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兴废与农业生态论文

2022-04-21

山东省梁山县位于泰安市西部，菏泽市东北部，属济宁市西北部、黄河南岸，总面积963.9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2.26万亩。地势南高北低，系鲁中隆断区与徐州坳陷带交界处的带状洼地，故古有大野泽、梁山泺，今存东平湖、微山湖（南四湖）。这里是元、明、清代京杭大运河的航运故道。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漕运兴废与农业生态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漕运兴废与农业生态论文篇1：

探寻历史深处的黄河古都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黄河流域很长时期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著名的八大文明古都，黄河两岸有5座。一座座古代都城，无论在城市规模与建筑模式，或是在政治建构、经济发展与文化成就上，都体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可以说，黄河两岸古都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缩影。

中华最早的国家形态——商都郑州

古郑州西北有荥泽大湖与黄河、济水相通，西接伊河、洛河，南达淮河、泗水，水源丰足，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具有良好的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当中华文明之火燃起之际，郑州即成为最早的政治中心。

传说，大禹治水取得成效，威望大增，被封为“夏伯”，浩大的治水活动有力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进步，也使国家政权形态得以稳固和强化。大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选择物产丰饶的今郑州告成镇阳城为都。

商朝之初亦定都于郑州。1955年发现的郑州商城遗址，学者认为是商代创建者成汤的亳都，始建于约公元前1600年。在商代早期近200年间，郑州地区一直是商王朝的统治中心。郑州商城面积达25平方公里，由宫城、内城、郭城和护城河组成，规划布局规整。城中发现有宏伟的宫殿、供排水管道、祭祀遗址等。城周围有冶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出土的青铜礼器、日用器皿，种类繁多，制作精细，纹饰优美。尤其是原始青釉瓷尊的发现，将我国烧制瓷器的历史提前了约1000年。其规模不仅在中国早期都城中名列榜首，也超过了同时期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城和亚述城。20 世纪80年代发现的郑州商都小双桥遗址，有学者认为是商代第十二任国王仲丁所建隞都所在地，持续繁荣了较长时期。

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诸侯。郑国、韩国先后在今郑州新郑建都，前后经营500余年。探寻中国古都发展历史，郑州是必不可少的。全国确定的9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项目中，郑州就有5个。可以说，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期正是从这里起步的。

华夏信史第一页——安阳殷墟

商代王朝留下最深的都城印记，当数古黄河下游的安阳。这里西倚太行，北濒幽燕，南望中原，钟灵毓秀。盘庚迁殷、武丁中兴、文王演周易等事件都发生于此。

商朝建立后，因黄河水灾和王族内部争斗，都城迁徙多次。王位传至盘庚，为了扭转商朝颓势，挫败反对势力，盘庚渡过黄河，迁都于横跨洹河两岸的殷地（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后历经八代十二国王，200多年间，创造了发达的殷商文明。1928年考古发掘发现，殷墟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等。宫殿和宗庙等建筑气势恢宏、布局严整，按照“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依次排列，树立了中国早期宫殿建筑和皇家墓葬的典范。

尤為重要的是，在安阳殷墟还发现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重构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也使商代成为信史。目前殷墟发现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从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已具备现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其书体虽然后世不断发展演变，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下来，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中唯一传承至今，对中国人的文化传承、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商代青铜文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安阳殷墟苗圃北地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就有10000多平方米。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原称司母戊大方鼎），重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单体青铜礼器。该鼎集书法、雕塑、绘画艺术于一体，展示了高超的青铜制作工艺。商代数学已有很大进步，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商代的数字系统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更为先进科学。商代纺织技术不仅品种丰富，而且出现了提花机，达到了很高水平。

从春秋时期到两晋、南北朝时期，以邺城为中心的安阳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等王朝的都城，达126年，成就了安阳历史的又一次辉煌。

安阳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证实的都城遗址，因此被誉为“文字之根、文化之根”。著名作家余秋雨曾感叹，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本厚重的大书，那么第一页就是安阳，它不仅仅属于一个地方，更是属于整个民族、属于整个人类。

九朝古都传奇——盛世洛阳

洛阳自古就有“河山拱戴，形胜甲天下”之美誉。这里，群山环抱，河网纵横，洛河伊河携手，东出平原，北入黄河，在这片黄土地上，滋养了“十三朝古都”洛阳。

周武王推翻殷商后开始营建洛阳城，成为西周王朝的东方重镇。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历经23代。东汉时期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大融合催生了独特的城市文化。

隋唐时代是洛阳古城史上的鼎盛时期，人口逾百万。公元605年，隋炀帝迁都洛阳后，重新选址营建。唐代沿用该都城并加以扩建，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周长27公里。外郭城设3市103坊，仅丰都市就有3400多个店铺。此时城内的给养主要靠漕运。一条是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由洛水与黄河汇合，自今荥阳市汜水镇东北，引黄河水为水源与汴渠分流，向东南注入淮河，再通过邗沟直达长江。另一条是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至涿鹿（今属河北省张家口市）。两条重要的漕运交通动脉，往来船舶数以万计，富庶的江淮粮食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洛阳。

洛阳作为都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东周礼乐”奠定了中国典章制度的基石，道家孕育于洛阳、佛学首传于洛阳、理学根植于洛阳，史学家在这里留下了《汉书》《资治通鉴》《三国志》等彪炳史册的鸿篇巨制，文学巨匠在这里留下了 “汉魏文章半洛阳”“洛阳纸贵”的文坛佳话，造纸术、印刷术、浑天仪等许多重大发明在此诞生。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东周诸皇陵形成我国最大的古墓葬群，已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古墓博物馆。

唐安史之乱中，洛阳沦为中心战场，后又屡受兵火侵袭，繁华落幕，盛况不复。宋代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曾赋诗感慨道：“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由此可见，古都洛阳的昔日荣耀和春秋沉浮。

八水环绕帝王城—— 长安气象

古都西安，泾、渭、浐、灞、沣、滈、涝、潏诸水环绕，水源丰富，享有“八水帝王都”之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关中平原的地理优势，使其很长时期内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先后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以及迁都长安的东汉和西晋等13个朝代以此为都城。

西周时期，丰京、镐京合称“丰镐”，即西安的前身。丰、镐分处沣河两岸，中有舟桥相通，它的建成为关中地区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

秦代建都今西安附近的咸阳，地跨渭河南北，南岸修建有庞大宫殿群。随着渭河河道不断北移，如今秦咸阳大部分已经没入水底，但秦帝国在咸阳创立的政治体制被历代王朝所传承，秦王朝留下的秦始皇兵马俑，则展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汉代在秦代咸阳的基础上兴建了长安城。刘邦夺得天下，立名“长安”，意即“长治久安”。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是汉长安城最著名的三大宫殿群。汉长安城不但为封建社会京畿规划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外商贾往来不绝，长安成为东方文明中心。

隋文帝时期，在汉长安城东南、沣水和灞水之间建造了新都大兴城。唐朝改大兴城复归原名长安城并增修扩建。唐长安城的外郭城为长方形，面积广达84平方公里，数倍于现存的明代西安城。其布局“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一条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东西左右均衡对称，全城划分为109个坊和东西两市，人口超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唐长安城作为古代城市建设的典范之作，其规划布局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汴京城和元、明、清北京城即沿袭了长安城的建设特点。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也是仿照唐长安城布局兴建的。这一时期，南亚的佛学、历法，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伊斯兰教等，竞相云集，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万千风姿。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倍增，物力支撑问题凸显。为解决水运问题，西汉时期开挖关中漕渠，隋初又开掘广通渠，引渭水经大兴城东至潼关，并开挖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引浐水、潏水入城。唐天宝年间重修广通渠，大量物资由黄河、渭水漕运入长安，每年运粮多达400萬石。

雄汉盛唐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自信开放的长安气象，辐射八方的帝都风韵，进入中华文明的辉煌时期。

流沙难湮盛时华——汴京图景

开封人祖祖辈辈流传着这样的话：“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的开封，因黄河而兴，也屡次毁于黄河。但这座古都的先人们，每每“从头收拾旧山河”，数次将城市轴线固定在原位置，执着地守望家园，承继文明，重塑繁华。

战国时代，古开封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为称霸中原，迁都到水路四通八达的开封，兴建了著名的大梁城。与此同时，魏国大兴水利，动用大批人力用20余年时间建成人工运河——鸿沟。从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流经今中牟、开封北，折而南经通许、太康，西至淮阳入淮河，成为连接中原地区与河淮之间的重要水道。鸿沟的开通，不仅促进了农业和漕运发展，也加快了开封城的建设，成就了魏国的霸主地位。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由于久攻不下，秦兵引鸿沟水灌大梁，水围三月后，盛极一时的大梁城，因水患而遭遇灭顶之灾。

秦汉以后直至唐代，以黄河为主、汴河为辅的水运交通大动脉逐步形成，长期发挥漕运效能。特有的地理优势，方便快捷的水运条件，使开封成为黄河下游广大地区的漕运中枢。唐代，开封的前身汴州城即为富甲一方的中原重镇。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朝均建都于此。

北宋时期，汴河成为水路运输的主动脉，加上蔡河、五丈河、金水河辐辏相拥，被称为“四水贯都”。尤其是汴河，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将江淮一带的粮食与物资持续运往都城汴梁，漕运粮食最高年份高达700万石。此时的汴京，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商业中心于一身，人口达100多万，经营大宗贸易的商店有几百家，酒楼茶坊鳞次栉比，夜市喧嚣鼎沸，华盖云集，成为 “八方争凑，万国咸通”的国际大都市。在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上：虹桥横跨汴水，醉卧清波，叠梁架构，形如飞虹，交错承托;桥下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物来人往。这幅画生动描绘了汴京的城市面貌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汴京繁荣的见证。

金代黄河南迁，此后1000多年，黄河在开封附近数次决口泛滥，大水进城7次，这座都城逐渐被泥沙掩埋。魏大梁城在现今开封地面下约10米，地下的北宋汴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清开封城，分别距地面8米、6米、 5米、 3米。今开封地下“墙摞墙”“路摞路”等遗存古迹，多有考古发现。曾几何时，熙来攘往、富庶丰饶的都市风情，由盛而衰，成为历史记忆。

在与人类依存河流发展的历程中，有不少城邑毁于河流泛滥的先例。但像开封这样叠压层次之多、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它不仅见证了七朝古都的沉浮变迁与王朝更替，更留下了人们对历史深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诸多方面的沉思与警醒。

作者：侯全亮

漕运兴废与农业生态论文篇2：

黄河与梁济运河

山东省梁山县位于泰安市西部，菏泽市东北部，属济宁市西北部、黄河南岸，总面积963.9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2.26万亩。地势南高北低，系鲁中隆断区与徐州坳陷带交界处的带状洼地，故古有大野泽、梁山泺，今存东平湖、微山湖（南四湖）。这里是元、明、清代京杭大运河的航运故道。现今，随着古运河北段的废弃和黄河下游位山枢纽工程的兴废，为适应地理形势的变化、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遵照党和政府及各级领导的指示和部署，梁山县新开挖了一条梁山至济宁的一河多能的梁济运河，新修了滨河高速，并沿河绿化美化，成了一條碧水绿树、景色宜人的游览观光带，展示出水泊梁山的勃勃生机。

京杭运河与梁济运河

元代定都北京后，征南将军伯颜奏道：“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属，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载，比之车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元朝名臣事略》）。伯颜之说，元世祖忽必烈器重，遂成为国策。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济州河开通，南至鲁桥镇30公里，北至梁山县的小安山75公里。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接小安山开挖河道125多公里至临清，忽必烈赐名“会通河”。元代运河通航102年，终元一世，“北运每虞浅阻”（清初张伯行《居济一得》），时通时塞，沿京杭运河运输的京师所需粮食，不及海运的十分之一，故漕运以海运为主。至元末，会通河基本废弃。

明永乐九年（1411年），重开会通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夺大清河入海，将京杭运河在梁山西北部的十里堡村拦腰截断。当时，南来船只尚能在十里堡村平渡黄河，因南来艄公摸不透黄河水性，时有沉船，故传出迷信说法：“皇粮每年给龙王留一船”。后来，常雇山东、河北船帮协助渡河;也有的漕船北出东平湖入黄河，再逆流而上，至十里堡对岸入运河;亦有顺流而下，入海至天津。后因运河口淤塞，逆流而上与顺流入海，费力而危险，渐渐作罢。清廷曾有动议：一是堵塞铜瓦厢决口，遏黄仍沿淮河入海;二是在郓城一带遏黄河东流，均未敢行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漕运停罢，会通河废弃。如此算来，明清两代，会通河漕运达400余年。

河流航运的便利，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梁山地区的青堌堆、贾堌堆发掘的大量文物和凤凰山麓、龟山山麓的石灰窑遗迹证明，距今约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即有人类发展了农业、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创造了独特的青堌堆类型文化。这是顺古汶水西来的东夷人与顺古济水东来的华夏人共同创造的辉煌，是先人利用自然河流“航运”到梁山一带“碰撞”的结晶。西汉时，这里为皇家猎场，梁孝王北猎病故葬于此。梁山北麓有梁孝王墓，曾有“帝子遗碑”。隋唐时期，梁山雪山峰南麓的莲台雕刻是这一时期的杰作。宋、元、明、清时代，南北方和西部移民汇聚于此，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交通便利，经济繁荣，商贸兴旺，文化发达。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载，明清小说九部，全部出自运河流域，其中《水浒传》名列第二。同时，沿岸城镇迅速繁荣。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马可·波罗在东平安山镇码头看到“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数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山一带被辟为黄河滞洪区，黄河以南的会通河道截入库区。随之，交通部报请国务院批准，整治京杭运河，恢复运河航运，并于1960年开挖黄河以南至南四湖的京杭运河。梁山段河道改在东平湖二级库区围堤西侧，始为防沼泽、碱化、截渗、除涝的湖西排水沟。1963年进行疏浚治理后，将这段京杭运河航道改称“梁济运河”。

黄河治理与运河开挖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是目前流经梁山一带的最大河流，其流域地势由西到东、自西南向东北逐级下降。古代，黄河犹如一条巨龙，在西起郑州、北至天津、南抵江淮的黄淮海大平原上，时而北流注入渤海，时而南流夺淮河入黄海，来回滚动，到处留下变迁的痕迹。后因黄河挟带泥沙淤积，河床高出两侧地面，成为“悬河”，屡屡决溢泛滥。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据载，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里，黄河下游共决溢1590次，大改道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兰阳（今兰考县）铜瓦厢决口，黄河向北倾注，分三股至张秋穿运河入济水夺大清河，经过梁山、济南，从利津入渤海，结束了长达700余年夺淮入海的局面。这是黄河第25次大迁徙，也是黄河第7次流经梁山一带。此时，因北有金堤屏障，南无堤防，黄河在梁山一带漫流了20多年。清咸丰十年（1860年），新河两岸始筑民埝，虽“尺寸较卑，节节为之，未能连贯”，但为堤防形成奠定了基础。清光绪元年（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修南岸障东堤，黄河才形成现在的河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8年兴建黄河下游位山枢纽工程——“腰斩黄河，造福人类”，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平湖滞洪区，一、二级湖区水库围堤修建也拉开帷幕。从1958年8月到1960年7月，先后调集军民31万人，动土石方3115万立方米，共有堤防179公里，新筑围堤100公里，使一级湖（老湖区）蓄水面积由209平方公里扩大为305平方公里;二级湖区（新湖区）面积423平方公里，防洪标准为44～44.5米，相应库容为30亿～33亿立方米。修建了十里堡、徐庄、耿山口三座进湖闸和陈山口出湖闸。新湖区建成后，1960年7月26日蓄水试验，蓄水位43.5米，共蓄水24.5亿立方米。经过试验，根据发现的问题和实际需要，1963年进一步修建与完善了二级湖区，新建设了石洼蓄洪进湖49孔闸、林辛进水闸和清河门、司垓出水闸等，建设3～6米高村台和避水台152座，安置了27.6万湖区移民，稳定了他们的生产与生活。这是黄河下游最大的滞洪区，对保障京、津、济南、胜利油田和黄河下游南北交通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减轻库区和滨湖地区的沼泽化、盐碱化、地下渗水和积涝，开挖了湖东、湖西排渗沟。

黄河位山工程和东平湖滞洪区的兴建，将黄河以南部分会通河道截入库区，梁山至济宁段完全断航。1958年至1963年在浚通梁济运河后，为适应航运需要，1966年冬至1967年春，山东省交通厅决定整治梁济运河航道，标准为六级（100吨驳船，一拖五驳），全长25.06公里。为使运河与黄河沟通，1968年10月，在梁山县国那里黄河大堤上修建入黄船闸一座，单孔，高10.5米，宽12米，闸室长120米，以闸代桥，桥面宽7米，1970年6月竣工。后因閘身沉陷和断裂，报废拆除堵复，带着遗憾，走进史册。

东平湖库区围堤的修建，打乱了鲁西南和梁山县境内的排水体系。梁山西部有一条宋金河，古名济河，是广济河或五丈河的一段，因流经宋江庄前，又俗称宋江河。它曾是宋代漕运的黄金航道。《宋史·河渠志》载：“广济河导菏水，自开封历陈留、曹、济、郓，其广五丈，岁漕上供米六十二万石。”元、明后由于济宁以北运河枯水季节缺水济漕，曾利用宋金河引黄河水济运，以至于曹、郓间大量淤积而废弃。到了近代，宋金河仅为鄄城、郓城和梁山西部排水的河道，以前直通东平湖，后因黄河滞洪围堤阻挡，来水只能泄入梁济运河。1958年以后的几年，每逢夏秋雨季，形成了“客水来梁千条路，泄洪只靠一条河”，常常积涝成灾，一片汪洋。后来，鲁西南菏泽地区开挖了东西向的南新河、万福河等几条直通南四湖的泄洪排涝河，梁山才免除了积涝灾害。

南水北调与梁济运河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梁山段从嘉祥县入境，在韩垓镇的司垓村西修建提水泵站，进入黄河滞洪二级湖库区里的柳长河，再经八里湾提水泵站进入东平湖，主干线长36.14公里，其中梁济运河16.88公里。梁山境内的主要工程有：梁济运河输水工程、柳长河输水工程、两个泵站、灌区影响处理工程、截污导流工程。

邓楼泵站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第十二级抽水梯级泵站，位于梁济运河和东平湖新湖区南大堤相交处。工程任务是：自梁济运河提水穿东平湖新湖区南大堤入柳长河，以实现南水北调梯级调水目标。

南水北调中的梁济运河，是一河多用，既是输水工程，又是运河航道，按三级输水航道设计。输水航道从南四湖湖口至邓楼泵站站下，长58.252公里。其中：湖口—长沟泵站段，设计最小水深3.3米，设计河底高程28.7米，底宽66米，边坡坡度1：3～1：4;长沟泵站—邓楼泵站段，设计最小水深3.4米，设计河底高程30.8米，底宽45米，边坡同上。利用梁济运河输水结合航运沿线共需新建、重建主要交叉建筑物127座（处），包括新建支流口控制闸7座、重建生产桥14座、加固公路桥3座、提排站60座、涵洞引排水沟渠连接段处理43处。

截污导流工程，是落实国务院“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具体体现，是保证调水水质，改善工程沿线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环境的重要举措。在治理中要截、蓄、导、用并举，改善生态环境，确保调水质量。

区位优势与港口建设

梁山县地理位置优越，利用运河南水北调工程纵贯南北，京九铁路穿境而过，瓦日铁路横穿县境，且在梁济运河北端设有车站，晋煤可以在此卸下，在梁山县城北关形成北煤南运、铁水联运的中转站。为了充分利用南水北调河道航运的有利条件，借水行舟，在市场配置和政府推动下，实施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资源整合，实现运输方式的最优配置，进一步繁荣梁山经济，促进祖国南北经济的发展繁荣。经积极申请，山东省交通厅港航局、济宁市航运局在2009年12月《济宁港总体规划》中，确定在梁济运河北端建设布局合理、重点突出、协同发展的综合性现代化港区——梁山港口。

铁水联运项目，是依托国家重点工程——山西中南部铁路大通道与京杭大运河交会于梁山境内的特殊位置而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最终形成具有“公、铁、水”联运功能的综合性现代化大型物流园区。其中，铁路专用线：由山西中南部铁路大通道与梁山北站接轨，从梁山北站东端咽喉引出，出站后与山西中南部铁路并行右转进入工业站，线路总长度为9.18公里，工程占地面积440亩。煤炭物流中心工程：近期规模为运营能力每年550万吨，远期运营能力每年1100万吨;现已有翻车机2台，形成每年1500万吨的卸车能力;洗选系统规模为每年240万吨;占地面积718亩。港口作业区工程：规划建设8个2000吨级散货泊位，码头年吞吐量为1500万吨，铁矿石发运能力达500万吨，形成2000万吨的吞吐能力，占地222亩。一期工程已于2017年4月13日正式运行。二期港口工程：码头基槽开挖、墙体混凝土结构和航道17.1公里的开挖、20.2万立方米混凝土的浇筑以及膜袋护岸工程等，已于2018年10月1日，全部验收，具备了通航条件。

梁山港口产业园区建设：依托济宁港，围绕京杭运河铁水联运中心，做大做强做优港口物流，引领港口工业布局，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建成了1万亩的临港产业园，打造成了集现代物流、储存基地、互联网+金融+服务+大物流、临港工业于一体的辐射陕、蒙、晋、豫、鲁，连接京、津、冀和长三角的现代物流新区。

梁山港将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新时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吴济夫

漕运兴废与农业生态论文篇3：

宋代水利史研究综述

水利史是学界研究的热门问题之一，宋代水利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宋代水利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它在中国水利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目前学界对此已有很多研究成果，研究内容也非常广泛。

（一）、水利史

《中国水利史稿》主要研究了宋代农田灌溉、治河、漕运等方面与水利有关的内容。[1]张念祖的《中国历代水利述要》按时间顺序介绍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水利工程、治水思想、农田水利灌溉等，其中有部分内容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宋代水利状况。《黄河水利述要》主要探讨了宋代河道变迁、治河措施、农田灌溉等。[2]郑肈经介绍了河流、水利建设类型、水利职官等内容。[3]漆侠《宋代经济史》部分章节提及宋代水利，他从经济史的角度详细论述了宋代北方、两浙路、江南东路、福建路等地区的水利事业的发展。日本学者长濑守在《宋元水利史研究》中提出水利共同体理论，他认为：“水利共同体包括上至国家下至农村各基层单元的水利社会。”成岳冲认为“宋元时期是宁波地区水利事业的迅猛发展时期，也是古老共同体在水利事业中所起作用的强与弱、褪色与回流的的激烈交替时期。”[4]

冀朝鼎考察了水利对中国历史经济区的影响，乃至对于整个政治区域发展与变化的关系。[5]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宋代水利史。姚汉源论述了我国1949年前历代水利事业的发展，着重对各种水利建设的兴衰及其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展开分析，并对宋代水利史也有较为细致的介绍。[6]

（二）、水利管理、治河体制与治河思想

目前学术界关于水利管理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宋。冯鼎对北宋水利机构、水利管理等内容展开了细致研究。[7]牛楠考察了北宋都水监机构设置、北宋都水监的职能、北宋都水监官员的选任与转迁、北宋都水监治水体制衰落的根源等内容。[8]

张俊飞认为宋代非常重视江南地区的水利发展。[9]康武刚认为宋廷调拨军队参与水利工程建设，极大补充了水利事业所需的劳动力。施正康考察了宋代两浙地区水利工程建设及其人工经费来源问题。张家驹探析了宋初治理黄河、整顿运河以及杰出的水利专家陈承昭、宋初水利建设的特殊意义等内容。[10]朱汉明的《试论宋代的水利事业与水利发展》论及宋人对水利重要性的一些认识，对水利灌溉技术与管理、宋代的治水模式进行了细致研究。

王琳珂从政府的角度对北宋的水利建设进行探讨，并紧紧抓住了北宋政府水利建设的特性，但对水利技术层面的内容探讨有所欠缺。马玉臣探讨了熙丰兴修水利的劳力问题、熙丰农田水利建设的经费问题等。武会丽探析了元代浙西地域的地理状况以及水灾、浙西地区的水利建设、水利工程的影响、水利学家的治水思想等。[11]邓小南重点研究了地方精英对水资源的管理和经营，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宋代水利。[12]李华瑞研究了北宋的治河政策、治河与边防等。李华瑞、郭志安认为：“宋廷已将行政升黜、经济赏罚乃至刑事制裁等多重手段综合加以运用。”[13]日本学者吉冈义信的《北宋黄河史研究》和李华瑞的《北宋治河管理机制述论》也论述了奖惩机制对于制约和激励官员勤于河政发挥了极大作用。苏兆翟研究了北宋水患状况、河道管理、司法管辖、治河体制等。王军的《北宋河议研究》研究了唐末五代至北宋的黄河河患，探讨了北宋仁宗、神宗、哲宗三朝河议的嬗变。任贵松对埽所展开细致研究。

叶坦《王安石水利思想探微》探讨了王安石的水利思想。程启贵《苏颂水利思想初探》将苏颂关于水利方面的成就进行整理研究。孙伟儿认为王安石是一个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的改革家。[14]刘治立论述了范仲淹兴修水利的举措、范仲淹的水利思想等内容，认为范仲淹的治水思想，在中国水利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刘春燕的《元代水利专家任仁发及其<水利集>》介绍了任仁发的生平、治水思想和其著作《水利集》。周魁一考察了任仁发的生平和治水经历。[15]桑润生研究了吴淞江的水患，还总结回顾了任仁发的治水方案及其治水活动。[16]

（三）、水利与生态环境

随着生态环境史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学者对水利环境的研究也不断加深。陈艳探析了宋代淀山湖地区区域社会发展和水利开发之间的关系。[17]钱克金、张海防认为“就宋代太湖地区水涝灾害的骤增，固然有气候的反常、人口的集中、田产的密布等诸多因素，然水利修建的局限也是一大因素。”[18]庄华峰研究了江南圩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内容。[19]学界在注意到农田水利开发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环境本身的演变。陈雄认为“宁绍平原湖破围垦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社会发展、人口增加造成的，同时也是本地区区域水利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20]

周卓怀认为河患和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有着密切联系。[21]邹逸麟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探析了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李相楠考察了有关水环境及生态环境的问题。[22]陈曦以水利、族群、民间信仰为中心对宋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与社会问题有详细论述。[23]桑润生认为太湖流域历史上频频发生水患的原因是其天时、地理和人祸。[24]聂传平以环境史为主要研究角度，探讨宋代自然环境和不同地区人群的互动关系。[25]

学界对于宋代水利史的研究取得了較为丰硕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对以浙西地区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的研究较突出民间势力在水利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而相对忽略了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研究有关宋代水利史的问题时，也应横向考察辽、西夏、金的水利活动，或纵向将其和汉唐元明清等朝代水利史相比较，较为全面认识宋代水利史的地位与面貌。

参考文献：

[1]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编：《中国水利史稿》（中册），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

[2]《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年。

[3]郑肈经：《中国水利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版。

[4]成岳冲：《浅论宋元时期宁波水利共同体的褪色与回流》，《中国农史》，1997年1期。

[5]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6]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

[7]冯鼎：《北宋水利管理考述》，四川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

[8]牛楠：《北宋都水监与治水体制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9]张俊飞：《宋代江南地区水利建设经费来源讨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0]张家驹：《宋初水利建设》，《历史教学问题》，1954年第3期。

[11]武会丽：《元代浙西水利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