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治理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城市环境治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近些年智慧城市以及相關议题的学术研究增长势头明显，但研究方法的碎片化使得研究争论处于混乱的状态。本文选取了51个出版物的语料库，通过描绘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而结构化先前的研究争论。

第一篇：城市环境治理论文

智慧城市与城市治理创新

摘 要：城市治理创新的举措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它们是否真正代表着城市发展的变革性方法，还只是“换汤不换药”，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城市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本文在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相关文献基础上，研究了两者交叉点的创新工作，城市治理创新正在通过既定的创业型城市增长模式选择性地整合了数字化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城市治理的创新需在以下三个主要维度展开：（1）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形式拓展城市的增长空间;（2）以努力使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的形式隐藏城市的决策过程;（3）以跨主体、跨部门合作的形式开展城市工作的合作。

关键词：智慧城市;治理;增长;协作

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现在生活在城市地区，预计未来几十年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将是大势所趋。庞大而复杂的人群聚集在城市区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混乱与无序，并不断产生新的问题。物质层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垃圾管理困难、资源短缺、空气污染、健康问题、交通拥堵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恶化和建筑老化方面。社会层面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和难以解决，城市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既高度的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不同群体的目标和价值观冲突则使得城市问题的解决变得异常艰难。围绕这些问题，城市政府需要找到更明智的治理方法，以使城市变得更为宜居。而在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和城市经济、社会加快转型的大背景下，依托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增长来解决城市危机是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构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智慧城市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政策部门定位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方法。

推动城市向智慧城市的变革是解决当前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挑战的一个重要方法，增长目标与空间范式创新、数字驱动和多方协作构成了城市治理创新的三个重要维度。在这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城市治理创新需要创建一个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框架，为了应对城市问题带来的新挑战，八大因素被纳入其中。包括：（1）增长;（2）空间范式;（3）数字技术;（4）基础设施建设;（5）治理;（6）组织;（7）政策;（8）市民和社区。

一、城市经济增长的共识与空间范式的创新

城市作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对增长的渴望很容易在不同群体之间形成共识，近年来城市工作的重点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共识以及大量以城市产业升级为导向的制度设计上。但城市发展到底为了谁，城市治理又为了谁，与谁来治理城市，实际是城市发展中三个同等重要的问题，因此，充分理解近四十年中城市发展中的核心理念与难以摆脱的“怪圈”显得十分必要。

以大卫·哈维为代表的城市转型理论在近四十年城市规划和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传统的管理主义向企业家主义的转变，导致了近四十年内城市领域重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术语是“地方繁荣”、“城市复兴”、“地方营销”、“增长联盟”，“企业家主义”。城市景观大致趋同：以高层商业广场和闪闪发光的商务酒店和会议中心为特色的密集型市中心设计时尚;大规模的标志性建筑开发和相关基础设施项目的激增;为举办全球性文化、艺术、体育、博览会而建造的现代场馆;以及用市中心豪华公寓和郊区集中规划的社区为标志的大都市空间开发。工业时代留下的城市中心区空间正在“复兴”，成为混合使用的创意文化区、喧闹的经济区、文物和旅游村以及高级公寓，例如985艺术区、“南锣鼓巷”的开发等等。

城市转型理论成就了当代城市的多样化趋势，不仅在活动形式和项目开发上“多样化”，在参与主体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一般由由政府主导的开发集团和特别机构策划的，私人机构、专业机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商业领袖也被加入了城市增长联盟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合作”开发的公私伙伴关系。其次，重塑了地方政府的角色，形成了“公共企业家”的模式，對公共资金的投机性投资以及与私营部门密切联系的风险共同承担习惯。在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中，大卫·哈维将城市治理领域中发生的这些转变描述为从“管理主义”到“企业家主义”的转变，根本目的在于快速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提高城市的竞争力，绚丽的城市景观加上一个成功的城市形象的品牌精神塑造，可以吸引更多地全球投资者以及一批富有创造力的专业人士和可以创收的游客。

“城市”正被演变为“增长机器”和“竞争武器”，作为城市政府的负责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地方经济的发展与振兴”。公共选择理论家保罗·彼得森在《城市极限》提出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论点：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努力培育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经济，城市政府必须集中精力投资，并注重效率，才有可能实现地方的平等主义和再分配主义目标。

在当前的城市发展中，最容易达成的城市共同目标就是增长，对增长的共同兴趣是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民意”。增长的必要性是对城市社会和经济改革中的最重要参考指标，城市发展的本质就是将它作为一个增长机器的运作。

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运作可以吸引租房者、地方企业家以及重要的“结构性投机者”、房地产开发商等多方的注意，“增长联盟“甚至可以影响城市地理空间和形状改变的决策。“增长联盟”的参与者还包括建筑、金融和银行业中的大资本;法律、建筑、设计和规划方面的专业人士;热衷于经济指标增长的地方政府;其他间接受益者，如当地媒体和公用事业公司;以及具有令人信服的城市公共设施的“附属参与者”：包括大学、剧院、职业体育俱乐部、小零售商以及劳工和社区团体。城市增长作为公共利益的共识为“增长联盟”提供了意识形态霸权和政治合法性。因此，“城市增长”联盟的形成和“企业家主义”的战略转变无疑对塑造城市政府的权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城市向“市场化”的方向转变正在显著地重新配置城市资源和政策的制度设计。

政府、企业、市场、市民的“有限合作”和增长联盟的作用延伸到城市日常的空间结构，从市中心到邻近地区。增加老城区的商业化改造，增加新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快速实现城市增长的手段，但快速的城市化投资导致的城市空间的不平衡放大了“城市病”的增长，高度繁荣、集聚的城市就业中心与不断蔓延的、边缘的居住空间的分割扩展了传统城市景观的既定解释，地图上的城市空间在不断地放大，“改变地理”重新定义了城市发展的可能性，但如何转变、创新治理方式来应对这种新的聚落模式和城市景观的快速演变？世界经合组织2007年提出的称之为“空间发展中的范式创新”正成为许多城市政策、方案和治理实践的源泉。

如何通过完善治理结构整合环境和经济增长目标，城市各区的特点和管理者追求的关键目标各不相同。住宅区、商业区、以及以前的工业区改造的目标不尽相同，北京的主城区、新城集中规划区、重要城镇组团、小城镇中心的发展目标也不尽相同。有些地区已经建设了几十年（主城区），而另一些地区是新成立的（新城镇集中规划建设区），。在所有这些地区，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旨在提高竞争力目标来实现地方增长。竞争力目标在主城区（CBD）和中央政务区（对外交往中心，发展国际声誉，使其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尤为突出。此外，北京近年来城市工作的重点是解决特定的和长期存在的环境挑战，减少碳排放，几乎所有地区都在追求碳减排目标，而城市治理的可持续性层面正在通过智能技术的推广以提高社会经济的活力和弱势地区的生活质量。

二、数字驱动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为了将城市空间发展的范式创新愿景转化为现实，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与城市乌托邦的愿景产生了共鸣，这在智慧城市的论述中非常突出，并加速了城市由计算机治理的可能性。智慧城市选择性地将数字技术倡导者的议程整合到政府城市治理的创新形式中。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强调三个重要的数字化建设，来改造城市。

（一）物联网提倡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嵌入数字技术，以提高效率，并控制和优化城市内的活动。用目前的术语而言，这一议程可以理解为通过物联网扩大城市规模;用过时的术语来说，可以理解为有线、数字、智能和信息城市的发展。

（二）大数据是一项应对数字技术（包括物联网）所创造的巨量数据增长的议程，并要求先进的计算技术从智能城市产生的数据中创造价值。大数据倡导者强调数据分析的潜力，以解决目前看来难以解决的各种城市问题。

（三）城市数字化参与平台，重点关注数字技术促进公民参与城市决策和城市治理。它为市民提供了提出想法和投票的机会，然后从市政当局获得公共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重要的数字化工程都建立在基于市场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智能城市有可能发展为一种将集体公共服务私有化的战略，以使其更加高效和响应更快。比如百度地图、滴滴打车等等。环境目标也被选择性地融入到智慧城市的表述中。根据智慧城市文献，与环境相关的目标有两个突出目标：（1）发展绿色城市经济;（2）减少城市碳排放以减轻大气污染的风险。这些目标可以通过普及数字技术实现，以实现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包括能源、水和食品。效率的提高有望通過两种方式实现，首先，数字技术及其生成的数据优化了集体城市服务，从而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二，由智能电表等数字技术生成的数据推动了居民在做出知情、合理的决策以减少资源消耗时的行为变化。

城市政府努力促进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合作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推动的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理念被批评为缺乏具体承诺、缺乏平衡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利益的长期发展愿景的“绿色清洗”。可持续发展理念没有改变政府与市民的关系，也没有改变决策的过程。而可持续发展城市理念与公民参与、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共同创造的数据和隐藏的政策决策过程提出了一个城市-智能-可持续修复的概念框架，作为现代化治理形式的一部分——数字驱动发展模式，被政府用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创造积极的城市环境成果而受到多方的欢迎。企业界、学术界、市政府和国家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有意愿建立各种克服阻碍智能城市转型瓶颈的“示范项目”，并帮助协调现有的城市制度和章程，为解决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推动以技术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的数字化解决方案视角，对市民讨论的智慧城市发展过程的批评持开放态度。

在智慧城市推动城市治理创新的过程，一种普遍的方法正在被采用，即传感器和数字技术被嵌入到整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创建可以连接现有基础设施服务的数字网络，隐藏网络中的数据处理、通信和存储过程，提高了城市每个智能区域内外的决策效率。传感器被添加到城市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中。例如，传感器被嵌入到出租车和移动自行车、公共汽车和公共停车场以及公共建筑和房屋的能源系统中。传感器最广泛的部署是在城市交通领域，广泛安装摄像头，以监控行汽车的移动和公共空间的存在状态，视频传感器生成的数据，反馈到交通部门，基础设施运营商可以依据数据输入算法，以优化基础设施运营，而无需人工干预。能源消耗数据也通过智能电表、气表提供给居住者，以提高居住者对能源消耗的认识，并鼓励更多居民有意识的节约能源。

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可以理解为通过隐藏决策的过程，使城市发展部门可以作出明智、更有效率和更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决策，从而使城市治理的多方参与，更易于实现。传感器生成的数据和数据驱动的决策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与历史上技术合理的城市规划模式相一致，这种模式可以观察城市。

减少用户接触开放数据集的障碍，政府开放数据，将成为企业和居民的新资源，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并促进公众和商业部门参与城市治理之中。城市大数据联盟与治理创新应运而生，长期存在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模式正在被智能的概念和技术所增强和扩展，这些概念和技术受到数字经济公司及其商业议程的强烈影响，越来越多的部门呼吁将地方治理和基础设施外包给数字技术公司。基于实时数据反馈和根据算法形成决策，数据反馈和算法能够权衡多方利益，解决各种城市问题，利用数字技术克服参与赤字，促进城市治理多元参与。

智慧城市的框架倾向于强调数字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社会效益方面的变革作用。城市经济的增长是通过数字创新和采用创业方法在市场竞争实现的。智慧城市的这一愿景被批评为“创业城市”的重新包装（数字化版本），并不能解决社会公平和城市正义的挑战。智慧城市投资主要面向商业和专业阶层，而边缘化的城市群体和难以融入数字化城市的市民很难从中获益。政府和学术界有责任通过参与式或以行动为导向的形式，利用技术和理念的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真正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引导智慧城市的发展走向市民、走向更可持续的结果。

三、城市“分工”的逻辑与政府主导的协作

（一）城市分工

在许多方面，城市仍然遵循“分工”的逻辑，从而导致城市的治理格局也是高度分化的。一些城市转型项目和举措，可以更好地为市民服务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但这些项目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因此，城市政府和居民感到需要更好的治理方式来管理这些项目和举措。大数据的出现有利于推动城市治理方式的创新，基于大数据的治理广泛代表了一系列技术、人员、政策、实践、资源、社会规范和信息，这些资源和信息相互作用，以支持城市管理活动。城市的核心资产国有化，从能源到铁路和电信，如果政府不向公众开放数据，数据的可访问性依然十分有限。

研究城市问题的解决，会发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决定治理成败的关键因素。“利益相关者关系”是指四个主要方面：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能力、领导层的支持、联盟结构和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合作、沟通能力。城市领导层的决策对于城市良好治理至关重要。同样地，存在一个城市政策的“拥护者”，作为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政策的推动需要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共同治理被认为是以公民参与和私人、公共伙伴关系为基础特征的城市多方利益合作模式，合作的有效开展依赖于一个负责、响应和透明的数据公开机制，而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有助于多主体之间实现协作、数据交换、服务集成和有效沟通。

（二）政策法规

一般而言，（公共）治理被定义为“约束、规定和促进政府活动的法律、行政规则、司法裁决和实践制度，此类活动也被广泛定义为生产和交付公共商品和服务的政策支持。”因此，治理涉及政策实施过程、参与者根据规则和标准化的信息交换，以实现城市共同目标。

从普通（非智能）城市向智能、创新型城市的转变还需要技术条件与政治因素的相互配合。政治因素（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府）和外部压力，可能影响信息时代技术成果的政策议程，消除法律和监管障碍等制度准备对于顺利推广智慧城市至关重要，政策背景对于理解以适当方式使用信息系统至关重要。因此，城市治理方式的创新需要重视政策的变化，没有政策中所明确的规范驱动，市场和社会就难以实现创新。可以观察到智慧城市的技术创新可以相对容易地受到市民欢迎并达成广泛共识，但政策背景的变化则可以导致技术创新在城市应用中的失败。

电子政务对法律、监管、制度和环境同样形成挑战。政府组织是根据一个特定的正式规则或一组规则而创建和运作的。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做出任何决策时，公开管理者需要考虑大量的限制性法律法规，制度不仅由法律和法规组成，还包括人们接受为善或视为理所当然的准则、行为或行为。政策背景是制度性推动城市治理创新的重要条件，新技术的应用则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可能性。

（三）政社互动

将个体和社区视为城市治理创新的一部分来解决城市问题的视角至关重要的，传统上，城市治理创新重视在技术和政策方面的费用，重视项目对市民生活质量有影响，而忽视培养更多知情、受教育和参与的市民。未来，城市治理的创新鼓励、允许城市成员参与城市的治理和管理，并使市民成为城市治理的活跃份子。如果他们是关键参与者，他们可能主动参与的热情，从而影响城市治理创新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因素。

同样需要重视的不仅是市民个体的力量，而且要重视社区和团体的力量，以及发现他们各自在城市中的需要。人和社区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城市治理创新时在平衡各种个体和社区的需求时保持敏感。公民参与城市治理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真正方便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城市的管理领域，市民经常自愿参加，例如承担社区治安巡逻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市民能夠提供比政府更好的服务。数字时代，市民可以帮助自己和他们的社区处理开放数据，并将其转化为增值服务，不仅政府在将城市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城市内部的居民和社区也是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基于开放的政府数据创建有价值的服务，可能会邀请没有任何编程技能的公民通过体验城市应用程序，提出改进意见，以帮助重新设计各种城市应用程序。

政府不仅是城市治理创新的发起者，市民也可以通过数据平台生成城市信息，以便政府根据开放数据门户上的可用数据构建有用的服务。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互动的结果很少是特别成功的，但在未来的城市治理创新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的支持。

创新城市治理形式，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城市治理创新的举措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它们是否真正代表着城市发展的变革性方法，还只是“换汤不换药”。本文通过研究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相关文献、研究两者交叉点的创新工作，城市正在通过既定的创业型城市治理方式选择性地整合数字化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城市治理的创新应在以下三个主要维度展开：（1）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形式拓展城市的增长空间;（2）以努力使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的形式隐藏城市的决策过程;（3）以跨主体、跨部门合作的形式开展城市工作的合作。

在搜集有关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智慧城市文献和观点时，电子商务政策和城市发展政策之间的论述越来越趋同。城市治理创新和智能——可持续发展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学科观点和经验领域之间的桥梁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低碳和数字技术的实践，可以在促进城市绿色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而数字化的公众平台参与使得相对城市政策的转型变得更为温和而受到广泛认同。

〔参 考 文 献〕

〔1〕Al-Hader， M.， & Rodzi， A. （2009）. The smart cit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 monitor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in Urban Management，0 4（02）， 87-94.

〔2〕Brown， M. M.， & Brudney， J. L. （2003）. Learning organizations in the public sector？ A study of police agencies employing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to advance knowledg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3（01）， 30-43.

〔3〕Kitchin， R. （2015） ‘Making sense of smart cities： addressing present shortcoming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08 （01）： 131-36.

〔4〕Goldsmith， S. and Crawford， S. 2014. The Responsive City： Engaging Communities through Data-Smart Governance. New York： Wiley.

〔5〕Gleeson， B.， Darbas， T. & Lawson， S. 2004. Governance， sustainability and recent Australian metropolitan strategies： A socio-theoretic analysis，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22（4）， pp. 345–366.

〔责任编辑：张 港〕

作者：宋梅

第二篇：治理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治理的文献回顾

摘要：近些年智慧城市以及相關议题的学术研究增长势头明显，但研究方法的碎片化使得研究争论处于混乱的状态。本文选取了51个出版物的语料库，通过描绘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而结构化先前的研究争论。研究表明，这些出版物的研究重点各不相同：（1）首先，智慧城市中的智能技术、智慧人才以及智能合作方面有所不同;（2）其次，智慧城市的变革性和渐变性视角不同;（3）最后，智慧城市治理的合法性所强调的更优结果亦或更开放的过程之争议有所不同。我们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观点：智慧城市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合作模式，其通过运用信息通讯技术 （IC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手段来实现更优结果和更开放的治理过程。本文汲取先前关于电子政务（e-government）成功与失败的案例研究以及基于成熟的社会技术变革理论（sophisticated theories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展开研究。智慧城市治理并非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议题，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制度变化的过程，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其社会技术治理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性。

关键词：协同治理;电子政务;智慧城市;城市治理

一、智慧城市——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据联合国统计，超过5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①，城市政府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它们必须在追求财富和创新的同时也要确保健康和可持续性。城市应该是绿色和安全的，同时在文化上要具备生机活力Landry C （2006） The Art of City Making. London： Routledge.。在此之上，城市还需具备包容来自不同背景（包括种族、宗教、社会经济）人口涌入的能力。Barber在2013年就指出，城市政府对解决全球问题和“市长们统治世界”（mayors rule the world）的格局非常重要。学界已经将“城市治理”上升为当前的行政重点。城市治理已经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学术流派Pierre J （1999） Models of Urban Governance：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of Urban Politics. Urban Affairs Review 34（3）： 372-396.Pierre J （2011） The Politics of Urban Governa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但也逐渐出现新的声音——城市治理与技术和创新息息相关。目前，电子政务和相关的创新研究正与城市治理相联系，以此发展出更智慧的城市治理方法Nam T and Pardo TA （2011） Smart City as Urban Innovation： Focusing on Management， Policy， and Context.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pp. 185-194.。

2002年，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关于创意城市的工作上强调了全球城市间的竞争，查尔斯·兰德瑞（Charles Landry）在2006年强调地方官员和城市管理者不应该只是为了让城市成为世界一流城市而奋斗，而应该为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只要能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没有人能拒绝智慧城市。智能技术、智慧协作、高等教育群体以及有效制度都被认为是现代城市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挑战，因此智慧城市话题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关于城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的观点已普遍被接受，而治理城市也就意味着城市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不应该只把解决城市所有问题作为核心，而应该把加强城市的包容能力和应对更为广泛问题的能力作为核心，以此创造一个广泛的公共价值Landry C （2006） The Art of City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以当下的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amsterdamsmartcity.com）为例，它所强调的是城市治理，是一种将企业、政府、研究机构以及阿姆斯特丹人民联结起来的独特伙伴关系，是以发展阿姆斯特丹智慧都市为目标，专注于生活、工作、流动、公共设施以及开放数据等方面的研究。该城市向我们示范了其“城市现场实验室”（urban living lab）的特质——即允许企业间进行测试和展示创新的产品和服务。这种伙伴关系为各方创造了知识交流和学习的平台，进而孵化出更具体的项目，这些项目专注于可持续能源、新型的健康解决方案、更优的交通系统、更多公民参与的数据化等方面的研究。

这个案例主要强调，城市变得越来越智慧并不只是因为个体、建筑物、交通系统的服务方式自动化，更是因为这些系统能进行自动监督、理解、分析和筹划出一套在现实生活中适合市民的高效、公平、高质量的城市规划Batty M， Axhausen KW， Giannotti F， Pozdnoukhov A， Bazzani A， Wachowicz M， Ouzounis G and Portugali Y （2012）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214： 481-518.。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开始出版相关研究的期刊文章和书籍。这些文献固然丰富，但过于碎片化，尽管它们都尝试着为智慧城市制定一个规范的定义，但依然是各持己见，这一术语仍是模糊的概念Tranos E and Gertner D （2012） Smart Networked Citie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175-190.。

研究的碎片化进而体现在智慧城市治理的概念上。学界存在这样一个共识：政府政策在培育智慧城市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Yigitcanlar T， Velibeyoglu K and Martinez-Fernandez C （2008） Rising Knowledge Cities： the Role of Urban Knowledge Precincts.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12（5）： 8-20. ，這与公共管理的观点一致，即倡导解决社会问题不单只是发展良好政策的问题，更多的是组织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有效合作的管理问题Torfing JB， Peters G， Pierre J and So¨ rensen E （2012） Interactive Governance： Advancing the Paradi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电子政务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始对城市治理感兴趣，致力于研究城市治理的学者们也开始对技术感兴趣，但是学科之间的有效结合需要我们将概念厘清以及重新定位理论视角。

如何设计、发展、促进、培育好社会结构和新技术之间的协同一直是电子政务研究的核心问题Danziger JN， Dutton WH， Kling R and Kraemer KL （1982） Computer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untain JE （2001） Building the Virtual St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Gil-Garcia R （2012） Enacting Electronic Government Success： An Integ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wide Website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Springer. 。这类研究专注于如何将新技术运用到提升政府的管理效率和质量。如今我们所见的，社会——技术协同（socio-techno synergy）正从组织（或者是组织链）层面上升至城市层面。现有的概念和理论是理解更宏观层面的基础，但为了确保它们能适用于城市相互作用的研究，我们也需要对其进行审度。

本文对智慧城市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了概念综述，分析了不断扩展的文献主体的不同概念和学科根源。本文的分析基于广泛且系统的文献回顾，旨在将概念的模糊性清晰化，将多种治理智慧城市的视角统一化，描绘出不同智慧城市治理研究的核心。此外，本文也针对目前方法中的不足和缺漏制定了一项研究议程。

二、文献综述：方法研究和相应的语料库

文献样本选取分为三步骤。由于智慧城市议题的多学科性质，第一步尝试检索广泛的论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在ISI Web of Knowledge、ScienceDirect、Scopus EBSCO Host （包括在商业资源、图书馆、信息科学&技术摘要、SocINDEX全文输入、电子书收藏等栏目） 以及ABI/INFORM （ProQuest）等数据库进行了高级检索。在每一个数据库中都输入了“智慧城市”关键词进行论文、书籍、期刊的全面检索我们避免使用术语如“聪明城市”“虚拟城市”“创新城市”“知识城市”或“创意城市”。即使这些术语都与本文的“智慧城市”有重叠性，但也过于片面性，比如侧重“吸引城市专业人才”和“创造城市信息空间”。我们的目标是探索不同以往的智慧城市治理含义，因此限定为“智慧城市”这一术语。，最终分别获得了关于智慧城市171篇、226篇、128篇以及212篇的文章。

第二步则对所选文章的摘要进行筛选。所有检索的文献都必须与“智慧城市治理”相关，因此，我们对文章的摘要、引言以及文章的框架概述进行了筛选。那些只分析技术层面但不属于“智慧城市治理”任何范本的文章都被我们剔除了。此外，我们确保文章不会被重复检索。最后我们得到了80篇文章的样本。

第三步则是对第二步的进一步检查，我们选出只跟问题相关的文章。为了完成该步骤，我们对所选的每篇文章进行了定性的内容分析，从样本中删除那些没有对研究范本起到任何作用的文献。最终，我们建立了一个由51篇文章组成的数据库，包括国际期刊、书籍、论文集、研究报告等文章（文献从1到51编码，参见文末的“附录”）。

这51篇文章的语料库涉猎了智慧城市治理的不同层面。所有选出的这些文章都是较新的文章，最老的一篇是1999年，大多数文章是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9篇和18篇。大多数的出版物都是在期刊上发表的（35篇），也有书籍（5篇）或者书籍的篇章（4篇），还有其他未发表的研究报告（4篇）、会议记录（2篇）、未发表论文（4篇）。这些文章都分散在不同的期刊和会刊论文集，其中只有2个期刊是有2篇以上与“智慧城市治理”相关的文章，分别是：《应用电子商务研究理论期刊》（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中的4篇和《城市技术期刊》（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中的3篇。

我们定性分析了这些文章是如何定义“智慧城市”“智慧治理”“智慧城市的驱动力和成果”。本文的首要目标旨在描绘出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探讨某种程度上哪些维度更具吸引力。为此，我们将这些维度进行了归纳分类，并且将这种归纳法运用到检索的刊物上。通过对全文的分析确定了政府的定义、角色以及智慧城市合法性。我们详尽阅读了所有文章，定位其各自的争议点，然后聚焦在智慧城市的具体定义、政府角色的详细讨论以及以智慧城市为目标的具体文献。这些标签的搜集由我们组内的一位助理完成，由另外两位研究员帮忙检查，团队成员也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处理定性分析的复杂性。最终，定义、角色和目标等数值显示出大量的“缺失值”。我们分析了论文结果数据的每个域的差异和相似性，以此映射到智慧城市治理方法的概念碎片化。

三、智慧城市的定义：智能技术？

智慧人才？亦或智慧协作？在智慧城市的文献中， 我们发现了三类典型的定义：以智能技术为主导的智慧城市（技术集中型）;以智慧人才为主导的智慧城市（人力资源集中型）;以智能协作为主导的智慧城市（治理集中型）。有一些文献基于其中的一种，有些则是混合型。我们将这些单一型的文章和混合型的文章进行了识别，如表1。

表1表明，很多研究文献并没有对“智慧城市”进行定义。“智能技术城市”和“技术-人才-协作混合型城市”的文章是同等数量，而“智慧人才城市”和“智慧协作城市”的文章则相对较少。

在技术型的刊物中，作者们强调的是新技术为加强城市系统所提供的可能性。这些刊物是以技术为导向来定义智慧城市（亦或隐晦的），而这些技术涉猎的范围从先进的能源技术（智能电网）到运输系统和交通管理系统。智慧城市定义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方面是ICT的使用Lee JH， Phaal R and Lee S-H （2013） An Integrated Service-device-technology Roadmap for Smart City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80（2）： 286-306; Odendaal N （2003）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and Local Governance：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ities in Developed and Emerging Economies.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27： 585-607; Walravens N （2012） Mobile Business and the Smart City： Developing a Business Model Framework to Include Public Design Parameters for Mobile City Servic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121-135. 。Washburn等人Washburn D， Sindhu U， Balaouras S， Dines RA， Hayes NM and Nelson LE （2010） Helping CIOs Understand “Smart City” Initiatives： Defining the Smart City， its Drivers， and the Role of the CIO. Cambridge， MA： Forrester Research. 將“智慧城市”定义为“利用智能计算机使城市管理、教育、医疗、公共安全、房地产、交通和公共事业等重要基础设施元素和服务变得更加智能、互联互通和高效”。AurigiAurigi A （2005） Making the Digital City： The Early Shaping of Urban Internet Space. Farnborough： Ashgate.提出即使智慧城市有多种不同的定义，ICT也是未来城市管理的核心要素。许多作者还强调了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商业主导的城市发展重要性、社会包容性议程、城市发展中创意产业的作用、社会资本对城市发展和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性等。这种方法的观点是“技术的变革是引领其他社会因素变革的关键”Lee JH， Phaal R and Lee S-H （2013） An Integrated Service-device-technology Roadmap for Smart City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80（2）： 286-306; Walravens N （2012） Mobile Business and the Smart City： Developing a Business Model Framework to Include Public Design Parameters for Mobile City Servic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121-135. 。

《治理聚焦》刊物强调了城市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也是它们定义智慧城市的特征。智慧城市被看作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视角，它关注于城市公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而非只是“城市”概念Calderoni L， Maio D and Palmieri P （2012） Location-aware Mobile Services for a Smart City：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Deployment.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74-87.。这一观点强调了将城市不同行为者的创新视角联结起来的重要性Kourtit K， Nijkamp P and Arribas D （2012） Smart Cities in Perspective-a Comparative European Study by Means of Self-organizing Map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229-246.。实现这一方法的核心就是合作，即作者们所强调的城市行为者之间的有效互动Kourtit et al.， 2012; Yigitcanlar T， Velibeyoglu K and Martinez-Fernandez C （2008） Rising knowledge cities： The Role of Urban Knowledge Precincts.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12（5）： 8-20. 。

大多数的文章都混合了这三种类型城市——智能技术、智慧人才、智能合作。HollandsHollands R （2008） Will the Real Smart City Please Stand Up？ Intelligent， Progressive， or Entrepreneurial？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12（3）： 303-320. 强调了智慧城市不只需要先进的信息技术，同时也需要大量高端人才的输入Sauer SC （2012） Do Smart Cities Produce Smart Entrepreneur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63-73. 。Giffinger等人Giffinger R， Fertner C， Kramar H， Meijers E and Pichler-Milanovic′ N （2007） Smart Cities： Ranking of European Medium-sized Cities. Vienna. Available at： http：//www.smart-citie- s.eu/download/smart_cities_final_report.pdf.对智慧城市的概念进行了详尽的讨论，甚至提出了六个特征。然而， 他们提出的概念将智慧城市混淆化（即智慧人才和智慧治理概念混淆），模糊了目标（智能经济、智能移动、智能环境和智能生活）。CaragliuCaragliu A， Del Bo C and Nijkamp P （2011） Smart Cities in Europe.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18（2）：70.提出了一個著名且先进的观点——智慧城市是对人才、社会资本、传统产业（交通）以及现代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投资将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高生活质量，通过参与式治理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智慧管理。

这一分析表明，这些文献中关于智慧城市有三种经典概念。Caragliu等人Caragliu A， Del Bo C and Nijkamp P （2011） Smart cities in Europe.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18（2）： 65-82.提出，一个全面的概念应该是镶嵌了这三种经典概念。但是，我们认为，定义一个高质量的城市并不能简单地从“聪明”还是“愚蠢”的角度来评判，而应该从结构和文化维度来评判。为了明确阐述这三类城市的内涵以及证明“智慧”是一个渐进的概念，我们对城市的“智慧”进行了重新定义：“智慧城市”指的是通过运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来吸引人力资本以及动员各方行为体（组织的或者个人的）之间合作的能力。

四、政府的角色：为治理而治理

还是为智慧而治理？基于广泛的文献数据，我们提出了关于智慧城市治理的四个典型的概念：（1）智慧城市政府;（2）智慧决策;（3）智慧政府治理;（4）智慧城市协作。这些概念反应了现代社会中政府角色的不同理论视角Osborne SP （2006） The New Public Governance？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8（3）： 377-387; Torfing et al.， 2012.以及政府间进行变革创造智慧城市的不同意愿程度。保守派倾向于“现有的制度安排能为我们带来智慧城市”，而激进派倾向于“政府需要转型才能创造智慧城市”。本文分别在引言部分回顾了政府的角色以及在理论框架部分回顾了政府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分类。以下是对不同角色的行为体例子的展示，表2从四种视角将这些文章进行分类：

表2表明大多数的文章并没有对智慧城市治理提出明确的观点，但至少有三类文章表明了观点。其中高水平的转型城市（智慧城市协作）的文章数量最多，这也表明在智慧城市治理的文献中，变革思想占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高水平转型使得城市变得“智慧”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良好的管理和良好的政策或许能加强城市间的互动，然而过分强调智能合作也可能导致表面的“合作”而非实际合作。至于哪一类型的城市治理（基于特定的条件和语境）才更有效和更合法，这个问题则需要实证研究来回答。

智能治理的第一类概念强调没必要进行政府结构和过程的转换。在这个概念体系中，“聪明地治理”就是智慧城市的治理——即智慧城市就是关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选择以及将这些政策有效地实施。Batty等人Batty M， Axhausen KW， Giannotti F， Pozdnoukhov A， Bazzani A， Wachowicz M， Ouzounis G and Portugali Y （2012）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214：481-518.强调智慧城市只与一个城市的政府管理息息相关，无论它何时被完善为“智慧城市”。AlkandariAlkandari A， Alnasheet M and Alshekhly IFT （2012） Smart Cities： Survey. Journal of Advanced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2（2）： 79-90. 指出政府必须保证智慧城市的发展且带动一些地区优先发展。WintersWinters JV （2011） Why are Smart Cities Growing？ Who Moves and Who Stay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1（2）： 253-270. 认为城市政府必须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才能发展智慧城市。NamNam T （2012） Modeling Municipal Service Integration：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311 System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3.则强调智慧治理就是关于促进智慧城市的倡议。

第二种概念强调了智慧决策过程以及实施决策的重要性。我们将这一概念界定为低水平转变，这是因为它不是组织或者政府结构重构的过程，但它的确强调决策结构调整的必要性。UNESCAPUNESCAP （2007， January） What is Good Governance？ Available at： http：//www.unescap. org/pdd/prs/ProjectActivities/Ongoing/gg/governance.asp. 指出智慧城市是“制定决策和成功实施决策的过程（或者不成功实施的过程）”。WalravensWalravens N （2012） Mobile Business and the Smart City： Developing a Business Model Framework to Include Public Design Parameters for Mobile City Servic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125.补充道，通过使用网络技术可以使决策制定变得更具创新性;Schuurman等人定义智慧治理为通过传感器或传感网搜集各种有关公共管理数据和信息的过程Schuurman D， Baccarne B， De Marez L and Mechant P （2012） Smart Ideas for Smart Cities： Investigating Crowdsourcing for Generating and Selecting Ideas for ICT Innovation in a City Context.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49-62. 。新技術的运用强化了政府的理性，表现为在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运用更加全面、接地气的信息。

第三种概念就是智慧治理即为创建智慧管理的过程。Gil-GarciaGil-Garcia R （2012） Enacting Electronic Government Success： An Integ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wide Website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Institutions. New York： Springer， 274.指出，“智慧政府”是一种新型的电子治理形式，通过使用高级的电子信息技术将信息、过程、机构和物理基础设施相互连接和结合以便更好地为公民和社区服务。我们将这类智慧治理定义为高水平转型是因为它要求政府组织内部进行重组，政府需要创新来应对不同政策的需求。Caragliu等人Caragliu A and Del Bo C （2012） Smartness and European Urban Performance： Assessing the Local Impacts of Smart Urban Attribute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97-113.表明空间差异性可能影响智慧城市的发展，因此“因地制宜”的政策制定变得尤为重要。Batty 等人Batty M， Axhausen KW， Giannotti F， Pozdnoukhov A， Bazzani A， Wachowicz M， Ouzounis G and Portugali Y （2012）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214： 497.强调智慧治理更能发挥强大的智慧功能，它有助于协调城市间不同的智慧元素。

第四种概念——智慧城市协作，也是最高水平转型意愿，它强调智慧治理是关于城市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作。我们将之定义为高水平转型是因为它不仅是关于组织内部的转型，同时也是组织外部的转变。BataganBatagan L （2012） Methodologies for Local Development in Smart Society. Economics of Knowledge 15（3）： 85.强调智慧治理意味着部门之间通过相互合作、沟通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并实现真正为民服务。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Tapscott and AgnewTapscott D and Agnew D （1999）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Development. Finance & Development 36（4）： 34-37.，他们强调智慧治理是一个更广泛的社区治理模式，新技术促进了社区间更广泛的合作。Kourtit 等人Kourtit K， Nijkamp P and Arribas D （2012） Smart Cities in Perspective - a Comparative European Study by Means of Self-organizing Map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229-246.認为智慧治理是积极主动和开放的治理结构，参与其中的行为体都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都能应对负外部性和摆脱历史路径依赖。

总体而言，治理转变是主流思想——它是让城市变得更加智慧的必备条件。但同时，对于它的疑问也是存在的：它是否是一直有效的？实际上有小部分的文章强调让城市变得智慧的办法仅需要把政府的基本项目做好。而我们认为，智慧城市治理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意识到，智慧城市治理可以从制度保护（传统的智慧城市治理）到制度转型（新型的智慧城市治理）进行评分。

五、智慧城市的合法性主张：

过程导向还是结果导向？我们的分析表明，一些作者偏向于强调城市治理中政策所产生的更优结果，包括财富、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层面，而一些作者则更强调公民参与以及更开放的参与形式。第一种视角主要将政府行为的内容作为政府合法性，而第二种视角则强调治理过程Scharpf F （1999） Governing Europe： Effective and Democrat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表3呈现了不同的合法性主张的视角，从表中可以得出，合法性的目的经常被提及，但是一旦被提出，它可被分类为 “过程导向”和“结果导向”。

在Lee等人Lee JH， Phaal R and Lee S-H （2013） An Integrated Service-device-technology Roadmap for Smart City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80（2）： 286-306. 的著作中，对智慧城市治理的合法性提出了最笼统的描述。他们强调，政府应该设计技术路线来支持未来的技术和公共部门，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从而提高政府的合法性。EnglandEngland P （2009） Managing Urban Water in Australia： the Planned and the Unplanned.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5）： 592-608. 提出更多关于如何提升生活质量的具体指示，他强调，政府应该设计一项政府补贴，用于基础设施领域（供水、电力系统、交通系统、城市基础设施等）、健康和创新领域。KourtitKourtit K， Nijkamp P and Arribas D （2012） Smart Cities in Perspective - a Comparative European Study by Means of Self-organizing Map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229-246.提出了前物质产出（财富）和后物质产出（健康和可持续）的观点。CaragliuCaragliu A， Del Bo C and Nijkamp P （2009） Smart Cities in Europe. Proceedings of the 3rd Central European Conference on Regional Science. Kosˇ ice， Slovak Republic， 48.等人补充道，合法性主张的目标还包括了实现城市居民在公共服务中的包容性。许多作者还提到了智慧城市治理的一般合法性，但KourtitKourtit K， Nijkamp P and Arribas D （2012） Smart Cities in Perspective - a Comparative European Study by Means of Self-organizing Map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229-246.强调说智慧城市必须符合历史的路径依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将分散的人口包容到城市（这也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面临的相同问题）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目标，但健康被公认是智慧城市更重要的目标。此外，一些城市还以城市人口所认为重要的因素来决定城市的合法性目标。在一些城市，艺术、文化可能被认为是智慧城市的核心，但在另外一些城市，更优的交通则可能是优先考虑的事项。这里的关键点是，尽管一些作者强调城市系统的背景特性Caragliu A and Del Bo C （2012） Smartness and European Urban Performance： Assessing the Local Impacts of Smart Urban Attribute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97-113; Giffinger R， Fertner C， Kramar H， Meijers E and Pichler-Milanovic′ N （2007） Smart Cities： Ranking of European Medium-sized Cities. Vienna. Available at： http：//www.smart-citie-s.eu/download/smart_cities_final_report.pdf ; Kourtit K， Nijkamp P and Arribas D （2012） Smart Cities in Perspective-a Comparative European Study by Means of Self-organizing Maps.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2）： 229-246.，然而“一個最好城市”这个概念在关于智慧城市的（科技）话语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在一些强调“智慧城市合法性的获得是一个过程”的文章中，权利和民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强调了公民和利益相关者在城市治理方面的积极参与，但这类型的参与不是政治性的。有些作者强调，当城市能够利用所有城市行为体的智慧来创造一个智能和自学的系统时，城市将变得更加智慧。Dvir和PasherDvir R and Pasher E （2004） Innovation Engines for Knowledge Cities： An Innovation Ecolog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8（5）： 16-27. 强调，政府应该为公民创造一个能动的环境，激發公民的智慧，激发他们交流智慧，激发他们创新。而创造这样一个环境则需要将开放的数据和智慧城市治理关联。

开放数据已经被广泛宣称为一种增强集体智慧的手段，企业、创新者、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可以从这些数据中提取价值从而创造智慧。然而，“智慧”并不意味着向所有人开放。Walravens Walravens N （2012） Mobile Business and the Smart City： Developing a Business Model Framework to Include Public Design Parameters for Mobile City Servic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7（3）： 121-135. 指出政府应该提倡开放数据，但是政府作为负责的主体应该仔细斟酌这些系统是否应该开放以及是否对那些参与者开放。类似地，BattyBatty M， Axhausen KW， Giannotti F， Pozdnoukhov A， Bazzani A， Wachowicz M， Ouzounis G and Portugali Y （2012） Smart Cities of the Futur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214： 481-518.指出政府必须去保护数据和模型的开发，确保在线可访性、机密性、知识产权、隐私等等。

这一讨论表明，智慧城市的观点可以通过强化结果来促进城市治理的合法性，也可以通过更民主的政府管理形式来实现。这一做法所蕴含的更重要的意义是：它不仅关乎财富，更是关乎可持续性;它不仅代表民意，更是鼓励公民参与。这双重合法性的主张恰好符合了InglehartInglehart R （1971）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 991-1017. 所定义的后物质的观点。Weggeman Weggeman J （2003） Controversie¨ le Besluitvorming. Opkomst en Functioneren Van Groen polderoverleg. Unpublished PhD thesis，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51.分析了这个理论并且强调了这后物质观点的两个维度：（1）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2）结构化与秩序。有意思的是，这种后物质价值观是带有一种技术性官僚的观点来倡导良好治理，同时它也倡导通过创新合作产生广泛的公共价值。

六、发展一个更全面的智慧城市治理视角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智慧城市和智慧城市治理视角的纷杂，当下关于智慧城市治理的讨论是相当混乱的。如果这些多样性的方法是基于有序的原则理解，那么这种混乱也会得到解决。

本文中我们讨论的第一个“困惑点”是关于智慧城市的技术和社会性质。我们的文献回顾表明很多刊物聚焦技术研究，另外一些刊物聚焦城市居民的教育研究，其他刊物则是将这些观点与智慧城市的社会与技术视角结合起来Caragliu A， Del Bo C and Nijkamp P（2011） Smart Cties in Europe.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18（2）： 65-82; Giffinger R， Fertner C， Kramar H， Meijers E and Pichler-Milanovic′ N （2007） Smart Cities： Ranking of European Medium-sized Cities. Vienna. Available at： http：//www.smart-citie- s.eu/download/smart_cities_final_report.pdf ; Nam T and Pardo TA （2011） Smart City as Urban Innovation： Focusing on Management， Policy， and Context.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pp.185-194. 。我们认为社会技术视角（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是最丰富的视角，它可以提供一个更技术性和社会性的分析视角Fountain JE （2001） Building the Virtual St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Orlikowski WJ （1992）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3：398-427.，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经验上理解社会技术的动态。我们认为需要对智慧城市进行更复杂的社会技术分析，以加强我们对社会/政府结构和新技术之间（字面和具体）互动的理论理解。

第二个“困惑点”是关于现有政府为了实现智慧城市进行结构转型的需要。文献回顾表明，一些刊物将智慧治理仅仅定义为智慧城市的治理，而另外一些刊物则视之为创新的决策方式、创新的管理方式，甚至是创新的合作方式。我们认为，聚焦于创新协作颇具吸引力，然而可能不适合智慧治理实践的研究。在智慧治理的实际分析中，我们需要分析转型的水平，然后将其与智慧城市的成功程度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无法假设更高水平的转型将会使城市更加智慧。基于这个层面而言，未来必须有更多的智慧城市治理的研究才能为智慧城市的政府结构转型框架提供一些启示。公共管理研究中关于转型的文献需与现实有更紧密的联系，需从传统公共管理向新公共管理转型Osborne SP （2006） The New Public Governance？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8（3）： 377-387; Torfing et al.， 2012.。通过对这些模型的实践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强智慧城市治理和协同治理之间的探讨Torfing JB， Peters G， Pierre J and So¨ rensen E （2012） Interactive Governance： Advancing the Paradi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三个“困惑点”是关于智慧城市治理的合法性主张。尽管很多学术文章强调了经济增长，但是大多数的智慧城市还是强调“后物质结果”（可持续性）和“后物质过程”（提升公民的参与度）作为政府合法性的依据Inglehart R （1971）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 991-1017.。然而，无论是可持续性还是公民参与议题都没有被上升到政治层面探讨，都只有仅仅作为“美好社会”愿景的探讨。智慧城市的政治性很少被讨论，因为它经常被当成“棘手问题”而非“推动发展”的问题看待。

关于智慧城市的学术研究综述表明，信息系统和电子政务研究的盲区和主观偏见性在不断地被复制到新的研究中，并且发展成新的智慧城市研究领域。针对此现象，我们对智慧城市治理提出了以下建议：

第一，将智慧城市治理定义为一个新兴的社会技术实践（socio-techno practice）。在最近的文献中，技术或者社会结构都被强调了，但缺乏对两者进行综合理解的视角，所以应该有“社会技术实践”视角的出现。近30年对政府技术的研究表明社会结构和技术结构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应该被纳入分析，从而形成对技术治理（techno-governance）的理论理解Fountain JE （2001） Building the Virtual St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Orlikowski WJ （1992）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3： 398-427.。

第二，关注城市治理机构的转型和保护。很多文献在关注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忽略了对组织和组织形式保护的探讨。政府技术的经典文章强调，政府技术主要是加强权力关系和价值分配Danziger JN， Dutton WH， Kling R and Kraemer KL （1982） Computer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这种权力的强化关系需要实证研究去证实它是否会发生在智慧城市实践中。

第三，评估智慧城市治理对经济增长和其他公共价值的贡献。一些评估智慧城市治理影响的文章缺乏对经济增长和公共价值观的评估。因此，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或者深入的定量比较研究来评估这两个目标的实现程度显得尤为迫切。

第四，分析智慧城市治理的政治因素。很多文章将智慧城市治理限定为技术事件或者是管理事件，潜在假设智慧城市能让每个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却忽略了对技术选择政治层面的探讨。WinnerWinner L （1986） 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經典著作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手工艺品也有政治。选择怎样的基础（技术）设施将对城市的能量效应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需要因地制宜的研究。

將社会技术协同作用从组织水平扩大到城市系统水平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同时也应该避免将技术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一刀切。对智慧城市治理的研究应该借鉴电子政务的成功因素Pardo TA and Gil-Garc′a JR （2005） E-government Success Factors： Mapping Practical Tools to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2（2）： 187-216.，基于现有的社会技术变革理论Bijker W， Hughes T and Pinch T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ountain JE （2001） Building the Virtual St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Orlikowski WJ （1992）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3： 398-427.，将智慧城市作为一个制度变化的复杂过程来研究Snellen ITM and Van de Donk WBHJ （1998）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n Information Age. Amsterdam： IOS Press.，同时，它也应该承认社会技术治理中的政治性de Wilde R （2000） De Voorspellers. Een kritiek op de toekomstindustrie. Amsterdam： De Balie. 。□

（责任编辑：杨仙丽）附录：文献样本列表（References used in literature review）

1 Alawadhi S， Aldama-Nalda A， Chourabi H， Gil-Garcia JR， Leung S， Mellouli S， Nam T， Pardo TA， Scholl HJ and Walker S （2012）

2 Alkandari A， Alnasheet M and Alshekhly IFT （2012）

3 AMETIC （2013）

4 Aurigi A （2005）

5 Baron M （2012）

6 Batagan L （2011）

7 Batagan L （2012）

8 Batty M， Axhausen KW， Giannotti F， Pozdnoukhov A， Bazzani A， Wachowicz M， Ouzounis G and Portugali Y （2012）

9 Beurden H van （2011）

10 Calderoni L， Maio D and Palmieri P （2012）

11 Caragliu A and Del Bo C （2012）

12 Caragliu A， Del Bo C and Nijkamp P （2009）

13 Chourabi H， Nam T， Walker S， Gil-Garcia JR， Mellouli S， Nahon K， Pardo TA and Scholl HJ （2012）

14 Coe A， Paquet G and Roy J （2001）

15 Cosgrave E， Arbuthnot K and Tryfonas T （2013）

16 de Wilde R （2000）

17 Deakin M （2012）

18 Dvir R and Pasher E （2004）

19 England P （2009）

20 Florida R （2002）

21 Fusco Girad L， Lombardi P and Nijkamp P （2009）

22 Giffinger R and Gudrun H （2010）

23 Giffinger R， Fertner C， Kramar H， Meijers E and Pichler-Milanovic′ N （2007）

24 Gil-Garcia R （2012）

25 Hollands R （2008）

26 Inayatullah S （2011）

27 Komninos N （2002）

28 Kourtit K， Nijkamp P and Arribas D （2012）

29 Kuk G and Janssen M （2011）

30 Lazaroiu GC and Roscia M （2012）

31 Lee JH， Phaal R and Lee S-H （2013）

32 Leydesdorff L and Deakin M （2011）

33 Linders D （2012）

34 Lombardi P， Giordano S， Farouh H and Yousef W （2012）

35 Malecki E （2002）

36 Nam T （2012）

37 Nam T and Pardo TA （2011）

38 Nijkamp P and Kourtit K （2013）

39 Odendaal N （2003）

40 Sauer SC （2012）

41 Schaffers H， Komninos N， Pallot M， Trousse B， Nilsson M and Oliveira A （2011）

42 Schuurman D， Baccarne B， De Marez L and Mechant P （2012）

43 Shapiro JM （2006）

44 Tapscott D and Agnew D （1999）

45 UNESCAP （2007， January）

46 Vasseur J （2010）

47 Walravens N （2012）

48 Washburn D， Sindhu U， Balaouras S， Dines RA， Hayes NM and Nelson LE （2010）

49 Willke H （2007）

50 Winters JV （2011）

51 Yigitcanlar T， Velibeyoglu K and Martinez-Fernandez C （2008）

收稿日期：2019-07-12

作者简介：阿尔伯特·梅耶尔（Albert Meijer）是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公共创新专业教授，欧洲公共管理集团电子政务常设研究小组的主席，主要研究方向是电子政务、透明、合作和智慧城市;曼努埃尔·佩德罗（Manuel Pedro Rodr′guez Bol′varis）是西班牙格兰纳达大学教授，出版了多本著作，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包括公共資金和管理、政府信息季刊、公共行政和发展、在线信息评论、国际行政科学评论、美国公共行政、行政和社会等;谢嘉婷（译），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国际法硕士;翁士洪（译校），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原文载于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6， 82（2）： 392-408.

①United Nations （2011）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1 Revision.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world-urbanization-prospects-the- 2011-revision.html.

作者：阿尔伯特·梅耶尔 曼努埃尔·佩德罗

第三篇：城市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关系

摘要：城市經营是城市政府的特殊经济职能，而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则不仅包括城市经济方面，也包括城市政治、社会等方面。但就城市经济方面而言，城市经营是确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并整合营运城市内外资源实现该目标的经济活动，城市治理是协调不同主体确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战略导向的经济活动，城市管理则是为了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目标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任务导向的经济活动。城市经营可视为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交集，既包括确立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治理，又包括为实现城市经济战略目标的管理，但关键是确立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关 键 词：城市经营；城市管理；城市治理；战略导向；任务导向

城市经营在近几年成为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由于对城市经营内涵的理论探索不够全面深入，对城市经营的片面理解[1]，使城市经营的理论研究出现了一定的混乱，特别是没有从理论上厘清城市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关系，从而使城市经营实践也产生了种种片面性，甚至只讲城市经营，不讲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

一、“城市经营”的本质

要正确界定城市经营的内涵，关键在于正确把握“经营”的本质。一般意义上的经营，是通过运筹、谋划、算计，以求达到一定目的的活动过程。[2]现代经营的概念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密切联系的，强调的是以获取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一种经济活动。在企业经营管理理论中，经营是有效利用资源为实现企业目标对企业有关重要的生产和技术经济活动进行运筹、谋划、管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企业经营的目标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被假定为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但是这种对“经营”内涵的理解还不全面。

梁兴辉在论述城市发展战略时，对“战略”的论述也许能使我们对“经营”的本质有更全面的理解。他认为“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或总产值最大化。城市发展战略正是以理性的力量为基础，追求城市总体福利的最大化。但不同的是：在经济学中，理性是作为假设而存在的；在战略学中，理性正是需要运用并发挥到极致的。战略之为战略，就是要发挥理性的力量，重新认识约束条件，改变约束条件以实现总体效益的最大化，即城市发展战略不仅要在约束中追求最大化，还要追求通过理性来突破和超越这些约束，实现城市整体效益的最大化。”[3]这实际上指出了经营(经营的核心是战略)的本质是不仅要考虑约束即企业、城市等组织的内部资源约束，在这些约束下去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或城市产出最大化，更为重要的是要发挥理性的力量“突破和超越这些约束”，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或城市产出最大化。战略的本质是后者，是“根据组织内部资源的优劣与外部环境特征(外部资源)状况运筹、谋划组织的经济目标”。这种“运筹、谋划”就是要提高企业或城市等组织内部的效率，使既有组织资源的效益最大化；这种高效的内部资源配置通过市场的竞争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流入，从而突破和超越资源的约束，这就是战略的本质。而“战略”是经营的核心，即“经营”首先就是要确立企业、城市等组织的经济目标，即“战略”；其次，经营还有另一个方面，即通过组织内部的行政权力和组织外部的市场整合，运作城市内部与外部资源，以实现企业或城市等组织的利润最大化或产出最大化的目标。

综上所述，“经营”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营是通过对组织内部资源状况与外部环境特征运筹、谋划确立组织的战略目标，并通过对组织内外资源的整合、运营以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的经济活动”。这个内涵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确立战略目标，这是经营的核心；二是实现战略目标，这是经营的实施过程；三是经营的着眼点是战略目标，因而是有战略导向的，但经营还必须通过将战略目标分解为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任务，并通过组织的内部机构整合、运营内外资源完成任务，达到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此即为组织的内部管理。因此，经营也包含了提高效率和任务导向的管理。

在准确把握了“经营”的本质后，“城市经营”可界定为：“城市经营就是通过对城市系统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的分析，运筹、谋划确定城市的经济战略目标，并通过对城市系统内外资源进行整合、运营以实现城市经济战略目标的经济活动。”在这个定义中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本质特征：

首先，这个内涵界定强调了城市经营的首要任务是根据城市系统的内外条件确定城市经济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的本质在于打破城市既有资源的约束，吸引、集聚城市的外部资源，使城市产出最大化并因此达到政府租税最大化的目标。其次，在这个内涵界定中强调为了实现城市的经济战略目标而对城市内外部资源进行整合、营运。即是说，城市经营的战略目标确定后，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营运。最后，这个内涵界定将城市经营看作是确定城市(经济)战略为导向的“运筹、谋划”活动与为实现战略目标的任务导向而进行的对内外部资源的“整合、运营”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但确立城市战略目标是城市经营的重点，“整合、运营城市内外部资源”是实现城市战略目标的手段。

二、城市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关系

城市经营就是通过对城市内部资源的优劣和外部环境的特征的运筹、谋划，进行城市经济的战略目标抉择，并通过整合、营运城市内外资源以实现城市经济战略目标的经济活动。其本质就在于突破和超越城市资源的约束，追求城市产出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因此，城市经营的本质是战略导向的，但也包括将战略目标分解为城市内部各部门、各层次组织的任务，并以任务为导向提高城市各部门、各层次组织效率的城市经济管理活动。

下面分析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两个概念的关系，并通过这两者的关系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经营的内涵及其本质。为此，先从有关公司管理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理论分析，使用类比推理的方式来说明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的关系，从而论述城市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关系，最后从城市经营、管理、治理的目标分析三者的关系。

（一）从公司管理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看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

于东智等认为，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并不等同[4]。公司治理问题所要研究的并不是指一般的公司管理问题，比如就一项重大决策来讲，其程序包括：（1）提出动议；（2）批准；（3）执行；（4）监督和奖惩。其中，（1）（3）是管理性决策，归经理掌握（管理）；（2）（4）是控制性决策，归所有者掌握（治理）。

治理的作用在于如何有效地抑制代理成本，解决董事、监事、经理的选择与激励问题，实现公司科学化决策，并使公司的利益相关者都得到公正对待，它并不涉及公司具体业务的经营问题。如果说公司管理是关于经营业务，那么，治理则是确定怎样才能进行恰当的经营。治理与管理的区别表现在：

（1）治理的中心是外部的，管理的中心是内部的；

（2）治理是一个开放系统，管理是一个封闭系统；

（3）治理是战略导向的，管理是任务导向的。

一言以蔽之，治理关心的是“公司向何处去”，而管理关心的是“使公司怎样到达那里”。

公司治理的无效必然导致公司管理的无序（我国许多上市公司就因为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而使公司管理混乱，最终使侵害股东权益之事泛滥）。公司治理行为是确定公司目标、界定经理人员的权力与责任并进行有效的监督，公司管理行为是经理人员行使决策权和控制权并对公司进行管理，二者的交接点是战略管理的研究领域（见图1）（Tricker,1984），而战略是经营的核心。公司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公司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奔向目标。

圖1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关系

资料来源：Tricker: Corporate Governance. Gower Publishing House,1984。转引自李健著：《公司治理论》第1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的关系与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关系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

1．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与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不同表现为：

首先，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涉及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这些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而公司治理与管理虽然也涉及到政治和社会责任等方面，但其主要内容是经济的目标。因此，接下来我们对城市治理与管理的论述也先抽出城市经济的治理与管理，并从中推演出城市经营与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的关系。对于城市政治、社会的治理和管理与城市经营的关系不作深究。

其次，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关系和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关系在纵向结构的拓展上有所不同。公司是一种法人组织，其经济的内外部关系是独立的。因此，其治理和管理的位置明确，但城市即使就经济关系来说也很复杂。城市作为一种行政区域组织，在“维护市场经济的联邦制”或集权与分权相统一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的硬约束下，它虽然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无论从城市的角度还是从城市政府的角度看，城市（或城市政府）的经济活动都会不同程度依赖于中央及其所在的更大行政区域经济的影响。因此，城市层次上是战略导向的城市治理问题在更大的行政区域内就是任务导向的内部管理问题。所以，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在把城市当作固定的封闭系统时，治理与管理是固定的，但当把城市视作更大行政系统的一部分时，其治理就变为更大区域的内部管理了。因此，城市治理在确立城市经济战略目标时不仅要考虑城市的经济目标而且还要将上级行政区域的经济目标视为一种任务。故城市治理在城市层次是战略导向的，在更大层次上则是任务导向的，是管理。

2．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与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相同表现为：首先，当我们撇开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政治、社会方面的内容，仅考察城市经济的治理与管理时，城市与公司在治理和管理上的内容就有很大的相同；其次，当我们把城市视作经济上的一个“法人”，撇开上级行政区域的指令（事实上，在现代的“维护市场经济的联邦制”或“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准联邦制”条件下，这种假定有其合理性），仅把上级行政区域视为一种外部利益相关者时，则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与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又十分相似。

（二）城市经营与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关系

类比图1，我们得到城市治理、城市管理与城市经营的关系图2。根据城市内部的经济管理结构，我们来分析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关系，并从中推演出城市经营的概念内涵。

图2城市治理、城市管理与城市经营关系

城市经济治理行为主要是通过协调城市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确立城市的经济战略目标，并通过政治机制与行政委托的方式，建立委托人(城市利益相关者)与代理人(政府)的激励契约。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确定城市的目标；（2）界定市长或城市经理（城市经营者）的权力与责任；（3）有效的监督。

城市管理则是确立城市经济战略目标并将城市的经济战略目标分解，确立城市各级组织的任务，并通过公共资源的配置与私人经济的耦合，达到整合、运作城市内外资源有效完成各级组织的任务，从而实现城市经济战略目标的行为，具体可以分为：（1）市长或城市经理（北美等国家的中小城市大多数都采用城市经理制）提出城市经济战略目标动议；（2）市长或城市经理等行使决策权利和对城市经济的调控权[5]；（3）城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对城市内部经济的管理。从中可以看到，城市治理规定了整个城市经济运营的基本网络框架和城市经营的经济战略目标；而城市管理则是在既定的城市经济运营框架下，整合、运作城市内部资源以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交接点是城市经营战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城市经营的核心。从三者关系的角度来说，狭义的城市经营是通过城市议会或城市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公司的董事会）和市长或城市经理为代表的城市政府（相当于公司的经理班子）确定城市经济的战略目标，并由城市政府对城市内外资源的整合、运营实现战略目标的经济活动；广义的城市经营则包括整个的城市内部经济管理和城市经济治理。从图2中的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两个三角形可以看到，城市经济管理由下而上经营性增强，由上到下则管理性增强；城市治理的倒三角形则表明，由上而下经营性增强，由下而上则治理性增强。狭义的城市经营主要是指城市治理与城市管理的交叉范围；广义的城市经营则包含了整个城市经济治理与城市内部经济管理(但未包括为实现国家或上级行政区域经济目标分解为城市任务目标的城市经济管理)。同时，图形也表明了城市治理是战略导向的，城市管理是任务导向的，而城市经营则既包含战略导向的治理又包含了任务导向的管理，城市经营的核心是城市经济战略的确立。

（三）从经营目标、管理目标和治理目标来看城市经营、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的关系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的目标就是在既定的约束下最大化效用或利润，是一种在约束条件下的选择问题以使行为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这种选择没有考虑行为者试图打破约束的行为，而打破约束追求最大产出或利润正是经营者要追求的目标。经营者（私人企业家或公共企业家）既要考虑已有的约束条件，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内部优势和外部环境特征，抓住机遇进行战略抉择，打破既有条件的约束，获取更多的资源，追求更大的价值目标。管理则是任务导向的，是通过对战略目标的分解以任务的形式激励组织内部提高效率完成任务目标。而治理则是消除组织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冲突障碍，使利益相关者的激励相容、目标一致，是协调利益相关者，特别是组织内部利益相关者（股东、职工、居民、经营管理者等等）以使他们的目标一致，减少内耗，吸引外部利益相关者（顾客、投资者）的资源流入，产出组织的聚集效益、规模效益，使组织（企业、城市等）的价值最大化。因此，城市经营、城市管理、城市治理在城市经济目标上是一致的，城市经营是通过战略抉择并通过规划设计、组织运作内外资源实现城市的经济目标；城市管理则是通过分解组织目标，以任务导向提高效率达到高效实现城市经济目标的经济活动；城市治理则是通过对城市政府、城市居民、市内公共企业、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内部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协调和对外来投资者、城市旅游者、跨国公司、上下级政府、区域内外其他城市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协调，激励所有利益相关者，消除城市内外部的不利因素，实现城市经济目标的过程。经济学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效用或利润、价值等则是为城市经营、管理、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使城市目标的实现建立在可靠的理论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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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伟. 以城市土地资本化推动城市经营问题的探讨[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3）.

[2]朱铁. 城市现代化研究[M].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324~325.

[3]梁兴辉. 关于城市发展战略的思考[EB/OL]. 中国社会科学网，转引自《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rc.org.cn/yjwx.

[4]于东智. 公司治理[M].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5]李壮松. 美国城市经理制——从历史到现实的综合考察[R].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72.

责任编校：史言信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黄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