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治国思想形成及影响论文

摘要：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是带有俄国色彩的一党治国模式，即政治权力主要为一党所掌握的政治制度。以党治国的主要途径是以党的主义治国和以党的组织治国相结合。自从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思想，它就对中国革命以及国共两党的治国理政统军等实践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以党治国思想形成及影响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以党治国思想形成及影响论文 篇1：

全面提升新时代党的思想引领力

〔摘要〕 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党的思想引领力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并把它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生成逻辑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理论逻辑、思想建党优良传统的历史逻辑和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新考验的实践逻辑。党的思想引领力主要包括思想创新力、思想传播力和思想转化力。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要不断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加强舆论宣传建设，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先进文化建设。

〔关键词〕 党的建设;党的思想引领力;新时代

〔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党的思想引领力、群眾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1 〕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提出党的思想引领力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对于全面提升党总览全局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全面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生成逻辑，明确党的思想引领力的构成要素，找准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切入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党的思想引领力的生成逻辑

党的思想引领力是指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思想理论引导方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实践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党的思想引领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生成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理论逻辑：党的思想引领力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命题。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这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具有与生俱来的先进性，具有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自我解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2 〕413此外，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者，还在于其将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武器，并且能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生命。党的思想引领力生成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发展性，正是因为如此，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始终保持思想理论上的引领地位，从而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二）历史逻辑：党的思想引领力源于思想建党的优良传统

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思想建党是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作用，着力从思想上建党、从理论上强党。党通过思想建设和思想引领，解决了很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方向性、道路性难题，也破解了很多根本性和长远性的重大课题，同时通过思想建设帮助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深入了解党的思想理论和基本方针政策，达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目的。特别是党的历史上几次生死攸关的重要转折，都是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的，无论是遵义会议上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还是开启改革开放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党的思想建设和党的思想引领力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思想建设的历程告诉我们，用先进思想引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是党的事业成功的制胜法宝，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保障。当前，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党正在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思想建设的成功经验，更加重视党的思想引领力，发扬思想建党传统，以先进思想理论引领改革事业的持续发展。

（三）实践逻辑：党的思想引领力源于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新考验的需要

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要战略节点，我们面临着异常艰巨的发展任务和难题挑战，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着诸多新考验。从国际看，国际竞争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一些西方国家把我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严峻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说”等各种思想文化陷阱层出不穷，意识形态攻击轮番出场，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从国内看，在社会深刻变革和利益深度调整的时期，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一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迷茫，理想信念有所动摇，这些意识形态的问题若处理不当，将影响改革发展事业的大局，因此，党必须站在全局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引领力，提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鉴别力及抵御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

二、党的思想引领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党的创新思想理论引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就要遵循思想产生、传播和转化的规律。从这个角度讲，党的思想引领力包含着推动思想创新、引导思想传播、促进思想转化三个方面的构成要素。

（一）思想创新力

“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2 〕9-10彻底的理论具有说服群众、掌握群众、引领群众的强大力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根基，而只有结合实践与不断创新的理论，才能始终把握事物的根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险而无坚不摧，得益于党始终坚持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 〔3 〕342理论创新必须以实践为依托，能够回应现实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以实践为基础而展开的理论创新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能够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困惑，唯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够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并真正掌握群众，也才能形成真正的党的思想引领力。

（二）思想传播力

思想理论的有效传播是党的思想引领力形成的前提，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只有传播出去，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和接受。党的新思想、新理论的传播力、渗透力、感召力越强，党的思想引领力也就越明显。当前，我们的宣传舆论工作总体上是好的，但是不可否认，传播手段还需要不断创新，在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速度大大提升，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极大拓展，各种思想相互交织、不同声音此起彼伏，主流声音很容易被“海量信息”所遮蔽，被“高分贝噪音”所干扰。因此，畅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以其占领思想阵地、理论阵地和舆论阵地，才能让党的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这个角度讲，思想的传播力是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党的思想引领力形成的关键环节，也是检验党的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尺。只有保证思想传播渠道畅通、思想阵地牢固、传播成效明显，党的思想才能持续不断地形成党的思想引领力。

（三）思想转化力

一方面，思想转化力可以将党的思想转化为人民的思想自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 〔4 〕。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必须通过说服教育等手段，才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转化为内在的思想自觉，而先进思想不能自发地在无产阶级头脑中产生，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进行教育说服，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转化为内在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思想转化力可以将党的思想转化为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毛泽东也曾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5 〕。党的思想引领力的落脚点就是要让党的先进思想真正贯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中，转化为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党的思想引领力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做到对党的思想理论“真懂、真信、真用”，以党的先进思想武装头脑，用武装了的头脑去改造世界，党的思想引领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三、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本路径

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是一项系统工程。新时代，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要站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局高度，通过理论创新、思想传播、思想教育、文化建设等路径全方位构建、系统性提升，从而不断增强党在思想上的号召力、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

一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不断深化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总结凝练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就要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把握方向、引领思想、解决问题。二是聚焦时代课题，以创新理论提升引领力。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当前，我国在胜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推动理论创新要聚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格局，聚焦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新任务，聚焦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新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产生新理论，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理论创新，提升理论的阐释力、说服力和引领力。

（二）加强舆论宣传建设

一是加强党对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3 〕332宣传舆论工作要始终坚持传递党的声音，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全局。二是改进宣传方式，把握宣传工作规律，传播时代强音，打造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宣传作品，用百姓话语讲党的理论，让党的思想理论容易被老百姓理解和记住。三是守好网络阵地。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保障思想有效传播，必须要开辟和守好网络新阵地，营造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新路径，让新媒体成为传播党的声音的前沿阵地，将互联网这个舆论阵地的“巨大变量”转换为“巨大能量”。四是把牢意识形态领导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要夯实“红色地带”，攻破“黑色地带”，转化“灰色地带”，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国际话语与传播体系。

（三）改进思想政治教育

一方面要推动思想的转化。党的思想引领力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引导人们将党的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用一定的社会思想观念、道德要求，来提升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使党的思想理论入脑入心。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形成需要完成两次转化：第一次是要将党的思想理论转化为个人的思想观念，也就是思想内化的过程;第二次是用正确的思想观念指导实践，也就是思想外化的过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党的思想引领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也是一个改造客观世界的问题。我们要充分运用有效方法，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将党的思想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其真正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育新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确保青年一代理想信念坚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非常重要，育新人是党的思想引领力的重要落脚点。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要体现在育新人上，提高广大青年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持用党的先进思想理论，引领青年的人生方向、价值选择和精神品格，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将“个人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大力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四）加强先进文化建设

一是以文化自信鼓舞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引领思想、凝聚力量、振奋精神的重要载体，文化自信是最深层次的自信。树立文化自信，不仅要在灿烂文明的历史中去找寻自信，也要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中鼓舞自信，更要在实现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中点燃自信。我们要以自信的先进文化感召人、吸引人、影响人，并将这种自信汇聚成继续前行、接续奋斗的强大力量。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共识和价值标准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凝魂聚气的基础工程，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价值引领的集中概括。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生动的方式呈现价值观的深刻内涵，用昂扬向上的中国故事、激昂奋进的中国精神鲜活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以优秀作品服务人民。坚持文化服务群众的基本立场，不仅要扎根广大人民群众、面向人民群众，满足百姓需要，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与百姓产生强烈的共鸣，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而且要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让人民获得丰厚的文化滋养。

“掌握思想領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6 〕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不断保持先进性从而更好地完成其历史使命。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坚持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头脑，形成强大的思想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全方位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这是党履行使命型政党责任、完成历史使命的基础和保障。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4.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39.

〔6〕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5.

责任编辑 王亚峰

作者：杨海宽 赵国龙 张美

以党治国思想形成及影响论文 篇2：

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

摘 要：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是带有俄国色彩的一党治国模式，即政治权力主要为一党所掌握的政治制度。以党治国的主要途径是以党的主义治国和以党的组织治国相结合。自从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思想，它就对中国革命以及国共两党的治国理政统军等实践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孙中山；以党治国；影响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与民族振兴，屡受挫折。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看出政党林立的极端多党制的弊端，他在当时对此情况表示了担忧，提出“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到后来国民党改组并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然而由于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议会路线下的多党制彻底失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孙中山晚年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效法俄国，形成了“以党治国”思想。随后他改组中国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党治国思想也成为了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晚年思想的一大升华。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在总结历次革命活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而形成的“党在国之上”的政党治国思想。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轰轰烈烈兴起，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也被贯彻到日后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建国活动当中，对中国近现代政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以党治国思想是在其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同时这套理论也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治国的实践。自从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思想，它就对中国革命以及国共两党的治国理政统军等实践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国共两党依然都坚持自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大革命的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系统提出是在其人生的最后岁月，也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此时，大革命的风暴依然在酝酿之中，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首先就是直接针对即将开始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提出的。这一理论作用于实践后，对于当时的国民革命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点：

一是以党治国思想在当时付诸实践后即为以党治粤，广东革命根据地因之大为巩固。在孙中山看来，广东革命根据地是一片“净土”，是革命北伐的基础。广东是以党治国思想最好的实践区域，从以党治粤到以党治国是同一个思想指导下的两个步骤。为了推行以党的主义治国，他号召国民党党员都要“从宣传上做工夫”。他曾不无理想主义地说：“宣传工夫，就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工夫……有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同志，就是广东的人心有了一半来归化本党；到了广东人心有一半归化本党，本党便可以实行以党治粤……到了让四万万人都受过了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国。”[1]其实，早在1920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后，就开始着手实行以党治粤了，针对当时有人攻击孙中山这样做的目的是滥施党义，搞“党人治粤”，而不是“粤人治粤”。孙中山坦率地表示我们非常乐意承认“党人治粤”这个事实，倘若广东“果能实行本党的主义， 也是我们粤人莫大之幸”，并说要把“党人治粤”，“实行党义”的精神由广东发扬传播到全国，“使长江、黄河都要为本党底主义所浸润”。”[2]当国民党开始进行改组时，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把广州作为贯彻党章草案的试点城市，进行组织整顿和发展工作。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广东的实践，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扩大了三民主义的影响，为北伐战争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实践也为日后国民党的治国积累了经验。

二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军事上得到贯彻，建立了“党军”制度，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以党统军”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党统军”付诸实施后，就集中表现为此他仿效苏俄红军的组织制度，建立了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1924年，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建立，军校的办学方针是“党化军队”，以“主义建军”；同年冬天，军校教导团（校军）成立；1925年，两个军校教导团被改组为党军第一旅，党军建立。从黄埔军校到校军，再由校军到党军再到日后的国民革命军，其整体的军事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苏俄红军式政治领导制度（包括党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始终贯穿其中。这其实就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军事上的体现，从此北伐战争有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当然，这种党军制度在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便蜕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制、以军队为一党一人之私产的工具。这是孙中山生前始料未及的，其中更纠缠了二十世纪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因此，不能因为后来的党军制度在蒋介石时期的蜕变就否认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的积极的历史作用。

二、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国民党的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国民党及其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处着重分析其对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治国理政的影响。回顾二十世纪（1928-1949）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的历史，无疑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实践同其政治命运一样总体上是失败的。孙中山设想的以党治国思想，原是一种在“民智太幼稚”情况下的过渡性方案，然而到了蒋介石秉政时期却变成了一党专制、以党代政，迟迟不“还政于民”的借口。按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通过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以党治国思想的发挥作用理应集中在前两个时期，而一旦革命成功即应尽早实行“宪政”。而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训政体制贯穿始终，毫无真正的宪政可言。1928年2月，《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首条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与监督”，“ 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3]但从日后的历史来看，这种“指导与监督”、“推举”等实际上演化为“一党专政”、“党政不分”。党政、党军、党国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一体化制度，党代替了国家与人民，党的中央组织又代替了全党，最后党魁代替了中央，一党专制与一人专制也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独特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政治制度，并没有应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而彻底结束。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直到“台湾民主化”之前，国民党的这种一党专制在台湾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上所述，以党治国思想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这种蜕变，是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更非其初衷。实际上孙中山似乎也看到了党的全面领导可能会产生难以避免的专权与腐化，为此他曾多次强调国民党自身治理的重要性，例如，“第一是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做大事，使全国人民佩服，全国人都信仰”[4]。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灵魂是以党的主义治国，即以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内新三民主义治理国家，而后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三大政策被完全抛弃，党的主义此时已退一大步。

此外，在孙中山看来，以党的主义治国首要在于得人心，“到了现在，人类政治思想极发达，民权的学说极普遍，更不可专用兵力。必要人人心悦诚服，都欢迎我们的主义，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5]可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实行的“剿共”、特务统治、保甲制度等举措已然不可能实现“人人心悦诚服”，而是彻底陷入了武力治国的泥沼。这样看来，以党治国思想后来的蜕变除了由其理论及制度自身的局限性所致以外，国民党对孙中山这一思想真髓的背叛才是根本原因。

三、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等思想是存在密切联系的。从源头上看，这一理论的直接来源都是苏联的党政一体化的革命治国理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还以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与国民党实行了第一合作，结成了统一战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更是直接担任了国民党党内或军内的职务，某种意义上是亲身实践了以党治国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党指挥枪”、“党管干部”等制度都多多少少受了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6]较之苏联经验，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及其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就在于它是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无论是广东革命根据地时期成功的经验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失败的教训，都更有参考价值。

注释：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5.

[2]钟康模.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及其作用[J].天津社会科学 1990（3）.

[3]转引自钟康模.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及其作用[J].天津社会科学 1990（3）.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3.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568.

[6]王业兴.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研究[M]. 2005：149.

作者简介：付国英（1989—），女，河南林州市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作者：付国英

以党治国思想形成及影响论文 篇3：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容及理论来源

摘 要：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根本上体现为带有俄国色彩的以党政治，以党的主义治国，以党的组织来领导建国。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理论前提是其先知先觉的革命先锋论，理论来源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革命治国的理论和经验，实践来源是他多年革命活动的经验教训。“以党治国”的思想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展及现代国家的建立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以党治国；内容；理论来源

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具体内容

1.带有俄国色彩的一党政治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一党政治，即规划了国民党一党统领革命、建国、治国的全过程。这种一党政治思想是孙中山在总结了民国初年政党虚无论、政党林立等局面的弊端，结合俄国革命的经验形成的。在孙中山看来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政党虚无论及宋教仁改组国民党后议会政党政治路线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俄国重要影响，其思想内容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理论和制度模式。这种表现为：政党制度上的“一党治国”；意识形态上的“党义治国”；国家制度上的“以党的组织统领革命建国全局”等方面。可以说，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乃是列宁主义政党理论与孙中山政党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而这种俄国色彩，首先就表现为中国国民党“一党治国”，即国民党要在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拥主导性的地位（并非取消其他政党存在的合法性）。

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的这种“一党治国”思想还包括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国民党自身的建设与完善。这包括借鉴苏俄政党制度改组国民党，建立起组织相对集中、总理握有重权的组织制度。另外，通过吸收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等方式实现党员结构多元化，使国民党在当时成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这种组织建设为北伐胜利，甚至日后在全国确立起一党专制地位提供了重要基础。在中国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国民党组织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即是随着“总理集权制”的产生，孙中山个人在中国国民党内拥有了绝对领导权。在1924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党章中，专门设立了“总理”一章。孙中山个人在中国国民党党内的权力大大增加了，成为中国国民党无可争辩的领袖，从而形成了一种“总理集权制”。

2.以党的主义治国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是要以党的主义治国，而这个主义，当然就是三民主义。孙中山曾明确提出，“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才可以治。” 在坚持以党的主义治国的前提下，孙中山特别强调的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孙中山的以党的主义治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不仅是指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接受和信仰，而是要让全体党员在明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后都去“实行普通的宣传”。可见，到了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期，孙中山已将三民主义的宣传与普及看为革命重中之重的事业。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甚至指出，要“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贼”。以党的主义治国理论在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中占有了重要地位，甚至堪称是整个以党治国思想的灵魂。

3.以党的组织统领革命建国全局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是一个统领革命、建国、治国的全过程的理论。这不仅要在思想上以党的主义治国，而且要在组织上，由国民党统摄革命的全局。而在以党治国的过程中，国民党党员享有“优先任用”的地位，只有在本党中求不出相当人才时才会借才于党外。这种理论一旦付诸实践，就必然导致国民党一党统领革命全局的结果，毕竟党外人才不可能占有优势地位。而后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明确提出了在省、县、区等各级设立党部，在政府机关、俱乐部、会社、工会、商会、各级议会等组织中设立国民党党团 ，这其实是通过建立国民党的各级组织确立了苏俄式的以党领政、党政双轨的政治制度。

按照孙中山的构想，以党的组织统领革命建国全局包括两大组成部分：第一是党对政治组织的领导，例如“以党领政”，由中国国民党掌握政府组织的执政权；“以党统军”，仿效苏俄红军的军事制度，建立了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这些都可以归类为中国国民党党组织对于政治组织的领导。第二是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按照孙中山的构想，中国国民党不仅要掌握政府和军队的领导权，还要在“俱乐部、会社、工会、商会”等各类社会组织中设立党团，发挥领导作用。通过这两点，中国国民党便能在组织上实现对中国政治、军事、社会组织等的全面领导。此外，由于当时大革命尚未开展，中国国民党并未取得全国范围的执政权。孙中山设想的以党治国理论自然是把“以党建国”放在第一位，以党建国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

综上所述，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是带有俄国色彩的一党治国模式，即政治权力主要为一党所掌握的政治制度。以党治国的主要途径是以党的主义治国和以党的组织治国相结合。在指导思想上，采取一元化模式（即以三民主义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在组织方式上，由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员掌握政权、军队及人民团体等组织的领导权，力图使中国国民党成为革命治国的核心力量。

二、以党治国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的在其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非一朝一日之功。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其以党治国思想的理论来源，笔者以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大致基于一个前提和两个来源。

1.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理论前提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理论前提是其先知先觉的革命先锋论。先知先觉的革命先锋论贯穿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思想与实践。在孙中山看来，中华民国之所以有名无实，民权不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成功，创造民国，原是先觉先知奋斗出来的，普通人民还不知所以然。” 可见，孙中山认为先前辛亥革命的革命成就乃是先知先觉的革命党人奋斗的结果，而以后的革命事业也必须由先知先觉者来领导。“现在中国人明白真理者极少，我们党员已为先知先觉，应以我的先觉去觉后觉，以先知去教后知，大家负宣传责任”以黨治国思想正是要用一个掌握了三民主义的“先知先觉”的政党去建国治国。

2.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理论来源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理论来源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治国理论。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开始将视线转向中国，此后马林、越飞、鲍罗廷等人先后先后受共产国际或苏联政府的指派来到中国，其中鲍罗廷还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指导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共产国际将视线转向中国，而孙中山也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就发生浓厚兴趣。孙中山曾多次表示“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仔细考察国民党改组后的组织结构以及党政党军关系不难发现，其受了苏俄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组织纪律制度、党团制度以及之后的军队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等，都带有极强的共产党式的民主集中制色彩和苏俄党政党军双轨制特色。可见，苏俄革命的治国理论是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3.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实践来源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实践来源是他多年革命活动的经验教训。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此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军阀的专制統治与混战等闹剧一直不断，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孙中山为了革命成功也做了不懈奋斗，但一次次受挫。革命屡次受挫的教训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组织来领导。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筹组了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而这个政党较之先前的国民党（区别于后来的中国国民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党权高度集中、形成了党魁集权制。《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就做出了革命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的规定。此时的中华革命党体制虽区别于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但是较之之前的国民党已明显显示出组织集中的趋势。如果没有之前

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组织涣散而使得革命活动屡屡受挫，孙中山是不会轻易转向苏俄体制，主张以俄为师的。正如李剑农先生指出的，“中山本来有‘在革命时期内需要一党专政’的信念，并且认定党的组织需要严密，党员宜绝对服从党魁的指挥……及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用这种方法发生了效果，中山的信念越加坚决了。”可见，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实践来源是他多年革命活动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2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2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2--162

[4]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571

[5]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630

[6] 谢俊美.孙中山党魁集权制思想探微.广东社会科学， 2008（1）

[7] 王业兴.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48

作者简介：

付国英（1989～），女，河南林州市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作者：付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