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贸易论文

【摘要】中泰两国一直保持着稳定健康持续的经贸关系。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中国与泰国在服务贸易领域面临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机会。对两国服务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为更好地把握与泰国服务贸易的重点和方向提供借鉴。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贸易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贸易论文 篇1：

中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竞争力比较研究

摘要：本文以中国作为全球服务外包市场接包国的视角，从接包竞争力的基本决定因素入手。并将这些因素归纳为基础要素、过程要素和环境要素，逐项分析比较中印两国在接包能力上的具体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仅在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和国家环境方面优势明显，而在企业质量体系认证、从业人员英语水平、软件人才培养模式、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安全以及税收政策等方面仍与印度存在一定差距。为此，本文提出提高中国承接外包竞争力的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服务外包；竞争力；商业环境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世界经济的变革与发展总是伴随着不断变化的国际间产业转移来实现的。最初是以传统方式实现的制造业转移，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基础设施的更加完备以及国际联系的日趋紧密，转移的客体逐渐从有形商品生产转向服务的提供，转移的方式也从对外直接投资生产等转向外包。国际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主要是以外包形式出现的服务业转移。20世纪70-80年代，大型企业的业务流程从北美和英国转移到爱尔兰等中等发达国家；90年代后期IT应用服务及BPO迁移到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进入21世纪，ITO、BPO及一些新兴服务外包进一步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许多跨国公司把一些像语音服务、会计服务等后台服务岗位逐渐向低成本国家转移。新一轮产业转移给国际产业分工合作和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IMF的研究指出，1999--2002年，涉及上述内容的国际贸易增长了近40％。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转移方和发包国，这三者的市场规模占全球离岸服务外包转移方市场规模的85％以上。①从接包方来看，爱尔兰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接包国，2001年印度超越爱尔兰位居首位，并享有“世界办公室”之美誉。受印度成功经验的影响，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竞相出台各种政策法规并制定发展战略，以鼓励和促进本国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目前，马来西亚、菲律宾、巴西、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国已经快速加入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竞争行列。

中国亦把此轮国际服务业转移视为难得的发展机遇，并顺应国际贸易的发展潮流，做出了开放服务贸易的基本承诺。不仅相继开放了银行、保险、电信运输等服务领域，而且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改善了服务贸易的交易环境。国务院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建设若干服务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为落实此战略构想，商务部、信息产业部从2006年开始实施了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有力推动了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目前全球每年实现的离岸服务外包规模为600亿美元左右，其中印度占了近一半的市场份额，而中国所占份额不及10％。中国不仅在外包承接规模上远落后于印度，外包业务的发展速度也低于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人均GDP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都高于印度，因此具有一定承接国际外包的优势和实力。据麦肯锡200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潜在规模高达5 000亿美元。面对存在巨大潜力的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中国应该充分挖掘和发挥自身优势，提高服务外包产业的竞争力，争取在未来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因此，有必要对中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扬长避短，为中国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提供思路。

国外对于服务外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影响方面，如探讨国际服务外包参与国之间的福利分配；探讨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对发包国或接包国国内就业与收入的影响；探讨对某国(如英国、美国、爱尔兰、印度等)国内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等。国内对于服务外包的研究多集中在对经济现象和效应的分析方面，如对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现状与趋势的探讨；对服务外包特征和发展动因的探讨；对服务外包经济效应的探讨等。

在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方面，董建龙的研究发现中国软件行业在人才培养、技术能力、软件质量控制、政府支持、文化语言及市场开拓等综合因素方面与印度存在较大差距。卢锋从对国际服务外包的认识和政策方面对中印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明显存在认识和政策调整滞后问题。景瑞琴专注于人力资本禀赋方面的探讨，认为中国和印度都拥有丰富的熟练劳动力，应该是世界上主要的服务外包承接国。宋永辉等着重对中印承接服务外包的政策环境进行了对比，段晓丹则通过比较中印两国服务外包的发展过程，给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王泽利等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印度主要依赖于承接国外的离岸外包，而中国则要立足国内市场制定发展战略。本文则以中国作为服务外包市场接包国的视角，着重从接包竞争力的基本决定因素人手，逐一分析中印两国在接包能力上的具体差异，从而为中国如何进一步提高接包竞争力提供思路。

二、中印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现状

(一)印度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现状

印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大力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目前已成为离岸服务外包市场的最大承接国，占全球接包方市场份额的40％以上。2005--2009年间，印度离岸服务外包年均增速为28％，2009财年印度离岸服务外包产值达到了470亿美元。

在印度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发包方市场份额中，欧美占绝大部分比重(90％以上)，其中2008财年美国所占比例为60％，英国所占比例为19％。近几年，美国所占比重有逐步减小的趋势，而欧洲所占比重略有增加。

在承接服务外包的业务类型方面，印度正逐渐向服务外包领域高端的BPO(业务流程外包)业务过渡。经过多年的编码经验积累，印度已经开始向产业价值链的上游进军，如提供系统集成、信息技术咨询等服务。目前印度BPO在其承接外包业务总额中的份额已达到了27，2％，其他的高附加值服务外包也达到了15.5％。

目前，印度共有软件企业3300多家，外包从业人员超过170万人，其中全国25％以上的接包业务由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m Consuhancy Services)、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Limied)和威普罗科技公司(Wipro Technologies)三大公司完成。印度排名前十的软件公司人员规模都在万人以上，企业盈利在20％以上。

(二)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现状

与印度相比，中国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的起步较晚，接包能力相对较弱。目前，中国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中所占的市场份额较小，2008年中国离岸ITO和BPO合同执行金额分别为32.1亿美元和10.6亿美元，仅为印度的1／10。

日本是目前中国离岸市场业务的最大发包方，其次是美国。2008年，在中国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中，日本所占市场份额为20％，美国为19.4％。另外，台湾和香港的市场份额达到了14.2％，亦成为内地市场非常重要的业务来源。

目前中国外包业务的承接类型以ITO为主，占68％以上的份额，其中应用程序开发、软件测试、

嵌入式软件开发占主要部分；对于BPO市场，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多数服务商还是以数据处理事务外包为主，能够承接高端服务的企业很少。

中国从2000年之后相继出台了有关鼓励软件行业发展的政策。2006年，商务部启动了承接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对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加大。国家先后认定了16个“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4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和21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先后出台了若干关于人才培训和资金支持等相关的优惠政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交通、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与此同时，外包企业自身素质与品牌质量也在不断提升，服务外包发展快速。截至2009年6月，中国已有服务外包企业6 637家，外包从业人员达到120万人。

三、中印接包竞争力比较分析

(一)国际接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国际上有不少咨询公司和研究机构都对各服务外包承接地的状况进行过评估和分析，较有代表性的有A.T.Kearney、Gartner、IDC、Neo Advisory等。由于不同咨询公司在分析角度和侧重方向上有所差异，开发的评估工具和指标体系所基于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即便对于相同的指标所分配的权重也不完全一样，致使评价结果各异，国际上尚没有一套公认的用于选择国际服务外包目的地的评价体系。当前较被认可的指标体系主要是IDC的全球交付指数(GDI)，该指数根据劳动力成本、租金成本、语言能力和员工离职率等一系列标准，用于衡量不同国家的离岸交付中心的城市竞争力。对于国家接包竞争力的评价，较为公认的是A.T.Keamey公司的离岸服务目的地指数，该指数采用财务吸引力、人员技能与可获得性和商业环境3个因素项下的43个指标，对离岸服务目的地进行排名。所选指标是根据A.T.Kearney和其他公司所做的调查以及在过去5年里与客户接触时获得的信息确定，因此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适用性。但该指数也存在着主观评价因素较多的问题，从而使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鉴于国内数据采集难度较大，本文的研究重点并非首先确定各种评价指标，而是从影响接包竞争力的基本决定因素(如图1所示)入手，对这些因素的性质和作用进行分析，将其归纳为基础要素、过程要素和环境要素三大类别，并借鉴A.T.Keamey指标体系中具有客观性的、能够充分体现上述要素的代表性指标，用于中印两国的接包竞争力比较分析。

某一行业的发展首先取决于行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要素——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将基础要素转化为竞争力的能力取决于过程要素。行业的微观主体——企业是行业竞争力的载体，企业将基础要素转化为产品或服务的能力，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水平，而行业竞争力正是企业竞争力的集合。企业的这种转化能力通常可以固化为企业素质，可以视为推动行业发展的过程要素。另外，环境要素也是决定行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作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国家政策和国家环境对行业竞争力的形成和提升具有较强影响。

具体到国际服务外包行业，本文将影响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力的三大要素分别使用下列指标进行描述和说明：基础要素，通过劳动力成本、从业人员的外语能力、软件人才培养模式、电信和网络等基础设施来体现；过程要素，通过企业获得质量认证的情况来描述企业素质，以显示企业的“转换”能力；环境要素，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安全、国家税收与监管政策以及国家风险指标反映。

(二)中印接包竞争力的差异

1　基础要素

(1)劳动力成本

由于各研究机构对于劳动力成本的核算不尽相同，因此国际上对中印两国薪酬成本的高低有不同的结论：有人认为两国薪酬成本差异很小(如表1所示)，有人则认为印度比中国具有明显的劳动力优势，而eNews于2007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的结论是：中国目前的人力成本远远高于印度。该报告的数据显示：美国软件及相关岗位的年薪为6--8万美元，相同岗位的年薪在中国为8952美元，而在印度只有5880美元。

本文认为，上述不同结论主要是源于样本选取的差异，对此，笔者有两点基本判断：

第一，就中国服务外包行业尤其是软件外包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来说，总体上是低于印度的。但在中国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和具有综合竞争优势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已经高于印度。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薪酬水平被很多低成本城市摊薄后，总体水平就会比较低。但是，仅就目前中国主要从事接包业务的一线城市而言，人力成本与印度相比并无明显优势。

第二，中国服务外包的承接内容和人才质量与印度相比有一定差距。印度已经进入由BPO向KPO发展的阶段，而中国目前仍主要从事ITO与低端BPO。事实上，中国为了保持在人力成本上的竞争力，只能包揽越来越多的低端BPO业务。这样对于同样等级的服务外包业务来说，中国的人力成本就超过了印度，也就是说，按单位劳动生产率计算的人力成本，中国是高于印度的。

追溯服务外包发生的动因，薪酬成本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随着服务外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产业链趋于成熟，成本因素所占比重下降并逐渐淡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作为发包方，固然会注重成本因素，但接包国的文化氛围、商业环境和技术水平等因素亦很重要。爱尔兰的相对人力成本尽管很高，但其软件外包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依然领先就是很好的例证。从长期来看，仅仅依靠人力成本优势实现外包增长并不是可持续的，中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努力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寻求一种内涵型发展方式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2)从业人员的外语能力

从业人员的外语能力对外包业务的承揽和开展非常重要。以软件外包为例，软件外包对人才的外语水平需求按业务不同可以分为高级、中级和初级三个层次。高级需求用于客户需求分析、订单谈判和项目开展等关键环节，一般由较高级别或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员完成，目前能够担此重任的多为英语为母语的外籍人员或有多年海外工作经验的专业咨询师；中级需求用于项目管理中对不同地域、不同国籍团队的任务分解和与客户进行阶段性口头或书面沟通环节，一般由项目经理或相当于项目经理角色的人员担当，是软件外包项目的核心人员；初级需求主要是针对从事软件外包项目某一环节的开发人员，如测试阶段或编码阶段，从业人员只需要熟练掌握该阶段所需要的基本阅读和写作能力[2“。

英语是绝大多数服务外包发包方使用的语言，接包方使用英语的能力直接决定了与客户沟通状况的好坏。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英语至今仍是其官方语言之一。加之印度与欧美等发包商文化上所具有的相似性，印度人能更好地与客户沟通，非常精准、高效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并且按照客户的使用习惯生产软件产品。

中国虽然从小学阶段就普遍开设了英语课程，但教学往往着重于对语法和词汇的灌输，缺乏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因此，中国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在文化背景和语言沟通能力上要远远逊色于印度，尤其是行业的高端人才更为稀缺。

(3)软件人才培养模式

印度的IT产业能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得益于其拥有一大批优秀的电脑软件人才。而这些软件人才的获得，又得益于其独特的软件人才培养模式。软件产业合理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一种金字塔式的人才结构：一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既有高端专业技术技能又懂商业和管理知识的高级人才；二是属于中坚力量、从事系统分析及设计的软件工程师；三是作为产业发展基础的大量熟练的蓝领程序员。可以说，印度完全按照产业发展需要构建了多层次的软件人才培养体系。印度国内的计算机教育和培训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得到发展壮大，在这期间形成了以印度理工学院居顶端、私立理工学院居中间、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居底层的金字塔型培养体系，如图2所示。

印度理工学院(India Institute 0f TechrIology，ITT)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该学院享有办学的高度自治权，在教学对象、教学方法和资源投入方面完全按照精英教育模式设计，录取率甚至大大低于哈佛大学，还不到2％。印度政府把绝大部分理工院校补助投入这所学校，使其所享受资源的优厚程度令其他教育机构无法比拟。在这种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成为IT产业毫无争议的精英人才。

民办或私立的各种软件培训机构是印度培养软件人才的主体。这些机构拥有政府专业部门颁发的培训许可证，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最新的软件开发技术。软件人才经培训合格后，可以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软件等级水平考试。获得资质的软件工程师以其极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成为了印度发展IT产业的中坚力量。

以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为首的软件企业自身建立的培训机构为印度软件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底端人才支持。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定位于培养普通人才、淡化证书观念、注重工作态度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突出实践教学，特别强调工作态度、表达能力、和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工作的能力等非技术素质的形成，每年可为印度培养超过15万人的蓝领程序员。

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人才结构呈“橄榄形”，即软件工程师较多，高级人才和软件蓝领较缺乏。同时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偏好理论灌输，不大注重实践和团队作业，因而软件人才的质量与印度也有一定差距。

(4)电信和网络等基础设施

电信和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服务外包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发展指数，由接人指标、使用指标和技能指标3项衡量标准构成，包含11个要素，涉及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使用、知识水平、发展环境与效果和信息消费各个方面，可作为衡量全球、区域、国家或地区信息化发展程度的综合评价手段。

从2002年和2007年中印两国IDI的得分和排名情况可以看出，2002年无论排名还是得分，中国都领先于印度，其中排名领先27位，得分高出其64％。2007年，尽管印度的得分上升了34％，但其排名却退后了一位，说明其相对发展速度落后于他国。中国的排名则前进了17位，领先印度45位，得分已高出印度近1倍。IDI中的接入指标有5个具体要素，主要用于衡量一国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如表2所示，中国与印度接入指标的原始数据比较，几乎每一项都处于领先地位，与IDI总得分情况一致。很明显，在电信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具有明显优势。

2　过程要素

本文主要通过企业所达到的质量体系认证水平来体现企业的素质和能力。目前服务外包行业所涉及的关于企业业务完成质量的认证主要有CMM／CMMI和IS020000。CMM(能力成熟度模型)主要用于评估软件承包能力，侧重于软件开发过程的管理及工程能力，分为5个等级。CMMI(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是将各种能力成熟度模型整合到同一架构中，包括了除软件开发以外的软件系统工程和软件采购工作能力的评估。ISO20000主要帮助识别和管理IT服务的关键过程，保证提供有效的IT服务，满足客户和业务的需求。

在服务外包尤其是软件外包行业中，欧美市场通常要求接包方能够开发完整的应用系统，因此对其各方面的能力都有相当的要求。美国政府和大公司往往是软件市场最大的发包方，它们一般要求外包企业有CMM3或以上等级的资格认证。而印度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软件开发的过程管理和质量保证，率先从美国引进了CMM，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印度的WIPRO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通过CMM5认证的企业。

从中国与印度企业通过CMMI认证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绝大部分企业处于成熟度2-3级的水平，而印度企业则大多处于3-5级的水平。截至2009年底，中国通过CMMI认证的企业中3级或以上的企业占88.73％，印度则占96.65％。其中，印度已经有189家软件企业通过了CMMl5级认证，占其通过认证企业总数的37.2％，而中国通过CMMl5级认证的企业只有48家，仅占中国通过认证企业总数的3.98％。另外，中国企业通过IS020000认证的进程也落后于印度，2008年3月，中国只有14家企业通过IS020000认证，而印度却有30家企业通过ISO20000认证。目前，中国软件企业数量是印度的两倍还多，但通过高等级质量认证的企业数目却远远落后于印度，这也是中国开拓欧美外包市场不敌印度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通过各种等级的质量认证并不是企业的最终目标，而是企业自身质量和能力的证明以及促进企业不断提升的一种手段。获得认证就意味着企业的质量和信誉得到了国际认可，一方面，企业因此得到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另一方面，企业也必须保证其高品质和高履约率。例如，印度大企业的合同完成率始终都在95％以上，WIPRO公司的合同履约率高达99.3％，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由此所形成的巨大品牌效应，就能获得更多大企业发包商的青睐，从而保持其稳定的市场地位。

3　环境要素

(1)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安全

在国际服务外包交易中，发包方对接包方能否有效保护它的知识产权问题尤为关注。发包方在对接包方进行风险评估时，首先会考察东道国是否具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法律体系，是否存在敏感数据外流和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目前国际服务外包的主要内容是基于IT技术的外包，涉及知识产权的主要有专利、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外包行业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计算机软件产权方面。印度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有《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法》、《技术信息法》和《版权法案》，中国主要有《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国与印度在知识产权立法上的差异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印度的《版权法案》完全符合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与TRIPS协议还有诸多不一致；二是印度的执法措施不仅包括罚款，还包括最高可达3年的监禁，中国的执法措施以罚款为主，情节严重的则没收侵权所用的材料、工具和设备。可见，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在与国际接轨和司法解释及执行强度上都

弱于印度。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使用规则》)作为目前国际上公认和通用的信息安全标准认证，已经成为发包方企业判断接包方保密和数据共享职业操守的重要参考。发包方认为，接包方遵守这个标准就能使他们得到所需的安全级别保证。截至2010年5月，印度已有494家企业通过了ISO27001认证，中国有362家，中国企业通过ISO27001的比率大大落后于印度。2009年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了《关于境内企业承接服务外包业务信息保护的若干规定》，强调对发包方的信息安全给予保证，但此项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有待时日才能显现。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方面存在的缺陷，中国Pc软件盗版率和盗版带来的损失也普遍高于印度。2004-2009年间，中国的软件盗版率平均比印度高出13个百分点，盗版所带来的损失平均约是印度的4.6倍。因此，中国必须加强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的保护力度，为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供更好的信用环境和经济秩序。

(2)税收与监管

印度政府自1991年就开始对软件与rr服务企业实施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近20年来，优惠税项从最初的企业所得税延伸到各项流转税，优惠对象从最初的软件出口企业扩大到包括承接BPO企业的所有服务外包行业，实施的平台从早期的软件园扩展到近年的经济特区，对印度资源配置向服务外包行业转移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中国从2000年外经贸部颁布《关于软件出口有关问题的通知》起才开始实施对于相关产业的税收优惠，起步比印度晚了近10年。截止目前，优惠对象也只包括达到认定条件的软件企业，以及符合6项条件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中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表3列举了中印两国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优惠政策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与印度存在一定差距。

(3)国家风险

国家风险是外部商业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随着国际服务外包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外包企业日益注重业务往来过程中各种风险的控制。这些风险一部分来自于具有业务往来关系的双方企业，另一部分来自于双方企业所处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由企业带来的风险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予以防范和控制，相比之下，来自于国家层面的风险由于难以预测和不可控性，成为外包企业更为关注和防范的风险。国家风险通常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政策风险和支付风险四部分。全球100个国家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ITTRI)就是通过对这四种风险进行衡量而得出的国家综合风险指数。

图3是2008年中印两国国家风险的指数比较柱图。

由图3可以看出，作为反映一国国家风险总体水平的指标——综合风险，中国明显低于印度，说明中国的外包企业所拥有的外部商业环境要优于印度。另外，从构成国家风险的四个指标来看，中国除了政治风险和政策风险略微高于印度外，经济风险和支付风险都比印度要小，尤其是经济风险要远低于对方，充分说明中国在国家经济环境上所具有的明显优势。

四、提高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竞争力的对策

由前文分析可知，在中印两国影响承接服务外包竞争力的各项指标中，中国仅在电信和网络基础设施和国家环境方面优势明显，而在企业质量体系认证、从业人员英语水平、软件人才培养模式、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安全和税收政策优惠等方面仍与印度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中国今后应该有针对性地从处于劣势的方面人手，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高中国服务外包的接包竞争力。

第一，拓宽优惠税收政策的实施范围，加大税收政策的优惠力度。目前，中国对国内服务外包企业的优惠对象仅限于软件产业或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中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其中软件企业需满足9项认定标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需满足6项认定标准；在优惠幅度上，增值税基本减免到3％，所得税减按15％征收，减免期限为5年，即使不考虑中国操作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退税困难，这些优惠相对于印度全部外包企业均可享受免税的政策仍差距较大。

第二，加大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的保护力度，树立注重诚信的良好形象，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和经济秩序。首先，建立与国际接轨并能更好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体系。中国2010年2月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第二次修正，但修正后的著作权法仍与TRIPS在超国民待遇问题、著作权的限制和例外、执法措施等方面存在缝隙。其次，应注重提高公众与企业保护和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知识产权保护需要公众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对盗版行为的漠识，政府应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使用盗版软件的危害，鼓励和奖励使用合法产品。注重树立企业诚信，督促企业主动承担替客户保守商业机密的义务和责任。最后，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软件盗版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就是对侵权处罚过于轻微，罚款金额远低于盗版收益，而且不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无法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第三，提高企业参与各种质量认证体系的积极性。通过某种权威认证是企业证明自身管理能力、技术开发能力、执行能力和服务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目前全球比较公认和通用的判断企业质量和能力的方法。只有具备国际公认的认证资格，才能迈进服务外包的国际市场，才有能力承接更多高端的外包业务，实现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对接。提高企业对国际认证的认知度，鼓励更多的软件企业参与并通过各种质量认证，是今后一个阶段政府应该积极作为的事情，可以采取差别化的政策对通过认证的企业予以激励。首先，设立专项资金，对于所有参与各种国际权威认证的企业给予一定数额的评估、认证、审计费用补贴。其次，对于通过不同程度与等级认证的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获得认证的评价体系越权威、通过的等级越高，补贴的比例与额度越高。最后，将通过认证的企业名单在省级和各市级窗口网站予以公告，通过各种媒介和平台宣传和推介企业，帮助国际服务发包方根据其需要选择合适的企业，促使交易的达成。

第四，改变国内人才培养与实际企业用人需求脱节的现状。尽管中国的人力资源供应具有良好的基础，但服务外包领域仍存在相当大的供需缺口。目前中国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尚不能适应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需要。因此，应鼓励各类软件人才培训机构创新教育模式，大力培养实用型人才。鼓励企业与现有软件学院合作办学，制定人力资源专业认证标准，增加实训环节，推广专业培训体系。可学习和借鉴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培养蓝领技术人员的经验，加强蓝领技术工人的实用性、专业性训练。鉴于中国服务外包领域适用性人才短缺，特别是复合型人才匮乏的现状，着力培养既具有专业技术、又具有项目管理经验和行业知识的高级人才是当务之急。企业可有计划地开展服务外包行业高级人才经验技术交流和培训，同时各级政府也可提供一定的专项资金，资助企业派员到境外企业学习，为企业培养符合国际标准的高素质和实用型人才。

第五，重视引进高端人才，加强国内现有专业人才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目前，缺乏精通英语的专业人才已成为中国企业进军欧美外包市场的一大障碍。事实上，中国并不缺乏工程师和软件人才，但语言与文化的差异阻碍了中西方的顺畅交流，使我们失去了不少订单。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制定和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欧美服务外包行业的专业人才和中国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另一方面，对现有专业人才进行外语强化，将实用性语言训练和欧美文化熏陶植入强化课程当中，着力提高专业人才用英语沟通交流和谈判磋商的能力。

(责任编辑：韩淑丽)

作者：阙澄宇 柴渊哲

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贸易论文 篇2：

中国与泰国服务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摘要】 中泰两国一直保持着稳定健康持续的经贸关系。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中国与泰国在服务贸易领域面临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机会。对两国服务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为更好地把握与泰国服务贸易的重点和方向提供借鉴。本文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等对我国与泰国服务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分析的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与泰国进行服务贸易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中国 泰国 服务贸易 竞争性 互补性

长期以来，中国与泰国一直保持友好的经贸合作关系。中泰两国同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GMS合作框架，近几年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自2012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泰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展现出更加巨大的合作潜力和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2013年10月11日，中泰两国在曼谷发表《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双方同意推进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涉及金融、交通运输、文教、旅游和高新技术等众多服务贸易领域。随着该规划的实施，中泰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条件将更加便利，因而必将迎来更快的增长。在此背景下，分析中泰两国服务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有助于认识我国与泰国开展服务贸易的优、劣势及互补领域，从而为更好把握与泰国服务贸易的重点和方向提供借鉴。

一、中国与泰国服务贸易总体比较

1、总量和增速比较

在总量上，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5341.42亿美元，约为泰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7倍（见表1）。其中出口2047.18亿美元，约为泰国服务出口的3.5倍；进口3294.24亿美元，约为泰国服务进口的6倍。

在增长速度上，我国服务贸易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2004—2013年10年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从1367.24亿美元增长到5341.42亿美元，增长了390%，年均增长14.6%，约为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年平均增速7.45%的2倍。其中服务出口增长317%，年均增长12%；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长484%，年均增长17%。

近十年来泰国服务贸易也出现了较快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从2004年的418.41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135.89亿美元，增长了270%，年均增长率10.5%，虽然比不上我国服务贸易的增速，但仍高于7.45%世界平均增速。其中泰国服务出口增长309%，年均增长11.95%，和我国相当；进口增长240%，年均增长9.15%，稍低于出口。

2、贸易差额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服务贸易增长良好，但长期以来都处于逆差状况，且随着我国服务进出口额的不断增长，逆差额呈扩大趋势。2004—2013年10年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约4倍的同时，贸易逆差也从76.56亿美元增加至1247.06亿美元，增长达16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32%。

相比较而言，泰国虽然长期以来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但其逆差额在2010—2012年呈现出收敛趋势，并且在2013年服务进出口均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了逆转，实现了35.79亿美元的顺差。由此可见泰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竞争能力在不断增强。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在服务贸易总量和增长速度上均高于泰国，但是增长速度快主要来自于进口增速快，且进口增速大大高于出口增速，从而导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逐年扩大。而泰国服务贸易逆差在不断缩小，并且在2013年实现了贸易顺差，因此从总量数据上看，我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弱于泰国。

二、中国与泰国服务贸易竞争性分析

1、中国与泰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1）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衡量指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RCA）由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于1965年测算部分国家贸易比较优势时提出，后被广泛采用成为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最具说服力的指标之一。

所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出口值占该国所有出口商品或服务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商品或服务的出口值占世界所有商品或服务出口总值的份额的比例。用公式表示即为：

RCA■■=（X■■/X■）÷（X■■/X■）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服务贸易在世界的竞争地位。上式中RCA■■表示i国在k服务部门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表示i国k服务的出口值，Xi表示i国服务总出口值；X■■表示世界k服务的出口值，Xw表示世界服务出口总值。如果k表示所有服务部门，则Xi与Xw分别为i国和世界货物及服务出口总值。

如果RCA>2.5，则表明该国服务贸易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1.25≤RCA≤2.5，则表明该国服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1≤RCA≤1.25，则表明该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微弱；如果RCA<1，则表明该国服务贸易处于竞争弱势。

（2）中国与泰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在中国与泰国服务贸易中占比较大的主要有旅游、运输、金融保险、建筑、通讯、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等部门，下面主要就该6个部门进行比较分析（见表2）。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计算出我国和泰国2013年的服务贸易RCA指数，详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泰国服务贸易总体RCA指数为1.03，说明其服务贸易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服务贸易总体竞争指数只有0.43，说明我国服务贸易总体处于明显的比较劣势，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弱，属于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的国家。

从具体部门上看，泰国拥有旅游服务竞争优势，而我国的建筑服务和计算机及信息服务优势明显。在金融保险、通讯服务领域，中泰两国都处于明显劣势。

2、出口相似度指数分析

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简称ESI指数），最早由Finger 和Kreinin（1979）提出，后经Glick和Rose（1998）修正，主要用来衡量任意两国或两组国家在第三市场或世界市场上的出口产品的相似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S■■=（■）×（1-■）×100

上式中S■■表示i国与j国在k服务部门的出口相似性指数，X■■表示i国k服务的出口值，Xi表示i国服务总出口值；X■■表示j国k服务的出口值，Xj表示j国服务总出口值。S■■介于0到100之间，两国在世界市场的出口商品结构越相似，则S■■越大，竞争越激烈；相反，两国出口商品差异越大，则S■■越小，竞争性也越小。

根据上述公式及表2中的数据，可以测算中泰两国在各主要服务部门的出口相似程度（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中泰两国在旅游和运输服务上出口相似度较高，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尤其是在旅游部门，竞争性更大。而在金融保险、建筑、通讯、计算机及信息服务部门，出口相似度较低，竞争性较小。尤其是通讯服务和计算机及信息服务，出口相似度接近于0，竞争性极小。

三、中泰两国服务贸易互补性分析

分析两国贸易互补性，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贸易互补指数进行衡量。贸易互补指数（Trade Complimentary Index，简称TCI）最早由经济学家Peter Drysdale（1967）提出，此后众多学者纷纷运用该指数来分析两国间的贸易互补状况，国内学者中影响较大的是于津平（2003）根据Drysdale的研究成果，用RCA指数构建的贸易互补指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国家i出口与国家j进口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用C■■表示，其公式为：

C■■=RCA■■×RCA■■

RCA■■表示用出口来衡量的国家i在产品k上的比较优势，RCA■■表示用进口来衡量的国家j在产品k上的比较劣势。

其中RCA■■=（M■■/M■）÷（M■■/M■），M■■表示j国k服务的进口值，Mj表示j国服务总出口值；M■■表示世界k服务的进口值，Mw表示世界服务进口总值。RCA■■越大，表示j国在k服务上的进口比例越大，则该国在k服务的劣势越大。

如果国家i在k服务上的比较优势越明显（RCA■■越大），国家j在k服务上的比较劣势越明显（RCA■■越大），则在k服务部门，国家i的出口和国家j的进口有互补性越大，此时C■■越大。

同理，国家j出口与国家i进口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用C■■表示。

C■■=RCA■■×RCA■■，即等于国家j在k服务上的比较优势，乘以国家i在k服务上的比较劣势。国家j的出口和国家i的进口互补性越大，C■■越大。

运用以上公式，结合中泰两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计算出两国服务贸易互补性指数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在运输和建筑服务部门，中国对泰国出口的互补性大，即有较大的出口优势和潜力；而在旅游服务部门，泰国对中国出口的互补性大，出口优势显著。

四、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和指数测算发现，泰国具有明显的旅游服务优势，我国具有明显的建筑、计算机及信息服务优势，两国都具有竞争劣势的是金融保险和通讯服务。本文针对我国在不同服务贸易部门的优、劣势及互补性，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旅游服务贸易

从相似度指数看来，我国与泰国旅游服务具有较强的竞争性。而从RCA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与我国相比，泰国旅游服务贸易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因此，我国应借鉴泰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经验，加强与泰国旅游合作，提升自身旅游服务竞争力。

首先，应学习和借鉴泰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经验。泰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文化，被誉为“亚洲最具异域风情”的国度。旅游业发展是其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并一直保持创汇第一大产业的地位。泰国旅游品质高，且价格较低廉，是其旅游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其在提升旅游品质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泰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旅游资源，建设基础设施；通过专门设立旅游驻外办事机构等方式加大对外宣传力度；简化入境手续；大量培养旅游人才等。此外，泰国民众几乎都有参与支持旅游业的责任感，对待游客真诚友好，热情礼貌，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泰国旅游的吸引力。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应充分发挥两国的旅游资源优势，深化旅游合作。一是加快构建中泰旅游合作机制。设立区域性的旅游协调机构，提供旅游线路开发、服务质量、旅游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旅游人力资源的培训等方面的指导；建立高层旅游会晤和磋商机制，促进和加强国家级旅游机构之间关于规范旅游市场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包括旅游产品、政策、法律和规定等。二是进一步实行通关便利化，加快旅游大通道建设，如加快建设泛亚铁路，增加国内大中城市直飞泰国各旅游城市的航线等。通过这些措施促进中泰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共同提升。

2、建筑服务和计算机及信息服务

从上述分析看出，我国在建筑服务和计算机及信息服务两个部门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且中泰两国在这两个部门出口相似度低，竞争性弱，因此我国对泰国开展建筑服务和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贸易具有明显的优势。我国这两个服务部门均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发展势头迅速，占我国服务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我国应进一步发挥这两大部门的优势，加大出口力度。

随着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国际劳务合作的不断推进，我国建筑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扩展，并逐渐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质和量两方面都有较快发展。我国应在现有优势基础上，继续推进建筑服务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建筑品质。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建筑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引导和扶持力度，帮助建筑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尤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框架下，加强与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建筑和工程合作，更大程度地发挥我国建筑服务的竞争优势。

在计算机及信息服务领域，由于全球服务外包浪潮的推动，我国信息技术外包发展迅速，并成为我国计算机及信息技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政府高度重视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在《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将信息技术服务列为30个重点领域中的第二大领域。在如此良好的发展机遇下，我国计算机及信息服务企业应在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同时，利用地理位置和文化优势积极扩大对泰国等东盟国家的软件市场出口。

3、金融保险服务和通讯服务

根据前文分析，在金融保险服务和通讯服务部门，我国和泰国的国际竞争力均处于劣势，且相似度较低，因此存在合作的基础和潜力。在金融保险合作方面，应加强中泰两国的金融合作机制建设，如建立中泰金融信息交换平台，加强中泰支付清算体系的合作，加大金融保险人才培训、交流和合作力度等；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完善货币互换机制，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积极推进与泰国银行和保险业的业务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在通讯合作方面，应进一步扩大两国通讯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逐步消除贸易壁垒；设立资格互认，促进自然人流动；改善投资环境，完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的硬环境，以及有关通讯服务法律的软环境。

（注：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及合作对策研究》，基金号：2011Y243。）

【参考文献】

[1] 周金城、陈乐一：中国—东盟服务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10）.

[2] 张晓青：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现状与前景展望[J].中国信用卡，2014（3）.

[3] 杨明皓：中国—东盟通讯服务贸易发展研究[D].广西大学，2013.

[4] 王峰、周文帅：中国与东盟国家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J].亚太经济，2012（6）.

（责任编辑：张琼芳）

作者：周艳丽

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贸易论文 篇3：

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对我国启示

摘要：数字服务贸易是指通过网络跨境传输交付的产品和服务贸易，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服务贸易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分工、分配关系，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国围绕跨境数据流动、数据存储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数字服务监管等的博弈日益激烈。基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框架和相关数据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并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对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后发现，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增长迅猛，正成为服务贸易增长关键动力，推动全球贸易向服务化方向发展；从细分子类看，与信息通信技术（ICT）高度相关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增长最快，金融、保险、工程研发等传统服务贸易增长较慢；从主要经济体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在规模、占比和競争力水平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并呈现出一定扩大趋势。我国应把握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遇，推动数字服务产业创新发展，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全球数字服务分工，完善数字服务治理体系，与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一同推动包容性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建设。

关键词：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统计核算

收稿日期：2020-03-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球价值链重构下贸易保护的影响效应测度与治理体系构建”（71803005）

作者简介：岳云嵩（1988—），男，湖南省邵阳市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工程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贸易、数字经济；李柔（1987—），通讯作者，女，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人，广西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互联网+贸易”。

一、数字服务贸易的源起、发展与博弈

（一）数字服务贸易是数字贸易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前，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日新月异，对传统国际贸易产生深刻影响，名为“数字贸易”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数字贸易是信息通信技术发挥重要作用的贸易形式[ 1-3 ]，其突出特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方式的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改变了传统贸易的开展方式，电商平台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信息展示、贸易洽谈、支付结算、税收通关等环节向线上迁移，贸易的固定成本大幅降低，效率显著提升[ 4 ]；二是贸易商品的数字化，即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和以数据形式存在的产品和服务可以通过信息通信网络进行全球贸易，对各国生产、生活等诸多领域产生的影响不断扩大[ 5 ]。数字服务贸易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剔除了货物贸易数字化的数字贸易，其开展依赖于将传统服务嵌入不同的数字化载体进行交付和销售[ 6 ]。

（二）美国、欧盟高度重视数字服务贸易发展

美国是最早布局数字服务贸易的国家，主张高度开放的贸易体系。2013年，美国发布《数字贸易法案》，提出将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纳入美国双、多边贸易谈判框架中。《数字贸易法案》指出，美国在互联网赋能的平台、网络和服务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互联网服务贸易、数据及其他数字信息的贸易日益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行政机构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应共同促进全球互联网开放，消除数字服务贸易开展的障碍。2015年，奥巴马政府发布了《数字贸易12条》，提出推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取消数字产品关税、确保非歧视原则等12条主张；2016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中《数字贸易12条》进一步升级为《数字贸易24条》，将网络安全、跨境投资和市场准入等条款纳入其中。

欧盟近年来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部署也不断加快，主张开放与监管并重。2015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涉及多个数字服务贸易相关议题。一是提供更好的线上服务，建立一套现代的、具有欧洲特色的版权框架，消除成员国间版权法体系分歧，使数字产品和服务能在更广范围传播；二是营造有利于数字网络和服务发展的环境，提出欧盟《电信条例》修改方案，审议适应21世纪的《试听媒体指令》，增强数字服务的信任和安全；三是最大化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促进欧盟数据自由流动，通过互操作和标准化提升竞争力。2018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正式生效实施，对任何收集、传输、保留或处理欧盟国家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对现行数字服务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2018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立法提案，拟对大型跨国互联网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完善数字贸易背景下的税收规则。

（三）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博弈成为全球焦点

2019年以来，数字服务贸易规则谈判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19年初，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电子商务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上，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76个世贸组织成员签署《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确认有意在世贸组织现有协定和框架基础上启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该声明强调，将充分认识并考虑世贸组织成员在电子商务领域面临的独特机遇和挑战，鼓励所有成员参加谈判，以便使电子商务为企业、消费者和全球经济带来更大利益。2019年，在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期间，中国、美国、日本等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大阪数字经济宣言》的发布。该宣言指出，“大阪轨道”的启动显示出各国在促进数字经济，尤其是数据流动和电子商务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努力。

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 TAD）（以下简称“贸发会议”）提出的数字服务贸易统计框架及相关数据，对世界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并比较8个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竞争力情况，试图为我国下一步数字贸易发展、开放和参与国际规则谈判提供有益借鉴。

二、数字服务贸易的内涵、统计与分析方法

（一）数字服务贸易的概念内涵

当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数字服务贸易是指通过网络传输交付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但对具体服务类别和范围的认识尚不统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数字服务贸易指通过信息通信网络跨境传输交付的贸易，包括电子图书、软件、数据和数据库服务等[ 7 ]。贸发会议将数字服务定义为“通过信息通信网络（语音和数据网络）远程交付的服务产品”，将数字服务贸易定义为“通过信息通信网络跨境交付的所有服务贸易”[ 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认为，数字服务贸易是指通过信息通信网络（语音和数据网络等）跨境传输交付的贸易，除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贸易外，还包括数据的贸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认为，数字服务贸易包含于数字贸易，其开展依赖于数字化载体，包括传统服务产业的数字化，以及技术迭代后所催生的全新经济模式或业态[ 6 ]。综上分析，数字服务贸易是指在线上开展的跨境服务贸易，既包含于数字贸易，又包含于服务贸易。

（二）数字服务贸易的统计挑战

网络时代的服务贸易统计非常困难，数据的可得性、可比性和准确性都存在诸多问题，各国的定义、研究者的口径均有较大差异[ 9 ]。现有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无法按照服务的提供方式加以区分，难以识别通过跨境供应的服务，难以识别通过网络交付的服务[ 8 ]。针对识别通过跨境供应的服务，《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2010》（MSITS 2010）提供了一套简化方法，分析梳理了二位分类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认为通过跨境供应方式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运输服务、保险养老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信息通信服务、经营租赁服务、与贸易有关服务和分销（批发、零售）服务[ 10 ]。而识别通过網络交付的服务仍面临较大困难，通过对2010版《扩展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EBOPS 2010）和2.1版联合国《主要产品分类》（CPC 2.1）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二位分类服务贸易中所有产品并不一定全部能通过网络交付或不能通过网络交付，例如在其他商业服务中可通过网络交付的服务仅占46%（商品编码数量）。

（三）数字服务贸易统计分析方法说明

贸发会议提出了一套数字服务贸易的统计方案，基于主要产品分类筛选出可以通过网络跨境传输交付的服务贸易，以此为标准将服务贸易分为数字服务贸易和非数字服务贸易①，并进一步通过统计数据和测算分析得出各国总的数字服务贸易数据[ 8 ]。其中，数字服务贸易被分为9类：通信服务、计算机服务（包括计算机软件）、销售和营销服务（不包括贸易和租赁服务）、信息服务、保险和金融服务、管理行政和后台服务、许可服务、工程及相关科技研发服务、教育和培训服务。美国商务部《北美数字贸易报告》也采用类似筛选方法，不过没有进一步根据贸易的分类标准对数据进行分类汇总[ 11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全球服务贸易统计远远滞后于货物贸易，该方法从理论到实践上难免存在一些瑕疵，但仍是现行统计基础上较为可行的一套方案。

本文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分析主要是基于贸发会议提供的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和统计框架展开。在子一级分类的分析中，因为原框架涉及许多二位分类下更细化的服务贸易数据，许多国家缺乏相关数据，所以本文从可操作角度对其进行适当改进。通过将数字服务贸易分类与2010版扩展国际收支服务的子一级分类匹配（参见表1），可以得出电信、计算机、信息、保险金融、知识产权使用费、专业和管理咨询、工程研发、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等8类细分数字服务的数据。由于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10.2）更细一级的数据很难获取，因此销售和营销服务（1.3）与管理、行政和后台服务（1.6）进行合并分析，原分类减至8项。

本文研究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态势，研究内容分为三个层级：一是地区层，研究对象包括世界总体和8个最主要经济体；二是产品层，研究范围涉及总体数字服务贸易及细分子类贸易；三是经济层，从规模占比、增长速度、竞争力水平等方面考察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其中，竞争力指标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IMS）、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

三、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态势与国际竞争力比较

（一）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1.总体情况

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信息通信技术应用降低了跨境服务贸易成本，改变了服务业不可贸易、难贸易的局面[ 12 ]，服务变得可存储、可复制、可标准化、可远程交付，一个以互联网为纽带的全球化服务市场正在形成。一方面，零售、软件、电信等曾经不可贸易的服务部门开始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交付，可贸易程度大大提升，出现了“去本地化”和“全球化”趋势，带来了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和更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新技术催生出新的服务模式和服务业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到2040年，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将上升至三分之一，相比现在增长约50%[ 13 ]。

数字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增长的关键动力。从总体规模看，数字服务出口规模快速增长，2009—2018年，全球数字服务出口规模从17 154.2亿美元增长到29 314.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70%，年平均增长率约为6.13%（同期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为5.53%，货物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为4.98%），在服务贸易出口中的占比从47.66%增长到50.15%，对于服务贸易增长贡献巨大（参见表2）。

2.结构情况

从数字服务贸易构成看，2018年最重要的5类数字服务分别是工程研发、保险金融、知识产权、计算机和管理咨询，在筛选出的数字服务出口中占比②分别达到25.84%、21.38%、16.85%、16.02%、13.61%；电信、文化娱乐、信息服务出口相对较少，占比仅为3.15%、1.87%、1.28%。从数字服务贸易构成变化看，2014—2018年，信息、计算机、知识产权、管理咨询服务出口增长速度最快，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0.99%、8.69%、5.48%、4.19%；文化娱乐、保险金融、工程研发服务出口增长相对较慢，电信服务甚至出现了负增长，4个细分子类在数字服务出口中的占比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参见表3）。这说明信息、计算机、知识产权等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数字服务贸易更具发展潜力。

（二）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比较

这里对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8个世界最主要经济体展开进一步分析。其中，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属于发达经济体，涉及多个G7国家，来自4个不同大洲；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属于发展中经济体，全部为金砖国家，来自3个大洲。这些经济体分别代表了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坚力量，是数字贸易谈判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通过对8个经济体的分析，可以解释两类经济体间数字服务从总量到结构的差距，更准确地把握各经济体规则主张背后的利益诉求。

1.总体情况

表4显示了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出口规模、占比和占比变化的情况。表4表明，少数发达经济体主导数字服务贸易国际市场，且这一地位仍然保持稳定。2018年，美国、欧盟数字服务出口规模分别达到4 667.2亿美元和14 490.6亿美元，在世界数字服务出口中的合计占比超过65%；2014—2018年，美国、欧盟在世界数字服务出口中的占比变化不大，分别仅降低了0.24%和0.72%。发展中经济体数字服务出口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且两极分化明显。2018年，中国、印度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服务出口在世界中的占比仅分别为4.48%和4.52%；2014—2018年，中国、印度在世界数字服务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仅提升了0.61%和0.14%。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巴西在世界数字服务出口中的占比不足1%，且有萎缩的趋势。以上数据表明，与传统货物贸易不同，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不仅占有率低，增速可能也低于发达国家。这可能是因为数字服务存在高技术壁垒和规模经济等特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难以发挥作用，导致他们难以在国际市场中站稳脚跟和广泛参与国际分工。

表5显示了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TC指数和RCA指数。TC指数是指某一国某一产业净出口与进出口总额之比。TC指数大于0，表明该国该产业具备一定竞争优势，存在贸易盈余；TC指数小于0，则相反。从TC指数看，2018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各有两个TC指数大于0，分别是美国、欧盟、中国、印度，没有反映出明显差异。RCA指数是指某一国家某一类服务出口所占份额与世界该类服务出口所占份额之比。RCA指数大于1，表明该国该产业具备一定相对竞争优势，是该国的重点出口产业；RCA指数小于1，则相反。从RCA指数看，美国、欧盟、日本3个发达经济体和印度、巴西2个发展中经济体的RCA指数大于1，表明相对其他服务出口部门而言，数字服务出口可能对发达国家更重要。

2.结构情况

表6显示的是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细分子类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及其变化情况。从2018年国际市场占有率看，发达经济体在信息、知识产权、保险金融3个子类中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分别达到84.55%、84.12%和73.87%；发展中经济体在計算机、管理咨询2个子类中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分别达到22.44%和11.36%。从2014—2018年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来看，发达经济体数字服务细分子类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保持大体稳定，占有率提升和下降的子类数量相同，下降最多的知识产权服务减少了3.42%，提升最大的信息服务增长了2.24%；发展中经济体同样只有4个子类出现了上升，提升最大的为文化娱乐和知识产权服务，下降最多的为工程研发和信息服务。中国的数字服务中，计算机、文化娱乐和知识产权服务的提升最为明显，保险金融、管理咨询和工程研发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通过对比两类经济体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在信息、管理咨询和工程研发服务的影响力得到提升，发展中国家则在电信、计算机、知识产权领域得到提升。

表7显示的是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细分子类的TC指数及其变化情况。从2018年TC指数看，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欧盟在绝大多数数字服务领域的TC指数大于0，日本和澳大利亚TC指数大于0的子类数分别是1个和3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仅在电信、计算机和管理咨询服务中出现了TC指数大于0的情况，对应国家数量依次为2个、3个和4个。中国在这三个子类中的TC指数大于0。通过比较两类经济体可以明显看出，发达国家在大部分数字服务子类中取得了贸易盈余，发展中国家则大多表现为贸易赤字。从2014—2018年TC指数变化情况看，发达经济体普遍（超过3个）在计算机、信息、保险金融、知识产权4类服务中TC指数上升，表明其优势得到进一步提升；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在电信、知识产权服务中TC指数上升，其他子类的提升则较为分散。相比国际市场占有率，TC指数更能反映国际专业化分工水平。通过对两类经济体TC指数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分工向计算机、信息、保险金融、知识产权等高知识密集型服务集中，发展中国家的电信、管理咨询等中低端服务变得更为集中。

表8显示的是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细分子类的RCA指数及其变化情况。从2018年RCA指数看，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欧盟依然在数字服务各领域展现了强大的竞争力，分别有4个和6个子类的RCA指数大于1；日本和澳大利亚则只有2个和1个子类的RCA指数大于1；发展中经济体中，各国均在2～3个子类中出现RCA指数大于1的情况，主要是计算机、管理咨询和工程研发服务。其中，中国的计算机、管理咨询和工程研发服务RCA指数大于1。在8个经济体中，仅美国和欧盟有超过4个子类的RCA指数大于1，说明数字服务产业具有高度集聚的特性。从2014—2018年RCA指数变化情况看，在发达经济体中，除澳大利亚外，美国、欧盟、日本均在4个及以上的子类中出现提升，此外有3个国家在信息服务的RCA指数出现上升；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各国均有3～4个子类的RCA指数上升，其中电信、计算机、知识产权子类出现提升的国家最多。中国的电信、计算机、知识产权、文化娱乐4个子类的RCA指数出现提升。两类经济体数字服务细分子类RCA指数出现提升的情况较为分散。

四、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贸发会议数字服务贸易统计核算框架和相关数据，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分析，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经济体对其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近十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快速增长，超过同期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全球贸易呈现服务化趋势；从细分数字服务贸易看，计算机服务、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知识密集型且与信息通信技术（ICT）联系紧密的服务贸易增长较快，金融保险、工程研发等传统服务贸易增长较慢；从代表性经济体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在规模、占比和竞争力水平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并呈现出一定扩大趋势。

我国的数字服务出口发展形势良好，但也面临新的发展和治理挑战。从优势上看，一是我国数字服务出口位居世界前列，在发展中国家中仅次于印度，并且增速超过绝大多数主要经济体；二是我国计算机服务出口具备一定竞争优势，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而计算机服务正是增长最快、最具潜力的两类数字服务出口之一。从挑战上看，一是我国数字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不足，数字服务出口排名远远落后于货物贸易，且常年存在一定逆差；二是我国跨境数字服务治理体系有待完善，难以对跨境数字服务进口中许多新出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进行有效监管，可能导致经济运行风险的加大；三是我国的数字服务贸易规则方案有待构建，尚处于跟随应对阶段，只能被动回应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主张。

（二）发展建议

1.推动建设数字服务贸易统计核算体系

数字服务贸易统计核算和评价体系是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应结合实际对现有体系中的缺陷進行修订。一是从潜在数字服务贸易中识别出真正通过线上进行传输交付的部分。例如，贸发会议框架中把所有金融、保险、知识产权服务归为数字服务贸易，然而现实中以上服务并不全部是通过网络开展的。二是充分考虑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和规律。一方面，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其跨境贸易的统计没有纳入考虑，不利于跨国数据交易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许多数字服务存在服务免费、广告收费的情况，对这类数字服务贸易的统计方法也需考虑。三是提高统计的可操作性。对线上开展的跨境服务进行统计极具挑战，统计机构应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和交易平台的信息整合能力开展数据收集工作。

2.加快培育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深刻影响着国际经济格局和体系。中国应加快培育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以便更好地参与新一轮全球化分工。一是推动传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以金融、保险、教育、娱乐等具有远程网络交付潜力的服务为重点，推动服务线上化、云端化、智能化发展，提升服务水平、释放交易潜能。二是推动新兴服务业发展，其一是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依托于网络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服务产业，其二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赋能型服务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将很大程度影响一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三是完善数字服务产业发展环境，打造便利、高效的线上服务传输渠道，健全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通过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构筑制度性优势。四是鼓励数字服务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分工，形成专业化、规模化优势，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3.构建合作共赢数字服务贸易规则体系

当前，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进程加速，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差异，二者对规则的诉求存在一定冲突。发达国家主张高度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发展中国家主张适度的保护以保障本国产业有足够成长空间。中国应主动在双多边对话和区域贸易谈判中加入数字服务贸易议题的讨论，在摩擦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争取利益。一是深化国际合作，在充分研究和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相关服务市场开放，引进更多优质的数字服务，加快本国产业数字化转型。二是保障本国利益和政策空间，研究分析各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与规则主张，加强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有着相似诉求国家的对话，争取将本国主张转变为更广泛的国际共识，推动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向更包容、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注释：

①基于该方法，数字服务贸易包括已经通过互联网跨境交付的服务贸易和潜在通过互联网跨境交付的服务贸易。

②占比计算中的分母采用所有子一级分类求和得出，而非前述贸发会议提供的数字服务出口数据。

参考文献：

[1]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 SION（USITC）.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 mies，Part 1[R].USITC Publication，2013.

[2]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 SION（USITC）.Digital trade in the U. S. and global econo？ mies，Part 2[R].USITC Publication，2014.

[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字贸易发展与影响白皮书（2019）[R/OL].（2019-12-26）[2020-01-03].http：//www. caict.ac.cn/kxyj/qwfb/bps/201912/P0201912265854082877 38.pdf

[4]岳云嵩，李兵.电子商务平台应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基于“阿里巴巴”大数据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8）：99-117.

[5]李忠民，周維颖，田仲他.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影响及对策[J].国际经济评论，2014（6）：131-144.

[6]商务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18[R/OL].（2019-09- 19）[2020- 01- 03].http：//coi.mofcom.gov.cn/article/y/ gnxw/201910/20191002901732.shtml.

[7]OECD.Towards a handbook on measuring digital trade：sta？ tus update[R/OL].（2018-10-24）[2020-01-03].https：//un？ 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aeg/2018/M12_3f_Digital_Trade_OECD.pdf.

[8]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 VELOPMENT（UNCTAD）.International trade in ICT servic？ es and ICT- enabled services[R].UNCTAD Publication，2015.

[9]江小涓，罗立彬.网络时代的服务全球化——新引擎、加速度和大国竞争力[J].中国社会科学，2019（2）：68-91，205-206.

[10]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COMMISSION.Manual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2010[R].Unit？ ed Nations Publication，2010.

[11]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Digital trade in North America[R/OL].（2018-01-05）[2020-01-03].https：//www.commerce.gov/sites/default/files/media/files/2018/di gital-trade-in-north-america.pdf.

[12]江小涓.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J].经济研究，2017（3）：6-19.

[13]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World trade report 2019：the future of services trade[R].WTO Publica？ tion，2019.

责任编辑：方程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YUE Yun-song1and LI Rou2

（1.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Beijing100191，China；2.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Guangxi530003，China）

Key words：digital services trade；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statistical accounting

作者：岳云嵩 李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