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模式论文

摘要：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共享经济领域下，实现全民经济新增长点，注重新功能的发挥。共享经济，逐渐的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一些分享经济的典型产业化经营，使得我国经济建设实现快速发展。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城市治理模式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城市治理模式论文 篇1：

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摘要：2002～2019年的近20年间，在中国城市治理实践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中国城市治理模式也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研究。以CNKI数据库中的380篇中文文献为样本，运用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和Excel分析工具，对国内学者关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阶段划分、年度发文量、相关作者、研究机构、基金支持状况、文献被引频次及刊载平台、研究路径、研究热点等进行了统计、归纳和分析，以期把握国内学者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脉络及基本特征，探究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未来走向，希望对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研究;文献计量分析;CNKI中文文献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1.03.009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空前复杂，一些城市问题如人口膨胀、资源分配不均、生态环境恶化等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城市治理作为一种通过多元主体对话、协调与合作的方式来实现资源分配、利益整合与城市公共事务应对的有效机制，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及实践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城市治理具有多层制度安排与多种实施路径，其运行中的价值理念、关系结构、机制设计也各不相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城市治理模式。[1]

国内学者对城市治理模式的研究，始于踪家峰等人2001年发表的《城市的整体经营与城市建设的产业化发展》一文，在该文中“城市治理模式”一词第一次出现;[2]2002年郭鸿懋的《论城市治理模式》一文首次将城市治理模式作为研究主题;[3]2005年后，研究城市治理模式的论文开始不断出现于《中国行政管理》《城市发展研究》等管理类权威期刊。近年来，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城市治理模式增加了新的内涵，城市智慧治理推动中国新型城市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成为新的关注焦点。[4]

虽然国内学术界对城市治理模式关注已久，但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对研究城市治理模式的文献展开计量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城市治理模式研究发展的脉络、揭示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特征、展望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未来走向，对中国城市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中的中文文献为数据来源，检索及数据处理时间为2020年7月31日。为保证数据来源质量，选取了中文文献的核心期刊和CSSCI为样本。设置“城市治理模式”为检索主题词、选择发文时间为2000～2019年（其余恢复默认设置），检索出初始文献398篇。在文献检索中发现2000～2001年样本文献为0篇，由此修改样本文献时间从2002年开始，即时间范围为2002～2019年。接着对文献内容进行核查和筛选，剔除18篇与研究内容无关的论文，最后获得有效样本文献380篇。文章以此380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 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和Excel分析工具对我国的城市治理模式相关研究进行统计、归纳和分析。

二、城市治理模式研究文献计量概述

（一）年度发文量和研究阶段分析

年度发文量可以反映某一领域的研究脉络和关注程度。如图1所示，自2002年以来，城市治理模式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除局部出现轻微下滑外，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平均年发文量为21篇。以年度发文量趋势线分布为依据，可以将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2002～2007年）是初步发展阶段。该阶段研究处于理论探索期，成果很少，文献比仅占总文献的6.05%。（2）第二阶段（2008～2014年）是波动探索阶段。该阶段学术成果增长较快，文献比约占文献总数的25.26%。（3）第三阶段（2015年后）是稳定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研究处于高位产出阶段，每年发文量持稳，文献比约占总文献的68.68%，这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再次召开，将城市治理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有着较大的关联性。在“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国家战略的影响下，各级地方政府结合城市实际不断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以专家咨询制度、民主议事会、社会听证等参与方式开展民主治理，这些民主治理实践活动为学界从事城市治理模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二）研究作者分析

该领域共有558位研究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王佃利，共5篇。其次为曹海军、陈水生、单卓然、唐皇凤和张衔春，分别发文3篇。有66位作者发文2篇，占总作者数的11.83%。绝大部分的作者只发文1篇，占比87.10%。可见，城市治理模式研究作者的分布相当广泛且分散，核心作者人数及其发文量不多，这也表明了大部分作者对于该领域研究缺乏持续的关注。在380份文献样本中，一人独著和两人合著占文献样本的绝大部分。其中，有193篇文献由一人独著;137篇文献由两人合著;30篇文献三人合著;17篇文献为四人及以上合著。

（三）研究机构分析

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是评价学术科研能力强弱的关键指标。在380篇文献中，发文量最高的研究机构为复旦大学，发文18篇;其次是武汉大学，发文15篇;再次为中国人民大学，发文14篇。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的发文数量也较高，分别发文11、11、10、10篇。再次是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深圳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分别发文9、9、9、8、8、8篇。以上14所单位发文总计152篇，占总文献比的40%。研究数据表明，涉足该领域的研究机构虽然较为广泛，但发文总量不高，各机构差别不是很明显。

（四）基金支持状况分析

在2002～2019年18年间，各类科研或资金资助支持的文献共有255篇，占总文献样本的67.11%，平均每年受资助为14篇。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27篇，占文献数量33.4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篇，占10.7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2篇，占3.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5篇，占1.3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2篇，占0.53%），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篇，占0.53%），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篇，占0.53%），其他资金（217篇，占比57.11%）。值得关注的是，自2015年起，受资金资助的文献数量逐渐增多，其中获得国家级资金资助增长幅度较为明显。2015年后，獲得国家级资金资助的文献共193篇，约占文献总量的50.79%，涨幅311.29%。

（五）被引频次及刊载平台分析

一般而言，引用率高的文献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权威。研究发现，380篇文献总被引7046次，最高被引频次为933次，平均被引18.54次。331篇文献被引用，占总文献比87.11%;被引频数超过100次的有8篇，占比2.11%;超过10次的有144篇，占比37.89%;仅有49篇文献的被引频次为0，占比12.89%。表1显示的是被引大于100次的文献，共8篇。高被引文献分别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社会主义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期刊，发表时间较早，被引频次随时间而稳步上升。这些文献主要是为了探讨化解城市问题的策略和路径，建立相应的治理模式和配套制度。另外，从载文量大于5篇的来源期刊情况来看，载文量最高的期刊为《中国行政管理》，载文20篇。其次为《城市发展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城市问题》《行政论坛》《电子政务》《规划师》，分别载文17、13、10、10、9、8篇，该数据结果表明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文献来源于行政管理类、城市规划类专业期刊。

三、城市治理模式研究阶段分析

（一）研究阶段分析

以文献样本的年度发文量为划分依据，对城市治理模式研究三个阶段的关键词进行提取、聚类、绘制成知识图谱，以系统总结该领域研究阶段演进的特征。

1. 初步发展阶段

2002～2007年，该阶段研究整体知识网络结点数量、大小和连线非常少，可以看出该阶段研究对象和内容并不深入。这一阶段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城市治理模式提出缘由、城市治理模式的内涵、西方城市治理模式类型，以及反思我国传统城市治理模式存在的缺陷。代表关键词有“城市化”“制度创新”“国际化”“社区”“城市经营”“公司合作伙伴”“公共需求多样化”“启示”等。

2. 波动探索阶段

2008～2014年，研究主题相比于初步发展阶段有了较大的拓展，网络结点数量有了较大的提高，说明该阶段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较上一阶段有了较大的突破。这一阶段新出现的关键词主要是关于城市环境治理和公民参与的。代表性关键词有“低碳城市”“利益相关者”“公众参与”“公民社会”“公共精神”“公共治理”“伙伴关系”“以人为本”“主体多元复合”等。

3. 稳定增长阶段

2015-2019年，稳定增长阶段研究网络结点数量、结点面积、连线密集程度相较于上一阶段有了较大的增长，形成以城市治理为中心，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智慧城市、城市治理体系等为次中心的知识图谱，标志着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新出现的关键词明显向智慧城市治理方向靠拢。具有代表性的有“智慧城市”“大数据”“新常态”“电子治理”“共享经济”“城市转型”“城乡一体化”“合作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等。

（二）研究路径解析

为进一步分析城市治理模式研究领域时间演变的规律，把握各个研究阶段的研究前沿，运用Cite Space软件对该领域的关键词进行时区分析（时间范围为2002～2019年）。结合图8的研究路径对城市治理模式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

第一，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实践指向日趋凸显。纵观近20年的城市治理模式研究，公共治理、復合治理、协同治理、网络治理和整体性治理等理论相互融合，显示出了城市治理模式研究框架进一步丰富，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研究内容逐渐深入。许多研究已不再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是将其应用于实践领域，如城市社区、特大城市、城市群等层面。同时，针对城市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借鉴和学习成功的城市治理模式，不断丰富和完善城市治理实证分析框架，力求为多元主体行为及政府决策提供可行性建议。

第二，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由理论引介到给予本土化的阐释。从早期对西方国家城市治理模式理论的介绍，到多元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再到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和策略选择，反映了城市治理模式领域研究的内容不断加深。此外，中国化的城市治理模式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发展。比如，李华在借鉴制度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一个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整体性城市治理模式。[5]唐任伍提出以合作治理模式来解决“逆城市化”问题。[6]李烁认为，“以人为本”、均衡性、非排他性的包容性城市治理模式将有助于中国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和应对未来国际化挑战。[7]但是，现有的本土化城市治理模式研究仍然受限于科层政府管理体系的研究框架，研究新颖度和跨度并不大。

第三，研究主题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呼应。如表2所示，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后，“公众参与”迅速成为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高频词汇。2014年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发布《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家信息化战略纲要》，对智慧城市理念予以强化，直接促使智慧治理成为2014年以来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热词。可以发现，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主题是紧紧围绕国家宏观政策来展开的，二者的联系较为密切。

四、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文献的主要内容，较为全面地展示研究领域的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运用Cite Space软件的关键词聚类功能，以探寻其热点主题和主要内容。从图9可以看出，国内关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主题聚类效果明显，主要形成了12大聚类，相关聚类信息如表3所示。通过观察主题聚类情况和研读文献内容，本文将选取以下几方面对城市治理模式研究展开详细综述：

（一）关于城市治理价值理念的研究

聚类有“#0以人为本”，主要包括“多元参与”“包容性发展”“均衡发展”“政治”等关键词。城市治理价值涉及信念和根本宗旨问题，能够指导城市治理的目标设定、路径选择、风险预估以及结果预判，进而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因此，“城市公共部门管理者应当是探索者， 致力于寻求、确定和创造公共价值， 而不仅仅是利用资源达成既定授权目标， 创造公共价值是当代城市管理者思考和行动的基本框架。”[8]

城市治理是个综合的体系，它不仅包括行政系统的治理，还囊括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公共事务管理范畴。学者普遍认为以人为本理念是连接政府与公民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善政的重要体现。胡海、殷焕举认为，城市治理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作为组织行动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的。[9]冯含睿、李庆钧指出，城市治理主体应具备“和谐共促”的价值理念，建立多主体的伙伴关系，实现多方合作治理。[10][11]韩震提出，城市治理价值取向首先应是人本治理，其次应该是民主治理、公平治理、依法治理、文明治理。[12]也有学者认为城市治理理念是由四大理念组成的有机整体，包括人本治理的目标层理念和依法治理、系统治理、智慧治理的手段层理念。[13]

（二）关于城市治理参与主体的研究

聚类有“#2公众参与”“#3网格化管理”“#4关系型治理”“#11社会复合主体”，关键词包括“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公共事务”“复合主体”“复合治理”等。城市治理模式的参与主体研究主要围绕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等组织形态展开。从参与模式研究上看，城市治理的参与模式主要包括营利企业的参投模式、社会组织的参助模式、公民个体的参与模式。对于营利企业的参投模式，许坚等总结了适用于我国城市治理实践的三种模式类型，分别为外包类、特许经营类和产权转移类公私合营模式。[14]2017年，满江虹提出企业参与的非盈利、被动参与和主动参与模式，提出在主动参与下，才能达到政府、企业、民众多方共赢的目的;[15]对于社会组织参助的模式，高红依据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创新模式。[16]2015年，吴胜、王彩云认为应从“管制型”参与方式、“协调型”参与方式向“善治型”参与模式转变;[17]对于公民参与模式，张金阁梳理了四种公民参与模式，即决策型参与模式、抗争型参与模式、程序型参与模式和协作型参与模式，最后提出协作型公众参与模式是提升城市治理参与有效性的可能路径。[18]

（三）关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

聚类为“#7社区治理”“#8城市边缘社区”，关键词有“社区资源”“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利益相关者”“多中心治理”“在地治理”“人本治理”“关系型治理”“共生模式”等。现有的研究多以治理主体演化为逻辑起点，强调多元主体的协调作用，注重多元社会资源和活力的整合，建构“一核多元”的合作治理模式。因此，大多数学者以多元主体的关系结构和权力配置为标准，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划分为若干类型。如魏娜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划分为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19]葛天仁提出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社会自治和专家参与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20]叶良海基于“清单革命”浪潮，提出城市政府治理清单和社区自治清单治理模式;[21]罗家为提出社工组织介入城市社区管理的模式等。[22]也有一些学者根据社区文化特点构建城市社区关系型治理模式，[23]形成了以“微”为特色的多中心网状人际互动模式。[24]

（四）关于城市治理模式转型的研究

聚类为“#1社会转型”“#6城市治理体系”“#9共享经济”，关键词有“大数据”“治理能力现代化”“智慧城市”“e家园”“城市形象”。21世纪以來，受市场化驱动与政府自我革新影响，中国城市治理模式发生了较大转变和发展。从政府职能上看，城市治理模式是城市管制模式和城市经营模式的进阶，[25]经历行政型治理、企业型治理到服务型治理的转型;在空间形态方面，城市治理由“碎片化治理”走向了“整体性治理”;[26]在决策方式方面，城市治理由技术决策向公共决策转型;在治理手段方面，城市治理由经营城市向内涵式发展转型。[27]现阶段，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转型的需要。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探讨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型，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城市实现了由数字城市到智能城市再到智慧城市的转变，基于此，不少学者深度探讨了网格化管理模式、网络化治理模式等新型城市治理模式。

五、城市治理模式研究展望

（一）科学界定城市治理模式的概念

明确“城市治理模式”这一核心概念是进行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基础。城市治理模式作为一种解决城市问题的范式，兼有形态构造和实践指导功能。任何一种城市治理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合理的城市治理模式。对于城市治理模式内涵的阐释，学者们虽然也有涉及，但总的来说比较含糊、莫衷一是。如，汪碧刚在对城市治理模式概念进行界定时，仅仅将城市治理模式视为体制内的政治安排，忽略了城市治理模式的外延研究;[28]谢媛虽然明确了城市治理模式的三大要素构成，但对内涵层面的解释仍待补充。[29]因此，吸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立足城市治理模式的实践进程，对其内涵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界定，是未来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二）正确评估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现状的特点

正确评价城市治理模式的现状是解决城市治理问题的前提。已有的研究，大多数作者对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角色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挤压了民主自治空间，压抑了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应该消除政府与社会主体的组织边界，使社会共治成为城市治理的核心要义。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政府仍然处于城市治理的核心，掌握着强大的财政资源，拥有重大的政治权力。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从城市管制到城市治理的“转变”无非是重新定位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而已。[30]多元合作的模式的确是城市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不改变政府作为城市治理核心的前提下，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局限性可以由其他主体来弥补。[31]但城市治理不是意味着“无政府的治理”，过度地强调政府让渡行政权，则可能成为政府推卸职责的借口，正如格罗斯和汉勃里顿指出的“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的治理可能会导致城市的崩溃”。[32]因此，还应正确评价城市治理模式发展的现状，科学界定包括政府在内的治理主体的责任与边界，在强调多元融合时应系统考量各方利益主体及社会等多元因素，避免出现与现状格格不入的困局发生。[33]

（三）加快核心作者群的形成与合作研究网络的建立

近几年来，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研究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研究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558位研究作者中，发文最高的作者仅发文5篇，绝大部分作者仅发文1篇，且多人（3人以上）合著比例仅占12.89%，说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目前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作者队伍离散性较大。大部分作者一旦完成论文或课题后，很少甚至不会去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动态，所收集的资料或数据也会随之丢弃，这会严重影响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要提高城市治理模式研究水平，应充分依托研究作者的学科优势及专业特色，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关注核心作者、核心团队，以加快建立核心作者群与合作网络。另外，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应与国外专家学者建立更好的联系，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四）加强城市治理模式本土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是当前城市治理模式理论构建的重点和难点。城市治理作为推进未来城市治理发展的重要路径，其模式选择需要结合各城市的实际情况，扎根于中国本土进行理论研究。既要借鉴国外先进城市治理模式的方法与经验，开拓国际学术视野，又要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实现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的本土化发展。同时，要结合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病”等突出问题的治理模式进行专题研究。

说明：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超大城市社会治安服务的有效供给机制研究”（18BGL2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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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Mode Research

Wang Fengyun，Wei Mei

（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Key words：China’s urban governance mode research; bibliometric analysis; CNKI Chinese literature

責任编辑：王明洲

作者：王枫云 韦梅

城市治理模式论文 篇2：

共享单车的城市治理模式亟需创新

摘要：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共享经济领域下，实现全民经济新增长点，注重新功能的发挥。共享经济，逐渐的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一些分享经济的典型产业化经营，使得我国经济建设实现快速发展。文章针对共享经济的背景，全面深入探讨共享单车的未来发展，探讨其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一些全新挑战，同时切合我国当前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化理念，使得该领域得到全面的规范化管理，并进一步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共享单车；城市治理；治理模式；创新

一、城市共享单车的兴起与功能特点

（一）共享单车的兴起

新时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共享单车能够依托互联网信息平台，能够在人事密集地区运用相关共享信息租赁服务，实现共享单车的租赁服务。我国共享单车逐步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政府主导管理到有桩单车，再到企业承包经营运营的方式，以及互联网共享无桩单车的阶段，其发展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运用而得到全面兴起。目前共享单车主要是指一些通过互联网形式的无桩共享单车，该种形式通过APP 寻找车辆，并通过扫码等方式一键解锁车辆，行程结束后锁止车辆即可完成付费。

共享单车能够呈现出有求必应的状态，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加快，交通问题始终是一大难题，有效的解决相关拥挤和路程太远的交通问题，共享单车就成为最有效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相比较地铁和相关出租车，共享单车更具有最有效最便捷的交通形式，其有效的解决了传统交通工具的相关问题，比如有效的解决了“走路累、公交挤、开车堵、打车贵”的苦恼，满足了人们对出行的需求，同时满足了对相关时间价格和出行便利的需求。

共享单车的出现和兴起，是互联网经济技术开处发展的产物，是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必然，其改变了传统的交通运行模式，逐渐推动了交通行业发展变革。特别是在“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的有效发展改变了传统模式，逐渐突破了传统以往固有模式，实现战略性的发展，共享单车的形式就是在此形势下产生的相关新型模式，通过相关智能感应、识别通信感知技术，以及相关网络移动支付等功能，实现了传统自行车使用的相关内容，同时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了在线支付，使得庞大的数据用户更好的便于交通出行，特别是手机用户的大量存在，为共享单车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最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共享单车实现了有效的交通出行，能够在政府的推动下，发展共享单车事业引导政府实现规范化发展，弘扬民族文化。

（二）共享单车的功能特点

共享单车具有方便灵活、价格低的特点，其通过 APP 来查看附近车辆，不需要像有桩单车一样需到固定地点存取，因此可以达到随停随放，通过按时支付相关租赁费用，而实现相关出行要求。共享单车的相关租赁费用较低，通常使用费每30 分钟 0.5 元或者1 元。另外，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使得其实质上更加符合新时代的发展，通过互联网的科技定位，收费借还技术，使得其更好的便于使用。共享单车还具有一些排污量较少、环保的特点，更加便于交通出行，减少了相关交通污染，有利于城市化建设并促进环境保护。

二、共享单车给城市治理带来的挑战

共享单车给城市带来绿色低碳出行方式，解决了传统交通出行方式的乱象，但是在城市治理方面，其也迎来了全面的挑战。

（一）供给侧的市场失灵

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模式，开始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逐渐兴起，其逐渐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大量用户，但是在实践竞争中其一些价格战，使得供给侧的市场失灵，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企业超量投放呈现出“单车围城”之势，引发了城市环境新污染和城市治理的新挑战。恶性竞争下的共享单车，导致相关市场供需比例严重失调，导致这些企业对城市公共资源的肆意侵占，使得对现有市场机制造成一定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空间资源市场机制缺乏，二是单车非理性的共济价格造成了相关刺激，特别是在城市资源匮乏的时代，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相关内容达不到有效的利用，很多共享单车投放收入增加，但是也加重了城市空间负担，使得城市相关空间环境恶化，最终成为“公地悲剧”的又一典型例子。

（二）需求侧的道德风险

共享单车也会包含一些道德风险，如，公享单车会被肆意停放，严重影响着相关步行通道，导致相关人为阻碍相关道路，影响了交通秩序和出行方便。其次，共享单车被恶意的占用，以及不规范的道德风险内容，使得共享单车难以实现人为的管理，共享单车被恶意占用，使得其利用上难以进行，虽然设置了一些二维码、车牌和“个人锁”等，但是也會因为一些不文明的道德行为，使得共享单车会受到一定的破坏，最终影响相关单车损耗，使得不法分子利用其进行有意的破坏，从而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三）城市治理中的政府失灵

城市治理中相关政府职能的失灵，使得相关共享单车难以实现有效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城市乱象，虽然政府付出了较高的人力物力成本，但是也难以有效的规范相关道德行为，特别是一些共享单车投放的地点，有些严重的损害了城市化建设，特别是一些城市以城市化建设为名，禁止共享单车投放，就长期而言很可能损害共享单车行业的发展。政府应该加强采取应对措施，特别针对一些政府在观念上的手段，要注重政府的宏观管理，但是实践中政府治理存在失灵的现象，常常会出现治理效率低、成本高，要么过度干预、产生副作用的现象，导致城市化进程缓慢。

三、共享单车公共治理的对策

（一）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加强平台管理

共享单车作为一种新型的时代产物，还要逐步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约束规范，政府部门要积极采取适应性的法规条款，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在法律方面给予严格的规范。例如还可以建立相关平台，为服务者提供有效的交流平台。

从法律层面看，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完善《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等与共享经济相关的法律，不断增加相关法律法规内容，在保护合法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进行法律规范，以便能够在合法的交流平台进行合法权益的保护。针对共享单车方面，制定出一些促进共享单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提出相关管理办法，特别是涉及到的一些相关部门要注重规范经营，严格监管相关秩序，从法律层面给予高度的规范化管理，才能促进其快速发展。

（二）出台财税优惠政策，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在财税政策方面，要加强相关税收优惠，制定一体化的服务平台，进行税收征缴，逐步引入快捷的APP模式，以公开招标的投标方式，确定相关公共服务，从而得到有效资源利用。在城市规划方面，要注重相关空间布局，注重行业进行城市规划，从城乡统筹规划角度出发，追加相关停车场建设和城市相关建设，才能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加大相关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并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技术创新和品质的高端化，从市场出发，大胆的进行创新和盈利模式的转变，例如可以将共享单车朝着新颖化、专业化的角度方向发展，大胆的进行盈利模式的创新，未来发展中要从技术手段出发，逐渐朝着专业化、差异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三）加强协同监管，确保共享单车发展良性化

加强市场监管，确保共享单车良性化发展，防止由于市场的恶性竞争而产生的相关事件，因此政府部门要加强协同机制，对共享单车的经营管理活动，注重实施指导和监督管理。从实际出发，注重效率的提升，才能促进该行业快速发展。城市管理规划中要注重全面监督，注重建立相关共享平台，进行相关内容的审核，保护好相关基础数据资料信息，才能促进及资源利用。

全市质监部门要进行共享单车的统一规划管理，对相关质量标准进行统一，加强相关服务标准和指导技术的引导，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又能从多元化技术手段，实现全新的商业模式，促进相关质量问题的检查才能使得共享单车行业发展实现良性化。从机制方面来看，健全质量违法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构建相关网络信息平台，建立相关监督保护机制，才能确保共享单车发展呈现良性化。

（四）构建信用评级，倡导用户使用行为诚信化

共享单车要注重道德风险，所以在实践中要构建信用评级，针对一些相关领域的信用管理要加强，例如建立一些信用基础数据库，针对一些不文明现象进行有效的制止，或将一些恶性行为纳入到信息系统中，逐步倡导行为的诚信化，才能打破信用孤岛，逐渐分享各个方面的信用标准，从而实现高效统一的互联的全国信用平台体系，推动相关资源实现良性发展。

共享单车在相关激励机制上要注重有效的激励，优化分享相关经济发展，从宏观角度上抓住国家方针政策，法律角度确定相关诚信体系，技术方面加强相关电子围栏，这样才能使得相关用户使用行为更加诚信化。

（五）创新治理理念，引导共享单车运行规范化

政府部门要加强城市创新，注重从综合治理角度出发，面对一些市场问题，进行精细化管理，从创新治理的理念出发，引导共享单车运行进行规范化，才能使得共享单车运行更加规范化。城管监督方面要注重相关巡视和监督审查，通过网络化的监控手段，进行实时的信息采集和监管，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思想道德方面，注重营造文明的和谐氛围，鼓励用户进行诚信用车，防止一些乱停放的行为，使得每一个市民都成为共享单车的诚信使用者和维护志愿者。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共享单车在实践发展中，要注重合理化的加强管理，从相关权利义务出发，注重相关责任的落实，注重相关共享单车使用过程中的相关规则，从实际出发做到文明守法，和诚信用车，全面开展相关合法文明行为，充分发挥其共享的作用，才能实现相关城市化建設，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建成，因此，只有大力加强监督管理力度，才能使得城市共享单车环境更加文明、和谐。

参考文献：

[1]毕晓敏.共享单车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7（03）.

[2]周碧辉.关于共享单车带来的城市管理问题与对策探讨[J].投资与创业，2017（06）.

[3]张明诚.“现代共享交通”迅速发展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难点及对策研究[J].数字化用户，2017（06）.

[4]朱富强.共享经济的现代发展及其潜在问题：以共享单车为例的分析[J].南方经济，2017（07）.

[5]张静.关注政府对共享单车的治理监管问题——以天津市为例[J].新商务周刊，2017（09）.

*基金项目：南京邮电大学2017年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校级规划项目（项目编号： XC217011）；南京邮电大学2016年学校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项目编号：GJS-XKT1602）南京邮电大学2015年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编号NYS215025）。

（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保卫部）

作者：谢秉宸

城市治理模式论文 篇3：

城市治理模式亟须转型

从封闭走向开放，提高信息整合共享能力。城市“智”理的根基是数据，核心是大数据。城市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和运行数据，要实现城市的高效运营，首要任务是将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海量、多样、异构的数据整合为大数据。

从机械走向智能，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城市治理不能偏离民生“指南针”，互联网发展的核心也在于“用户思维”。城市“智”理对于公共服务品质的改善将从两个方面实现：在政府端，利用大数据洞察民生需求，整合公共资源部署到公共服务云。在用户端，线上线下相结合（O2O）的政务服务体系将让企业和市民享受到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从粗放走向精细，提高城市运行管理能力。根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的要求，大力推进网格化管理，对城市问题进行实时感知和智能响应，有望解決上述困境。基于网格地图和地理编码技术的网格化管理，是将城市地域划分为网格状单元，并将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进行数字化展现，从而实现对城市管理对象精准定位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

从被动走向主动，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城市应急“智”理的优势在于，能够将事后应急响应转变为事前的预测预判，提升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的行动能力。城市应急“智”理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政府内部的智能应急指挥系统，系统的集成效应有助于打破不同应急主体的碎片化状态，优化应急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实现多部门协同应对的综合指挥调度和快速反应；二是政民交互的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该系统能够将市民上传的险情信息加以整合汇总，并同步将危险源排查信息、预警信息等向社会发布，从而提高危机防范和处置化解能力。

作者：秦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