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与就业问题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劳工与就业问题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劳工问题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国劳工社会学的梳理，为劳工问题及其治理提供一个历史的视野。家庭、工厂、组织、运动、立法构成了民国社会学家研究劳工治理的五重视角。其中，家庭和工厂是劳工治理的基本单位，劳工组织与工人运动是劳工治理的核心问题，政策立法则构成了劳工治理的关键环节。

第一篇：劳工与就业问题论文

与企业劳工标准相关的贸易限制问题对策研究

[摘要] 虽然目前没有全球统一的国际劳工标准，但我国私营企业劳工标准的实际状况也不容乐观，并由此引发了一些贸易问题。我国在坚持“劳工标准比较优势”主张的同时也应对提高私企劳工标准的实际执行能力采取有效的措施。

[关键词] 劳工标准 贸易限制 市场经济地位

在WTO体制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关于劳工标准问题的争议已持续了十几年。以美、法、比利时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认为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劳工标准，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两者挂钩，以贸易制裁手段来惩罚劳工标准低于一般标准的国家。

一、与劳工标准相关的贸易限制问题对我国的影响

中国作为出口贸易额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发达国家的指责对象之列。2004年,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陪同前商务部长埃文斯访华时将中国的劳工标准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重要性提到相同高度。在实践中,中国的贸易出口结构中低附加值产品占了很大的比重,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如纺织和家电等,虽在国外因物美价廉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但也大量的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屡次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在WTO现有的框架下,反倾销问题决不是一个单边措施问题,相反,反倾销税的征收与否要遵循一系列严格的法律程序。我国出口企业所遭遇的反倾销问题，除因部分企业确实存在着利用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低价倾销外，还有相当部分企业是由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带来的替代价格所引起的。

尽管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但根据我国的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规定，中国并不必然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地位的获得由各WTO进口成员根据其国内法并依据受调查的生产者的举证来决定。同时，根据生产者的举证，各WTO进口成员可以决定给予中国某个产业或部门以市场经济地位而不必给予其他产业或部门同样的待遇。而且这种作法可以维持15年。正因为如此，虽然欧盟1998年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但中国企业并不自然获得市场经济待遇，而须由出口企业按照欧盟提出的五条标准来证明自己已按市场经济运作。同样，美国至今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04年4月28日，在中美第5届商贸联委会举行不久，美国贸易代表左立克、商务部长埃文斯以及财政部长斯诺就中美贸易关系采访中，表明中国必须满足美国法律的6项标准，尤其是其中劳工利益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时指出:“美国底线就是市场力量，包括劳工标准和货币的自由兑换能够决定经济走向，否则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

此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问题的关注也得到了部分消费者组织，以及工人组织的支持，这些非政府

组织的态度又反过来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时所采取的政策。

二、我国私企的劳工标准现状

我国的劳工标准主要体现在《宪法》、《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集体合同的规定》、《最低工资规定》、《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以及各种具体社会保险规定中。这些劳工标准不仅涉及到工人的政治及公民权利而且也具体到了各种经济、安全卫生和工时标准。我国的劳工标准，同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劳工公约相比，只有工人的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这个方面未能符合公约的要求，这是由于我国实行单一的工会体制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我国至今未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的第87号和第98号公约。

尽管立法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机构设置上，我国还设置了劳动监察部门去监督执行劳工标准，但近年来包括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以及各地频发的矿难事故的调查结果都暴露了私营企业在关注强迫劳动，以及劳动者安全方面的不足。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虽然安全事故较少发生，但在服装生产、玩具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普遍存在着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任意克扣工人工资、不给加班补偿甚至体罚工人的情况。

三、结论及对策

尽管没有全球统一的劳工标准，但我国劳工立法与现状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不能否认发达国家贸易限制主张背后的保护主义动机，但以此作为反对其将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相挂钩主张的主要或者惟一的理由，这是不够充分的。在现有的WTO框架下，各国都是在遵守规则同时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断推动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制裁主张，笔者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目前WTO的法律条款而言，发达国家以劳工标准直接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实施贸易制裁还没有法律依据。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一直在力图开辟劳工标准这一新议题，签订新的贸易协定。我国应当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的立场，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基础反对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挂钩。

第二，从欧盟和美国是否给予市场经济地位的具体标准来看，中国在劳工标准方面受到指责最多主要是工人的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权问题。中国的工会组建率虽然很高,在维护工人的权益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确实有限。因此,在维持目前的工会体制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工会在监督劳工标准的执行方面的能力。

第三，我们应当重视国内私营企业的劳工标准所带来的贸易问题。虽然低劳动力成本是我国所享有的比较优势，但以漠视劳工标准换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时从长远来看，也会损害我国的产业发展利益。在对地方各级政府的业绩考核标准中对劳工标准问题的关注应有所提升，而不能仅仅以吸引外资的多少来衡量。

第四，在监督企业执行劳工标准方面，我国立法上应当赋予劳动监察部门更多、更有效的执法手段，可以建立劳动、工商、银行等部门的联动机制，在新建项目的审批上，也应考虑该企业在执行劳工标准方面的成绩。

最后，对出口企业来说,分散经营风险,减少对某一个外国企业的依赖也是我国出口企业不断提高劳工标准的一个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薄凌尘:应诉欧盟反倾销调查程序中的几个误区[J].中國工业经济联合会通讯,2003,(54)

[2]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对反倾销应诉的影响[EB/OL].(2006-12-23). http://guichi.mofcom.gov.cn

作者：刘　芳

第二篇：劳工问题与社会治理：民国社会学的视角

[摘要]劳工问题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国劳工社会学的梳理，为劳工问题及其治理提供一个历史的视野。家庭、工厂、组织、运动、立法构成了民国社会学家研究劳工治理的五重视角。其中，家庭和工厂是劳工治理的基本单位，劳工组织与工人运动是劳工治理的核心问题，政策立法则构成了劳工治理的关键环节。民国时期的劳工社会学研究为我们今天理解劳工问题和劳工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历史线索和想象力。

[关键词]劳工问题 社会治理 劳工运动 劳工立法 民国社会学

(

劳工问题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些年来，南海本田罢工、富士康工人连环自杀等一些焦点事件都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工人的抗争、维权乃至组织化等问题已经对新时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研究兴趣。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聚焦于当下的经验研究，本文试图为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研究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在本文中，我们将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工人阶级产生的历史情境中，考察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对于当时劳工问题及其治理的调查和著述，并讨论其对于我们今天在理解劳工问题和进行社会治理时所能提供的启发。

当代的劳工社会学基本上可以分为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劳工运动、全球化和劳工问题等若干重要面向。与之相比，民国社会学的劳工研究，在内容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大致而言，民国社会学的劳工研究主要聚焦于工人生活程度和生活费、工厂内部管理、工会与行会、劳资争议与罢工、工厂法等议题，事实上，这些议题也代表了民国社会学家研究劳工治理的五重视角，即劳工家庭的视角、工厂政治的视角、劳工组织的视角、劳工运动的视角以及劳工立法的视角。进一步地，这五重视角又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家庭和工厂构成了劳工治理的基本单位，劳工的组织化与工人运动则构成了劳工治理的核心问题，而关于劳工问题的政策立法则构成了劳工治理的关键环节。下文将首先就这三个层次、五重视角分别加以梳理，接着再进一步讨论民国劳工社会学研究的当代意义和启发。

一、家庭与工厂：劳工治理的基本单位

家庭和工厂构成了劳工活动的两个基本社会空间。劳工的劳动力再生产主要在家庭场域内完成，而劳工之间的团结和分化，乃至劳工的集体行动都是由工厂内部的制度安排和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所形塑的。因此，家庭和工厂成为劳工治理的两个基本单位。在民国时期，无论是从劳工家庭视角出发的研究，还是从工厂政治视角出发的研究，都在当时社会学家的研究中有所体现。

(一)家庭的视角

从家庭的视角来考察劳工问题，主要体现在对于劳工家庭所做的家计调查。家计调查即关于生活费和生活程度的调查，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了解“平均每家消费物品的量和值，去做编制生活费指数时拣样和加权的张本”;二是“分析收支情形和研究生活程度”。通过家计调查，计算家庭的消费量以及物价的变迁，由此计算出生活费指数。

之所以要进行家计调查，原因在于，在当时的社会学家看来，“要想改良工界的生活.必先知道工界的谋生的实情，那就是要从研究生活费人手。如果工界的生活费有了系统的研究，那么关于许多劳资争议问题如罢工，暴动，社会不安等，或有圆满解决的希望，这便是工业和平的基础”。

在这些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陶孟和很早就认识到，“生活费是劳动问题、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在中国实有系统的调查的必要。”在该书中，他分析了北平48户手艺工人家庭从1926年11月到1927年4月之间共288本家庭账本。1927年至1928年，陶孟和领导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又分别与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和上海市调查物价处合作，开展了天津手艺工人家庭生活调查和上海纱厂工人生活费调查，前者选取了132个工人家庭，调查结果由冯华年写成《民国16年至17年天津手艺工人家庭生活调查之分析》一书;后者则选取了230家纱厂工人家庭。调查结果由杨西孟撰写成《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作为北平社会调查所“社会研究丛书”之一出版。

在学术界的推动下，生活费研究也受到官方的重视，例如，上海市社会局在统计学家蔡正雅的指导下，根据305家工人家庭的家计调查，算出每家全年的生活费，又以此为基础，算出生活费支出，以1926年为基期，等于100.0，自1926年1月起，至1931年2月止，按月发表。同时还编制了工资指数和物价指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的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为适应新形势，上海市社会局又改编了工人生活费指数，以1930年为基期，一直统计到1938年。此外，南京市社会局、实业部、主计处、社会部等政府部门都曾在不同的时间编制过工人生活费指数。

需要强调的是，生活费研究并非简单的统计工作，而是试图以家庭这一基本单位为切入点，去看劳工家庭结构的变迁及其在整体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位置。以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研究为例，从该调查中收集到的48家工人家庭的人口数据显示，工人家庭以每家四五口人为主，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三，家庭人口在7人以上者仅有2家，且家庭结构一般为夫妻2人及其子女。这表明，“工人家庭实与现代之小家庭制度相符”，“中国之旧式大家庭，现仅通行于乡间及富户，而新式小家庭则常见于城市及贫民阶级”。陶孟和指出，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经历本国和人类历史上都不曾有过的剧烈变迁：“传统的家庭制度彻底和永远瓦解了。在过去，家庭对于社会稳定和秩序，经济发展乃至国家(民族)永续都起着重要作用。它是社会结构的原子单位，就连政治和商业组织都根据它的原则形成。但现在，家庭制度在快速瓦解。不仅大家族正在消失且注定要绝迹，就连小家庭也在快速地失去其团结和凝聚力。”究其原因.陶孟和尤其强调，“经济变迁，尤其是本土经济的衰退和生活费的持续上涨毫无疑问是最具决定性的。由于家庭的类型与经济的类型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中国农村和手工业制度的解体，这一重要的制度(结构)很自然地快速衰退，虽然长期以来它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石。”

(二)工厂的视角

从工厂的视角来研究劳工问题及劳工治理，主要体现在民国社会学家对于工厂体制(factory regime)及工厂内部社会关系的研究中。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对于纱厂“包身制”的研究。根据《上海劳动志》的记载，“包身工制度是一种定期卖身的劳动制度，起源于最初的包工制。20世纪30年代，首先在公大、内外棉、喜和等日商纱厂中实行。以后在中外纺织厂、缫丝厂中被普遍实行。”1932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孙冶方通过3个月的调查，写下《上海纺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以孙宝山的笔名发表在《华年》杂志。文中区别了包身制的两种形式，即“包饭”制和“带饭”制，两者的差别在于，“带饭制”下的包身工并不需要将工资全数上缴给包工头，而是支付膳食和住宿费，但事实上，她们仍然是不自由的。孙冶方认为前者是纯粹的包身制，后者则是变相的包身制，但后者要更加普遍一些。孙冶方将包身制视为“现代中同社会的各种前期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之一”。他尤其指出，包身制最发达的是在上海的日商纱厂.“在生产极端落伍的半殖民式的中国社会中，发生这种奴隶制的残余，本是意中事，较可奇怪的是这种奴隶制残余的劳动形式，却滋长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帝国的资本所创办的纱厂中”。孙冶方的同事，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翰笙则认为，“纱厂丝厂女工包身制度之盛行，实为现代劳动雇佣制度在中国特有之征象”。他尤其强调“农村经济之衰落”与包身制盛行之间的关联。无论是孙冶方还是陈翰笙，基本上都将包身制的形成原因归结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

如果说孙冶方和陈翰笙等人的研究揭示了“包身制”这样一种城市纺织业中独特的组织形式，那么吴知和方显廷在1930年代对河北高阳乡村织布业的经典研究，则揭示了中国乡村纺织业中的一种特殊制度，即“包买制”或“商人雇主制”。“所谓商人雇主制，或者叫做散工制度，那是由商人发给原料，由乡村里农人以每家为单位去制造，制造出来的物品，再交还发原料的商人去买卖。”他们认为，商人雇主制度实为中国乡村小规模工业的一种普遍组织形式，只不过在高阳较为发达而已。“高阳之工业体系，列为三类，即商人雇主、纺织户或小厂主及雇工是也”，而商人雇主又分为两类，即布线庄和染线庄。吴知和方显廷对商人雇主制度之下高阳织布业的生产组织、原料购买、布匹销售以及金融借贷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高阳织布业与工业革命前英国棉纺织业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方显廷等人指出，与工业极端集中化的英美等国相比，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其实更适合采用类似高阳这样的分散的、小规模的乡村工业的发展模式，“盖乡村小工业所具有之社会及经济功能，颇能适合于中国之环境。”只是需要在中国进入世界市场、外资或外贷入侵的新背景下，对乡村工业之组织与技术加以改弦更张.尤其是要采用保护家庭劳工之社会立法，“使商人雇佣制下之家庭劳工，得受资本主义经济之实惠，而不致论为资本主义下商人雇主之奴隶。”

史同衡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昆明某军工厂的研究，也可以视为从工厂视角研究劳工治理的一个另类范例。与以上两个研究都不同，史国衡的研究并不聚焦于正式的工厂制度，而是在工业社会学中的人际关系学派的影响下，侧重于工厂中的非正式组织。史国衡发现，在工人内部，存在着小工、帮工、技工之分，这些工人因为地缘和地位上的分化，形成了各自的圈子;在工人与职员之间，也由于传统的“劳心”与“劳力”的等级观念，存在着分化。受到涂尔干的深刻影响，史国衡将工厂视为一社会组织。他指出，与旧式的师徒制手工作坊相比，新式工厂组织并不能形成传统的社会团结。有意思的是，在该书的附录《内地女工》中，史国衡的“魁阁”同事田汝康却揭示了恰恰相反的一幅景象：在田汝康做田野调查的云南某工厂，女工之间建立起亲密的拟亲属关系，女工宿舍内部形成一个家庭，每个宿舍成员都各分配到家庭中的一个角色，彼此之间以家人相称。而在田汝康看来，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凶为附着在她们身上的传统社会连带已经不再适用，女工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团结纽带。这两个研究事实上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的理论意涵就在于从工厂内部的微观视角出发揭示了在向现代化、工业化转型过程巾社会团结的困境。

二、组织和运动：劳工治理的核心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劳工治理中，最为重要同样也最为敏感的问题就是对于劳工组织化趋势(包括各种工会、劳工NGO、草根组织等)以及劳工抗争和维权行动(包括工人集体维权、大规模罢工等)的应对和规制。而在民国时期，无论劳工组织还是劳工运动的情况甚至都要更为复杂，民国社会学家在这两个方面也做出了大量研究。

(一)组织的视角

民国时期的劳工组织，既包括从帝国时代即已存在的旧式行会，也包括工业化兴起之后出现的新式工会。在旧中国，行会是最主要的劳工组织之一。燕京大学的两位美国教授，甘博和步济时最早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行会进行研究。甘博在1921年出版的《北京的社会调查》中，用将近一整章的篇幅专门分析了北京的行会组织，对行会的产生原因、内部组织、会员和会议、学徒制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1926年4月到1927年3月，甘博的同事步济时又在李景汉、张鸿钧等人的协助下，对北京的42家行会(包括手工业行会和商会两大类)进行调查，内容涉及到行会的起源和历史，行会成员，行会组织，行会经济，学徒制度，行会的慈善事业、宗教活动，行会的作用，行会的现代趋势和未来等诸多方面，并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写成《北平的行会》，于1928年出版。在步济时的理解中，行会意味着“一种古老的集体生活”。而该书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将行会的意义放置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讨论。

在行会研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学徒制度的讨论。学徒一般为穷苦人家的子弟，年龄在7岁到17岁之间，先由家长托了保人，由保人出具保单，家长凭了保单，去到某业公所，由公所发给志愿书.只有这样该业的店铺才能收用该子弟为学徒。学徒守则上写道，在店里每个人都是老师，不可坐下。学徒不仅要学手艺，而且要“打扫店铺，替老板铺床叠被、做饭和做其他仆人的工作”。学徒期限一般为三年又一个季度，也有五年以上的。学徒期内衣食住及医药费由大师傅负责，赚的工资则归大师傅所有，闲时大师傅教以手艺，徒弟在此期间失去部分自由。学徒出师之后，称为二师傅，可以独立赚工钱，随着年龄和经验增长逐渐成为大师傅，也可以收徒弟了。“公所制度完全靠收纳徒弟，将技艺流传下去，延长该制度的生命”。根据甘博等人的推算，北京地区学徒与工人的基本比例，是1：5.8。甘博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学徒制的功能：对学徒家庭来说，使孩子受到了教育且掌握了谋生技艺;对雇主来说，学徒制为其店铺和家庭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对行会来说，则保证了行会的力量和团结，三年的学徒期限设置了一个门槛，且使得行业的习惯风俗可以被充分接续下来。甘博和步济时的书中都提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新式公立学校毕业的学生去一家工厂求职，却被以这样的理由回绝：“你干不了这样的活儿。你从来没有当过学徒。只有伺候了三年人，你才能学到东西。”从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出学徒制的重要性。

在甘博和步济时从事北京行会调查的年代，行会发生的变化还并不显著，因而步济时在书中“没有过多地涉及行会的转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他看来，“理解这些古老社会结构的本质比它目前正发生的改变更为重要”。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新式工厂制度的建立，一方面，传统行会逐步向工商同业公会转化;另一方面，新型的劳工组织——工会开始兴起。据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劳工司的调查，截止到1929年12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工会1117个，工会会员数达到1773998人。

清华大学社会学陈达教授的研究对三种新式工会(职业工会、产业工会和劳动工会)作了比较。“职业工会范围小、容易组织，但是战斗力不大，因为同职业的工人，数目往往不多，且一种产业里往往有好几种职业，如果每一种职业有工会，等到罢工的时候，工人方面很难取一致的行动，势必得每一个职业工会允许以后才能宣布罢工。实际说起来，职业工会最适合于手工业，产业工会最适合于新式工业。我国的工业，现在方由手工业渐渐变到机械工业，所以工会的组织，也须逐渐由职业工会变到产业工会。但是产业工会不是一种普遍的工会并且组织繁复，须俟工人领袖得到相当经验之后，才能负组织产业工会的责任。至于劳动工会范围最广，办事最难，须俟工人教育普及，工会组织有势力之后，才有成效。值得注意的是，陈达尤为欣赏旧式劳工组织中体现的劳资合作精神，因而他提倡重视工人组织的传统资源，而不像马派学者那样单纯强调阶级斗争。也正因为如此，陈达更倾向于以职业为基础发展工会，而非以严业为基础。

与甘博、步济时、陈达等人的实地调查方法不同，全汉异的《中国行会制度史》则是一部主要根据历史文献写成的社会史著作。这本书本来是全汉昇在北京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后于1934年作为陶希圣主编的“中国社会史从书”之一种出版，到目前为止仍被公认为行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在书中，全汉昇对自隋唐、宋元直到近代以来行会的起源和流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将行会区分为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此外还对会馆和近代的苦力帮等行会的变体也做了独具只眼的分析。在书的最后，全汉异还对行会在民国时期式微的原因做了分析，他虽然指出行会在阻碍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弊端，但也承认行会无论是对于维系行业内部的道德和团结、还是通过师徒制来化解劳资斗争等方面，都存在可取之处。这个看法，与陈达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二)运动的视角

伴随着工业化和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劳资冲突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白19世纪中期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建立以来，即有劳资纠纷。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中国劳资纠纷尚处于萌芽状态。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劳资纠纷才日趋激烈。”劳资争议和劳工运动，作为工业化中的一种社会现象，自然也进入了民国社会学家的视野。

例如，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研究人员吴半农通过对1927年1月至1928年6月河北与平津两市劳资争议的分析，发现这些地方的劳资争议数量在张作霖北洋政府时期和奉张政权被推翻之后的国民政府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而揭示了政治环境与劳工政策等因素对于劳资争议的影响。与吴半农的研究类似，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毛起鵕则根据上海市社会局、经济讨论处等官方机构所收集的资料，对1927-1933年上海市的劳资争议案件的数量、涉及工厂数、工人数、原因、结果、损失等进行了统计和分析，他指出劳资争议数量在这四年中虽然逐年减少，但却并不意味着劳工力量的衰颓。

在对劳工运动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要数陈达对于罢工所作的长时段、跟踪性的研究。1926年，陈达发表了《近八年来国内罢工的分析》，1934年又发表了《民国二十二年的国内劳资争议》。在20世纪40年代，他又先后对重庆、昆明、上海等地的罢工事件进行统计和分析。以陈达在1920年代的罢工研究为例，他研究罢工的资料来源是主要是上海的《申报》，此外以其他十几种报纸以及工会或社会服务机关的通信、政府机关的报告、私人著述为补充。他收集了自1918年1月—1929年12月以来《申报》上所有关于工人罢工的报道，然后根据报道填写“罢工调查表”，逐项记录罢工的所在工业名、罢丁地点、人数、日期、原因、经过和结果，再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他发现，这九年间大小罢工共1232次.平均每年约100余次。每次罢工平均参与人数为2466.80人。就罢工的行业分布而言，服用品类的罢工次数最多，九年内共有罢工400次，最少的是基本实业类，九年内共有罢工27次。在对罢工原因的分析上，陈达总结了经济压迫、待遇问题、群众运动、组织工会、外界冲突、同情罢工、杂项等7大类。陈达尤其关注罢工与政党政治、民族意识和帮派斗争之间的关联。在陈达看来，劳工运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别种社会运动有连带的关系。

与上述所有这些研究都不同的是，在民国时期，还有一些关于劳工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其研究者本身同时也是劳工运动的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上海大学的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瞿秋白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则是教务长兼社会学系教授，他们同时兼具革命家和社会学家双重身份，例如邓中夏就是在他参与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之后才来到上海大学任教的。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学”对劳工问题尤其是劳工运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邓中夏著有《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以广州1926年的劳工运动为个案，对工潮发生的原因、涉及的问题、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而他另一部更加广为人知的著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则早已成为工运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三、劳工立法：劳工治理的关键环节

劳工治理的一些关键内容，例如工会的组织问题、女工童工问题等等，最终都需要落到到劳工政策尤其是劳工立法上，因此立法可以说构成了劳工治理的关键环节。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民国时期的一些社会学家也从立法视角出发对劳工问题进行了考察。

例如，就工会的组织标准而言，1923年农商部草案提倡以同一职业为标准，1924年国民党工会条例提倡以产业组织为主。面对法规之间的相互冲突，陈达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应该以职业组织为主.但同时鼓励产业组织。原因在于，“工会条例不能和行会的精神相去太远，否则难以实行。现在虽然新式工会勃兴，但行会势力还是很大，广州是劳工运动最重要区域之一，然据广州市政所报告广州180个工会之中，由行会改组者占74个。他埠受新生活影响较少者，行会势力当更大，所以立法者的要务在定一种法律，使得我国向有的行会可以渐向工会方面改组(如果改组是必要的)，不可使工会成一种崭新的组织，似乎与国内工商业和社会习惯根本没有关系，仿佛完全是仿照外国的办法，假使如此，工会条例很少在全国实行的希望。”

与陈达重视“社会习惯”的立场一致，方显廷也批评劳工法规“与我国现在之工业实况毫不相关”，因而“碍难实施，只可堆积案头，以壮观胆耳”。他的研究以纺织业为个案，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底颁布的《工厂法》对于工业发展和劳工的影响。《工厂法》规定的适用范围是30人以上的机械工厂，而根据1933年的官方统计，当时合乎此规定的工厂工人只有40万人，其中纱厂工人就占了25万，因而工厂法之实施与纱厂关系最大。方显廷因此具体考察了工厂法的实施将会对纱厂产生的影响。工厂法第十三条规定“女工不得在午后十时至翌晨六时之时间内工作”，但方显廷指出当时国内纱厂普遍实行白班和夜班并行的两班制，且女工占了工人总数的70%，根据他的计算，如果取消女工夜班的话，将会有30%的纱厂女工被解雇，而纱厂还必须再招募同等数量的男工，这一点对于女多男少的纺织业来说殊为不易。显然，立法者在拟定第十三条时并未考虑到对纺织业的冲击。

工时问题是当时劳工立法的一个重要争议问题。孙本文关于工时制的研究也强调不能盲目效仿西方，而是要看到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他认为，欧美各国之所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在生产过剩引起消费停滞和工人失业的背景下，通过缩短工时来缓和生产，从而解决一部分失业问题。因此。工时问题“不仅仅有业工人本身的福利问题，而是整个生产过程及劳工阶级中失业工人的调剂问题”。而中国则不然，孙本文引用孙中山的话“在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因而，“中国劳工阶级，正应与雇主阶级合作，努力生产，以振兴实业，发达资本。凡在不妨碍身心健康的时间以内.应尽量工作，不应效法欧美生产过剩国家的工人，过分要求时间的缩短。”

四、民国视角的当代意义

在上文中，我们梳理了民国社会学家从家庭、工厂、组织、运动、立法等五重视角出发对于劳工治理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与西方工业化初期的情形不同，中国的劳工问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正因为如此，在研究劳工问题时，就不能照搬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或概念，而是要脚踏实地，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来获得对中国劳动关系和劳工政治的认识和理解。

在评论当代社会学界的劳工问题研究状况时，有论者曾经批评道，“学者们言必称布洛维和汤普森，以作为自己开篇立论的根基，但对中国老社会学家的这些著作却未曾细读，甚至闻所未闻”。事实上，这一尴尬状况与民国劳工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在1949年之后的断裂是分不开的。因此，本文对于民国劳工社会学的梳理，不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更是为了接续断裂的传统，为我们今天理解当代中国的劳工问题与劳工治理提供启发。下面就以上文梳理的五个视角分别举例加以简要阐发。

第一，在家庭视角的研究中，陶孟和等人的家计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从阶级形成或阶层分化的视角之外来理解劳工的另一条替代性思路，即劳工可能既不以某一“集体性”的、具有自为意识的工人阶级面貌出现，也不能被简单化约到以“个体性”的职业、收入乃至社会资本等为标准划分的农民工阶层中，而是要将劳工放置在具体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中来理解。而只有从“家”的角度来理解劳工，我们才能认识到近30年来因为农民工进城所引发的农村家庭人口模式变迁乃至农村基本社会结构瓦解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才能进一步理解当代农村中“老”与“少”这两端所体现的种种问题——在“老”的一端，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乃至部分地区出现农村老年人大量自杀的极端现象：在“少”的一端，则表现为留守儿童在学校教育中的失败以及农民工子弟恒为农民工的再生产现象。

第二，在工厂视角的研究中，吴知和方显廷等人关于“包买制”的讨论，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很多地区(尤其是浙江、江苏等地)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的家户工厂模式提供了历史的线索：而史国衡关于昆厂中社会解组现象的研究则提示我们关注现代企业组织的社会团结的困境，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能才能更好地理解转型时代的世界工厂的某些现象和危机，例如富士康工人连环自杀事件。

第三，在组织视角的研究中，陈达“以职业为基础发展工会”的观点，也促使我们反思当代中国劳资治理中所推行的以产业为基础的集体谈判制度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如何重新认识职业共同体的内涵，甚至如何重新发掘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在思考这一问题。

第四，在运动视角的研究中，吴半农和陈达等人关于劳资争议和罢工原因的分析，都表明，劳工的集体抗争可能并不一定出于阶级意识的觉醒，而是与政治机会结构、族群与籍贯政治、甚至民族主义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提示我们，在思考当代中国的劳工治理时，既不要将劳工的集体维权和抗争妖魔化，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洪水猛兽，也不能将其浪漫化，视为导向“工人阶级再形成”、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必由之路。

第五，在立法视角的研究中，方显廷关于纺织业中《工厂法》适用性问题的研究，揭示了法律毕竟是要从文本走向实践，成为“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因此，在对劳工立法进行讨论时就不能光做字面上的讨论，而必须要充分考量具体产业、行业的现实情况，换言之，必须要考虑到民情、习惯的重要影响。这一方法论对于我们在反思近几年来由于一些新的劳动法规出台或修订所引起的争议时或将不无启发。

从以上几点简短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民国社会学家关于劳工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过时，它们对于当代仍然具有相关性。事实上，这些宝贵的研究为我们今天思考劳工问题和劳工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历史线索和丰富的想象力，因而，仍然值得今天的劳工问题研究者重视。

责任编辑：王雨磊

作者：闻翔

第三篇：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问题之争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个重要的贸易谈判内容就是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问题，是否需要在世界范围建立统一的劳工标准体系，是否应该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甚至通过贸易制裁的方法来监督劳工标准的推行等等，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非常具有争议性。对于这些问题，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政府持有不同意见，专家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我国加入WTO之后，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外资企业规模数量的扩大，国内的劳资关系问题必然比过去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外国政府、企业以及普通消费者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用劳工标准来对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提出要求，将满足一定的劳工标准作为贸易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国际劳工标准已经成为我国加入WTO之后，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一、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内容

国际劳工标准是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问题。当资本的流动性增强，产业的对外转移成为常态，一国工人，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岗位很容易被另一国的工人所取代。在工人工作不能稳定的情况下，工人的谈判能力被削弱，劳动者的权益如何保障就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劳动者权益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这是达成共识的问题，所以目前的焦点是：如何保障劳动者权益?并由此引申出两个最具有争议的问题：第一，是否应当建立全球范围适用的劳工标准?这个标准是普遍的(universal)还是统一的(uniform)?第二，全球劳工标准的实施和执行是否应当与贸易明确地联系在一起?

在国际劳工组织的185个公约中，有八个公约被视为最为核心的公约，其内容涉及四方面：(1)禁止强迫劳动，(2)禁止使用童工，(3)组织工会的自由以及集体谈判的权利，(4)消除雇佣中的歧视现象。这些内容由于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所以又被称为“核心劳工标准”(core labor standards)。除了以上四个标准之外(某些学者将其中第3条细分为两条，从而总结出5条核心标准)，还有一些劳工标准未获得广泛接受，主要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采用，与“可接受的工作条件”(acceptable conditions of work)相联系，包括：最低工资，工作时间限制和职业安全及健康等等(Rober M.Stern 2000，Jenny Bates 2000，Jagdish Bhagwati2004)。核心劳工标准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框架式要求，是经济有效运行的保证。比如，禁止职业歧视使每个劳动者都可以发挥其劳动能力，避免了由于歧视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扭曲。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保障这些标准的实现。而诸如最低工资等标准，因为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有所不同，所以应视各国的具体国情而定(Jenny Bates 2000)。

二、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赞成的理由和反对的呼声

对于劳工标准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坚持将劳工标准问题纳入到WTO多边贸易谈判框架中，制定统一的标准，并通过WTO的强制措施，即贸易制裁的方法来监督劳工标准的实施。

发达国家相信，发展中国家在工人工资和劳动标准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能够降低劳动力成本，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取得优势地位，对发达国家形成所谓“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社会倾销对进口“倾销”的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带来伤害，而且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工人工资和劳工标准方面降低标准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跟劳工标准也随之降低。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也不能从“社会倾销”中获益，这是因为在资本国际化的情况下，投资者会选择在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投资，这样，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获得这些投资，就会在工人工资和劳工标准问题上发生“逐低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最终使得工人的福利跟工作状况越来越差。1999-2002年担任美国国务院国际劳工事务特别代表的Sandra Polaski明确表示，发达国家将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相联系对发展中国家是新的战略机遇，“促使发展中国家把贸易自由化同劳工标准有效结合，使其在获得收益的同时，避免对劳工造成伤害。” (Sandra Polaski2003)国际劳工组织的Eddy Lee 认为，采用道义上的说教跟自觉服从的方法来推行劳工标准太无力(Eddy Lee1997)。

对发达国家的建议，发展中国家则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很多学者也认为，发达国家将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相联系的做法值得商榷。反对的意见主要是：

第一，用贸易制裁的方法推行劳工标准，是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而关税壁垒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这种提法就显得有些动机不纯，有人直接称其为“劳工贸易壁垒”。劳动力成本低本来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如果接受统一的国际劳工标准，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瑞典经济学家Assar Lindbeck教授在2004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最严重的国际威胁乃是来自发达国家在所谓包括‘劳工标准’在内的‘社会条款’掩饰下的隐蔽保护主义。”。出于这种担心，发达国家的有关提议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弹，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筹备期间进行的埃斯特角城部长会议，1996年WTO成立之后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次部长会议，以及1999年西雅图部长会议上，双方在劳工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而且发达国家的态度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变得强硬，不利于南北合作。

第二，发达国家是否有权利将建立在本国国情基础上的劳工标准强行贩卖给别国?多伦多大学法学教授Michael J. Trebilcock和Robert Howse在他们合著的一本国际贸易规则论著中，称支持贸易制裁的人错误地认为一国国民和政府能够比别国作出更好的福利方面的判断。Assar Lindbeck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和发达国家拥有同等权利根据本国条件决定如何使用有限资源来改善劳工条件和确定工资水平。”

第三，贸易制裁不能像其支持者所想像的那样，击中劳工问题的要害，达到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目的，而且很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以童工问题为例，Jagdish Bhagwati指出人们很容易认为，只要禁止进口使用童工的企业制造的产品就能迫使企业考虑放弃使用童工。实际上，现实中的童工问题要复杂很多。首先，童工制造的产品只有不到5%用于出口，贸易制裁触及不到绝大多数的童工问题;其次，即使对于可以被制裁的5%，又是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呢?研究表明，贸易制裁只能将童工推向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有些女童甚至因此堕入风尘。Paul Krugman在其《国际经济学》一书中，也提到如果试图用拒绝贸易(贸易制裁)的方式使低工资国家的工人获得好的待遇的话，其实际的结果是，低工资国家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将更加低，“每个工人每小时的工资购买力将从1/3磅奶酪降至1/6磅”(Paul Krugman 1998)。这些研究表明，劳工问题往往与一国具体国情相联系，并不能完全通过贸易制裁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

第四，支持贸易制裁者的“逐低竞争说”缺乏实证支持。虽然，从理论看来，逐低竞争的说法很有道理，也有研究说明，跨国公司在选择厂址的时候对低的劳工标准还是比较敏感。但是逐低竞争的说法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实证支持。经济学家John Wilson,Daneial Drezner等人的研究说明并不存在“逐低竞争”，相反整个世界的情况很有可能是“逐高竞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tephen S. Golub也在其工作报告中表示，低的劳工标准反映出的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及缓慢的社会发展速度，而不是“不公平竞争”的一种方式，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害怕“逐低竞争”。

第五，WTO并不是解决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恰当组织。由于WTO本身的人员、经费等问题，使得WTO不能像ILO那样致力于劳工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而且由于WTO规则的改变要求三分之二成员方同意，在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用贸易制裁的方法来解决劳工问题的情况下，要WTO成为解决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论坛存在操作性困难，反而只是让WTO成为南北顶牛的一个场所。结果，在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首届部长会议上，提出“我们再次承诺,遵守国际承认的核心劳工标准。国际劳工组织(ILO)是建立和处理这些标准的机构,我们确认支持其促进这些标准的工作。”WTO通过跟ILO的职能划清界限来调节南北分歧。

三、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挂钩之争对我国的启示

如前所述，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国内的劳资关系、就业等等问题会面临比过去更为严峻的情况，而发达国家贸易伙伴又通过提高劳工标准施加外部压力，并且已经在国际贸易的实践中通过单边行为将贸易制裁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应当积极从有关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的争论中，特别是从反对的呼声中，获得一些启发，以便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劳工标准问题。

第一，在国际谈判中，我们要确立自己的立场。一方面，强调我们尊重并接受由国际组织如ILO确定的，多数国家认可的国际劳工标准(multilateral standards)，我们坚决反对的是，将某些国家自行制定的单边标准(unilateral standards)强加给别国。核心劳工标准应该且必然得到尊重和遵守，但是其他的诸如最低劳动时间等劳工标准却应当根据各国具体国情而有所不同。我们应当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说明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都应该有权利根据本国条件来决定如何使用有限资源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我们反对采用贸易制裁的方式来推行劳工标准。如果发达国家希望保护到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利益，那么贸易制裁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更好的选择是通过国际组织的活动和监督工作，或者通过诸如SA8000这样的自愿性标准。

第二，接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劳工标准，特别是核心劳工标准，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形象。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批准了8个核心公约中的6个以上，我国仅仅批准了其中3个。在ILO的185个公约中，中国只批准了其中23个，属于批准公约较少的国家。同是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相比，乌拉圭批准103个，墨西哥批准78个，阿根廷批准71个。批准公约不仅仅是一国国际形象问题，在具体的对外贸易实践中，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普通消费者维权意识高涨的今天。所以，一些学者建议在适当的条件下，我国可以考虑批准更多的ILO公约，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公约，如155号(职业安全卫生公约)，161号(职业卫生设施公约)等。

第三，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可以针对劳工标准的提高问题提出适当的要求。一方面我们应当尊重发达国家贸易伙伴提出的合理劳工条款，另一方面，也应当“大大方方”地向对方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比如：请求发达国家提供有助于改善和强化劳工制度的资源;支持建立社会安全网络，以应对市场开放和经济调整带来的影响;提供技术培训等等。我们要承认与发达国家高标准的差距，但是差距是不可能通过一步到位的方法来弥补的，既然WTO中各种关税减让都允许有宽限期，那么劳工标准问题也不应例外。

第四，参考国际劳工标准，切实加强国内劳动立法和执法。我们反对某些发达国家打着保护劳动者的幌子，推行霸权主义，但是我们也应具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气度，何况，贸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终极目标是劳动者权益得到保障和提高。不能达到高的标准只是受制于当前的具体经济文化条件，是一个暂时的情况，劳工标准应该也必然朝着更高的方面发展。国内劳动立法应当在将来实现与国际接轨，这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参考点之一。

作者：唐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