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证技术侦查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浙江叔侄冤案”引发了侦查学界对于转变侦查观念的探索和思考。在我国的现行侦查体制下，侦查活动存在“口供中心主义思想”、“重实体轻程序”思想、侦查体系不合理、思想消极等与刑事诉讼法理相冲突的观念认识。对此，我们需要构建合法合理、重视程序、方法多元的侦查观念。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物证技术侦查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物证技术侦查研究管理论文 篇1：

审判中心视域下命案侦查取证的思考

摘要：从“审判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法院地位不在公检之上，侦查环节依然重要，要保障证据符合程序和实体要求。在过往“侦查中心主义”影响下，侦查取证工作在现场勘查、物证送检、口供以及证据获取充分与否等方面存在问题。适应“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命案侦查应及时全面进行现场勘查，提高物证提取保管及送检的质量，做好口供的记录、固定及证据证明等工作，提升命案侦查取证质量，为案件侦破和顺利进入审判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以审判为中心;命案;侦查取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提出以来，如何正确理解其含义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一大焦点问题。在理论界，有观点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是指案件办理过程中认定被告人有罪与否、由法院在实质化庭审中依法行使权力、以侦查和起诉作为审判的准备阶段;在实务界，有观点指出，该制度的实质是“在诉讼全过程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对于公安机关而言，如何适应“以审判为中心”这一改革趋势，对目前侦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如何改进，以符合改革需求是一道“必答题”。本文以侦查取证为视角叙述其在“侦查中心主义”背景下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改进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建议。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解读

近年来，类似“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的出现凸显了以往庭审形式化的弊端，既影响着司法公正的权威，更警醒着司法工作者，因此我们应对“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司法现状进行反思。从公安工作落实的实际需要来看，“以审判为中心”既是宏观的诉讼关系改变，也是微观的证据裁判规则转型。

对于诉讼制度改革，将侧重点放到审判上，尽力保障每一桩刑事案件能达到法律对于审判的要求，围绕审判这一核心有助于司法活动从根本上杜绝“病态”案件进入审判程序。要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制度改革，首先要对其内涵进行较为全面的理解。对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制度的内涵进行解读。

（一）法院地位不在公检之上

从“以审判为中心”的实质而言，改革希望解决的是侦查、起诉、审判的职能构建问题。为了提高庭审实质化程度，法庭审理需要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出庭，以保障控辩双方在法庭辩论环节充分举证、质证，以利于法官更了解案件事实。虽然这样强调审判职能的终局性，但其衡量的是诉讼关系，不会使公安、检察两机关完全依附于法院。

（二）侦查环节依然重要

“以审判为中心”是基于诉讼职能视角下提出的观点，在实践中，侦查活动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开始，其核心是为审判服务。作为基础性的存在，侦查环节依然是刑事诉讼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于刑事案件而言，没有侦查环节对证据的调查，审判阶段就缺乏根基，因此，该制度对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活动提出了更高更严的标准，侦查这一基础工作收集到的证据会影响刑事案件办理质量。

（三）以审判为中心要保障证据符合程序和实体要求

在客观来看，人对于未知事物的探知是一种渐进式的逻辑证明，即从最初的全然不明逐渐趋向于真相。刑事侦查以还原命案事实真相为目的，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侦查取證程序和实体二者均符合法律要求才能推动案件顺利进入审理阶段。据此，笔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是法院在审理命案过程中，对侦查取证过程可能影响当事人权利的情况，进行形式和实质两方面的监督，通过法院裁判达到保障权利和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

二、侦查中心下的命案侦查取证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证据需要经过查证属实才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在侦查取证过程中，要注重所获取的证据是否达到了相关要求。从近年来被平反的冤假错案来看，证据问题是导致此类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通过对近年来部分刑事命案的材料进行梳理分析，笔者认为，“以侦查为中心”下的命案取证工作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场勘查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场勘查不细致全面。现场勘查是获取命案基本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此过程中所能得到的勘查笔录、现场照片以及提取到的相关物证，对于推动案件查处工作顺利进行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正因如此，客观、细致且全面是勘查现场的基本要求，在此过程中既要依规对物证进行固定、提取，又要注重对现场特殊物证、隐蔽性物证的发现和提取。就目前实践而言，受惯性思维影响，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往往对命案外围现场和关联现场的关注不足，存在勘查简单粗略等问题;对于取证部分，侦查人员对客观存在的痕迹、物证比较重视，但对隐性证据的寻找和搜集重视程度不足，从而影响了司法人员对案件的认识[1]。

现场勘查工作的重要性不只在所获物证能给命案侦办提供证据和线索方面，更在于现场勘查的质量会对命案侦办质量产生决定性影响，一个没有进行细致全面勘查的命案现场会增加侦破工作的不确定性。如陕西省旬阳县某起故意杀人案，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得到的29张现场概貌照片均无法反映出现场的全部情况，且现场部分物证缺乏细节，对于一起命案现场而言，这样的勘查工作显然不利于案件侦破，更不利于在庭审中接受质证。

二是现场勘查不及时。及时勘查命案现场对发现案件真相具有重要意义。受痕迹物证自身的特点和所处环境的影响，其状态会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大而增大，即时间越长，物证遭受破坏的风险越高。因此，及时进行现场勘查不仅是工作规范的要求，更是客观需要，如果一桩命案现场的痕迹物证原始状态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甚至导致关键证据灭失，无疑加大了案件侦破工作的难度。

三是现场勘查笔录制作不规范。现场勘查笔录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其客观、全面的记录，在经过庭审环节的质证后，能够作为重建犯罪现场的依据。实践中，命案现场勘查笔录制作不规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文书记录和程序两个方面。

在文书记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制式文书样式不统一;影响现场勘查结果的自然条件记载不详细;物证提取过程记录无法证明物证来源;勘查笔录内容与其他案件材料内容不相符，而在程序方面则存在侦查人员身份、签字等内容遗漏和缺少见证人及其签字的问题[2]。

作为证据使用时，一份勘查笔录若存在上述问题之一是极易被质疑的。如在湖北省孝感市昌县某起故意杀人案中，侦查人员对野外、室外现场分别进行勘查，但案件勘查笔录只有一份，记录时间长达45小时20分钟，且笔录中的光源为自然光，这些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记录必然会受到辩方质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会因此产生困惑而难以进行判断。

（二）物证送检保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命案庭审过程中，控辩审三方越来越重视案件物证送检保管问题，物证或者其他送检程序上出现问题，往往直接导致该鉴定意见或结论无效。所以侦查活动要重视物证提取质量、物证污染、送检时间等问题，确保检验鉴定意见的质量。

1.物证提取质量有待提升。物证从提取到保存的过程是及时有效的才能让其在庭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实务中，物证提取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物证提取操作机械，物证完整性容易被破坏。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部分侦查人员对于可以无损提取的物证存在操作机械的现象。如果不对痕迹本身进行研究就机械地提取，就极易破坏物证的完整性，给案件侦破增加了人为因素的难度。

二是物证提取方法较单一，提取不够全面。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物证提取提供了多元的方法，但实践中多样化的方法适用度低、提取也不够全面。在贵阳发生的一起故命案中，侦查人员对一组连续手印的提取过程中，并没有完整记录其全貌和细节部分，导致该痕迹提取不全面，提取质量大打折扣。

2.物证存在污染情况。鉴定意见的采纳需要物证提取质量和保管质量的双重保障，如果一份待鉴定物证受到了污染，小到影响鉴定意见的正确性，大到影响案件的定性，甚至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认定或排除。

物证所处环境和收集方式与其是否受到污染以及污染程度息息相关，由于物证污染的方式较为多样，所以本文着眼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即物证因侦查人员操作不当而受到的污染。一起命案的现场勘查中，除了案件遗留的各种痕迹物证外，参与侦查工作的人员也会在现场留下相关痕迹，从而增加了物证被污染的可能性。

不恰当的保管方式对于物证而言就是灾难，物证的保管方式对其所存在的证明价值具有重大影响。如在广东汕尾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件中，侦查人员收集到了不能确定归属的实物证据，但没有独立进行保存，导致该物证受到严重污染而无法进行鉴定，不能成为证据进入庭审质证阶段。

3.物证送检不及时。一份待鉴定材料是否能及时送检不仅对其证明价值产生影响，更影响着案件的诉讼和审判。深究物证送检不及时的原因有二：一是部分侦查人员认为被送检物证足以证明犯罪事实，不重视其他重要物证送检;二是物证自身条件因被送检的时间跨度长而发生变化，检验鉴定的必要性降低，从而影响了案件的侦办。

如青海西宁某起故意杀人案，据《DNA个体识别检验鉴定书》，主办机关在11月到12月间分三次将16份物证和样本送检进行DNA鉴定，经鉴定，16份送检物证只有4份样本检测出了人体DNA，且据相关证据获取记录记载，4份样本提取与送检时间均存在较大跨度，由此可见，不及时送检物证对证据价值会产生较大影响。

（三）口供的记录和固定存在问题

一是供述的真实性存疑。供述的真实性是其被采纳的条件之一，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较易遭到质疑，质疑集中在兩方面：讯问笔录注重记录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无罪辩护部分较少甚至没有;讯问笔录内容与犯罪嫌疑人主观条件之间存在矛盾使其真实性存疑。

二是同步录音录像问题。我国诉讼制度对同步录音录像的设置有利于规范讯问行为，也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自愿性。实践中，同步录音录像存在录音录像缺失、录音录像内容与笔录内容不相符、录音录像存在提前彩排的嫌疑等问题。

三是讯问笔录制作不规范。一份符合法律法规制作要求的讯问笔录有利于推动诉讼进程，但就目前而言，侦查讯问笔录的制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笔录制作的复制粘贴

诉讼活动中，每一次讯问得到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对于还原案件真相都至关重要，但近年来，部分案件中出现了讯问笔录复制粘贴的现象，极端情形中，还存在犯罪嫌疑人对作案过程的供述呈现一致和稳定的现象，即首次讯问与随后多次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内容一致，不同时间进行的讯问笔录居然出现了相同的错误，如此不真实的记录是无法让人相信其具备证明力的。

2.笔录制作的不严谨

对于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前，需要核对其真实身份，如果讯问笔录中对同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名字记录存在多种记载，必须认真进行核对以避免在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环节上出错，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在命案侦办过程中，细节更是重中之重。

3.讯问人员的“分身术”

对于一个案件侦办而言，同一时间段内侦查人员只能进行一项侦查活动，但实务中却存在部分侦查人员同一时间段内从事多种侦查活动的现象，对于讯问工作而言，如此“分身术”凸显的不仅仅是侦查人员对待案件的态度问题，更让公众对侦查人员是否严格遵守“二人办案”的规定产生怀疑。

（四）证据不充分

侦查取证获取的证据，如果形成不了完整封闭的证据链条，就难以达到命案证据证明标准[3]，使命案诉讼工作陷入僵局，甚至导致无罪判决或不起诉情况的发生。

1.证据间相互矛盾导致证据链断环。命案侦查取证工作是以获取证明犯罪的证据为核心开展的，从犯罪事实出发对证据进行核查比对，对于收集到的证据要证明证据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目前，证据之间可能存在三个矛盾：一是言词证据之间的矛盾，为了逃避打击，命案犯罪嫌疑人在供述之间出现变化是正常的，这就需要侦查人员将获取的供述与其他相关证据进行比对，以保障言词证据的证明力，避免证据被排除;二是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之间的矛盾[4];三是实物证据之间的矛盾，命案侦查工作中获取的每一个实物证据所反映出的犯罪信息的指向性具有唯一性。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如果没有被调查核实清楚，就有可能为案件的诉讼活动造成阻碍。

2.关键证据缺失导致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中，其所包含的证据之间、证据与待证明的案件事实需要有较强的关联性，尤其是对案件事实具有极强证明力的关键证据（如作案工具）必须在侦查取证阶段及时收集和固定，否则将会给案件办理带来隐患。

三、审判中心视域下命案取证的完善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公安机关调整和完善侦查取证工作的方法、转变理念[5]，在履行法定职责的过程中，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对犯罪进行有效打击，促进诉讼制度改革措施在侦查阶段得以落地生根[6]。

（一）现场勘查

一是充分重视现场勘查。对命案现场进行客观、细致、全面勘查是取证工作的出发点，无论是为了符合执法规范化的要求还是基于命案取证的现实需要，都要对现场勘查工作予以充分重视，任何参与现场勘查的人员都需要将现场勘查工作视为取证工作的基石。

二是及时全面勘查现场。之所以要及时全面勘查现场，追根究底是为了避免案件发生后因人为因素和时间因素对遗留在现场的痕迹物证造成破坏甚至毁损。在实际工作中，侦查机关要严格落实“一长双责制”①，做到“一长四必”②，对于每一起命案，都尽最大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对现场进行勘查。

三是规范制作現场勘查笔录。要确保现场勘查工作主体人员的资格，勘查过程要分工明确，责任落实要到位;客观全面记录现场勘查过程，杜绝主观的臆断分析;为了保持勘查笔录的真实客观性，即使记录人员对相关物证、痕迹进行了个人主观分析判断，也不要将主观意见记录于其中;现场勘查笔录要对各要素进行完整记录，即笔录要对命案现场勘查过程中各相关要素——现场拍照、现场图示及录音录像要保持一致，做到笔录与各要素相互之间能相对应。

（二）物证送检保管

一是提升物证提取质量。采取多种方法对物证进行全面提取。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一个物证的提取能使用的方法永远不止一个，侦查人员要学会将多样化的方法用到提取过程中才能确保提取质量。如提取一个遗留在命案现场的工具痕迹时，可以先采取拍照法进行无损提取，然后看其是存在其他痕迹并进行提取，最后对该工具痕迹进行原物提取。通过培训提高侦查人员取证业务能力。目前，侦查取证工作中存在先进设备与侦查人员实际使用操作能力不相匹配的情况。因此，通过对一线侦查人员进行培训，有利于提升物证取证质量。

二是妥善保管物证。建议各地公安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统一的物证保管中心，并制定健全物证保管细则，对物证进行规范化管理，在保管细节方面，可以借鉴管理图书、档案的经验。加强对基层侦查人员的培训与指导，以提高其业务能力，改进物证保管工作。

三是物证送检要及时。公安机关应制定工作细则，规定不同种类物证的提取和送检时间，并以此作为考核的标准，让物证送检及时有制度上的保障。将物证送检责任落实到个人，负责进行侦查的工作小组应指定一名成员负责物证送检，主动与检验鉴定技术部门进行沟通，确保送检工作顺利进行。同时，要加强基层侦查人员培训，提高业务能力，为做好物证送检工作提供人员保证。

（三）口供的记录和固定

一是依法依规进行讯问，确保供述真实。在证据标准门槛日益变高的今天，口供作为证据之一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仍具有重要作用。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讯问要做到系统、客观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在系统方面，因为讯问是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正面较量，所以侦查人员在开展讯问工作之前，应以现有证据为基础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并仔细研究，不要毫无准备就开始讯问，让讯问陷入僵局状态。在客观方面，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情况要客观真实地记录，遇到方言还应记录方言的真实意思，此外，还要对犯罪嫌疑人由不供到招供甚至是翻供的真实情况进行客观记录，以保持真实性。

二是审查同步录音录像。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对口供的合法性审查要在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同时进行，静态审查讯问笔录，动态要对讯问过程进行审查，为口供发挥其作为证据的最大价值提供双重保证。因此，要规范和完善同步录音录像的工作，功夫应该要花在审查其完整程度上，由于经济水平差异而使同步录音录像受到影响时，侦查机关可以在规范制作同步录音录像光盘时需要附加必要的文字说明。同时，侦查人员应对讯问整个过程（开始到结束）的相关情况进行记录并与讯问笔录的记录内容保持一致，尤其是关于时间的记录。

三是规范制作讯问笔录。在笔录制作程序上要严格落实由侦查人员负责，做到谁记录谁负责;对笔录记录应进行审查，判断其是否真实、详细、准确。对命案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在笔录中要注重记录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和无罪辩解，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情况、供述态度及转变原因都应进行记录。在笔录制作完成后，侦查人员应核实是否与同步录音录像存在不相匹配的地方，以避免和其他笔录存在矛盾影响合法性。

（四）证明标准

一是构建关联性较强的证据链。证据链并不是单个证据的简单相加，而是证据相互之间存在与犯罪事实有关联才能形成，对于命案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在侦查取证过程中，侦查人员应注重所获取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为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提供基础。从现场勘查到锁定犯罪嫌疑人再到抓获犯罪嫌疑人并取得其供述，整个过程在任何一个阶段都需要有相关证据进行印证且能排除合理怀疑。

二是注重排除合理怀疑。一个案件中的证据链所包含的证据，均不是孤立存在的，更不能是相互矛盾的，它必须是与犯罪事实相互印证的，即命案证据链条的构建以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能相互印证为基础，这样既能避免言辞证据的不稳定性，又有利于进一步固定实物证据。对于刑事命案而言，侦查取证获取的证据应与构建证据链的工作是同步的，侦查人员应以非法证据排除意识为指导，面对收集到的证据，通过不同的比对方法来审查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做到及时发现并排除存在问题的证据。此外，在案件侦查终结阶段对案卷进行审核时，侦查人员应以检察官、法官的视角对案件证据进行反思，看其中是否存在可能会被排除的证据，严格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检测已形成的证据链。

（五）提升命案侦查取证质量

一是谨慎审核隐蔽性证据。实务界对于隐蔽性证据有着高度信任，但隐蔽性证据可能与现有证据存在极大冲突，如鉴定意见或其他物证。然而，隐蔽性证据之所以具有验证其他证据甚至是揭露真相的功能需要犯罪嫌疑人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存在记忆为前提，如果没有，其价值则会被大大削弱[7]。因此，如果隐蔽性证据无法与其他侦查人员已获取和掌握的证据之间无法相互印证，或不具有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的可能性，则应慎重考虑对隐蔽性证据的使用。

基于隐蔽性证据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局限性，侦查机关在使用前应对其进行谨慎的审核，为了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求，应注意收集可以与隐蔽性证据相互印证的其他证据，避免让隐蔽性证据成为孤证，不利于案件侦办;对于隐蔽性证据，侦查人员要以刑事案件诉讼过程证据证明的严格标准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核、判断;注重保护隐蔽性证据的保密工作，避免隐蔽性证据被虚假补强。

二是注意技术侦查措施所获证据的运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的說法也适用于侦查工作，高科技手段在侦查取证中的运用大大提高了效率，可以打破传统调查方式的局限性，但从审判角度看，技术侦查手段的应用属于法律规定的秘密侦查方法，其秘密性特征在案件庭审中会遇到较多阻碍，所以在使用时，要对此类证据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审查，以降低其被排除的风险。对此，可以从实施技术侦查手段的环节入手，对审批手续制定严格要求，对于以直接取得证据为目的采取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材料，若要在庭审中进行使用，则要严格控制其公开范围，依据证据材料本身情况对其进行转化后再进入庭审过程。

四、结语

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初衷是完善现有诉讼制度，使其更加科学合理。就公安侦查工作而言，“以审判为中心”改革对于侦查人员办理刑事命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取证方面，证据证明标准门槛的提高使侦查人员要改变过去以侦查为中心的办案模式，才能适应新形势。侦查人员在侦办命案的过程中，为了让案件能顺利进入诉讼程序，让法律及时惩罚犯罪分子，取证工作就不得再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为主而展开，要逐步转变为通过收集到的证据而得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并将其与其他证据融合在一起形成具有较强关联性的证据链，让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惩罚。

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第一道门，侦查取证工作在应对“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形势下，侦查模式的转型势必要走在最前面，在案件侦办的过程中，将“以审判为中心”可能产生的影响落实到侦查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侦查模式，以推进侦查工作尤其是在取证环节上符合法律法规的标准，强化程序意识、人权意识、证据意识与诉讼意识，让每一桩命案从侦查开始就得以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

注 释：

①“一长双责制”是指在局长领导下的专案组长负责制和刑技部门负责人负责制，是公安部党委为确保在命案侦破工作中实现“两降一升”目标，通过落实责任制强化侦破命案关键环节的工作，提高命案侦破水平而提出的工作机制。

②“一长四必”：县（市、区）公安局长对现场勘查工作负总责，在“必勘、必采、必录、必比”上下功夫。

参考文献：

[1]李勇权.完善我国刑事案件现场勘查工作的思考[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0（9）.

[2]李哲.现场勘查笔录中物证的合法性问题研究[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6（2）.

[3]张书薄.论物证在证据链构建中的运用[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8.

[4]陈闻高.刑案侦办应如何“以审判为中心”[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6（3）.

[5]樊崇义.以审判为中心的几个理论问题[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2）.

[6]蔡佩玉.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对公安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8（2）.

[7]秦宗文.隐蔽性证据虚假补强问题研究[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6（2）.

作者简介：黎施（1998—），女，汉族，北京人，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

作者：黎施

物证技术侦查研究管理论文 篇2：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侦查观念的转变

【摘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浙江叔侄冤案”引发了侦查学界对于转变侦查观念的探索和思考。在我国的现行侦查体制下，侦查活动存在“口供中心主义思想”、“重实体轻程序”思想、侦查体系不合理、思想消极等与刑事诉讼法理相冲突的观念认识。对此，我们需要构建合法合理、重视程序、方法多元的侦查观念。进一步提升侦查机关活动的公信力和准确度，有效促进侦查观念的变革，为侦查活动的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侦查观念；非法证据排除；人权保障一、案例引入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乔司监狱临时法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认定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宣告无罪，案件以张辉、张高平叔侄拿到无罪判决书而告终。至此，两名被告因2003年5月发生在杭州的一起“强奸致死案”被错误羁押已近10年。

近几年来，出现的几起震惊全国的冤案，如赵作海案、杜培武案，大多是由于违法侦查带来的恶果。侦查是刑事诉讼一个基本的、独立的、重要的诉讼阶段，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是后续各诉讼阶段活动的基础。侦查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后续起诉或审判能否进行顺利，若侦查存在偏差或疏漏，会给起诉或审判工作带来困难，甚至可能产生冤假错案。

从“浙江叔侄冤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线人”的秘密侦查手段不合法，侦查人员不重视DNA、视频监控、通话记录等有关线索、物证的收集，侦查人员传统的就案论案的狭隘侦查方法，未能较好把握明确的侦查方向等各种问题，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本文以此案引入，试析我国现阶段侦查人员存在的侦查观念冲突问题，旨在提出侦查观念转变的切入点，使得侦查工作更为客观明确、具体高效。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严格审查因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取的证据，防止此类证据对刑事审判程序的负面引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一方面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证据审查判断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也对侦查机关侦查案件、调查取证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刑事诉讼的诸多环节中，如何在具体的侦查活动中合法取得证据，是案件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出台，也是对传统固有的侦查思维的冲击。改变侦查中长期存在的“口供中心主义思想”、“重实体轻程序”思想以及解决侦查体系不合理、思想消极等观念，逐步构建合法合理、科学完善、重视程序、方法多元的侦查观念，是完善我国侦查工作的必由之路。二、我国现阶段侦查中存在的观念冲突（一）口供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未彻底转变

口供是一种最古老的证据，在我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口供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此外，我国能够分配给公安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刑事侦查技术水平相对低下，导致部分侦查人员仍然过度地迷信口供，给侦查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

1.口供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提高了侦查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但也恰恰由于口供这一快捷的取证途径，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侦查人员依赖于“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通过讯问获取口供，发现侦查线索、获取证据的思维定势，使得许多侦查人员一旦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便将大部分时间精力都集中运用在讯问这一侦查措施上，忽视了其他侦查取证工作，特别是对于较为客观科学的“物证”往往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错过了最佳的取证时机；并且，一旦获取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在随后的侦查取证工作上极容易发生偏离，侦查工作明显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

2.由于过分地追求侦查讯问价值，“侦查人员将口供视为‘证据之王’，容易导致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诉讼主体的地位，纯粹成为查明案件真相的手段”。①（二）重实体、轻程序

“由于受我国传统的国家本位主义思维惯性的影响，程序工具主义观念、偏重发现实体真实而忽视程序正当性的司法理念普遍存在司法实践的各个层面，部分侦查人员长期以来都更为重视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而不太重视证据的可采性问题”。②在侦查实践中，仍存在不合程序的侦查行为。侦查人员为了追求实体方面的目的，忽略了程序方面的瑕疵甚至违法行为，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隐私、财产等权利，而且还可能导致部分侦查人员产生特权思想，在侦查过程中为所欲为，给后续刑事诉讼程序带来很大的困扰，有时还可能造成冤假错案，产生不良影响。（三）侦查人员受到各方面施压

“我国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中基本存在一个‘通病’，即侦查人员巨大的工作压力，尤其是在侦查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案件的过程中，往往受到上级部门和领导的重视以及诸如“限期破案”、“快查速办”等要求带来的种种压力，加上对可能的升迁、荣誉等诱惑，导致侦查人员过分追求破案速度而忽视侦查活动的公正性与文明性，无视对当事人正当权利的保障。”③

近些年提出的“命案必破”，强调侦查人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进行侦查破案，其本意及出发点是好的。但也应认识到，由于受认识手段和能力水平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少数案件存在暂时无法达到破案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若仍一昧强调“命案必破”，必然会给侦查人员增添无形的巨大压力，加上外界、上级等各种干预施压，可能导致侦查人员在一旦发现了犯罪嫌疑人而证据又相对不足时，为了逼其认罪而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酿成严重的后果，甚至出现冤假错案，严重影响办案质量。（四）错误的思想观念

1.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家本位的价值取向明显，往往强调国家、集体利益，忽视个人权利。侦查职能属于国家职权的一部分，部分侦查人员仍存在权力至上的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形成了公权力的膨胀，忽视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权利。

2.我国的侦查过程具有相对封闭性和秘密性，但部分侦查人员未能正确理解保密的合理界限，异化成“侦查神秘主义”的错误思想观念，在侦查中违法滥用秘密侦查手段，非法取证，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3.侦查人员基于错误的“经验主义”，囿于“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主观臆断、先入为主、原心定罪，甚至仅凭内心好恶评判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为了验证自以为是的侦查结论，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视犯罪嫌疑人辩解为狡辩、抵赖，不经调查核实而一律予以排除。三、侦查观念的转变的切入点（一）强化法律意识

1.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观念，严格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灵活实施侦查。司法公正的内容绝不仅限于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也应当是其应有之义。

（1）侦查人员应对违法侦查的危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程序方面的缺失和瑕疵若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很可能某些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会造成冤假错案，不仅惩罚犯罪的目的无法达到，还使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自身陷入错案追究的艰难处境，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人民群众质疑，侦查就成了无用功，毫无效益可言。

（2）侦查人员应当学法、守法、懂法，减少在侦查过程中的随意性。侦查人员不仅要认真学习并掌握有关侦查的法律规范，还要真正将其内化为合法侦查的观念灵活运用于侦查实践中，树立并强化程序意识，严格依法进行侦查活动。

2.保障人权与侦查效率并重，提高侦查取证的严谨性和客观性。

（1）应当正确理解刑事诉讼的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取证中的运用。侦查人员在认识的逻辑起点上应遵循无罪推定的轨道，踏实、客观地收集线索与证据。侦查人员不断对存疑的人、事、物进行甄别，不能因存疑就用无罪推定原则而认定无罪、放弃侦查，也不能因存疑就陷入对其有罪的确信偏见中。无罪推定与侦查的结合应当是强调侦查人员要依法取证，侦查人员在现有线索与证据无法推论出案件就是该犯罪嫌疑人所为的情况下，应当尊重犯罪嫌疑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应有的最基本的权利。

（2）侦查人员应当明确侦查的任务是“收集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在实务界，还存在着侦查是打击犯罪的超职权主义思想，部分侦查人员认为侦查只需要破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就完成了任务，这是非常片面的。对犯罪的打击，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经由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阶段，侦查仅仅是其中起始的一环，仅有侦查活动远远不能完成，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应时刻彰显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理念。

（3）对保障人权应做全面的理解。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人权保障的研究过分强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而对被害人、证人、广大公民、侦查人员等的人权保护却很少有人关注。侦查人员在树立保障人权这一价值取向时应注意全面理解“人权”所涵盖的范围，在侦查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也不能忽视对被害人、证人以及自身的人权保障。

（4）强调树立保障人权观念的同时，也不能因片面追求这单一的程序价值目标而忽略了侦查效率。在理论界存在着过分强调人权保障而忽视侦查效率的倾向，对侦查实践的指导性与可行性效用并不显著。侦查包含公正的内在价值及效率的外在的工具价值，提高惩罚犯罪的效率始终是侦查面临的重要课题。效率价值目标要求侦查人员迅速及时侦查破案，不仅可以避免因时过境迁而导致无法查明案件事实情况，也可以防止侦查时间无限拖延而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3.“树立“依法侦查”的法律至上理念，纠正侦查“绝对服从领导”的权力至上观念。”④在侦查实施、指挥、管理、监督等各方面必须依法进行，侦查人员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权力一旦超越法律权限，对于领导意见存在违法的情形，应当坚决予以抵制。（二）提高案件侦查认知的科学化水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愈发复杂，犯罪方式日益向组织化、智能化、隐蔽化方向发展，传统的经验型侦查越来越难以应付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坚持不懈走“科技强侦”之路是公安机关与犯罪作斗争而提出的与时俱进的要求，转变传统的取证思路，将办案思路从以人证为主转向人证与物证并重，自觉广泛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打击犯罪，促进经验型侦查向科学型侦查的转变。

1.侦查人员应从“口供情结”中脱离出来，正确理解口供的重要性。在现阶段，要完全不依赖口供而查清犯罪事实的确存在较大的困难，但侦查人员不应过于夸大口供的作用，对口供持有正确的认识。

（1）获取口供只是侦查的一个方面，在利用时切忌僵化，将其作为任何案件侦查的首选或突破口。

（2）必须转变“口供是证据之王”这一落后错误的侦查观念。口供不是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唯一依据，且在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中，口供也不再是定案所必需的证据，在缺少口供的情况下，其他证据若能相互印证、构成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据链，也能认定案件事实。

2.将办案思路转向人证与物证并重，由口供为中心的侦查方式向综合收集利用证据的侦查方式转变。现代法治社会已经进入“科学证据”的时代。蔡墩铭教授指出：“今日刑事审判不应再只重自白，而应重视物证，尤其籍法科学进行采证取得的物证，即科学证据”。⑤“侦查人员应坚决摈弃“先抓人、后取证”的侦查传统。”⑥[7]树立起“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侦查观念[8]，强化收集物证的意识，努力从物证中发现更多线索与证据。同时，应当树立起全面的证据意识，不怕困难，努力全方位获取证据。

3.重视科学取证，强化主动运用科学技术手段获取物证的能力。科学技术手段方法对现代侦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借助科学技术能够使物证“说”出更多的信息。

（1）“侦查人员要大力强化科学技术观念，努力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科技应用技能。”⑦借助先进的仪器、设备及技术手段，充分发掘、提取、分析鉴定物证，发挥科技手段支撑侦查破案的作用，提高科学取证能力，不断提高侦查的科技含量，查明犯罪真相。

（2）随着技术侦查措施被写入刑事诉讼法，侦查人员应当积极探索更加先进、科学、合法有效的技术侦查措施与使用策略，结合其他侦查措施的使用，全面获取侦查线索与证据。（三）强化诉讼意识

1.侦查人员应当纠正“侦查中心主义”的观念，并从刑事诉讼进程角度合理看待“审判中心主义”。

（1）“侦查中心主义”将侦查机关置于公诉、审判、执行机关之上，肆意夸大了侦查的地位与作用，颠倒、混淆了刑事诉讼各阶段的相互关系与任务，是错误的观念，应坚决予以纠正。

（2）正确看待侦查的地位。侦查是刑事公诉案件的起始阶段，是必经的刑事诉讼程序；侦查还是公诉和审判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在侦查破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后续的公诉和审判活动，并且，侦查的效率与质量也决定了后续刑事诉讼进程的效率与质量。

（3）不能盲目确立审判中心主义的观念。就司法活动的程序而言，“审判中心主义”有其合理性。依照法律规定，只有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才是具有终局效力的结论，只有经过法院判决才能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但是，刑事公诉案件必须经历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阶段，缺少任一阶段都无法完成。并且，若未经侦查破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后续的刑事诉讼进程便无从谈起。再者，一昧强调“审判中心主义”极易陷入弱化侦查地位、忽视侦查作用的境地，这是十分危险的。

2.重视侦查阶段破案证据向诉讼证据的转变。在侦查阶段一旦发现了证据，应当立即按照诉讼证据的要求形成和完善证据体系，保证侦查阶段的证据能够作为诉讼证据在庭审过程中发挥作用，实现破案证据与诉讼证据合一。坚持以收集证据作为侦查活动的中心，以为起诉、审判提供证据作为侦查活动的基本要求，在证据规格和标准上把“破案”与“庭审”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实现侦查办案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

3.重视预审环节。有的公安机关内设专门的预审部门，有的公安机关预审工作实际上由法制部门进行，有的公安机关仍然实行侦审分开，公安机关对于侦审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对预审环节的重视不一。日本的侦查一般步骤为初动侦查、基础侦查、认定侦查、追踪侦查、认证侦查、立卷移送，其中的认证侦查即逮捕犯罪嫌疑人、讯问及查证供述，其性质类似于我国的预审。预审的目的在于从事实、证据、法律等各方面审查把关案件质量，强化侦查机关的内部制约和法律监督，是保障侦查质量的重要环节，应当得到重视。（四）侦查多元化

公安机关传统的刑事案件侦查模式主要是指“从案到人”、“从人到案”、“从案到案”、“从物到案”，主要是运用了演绎式的侦查思维模式。在侦查实践中，其运用较为单一，多为就案论案，又“被动反应”，侦查方法与视野较为狭隘，侦查效益相对较低。

1.侦查人员应当意识到，每起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若囿于一个视角、一条路径去考虑问题，可能会错失侦查良机，浪费侦查成本。对案件的侦查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束缚，结合案情，发散思维寻求多重侦查路径及方法并进行优选，能够将传统的侦查模式与新的侦查模式相互配合、灵活使用。

（1）重视视频侦查带来的“从像到人”的全新侦查模式。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金盾工程”、“天网工程”等的建设，以及信息化侦查的逐步发展与深入，视频侦查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在预防犯罪、案件侦查中的功能日益凸显。侦查人员要学会高效合理地利用视频侦查这一崭新的侦查方法。首先，侦查人员借助视频监控系统，可以预先发现有犯罪征兆和可能实施犯罪的人员，对其密切关注或予以合法控制，实现防止或制止现行犯罪行为，避免发生犯罪危害，破获预谋犯罪案件的目标。其次，能够同步发现现行犯罪活动及其人员，遏止犯罪继续，并及时抓获现行犯，促进“历史侦查”向“现行侦查”的转型。再次，在案件发生后，视频中的信息资料能够帮助侦查人员最大限度地挖掘犯罪发生的时空锁链、人、事、物等各方面信息，发现嫌疑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最后，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录下的犯罪有关信息，侦查人员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及要求将其固定为客观详实的诉讼证据，这对于直接认定犯罪、提高证明质量、有效推进诉讼具有极大的价值。

（2）重视完善日常的刑侦基础工作建设，在信息化时代下，又尤其要重视情报信息的收集与运用，建设并完善相应的公安信息情报系统。侦查人员要有运用信息情报配合具体侦查措施方法使用的意识，从信息这一新的思维逻辑起点出发，充分发挥情报引导侦查的作用，不局限于传统的侦查模式，形成并充分运用“从信息到人”、“从信息到案”等特有的全新侦查模式。

2.侦查人员要有关联性侦查的意识，并且在信息情报主导侦查的理念指引下，将分散的、可能存在潜在关联的人、事、物、案等信息情报最大限度地集中发现并运用起来，对若干有内在联系的案件进行串并，发现相同规律特点，获取更多侦查线索与证据，变个案侦查为串案、并案侦查，提高侦查效益。四、小结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符合宪法精神和人权保障的要求，是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项必然要求，是提高案件质量和诉讼效率、维护公平正义的必要手段，它的出台完善了我国的证据立法和刑事诉讼制度，同时，该规则也对侦查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广大侦查人员应改变传统的侦查思维、侦查方法和侦查手段，重视程序正义，重视证据的获取的合法性，改变“口供至上”的思维，抵制刑讯逼供，运用科学侦查方法查明案件真相，维护社会稳定，不放走一个坏人，也不错抓任何一个好人。

注释：

①杜俊芙.刑事侦查讯问制度的规范化研究[D].河北：河北大学，2011：13.

②何家弘.刑事证据立法与犯罪侦查观念[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04）：38.

③李品，黄河.公安机关“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制约[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02）：97.

④管光承.现代侦查[M].重庆：群众出版社，2005：41.

⑤向慧.毒品犯罪物证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8：9.

⑥郑志浩.侦查模式研究综述[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3）：44.

⑦王云武，刘林昌.论<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侦查意识的培养[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2（06）：89.参考文献：

[1]杜俊芙.刑事侦查讯问制度的规范化研究[D].河北大学，2011：13.

[2]何家弘.刑事证据立法与犯罪侦查观念[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04）：38.

[3]管光承.现代侦查[M].重庆：群众出版社，2005：41.

[4]向慧.毒品犯罪物证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8.9.

[5]郑志浩.侦查模式研究综述[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3）：44

作者：赖剑琳

物证技术侦查研究管理论文 篇3：

现场其他痕迹物证在侦破碎尸案的作用

摘要：碎尸案件是社会影响较恶劣的恶性案件之一。近年来，随着罪犯反侦察的能力和手段增强，碎尸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在掌握先进侦查技术的前提下，做好调查工作，重视案发现场发现的现场痕迹物证。除了常见的现场痕迹物证外，还要注意其他痕迹物证在碎尸案中起的作用，不放过一丝蛛丝马迹。本文在分析现场其他痕迹物证的作用上，结合碎尸案的实例，阐述了现场其他痕迹物证在帮助侦破碎尸案的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现场痕迹；物证；碎尸；侦破；侦查手段

作者简介：卢显发（1968-），男，大专，来宾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医师，研究方向：法医临床学。

一般说来，碎尸是指犯罪行为人在杀害被害人之后选择将尸体部分或者全部处理成几块或者多块，然后将分尸后的尸体转移、掩埋或销毁，以达到销毁杀人案件证据，隐匿犯罪行为的手段。杀人碎尸案件有着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在侦破工作上存在着取证难度大，难以确定受害人身份，难以寻找第一作案现场和尸源和难以刻画犯罪嫌疑人等困难。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在痕迹物证上寻找侦破的突破口。犯罪行为人在实施杀人碎尸行为的过程中，会留下一些线索。会遗留在各种现场的犯罪痕迹，是可以用来证明犯罪发生的客观存在的有力证据，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依赖的时空承载体，是案件侦破的物质基础。

一、现场其他痕迹物证的定义

侦查人员在侦查刑事犯罪案件中，普遍比较重视手印或足印这种关键的现场痕迹物证，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犯罪分子反侦察能力的提高，还有就是碎尸案本身隐匿目的的关系，这些主要的现场痕迹物证已经越来越难提取。而且交通工具的发达便捷性，会让犯罪行为人在碎尸后选择较偏远的地方抛尸，企图达到增加侦查难度，瞒天过海的目的。侦查发现的现场一般不是第一现场，而是犯罪嫌疑人精心选择的第二或者第三现场，很难发现有价值的现场痕迹物证，这时，侦查人员就应该重视现场其他痕迹物证的寻找，有时候一个微不足道的线索可能就是侦破碎尸案件的契机。现场其他痕迹物证是指，区别于手印、足印、工具痕迹的其他出现在犯罪相关现场的其他痕迹物。在勘察现场时，应当注意查找这些其他痕迹物，并在充分依据这些证物提供的理论基础上，缩小侦查范围，认定案件性质，锁定犯罪嫌疑人，从而达到侦破恶性碎尸案件的目的。

二、现场其他痕迹物证的特点

首先，现场其他痕迹物证是客观的，这些痕迹物证虽然微小，但也是确实是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改变了现场物质形态，才遗留下来的犯罪真实记录。其次，现场其他痕迹物证也是隐蔽的。因为现场其他痕迹物证是犯罪行为人无意识或者没注意到的情况下留下的现场痕迹，往往也是犯罪嫌疑人无法销毁、能够在指认犯罪嫌疑人身份上起一定作用的痕迹物证。具有痕小量微，不易被发现的特点。再者，现场其他痕迹物证具有有用性。痕迹物证相当于犯罪行为人的一张“名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特征，不易被发现的其他痕迹物证往往承载着一定的犯罪信息。随着刑事勘验技术的发展和侦查技术的不断提高，笔者相信利用其他痕迹物证的侦破案件的机率会越来越高。

三、现场其他痕迹物证在侦破碎尸案件的重要性

杀人碎尸案的侦查难度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刑事犯罪案件是比较大的。犯罪嫌疑人会选择比较偏僻的地方或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抛、埋尸。有时候被发现的尸块已经高度腐烂难以辨认，这对侦查人员确定被害者的身份造成很大的困难，还有即使查明了被害人的身份，由于缺乏目击证人，我们也无从得知被害人被害前的活动情况。另外依据近年来的碎尸案件情况，犯罪嫌疑人的反侦察能力有所提高，一般都会有意识地不留下手印脚印，现场主要痕迹物证的发现率和利用率正在降低。面对这些困难，我们的侦查部门应该广开思路，多角度，多类型地开拓侦查思路，不能忽略现场其他痕迹物证的指证效力。

四、现场其他痕迹物证在侦破碎尸案上的应用

碎尸案件的发生一般都是犯罪嫌疑人经过一定策划和预谋的后果。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在准备碎尸时，需要许多工具，比如包裹尸块所用的包装袋、解剖尸体所用的刀具、转移尸块则一般需要交通运输工具等等，这些行为是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的，因为其多环节的复杂性使其更有可能在现场遗留一些痕迹物证。这就要求我们侦查人员在侦查碎尸案件的时候，仔细勘察现场，提取分析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遗留的痕迹物证，更要注意现场其他痕迹物证的重要性，提高现场其他痕迹物证的利用率。在分析其遗留的原因、状态和时间的前提下，结合犯罪嫌疑人犯罪时的心理活动状态和动作模拟，寻找侦查案件的突破口。另一方面，联系是普遍的，即使看起来与案件事实没有多大联系的现场其他痕迹物证，也可能反映着一定的特有的信息，虽然不一定能帮助我们侦破案件，但是有利于侦查人员摸清碎尸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特点、缩小侦查范围、选定侦查方向。

以两例案件为例，我们来谈谈现场其他痕迹物证该如何侦侦破碎尸案上具体应用。2003年，经群众举报在某市农贸市场的围墙外的一垃圾场垃圾堆上方发现一个被剥去头皮和面部肌肤的头颅和包裹头颅的床单。法医检验得出右侧顶部头皮下有3cmX2cm的出血，顶部硬膜外有3cmX7cmX1cm的血肿，并且整个头颅在水里泡过。根据现场勘察侦查，这个垃圾堆高3.5米应该不是犯罪嫌疑人由下至上抛头颅，而是于高处抛弃。而这个垃圾场周围较高的建筑只有一幢较远居民楼和农贸市场。根据头颅抛落后下压着的一个易拉罐的形变程度，推测应该是于农贸市场的三层楼梯口由上往下抛尸而不是居民楼抛下的。所以又根据头颅的解剖手法，推断应该是在该农贸市场内的屠夫所为，解剖现场应该有水源或水池。这就为缩小侦查范围提供了思路，在厘清现场其他痕迹物证传达的线索的情况，迅速确定侦查方向，侦查人员很快抓获了凶手。

另一起案件更体现了现场其他痕迹物证的重要性。这一次是发生在某省一火车站小件物品的寄存处，火车站的管理人员发现了一个纸箱，内部装满了大小不一的尸块，后经法医勘验为人类的尸体，无法确定其身份和尸源。纸箱里除了尸块之外，还发现少量的旧的白线，麻绳和蝇卵。后经细致的调查勘验工作，发现这些旧白线是当时农村普遍用来纳鞋底的白线；麻绳的主要成分为魁麻，魁麻在当时只有安徽省有产，本地区没有进这种魁麻麻线，很少使用这种麻线的情况，但当时周边的一个XX县有进过销售这种魁麻。侦查人员在结合以上调查结果的情况下，将侦查方向锁定为XX县的农村地区，重点走访近期失踪的人口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XX县某张姓农妇的丈夫李某于年前失踪，不知去向。在对李某的颅骨比对后认定这些尸块就是李某的尸体。张姓农妇被认定为重大犯罪嫌疑人，后又于张某家中发现了相同规格的纸箱、旧的白线和魁麻麻绳，也找到了部分蝇卵，跟抛尸现场的纸箱比对后认为是同一款纸箱，发现的这些证据环环相扣，形成强有力的证据链，帮助公安机关指证了张姓农妇在杀害亲夫李某之后，因为害怕罪行暴露，将其尸体分解成多块抛尸在某省的火车站小件物品寄存处的残忍犯罪行为，最终将张姓农妇绳之以法。

五、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体会现场其他物证在侦破碎尸案件的重要性，对现场所出现的其他痕迹物证进行种属认定和同一认定的过程，是目前侦查人员侦破案件的重要工具。从一般的现场痕迹和其他的现场痕迹物证中我们能够认定一些有着可以暗示犯罪嫌疑人信息的线索，还能对其形成原因的具体情况进行探究。针对已掌握的其他现场痕迹物证根据不同的可能性规律进行排列组合，并通过调查、排查、走访群众和侦查实验来验证所设问题的可能性，来帮助侦破工作顺利开展。希望侦查人员能够重视起来，使现场的其他痕迹物证能够在侦破工作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君厚，武雄.痕迹物证在命案现场勘查中的应用论述[J].楚天法治，2015.

[2]云会新，杨振来.50例杀人碎尸案分析[J].刑事技术，2007（1）：59-61.

作者：卢显发　陈少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