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碰撞融合管理论文

作者简介：雷洋（1994.09-），男，汉，贵州省黔西县，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方向：历史学。张正勇（1992-），男，汉，贵州省黔西县，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方向：历史学。黄瑶（1993.06.11-），男，汉，贵州省黔西县，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方向：历史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价值碰撞融合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价值碰撞融合管理论文 篇1：

文化安全视阈下文化产业的价值选择与融合

摘要：从文明发展和创新的角度而言，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有目标上的一致性，在其实现过程中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种辩证关系在当前文化产业的价值选择与融合过程中表现为：对多元文化体系包容程度的错位与交杂；对跨边界、多领域“融合”的态度存在偏差；对“融合”与“维护”的度量标准难以确定。而要完成对这些悖论的消解，则必须在诸多价值体系中进行取舍与融合。这一过程既要迎合市场机制的效益驱动，也应包含不同文化体系在认同空间上的拓展。因此，从市场效益与文化安全两个维度构建起文化产业价值融合的复合式路径，不仅是社会各个领域在跨产业平台的竞争、合作、共生中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亦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物质支持和价值引导。

关键词：文化安全；产业融合；价值选择；文化产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时间的内化与表征：消费文化构建的新视域”（项目编号：13CZX013）

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古已有之。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安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为学界所关注和重视。我国更是从21世纪初才开始越来越公开和集中地讨论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包括文化安全在内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①。站在非传统安全的角度来看，所谓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文化生存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②。它是一种对特定文明体系加以维护的安全状态，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文化安全已经突破了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枷锁，进而融合了社会发展、文化认同、意识形态安全等诸多元素。可以说，文化安全在本质上代表着一个国家文明发展和创新的水平。

如果说文化安全是从价值体系的维系与创新来完成对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条件诠释”，那么文化产业的使命则毫无疑问是通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来给予“动力支持”。然而，旨归上的一致并不能消解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当前学界的诸多研究主要关注于文化及其产业价值多元化与随之而来的文化安全问题之间的种种悖论，现实的情况却是文化产业正以跨区域、跨产业、跨文化的多形态融合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而这将给文化安全的维护提出新的挑战。本文尝试突破以往关于文化安全和文化产业的二元关系悖论，将市场的效益机制因素引入其中，以打开文化产业价值选择之新路径。

一、耦合与偏差：一组殊途同归的辩证关系

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是一对既耦合又时有偏差的概念，厘清两者的关系对本文的论述至关重要。尽管二者最终的目标指向具有高度的吻合性，但在其各自的旨归达成过程中却仍然难免会存在许多彼此冲突的因素。总体来说，他们之间呈现出如下三种逻辑关系。

1. 价值取向的对立与统一

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是否具有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是衡量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换言之，二者对于“优”、“劣”判断、取舍的标准是否一致是探讨“维护—发展”这对矛盾的起点。刘跃进以处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三大关系的分析为基础，提出对待文化安全应采取“‘民族性’与‘先进性’综合考虑的思维方式”，而衡量文化产业发展成果的标准亦是如此③。胡惠林同样指出，“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并不是要搞文化關门主义，而是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文化利益出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实行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适度准入”④。

当然，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在价值取向上并非严丝合缝、毫无矛盾。文化安全必须以主流价值判断标准作为维系自身合法性的根据，这意味着对文化安全的维护客观上必须小心翼翼地遵从统治阶级之意志，只能在相对有限的空间内对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行批判、变革。而文化产业在价值的选择上则更为灵活，多元化甚至是其不可或缺的发展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相互碰撞与交融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阶段和本质需求。同时，作为市场运行准则下的交易主体，当文化产业面对多元利益的冲突时，很难不悖离道德的约制，或屈从于阶级意识的支配。换言之，文化产业在价值判断的标准上同时受到市场的“唯利主义”和政治的“权力主义”的双重影响。正是由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受制于双重的价值体系，它在不断对自身的价值取向进行调整，从而适应时代发展之需的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或吻合的反复交替。

2. 关系的互动与背离

当前研究相对较多的一个方向是：致力于探求维护文化安全与发展文化产业之间的互动机理，以期实现文化产业与文化安全共赢的效应。文化产业最终以物质的形式输出其产品，而其产品与其他产业不同之处在于必将接受意识形态的塑造。因而文化产业在传播文化产品之时同时承载着文化产业的多元价值内涵（内涵着意识形态），在这些多元价值内涵中，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判断标准对文化产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甚至可以说，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而文化安全一方面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文化产品向大众输送其意识形态价值，通过形成两者的互动机制实现文化产业与文化安全共赢的效应；另一方面维护文化安全将进一步保障文化产业顺利发展。文化安全有其自身的预警机制，当文化产业在意识形态功能发挥上出现偏差或者错位，二者间的背离效应就会被无限放大，即因文化安全破坏而导致文化产业凋敝。

另外，从二者的互动机制角度出发，文化产业的发展既需要直接的政策引导，也需要间接的消费引导。两者之间既互相促进，又有可能在特定阶段互相冲突。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并不仅仅作用于文化产业发展自身，同时也会不断影响文化安全的各个变量。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治理需求，最终在二者的取舍上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时而异的选择影响着文化安全各种因素，最终形成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如何判定这些变量在影响力上的权重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难题。

3. 功能的一致性与冲突

文化产业的主要特殊性在于文化，而文化内生于国家、民族的生存现状和未来发展态势。当今的文化产业应在挖掘维持自身文化基因的同时，寻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顺应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之势。然而，在全球化与多元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安全不得不面对传统与现代性的抉择，不得不解决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平衡问题。既要防止本土文化殖民主义，又要尽量解构产业边界，在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的同时，汲取跨国界、跨产业的物质、技术、文化资源。然而，无论是物质抑或是精神形态的多元化，其本身就内含着对现有资源与空间的争夺。文化产业打开其边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意识、精神文化、思想观念不断为争夺文化主宰权而互相博弈，客观上这势必会给文化安全带来种种隐患。诚然，文化产业与文化安全在总体功能上都是为了推动文化“财富”的增加，但这并不能抹杀二者在两个“度”上的冲突：一是对价值体系内多元化程度的诉求差异；二是由此而产生的对政府规划与政策在开放程度上的差异。

目前学界对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基本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然而，这种宏观的认识并不能充分符合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运用这些认识来指导文化产业融合这一时代课题。文化产业的多形态融合不仅是文化产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途，同时也给文化安全的维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外部性”与悖论：三个相互关联的取舍难题

全球化浪潮对各国经济的席卷过程本质上包含着多元化的价值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产业不仅是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担负起表达意志、传播文化的使命。当一国的文化产业无法有效传播其特色文化时，就可能会出现对“异族”文化的生搬硬套和盲目崇拜，进而影响到国家文化安全。这种由于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速度滞后而导致的在文化及其相关领域中不断递增的移植、替代和排异效应，就是文化产业对文化安全所造成的“外部性”。

文化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兼具市场盈利和推动文化传播的双重属性，这使得其产业活动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这种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容易引起不同层次的文化安全问题。当一国的文化产业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劣势时，很容易产生从文化产业核心层到外围层的文化不安全因素⑤。二是产业集约性所带来的异质文化的消解。当一国文化产业处于快速演化过程时，很容易出现为追求集约化程度、高增长率而促成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文化元素的去异质化现象。这在客观上会抑制地方文化的生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造成文化竞争能力和水平的下降。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于文化产业的跨界融合。这一过程不仅涉及产品与技术的融合，同时也包含了意识、观念、价值等精神文化的融合。与这一复杂过程相伴而生的还有文化产业演化中固有的外部性特征，当外部性不断与各种融合元素交织作用时，就会表现出维护文化安全与推动文化产业融合所存在的三个悖论了。

1. 对多元文化体系包容程度的错位与交杂

文化产业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性和意识形态性使得它在发生融合的过程中，往往会采取矛盾而又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文化产业要发挥其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就必须以资本的形式对文化元素进行改造，从而谋求其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无论是产业的集约化发展还是资本的开放空间都决定了文化产业融合必须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去意识形态性。文化产业融合在本质上具有打破价值观边界，将非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其产品和服务的倾向，从而为不断提高效益提供可能。但另一方面，文化融合也不可能完全脫离主流价值观的束缚。无论是融合型产品还是融合型技术，在客观上都要依托于以主流价值观为引导的产业发展政策，而对主流价值观的完全依附在客观上又会造成产品与技术上的同质化现象。上述两点就形成了文化产业在面对多元文化体系时摇摆不定的态度。

同时，由于文化安全的实现既需要确立起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合法地位和统治地位，又在形式上不得不依赖文化产业发展所提供的物质、精神成果。而文化产业融合的进程则是这组矛盾在文化安全上的充分体现。文化产业融合既可以通过对多元文化的借鉴来提升一国文化实力，从而为保障该国文化安全提供物质、精神文明成果，同时又有可能招致异质文化的入侵。这也就使得文化安全在面对多元文化体系时往往不得不在借鉴和抵制之间左右徘徊。

2. 对跨边界、多领域“融合”的态度存在偏差

文化产业融合在客观上是对原有产业边界的解构，只有在技术、文化、法律、意识等不同领域内更多地借鉴“舶来品”才能完成对原有产业框架的结构性调整。然而，这一诉求与维护文化安全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在实际中则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现存的文化贸易体制存在大量的制度性障碍，阻碍了文化产业融合所必须的交流与沟通环境的形成。由于对在地方文化贸易中自由裁量权的严格约制，对文化贸易的制度供给也主要由中央完成，地方政府与文化产业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其结果必然是文化融合的水平和范围往往与实际需求、融合条件、资源配置状况相脱离。文化产业融合的进程非但没有得到提高，相反还往往因为误判或错过融合条件而导致文化竞争力的滑坡，从而给文化安全带来更多的威胁因素。

二是过度追求文化产业的融合速度，对于融合对象不分良莠地加以借鉴，给文化安全的维护埋下了隐患。由于文化产业融合已经成为了时代之需，这使得产业主体和政府主管部门很容易产生盲目的融合意愿，对于跨平台的产品、技术、价值认同标准等究竟能否与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水平和模式相适应缺乏严谨的考证。文化产业这种急于达成融合的愿望既可能造成文化产品在融合技术和标准上的失误，也会导致大量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未经筛选而涌入并充斥我国文化市场，在降低文化安全系数的同时也动摇了文化产业融合的基础。

3. 对“融合”与“维护”的度量标准难以确定

文化产业融合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能否成功完成时代赋予的产业演化使命，其根本在于如何在现存的框架和边界之内小心求索，寻找夹缝中的变革空间。这个过程说到底，就是对原有边界解构的“度”的把握。从它与文化安全的关系来说，就是要确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对原有体系进行突破和变革，才能既推动融合的进程又不会给维护文化安全带来威胁和影响。然而，这一过程既没有先例可循，也不存在现成的理论或技术工具。

按照解学芳的观点，从文化安全的视角来看，发展文化产业的“度”涉及一个“文化流”的问题⑥。换言之，也就是国际文化产业在技术、资源、价值标准等内容上的交流和互补。然而这个文化流动的过程本质上却遵循对强势文化彰显，而对弱势文化消解的基本规律，因此，“文化流”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是有益的，但同时也会影响到国家文化安全。因此，客观上还需要把握这个“流”的“度”。

而从文化产业融合的需求而言，也需要把握对文化安全加以维护的“度”。文化安全对文化产业融合的制约也可以看作是对“资源流”、“制度流”的控制和管理。由于文化产业融合所依赖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产业发展政策都服从于维护文化安全的大前提，因此对一国的文化安全究竟应该维护到什么程度就决定了产业发展环境优劣、制度扶持水平的高低。所以对文化安全的保护应该控制在什么“度”上，绝不能依赖单纯的意识形态控制需要进行主观臆断，而是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不同阶段产业融合的水平、需要和本国文化在國际竞争中的现状来制定一个明确的标准。

三、价值选择与融合：以效益为引擎的认同空间

文化产业融合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从产业的外部诱因来说主要包括：全球化浪潮、多元价值观竞争、政策管制的削弱、自由企业制度等。与之相对应的，文化产业为迎合融合的需求，客观上也必然会对自身的价值体系进行调整，甚至是对社会系统中原有的主流价值观进行改造。这些迎合与改造的行为是整个产业在多元价值观影响下进行的调整与自适应，其中既包含了技术的移植和借鉴，也包含了价值观领域的选择与融合。笔者认为，由于“外部性”所呈现出的悖论关系，在诸多价值体系中进行取舍与融合始终是整个产业演化发生的前提和基础。而这一过程则既要迎合市场机制的效益驱动，也应该包含不同文化体系在认同空间上的拓展。

1. 市场价值的激励与推动

从演化机理来看，文化产业融合是产业系统顺应市场规律对自身进行的调整和改革。因此市场的价值取向对于文化产业融合而言必然处于价值序列的第一位。对经济效益的追逐始终是文化产业融合的基本动力和发展引擎。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产业融合对市场价值的遵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跨产业竞合是文化产业融合依循市场价值来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文化安全的动力之源。文化产业融合从本质上来说是产业演化对市场竞合规律的一种适应，是在不断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加强文化安全的防卫能力。因此，表现形态上，文化产业融合就是要通过跨区域、跨产业、跨平台的资源整合和技术交流来不断促进开放式竞合机制的成熟。一方面促进产业主体之间的竞合关系从产业系统内的封闭式竞争向产业系统间的开放式竞争转变，另一方面为产业主体间展开“多层次复合式竞争”创造条件。

所谓“多层次复合式竞争”是相对文化产业现存的线性竞争形态而言的。在传统的文化产业边界不被打破的条件下，产业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主要是在封闭的产业系统内，在技术、成本等领域间线性的竞争—合作关系，企业之间的互动始终是正熵。而处于开放系统中的产业竞合却会围绕着三个主要的层次展开并不断加剧演化，从而形成多层次复合式竞争。第一个层次是各园区、基地的文化产业企业在产品、价格、质量、服务、品牌等方面的竞争，这是相对而言比较常态的竞争内容，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时刻发生着；第二个层次的竞争是一部分文化产业企业正在努力实施的，主要是在技术创新、工艺改造、投融资手段等关系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对原有产业链和产业关系不断拓展、完善而形成的竞争；第三个层次的竞争相对来说较少，属于新兴的竞争形态，即企业文化上的竞争。

总之，只有通过跨产业竞合才能打破现有的产业边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在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为本国传统文化的保存、新形态文化产品的输出提供动力支持，为文化安全建设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其次，“共赢共生”是文化产业融合求索市场价值的旨归。文化产业是投入少、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其巨大诱惑力不仅仅体现在直接的经济效益上，更表现为较强的产业牵动性和“波及效果”。文化产业融合对市场效益的追求，首先就应该立足于对文化产业结构在市场化程度、国际化程度、产业化程度和社会化程度等方面的提高。既要打破传统的产业边界，让多元化、跨区域的生产要素在更低的市场准入门槛上促进文化产业在效益增长方式上的革命，也要带动与之发生融合、共生关系的其他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对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牵引作用。要保障“共赢共生”的价值观定位就必须在打破市场条块分割和行业垄断的同时，实行不同的运营模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培育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相互支撑的产业化经营的市场主体。而加快文化产业的开放性创新发展机制，尽快形成社会化的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则是达到这一定位的重要途径。

最后，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接轨为文化产业融合提供秩序保障。文化产业融合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过程，它在追逐市场效益的同时，客观上也具有维护稳定的市场秩序的功能。不同于单个主体对利益的盲目追求，文化产业是以社会生产、供给、消费的整体性结构的身份参与市场活动的。因此，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就成为贯穿文化产业融合过程始终的一个基本责任。文化产业融合所追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矛盾的统一，而不是二律背反。尽管，文化产业只有在不断追求它的产业经济效益中，才能求得自身生存的活力和创造自己的发展条件，但文化产业融合本身就包含了对社会多个领域、不同层面生产要素的组合过程，其社会责任所涵盖的范围和内容要远远超过其他市场主体，其社会责任对市场秩序的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文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者是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狭隘的割裂文化产业融合中的市场价值属性和社会人文价值属性，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人为地进行对立，就会破坏文化产业融合所必须的市场秩序。

2. 人文价值的选择与引导

文化产业天然所具有的人文属性是文化产业区别于一般产业的根本特质。文化产业融合能否完成产业发展方式上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历史使命，从本质上来说并不完全依赖于对市场价值的依循。从文化产业所具有的人文特殊性的角度而言，对植根于产业演化轨迹中的文化规律能否形成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是其进行规模化生产与创造性劳动的重要前提。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安全的角度而言，文化产业的融合不仅应具有市场价值取向，而且要具有社会人文价值取向。这种人文价值的选择与融合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促进民族文化自觉是文化产业融合的价值目标。民族文化的自觉程度不仅决定了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决定了产业融合过程中对本国文化安全的保障程度。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说，在文化产业融合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本族”与“异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的态度：一是无视或弱化民族文化自觉的价值和意义，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依靠对民族精神的解构来获得产业融合的市场效益。这种倾向往往过分追求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市场效益，同时又对本民族文化所秉有的民族精神既不了解也不屑挖掘，其结果是文化产品中充斥着对民族精神的消解与鄙夷。另一种倾向则与之截然对立，“得意于本国文化的同时也轻视甚至蔑视异国文化，在心底特别警惕并提防本族或本国文化受异域文化威胁和侵蚀”⑦。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使得对产业边界进行解构的需求不足，产业系统过于封闭，文化产业融合的进程陷于双重危机的夹缝：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低下，民族文化亦缺乏时代生命力。

其次，危机意识与国家文化安全是人文价值取舍的基本衡量标准。文化产业融合的对象纷繁复杂，其价值取向也往往大相径庭，因此在融合过程中要建立并不断完善系统化、科学化的考量标准。其中，最基础、最根本的衡量标准就是对文化自主权和文化安全的维护程度。在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从文化安全的角度来说，这些碰撞与冲突实际就是对文化自主权的争夺。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所涉及的不仅是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价值系统，更是在推进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中不断对其过程进行反思、判断和定位的基本标准。出于不同阶段文化安全的考虑，在融合需求的分析、融合对象的判断甚至所采用的融合的技术路线等方面都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由不同的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的价值评价体系所决定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产业融合是与全球化进程同步的一个过程，因此其涉及的主体关系并不限于一国主权范围内。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家决策者对于社会整体发展环境和背景的分析和判断，进而决定了对文化产业系统开放程度的决策。摒弃危机意识，忽略国家文化安全不仅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会使文化产业在融合对象的选择上陷入盲目。

3. 价值融合的复合式路径

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融合之间所固有的内生性悖论决定了：单一的价值体系无法为文化产业融合提供考量和选择的标准，对市场效益的追求与对文化安全的维护是文化产业融合在价值选择过程中不可偏废的两个维度。以此为线索，笔者建构起文化产业价值融合的复合式路径，如图1所示。

（1）从国家文化安全这一维度的价值体系建构而言，其价值诉求的根源是来自于对民族文化自觉的要求。二者之间既相互作用，又会共同形成对社会规范加以约束的合力，并在此基础上赋予文化融合以人文价值的使命，即科学、和谐地处理三组文化關系：传统文化的维护与其活化之关系；民族文化之续存与全球化、世界化影响；主权文化之保障与多元化的碰撞、竞争。在这三组文化关系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会存在大量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权益博弈，其中影响较大的因素包括政府的政策规划、企业对人文价值和社会责任的自觉和承担、公众对文化自觉、文化大发展的参与。从国家文化安全的维度出发，价值选择客观上应当有利于现存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改造。也就是说，文化产业融合从社会责任和文化自觉的需求出发，既应当以国家安全为基本前提，也应当包容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争夺，从而实现价值体系重构之旨归。

（2）从产业演化、发展的角度出发，产业融合首先意味着产业边界的解构与重塑，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对产业系统开放性的改造。惟其如此，才能实现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开放性这两个目标的有效结合，也才能实现对市场价值求索方式的结构性变革。由此出发，产业边界的解构首先依赖于跨产业的资源流动和竞合关系的建构，而产业边界的重建则依赖于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产业主体间新型共生关系的建构。

上述两个维度的价值体系均服从于发展文化产业、促进产业融合这一根本目标。同时在产业融合不断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对这两个维度价值体系加以糅合的催化作用。只有在跨产业平台的竞争、合作、共生中推动社会各个领域内的文化自觉，才能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物质支持和价值引导。

注释：

①③⑦ 刘跃进：《文化安全的三种思维方式与政策导向》，《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3期。

② 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3页。

④ 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

⑤ 张玉国：《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71页。

⑥ 解学芳：《文化安全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悖论及价值选择》，《理论与改革》2004年第4期。

作者简介：林凇，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1；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043。

（责任编辑 胡 静）

作者：林凇

价值碰撞融合管理论文 篇2：

水西彝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融合研究

作者简介：雷洋（1994.09-），男，汉，贵州省黔西县，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方向：历史学。

张正勇（1992-），男，汉，贵州省黔西县，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方向：历史学。

黄瑶（1993.06.11-），男，汉，贵州省黔西县，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方向：历史学。

熊付（1992.09-），男，苗，贵州省黔西县，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方向：历史学。

指导老师简介：程永奎（1969—），贵州六枝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摘要：水西作为彝族地方统治政权存在时间最长的地区，其历史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关联。通过对水西彝族历史文化的追溯及其与汉文化的碰撞融合研究，大概了解水西彝族文化风貌及其因汉文化影响而致的历史文化变迁。明朝奢香时代为彝汉文化交流的高峰期，促成了水西文化的基本形成，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彝族历史地域文化，是为文化融合之典型。而其中制度文化将水西彝族的个性展现得尤为突出，具有三大特点的土司制度在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弭，改土归流是制度文化的变迁，也是彝汉文化碰撞融合的又一高潮。

关键词：水西彝族；水西文化；文化碰撞；改土归流

一、 历史记忆：水西彝族简史及其文化风貌浅析

（一）同源异流：族群历史文化追溯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彝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也是我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其中贵州彝族人口约占全国彝族人口的10%，主要分布在黔西北一带，古水西地区就是历史悠久的彝族聚居区，也是独具特色的彝族地方政权。彝族历史源远流长，又是一个支系繁杂，地域性明显的民族，彝族在“共同的文化表现形式下，各支系文化表现出了明显的个性”。[1]水西作为彝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民族政治区域，虽和整个彝族同源异流，但其也保留着独特的个性。水西来历有史可考，据《三皇五帝年表》记载：“宋末元初以鸭池河为界，将贵州分为水西和水东两部分，因慕俄格的政治中心在水西，所以水西词就演变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区域名称。”水西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区划，追根溯源，其政权兴起于汉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彝族罗甸国君长妥阿哲（济火）助诸葛亮南征，被封为“罗甸王”。据贵州《大定府志》记载：“今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水城诸地，凡安顺以北、四川宜宾以南一带，周初期为卢夷之国，其君称徵”。[2]其地域与后来的水西故地基本一致，因而水西地域实质要从罗甸水西王国开始算起。其开国君长勿阿纳开始建立政权，统治了以水西为中心的大部分地界，这是水西文化的本源，而蜀汉时期的妥阿哲（济火）则奠定了水西作为彝族方国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基础，也奠定了顾全大局、爱国统一的民族文化基石，固其是水西文化的奠基人物。据《西南彝志》记载其开国君长勿阿纳约与汉光武帝刘秀晚年同时代，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安胜祖逝世，乏嗣，此后推行改土归流，水西土司政权历时长达1474年，而水西作为独特的政治区划实质上存在了几千年。只是直到783年皮逻阁建立南诏奴隶制政权为止，各彝区的差异性并不大明显，直到之后贵州出现罗甸等奴隶主集团或政权才为后来贵州水西、水东相对独立的彝区文化单元奠定基础。

然“水西”之名，最早也仅溯及到《元史》。《大定府志.旧事志》：“额规，普色盖当宋之末造，复侵有贵州，乃分其地有水西、水东二部”。[3]所以水西在历史上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晰的行政区划，只是在明代起才有一个基本轮廓，甚至名字都是元代以后才出现的。但无论怎样，水西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区域和文化单元由来已久，水西彝族在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内，在黔西北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区域内和中央王朝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一个地区主体民族就同中原汉族发生各种交流，伴随着的是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二）水西彝族文化简析及早期彝汉文化交流

水西彝族作为整个彝族的一支，其有着鲜明的支系性和地域性特点。我们说，整个彝族不同于中原汉族文化，相较不以发达的物质文明为特征，而水西彝族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彝族文化，其是整个彝族文化体系的一环，同时有着自己浓厚悠久的历史积淀，在婚丧、礼仪、信仰等诸多文化元素上形成自己鲜明的特点。

前提及水西文化的渊源当溯罗甸国君长勿阿纳时期，从勿阿纳开始建立政权，统治了以后的水西地区和贵州大部分地区，这当是水西文化的本源。而蜀汉时诸葛亮对妥阿哲（济火）的封赐，奠定了水西作为彝族方国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基础，同时奠定了顾全大局，爱国统一的民族文化。因此说勿阿纳是水西文化的开拓人物，妥阿哲则是水西文化的奠基人物。后继者将水西文化一代代传承下来。到了明朝，在奢香夫人及其后继者的努力下，才促成了水西文化得到极大的丰富，终于形成独具特色的彝族历史地域文化。后来的改土归流则是彝汉文化碰撞的典型，它影响了水西的经济形态和社会进程，彝族文化走向衰微。

将水西文化分解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方面加以考察，更能发现其区别于其它文化的特征。当中彝汉文化交流并融合碰撞的轨迹和特征也更加明显。

物质文化方面，水西物产丰富，其中水西的漆器、咂酒、水西马尤为著名。其中水西马是贵州名马种之一，元朝时期水西是元政府的军马场之一，“明朝洪武年间水西就向中央王朝进贡或交易水西马达35次之多”。[4]水西咂酒在贵州也很有名，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有诗赞曰“万粒明珠一瓷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龙抱起擎天柱，吸得乌江水倒流。”叹的便是彝族咂酒之魅力了。另外，交通和建筑方面也有奢香夫所开辟的龙场九驿及后裔所建水西十桥和大方宣慰府、九层衙门作为代表，具有明显的彝族古代文化特色，也隐含着彝汉文化交流的轨迹和倾向。

制度文化方面，水西地区长期实行土司制度，其主要有三个特征，政权与族权相结合的“宗法制度”，军政合二为一的“则溪制度”，以及以“九纵九扯”为特征的职官制度。其中则溪制度的特征最为突出，其“是水西文化的主要特色，也是最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一种制度文化”。[5]实质上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做法，其统治者兼有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双重身份，监管军事和民政，而平民也有农民和士兵两种职能和双重身份，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

精神文化方面。“从总体上说，水西文化体现了以彝族传统文化为主体，以彝汉文化交流为主线的格局”。[6]水西文化崇文而不僵，尚武而不怠，崇尚先进文明而不固步自封，爱好勇武而强调开发进取，这就使得如济火、奢香等众多统治者有着战略前瞻性眼光和政权的整体意识，对彝汉文明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在重大历史关头被迫进行抉择时，为长久打算而作出必要的放弃甚至牺牲，这也是水西政权得以保存并发展一千四百多年的原因之一，自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深明大义的爱国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是在早期的彝汉文化交流中得以开创并传承。然而彝汉文化交流应从明朝奢香夫人谈起，这一时期水西彝族文化和汉文化发生交流融合，最终促成了水西文化的形成。

二、 奢香时代的彝汉文化交流

彝汉文化交流的主线具体到水西彝族上来，就更能体现这种由文化碰撞融合而带来的社会变迁。这与当时中央政府的延边政策息息相关，包括水西彝族在内的整个西南彝区，以明清为文化交流的界点。明清以前，彝汉文化交流多是彝人对汉人的影响，汉文化吸收许多彝文化的成分；明清之后，汉人移居彝区的数量增多，伴随着对地方的开发，彝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应当明确，作为“圈外”或“化外”的彝族地方文化并没有在国家文化权力的渗透下消失，因为无论影响的倾向性如何，这种交流都具双向性。以明朝奢香时代的彝汉文化交流为例，彝汉文化交流反而促成了水西文化的形成。两种文化产生了冲突、磨合、交流，最后融合，“开始一种新的文化的创造，而这种创造是一种双向的流动，双向的选择，从而也就没有所谓主流文化对‘圈外’吞食”。[7]同样，彝族文化也存在对外适应性，彝族与汉民族发生交往，尤其是产生激烈冲突的时候，作为发展阶段较低的彝族文化要逐渐适应发展阶段较高的汉文化，只是这种文化适应不能理解为文化代替，“彝族文化由缓慢的变迁进入剧烈的变化阶段，这种变迁存在着传统文化的衰落和外来文化的移入两方面的对立统一”，[8]这种对立统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两种文化文明程度造成的文化交流的落差。

水西由奢香夫人当政时期为彝汉文化交流的高峰。奢香夫人深受马烨毒害而不举兵泄私愤，看透其企图寻求借口以便武力消灭土司而代以流官的政治阴谋，对力主报复的四十八部土目陈述利害，言：“反非吾愿，且反则歹得天兵以临我，中歹计矣！我之所以报歹也，别有在也”。[9]“别有在”也即是采取告御状伸冤的方式，这正是继承并发展了水西彝族深明大义、识时务而知进退的历史传统。内附大明朝，避免了水西动刀兵而伤黎民，客观上一定程度的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奢香当政时注重改善交通，组织人民凿山开路、修建驿站，从而将云、贵、川、湘、桂几省分治地域联结起来，沟通周围四省，联系“大西南”，突出贵州的战略地位，客观上为贵州建省准备了条件，也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10]交通的改善大力促进了水西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为文化交流、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便利，也可以视作早期彝汉文化交流的例证。

在交通改善的基础上，奢香夫人时期水西彝族还重视学习和引进汉族文化，加强和促进了彝汉文化交流。奢香夫人带头派遣子弟进京学习，在其带领下，水西各土目甚至乌蒙、芒部各土司多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中央也在水西置儒学、设教授，文化交流热烈频繁。这一时期，彝汉文化交流以相互融合为主导。受汉文化的影响，水西彝族开始重视文明财富的积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出现了《西南彝志》等彝文典籍的集大成者。这时彝汉文化文化交流融合更多的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此时水西地区出现了彝汉双语并行之局面，且在当时彝汉双语互译成为一种时尚。今大方存水西文物《成化钟铭》 《水西大渡河建桥碑记》 《千岁衢碑记》都有彝汉双语并刻，可作一佐证。当时在国子监读太学的土司子弟将彝语彝文带入京城，国子监所属的四夷馆据此编成《华夷译语》，可谓迄今为止最早的彝汉文互译工具书。[11]可见当时彝汉互译的风尚。其次是水西地区广设学校，汉儒之学勃兴。水西民间将“读汉书”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并出现了水西教育史上的第一个进士张谏。在水西官制中，无论是最高层次的“苴穆”还是地方“则溪”和司署都有许多汉族人士参与，这与民族狭隘性、排他性的淡化和彝汉文化深入交流是分不开的。反映在生活习俗上，汉族的二十四孝故事被译成彝文广泛传颂，后来在丧葬上应朝廷要求改火葬为土葬，普通百姓读汉书仕科举、作诗撰文。同时也反映出彝汉文化交流的倾向性，虽是双向影响，但更多的是汉文化强大辐射作用下水西文化的变迁，只是表象为文化交流融合的大潮，也体现出水西文化的对外适应性以及水西人兼容并蓄的性格。

奢香时代的彝汉文化交流主要倾向为文化融合，水西彝族吸收汉文化促成水西文化的最终形成，而到清代康乾时期水西地区的改土归流则主要是彝汉文化交流的碰撞方面，水西的制度文化变迁。

三、 改土归流：制度文化及其变迁

两种文化相碰撞，落后的一方总是吸收先进一方的文明，先进一方的文明也总会受到落后文明的影响，双方会有一段碰撞融合的过程。水西地区彝族文化和汉文化的碰撞结果在这里主要体现为改土归流。两种制度的更迭，土司制度受到流官制的强势冲击，在长期存在的土地上渐渐隐没，流官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得以在水西地域上建立，从宏观上看对彝区是一种解放、一种进步。

彝汉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民族隔阂是一个顽疾，历朝历代西南彝区就是中央政府的边患，因而历代中央政府对边疆无论是文化施教、武力征伐还是推广垦殖，都是为了解决“夷患”。和大小凉山不同，水西彝族和汉族来往密切，明朝奢香夫人时即为第一个交流高峰，到清代改土归流前夕文化同化融合程度亦更深矣！无论是土官制度还是流官制度都是当时的封建王朝的沿边政策，只是由于彝族社会发展缓慢，所以才会短时间内发生制度更迭，文化碰撞也更烈了。

土司制度是我国古代边疆政治的一种特殊历史产物，是一种封建的政治制度，其经济基础是封建领主制经济，实质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相妥协而产生的权利结构或政治制度。土司制度“以土官治土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地方自治制度，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推行的间接统治。一般认为，土司制度渊源于汉晋时代，元朝初具规模并最终形成，在明代得以完善，衰败于清朝。在水西地区，蜀汉时期诸葛亮曾封济火为王，后有“济火碑”记载，这可能是最早的类似于土司的政权形式，说明水西地区的土司制度推行较早。但土司制度也并不是单一的“以土官治土民”，它是结合彝族家支单位的等级制度而存在的，事实上是土司与家支势力共同实现统治，所以显得比较特殊。就水西土司而言，也形成自已统治的特点。它有以下三种统治方式：一种是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即“政权与族权相结合，核心就是确保君长地位继承的世袭特权，君长是最高家族长，在统辖范围内有行使政治、军事、祭祀以及经济等权利的最高地位......”，[12]可见，宗法制度是一种家族统治，族中大权只适用于一姓，在利用联姻等方式联系异姓，使得统治区域内形成一个大的家族系统，政权与族权合并为一，以家支为纽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在宗法制政权下，水西地区形成了“十二宗亲，四十八目，一百二十骂裔，一千二百夜所”；一种是则溪制度，以血缘为纽带的基础上在结合地缘，将军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共同构成严密的管理系统，“则溪”是土司下的行政单位，主要有两种职能：一是掌管军队；一是掌握地方经济，主管粮草。相应设置两类官吏，每个单位则溪需向大土司及君长报告军事赋税情况，这样既分权又集权，将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在一起。则溪制度是水西整个统治结构中最有特色的组织制度，影响深远，改土归流后仍有一些残余，现在贵州西部含“溪”的地名，如贵阳的花溪，毕节的撒拉溪等，可以说是早期则溪制度的遗存了。水西十二宗亲加上最高统治者“苴穆”，形成水西十三则溪，实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水西土司制度还有“九扯九纵”的特征，九扯九纵就是君长之下的官吏设置，自君长下，共设九个品秩，君、臣、布三官共同处理国家要事，是一种职官制度，是部门分权和层级统御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制度，有着十分独特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也是水西的独创。水西政权的基本行政单位为“则溪”，下并未设司，权力集中于君长，利用血缘及地缘再加上以官职为基础的业缘影响和控制地方，“将三大制度有机结合，尤其是家支纽带层层深入基层......”，[13]将水西纳入一个庞大的家族式统治之下。客观来讲，水西土司政权一定时期内曾起到积极的作用，顽固的家族统治有利于地方的稳定；从中央政权来看，起到巩固边疆、开发地方的作用，这也是土司政权得以长期存在的前提。随着流官制的推行，君长丧失统治权，血缘纽带断裂；流官流动任职，地缘、业缘优势丧失；国家将地方大权收归中央，原来的土司官吏品秩无法维系。两种制度碰撞下，大势所倾，流官制经长时间的实践得以在水西地区确立。

改土归流是水西地区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彝汉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改土归流的推行，两种制度文化发生激烈碰撞，并对水西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是在政治体制上结束了水西长达一千多年的方国政权和土官统治，打破了固有的行政区划。在土司制度之前，包括水西在内的西南彝区多为奴隶制，从父系制的酋长制度演变下来，因其各支系和各地域的发展程度不同，包括黔西北彝区的许多彝族地区发展到宗法制阶段，血缘和地缘更加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形成顽固的土司统治。但流官制度破坏了这种基础，其是中央政府强制推行的沿边政策，它是一种强制文化的渗透。推行流官制，打破了水西以往的土司政权和行政区划，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这从始皇帝推行郡县制始，便是一大趋势。

其次是改变了水西地方的民族结构，迎来了彝汉文化交流的新时期。改土归流使水西地区的民族结构发生变化，之前为“夷多汉少”的局面，现逐渐向“汉多夷少”转变，民风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文化的走向，从以水西彝族文化为主体转变为学习和接受汉文化为主。[14]由此掀起了两种文化碰撞融合的第二次高潮，相对前一次倾向性更为明显，水西彝民主动学习并使用汉语，已有诸多彝人通过科举考试参与王朝政治；水西彝人改变自己风俗，学习汉族先进技术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变服从俗不断汉化，为一大趋向。

两种文化的碰撞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流官制在实践中克服了土司制的阻碍力量，尽管改革过程中过于血腥和残暴，对当时当地经济是一个极大的破坏，且不彻底，保留大量的土司残余。但从长远看，两种制度交融加强了水西彝族地域同外界的来往，为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打下基础，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而彝区人民所承受的文化碰撞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四、继承发展：文化保护、传承问题的回顾与前瞻

应该明确一个态度，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所在，我们不能随之弃之恶之；同时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也不能仗着文化的深厚而固步自封，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优秀的民族皆因其经济与文化上先进才著称优秀，若一个民族只喜于历史的源远流长，而不注重时代的发展，可能难免于毁灭性的灾难”。[15]因此我们要正视现代化的形势，不能盲目排外和抵触，同时也不能在这样激烈的文化碰撞、文化变迁中迷失自我，丧失文化传统，“丧失现代化意味着民族的贫固；丧失文化传统则意味着民族的消亡”。[16]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一个民族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有自尊、有民族的光荣感、自豪感，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接纳任何外来文化。如果在适应现代化主流文化发展过程中丢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就失去了一个民族的“根”。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莱克所指出的：“传统价值模式是社会凝聚的基础，而采用新知识又必须改变传统价值体系。对社会的自下而上来说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17]彝族文化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这样的新形势，自然也必须得保持这样微妙的平衡。

对于水西彝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应该坚持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原则。我们不能无视彝族人的生存空间受多重挤压，彝族人多脱离彝区的现实而高谈文化继承问题。彝族人是彝族文化的第一继承人，不能忽视彝族人的主体作用。增强彝族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前提是发展彝区经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增强彝人的民族认同，而“民族认同的关键在于民族的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这些需求包括民族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与更高层次的尊重、自我实现等内容”。[18]以此来减少人民脱离本区的现象，毕竟传统的民族区不存在来讲文化的传承是不现实的。外因上，要关注教育体制，现在中小学的教育课程缺乏民族文化的版块，要保护就要普及，而将民族文化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是较好的普及方式；另一方面，学校的寄宿制影响了文化的传承，家庭是民族文化传承优良的环境，脱离了这样的环境，许多孩子忘记了本民族的语言，对于其它文化更是知之甚少，当然，这要求教育网络达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学校实行双语教学；其次，在行政上地方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特色旅游产业，为彝族文化的传承寻求土壤，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利用相结合，在保护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只有保护继承才可以促进创造；建立健全文化保护条例，政府制定切实方针，履行好职责；最后，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包括数字采集、数字储存、数字处理、展示传播等手段保护文化遗产，使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共享。

两种文明进行交流，落后的一方和先进的一方总会因矛盾的因素而相碰撞，会有因相和谐的因素而促进融合，最后落后的一方文明总是吸收先进一方的文明。水西彝族文化是整个华夏文明的一支，是历经千年历史积淀而成。而这其中是以彝汉文化交流为主线不断发展的，奢香时代的彝汉文化交流奠定了水西文化的基础 ，改土归流则是在汉文化影响下水西制度文化的变迁。近代化以来，水西彝族文化初传统汉文化外又受到一些文化新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外来的文化新思潮，还是传统主流文化，对彝族文化都是一个大的冲击。对彝汉文化碰撞、同化、融合的原因、过程及结果的探究，最后不过是要对彝区进行改革，而“改革背后的主要目的是想建立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历史而达到文化自觉”，[19]最后达到对彝族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并发展的目的，然而文化的先进性因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应该正视的问题，挖掘文化内核，寻求这种生命力，为文化保护、传承提供条件，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作者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

贵州省2013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31097700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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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费孝通.1997.反思 对话 文化自觉[C].北京大学学报. 第三期.

作者：雷洋等

价值碰撞融合管理论文 篇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和价值思考

[摘要]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核心价值体系。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强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创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实现多元价值文化的融合与再生；同时必须正确处理好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保持各价值取向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路径选择；价值思考

[作者简介]张国蓉，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政治教研室主任，政治学科带头人，泸州酒城讲坛讲师，四川　泸州646005

一、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与作用

(一)价值观及其作用

何谓价值?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

何谓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价值取向与价值评判的标准与尺度的总称。价值观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价值，什么东西有价值；二是评价其价值大小的标准与尺度是什么。价值观决定人们的价值取向，左右着人们的道德观、事业观、爱情观。古人有重义轻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取向，今天也有人大谈“诚信值多少钱，良心值多少钱”的谬论。价值观不同，人们评判是非、美丑、荣辱、得失的标准与尺度不同，结论就不同。个人价值观决定个人的价值取向，为个人提供判断美丑、是非、得失、荣辱的标准。社会价值观决定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为整个社会提供判断美丑、是非、得失、荣辱的标准，告诉人们：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什么样的官是好官?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英雄?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成功的人生?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崇拜?

(二)核心价值观及其作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旧社会的解体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为先声；新社会的诞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为先导；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为支撑。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产生重要影响。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为全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评判标准，给社会建立坐标，建立共同的善恶、是非、美丑、得失、荣辱标准，而且起着价值导向、凝聚人心、积聚力量的作用。所以，核心价值观又是最权威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同时又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它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三)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

任何社会都需要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建立了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为社会建立秩序和规则。早在战国末期“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的时候，韩非子就尖锐地提出“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这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汉建立以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以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体系，从精神、观念层面维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秩序。在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初期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社会主义作为新生的社会制度，它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价值取向和集体主义原则为导向的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先进理念之所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长期的认识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和行为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获得新的解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成为时代潮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

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路径选择

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整个社会主義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只有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一)强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思想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动态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它体现了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每一个统治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都会采用一定的手段和方式，使全体社会成员树立他所倡导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认同，从而增强对社会成员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国家发展稳定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指导下，中国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弱化趋势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感召力、渗透力有减弱的趋势，甚至出现怀疑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趋向，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只能一元化而不能多元化，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各种错误思潮就会泛滥蔓延；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失去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因此，我们不仅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必须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众化

步伐；利用我党在政治宣传上的经验和优势，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分步骤、分阶段、分层次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通过合适的途径、选择有效的方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所理解、所掌握，并在此基础上转化为他们的信念和自觉的行动。

(二)不断创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加强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质，而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如果因循守旧，思想僵化，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理论就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和指导力。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我们党在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念、和谐社会的理念、科学发展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等都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大众的心声，这既符合潮流，又符合民心。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实现多元价值文化的融合与再生

在当前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时代大背景下，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元的社会观念和思潮，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再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坚持一元化主导地位，又要允许其他社会思想意识与其和谐共生，必须把握好度的问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下，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特色文化，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现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统一，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统一，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的统一，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统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实现不同层面的价值文化的融合再生以及和谐统一；而统一的过程不是互相排斥和消灭的过程，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包容的过程。只有在包容多样中才能形成社会认同，只有在包容多样中才能增进思想共识，只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各类思想文化主体才能得到整合发展，进而才能把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团结在同一的旗帜下，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四)加强舆论导向

坚持弘扬主旋律，用马克思主义和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占领各种舆论宣传阵地。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向大众普及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对各种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言行，要理直气壮地抵制；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对新闻报道、影视文艺、学术论坛、学术讲座、社团活动、出版物、网络游戏的管理，断绝错误思想、噪音和杂音的传播条件，净化社会舆论环境；坚持弘扬主旋律，用马克思主义和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占领各种舆论宣传阵地。

三、价值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加之分配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的格局的形成，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性、选择性和复杂性则凸显出来。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西方价值观念的涌入，现代化带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理念层出不穷，各种文化价值观无论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在一个平台上交流碰撞甚至厮杀，这些价值观同时作用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由于思想文化的主观性、选择性使人们的价值取向朝多方向变化，面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比较和取舍，我们该何去何从?作怎样的价值考量?

(一)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自我价值是指个体的人生活动多大程度地满足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社会价值是指个人的人生活动多大程度地满足社会与他人的需要；这是一对矛盾的概念，而人生的价值就体现于这一矛盾统一体中。

马克思曾指出：“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马克思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一方面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人生的社会价值是实现人生自我价值的基础；人生价值是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市场经济承认人的个体价值，有助于强化人的个体意识，增强人们的自立、自强精神，但容易使人们倾向于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忽略社会价值的一面。如果只单方面强调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也是不现实的，必须把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统一起来，鼓励社会成员在贡献社会的同时实现个人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人生价值；在价值评判活动中既重视人的自我价值，又重视人的社会价值；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服务、回报，又要强调社会对个人需求的满足，对个人人格的尊重；也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很好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关系

一元价值观是指一个社会只有或实质上只允许一种价值观存在，并以这种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有其他价值观的存在，那也只能处于被支配地位或边缘化的地位。多元价值观是指社会上同时存在两种以上的社会价值观，且这几种价值观是互相并列、互相冲突又互相包容的关系。但即使是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也必将有一种价值观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这是一切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因此，多元化并存与一元化主导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共同特征。在我们国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要用马克思主义文化整合其他文化：学习借鉴优秀先进文化价值观；支持健康科学有益的文化；改造落后消极的文化；坚决抵制和反对腐朽反动的文化。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特色文化，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三)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关系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道德传统和价值观念。它包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整体价值观；“先人后己”、“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和谐人际观；也包括“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言义，小人言利”的义利观，以及廉洁自律、勤劳节俭、艰苦朴素的生活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但是，一定要认真对待传统价值观的两面性；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中华民族传统价值文化中优秀精髓部分；把它与现代社会的自立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结合起来，确立全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尤其是要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价值文化，而当前要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道德提出的新要求；要坚持公民承担责任与社会尊重个人合法权益相统一、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统一，着力培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要求，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道义支持。要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益和公平、先富和共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既勇于竞争又有序竞争，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既重经济效益，又重社会效益。要正确认识和运用物质利益原则，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既要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去获得正当的个人利益，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

(四)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把精神價值追求与物质价值追求界定为两个不同层面的价值追求：认为精神价值追求是高层次的价值追求，而物质层面的追求是低层次的价值追求。但是，从人的需要的角度来研究，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是人同时须臾不可缺乏的两种需要。把精神需要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而贬损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种观点和做法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但是，一个民族只强调对物质层面的追求而忽略精神文化的需要，只注重眼前而缺乏长远的眼光和对未来世界探求的渴望，那这个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此，坚持精神价值追求与物质价值追求的统一就是坚持理想与世俗的统一、坚持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用高尚的理想、道德和先进的观念引导人民的动机和行为，才能有效地抑制和克服种种腐败现象以及利益调整中的矛盾和冲突，为社会和谐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朱水清.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理念[J].求是学刊，2007，(4).

(3]十六大以来文献汇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周志华]

作者：张国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