学界在研究监狱司法公信力的影响因素时，大多都是从法学的视角进行探讨，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监狱人民警察的素质；二是社会公众的心态，或者说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任；三是监狱体制。可以说，这三方面对于监狱司法公信力均有一定影响，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时便不难发现，这些因素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监狱人民警察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其素质高低虽然与是否公正执法存在相关关系，但并非因果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说监狱人民警察素质高，监狱司法公信力就高；监狱人民警察素质低就必然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社会成员对于监狱执法不信任是由于历史上遗留的“自古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等腐朽观念的存在吗？事实上，社会成员对监狱执法的不信任主要因为监狱执法过程中存在腐败问题，而不是公众的心态问题。按照法治的理念，我国监狱体制伴随着社会转型不断地进行着共变，例如社区矫正的全面推行、行刑方式的变革皆是为使服刑人员重返社会。另外，一味地强调监狱体制问题也缺乏科学合理的根据。建国初期，我国的监狱体制远远落后于现今的监狱体制，但在改造战犯的工作中却获得了很高的公信力。由此看来，监狱体制问题并非影响监狱司法公信力之根本。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试图突破这些局限，运用社会学的“场域”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影响监狱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希冀能为提升司法公信力提供可参考的建议。

“场域”理论最早由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客观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2]133-134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既不是一定边界的领地，也不是一般的领域，而是社会内在的、有生气和潜力的关系性。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自身的逻辑共同建构的，每一个个体都处于不同或相同的场域之中，并受到场域规制的影响。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不同，直接导致他们在场域中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差异。个体或群体为了改变自身状况和在社会中的位置，就会出现因利益、资源而引起的竞争。因此，场域也就被作为资源、利益分配的竞技场，其中充满了不同力量关系的对抗，而资本的逻辑决定着竞争的逻辑。正如布迪厄所说：“场域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3]布迪厄研究的场域主要包括司法场域、教育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场域又具有特殊性，不同的场域具有各自不同的运作逻辑、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并以此制约着深处其中的个体的实践。

布迪厄认为，行动者进行实践活动的结构与个体化表现之间存在一个联结，这个联结就是被社会化的惯习。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这种惯习（habitus）不同于习惯（habit），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2]165，170-171。惯习是内化了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社会成员潜意识的主观认识，在社会成员面临选择时，往往起着心理学领域所言的“暗示”作用，影响着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和主观判断。场域是惯习产生的基础和条件；惯习是场域的产物，并在一定条件下建构新的场域。在场域的竞争和力量关系对抗中，惯习一般促使行动者作出有利于自身所占有位置倾向性的行动。因此，我们把场域理论作为一个分析框架运用到研究监狱执法者的具体行为中，通过对执法者在不同场域中的角色分析来了解其行为倾向。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二、场域多元：场域与角色

监狱人民警察指依法从事监狱管理、执行刑罚、改造罪犯工作的人民警察。就职业特征而言，监狱人民警察依法行使刑罚执行权、监狱管理权和罪犯改造权，其角色是执法者。作为执法角色的监狱人民警察首先应该居于我国法律体系构成的“法律场域”中，并代表和扮演着“法律人”的权威和形象，即“法律人”角色。既然在“法律场域”中，就必然受到此种场域的规制，而不能超脱于“法律场域”的社会关系，因为场域本身强调的就是关系性。例如，监狱人民警察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行为的实施要受到《刑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的规制。

监狱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行为实施并不是孤立的，因为我国的法律权威和政府权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律权威的建立依赖于政府权威，在政府权威的引导、协助和倡导下，法律权威得以建立，并开始发挥作用。没有政府部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法律权威的建立就会失去动力和源泉。监狱隶属司法行政机关，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执法权的行使必然受到行政权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监狱人民警察所处的这种场域称之为“权力场域”，其自身也可以被称为“行政人”。“权力场域”的规制来源于监狱系统的上级领导和政府部门，基于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监狱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政治权力因素的影响，因为上级的评价和认可往往影响到执法者的奖惩和晋升。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情”似乎在任何场域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人情又来自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熟人关系。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一词，旨在描述中国熟人社会中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格局，并且说明了中国与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异。费老还把这种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4]28在这种“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是私人关系的重叠和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4]34，这便构成了社会关系网络。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个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又在建构着这个社会关系网络。时至今日，虽然社会发生了转型，以血缘、地缘建构的熟人社会逐渐被现代化的陌生社会所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熟人社会”的消失，而是不断形成新的“熟人社会”，例如网络社会的崛起使社会成员建构了新的公共领域——微博。微博以其内容简短化、获得便捷化、病毒式传播等特性，通过网络间的缺场交往，打破了精英阶层的舆论垄断，促进了具有共识“草根”民众共同体（网络熟人社会）的形成，迎合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社会中的关系、人情、面子构成了规制监狱执法者的“关系场域”，执法者成为了“关系人”。在重视“关系、人情、面子”的中国社会，人情、关系往往成为监狱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因为这也将涉及他们自身将来“不可预设”的需要。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是企图对各种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理解的科学。”[5]他还把一切社会行动区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即目的取向行动、价值取向行动、情感行动、传统行动。按照韦氏理论，监狱执法者的违法行为是一种目的取向行为，即行为人作出该行动时，对行动的目的以及实现这一目的应当采用的手段都经过了理性的思考和选择，大多数人在其社会行动中都表现出趋于工具理性化的行为特征，尤其是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的理性行动。由此，我们可以把这种由利益构成的场域称为规制监狱执法者的“利益场域”，把监狱执法者称为“利益人”。在这个“利益场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选择，如经济的、政治的、情感的等。行动者采取何种社会性行动，是行动者根据其价值取向理性选择的结果，正如科尔曼（J.S.Coleman）所言：“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6]简言之，监狱执法者在多种利益交锋的场域中所采取的社会行动是根据其价值取向作出的利益选择。

因此，监狱执法者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至少处于以上法律、权力、关系、利益四种场域之中。当然，场域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任何一种场域都无法切断与其他场域错综复杂的关系。每一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而这些利益形式和幻象，也就是人们对彼此争夺的目标的价值心照不宣的认可，以及对“游戏规则”的实际把握。但实际上，因为每个人在社会中占据的位置以及获得这一位置的轨迹各不相同，所以对他们来说，利益也是千差万别的。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监狱执法者往往是在多重场域的冲突与融合状态下作出最后的选择。例如在“法律场域”中，监狱执法者的“法律人”角色，就要求他们必须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依法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事项，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虽然“法律场域”中有众多的法律条文作为准绳，但监狱执法者的任何社会行动或选择都是在多重场域下博弈的结果。因此，监狱执法者最后的社会行动不是按照“法律场域”的规则进行，而是有其“潜在的实践逻辑”。例如刑罚执行中的 “妥协执法”“权大于法”“利重于法”等现象，都已经偏离了法律的目的和要求。这种“潜在的实践逻辑”就是布迪厄所言的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惯习，也是监狱执法者在执行刑罚时多方利益发生冲突后平衡的结果。在面对多重场域的矛盾和冲突时，一些执法者在多元规则中出现失范，这种结果虽然有违法治目标，但在刑罚执行中却很常见。如关于服刑贪官何以在监狱如入“无人之境”的报道：“原成都市金牛区副区长马某向监狱长、监狱刑罚执行科长等多名监狱司法工作人员行贿30多万元人民币。因此，他在服刑期间，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以出入宾馆酒楼接受宴请，可以回家过夜，外出与亲友会见，可以在监舍存放现金和香烟，在狱中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处理公司事务，犹如外出度假。”[7]这种刑罚执行中的司法腐败现象反映出监狱执法者在多重场域中的矛盾和冲突，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

三、场域主体：多重场域下

的冲突、交锋与碰撞布迪厄认为，惯习与场域是一种“双向的模糊关系”。一方面，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又是种知识的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2]172。简言之，社会行动者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作为多重场域的主体——监狱执法者又面临怎样的场域冲突和碰撞呢？

（一）“权力场域”与“法律场域”的冲突

从监狱的管理体制来看，我国监狱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有些监狱也由地市级负责管理。就省属监狱而言，其上级机关为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而司法厅又是政府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行政性特点对监狱执法者的选拔和任用影响较大。就从属地来看，虽然监狱的经费由省财政统一划拨，但是不可能每一所监狱都处于省会城市的行政区域内，不同的监狱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并接受地方检察院的监督和检查，这就要受到地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制约和影响。在行政管理中“下级服从上级”的层级制下，监狱执法者在接受上级领导的“指示”执行刑罚处罚时，尤其是在减刑、假释等法律手续办理中，“权力场域”与“法律场域”就有可能出现冲突，是“依权”还是“依法”？监狱执法者常常会陷入两难境地：“依权不依法”就意味着徇私枉法、知法犯法，背离法律原则；“依法不依权”就意味着切断社会关系网络，背离权力。

（二）“关系场域”与“法律场域”的交锋

“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表明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人情、面子、关系”似乎是我国社会成员自古以来不可或缺的“情结偏好”。在社会学看来， 面子是在人际交往中依据自我表现作出的评价，希望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有较高的地位，它与身份、地位、角色相联系。人情、面子、关系代表获得的声望、拥有的社会地位，包括个人的成就与品格，是一个人经社会认可的“自我”和影响力的代称[8]。在这样生于斯而长于斯的熟人社会里，关系的维持是人们和谐相处的基础，人情往来是社会互动的纽带，面子是社会交往的依据，因而社会成员也就特别注重关系的维护与修补，如监狱人民警察的住房、保险、子女上学以及监狱企业的生产、销售等都涉及关系场域。监狱执法者在法律场域中是“法律人”，在社会生活中是“关系人”，基于血缘、地缘、业缘建构的人情关系与依照法律法规严格执法相矛盾时，监狱执法者就会陷入“关系场域”与“法律场域”的冲突之中，是秉公执法还是庇佑关系？作为一个“关系人”，如果监狱执法者碍于面子，考虑人情关系，就可能背离法律，出现“人情刑、关系刑”，导致妥协执法。

（三）“利益场域”与“法律场域”的碰撞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我们有更充分、更客观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而且，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个地区，而是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9]伴随着全球进入转型，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从传统向现代的重要转型期。而快速的、规模宏大的社会转型使得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情况。在价值观念导引下的社会行动是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这与理性化的时代相契合。在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的影响下，部分监狱执法者在面对金钱、色情诱惑时，不得不在“利益场域”和“法律场域”中进行艰难抉择，是攫取金钱还是信守法律？在种种利益诱惑下，执法者就有可能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而放弃对法律的信守，出现“钱刑交易”“权刑交易”，尽失法律的权威。如2014年安徽省检察机关查处的“减刑假释‘明码标价’的监狱腐败窝案”[10]，减刑、假释如“卖票、卖菜”那样明码标价，严重影响了司法正义的形象。

通过对不同场域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多重场域的冲突和碰撞下，在权力、关系、人情和利益的影响下，监狱执法者经常会面临多重角色的冲突，其实践逻辑和结果往往不是“书本上的法”要求的结果。因为为了避免冲突、平衡各方利益，监狱执法者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有可能选择一种背离法律的路径。从主观上讲，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确立了一种立场，即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执法者在现实社会中的惯习，或者说不得不遵守的“隐规则”；从客观上讲，则是执法者在众多选择中最后博弈的结果，即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言“行动中的法”与“书本上的法”不一致的原因所在。

四、结语与讨论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对监狱执法者的刑罚执行行为的分析研究发现，监狱执法者处于“法律场域”“权力场域”“关系场域”“利益场域”等多重场域的冲突和碰撞中，这种场域的冲突导致了执法者遵守“隐规则”的惯习行为，其实践逻辑背离了法治的要求，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影响了监狱司法的公信力。

我们对监狱执法者在多重场域下执法行为的分析，并不是为执法者的执法不公抑或妥协执法行为寻找“合理性”依据，而是客观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种行为进行描述和解释，目的在于对现阶段监狱执法者所处场域进行清晰的定位。只有挖掘出司法腐败行为背后隐匿的深层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一难题，提升刑罚执行领域的公信力。

刑事司法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监狱的刑罚执行是这一防线的最后屏障。如果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有失公平、公正，必然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法律的信任程度，有损法律的权威。弗兰西斯·培根评价司法的重要性时说：“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11]监狱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执法不公会使完美的法律制度归于无效，从而导致司法公信力受损，无法实现“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绝非一朝一夕的简单累加，监狱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亦不是“立竿”就可以“见影”。关于如何提升刑罚执行领域的司法公信力，我们建议，应该进行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如建立减刑、假释审理程序公开制度；严格重大刑事罪犯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完善刑罚执行监督机制；完善符合监狱工作特点的狱务公开工作机制，畅通公开渠道，创新公开方式。政府还应对监狱执法者的各种不同场域进行建设，例如在建设“权力场域”方面，应调整目前刑罚执行领域行政体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关系场域”建设方面，应充分利用舆论的监督作用；在“利益场域”建设方面，应不断完善监狱执法者的特殊职业保障体系，拓展其发展空间；在“法律场域”建设方面，应培养监狱执法者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这些工作不仅有利于提升刑罚执行的司法公信力，还与建设“法治中国”和“平安中国”的目标相契合。

[参考文献]

[1]关玫.司法公信力初论——概念、类型与特征[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4）：134-141.

[2]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626.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109.

[6]COLEMAN J S.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M].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20.

[7]行贿狱警，贪官马建国服刑如度假[N].华西都市报，2006-09-08（02）.

[8]杨晖.“面子”的文化值[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6）：73-75.

[9]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 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2.

[10]减刑假释“明码标价”的监狱腐败窝案[N].新华每日电讯，2014-02-22（05）.

[11]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 水天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3：193.

【责任编辑郭玲】

Key words： field theory； judicial credibility； penalty execution

作者：任建通　江华锋

司法公信力研究论文 篇2：

刑事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摘 要：刑事司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刑事司法关键环节是两大任务即定罪与量刑；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在本源上起源于启蒙时期的价值理念，这也成为构建刑事司法公信力的理论基础；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在实质角度上取决于定罪的准确与量刑的合理。同时在形式角度来讲，透明公正的刑事程序保证刑事司法的公信力。

关键词：刑事司法 定罪量刑 公信力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国家权力中专事刑事裁判和解决犯罪问题进行定罪量刑的司法活动，它有着自身的权力运作规律，实体规范依据和程序逻辑结构，只有充分的尊重和探究实体规范依据和程序逻辑结构，刑事司法才能够彰显理性的力量，才能具有司法公信力。秉承这一思路，笔者以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两个角度，对现代刑事司法公信力问题进行探讨。

一、溯本求源——刑事司法公信力的价值来源

启蒙时期的到来，人类以觉醒了的主体的眼光看待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反对国家的专断与任性，在刑事司法方面注重在运用国家司法权力打击犯罪定罪量刑的同时也开始在刑事程序方面限制国家的司法权力以关注保障人权和自由，理性表达了对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审慎，表达了人类对自由、平等、人权的渴望。刑事司法的运作，一方面是以刑法的实体规范为依据进行定罪量刑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定罪量刑的实体公信力；同时定罪的公信力往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刑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是依靠刑事程序限制与规范运作的过程，其公信力取决于程序的公开透明，程序的公信力来自“正义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对于刑事司法的公信力，人们想象最多的是天平，在西方社会，司法的最著名的标志是一位蒙着眼睛的女神，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剑者，表达法律的威严；天平者，表示执法应当公平。司法女神蒙着眼睛，表示法律应当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无论贵贱贫富智愚贤不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屋顶上就塑有这样一尊名为“正义之秤”的司法女神造像。刑事司法作为剑的意象，历史颇为悠久。剑表达的是对恶的惩罚，它必须是锋利而非驽钝的，象征着人们对于司法效率的追求。“罪人获释，法官就成了罪人。”法官贪赃受贿致使罪犯逍遥法外，当然有罪；若因法官的懈怠，而不履行查明案件真相的责任而使罪犯逃之夭夭，也是有罪的{1}。“正义之秤”和司法女神的造像仅仅是作为法律文化现象和西方民众的法律意念，但是这种寄托法律理性的法律文化之物已经展现了现代的刑事司法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构建的司法符号体系结构。在司法场域中，刑事司法公信力的表现有两个方面：（1）一方面是司法程序中刑法实体规范演绎适用的内在逻辑，即“给我犯罪事实，就可以给你法律”定罪量刑的过程以实现惩罚犯罪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是司法愈益严格的对国家司法权力的程序限制和不断扩充的对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2）在刑事司法中国家在行使司法权时考量的因素多了，甚至在刑事审判中悄悄的渗进了其他的评估因素，从而深刻的改变了司法判决规则{2}。在米歇尔·福柯著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很好地展示了这些考量的因素。

“然而，现在，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插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事实问题。首先，不再象原来那样简单的问：‘该行为是否已被确认，是否应受到惩罚？’还要追问：‘这是什么行为？这种暴行或谋杀行为是什么性质？它属于哪一种现象？它是想入非非的结果，还是精神病反映，是一时的糊涂，还是一种变态行为？’其次，也不再简单的问：‘这是谁干的？’还要追问‘我们怎么确定造成这种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根源是出自犯罪的哪一方面？’最后，也不能简单的问：‘根据哪一条法律来惩罚这种犯罪？’还要追问：‘什么措施最恰当？如何评估犯罪者的未来发展？使他重新做人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这些对犯罪的评估、诊断、预测和矫正性裁决逐渐在刑事审判中占据一席之地。”{3}

二、回归司法正当性——刑事司法公信力构建的理论基础

现代刑事司法体制建立在社会契约论，权力制衡和法治三大观念的基础之上。

1.理论基础之一：社会契约论。按照社会契约论学说，公权力起源于人们的同意，刑法权和以实现刑罚权为目的的司法权是基于社会契约而由全体人民赋予国家专门机关行使的。社会契约论是16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产生的，其要义是认为人生来是完全自由的，只是由于生存斗争的日益尖锐，才为了平安地享受自己的自由而将部分的自由交给社会统一掌握，这些自由便形成了立法权，司法权和惩罚权{4}。国家是基于建立公共权力的需要而以契约组织起来的，人民通过订立契约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但不是把自己所有的权利都让渡给政府，国家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设立的，国家尽这个责任是正当的，不能尽这个责任或者越权，人民有权反抗。卢梭同洛克一样，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帝王的统治权是由人民委托的，统治者对人民负责，“社会秩序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如果人民的自由被强制剥夺，则被剥夺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5}。

2.理论基础之二：分权制衡论。分权制衡论揭示了划分权力和建立权力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它是国家权力配置和司法独立的重要依据。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认为基于人身安全的政治自由是国家自然具有的目的，而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会惧怕另一个公民。为了保障自由，必须防止产生不受制约的专断的权力，做到这一点最不可少的是上述三权必须分立，互相制衡。孟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警告“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人们将害怕同一个国王或者议会将制定暴虐的法律，并以暴虐的方式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如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将被置于专断的控制之下，因为法官是立法者。如果司法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6}。

3.理论基础之三：法治论。现代法治起源于英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的标志，法治的涵义有多重性，正如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所指出的：“这个概念在使用时具有各种不同的涵义，难以加以界定”。“法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先秦哲人时代。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经典的政治理论，他认为：“谁说应该由法律逐行其统治，这就是有如说，惟独神和理性可以行驶其统治，至于说应该由一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7}亚里士多德倾向于以法治国，他指出，君主应该是一个立法者，法律必须是成文的，除了法律本身有问题的情况，法律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法治不仅是指统治者依靠法律治理国家，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本身要服从法律。他认为：“法治应该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8}近代以来，随着自由，平等，人权等人文精神的弘扬，人们着重在原则和制度层面上探讨法治问题，把法治的核心归结为“以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与制约”。

三、刑事司法公信力的内容分析

刑事司法是人类对刑事犯罪认识的深化和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由本能的报复向理智的刑罚演进的理性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刑事实体构建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也是刑事程序制度不断理性化的过程。本身来讲，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就是互相依存的关系，马克思曾经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的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与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9}。

1.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司法定罪准确。定罪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事法律确认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以及重罪还是轻罪的一种确认和评判的刑事司法活动。定罪具有以下特征：（1）定罪的主体是人民法院，根据我国宪法和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们法院通过自己的职能活动，查明犯罪事实，根据刑法的规定认定行为的犯罪性质，这就是定罪活动。（2）定罪的内容是对行为是否有罪的确认，这里的确认又称为认定，指从质的规定上对一定的现象作出分析、认识、判断和确定。在定罪活动中，所谓确认，主要指对某一行为和犯罪的构成之间进行相互一致的认定。这种认定一方面是法律对某一罪名的犯罪要件的规定，另一方面又是对一个人具体行为的定性。（3）定罪的性质是一种刑事司法活动，定罪作为一种刑事司法活动是在实施法律，它本身不创造法律，而只适用法律，定罪是罪刑关系个别化的重要内容，即罪之个别化，它是量刑与行刑的前提和基础，离开定罪就谈不上量刑和行刑{10}。

2.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司法量刑合理与可接受性。量刑是与定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事法律的规定确认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的刑罚的刑事司法活动。量刑准确要求罪刑均衡，精确司法。公众所关心的不仅是不要发生犯罪，而且还关心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少些。因而，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是刑罚与犯罪相对称{11}。贝卡利亚在其《犯罪与刑罚》中早就论述了罪刑均衡的原则，罪刑均衡原则在现在也称为罪刑相适用的原则，“罪刑越大，绞架越高”。一旦摆脱这样朴素的罪刑均衡观念，我们就会遇到难题，惩罚带来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等于或相当于犯罪的恶，我们不可能有关于痛苦和恶的计算单位，犯罪的恶与某一种类或某一等级的刑罚之间，还不能有数学上的必然联系，贝卡利亚所设想的“精确，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因此，惩罚与犯罪的危害性相适用所要求的并不是某一犯罪和对这种犯罪的惩罚之间完美的适用关系，而是对不同的犯罪的惩罚应当在罚与罪的标准或标度上‘相当于’相应犯罪的恶或严重性{12}。例如，造成很小危害的轻微的犯罪不能象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那样得到严厉的惩罚。故意造成了危害的犯罪应当受到比非故意造成同样危害的犯罪更重的惩罚。罪刑均衡原则本身是由原始自然感情和朴素公平意识产生的，量刑经历了一个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过程，作为现在理性的量刑原则，对什么样的犯罪科处什么样的刑罚才算实现了罪刑均衡，也是随着社会条件和人们的平均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但现在随着尊重人权，尊重人的个体和刑罚的谦抑与轻缓化，量刑的时候应该反映出轻刑罚的倾向。我国《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承担责任相适用。”这就要求犯多大的罪，就应该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当判处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重罪轻时，既要看犯罪的客观危害性，又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确定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13}。

3.刑事司法公信力来自于刑事程序的公开透明。刑事程序是刑事司法的程序规范，也是刑事司法的外壳，属于刑事诉讼法的范畴，刑事诉讼本身要解决的实体问题是犯罪和刑罚问题即定罪量刑的问题，这个在实体理性中予以了探讨，如果说实体理性是刑事司法理性的灵魂，那么程序理性则是这个灵魂的载体，确定理性的程序原则能够有效的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程序理性在司法场域中反映的是对国家“进攻”权力的约束与对公民防御权利的扩张的过程，在限权与扩权之间对刑事司法活动本身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一个缺乏理性的程序制度的刑事司法无疑只是主张国家司法权在诉讼关系中的绝对自主，将司法看成一种反映并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工具”{14}。所以，只有程序公开透明才能保证刑事司法的最大公信力。

4.刑事司法公信力中心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对任何司法制度而言，公正性始终是其生命的灵魂，公正即是人们评价和构建司法制度的首要价值标准，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中的国家司法逐步走向公正的历程，也是人类对司法制度理性化认识的过程。而作为审判规范的理性主要是指在刑事司法中，法院和法官必须坚持公正的审判价值观，根据自己的良心和法意识，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这里的审判公正应保持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观的公正，这种公正是指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的认识和对法院的定罪处罚的刑事判决自己予以认同并接受。这种主观的公正是以个人的主观认识为基础，往往表现为犯罪人的认罪伏法，但这是以法院确实是做出公正的刑事判决为依据。二是过程的公正，过程的公正主要是在审判中最直观的程序公正，一方面意味着法院在审判中严格的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司法活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审判中对于控辩双方予以公平的对待，同时保证控辩双方能够充分和足够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和请求。三是形式的公正，这种公正首先也意味着在司法审判中严格按照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要求和规定来审判，同时，法院依据的必须是现行有效的法律为唯一的根据。

注释：

{1}张建伟.刑事司法的现代意象.http：//www.law-walker.net/detail.asp？id=1220.访问时间：2013.10.8

{2}张建伟.刑事司法的现代意象.http：//www.law-walker.net/detail.asp？id=1220.访问时间：2013.10.8

{3}米歇尔·福柯，刘北成等译，规训与惩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5}张建伟.刑事司法体制原理[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刷馆，1961

{7}[英]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8}[英]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1889

{10}陈兴良.刑法哲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1}[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12}张明揩.刑法格言的展开[M].法律出版社，2003

{13}陈忠林.刑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4}布迪厄著，强世功译.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J].北大法律论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永州 425199）

（责编：吕尚）

作者：李茂久

司法公信力研究论文 篇3：

司法舆论对司法公信力影响研究

[摘 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人民的生活，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网络资讯发达，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舆论正冲击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宗教等各个方面，网络舆论所代表的民意、思潮、价值评价和监督，对法院审判工作和裁判结果的影响越来越大，法院和法官的工作稍有不慎，都可能以始料未及的新闻点吸引大众的眼球，并瞬间传遍国内外，成为热议的话题。由于网络的普及与网络媒体所具有的开放性及互动性，使得现如今许多民众认为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在网络媒体上更能有效地表达自己观点和诉求，这也使得民众参与网络舆论的热情普遍高涨，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反映也呈现出了与传统媒体所不同的特点。从正面来说，网络舆论往往反映的是底层民众的声音，由于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最终也将作用于底层民众，所以这种源于民间的舆论监督有利于民众客观地对各级政府施行有效的舆论监督，以及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但从反面来说，由于网民的身份是隐匿的，名字是虚拟的，道德与法律在网络上难以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网络上常出现一些针对政府的非理性的谩骂与攻击，甚至是刻意散布虚假信息或谣言以图制造混乱的情况，从而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不良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舆论，是司法机关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主要以网络舆论对法院公信力的影响，通过对法院本身问题出发，举例大量相关事实，进行详细的剖析，对相关事件的发生及其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相关问题，通过讨论找出相应措施，对我国法院提高司法公信力提出了几点做法，及相关的应对方法作出讨论。

[关键词]公信力；法院；为民

提高司法公信力，确立司法权威，这是新时期下法院工作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专门的审判机关，在确立法律权威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人民法院只有具有权威性，才能做到司法独立，才能做到司法公正，成为维护社会的正义和法律的权威，完成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它的职责，在社会上提高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一、从根源上找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办法

地基深埋地下从不作声，但它无时无刻不在支撑着大厦。笔者认为要提高法院在人民心中地位，提高司法公信力，确立司法权威其核心问题，就是要牢固确立“执法为民”这个理念。 “执法为民”不但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主要内容，而且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利益观此起彼伏，一些不良思想不断涌现，身处其中的法院工作者和法院队伍不能不受影响。在诸多现实影响面前，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动摇，都可能使自己的执法目标和方向发生错误，手中的执法权力被滥用。在这种形势下，只有抓住执法理念这个思想核心，从根本上解决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等重大思想和认识问题，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保护人民的“执法为民”意识，才能有效地防止法院执法中的权力错位，以严格、公正、文明的执法行为抵御腐朽思想对法院干警的侵蚀。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正确的执法观，再好的制度规定在实践中也会被扭曲。只有执法为民这个地基打牢了，打深了。才能把司法公信力这座大厦建好。

二、网络舆论对司法工作及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解决了核心问题，我们再来谈谈周边环境对建立司法公信力的影响，现在是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一个小消息不再像古代那样需要快马传递好几个月才能到达，如今你只用按按键盘全世界的新闻就跳出在你的面前，这是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2011年5月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网民超过了4.77亿这个数字，远远把美国甩到后头，中国的网络是世界上网民最多，覆盖最广，规模最大的。伴随着科技不断的发展，网络的技术也不断提高，加上网民数量的迅速攀升，网络媒体正在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中一只重要的中坚力量，随之而生的网络舆论正在成为引导主流與论的主要途径。

“舆论”，[1]考究其古汉语语源，缘于“舆人之论”，“舆”出现于春秋末期，本意指车轮，后引申为车子，“舆人”指的是造车之人，当时人分十等，舆人为第六等，“舆人之论”意为下层百姓的议论，“舆论”即是“舆人之论”的简称。1762年，卢梭将拉丁文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语联在一起，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舆论”概念，就是“公众的意见”。相对于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说，舆论更多的是一种民间声音。

2003年8月16日，有关媒体报道了刘涌二审被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消息，即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众多网民的关注。网民纷纷撰文抨击，间接促使最高人民法院50年来第一次提审普通刑事案，并罕见地推翻沈阳高法的判决，改判死刑，立即执行。网络舆论对本案的最终结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还有2011年网络上讨论的沸沸扬扬的云南男子李昌奎强奸杀人，一审获死刑，二审改判获死缓的事情。两年前，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男子李昌奎奸杀了同村女孩王家飞，又将她3岁的弟弟摔死。一年前，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李昌奎死刑。李昌奎上诉后，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因李昌奎有自首情节而改判其死刑缓期执行。这一次改判经过三个多月的发酵，终于在网上形成舆论热点，并最终将云南省高院推向了风口浪尖。网友几乎一边倒地质疑云南省高院的判决结果，面对网络舆论的质询，2011年7月16日，云南省高院向李昌奎案件被害人家属送达了再审决定书，将对该案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无论这次再审结果如何，本次事件表明网络舆论又一次影响了司法工作的开展。

英国媒体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2]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读，一般分为三种：优势解读、妥协式解读、对抗式解读。

“对抗式解读”，是指受众把编码者的意思抛到脑后，解读出来的意义与编码者相互对立。信息因此被误读、曲解的可能性时常发生，网络则加剧了这种可能。网络上的信息会迅速地变异、曲解，一旦网民非理性跟风后，网络舆论愈加偏离常轨。然而随着社会开放性和公平性的不断提升，受众对新闻内容的对抗式解读也来越多地显露出来。由此可见如果网络舆论是很容易被错误引导的。

霍尔指出：[3]“根据这种一般看法，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出电视传播过程的如下特点。广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它们的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都是制作一个节目所必须的。这里，生产建构了信息。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流通就从这里开始。当然，生产过程并非没有其‘话语的’方面：它也完全是由意义和思想来架构的：即应用中的知识——这关乎生产和日常秩序、历史地界定了的技术技巧、职业观念、制度知识、定义和设想，有关观众的设想等等，所有这些都通过这种生产结构来架构节目的体例。进而言之，尽管电视节目的种种生产结构开创了电视话语，但并未构成一个封闭系统。”由于各种事物——世上的物、人、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最终的或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在社会中，在人类文化中——使事物有意义，对其指意，因而从一个文化或时期到另一个文化或时期，意义常常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从来就不只是关于其自身的，而且是涉及到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每一个符号都加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意义之网。关于斯图亚特·霍尔对于传统媒体的理论，[4]其实和现在社会的网民对于网络媒体的信息接受方式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在这次的“我爸是李刚”这个事件里，因为关于法院审判信息透明度相对较低，加上事件处理的跨度较长，网络上出现很多谣言，例如李启铭被判缓刑啦，家属没有得到赔偿啦，对法院审判形象造成很大的损害，严重动摇了法院的公信力，其实事实上最后李启铭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而我们现在法院公众信息好比是一台蒸汽发动的汽车，怎么追也追不上。703804论坛是在温州本地有很大影响力的论坛，2010年在703804上出现一个贴名字是2010年温州最牛的警车，反映的是鹿城区人民法院警车闯红灯的事情，后来法院针对这个帖子在703804发表了公告，说明了当时警车押解犯人的情况，网络舆论的导向就站在了支持法院的这边。这件事情法院及时公开信息，解答了人民群众的疑虑，消除了不良后果。

我们放眼看看现在的互联网，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网民“聚”到一起，所关注的主题也各种各样，即使对同一主题，也都各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由此也造成了网上舆论的分散性和多元化。网民的身份是隐匿的，名字也是虚拟的，没有道德的束缚，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技术、文字和逻辑能力的审查，因此讨论时常常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也给一些信息造假者和谣言传播者提供了绝好的舞台，使他们能够在网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或有意散布虚假信息，制造混乱。

当然在网络社区中也存在着一批人，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新事物接受快，富有爱国主义和正义感，对我国现行法律熟悉，这批人也可称为网络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在网民中常常比较有威信，这群人的言行对网络中的舆论起着风向标的作用。他们常常能够解答平常人所不了解的问题，当时这批人对法院工作了解不够深入，常常只从浅处看到问题，只会单单按照法律规条来分析事情，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样发表的言论就会和事实相偏离，因为他们是权威，所以，普通网民就会被严重误导。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听到这样一些说法，例如，有人说，网上许多人都说法院判的有问题，我们看法院怎么办？看法院怎么改判？等等。某些人心理上存有一定的误区，以为网上的质疑都是有道理的，而法院判案肯定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对法院判案有异议呢？其实，法院和法官分别作为裁判机关和审判案件的裁决者总体上都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我们要对法院的审判工作和法官队伍素质有一个总体评估和正确的判断。表面上看来，似乎我们听到的关于法院判案的不同意见比以前多了很多，似乎目前法院的判案水平今不如昔，法院判案的公正度在下降。难道我们的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的审判水平果真如此吗？

其实，回顾这些年的法院工作，应当看到，法院所承办的案件的种类在不断扩大，由原来传统的婚姻继承案件、刑事案件扩大到行政诉讼案件、知识产权案件、土地房屋案件、海商事案件等等，法院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法院所承办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面对这样数量庞大的案件面前，努力工作并不断提高审结率和执结率。此外，经过法院的法律业大、高级法官的培训（送到大学里接受培训）、法官学院的建立、司法考试的入门关等等，法官素质大大提高，应当说，法官的素质比改革开放初期要高很多。

民意作用于司法活动往往是通过引起权力机关干预而形成的，对于敏感案件的办理，要事先向党委、人大、政府通报案情，寻求理解和支持。在司法活动遭受网络等舆论干预时，要善于借助党委和政府力量来排除对抗，维护司法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要根据网络等媒体的级别和影响范围，由相应司法机关处理，协调宣传部门，积极寻求新闻单位、互联网管理部门、网络媒体的支持。要正面回应，主动出击，打好专家牌和“舆论领袖”牌，以强化主流言论，孤立非主流言论。实践证明：司法要赢得舆论的认同，只能对涉案的事实进行最权威的法律释明。对于网上热炒的案件，各级司法机关必须在证据确凿的支撑下，作出令人信服的法律解答，切实防止案件事件化。盲目简单的“封堵”，不过是权宜之计，“疏导”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置若罔闻的消极态度，最终损害的是司法的公信力。

三、关于对于网络舆论影响的应对方案

由此看出引导网络舆论的重要性，网络就是一个双刃剑，我们一定要加以重视和利用，如何让网络成为一个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良好的平台，我们要完善和做到以下几点：

1.提高司法公信力基础和根基就是要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法官队伍，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法官队伍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方针政策的重要关键环节。所谓的素质过硬就是除了扎实的业务技能和较高的知识水平外，还要有高尚的情操，要有一心一意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人民群众面前展示出廉洁奉公的法官形象。要建立完善的法官管理制度，任人为贤，任命法官不单单依靠文凭为着重点，要从全方位去考察。提高我国司法公信力不仅仅是法院的责任，更加是每一位法官，每一位司法工作者的责任。

2.提高司法部门的司法能力水平，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首先要加强审判工作公开化，加强审判工作管理已成为各级法院对审判水平提高的有效手段。提高审判水平与审判效率，建立行之有效的审判工作管理方法，并借助于审判水平和效率评估体系的监管功能，让我们能够建立起法院内部的案件流程监管体系、上下级法院间互查体系，通过规范的管理来促进司法工作水平的有序，有效提高。

3.通过传统媒体加强司法宣传，除网络之外开拓司法公信力的有力途径，司法部门通过传统平面媒体，电视传媒加强司法宣传，让法院对人民群众不再陌生，一方面有利于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有力监督，一方面有利于更多的民众了解法院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从而扩展司法权威的宣传面。通过扩大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养成尊重司法审判的良好习惯，从而降低社会纠纷的解决成本，减少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最终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信任司法，自觉维护司法，为提高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其次要从网络中进行实际操作：

1.法院应该常设网络监督员

法院应该常设网络监督员，除了报告网络上的突发事件，还有就是加强引导网络舆论的功能，做到及时公开信息，作出解释。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及时收集信息，有错就改，改了要及时承认。对网络舆论导向做到及时，明了，不让网络上的信息出现扭曲、偏轨，让大众接收了错误的信息，出现错误的舆论导向。

2.设立网络交流平台

设立了资讯平台，可以及时解答人民群众的疑问，提供法律咨询，给人民群众办事提供便利。创建论坛，微博给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反映问题，排忧解难的网络社区。让我们也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还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加大法院正面宣传力度，树立网络良好形象，把便民、为民的理念真正的体现出来。

（1）培养法院网络上的舆论领袖地位

注重培养法院网络上的舆论领袖地位，运用舆论领袖的意见在论坛的互动中达到统一。让论坛上的网民们的意见都在短时间内汇集在一起，虽然网络空间里群体的压力并不明显，但为了保持人们心理上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的意见总是在互相交流中形成相对集中的情绪方向和意志方向的。而舆论领袖只要利用自己的独特身份，在互动交流中影响和感染其他群体， 就能很好地对论坛的舆论进行引导，使舆论向常轨发展。

（2）积极通过“权威”引导网络舆论方向

网络舆论导向能够自然进行传播，那么谁在民众心中有威望，也就是“权威”，他的意见就会自然而然地对舆论引导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毫无疑问，在网络相关话题上积极引入具有权威性的意见，重要性不可以或缺。“权威”主要包括：媒介、政府以及专家和专业组织。在网络上适当的时机引入媒介意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政府清晰的态度在人们心里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在相关重大问题上，适时引入政府机构的权威信息，以及相关官员的言论解答，都能很有效地引导网络舆论的方向。

（3）加强和网络媒体平台的沟通

和网络上影响力较大的媒体加强联系，务求其相关报道全面展示新闻的各个角度，详实地介绍新闻背景，在新闻中表现不同声音，使网民才能全面客观地了解一个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客观公正的解读，而避免网络舆论归于片面或极端。

在新时期下，法律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法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和艰巨。现如今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司法需求的不断提升，大家对司法公信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是司法的灵魂，是司法的根本之所在。司法公信力的高低，不仅影响到法院和法官的形象，事关人民法院审判职能能否有效发挥；还会影响到群众对法律的信仰，事关社会规则和秩序遵守与维护；更会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认同。如何确立法院威信，如何确立司法公信力，如何确立法律权威，这就要求我们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认真研究和解决法院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把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新经验，新方法及时上升为理论，探求法院工作规律，指导法院工作创新，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规范各项司法工作的规章制度，打造业务精湛的司法工作人员队伍，切实做到立法为民，执法为民，通过不懈的努力把法院的威信建立起来，把司法公信力真正的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古汉语研究，1994，（01）.

[2][4]斯图亚特·霍尔的传媒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06）.

[3]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译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3.

[作者简介]余祯燊，男，浙江温州人，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作者：余祯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