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社会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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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个人社会关系论文

从个人权利到社会责任

摘要：造成巨大社会损害的“三鹿”事件及由此催生的《食品安全法》对既有的法观念和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以整体主义观念解读，其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从既有法以个体权利为中心转向以个体对社会责任为中心。作为一种法律责任的社会责任既包括积极的、面向未来的“预设责任”，也包括消极的、面向过去的，即对已发生的有害行为制裁的“过去责任”。其本质特性在于：它是所有主体都负有的责任，即是人人负有责任;是所有主体在秩序建构中的责任;是所有主体，即人人都可追究的责任。

关键词：社会责任;整体主义;预设责任;过去责任

2008年在我国暴发的“三鹿奶粉”事件，其损害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损害之重，以及损害所具有一定的隐秘性、潜伏性，加之事件处理之复杂性，给法学研究提供了典型的素材。它不仅反映了我国既有的法律制度存在缺失，如一些监管制度的缺乏，也说明既有的建立在个体主义观念之上的，以权利为中心、自己责任、国家在维护社会利益中主要负消极责任的主流法律制度，在应对这种社会性损害时本身存在着“失灵”。因此，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法律反思，不仅要探究既有法律制度的缺失，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既有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观念基础和思维方式的缺陷，以新的法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法律制度创新并指导法律实践。

就此前对“三鹿”事件反思的路径看，学术界一般并没有对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主流法律观念本身的不足进行反思，多数分析仍是以建基于此观念之上的法律责任——侵权责任、合同责任等理论分析既有法律制度之不足。这种分析研究，对完善既有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社会性损害固然必要，但正如市场机制本身不可能克服“市场失灵”一样，建基于个人权利为中心之上的法律制度本身也不能克服自身的“失灵”。因而，我们还需要一种新的法律观念和新的法律制度与既有制度互补，来应对社会性损害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作为“三鹿”事件催生的产物，理应就是建基于新的法观念之上的新的法律制度。但目前，对食品安全法的解读，多数仍沿袭传统的法律观念。这些研究固然有助于以法律的观点分析现代社会产生的一些重大社会性损害事件，也不失为认识《食品安全法》的一种路径，但依笔者见，对于“三鹿”事件这种社会性损害事件，及其由此催生的以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目的的《食品安全法》这一新的法律现象，更应该以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

按此理解，《食品安全法》可以说是社会责任的法制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责任承担者的社会性。二是责任客体的社会性。三是责任实现的社会性。本文以下内容就是以整体观念和方法在对一些基本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的展开论述。

一、一些定义性的准备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本文使用的几个基本概念给出定义性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观点不是定论性的、更不是真理，而是可以讨论的，但它却是笔者在此后的论述中所持有的。

(一)社会与责任

社会责任，是由“社会”与“责任”两个词复合而成的，因而要界定社会责任，首先必须表明研究者在社会观和责任观上的立场。

1、社会

对于社会是什么?不同作者因思维方式和研究角度的不同而作的界定也不同。本文不可能、也不想给“社会”做出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界定，只是申明笔者在对社会的界定上的思维方式是整体主义的，研究的视角是法学的。

以整体主义的社会观念和思维方式看，社会作为有机整体，是由流变与变化着的、处于不同领域的、扮演不同角色、具有不同智识和功能的个体互动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中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是有机依存关系，社会不是闭锁的定在个体的简单相加，而是开放地流变与变化着的个体不断同构地生成的独立的存在。

这种社会观念从法学的角度进一步可从两方面理解：第一，社会从其构成的主体要素来讲，是不特定的多数人。这种不特定既指在“共时性”的当下，因既在的人的流动性产生的人数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在“历时性”的过程中，因人的生灭变化以及职业或经营方向转化产生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律上往往把对不特定人利益的损害称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第二，从客体上看，社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个体以一定规范(在现代法治社会主要是法律规范)互动形成的关系状态，即秩序。这种关系状态或秩序是社会整体利益(一种向所有人开放的、能被处于其中的所有成员分享的、不可排他的好处)的载体，其优劣关涉所有处于其中的人的利益，因而，现代法律中常常把对秩序和状态的保护作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如《反垄断法》中的“竞争”、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第三，从法律规范保护对象看，社会作为秩序状态是一种法益(受法保护的难以上升为权利的利益)载体，而不是权利主体。因而，在现代社会法、经济法中，行为违法与否，承担什么责任，大多不是侵犯了社会的权利，即与侵权无关。

2、责任

“责任”一词在很多意义上被使用，由于语境不确定，“责任”的文字有可能不代表一种相同的实践和概念。本文从一个独特法律的角度来阐述责任。其独特在于本文思考的角度是整体主义的，整体主义角度意味着我对责任的思考，是从社会的、功能的、时间连绵性的视角来思考。法律的角度意味着我的基本关注所在乃是一个与受到制裁的观念紧密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责任概念。

就一般语义来讲，“责任”一词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含义：一是处于社会关系中、具有一定社会角色的主体份内(或按其功能预设)应做的事，往往与人的(角色)职务和功能有关，如“岗位责任”、“领导责任”等。这种责任实际上是一种角色义务。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一定的角色，即有一定的职务或功能，相应地，也就必须而且应当承担与其角色或功能相应的义务，笔者称之为第一责任。二是因没有做好份内之事(没有履行角色义务)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一定形式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即法律课责，如“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笔者称之为第二责任。

目前，我国法学界不论是法理上对法律责任含义的理解，还是部门法对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通常着重于在第二责任意义上使用法律责任概念，可见其并非法律责任的全部，只是法律责任的一部分，一个重要的部分——法律课责(1iability respon-sihility)，即以责任为基础的制裁，比如赔偿、归还、监禁或缴纳罚款。它是对指控或控诉作出回应，这些指控或控诉一旦成立，就会产生承担惩罚、谴责或其它不利后果的课责，制裁是责任的核心。这种责任是向后看的，是一种对过去的行为或事件后

果的担当，即是“过去责任”，它主要关注对坏的结果的分担，目的在于对执法和司法中争端或冲突的解决提供工具，并通过责任的承担对违法行为予以惩罚、对受害者予以补偿，恢复被破坏了的法律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不法行为对既有秩序的破坏。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法律不仅在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责任的时候判定我们有责任并制裁我们，同时还告诉我们对什么负有责任，并激励我们积极负责地行为。

这种现象的产生，部分是因为法学是应用之学，因而，在研究中注重适用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机构的行为而不是立法机构的行为，注重争议和冲突的解决而不是防止争议和促进合作与建设性的行为。然而，法律发达史说明，法律不仅仅是消极被动地防止纷争，维护既有秩序的工具，法律还承担着积极促成理想秩序实现的使命，即能动地建构着理想社会(秩序状态)。这意味着，现代法律责任实践的主要目的更主要的应是打消人们实施造成将来损害的行为动机。为此，我们就有理由把所有那些可能实施损害行为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已造成损害结果的行为人纳入这一范围。

当然，笔者并不是要否认既有的法律责任(法律课责)向后看的定位。换言之，我不是说第二责任不重要，或者说它的惩罚性、补偿性、权益配置性对防范将来的某些特定行为以及阻碍其他类似行为的发生，维护既有秩序不重要。但是在社会化高度发展、市场主体日益庞大、其行为的影响日益巨大的现代社会，在许多情况下预防比治理更好。因而，使人们知道对什么负责，并激励其完成预期法律责任比惩罚未完成或修补其后果更好。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学者指出：“在一个运作良好且成功的法律制度里，不遵守预期责任并且因而施加过去责任的机会被降低到最低点。过去责任只有在未完成预期责任时才能找到他的角色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从属的和寄生的。当然施加过去责任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遵守预期责任。”因此理解法律责任，不仅仅是理解我们负有责任的含义，同时也要理解我们的过去责任、我们的预期责任是什么，以及如何使有责者承担责任。

所以，笔者的观点是，法律责任的两个方面的意义同等重要，即第一责任与第二责任的理念对于理解法律责任同样重要。它们是相辅相成的，第一责任对第二责任的设立和执行具有指导作用，第二责任的执行，加强和支撑第一责任。第二责任本身不是一个目的，而仅仅是法律通过创造和赋予第一责任来寻求促进各种目的的一个方式。

(二)社会责任

综合上述“社会”和“责任”的观念，本文认为：社会责任就是社会法和经济法中规定的个体对社会整体承担的责任，是由第一责任和第二构成的二元结构体系，是与私法责任、公法责任相同的个人责任范式。其特性不仅体现在结构的二元性上，更体现于以下类型划分及功能中。

第一，从时间维度划分，社会责任可分为面向未来或朝前看的“预设责任”和面向过去或向后看的“过去责任”。第一责任可称为“预设责任”，因为，由社会角色及其功能所决定的职务和任务的理念是面向未来的，一个承担某项职责的人对于履行此职责具有预设责任。第二责任可称为“过去责任”，是对过去的行为和事件所做的交待或回应。其中对预设责任的重视是社会责任范式的特性之一。

第二，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讲，社会责任可分为“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第一责任可称为“积极责任”，这些种责任要求行为人采取积极行动，促成有利于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后果的产生或防止坏的结果的产生。第二责任可称为消极责任，只是在行为人的行为对社会产生有害后果时，要求行为人予以补救。对积极责任的激励、倡导(如惩罚性赔偿，激励个体利用司法维护整体利益，美国公益诉讼中的个人告发诉讼)是社会责任的特性。

第三，从目的角度划分，社会责任可分为“促成合作性责任”和“争端解决性责任”。第一责任设立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各行其责，从而达到功能互补，实现关系结构整体和谐，因而，可称为“促成合作性责任”。第二责任设立目的在于解决争端，属争端解决机制之一，因而，可称为“争端解决性责任”。

第四，从实践应用角度划分，社会责任的第一责任主要是用于立法机构，可称为“规范性责任”。社会责任的第二责任主要用于执法和司法，可称为“权益配置性责任”。规范性责任主要是基于一定社会观念而指出人们负有社会责任，而权益配置性责任，即我们通常说的法律责任(法律课责)，其主要是在一定的法律关系发生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益如何配置，主要是对坏的后果如何分担，它指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规范性告知是社会责任的特性。

第五，从功能角度划分，社会责任的第一责任的主要功能有三点，即产生好的结果、预防坏的结果和避免坏的结果，相应地产生三种社会责任，即“建设性责任”、“预防性责任”和“保护性责任”。社会责任的第二责任的功能也有三点，即惩罚性、威慑性和修复性(或“矫正性的”)。相应的责任也有三种，即“惩罚性的责任”、“威慑性责任”和“修复性责任”。惩罚性责任与威慑性功能往往是密切相连的，它们注重负有责任的人，主要包括监禁和罚款。而修复性的责任同时考虑赋予责任后所要造福的那些人的利益。修复性责任包括支付补偿金和恢复原状、采取其他类型的行为以及剥夺一个文件或决定的法律效力。当然，第二责任也有一定的预防功能，但相对于第一责任而言这种功能只是其惩罚与威慑功能的附属结果，因而不是主要功能。

二、主体的视角：社会责任是人人在社会角色扮演中的责任

(一)规范性阐释

人是社会动物，因而，人的行为和责任实践都有一个社会背景，一个人在社会秩序形成中的角色以及附加或预设于该角色的(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义务)可能影响对受其行为影响的个体的修复的法律课责(即通常说的法律责任)。可见，责任最终关涉到人的权益的配置，如何配置取决于一定的社会观念。法律责任的规范性分析，就在于揭示支配这一配置的社会观念，并回答人应对什么负有责任或者说人的责任是什么?依笔者见，目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两种基本的社会法律观念，即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个体冲突主义和以社会责任为中心的整体和谐主义。

目前，主流法律理论就是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体冲突主义，其基本的社会观念是，社会是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由独立的个体机械加总构成的，即社会是个人之和，而不是独立的存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利益主要是冲突的，社会组织(包括国家)的建立只不过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这种社会观决定了法律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圭臬，而保护个人利益的最好规范就是赋予个人权利。这种规范不仅可以定分止争、化解冲突，更有利于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这种法律观念只要求个人对自己负责，即自己责任。这种责任从积极角度讲，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即尽情使用自身权利追求自己利益，而没有积极促进他人利益的责任。从

消极角度讲，只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损害的行为负责。

以整体主义观念看，社会看作为有机整体，即是由变化着的、处于不同领域的、扮演不同角色、具有不同智识和功能的个体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中的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是有机依存关系，社会不是闭锁的定在个体的简单相加，而是开放的流变着的个体不断同构地生成的独立的存在。这意味着，人是社会的人，任何人都必然地、自觉不自觉地从他所不曾建造的社会中获得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财富和智识，这决定了个人生存和发展、个人利益的获得不仅取决于个人拥有的财富、禀赋和努力，更与其所处的社会有关。这种社会观决定了法律以保护社会和促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整体利益为宗旨，这势必要求每个人都对其所处的社会负有维护(防止他人侵害和自己不侵害)和促进其完善责任，即人人对社会负责、亦即人人对人人负责，否则，社会秩序就会被损害，产生社会性危害。正因此，罗斯科·庞德说：“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履行的某种职能。不能容许他不去履行这种职能，因为如果他不去履行，就会产生对社会的危害。”因此，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好规范就是社会责任。这种规范不仅在于化解冲突，更重要的是促成和谐。

具体到食品安全法中，在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一方面人们生活必需的食物几乎完全依赖市场，即依赖于市场上的生产经营者的提供。另一方面，随着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食品的生产和经营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者行为愈益社会化，这意味着其影响愈益巨大，涉及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交易对象的不特定性)和不确定(交易范围，以及与不同交易者交易量的不确定性)。这必然地导致，一旦损害发生就非常巨大且难以估量。对此，仅依传统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的事后救济和惩罚的消极的“向后责任”范式，不仅因有些损害无法弥补(如“三鹿”事件导致的消费者对奶制品信用危机，从而致使奶制品消费量锐减，对整个奶制品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的损害难以估量，因而也无法弥补)，而且有时也因经营者的能力有限难以补偿(如“三鹿”事件中，因损害儿童多，治疗费用巨大，三鹿集团的资产不足以补偿)。这意味着，既有的责任范式难以实现法律对个人利益以及社会利益的有效保护。可见，明确现代社会中生产经营者及相关的公共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申明其行为的社会性，让其承担含有积极的、向前看的“预设的社会责任”，是现代社会经济法的必然要求。

(二)实证性解释

社会责任体现在具体法律规定中，就是各类法律关系主体承担的与其角色、功能以及行为相符的责任。在《食品安全法》中，所有法律关系主体按角色和功能划分都可归为：食品生产经营者、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其他组织和个人四种，因而，《食品安全法》中社会责任的就是这四类主体承担的角色责任。按社会责任的结构，所有责任主体的社会责任包括两方面：第一责任——积极的预设性社会责任和第二责任——消极的过去责任。

1、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

第一，生产经营者积极的预设性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在我国《食品安全法》总则中体现在第3条，即“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除此之外，第四章食品生产经营(第27条-56条)的内容基本都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如经营的食品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27条);不得生产经营有毒、腐烂变质、过期、无标签食品(28条);健全食品安全管理，符合良好生产规范要求(32条、33条);规定了标识和保证责任(41条)，服务平台提供商的审查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52条);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负有召回责任(53条)等。

从与上述内容相关的法律条文看，除总则中的第3条明确宣称社会责任外，第四章的有关内容虽没明确说是社会责任，但就责任受益对象讲，不论是食品召回责任，还是标识和保证责任，以及服务平台提供商的审查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都是要求生产经营者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流入市场，被众多消费者消费，从而防止大规模的社会性损害的发生。不言而喻，其保护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既有的和潜在的，现实的和未来的)食品消费者;从功能讲，它们都主要是面对未来的、重在积极预防的责任。

第二，生产经营者消极的过去性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九章“法律责任”中的第84条及第96、98条。从制裁方式看，其责任分为财产、行为、能力以及人身自由四种形式。财产责任主要包括罚金(虽然在食品安全法中没明确规定，但第98条规定承担刑事责任，理应包括罚金刑)、罚款、没收财产(如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没收违法所得、多倍赔偿(第96条);行为责任主要包括停止违法行为(如第86-88条规定的责令停产停业)、责令改正;能力责任主要是资格剥夺、(如86-88条规定的吊销许可证);人身自由责任仅在特别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发生后承担刑事责任时发生。

这些责任之所以是社会责任，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方面从责任发生的根据一违法行为的判定标准看，这些责任是行为人没有遵守《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安全标准、法律关于食品安全规范要求(如标识明确、不能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有害物质、产品召回)，因而对不特定的人存在潜在损害的可能。而不是违反约定义务或侵权的结果，因此，这里的责任的发生，不以对特定人利益的损害为前提。另一方面从责任功能看，这些责任虽也具有惩罚功能，但主要是通过惩罚达到预防。因而，惩罚是手段性功能，而预防是目的性功能。而传统公法责任范式的主要功能在于惩罚，预防只是一种反射性或附带性结果或功能。

2、政府监管机关的社会责任

第一，政府监管机关的预设性社会责任。这种责任在《食品安全法》的总则中有3条规定，即第4、5、6条。其中，除第6条明确宣示：“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外，第4、5条是关于各监管机关的职责规定。其中第4条规定，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在国务院专门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同时对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职责及相互协调作了规定;第5条规定了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职责以及分工和协调;另外，除第七章外，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多数内容都是政府监管机关的职责规定，按前述有关职责和责任的观点，职责中含有责任，或者说从一定角度看职责就是一种责任，即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对食品安全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做好食品检验、处置食品安全事故以及日常监督管理。

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作为公共组织，其设

立的目的决定了这种责任不是对特定个体的责任，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责任，因此，这些实则是对政府机关社会责任的规定。

与其它形式的私人主体相比，政府监管机关积极的预设性社会责任既有产生好的结果的“建设性责任”，也有致力于避免坏的结果的“保护性责任”，而私主体的预设性社会责任主要是“保护性责任”。之所以在监管机关的社会责任中预设这一功能，是由于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及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的理性缺陷和局限导致的有害后果愈益严重，理性的缺陷使人们往往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为了自身利益而疏于顾及对他人的损害，甚至故意损害他人。而理性的局限使人们即使想预防自身的有害行为的发生，但由于智识所限而难以做到。因而，依法设立专门性的政府公共组织，或授权一些公共组织履行特定职能，利用组织中各种专业人才的智识，制定特定的行为规范和标准，指引、监督、约束人们的行为促成好的结果的发生和避免坏的后果的发生在现代社会尤为必要，也是现代社会法、经济法的普遍做法。

第二，政府监管机关消极的过去性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九章“法律责任”的第93、94、95、98条中。其责任形式从制裁方式看，主要是精神与能力责任，包括给予警告、行政处分(记大过、降级、开除、撤职)、引咎辞职、资格剥夺(如第93条规定的撤销该检验机构的检验资格);另外，还有财产责任(只在第94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和人身自由责任(仅在特别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发生后承担刑事责任(第98条)时发生)。

这些责任与传统的行政责任相似，但不是行政责任而是社会责任，对此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方面从责任发生的根据看，这些责任并不是因行政行为对相对人造成了损害，而是行为人违反积极的社会责任，在《食品安全法》中就是没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或者滥用职权(如食品检验机构、食品检验人员出具虚假检验报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承担食品检验职责的机构向消费者推荐食品)，这种不履行法定监管或者滥用职权的行为并不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其行为本身也不产生食品安全隐患或食品损害，只是没能防止他人——生产经营者造成的安全隐患或损害的发生。另一方面从责任功能看，这种责任具有惩罚功能，但目的在于促使责任人履行监管职责，从而防止有安全隐患的食品进入市场，保护社会成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可见其真正的责任对象是所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特定的人。

3、社会团体的社会责任

第一，社会团体的预设性社会责任。这种责任在《食品安全法》总则性规定中只有1条，即第7条：“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生产经营，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具体内容规定于第54条第2款：“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承担食品检验职责的机构、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不得以广告或者其他形式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与第55条：“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这种社会责任是向前的预期责任中的保护性责任，这种责任的根据不仅在于这些主体利用了消费者对其权威的信赖而促成了交易，并直接从生产经营者处获得了利益，而且更在于其作为具有一定公共性的专业组织，从社会上获得了一定资源，其职责在于维护公共安全，因而，按得失平衡的正义原则，其理应承担这一社会责任。

第二，社会团体消极的过去性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94条第2款中。其责任形式从制裁方式看，主要是精神与能力责任，包括给予行政处分(记大过、降级、撤职)和财产责任(没收违法所得)。这种责任不仅因为对众多食品消费者造成了损害，更因为滥用了社会公众的信赖。

4、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

这种责任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10条：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一规定既是权利，又是责任。作为权利，是因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是构成社会的成员，食品安全最终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因而，任何人都有权利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之所以说又是责任，是因为，这条规定针对的是没有直接受到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损害的主体，不论是举报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还是对食品安全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直接维护的主要是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举报以及提出意见和建议与其说是权利，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责任。

这里的社会责任基于主体的社会成会员身份所享有的社会性权利，是权利性社会责任，即使没有履行，也不会不造成社会损害。加之，对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的发现及对食品监管提出意见和建议具有一定的或然性，人们是否履行这一责任难以判断，因而，也就不会产生具有制裁性的第二社会责任。而前两类主体的社会责任，或基于其行为的社会性所具有的潜在的社会损害性，或基于作为公共部门的职责。其不履行会给社会造成损害，因而，当没履行第一责任时，要承担第二责任。

在食品安全法律中，以上四类主体包括了社会上所有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人(自然人和法人)，因而，社会责任从第一责任讲，意味着是人人对人人的责任，可以说现代法治社会是人人责任①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责任社会。

三、客体的视角：社会责任是人人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责任

(一)规范性阐释

如上所述，以整体主义观念看，社会看作为有机整体，即是由变化着的、处于不同领域的、扮演不同角色、具有不同智识和功能的个体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不是闭锁的定在个体的简单相加，而是开放的流变着的个体不断同构地生成的结构性网络关系状态及运作秩序。这意味着，对于个体，社会并没有起点，每个个体都是中途融入社会的，每个个体在被社会化的同时参与着社会的建构;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是有机依存关系，但又相对独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是独立于个体的存在，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社会。从法律角度，按主体一客体思维范式，从其对主体的意义来讲，社会就像财产、身体、行为等传统法律中的行为客体、责任客体和保护的客体一样，是所有人获取其生存、发展以及利益的基础，因而，可以作为法律保护和法律责任的直接指向对象——客体。作为一种新型的客体，它不同于传统法律上的客体一财产、人身、行为(属于具体的特定个体行为)，并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从存在形式的角度看。它是由流变着的、扮演不同社会角色、具有不同功能无数主体互动形成的一种结构性网络关系状态，简称网状结构关系体。这意味着，任何个体的行为虽然可以影响这种状态，且个体因角色、能力不同其影响的程度也不同，但任何个体不能在短期内根本上决定这种

关系状态;而个体的能力及行为是变化的，因而，作为法律保护客体和责任客体的社会是相对动态的、不确定的。而不像财产、身体、个体的特定行为那样是相对静态的、确定的。这意味着，其作为客体，虽是一个既存的在者，但不是定在者。

其次，从价值评价的角度看。社会作为一种关系状态，其是否对处于其中的所有主体有益，即对其价值评价，既与一定社会的社会观念、文化传统有关，又与其社会发展状况、政治经济体制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关。这意味着，社会的形成既具有一定的社会客观性，又具有很强的主观的人为建构性。因而，社会的优劣，既与对以往经验证明的有益状态的确认有关，也与当下人们对理想状态的不断追求的建构有关。

再次，从其承载的利益角度看。作为法律保护和法律责任的客体，总是承载着一定的利益，即法律上的客体都是一定利益的载体。社会这种关系状态，作为客体所承载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它不是个体利益的加总，而是在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独立于个体但又为共时地处于该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成员需求和意欲的，又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这些需求和意欲予以满足的“存在”。具有不可分性、受益的不可排他性、受益的开放性及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和广泛性等特性。

最后，从形成过程的角度看。它既是具有不同功能的各类主体，在一定价值共识下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互动逐渐形成的结果，同时，它又检验着既有的社会规范并塑造着新的社会规范，从而促使其自身向更优的关系状态演变。由于人的智识和社会规范都是累积形成的，因而，社会这一网络关系状态也是历史的生成的，而不是当下的人在一夜之间建立的。

从以上四点不难看出，社会作为网状结构关系体，作为整体利益的承载体，其生成过程的特性。以及影响其优劣的因素说明：它既不是单个行为的结果，也不是同一类型或相同角色(具有相同功能)的主体双边行为的结果，而是处于一定社会结构中具有不同功能的各类主体性行为互动的结果。其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依人的智知(人的规范性知识、科学知识和思维能力的综合)的累积，以及所制定标准的科学性和行为规范的合理性对人的行为予以约束而人为地建构而变化。因而，任何人不仅都负有不损害其所处的良好关系状态的消极责任，也负有利用自己的智识，促进社会规范的科学与合理，并遵循之，以建构更优的关系状态的积极责任。

具体到《食品安全法》中，作为整体利益载体的客体，亦即食品安全法保护的客体和责任的客体就是由食品生产经营者、政府监管机关、广告及交易平台提供商、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以及个人各自按法律规范和标准的要求从事生产经营、监管及社会监督而形成的没有食品安全隐患的状态，简称食品安全秩序。这种状态或秩序会随着安全标准的不断科学化和行为规范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制度完善而愈益理想。这意味着，食品安全秩序的建构的核心就是有关食品安全标准和规范的建构，以及被各类主体有效地遵守。因而，各类主体在食品安全秩序建构中的责任就是遵守和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和行为规范的责任。

(二)实证性解释

按上述规范性分析的结论，具体到《食品安全法》中，所有责任主体在食品安全秩序建构中的责任从对秩序的影响结果看包括两方面：一是不侵害食品安全秩序(消极的维护既有秩序)的责任。二是促进食品安全秩序完善(积极的构建新秩序)的责任。

1、消极的责任

食品安全秩序建构中的消极的责任，包括第一责，即与食品安全秩序相关的主体遵守既有的与其角色和功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标准的责任，以及第二责任，即因没履行第一责任而产生的第二责任——法律课责。这种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是经营者、政府监管机关、中间商和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这是因为，这些主体的不法行为对食品安全秩序具有直接损害。

第一，对生产经营者，第一责任的有关规定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经说明，与之相比，这里的范围稍窄，主要包括《食品安全法》总则第3条的前半部分，即“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及第四章食品生产经营(第27条-56条)的一些内容，如经营的食品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27条);不得生产经营有毒、腐烂变质、过期、无标签食品(28条);健全食品安全管理，符合良好生产规范要求(32条、33条);标识和保证责任(41条)，服务平台提供商的审查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52条);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负有召回责任(53条)等。

从这些责任指向的客体看，这些责任的实质是要求生产经营者按其在秩序结构中的角色根据相应的行为规范或标准做分内之事，因为，食品安全秩序的形成，最基本、最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按食品安全标准和规范要求从事活动。这种责任要求经营者积极行动，但从结果或目的看，却旨在消极地防止既有安全秩序被破坏。因而，其主要指向既有的食品安全秩序。

第二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九章“法律责任”的第84-89及96条中。其责任形式从制裁方式看，主要包括：财产责任，如罚款、没收财产、多倍赔偿(96条规定的10倍赔偿);行为责任，如停止违法行为、责令改正;能力责任(主要是资格剥夺，如吊销许可证)。

这些责任从保护客体来说，就是安全秩序。从责任发生的根据一违法行为的判定标准看，这些责任是行为人违反第一责任，即没做分内应做之事的结果，在食品安全法中就是违反有关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食品安全规范要求。这种违法产生了具有安全隐患的食品，直接损害了食品安全秩序，而不是损害了特定主体的财产、人身或对其有益的行为等权利保护的客体，因此，这里的责任的发生，不以有无受害人为前提。就是说，只要从事了食品安全法禁止的行为，即使没有受害人，也要承担责任，如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生产食品添加剂，即使还没进入消费领域，还没产生一点实际的社会损害，也不能免其责任。第96条第2款的规定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对政府监管机关，第一责任规定于《食品安全法》的总则中有3条规定，即第4、5、6条。其中主要内容是关于各监管机关的职责规定，以及要各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另外，除第七章外，从第二章到第八章的多数内容都是政府监管机关的职责的具体化规定。主要包括对食品安全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做好食品检验、处置食品安全事故以及日常监督管理。

这些责任的实质是要求政府监管机关按其在秩序结构中的角色履行职责，因为，食品安全秩序的形成，从监管角度，需要不同部门相互配合，只有各部门履行职责，才能减少食品安全隐患，维护较好的食品安全秩序。因此，这些职责实则是政府监管机关维护食品安全秩序的责任。

第二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九章“法

律责任”的第93、94、95条中。其责任形式从制裁方式看，主要是精神与能力责任，包括给予警告、行政处分(记大过、降级、开除、撤职)、引咎辞职、资格剥夺(如第93条规定的撤销该检验机构的检验资格)。

这些责任的产生并不是因没履行职责对相对人造成了损害，而是没履行法定监管职责或者滥用职权(如食品检验机构、食品检验人员出具虚假检验报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承担食品检验职责的机构向消费者推荐食品)，这种不履行法定监管或者滥用职权的行为本身也不产生食品安全隐患或对食品消费者的损害，只是没能防止他人——生产经营者造成的安全隐患和损害的发生，使食品安全秩序遭到破坏。

第三，对社会团体，第一责任在《食品安全法》总则性规定中只有1条，即第7条：“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具体内容规定于第54条第2款和第55条。社会团体作为具有一定公共性的专业组织，其产生和发展依赖于从社会上获得资源，其设立目的，就是为了从特定方面保护整体利益，因而其职责就是维护有利于整体利益实现的社会秩序，在食品安全中，就是对维护食品安全秩序负责。

第二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第九章“法律责任”的第94条第2款中。其责任形式从制裁方式看，主要包括行政处分(记大过、降级、撤职)和财产责任(没收违法所得)。这种责任的产生不仅在于对众多食品消费者造成了损害，更在于滥用了社会公众的信赖，破坏了以信赖为基础的食品安全秩序，因而，这种责任的产生有时并不一定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为必要。

2、积极的责任

食品安全秩序的优劣，从宏观上取决于食品安全标准是否科学合理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及规范被遵守的状况，而科学合理的标准及遵守依赖于充分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源于监管和社会监督、建议。因而，各类主体在食品安全秩序建构中的积极的责任，即通过监管、社会监督和建议不断完善这些标准和规范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承担者是所有主体，其中监管机关和社团组织作为责任主体，是由其性质和设立的目的决定的，个体(个人和经营者)作为责任主体，则因为所有的个体都从良好的食品安全秩序中直接受益。

第一，政府监管机关的责任，主要体观在《食品安全法》第2章“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中的第13、15、16、17条，以及第18条和53条第2款。其主要内容是：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第13条)，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并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第15条)，并依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使之科学合理并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第16、18条)、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并予以公布(第17条)，农业行政部门对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管理和指导，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品的安全使用制度(53条第2款)。

第二，社会团体的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总则的第7、10条。主要内容是：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生产经营，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第7条)，以及举报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和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三，个人的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总则的第10条，即任何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四，生产经营者的责任，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总则的第9、32、33条，主要内容是：国家鼓励和支持生产经营者开展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为提高食品安全水平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规范(第9条)，建立健全本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职工食品安全知识的培训，配备专职或者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第32条)，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第33条)。

这种责任有两个特性：一是，这一责任既是权利，又是责任。对监管机关来说，由于这种责任是其职责，因而，具有职权、权利属性。而对于社团组织及个体来说，作为权利，是因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是构成社会的成员，食品安全最终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因而，任何人都有权利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之所以说又是责任，是因为，这条规定针对的是没有直接受到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损害的主体，不论是举报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还是对食品安全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直接维护的主要是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举报以及提出意见和建议与其说是权利，还不如说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二是，这种责任一般没有第一责任与第二责任之分。因为，这种责任即使没有履行，也不会造成对既有安全秩序的损害。加之，标准的科学性程度以及规范的合理化程度本身难以确切界定，对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的发现及对食品监管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因而，要求承担具有制裁性的第二社会责任，既不科学，也不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四、责任实现的视角：社会责任是人人作为社会一员都可追究的责任

(一)规范性阐释

社会责任的实现固然有依赖于各类主体自觉地履行，但经验证明，由于人的理性固有的缺陷和有限性，往往导致社会责任不能得以有效履行。为了保证社会责任的实现，现代经济社会法设计了两种实现机制，即公共执行实现机制和私人执行实现机制，并通过授权使各种主体在不同实现机制中发挥其智识和信息优势，促使执行机制的良性运行。

1、公共执行实现机制

社会责任的公共执行实现，即由法律授权的公共机关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对侵犯社会利益的违法行为采取的行动而实现。包括公共机关对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者处以罚款或命令违法者停止某一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特定违法行为，公共机关甚至也可以通过发动诉讼来执行法律，保证社会责任的实现。

这一实现机制的设立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高度社会化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社会分工细化、生产大规模化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不仅使个人更加社会化，社会更加有机整体化，从而使个人的行为的外部性或社会影响增强，而且使社会关系愈益复杂化，对个体行为社会影响的认知愈益困难，从而对个人行为社会影响的准确认识需要专业的知识和经验累积。因而，依法设立专门的公共机关，授予一定的立法、司法权(通常称为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执法权，利用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制定特定领域的标准和行为规范并监督执行，不仅可以使各类主体知道在其所处领域的社会活动中自己角色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第一责任)，而且通过执法，以及准司法活动，通过对不履行第一社会责任行为的制裁使社会责任得以实现。

这一机制设立的目的及特性(专业性)决定了其在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在获取有关主体承担社会责任的信息方面，公共机关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主要有两个原

因：(1)社会经济领域的法律，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有的含有复杂的技术标准，因此，对于一般人来说，理解其相关的技术框架和复杂的技术标准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除非直接受到损害，一般人既不容易、也没激励获取有关主体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行为的信息，即难以获得有关主体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特别是一些具有潜在危害还没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如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生产所使用的原料、添加剂是否符合安全标准，从事食品、食品添加剂或餐饮业的经营者是否具有经营许可证，食品检验报告是否虚假等。(2)重大社会性致害行为主要发生在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的大企业、政府监管机关或授权的具有公共职能的组织(如卫生检疫、质量检测等机构)，因而，大企业和政府相关执法机关社会责任重大，它们不仅易于以合法的外衣掩盖违法的信息，也拥有各种手段防止人们获取它们违法的信息，即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

第二，在实施法律的威慑实现社会责任方面，公共机关具有私人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知道，法律的实施，即责任的实现必须以一定限度的威慑力的存在为基础，威慑力主要源于在立法中法律赋予一定主体的可资使用的制裁措施。在现代社会经济法中，法律的专业技术性使这些制裁措施的制定与使用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专门的公共执法机关(各种委员会制组织，如我国《食品安全法》设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以行政制裁方式实施。这就使公共机关不仅可以使用有关法律所规定的制裁措施，强制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并且可以自己创设制裁性规范，以实现法律责任。

正因为公共实施机制在社会责任实现中的重要地位，因而在现代社会经济法律中，国家都通过授权已有的公共机关或设立专门公共机关执行法律，促使各类主体履行社会责任。

2、私人执行实现机制

社会责任的私人执行实现，即由私人发动法律的执行，从而使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私人参与社会经济法的执行有多种途径，除了其各自自觉遵守法律，不从事违法行为，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外，还可以通过介入司法和执法，即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和向执法机关举报违法行为，促使没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者履行社会责任。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公共选择理论”说明，人类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完美的组织及制度，而且，公共组织中的人也是理性人，公共组织的行为未必就一定是为了公共利益。因而，为了使有责任者承担社会责任，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设立专门的公共组织执法固然必要，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使有责任者的责任得以履行。还必须以私人执行实现机制作为补充。同时，私人执行机制对于社会责任的实现不仅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社会责任的私人执行对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违法行为具有明显的威慑效应。这种威慑体现在社会经济法中主要就是通过民事诉讼，要求违法者承担损害赔偿。特别是多倍赔偿，即通常被称之为“惩罚性赔偿”，如《美国反垄断法》规定的3倍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两倍赔偿及《食品安全法》规定的10倍赔偿，其结果往往使违法者得不偿失，因而，对违法者，亦即不承担社会责任者具有极大的威慑效应。

第二，社会责任的私人执行可以为进一步的社会责任的公共执行提供有关违法或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从而克服公共执行因信息不足而难以发动的困难。这是由于相对于公共执法机关，私人在获得违法行为的信息方面具有三点优势：(1)私人主体人数众多，分布广泛，有可能发现在社会各个角落所发生的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行为。而公共主体人数有限，受时空限制，获得信息的范围有限。所以，只能有选择地重点关注某些领域。(2)在有机社会里，一些行为虽主要损害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但往往也有私人主体直接受到损害，因而，私人主体对有些违法行为的信息十分敏感，容于察觉，因而，获得特定违法信息的成本很低。(3)私人主体能够保障某些违法信息被充分地利用于实现社会责任。这是因为，某些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违法行为，常常给众多的个人造成损害，违法者要“俘获”所有受害者，既无获取所有受害者信息的可能，经济上也不可行。因而，违法的信息总会因一些个人的诉讼或举报而被暴露。同时，私人因违法往往受到损害，因而，为了自身利益，私人有充分利用掌握的违法信息，利用诉讼或举报获得救济的激励。私人的这种行动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同时也遏制了违法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迫使违法者承担社会责任。

正因为私人执行实现机制在社会经济法的实施并进而在促使各类主体承担社会责任上具有以上独特的价值，因而，世界各国在社会经济法领域，都利用司法机制通过授予私人诉讼请求赔偿，或申请禁令(停止违法行为)的权利，以及利用行政机制赋予私人直接向公共执法机关的举报权，来防止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行为的发生，保障社会责任的履行。在社会责任的私人实现机制中，私人诉讼机制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这里的私人包括自然人和私法人，因而，这里的两种执行机制，从主体讲涵盖了所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因而，社会责任，从实现的角度讲，是人人都有权追究的责任。

(二)实证性解释

《食品安全法》作为社会经济法，其社会责任的实现，或者说对违法行为的制裁，也主要通过以公共执行为主导的行政执法机制，以及以私人执行为主导的诉讼机制。

1、公共执法机制

社会经济法中的公共执法机制虽从形式上看与传统的行政执法机制相同，通常也被法学界认为属于行政执法，但笔者认为最多属于公法社会法化的产物，与传统公法只是形相同而质不同。其执法机关设立的目的在于就某一专门领域作为社会整体的代表，授权其利用专门知识，发觉在所处领域扩张社会整体利益的秩序构建中各类主体的社会责任，并予以规范化，促使人们履行，积极地直接促进和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因而，这种新型的执法机关是能动者，它具有准立法、准司法和执法功能。而传统公法中的行政机关主要是执行机构，其主要功能是执法。

公共执行机关设置的目的和功能决定了在公共执行机制中，公共机关主要是以依职权的查处违法行为而发动执行机制。我国《食品安全法》第8章“监督管理”(第76-83条)就是有关公共机关发动这一机制，实施法律的规定。但正如前述所言，由于公共机关人力、资源所限，以及人性缺陷导致的怠惰和被“俘虏”的可能。公共执行机制还可通过私人告发而发动。这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只在两条中作了部分规定，即第10条前半部分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以及第80条前半部分规定的：“县级以上卫生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接到咨询、投诉、举报，对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受理，并及时进行答复、核实、处理。”

可见，在《食品安全法》的公共执行机制中，虽然是以相关监管机关依职权的主动执法为主导，但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论是作为社会一员，还是作为良好食品安全秩序的受益者或不良食品安全秩序的受害者都有权参与启动执法，以实现对违法者社会责任的追究。

2、私人诉讼机制

社会经济法中的私人执行机制主要是司法的私人诉讼机制，从形式上看与传统的民事诉讼相同，通常在立法和法学研究中也被称为民事诉讼，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授予私人受害者或利益受影响者以诉权，利用私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或停止违法行为之诉，实施法律，遏制违法行为。也有一些国家，授权特定的公共机构代表受害的众多个体提起民事赔偿之诉。我国《食品安全法》在司法实施机制中，没有授予公共机关提起民事赔偿的诉权，因而，只有私人诉讼机制，具体规定于第96条：“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就这一规定看，第一款与民事诉讼并无差别，但第二款规定笔者认为其与民事诉讼机制只是形相同而质不同，这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说明。

第一，从私人诉权及诉讼资格的取得条件看。标准的民事诉权的取得一般是以私人主体的私法权利受到他人行为的实际损害为条件的，即只有权利受到实际损害的主体才有资格提起诉讼。而社会经济法中的私人诉讼资格(诉权)的获得，私人提起的公益性诉讼自不待言(我国《食品安全法》中并无规定)，即使非公益性诉讼，已出现了并不以权利的实际受损害为前提，只要其利益基础受到威胁或者说受到影响，即使没有实际损害，也可以提起诉讼。以此观念来理解《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就不能仅仅指为个人或者家庭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人，而应指一切不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消费品购买者。

第二，从私人发动诉讼的动因看。标准的民事诉讼目的，一般是权利(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原告)，通过诉讼使自己受到的损害得到补偿或使权利恢复到未被侵害前的状态。而社会经济法中的私人诉讼，有的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如私人提起的公益诉讼，有的则是为了从诉讼中获得收益，而不仅仅是补偿自己所受损害。否则，就会缺乏诉讼动因，这也是多倍赔偿制度在社会经济法中被广泛应用的原因。

第三，从私人诉讼获得利益的基础看。标准的民事诉讼，原告从诉讼中获得利益的基础是自己权利受到的实际损害，一般来说，从诉讼中获得的与所受到的实际损害相等，只是使自己所受损失得到补偿。因而通过诉讼，获得超过其损害的补偿，就是不当得利。而社会经济法中的私人诉讼，原告从诉讼中获得利益的基础是被告侵害了社会整体利益的载体一某种公共秩序，如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处于其中的个体利益因此而直接受到或可能受到了不利影响，与实际损害大小无关，所受损害只是责任计量的标准。同时，既然个人对社会的利益做出了超出了其应作的贡献，因而获得报偿并无不当。

第四，从制度设计目的看。标准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目的，在于给受害的个人提供救济途径，使个人的权利得以维护。而社会经济法中的这一制度设计目的，在于利用私人掌握的侵害社会利益的违法行为的信息，利用理性人对利益追求的本性，激励私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这意味着，以社会经济法的整体主义观念来反思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中提起“民事的诉讼”，“王海”式的专业打假者作为原告适格就应被肯定，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王海”诉讼才使多倍赔偿制度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否则，这一制度就没有多大意义。

通过对上述两种机制的分析，虽然在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实现机制中一些规定还不完善，如没有私人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没有公共机关代表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但在一定程度上，分别授予公共组织——食品监管机关和私人(个人和私法人组织)，即所有法律主体启动执法和司法机制的权利。可见，社会责任是人人都可追究的责任。

总结本文的论证思考，笔者旨在说明：“三鹿”事件的爆发，固然与既有法律监管制度和责任制度存在漏洞与缺陷有关，但更根本的是缺乏预防社会性损害的法律意识及以此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因而，对“三鹿”这种社会性损害事件及其催生的社会经济性法律——《食品安全法》，就不能仅仅以既有的个人主义法律观念来反思和解读，而主要应以社会的整体主义观念来反思和解读。

以整体主义观念思考，在高度社会化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社会犹如一个有机整体。这意味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利益的获取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更与其所处社会有关，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因素所占的权重将越来越大。同时还意味着，个体，特别是从事大规模生产经营的厂商的社会经济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势必导致，随着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新技术在生产经营中广泛应用，个体的有害行为的社会损害性极大。因而，不论是出于保护自身所依赖的体系，还是防止对他人的损害，在有机整体社会中每个人首先拥有的不是权利，而是社会责任。

法律中的社会责任既包括积极的、面向未来的预设责任，也包括消极的、面向过去的、对已发生的有害行为的过去责任。从责任主体看，是人人都负有的角色责任。从客体讲，是人人秩序建构的责任。从实现说，是人人可追究的责任，而不是只有直接受害者才可追究其责任。

本文责任编辑：卢代富

作者：刘水林

第二篇：个人和社会富足的源泉

[摘 要]本文依据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设计了一个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模型，以此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前提与基础，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相关因素。人力资本是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富足的源泉，人力资本投入是现代社会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知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妨碍穷国赶上富国的原因，主要是缺乏人力资本，即教育不发达，人才和知识不足，人力资源素质低下，而不是缺乏有形资本。

[关键词]个人和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经齐增长;富足的源泉

[文献标识码]A

作者：潘景余

第三篇：个人慈善捐赠的社会资本价值研究

摘要： [HT5”SS〗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出发点，研究分析了个人慈善捐赠的社会资本价值。站在微观的角度，个人慈善捐赠能够提高自身内部的社会资本，个人捐赠者更可能处于社会网络的核心位置，得到更多的信任度和义务认同度，提高在所镶嵌的社会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站在宏观的角度，个人慈善捐赠能够提高外部社会资本的丰度，丰富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发展。

关键词： 个人慈善捐赠；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价值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中，慈善事业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主要表现在作为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分配公平、发挥第三方主体作用而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等多个方面。美国的慈善捐赠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个人捐赠、基金会捐赠、公司捐赠以及遗产捐赠，其中个人捐赠占支配性地位；相比较而言，我国慈善捐赠来自民间的自主性个人捐赠比例很低。[1]相对于慈善事业发达的西方国家，我国个人捐赠文化、个人捐赠意识都比较淡薄。基于此，本文以个人捐赠者为研究对象，特别研究个人慈善捐赠在学理上和社会实践中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价值。

一、文献回顾

随着慈善事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个人慈善捐赠在慈善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我国逐渐得到普遍的认识，有关学者对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展开了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研究者分析了个人捐赠的重要性以及在我国促进个人捐赠的意义；[2-3]第二，部分研究者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研究了个人捐赠的意愿影响因素；[4-6]第三，部分研究者研究了个人捐赠的税务激励问题；[7-8]另外，也有学者研究了西方国家个人捐赠的发展情况并与我国做了比较，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1]

上述学者所做的研究促进了我国个人慈善捐赠研究的发展，对个人慈善捐赠的分析也逐渐深入。然而，对个人慈善捐赠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究目前还不够深入，关于个人慈善捐赠能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什么价值与效益，目前还是缺乏较深层次的挖掘，更缺乏站在某个理论的角度去展开深入的探索。基于此，本文站在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较为深入地探讨个人慈善捐赠的社会资本价值问题。选取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是因为大量证据已经证明，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是社会、经济和生态和谐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财富，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9]因此，有必要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角度去对个人慈善捐赠的价值进行一个更为深入的探讨，以挖掘个人慈善捐赠在学理上以及在社会实践中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价值是什么。

二、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以Coleman的理论为基础。1988年，Coleman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它的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由很多不同的实体所构成，这些实体存在两方面的共同点：它们都来自社会网络结构，并且都使个体的某些活动得到便利。[10]Lin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可以为网络行为主体获得和利用的资源。[11]社会资本代表了行为主体借助于社会网络或其他的社会结构来获得各种利益的能力，网络、信任、规范是其核心要素。[12-14]社会资本能够给社会网络主体带来资源与利益，有大小之分，也即社会资本的丰度。社会资本丰度高的群体（社会）比社会资本丰度低的群体（社会），其内部所具有的各种资源往往会更加丰富，各种资源的流动也会更加具有效率，整个群体（社会）会显得更加有秩序、有效率，能够提高群体（社会）相关主体获取资源的成功概率，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因此，社会资本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一样，都是社会所具有的财富。社会资本逐渐被社会和经济统计学家所关注，认为在考虑一个社会发展水平时不应只考虑其经济方面的指标，还要考虑社会资本。[15]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资本远远比经济资本难以衡量，无形性强是其与经济资本存在的最大差异。

三、个人慈善捐赠的社会资本价值

对于个人慈善捐赠者而言，社会资本有着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之分。内部社会资本是指镶嵌在与个人慈善捐赠者直接相关的社会网络中的可以为个人慈善捐赠者获得和利用的资源；外部社会资本是指镶嵌在与个人慈善捐赠者非直接相关的社会网络中的可以为社会所有主体获得和利用的资源。我们认为，个人慈善捐赠能够提高捐赠者内外部社会资本的丰度，增加群体和社会中的资源种类与资源饱和度，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是个人慈善捐赠的社会资本价值的核心所在。另外，社会资本丰度与个人慈善捐赠或许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Apinunmahakul和Devlin（2004）认为个人的社会网络投资有助于其向慈善组织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16]按照我们的假设，也就是说个人慈善捐赠能够提高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反过来会促进社会中的个人发生更多的捐赠行为。

（一）内部社会资本价值

1.内部社会网络

按照社会资本理论，个人捐赠者镶嵌在社会网络中。如图1所示，个人捐赠者镶嵌的直接相关的社会网络往往包括亲缘网络、朋友网络、同事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等等。其中，亲缘网络是指与个人捐赠者有着血缘关系的主体所构成的社会网络；朋友网络是指与个人捐赠者有着朋友关系的主体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同事网络是指个人捐赠者因为从事工作形成同事关系的主体所构成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网络是指个人捐赠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与社会其他主体打交道如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主体所形成的社会网络。

2.内部社会资本价值形成机理

图1中虚线箭头表示捐赠个人镶嵌所在的每个社会网络与捐赠个人存在的有效互动，有效互动带来了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如图所示，个人对受捐组织进行捐赠，往往会加强捐赠个人与所镶嵌的直接相关的社会网络中主体的有效互动。按照社会资本的理论，存在的信任度和义务认同度决定了有效互动的强弱，进而决定了双方之间资源的饱和度和资源的流动效率，并且最终决定社会网络所具有社会资本的丰度。个人捐赠者对受捐组织进行捐赠，往往能够提高他们在社会中的声誉，这其中也是个人捐赠者进行捐赠的主要原因之一。[17-18]声誉产生的过程，站在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来看，往往伴随着社会网络中其他主体对捐赠个体捐赠行为的认同以及赞赏，从而一般会衍生出对捐赠个体的信任以及履行义务的认同。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主体因为对捐赠者捐赠行为的赞赏以及衍生出来的信任，往往会更加愿意与捐赠者进行交流与互动。因此，捐赠个体与社会网络其他主体的有效互动一般会更多、更强，有效互动所产生的资源流动也会更加丰富、更加有效率。这就是个人捐赠者社会资本产生的原理，也是他们的社会资本普遍比非捐赠个体往往更加丰富的原因所在。

3.内部社会资本价值的体现

个人捐赠者内部社会资本价值往往比非捐赠者要高，当中的表现是个人捐赠者在亲缘网络、朋友网络、同事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网络更多地是处于网络中心的位置，与网络主体存在着更多的互动，能够更轻易地获得需要的资源。个人捐赠者在亲缘网络中由于家庭和宗族成员的信任可能会更加具有话语权，在家庭和宗族事务中扮演着更加大的决定性角色。个人捐赠者在朋友网络和同事网络中，由于朋友和同事的信任可能会处于朋友圈和同事圈的信息分享中心位置，在圈子中更大地起着信息交流、发起圈子互动的作用。个人捐赠者由于具有的社会声誉，在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社会关系网络的主体打交道过程中，往往能获得更加大的被信任度，例如在向政府部门办理业务过程中程序可以部分减免，在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中，抵押可以放松，或者获得更大的授信，如此等等。

（二）外部社会资本价值

个人慈善捐赠能够提升个人内部社会资本价值是站在微观的角度来分析的，站在宏观的角度来看，个人慈善捐赠能够增强外部的社会资本。正如龚明聪所认为的个人捐赠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19]

1.外部社会资本价值增强机理

教育、医疗、生态、科技等社会诸多方面的发展仅仅依靠市场和政府的力量，由于市场和政府存在天然的失灵问题，会导致它们的发展不能达到最优的水平。这需要第三方主体——非营利公益组织的出现，并在特定的领域发挥作用，以第三方的力量推动社会特定领域的进步与发展。要发挥非营利公益组织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必须解决它们资金的来源，提高资金的数量。在美国等捐赠事业发达的国家，个人捐赠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相比较而言，我国个人捐赠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还是显得相对滞后。增强个人的捐赠意识，引导个人广泛参与捐赠，是我国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能够扩大非营利公益组织资金的来源，使非营利公益组织拥有更为充足的资金。站在非营利公益组织具有良好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的假设基础上，充足的资金能够提高非营利公益组织的办事能力，推动其所涉及领域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社会诸多领域特别是由于市场与政府失灵不能解决的领域得到进步与发展，将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丰度，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2外部社会资本价值的体现

个人慈善捐赠的增多，站在宏观的角度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丰度。因此，社会的所有主体所能享受到的社会资源会更加丰富，得到的社会待遇会更加高。例如，对教育事业的捐助，会使教育事业办学硬件和软件都得以提升，社会的所有主体都更有机会享受到更高水平的教育；另外，学生获得各类奖助学金的机会将得以提升，有助于奖励优秀学生激发其继续保持优秀、勇攀高峰，有助于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勉励其发奋图强。事实上，目前很多高校成立教育基金会，就是因为捐赠对高校发展具有很大的价值，希望通过成立基金会吸收社会捐赠，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促进学校的发展。对医疗事业的捐助，会使医疗事业的硬件和实力都得以提升，社会所有主体都更有机会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提升社会主体的预期寿命；而对医疗事业的特殊领域，如视网膜移植医院、儿童癌症医院等方面的投资则更能使特殊主体获得高价值的社会资本。对生态领域的捐助，能减轻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环境产生的危害，为社会主体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体能生存在良好的环境，这是所有主体（中国人）极大的社会资本价值。对科技事业的捐助，能够提高社会的科技实力，为社会主体带来更加先进美满的生活。

发达的教育、完善的医疗系统、优美的生态环境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正是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的特征所在。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生态资源和科技资源都会更加丰富，资源的流动也会更加具有效率，社会上的每一个主体都更有可能获得需要的资源，每个主体的生活品质也会得以提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我国现阶段而言，要打造一个富有社会资本的社会，使得这一切外部社会资本价值得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在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和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一个重要途径是培养个人捐赠意识，促进更多国民特别是富有的国民慈善捐赠行为的发生以汇聚更多的财力，去解决社会发展中某些政府做得尚未够好或者被政府遗忘的领域的发展问题。

四、结束语

站在微观的角度，个人捐赠能够提高自身内部的社会资本，个人捐赠者更可能处于社会网络的核心位置，得到更多的信任度和义务认同度，有助于提高在诸多社会网络获得资源的能力。站在宏观的角度，个人捐赠能够推动社会的教育、医疗、生态、科技等领域的发展，进而提高社会的资源丰度，为整个社会的主体带来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生态资源和科技资源，提高社会主体的生活品质。

上述结论是本文站在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经过较为深入的探讨分析得出来的。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进行，例如通过实证或者案例分析验证本文的结论，通过案例分析深入探究个人慈善捐赠对社会特定领域所具有的价值以及如何在我国促进个人捐赠的广泛参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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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邓泽辉）

作者：许中华 伍卓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