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问题社会学论文

摘要:民国时期,劳工教育被当作解决劳工问题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式而受到高度关注。劳工教育思想的传播,为劳工教育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与丰富的思想资源,推动政府出台系列劳工教育法律、法令,并组建了劳工教育管理机构;企业被指定为劳工教育的实施主体,劳工教育得以普遍展开并形成特色。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劳工问题社会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劳工问题社会学论文 篇1：

宗教社会学视角下的“摆”初探

一、作者简介

田汝康（1916-2006），1916 年出生于昆明的一个大家族，家学深厚，自小受到了良好的中英文学术熏陶。1935年中学毕业后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学习教育心理学。两年后，因“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停课内迁，田汝康随难民潮辗转回到了昆明，复学回到了内迁昆明的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田汝康选修了“劳工题”和“社会学”，这两门课对其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学教学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由这门课开始，田汝康不仅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也与费孝通结成了终身的师生关系。1939年，当时还是大学三年级在校学生的田汝康便受费孝通之招，参加了在吴文藻和费孝通倡议下由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和燕京大学合作创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工作。当1940年田汝康自西南联大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义无反顾地转投费孝通门下，留在“魁阁”担任助理研究员。自此至1945年为止，在“魁阁”工作的五年期间，作为“魁阁”重要成员之一的田汝康，参加了由吴文藻和费孝通主持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调查工作。

《芒市边民的摆》是田汝康先生在1940年底至1942年5月，先后在“云南省西部陇县附近的一块盆地上—芒市”做调查研究，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当地的“摆”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更是与当地“摆夷”的整体生活密切相关，在“一个小小的宗教仪式中，竟容纳了整个摆夷文化的全面影，甚而还启示我们对现时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发生一种新的看法”。于是就选择了“摆”作为其研究的主题，通过参与观察，与当地人同吃同住，深入地无结构访谈，收集大量的一手调研材料，经过材料的整理梳理，对比研究、分析总结，1941年，形成了田汝康先生的处女作—《摆夷的摆》一书，后有重庆出版社改名为《芒市边民的摆》出版。

1945年，田汝康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1950年，任浙江大学人类学教授，1952年任教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田汝康晚年还曾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工作，于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后，被推选为第一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正是他当年的恩师费孝通。他也参加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重建筹备工作。

二.学科界定

在本书的总序中强调了“民国万象”丛刊目的主旨是“要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社会学的基础”，把《芒市边民的摆》列在其中，故是把它看作为民国社会学的调查名篇。在费孝通先生撰写的序中写道“汝康在这本书中就把人类学中经了几十年所获得的方法和概念，用具体的例子，介绍给了我们国人”；从中看出，费孝通先生把此书划分为人类学学科。厘清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区别，要把二者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其起源、发展、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做深入分析，这不是此文章的重点所在。但是笔者认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固然有很多区别，尤其在研究方法上，但是两者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学术关系。所以，关于本书的学科界定，本文认为它既有社会学的特点，又符合人类学的风格，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三、写作背景

《芒市边民的摆》成书与20世纪40年代，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社会学之中国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学者开始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其中孙本文先生在1931年《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中明确使用了“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社会学”概念， 并大力呼吁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由于孙本文是当时全国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负责人， 加之这篇演讲在中国社会学社1931 年的年会上发表的， 因此， 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倡导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主流态度。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第一个人用这些方法和概念来实地研究我们自己国内的宗教活动”这对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者，王铭铭即对费孝通与田汝康师生的学术成就评论指出： “他（ 田汝康） 的这项研究不仅拓展了费孝通在禄村的研究中提出的‘消暇经济’概念的文化视野，而且……为我们指出了‘边民’异文化的研究能为汉人本文化研究开拓的跨文化对话空间。”

四、本书的特点

（一） 研究对象

田汝康先生的这本书将云南芒市的一种宗教仪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费孝通先生评价说“第一个人用这些方法和概念来实地研究我们自己国内的宗教活动”。在其实在研究中，田汝康先生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参与观察了大摆，公摆（包括合摆、干躲摆、挺塘摆、黄金单摆、冷细摆五种），还有其他有关超自然信仰的团体活动（如汉辛弄、烧白柴、泼水、祭社）。在书中的前三章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述。并对以上宗教仪式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比较，包括：时间、地点、用具、参与团体、费用、聚餐、仪式、禁忌、意念等方面。再次基础上总结出摆与非摆的区别，体现在时间、地点、用具、参与团体、费用、聚餐、仪式、禁忌、意念的异同。

（二） 研究方法

田汝康先生主要采用了实地研究和无结构访问，通过与村民同吃同住，参与观察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宗教仪式，通过观察、无结构访谈，细致描述了各种宗教仪式的具体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研究，归纳总结了“摆”与“非摆”的区别，结合马林诺夫斯基、弗雷泽、费孝通等的观点，主要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对于宗教仪式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定性分析，试图探究摆虽然看似铺张浪费但仍然世代相传经久不息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以及摆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摆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如何。

（三） 理论运用

在对摆与非摆进行区别研究时，运用了马林诺夫斯基关于巫术与宗教的相关理论，认为摆“可以算作是一种纯粹的宗教活动，因为做摆的目的，并没有夹杂着什么是实际的利益，所得到的尽是一些内心的感觉和深厚的感情。”“他们是为赞美佛、纪念佛”而非摆活动是“根据一种实际的利益而产生的。每种活动对于人都有一种好处，是避免某种不幸和意外的途徑。”此外，冷细摆和汉辛摆是居于摆和非摆的中间形式，相信崇高的佛的存在，又有自己的祈求，希望得到自己的实利。所以“汉辛弄和冷细摆并不能看成一种纯粹的宗教活动，而应该成为一种宗教活动附有巫术意味的混合”

在对摆的消耗进行分析时，从的摆夷社区地理环境入手，对摆的所处的社会结构进行全面的观察、访问、收集材料、定性分析，尤其对居民的经济收入的来源、谋生的方式、财富的利用、社会地位等方面等深入分析，得出：1.摆消耗巨大，但是都在做摆主人的生产力量范围内；2.在眾多的财富利用的方式中，摆被看作是既可以正当消费财富，又可以赢得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3.摆是摆夷劳动的激引。

从摆夷的社龄结构进行分析，创新使用了“社龄”一词，包含两曾意思：“它是生命史上的阶段，一级一级有个次序，所以称作龄；这些阶段并非代表体质的成熟和衰老，而是代表社会的身份，各级享受的权利不同，应尽的义务又不同，这种社会性的划分正可用个社字来表示，它的意义有如教育心理学中的智龄和学龄。”“摆是转换社领的仪式”运用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了摆和社会中人的成长阶段之间的联系，并创新和准确的运用“社龄”一词，认为“摆的功能之一就是安排社会中各维持摆夷社会的结构”，同时也为充分发挥了摆的个体的社会化功能。

五、研究空间

在本书中，田汝康先生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摆进行深入的分析，厘清摆与非摆的区别，并在较为全面地了解摆夷社会基础上，将摆和摆夷社会的政治、经济、习俗等联系起来，分析出摆世代相传的经济原因和社会文化原因，剖析了摆在社龄结构中的社会整合功能和个人的社会化功能，得出摆与摆夷社会的互构关系，摆能调试人的心情、促进个人的社会化、整合社会的结构，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个人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社会的地位的需求、社会的和谐稳定又促使摆的世代相传经久不息。

但是书中对摆夷社会的宗教信仰渊源和现状、政治制度、文化特点、教育观念等“景观”研究较少。笔者认为研究一种宗教仪式，不能脱离其所在的大环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摆夷社会的大背景，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宗教仪式背后的机制原因；书中更多关注了摆的正功能，对摆的负功能没有涉及，可以正面看待其负功能，才能有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从而正确引导，减少负功能的产生；田汝康先生更多是从集体行为的宏观的角度出发，书中缺少对个体的详细访谈，可以加入有代表和典型的访谈记录，使观点更加有说服力；缺乏对于个案的追踪研究；书中描述多于理论的发展和总结，当然这是与作者所处的世代有关，后人可以结合更多的社会学的理论去研究宗教仪式。

（作者单位：云南开放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作者：张秋影

劳工问题社会学论文 篇2：

简论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的经验与问题

摘 要:民国时期,劳工教育被当作解决劳工问题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式而受到高度关注。劳工教育思想的传播,为劳工教育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与丰富的思想资源,推动政府出台系列劳工教育法律、法令,并组建了劳工教育管理机构;企业被指定为劳工教育的实施主体,劳工教育得以普遍展开并形成特色。然而,由于政府介入劳工教育主要出于政府利益的考虑,致使民国时期劳工教育在获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问题,正是这种问题使得劳工教育最终走向反面而陷于失败。

关键词: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成绩;问题

作者简介:李忠,男,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民国时期劳工教育问题研究”(批准号:EKA070249)的阶段性成果,课题主持人:李忠。

劳工是以出卖体力和技术获得工钱谋生的人,劳工问题是通过提高劳工的生产技能水平、增加企业的生产效能进而改善劳工受雇佣情形的问题。民国时期,中国劳工问题渐成一社会重大问题,“中国劳工问题之解决,在目前已不容忽视”。[1]解决劳工问题有诸多方案,如改良工作条件、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实施科学管理法等等。但是,劳工教育被当作解决劳工问题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手段。“我们要工人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要切实实行劳工教育,尤其是劳工保险、合作等事业的设施,实有赖于劳工教育为之先驱。于是劳工教育遂成为劳工事业之中心,因之劳工教育的声浪日高,劳工教育的潮流日盛,渐成为重大的问题。”[2]劳工教育在民国时期受到高度重视,不仅出台了系列的劳工教育法律、法令,而且组建了劳工教育管理部门,劳工教育在全国普遍展开,并获得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劳工教育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最终导致劳工教育走向反面而陷于失败。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为今日农民工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然而,有关劳工教育的研究成果在目前尚属空白,本文抛砖引玉,并期望能对今日的农民工教育与企业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些许助益。

一、时人对劳工教育的认识与提倡

民国时期的学者认为,劳工教育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首先,教育是人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的基本途径,接受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有教无类”是对这种权利的体认。然而,由于社会等级和贫富悬殊,致使一部分人的教育权被剥夺,劳工就是教育权被剥夺的一个社会阶层。所以,劳工教育问题首先就是对教育权利的追问。骆传华指出:“教育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占有和独享,而是大多数人民的权利,不能以少数人的趋向为去就,应以全民众的需要为依归。今后的教育方针,是应当采用平民化、生活化和职业化,把以前只务虚名不重实际的观念,不顾多数民众的利益,只求少数特权阶级的便利的思想打破,然后中国的教育庶几有望。”[3]劳工教育问题就是要打破这种特权,使劳工获得受教育权利的问题。

劳工教育还是经济问题。作为经济问题,劳工教育的作用体现在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依赖上。生产经营活动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教育是传授科学技术知识的主要方式,“举凡各种事业之发达与进步,莫不与工人之知识有关。故增加工人之知识,实为使产业原料之不至浪费,工作时间的节省,生产能力藉以锐进等等之最大原因之一。由此观之,在我国现今推广职工教育,实为刻不容缓之内容。”[2]劳工教育成为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改善劳动者素质结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劳工教育也是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输入,致使延续两千多年到以手工业、小商业为基础的产业组织逐渐崩溃,新的生产方式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资本家期望企业发达与利益增加,祈盼劳动者能量发挥到极大而付给薪水最低;劳动者方面,则期望生活充裕、家族安全,对于雇主的待遇,莫不要求较好之改善、较高之改进。劳资双方所处地位不同、目的不同、拥有资源和享有权力也不同,出现劳资矛盾。资方以解雇、开除、减工、减薪等作为手段,劳方则以怠工、罢工、破坏生产等作为应对措施,由此酿成工潮。所以,劳工问题的存在,足以妨碍国民经济的进展,增加国家社会的不安定。解决劳工问题的办法很多,如改良工作条件,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倡科学管理法等。但是,“最彻底的办法,还是在实施劳工教育。”时论指出,劳工教育缘起于三大端:(一)工人知识薄弱,生产效率低;(二)工人每为资本家所轻视,苦乐悬殊,若欲提高其地位,非先由教育入手为功;(三)以人类平等为原则,故工人应享教育均等之机会。[3]所以,劳工教育不仅是劳工教育权力的获得,而且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与和谐不可或缺的内容。

劳工教育旨在对劳工实施一定程度和性质的教育,提升其能力、价值与人格尊严,提高工厂企业的效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改善劳工的被雇佣情形。劳工教育就是以教育为手段、以经济发展为中介、以个人幸福与社会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教育。劳工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糊口,还在于为谋享受比糊口更有意义的生活。时论指出:“提高民族意识,须有健全的国民,发展生产事业,须有健全的生产劳工,中国劳工教育应以此为中心,中国整个教育精神亦在于此。”[4]所以,劳工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将劳工培养成为人,具备共和国国民基本素质,成为健全的国民。时任交通次长的郑洪年指出:“劳工问题应宜从根本上主张教育主义,其意图不仅在铁路职工应以相当之教育,即对于全国劳工亦冀以教育之方法加以陶冶,使成为健全之国民,并希望世界劳动程度幼稚之各国,咸以劳工教育为培植劳工生活之基础。”[5]劳工教育的目的还在于使劳工具备承担国民义务的素质,即具有熟练的技术、有建设能力;养成劳工领袖人才,能够代表劳工为劳工谋求利益,实现工人的解放。“工人教育的目的还在于养成劳工领袖人才、修养劳工高尚人格,造成健全的革命工人以期实现世界劳动化。”[6]时人对劳工教育的认识与提倡,使得劳工教育思潮得以形成。

二、劳工教育的普遍展开

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的实践经历了从自发到强制实施两个阶段。自发阶段的劳工教育出于劳工的教育需求和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包括学徒教育期和劳工教育孕育期;强制阶段则体现出政府对劳工教育的安排,包括劳工教育试验期和推广期。早在1915年,铁路交通部门为谋工人知识技术的提高,即在各路段设有工人补习学校十七所,招收学生3700余人;1921年成立“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积极开展铁路系统的劳工教育,并编辑出版《铁路职工教育旬刊》,以示研究、宣传和提倡。南京国民政府建成后,劳工教育受到高度关注,劳工教育开始向法制化方向转化,在政府的参与下,劳工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首先,劳工教育受到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劳工教育走向法制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台了系列的劳工教育法律、法令,并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工教育管理部门。以1927年8月7日公布的《国民政府劳工局组织法》为开端,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出台了包括《工人教育计划纲要》、《工厂法》、《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等在内的数十个相关法律、法令,地方政府出台了具体的实施细则,由此形成劳工教育法律体系。同时,依据相关法律组建了包括劳工局、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劳工教育实施委员会在内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工教育管理机构,不仅为劳工教育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为劳工教育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次,企业被指定为劳工教育实施主体,实施劳工教育成为企业的法定责任。《工厂法》规定:工厂须使劳工受补习教育,违者处以百元以下罚金。《修正工厂法》对此作出进一步规定:工厂对于童工及学徒应使受补习教育,并负担起费用之全部;其补习教育之时间,每星期至少须有十小时;对于其他失学工人,亦当酌量补助其教育;工厂所招学徒人数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的三分之一;当工厂所收学徒过度,对于学徒之传授无充分之机会时,主管官署得令其减少学徒之一部,并限定其以后招收学徒之最高额;工厂对于学徒在其学习期内,须使职业传授人尽力传授学徒企业所定职业上之技术。[7]《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三种,各地方应于最短时间内按工人教育程度分别实施;由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负责完成之;各厂、场、公司、商店等雇佣工人在五十人以上二百人以下者,应设立一个学校或劳工班,工人每增加二百人应即递增一班,其不满五十人者得与附近之厂、场、公司、商店联合办理之,每班学生额数以三十人至五十人为准。

最后,在政府与企业的共同参与下,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得到广泛推行。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先在上海、天津、武汉等部分工业发达城市的企业中展开试验,随后推广到全国的企业。因此,从地域看,劳工教育先从部分工业城市展开,随后推行到全国;从主办单位看,此次劳工教育是在政府部门主持下,以为数众多的工商企业作为主办单位的教育活动。“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之费用,由原设立机关负担;其联合办理者,应共同负担之。”劳工教育在工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各个行业所属的各个实体内展开,成为全国范围内以工商企业为主办单位的教育活动。从教育对象的年龄上来看,劳工教育不限于学徒,还包括已经出师的学徒。地方政府出台相应的措施加以管理:青岛市规定,“各工厂工人均须一律入校补习,不得藉故规避”;浙江杭县规定,“各校招收学生在十四岁以上”;重庆市规定,“十二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工徒均得入校修业”;上海市则规定,“本市区域内(四十五岁以下)不识字之工人一律受识字教育,……如至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以后仍未受识字教育者,应即日勒令停止工作”,铁路部门则规定,“凡全路职工人数不满一千人者设立识字学校一所,二千人左右者设两所,以此类推;沿路各站有职工五百人左右者设立识字学校一所,两百左右者设立识字班一所,六十人左右者设立识字处一所。”并要求,“不满四十五岁之职工一律毕业于职工识字学校,不满四十岁之职工,应一律毕业于职工公民学校”。企业也开始制定劳工教育实施细则,如湖南第一纺纱厂指出:“本厂设有工余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凡在厂工作之童工、学徒、失学工人及其子弟,得入校补习。”荣氏企业中接受劳工教育的人数一度达3000余人,大大提高了企业职工素质结构,对荣氏企业文化的形成与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也不无裨益。

在劳工教育思想的推动与政府、企业的积极参与下,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指出:“各省市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农、工、商之厂场、公司、商店,比前尤力,厂场、公司、商店办理劳工教育不得不为之职责。各厂场、公司、商店所设劳工学校或劳工班,亦比此前普遍且完善。”[8]

三、劳工教育的成绩及问题

劳工教育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劳工希望通过教育提高谋生技能,而且还在于通过教育获得做人的尊严,过有意义的生活;企业主实施劳工教育,旨在提高生产效能,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政府介入劳工教育,希望通过劳工教育缓解劳资冲突、消弭劳资纠纷。民国时期劳工教育一定程度上达成了这一目的,并取得可喜的成绩。然而,由于政府介入劳工教育主要考虑的是政治意图与政府利益,使得劳工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严重问题。这种问题由于劳工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化与劳工的被动参与,使得劳工教育被异化而最终陷于失败。

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形成劳工教育思潮,为劳工教育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劳工教育思想的传播,引起了时人对劳工教育的广泛关注,辅之以新文化运动中教育民主化与实用化思想的传播,不仅劳工、企业开始重视劳工教育,而且引起社会团体、立法机构与政府部门的重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劳工教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教育思潮,也构成教育民主化思潮的重要内容。劳工教育思潮对劳工教育性质的分析、对劳工教育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劳工教育目的、内容等的观点,为劳工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创造了舆论氛围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其二,出台了系列劳工教育法律、法令,并组建了劳工教育职能部门,使劳工教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劳工教育法律的颁行,标志着政府和立法机构对劳工及劳工教育的重视;劳工教育职能部门的组建,标志着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劳工教育,就此而言,今日中国也没有做到,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进步。

其三,劳工获得受教育权利,接受教育成为劳工的福利,大批劳工因此而受益。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法律不仅规定劳工须受教育,而且是免费的,大批劳工由此获得受教育权利与机会。据1936年5月《国际劳工通讯》对上海从1935年8月到1936年2月的统计,上海“约有400多个劳工学校,分742班,学生人数35116人”。若考虑其他未做统计的地区,接受教育的劳工人数当远远超过以上数字。对铁路系统的劳工教育作出以下评述:“铁道部于1932年春开办铁路职工学校,实施职工教育,两年以来,实施之效果,虽未能全部达到吾人所希望之圆满成绩,然各路文盲之减少,以及职工知识与技能之逐渐提高,亦即中国劳工教育史上之最大收获。”[9]所以,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是教育民主化的重要体现。

其四,形成有特色的劳工教育形式,出现教育型企业。企业是劳工教育实施的主体,由于劳工教育的展开,民国时期出现诸如民生公司、荣氏企业、各路段铁路公司、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等等弥漫着浓厚教育气息的企业,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企业文化的形成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培养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为例,该厂于1922年创建时,即设立教育设施,“训练学生培养技师是为本厂发轫之始。”到1932年,康元制罐厂已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校化之工厂”和“工厂化之学校”。所谓“学校化之工厂”,意指将工厂当作学校来经营,在工厂设立教育设施并对全厂职工进行德、智、体、技等方面的教育,使工厂具有学校的性质,即“一面训练熟练技能,一面灌输丰富学识,一面培养服务道德,一面锻炼强健体格,使本厂成为学校化之工厂,教育空气弥漫各处”;所谓“工厂化之学校”,意指克服以往企业中学徒教育重技能轻学识和学校教育重学识轻实践的弊端,将学理与经验结合起来,兼顾学校与工厂的优势,使人人成为具有建设能力的公民,“实施生产教育,一面革除一般工厂惟物主义之流弊,一面革除一般学校惟心主义之流弊。”[10]

民国时期劳工教育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问题。

第一,政府参与劳工教育主要出于政党意图和政府利益而非劳工意愿的考虑,使得劳工教育开始被异化;而劳工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化,使得劳工教育背离了最初的意图,成为实施控制和巩固统治的一种政治手段。为了贯彻“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纲,国民政府将党化教育扩展到劳工教育,用“三民主义”灌输工人。在思想上,要“将三民主义融化于一切科学,使全体学员有深切之认识与信仰,并明瞭中国国民党之政纲政策及历次有关工运之决议”,“使学员认识国内一切反革命派及帝国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重要敌人”,“使学员明瞭共产主义之荒谬及违反三民主义之各种理论的错误。”劳工教育成为消弭劳资纠纷,让劳工接受劳工资本家的剥削而非提升劳工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的措施,劳工教育被异化。

第二,劳工成为劳工教育的被动参与者,使劳工教育效果受到影响。“劳工教育的实施要以真正的民主政治作为实施前提;政治不民主,一切还是靠强迫、命令、独裁来维持,劳工教育问题仍不免落于空谈。”[11]从民国时期劳工教育法律的制定,劳工教育制度的出台以及劳工教育内容、方式方法的选择等方面看,劳工都是劳工教育的被动参与者;加之,劳工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化以及劳工繁重体力劳动的现状,使得劳工开始消极对待劳工教育。正如杜威所言:“我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基本方法,……但是,所有的改革,如果只依靠法律的作用,或仅以某种惩罚威胁,或只借助机构和外部安排上的变动,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是无效的。”[12]这样,以“增进工人之知识技能及其工作效率并谋工人生活之改进起见”而实施的劳工教育不断被异化而走向反面,最终陷于失败。民国时期的劳工问题,不是通过劳工教育实现劳工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得以解决,而是通过劳工的暴力革命实现了社会性质的变化,这成为民国时期劳工教育中的最大问题。

民国时期的劳工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也遭遇到严重问题,正是这种问题使其最终失败,成为一次悲壮的教育尝试。然而,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的失败不等于今日劳工教育没有成功的可能:民国时期出现的有特色的劳工教育形式,为劳工教育的成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发达国家的劳工教育经验,为劳工教育的成功提供了范例。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劳工教育问题被关注的程度也较高。英、德、法、美、日等国家,不仅有比较完备的劳工教育法律、政策和制度,设有劳工教育主管部门、实施单位,有劳工教育设施及辅助设施,而且有具体的劳工教育目标、内容、方式与考评机制等。由此出现产业化程度高,重视劳工教育,劳工教育发达而推动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并发展演变成为今日的企业教育,出现了企业大学。克雷明在《美国教育史》中指出:这种“发生在企业内的教育体制的发展与体系化,是20世纪美国最为突出的教育发展成就。”日本学者细谷俊夫在系统考察英、美、德、前苏联和日本等国技术教育的基础上,将企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并列,称之为“第三教育场所”。并言:“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站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立场上看技术教育的最基本的问题就在于此。”[13]目前,企业教育已构成发达国家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方式。

与发达国家“高技能、高薪水、全就业”的劳工教育方针相比,中国的农民工教育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通过教育,将农民工、企业、政府三方利益结合起来,实现农民工、企业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中国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以使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成为摆在当前中国人面前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民国劳工教育中积淀的思想资源和域外劳工教育的成功经验,为今日中国劳工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需要对其加以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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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M].第五编.实业部,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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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春桂

作者：李 忠

劳工问题社会学论文 篇3：

越南劳工非法涌入的成因及对策

[摘要]中国近年来“劳工荒”的出现、逐渐成型的偷渡网络、相对宽松的遣返政策及越南劳工流迁场域的形成，是越南劳工涌入中国的主要因素。鉴于我国已不可避免成为新移民目的地，政府应逐步开放劳务市场，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劳务合作，加快移民立法工作；适当下放权限，允许地方政府对中越边境存在的季节性劳工采取特殊政策；同时加强管理，发挥跨国劳工的积极作用，消除不利因素，推动边疆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中越 跨界劳工 流迁成因

[文献标识码]A

跨界劳工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来自越南的劳工移民大多属于非正规移民。近年来，越南非正规劳工大规模涌入我国，对我国边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越南劳工非法入境现状

从数量上来看，近年来，中越边境跨界劳工人数急剧增加。目前，在中国的越南劳工确切数量难以估算，但从近几年报道的情况来看，总量是巨大的。据统计，2009年广西警方查获非法入境人员数量为1820人；2010年为2055人；2011年为2988人，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2.9%、45.4%。仅2012年上半年广西警方就查获2606名非法入境人员，同比增加32.6%。而据实地调查，活跃在边境地区的季节性越南劳工数量更为惊人。广西崇左市是我国著名的“糖都”，每到榨季来临，急需大量的劳动力砍运甘蔗，砍蔗劳工缺口达到5万人，这些缺口大多由越南劳工填补。

从流迁途径来看，由边境逐渐向腹地渗透。中越两国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边民往来比较频繁，但过去一般局限于边境地区。自2004年以来，越南劳工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腹地渗透。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成了越南劳工“淘金”的首选地。与此同时，其他的内陆省份如湖南、江西、陕西、安徽等地都出现了越南劳工非法就业的案例。甚至有相当数量的非正规越南劳工通过我国内陆前往香港务工。

现阶段我国来自越南的劳工移民大多没有接受过中等教育，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教育背景。越南在外劳务人员素质普遍较低，小学毕业占17%，初中毕业占62%，高中毕业占19%，高中以上占2%，仅约12%的劳务人员经过技术培训，所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较弱。由于受教育水平低，越南劳工在中国非法就业主要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很多工作是我国劳动力所不愿意从事的。

从中越跨界劳工性别特征来看，女性比重较高。尽管越南劳工在中国具体数量无法精确统计，其性别比例也难以准确计算，但从实际调查的情况来看，女性所占比重在逐年提升。近年来广西边境非法入境活动呈现组织化和规模化特点，人群结构亦由以往探亲、访友、互市等不确定人群，转化为具劳动能力的特定人群，且以女性为主。调查数据显示，崇左市每到甘蔗榨季，劳工缺口大多由越南劳工填补，砍蔗女工人数约占70%左右。

二、越南劳工非法入境原因分析

（一）中越跨界劳工急剧增加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跨界流动和迁徙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范围的大规模劳工流动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国际劳工市场一体化日益加强。在国际移民中，除了少数是因为政治原因外，绝大多数是因为经济原因。目前，新的移民潮估计在全世界有1.2亿人，其中3000万人拥有劳动合同，3000万人（如果可以估计其数量的话）为非法移民，还有3000万难民和3000万家庭团聚的受惠者，这主要波及中近东、前苏联和亚洲地区。

前几次大的国际移民浪潮主要是亚非拉贫困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移民。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亚洲国家内部移民活动也日趋增多。

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香港以及中东地区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劳工移民，这些移民大都来自印度、泰国、菲律宾、孟加拉、越南等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劳工输出大国的中国也成为了跨界劳工的目的地，近年来，大量来自越南和非洲国家的“洋劳工”涌入中国“淘金”。使得“三非”问题日益突出。

目前阐释国际移民的理论较多。著名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指出，国际移民浪之所以潮持久不衰，主要是移民输出国和迁入国两方面的“推力”和“拉力”作用。从目前越南劳工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来看，这种推拉作用是明显的。从推力方面来说，在越南国内市场有限、劳动力严重过剩和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开拓国际劳务市场，鼓励劳务出口，成为越南政府缓解就业压力的一项重要举措。现在越南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自1980年起出口劳务，截至2008年，已经在40多个国家有40多万名劳务人员，主要分布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中东地区，劳务人员年总收入约为20亿美元，其中大多汇回国内。而据报道，越南2010年出口劳务人员100万，这可使本国劳动力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训和赚取外汇。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工作酬劳远比越南高。到中国崇左来砍甘蔗的越南劳工每天能挣80～100元，而在越南做同样的工作只能挣30～40元。这样高额的酬劳差别，对越南劳工形成了强大的吸引。但中国目前并没有开放低端劳动力市场，对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的越南劳工而言，通过非正规途径进入中国劳动力市场，成为他们惯常的选择。

（二）中国部分行业和地区低端劳动力短缺，成为越南非正规劳工涌入的现实根源

自2005年以来，我国理论界就围绕着“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的问题展开讨论，因为它的到来，意味着我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也证明，到2015年，农村人口的负增量将与城市人口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将为零。因此，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数年之内消失，“用工荒”将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

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了经常性的“用工荒”。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比上年末增加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占总人口的9.1%，增加0.25个百分点。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

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尚未有统一意见，但“用工荒”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用工荒”，即2004年首次在东莞出现的暂时性“用工荒”；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出现的“用工荒”；2010年经济回暖之后出现的大规模“用工荒”，这种“用工荒”现象正伴随着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在不断升级。自2010年以来，随着农民工大规模回流到迁出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持续的“用工荒”不仅已是无争的现实，而且呈现普通工人和中高级技工“双短缺”的特点。

我国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往往处在产业链的末现端，利润低，因此，相对那些工人短缺的企业而言，冒着风险招聘非正规越南劳工也一种无奈而现实的选择。

（三）日益发达的走私偷渡行业为越南劳工进入中国提供了便利条件

非正规的越南劳工进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中国老板直接到越南招聘工人，这些老板会为这些越南工人办理为期一个月的旅游签证，以此为名义进入中国工厂。而越南工人需向本国的中介机构支付几百元中介费。二是利用边民身份在中国边境地区务工，然后逐渐向中国腹地转移。三是通过偷渡的方式进入中国，这是主要的方式。近年来查处的案例表明，国外非正规劳工已形成规模性涌入，由于利润巨大，组织偷运越南非法劳工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越南劳工进入中国，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已经有专门的人提供专业帮助，形成了物色人选、帮助人境、联系工作和接送带路等环节的“一条龙”服务。

（四）移民行为的场域和惯习

跨国劳工流迁的原因很复杂，没有一种“普世”理论能解释一切移民行为。缅甸、老挝等国同样与我国西南边境接壤，但这些国家的劳工和越南劳工选择不一样，他们更多的宁愿去泰国或马来西亚务工，而越南劳工更青睐中国。

笔者认为，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理论能够比较好地阐释越南非正规移民劳工的选择。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姜磊等学者则将移民行为发生的情境定义为“移民场域”。“移民场域”不指代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如：移人地，原住地等），具体来看它是一个关系系统，其中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移民行为发生在一个独特的运作空间，其中任何与该空间有关的对象所经历的一切都需要参照这个场域中的谱系关系来理解。

场域是一个非地理性的社会空间，包含着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各个场域之间相互渗透，任何一个场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就为移民研究提供了整合性概念，因为移民不是单一的政治、经济、文化或制度现象，通过场域间的相互影响我们可以构建多因素移民分析范式，将移民行为置于各类场域中进行研究。

“惯习”是布迪厄实践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指具有持久性的一套或一系列的人的性质，是一定社会条件下内化为人们心理的一种结果。他认为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的“惯习”时，即使诱发初始移民行为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亦为当地人们所推崇和遵循。

“移民场域”着重描述场域的客观网络，“移民惯习”则强调网络中各参与者的行为。中越陆地边界线上没有天然屏障，仅崇左市辖区533公里的中越边境线上就有123条可通行的小道，越南人只需步行几分钟就可以进入中国；中越边境跨界民族长期和平跨居，历史上共同祖先形成的语言相近、习俗相仿等文化特质，使越南边境民族有关较强的“熟人社会”感，形成了长期密切的边民互市、通婚流动往来的习惯，桂西南边疆地区这样的“熟人社会”圈俨然成为越南劳工的“移民场域”。场域制约个体的惯习，越南跨界民族劳工借助“熟人社会”进入桂西南很容易适应“移民场域”，他们在移民场域中获取经济资本，扩大社会资本，得到当地雇佣者的欢迎，形成了“移民惯习”。通过场域和惯习，中越边境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情感等诸要素相互作用，促进了越南劳工移民到中国。

三、对策建议

（一）逐步开放劳务市场，加强国际劳务合作，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目前我国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对开放劳务市场尤其是低端劳务市场顾虑重重。现时的困境是，一方面劳工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另一方面是部分地区和行业劳动力紧缺，非正规劳工大规模涌入，现有的监管政策和措施效果也极为有限。要打破这一困境，我国应逐步开放劳务市场，加强国际劳务合作，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由于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国，也没有与东盟国家制定劳务合作的框架结构，因此在开放外劳市场需要谨慎对待，可先在边境省份对部分行业开放，逐步建立中国一东盟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综合管理体系，形成高度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二）修订劳工政策，加快移民立法工作

我国目前现行的劳工条规还是1996年由劳动部、外交部、外经贸部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距今已有17年，已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我国应根据当前劳工发展趋势，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未雨绸缪，加快移民立法工作。

（三）适当下放权限，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

我国应适当下放权限，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在部分地区一些行业采取灵活性政策，有针对性地引进外国劳动力。如广西崇左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蔗糖产区，蔗糖产量占全国的1/5。由于蔗糖产业的特殊性，需要大量的季节性低技术劳工，如果严格按照国家目前的劳工政策，如“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从事的岗位应是有特殊需要，国内暂缺适当人选，且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岗位”等条款，既会给当地经济发展造成困难，也无法解决非正规劳工大量涌入的问题。

（四）加强对跨国劳工的管理，消除不利因素

大量的非正规劳工的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申诉渠道，容易引发一些极端事件，危害社会稳定。应设置外来劳工权利保障部门，专门负责外来劳工的后期管理，尽可能解决相关问题，消除不利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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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磊、苏长枫、戴烽，从场域-惯习理论看移民研究[J]，中外企业家，2009（8）：12

（责任编辑：廖令鹏）

作者：戴宏军　韦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