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环境法论文

摘要：在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环境法律移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环境法律移植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可行性，其带来的环境制定法与传统法文化不兼容问题，造成了现行环境法律民间运行效率不佳的现状。传统的法文化应当得到传承，而長期不被关注的环境习惯法恰好承担着这一作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价值观环境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价值观环境法论文 篇1：

浅议环境法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环境法

[摘 要]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恶化的趋势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环境问题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环境问题一直得不到妥善处理主要是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做保障，没能使环境保护以更大的力度深入社会生活，因而加强环境法的社会性、并实现社会化的环境法是很有必要的，文章主要对环境法的社会属性以及生成、环境法社会化的内涵和两个走向、社会化环境法的发展进行分析。

[关键词]浅议；环境法；社会化

一、环境法的社会属性以及生成

人类文明的演变和发展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历程，环境法的变革也相应的历经了由农业社会环境制度到工业社会环境制度再到信息社会环境制度的发展，在环境法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其法律制度、法律原则、法律目的、法律功能也得到了不断地变革与调整，这也使环境法的法律属性发生了演变与进步。当前国内外一致认为环境法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体系，环境法也应该作为一种专门化的学科，并使对其的研究与其他门类法律形成区别，使其具备独立的理论、方法和价值观，对于环境法属性的界定也产生了多种说法，但随着环境法与社会生活的不断融合，已经不能再以单一的公法和私法对其界定。

法律演变和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也不在于司法判决和法律科学，而应该是社会本身，环境法的生成与演变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将环境法列为私法，则与私法的自治原则产生矛盾，与私法公正、平等、自由的原则相违背，如果将环境法列为公法，就为公权无限制进入私法领域提供了合理的理论依据，从而有可能使公民权利、社会自由遭受威胁，而将环境法纳入到社会法体系，就既可以保证私法自治上的个人权利，又可以阻止公法对司法领域的过多干预。这就为环境法社会属性的生成提供了依据，对环境法社会属性的合理运用，可以促使环境立法更加先进和更加完善，这不仅为环境法的社会化调整提供了更多空间，还能促使环境保护协议、公众参与、环境信息公开的有效使用。

二、环境法社会化的内涵和两个走向

（一）环境法社会化的内涵

每一个领域的法律都有其特殊的法律社会化特点和方法，环境法社会化作为一个开放性概念，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

其一，从环境法的运行上看，环境法社会化就是通过环境法对社会主体的监督和制约达到环境善治和环境法制的目的，它强调以动态化的角度对环境法开展实践性考察，它所包含的环节主要是环境立法、环境守法、环境执法、环境法律服务、环境司法、环境法律监督。

其二，从环境责任和义务上看，环境法社会化要求突破个体责任的局限性，采取社会群体共同分散风险和承担风险的复合机制，寻找环境责任和环境损害社会化的救济方法，以此彰显环境法对社会利益的保护。

其三，从环境法的价值追求上看，环境法律的社会化实现了其价值追求由个人本位往社会本位的演变，我国法律明确作出了公益诉求的规定，在这一趋势下，推动社会环保组织和加强环境司法社会群体的公益性诉求，就成为今后环境法的重大发展趋势。相关专家也曾提出，环境法的运行不能单纯依赖强制性行政手段，更重要的是加强对社会机制的调整，并使其充分融入到环境资源法和环境管理中去。

其四，从环境法的实现情况上看，环境法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要实现环境法规范向人的行为模式和法律意识的转化，也就是说要实现环境法律的现实化，即强调并重视环境法的可操作性以及实施、执行和效益。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表现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下，以市场或者是其他共同协商的方法作为主要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使各个层次的决策权、参与权、利益和价值都能够得到充分尊重，并使社会环保组织发展为环境控制的中坚力量。

其五，从环境法的具体内容上看，可以将环境法的社会化划分为生态保护法的社会化、自然资源法的社会化、危害环境犯罪制裁法的社会化、环境侵权救济法的社会化、污染防治法的社会化。有些学者认为由于自然资源具有社会属性的性质，就使自然资源法产生了由直接责任向间接责任、个人责任向社会责任转变的趋势，而且这些转变趋势都直接表现出了自然资源法的社会属性，这也证明了自然资源法社会化观点的正确性。

综上所述，通过对环境法社会化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与阐述，它的内涵应该是以社会化为基础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这一范围的，即对环境法社会化的界定不能简单以环境法价值和规范的转变来界定，而应该着眼于整体社会，以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并追求社会总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保持社会总体发展的平衡，保证社会总体效益的提高，环境法的社会化能够促使环境法实现结构性变革，有助于环境法在法律层面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二）环境法社会化的两个走向

以生态文明的视角来分析，由于环境资源自身具备公共性和社会性的特点，环境社会是在社会人执行环境法的过程中形成的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环境社会的运行概念应该划分为社会环境化与环境社会化的互动过程。

社会环境化还可以称为社区生态化和社会生态化，要求社会主体的举止行为应该遵循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规则与方式，并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这就要求环境法对各个社会主体的义务和权利进行细化，使社会主体充分感受到法律与自身利益的紧密联系，还要使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以没有摩擦与相互协调的方式得以共存。

环境社会化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和环境行政机关应该共同构建有利于社会经济进步的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就要求环境保护规范应该融入并渗透进社会运行的过程、机制、方式中，环境社会化应该以保证环境保护朝着日常化、生活化的方向发展，并能为社会公众所感知、经历、参与、检验，它强调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包容性发展，并突出环境保护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体对环境社会化的广泛参与，有利于促使社会公众意识的表达和国家权利的转移分化，有利于从根源上改变国家政府的地位与角色，促使政府通过增加社会福利、整合社会资源、提升执政能力等方式，实现利益均衡分配，并促使统治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的转变。

当前环境法的调整机制受到个体中心主义、利益限制中心主义、制定法中心主义、命令控制中心主义、末端应对中心主义的影响较大，极大地影响了环境法的实施和运行效果。如果环境保护与社会本位主义思想脱节，或者是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那么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将沦为纯粹的经济掠夺，而经济发展为环境带来的不良后果却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强势群体的自然观和环境观通常都不能对弱势群体的发展与生存给予应有的人文关怀和关照，社会群体利益分配的失衡终将演变为人与自然的失衡，从而使人与自然在背道而驰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就导致了环境成为强势群体的专属品，不断为其赚取利益，而环境污染的恶果却需要由弱势群体来承担的现象。并且弱势群体在遭受生存环境恶化、贫困无助困扰的同时却得不到应有的社会补偿，尤其是对于存在地方主义保护的地区，为追逐经济利益不惜牺牲环境资源。

三、社会化环境法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在环境事件和环境问题大爆发的紧张阶段，虽然这些年以来国家对环境保护问题一直高度关注，环境政策和法律也得到了不断发展与健全，环境立法、司法、执法也引起了多学科的普遍关注，各领域对环境法的研究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在大量环境保护相继出台的情况下，环境污染问题也呈现出迅速恶化的状况，而引发这种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的环境法是由官方强制力量推动和主导的，最多也只是构建了一套个人义务或公权力体系，并没有充分建立在理性化和社会细化的基础上。

环境法的法制化并非简单颁布法律规范、建立法律体制的过程，而是以形成法律实效和社会秩序为重的复杂过程，我们所强调的法制建设重在社会，就是说应该把环境法制建设从理论转向实际，应该把人文关怀放置于全社会，进一步增进社会福祉。从环境法建设的整体经验来看，其发展背后还隐藏着诸多的隐忧与悖论，一系列环境法律的推出着实令人感到欣慰，但其执行过程的艰难与坎坷又不禁令人担忧，一度遭到漠视的环境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重点问题。

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环境法制建设的重点已经从立法逐步向执法转变，以往对环境法的研究大多以法制建设的内部因素为视角，采用的是传统单一的分析方式，多套用现成的理论和方法，缺乏对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运用。注重实践性的环境法建设应该采用内外视角相融合的研究方法，走出环境法的内部局限，从它以外的法社会学和社会学来分析、思考、观察它的发展，并把它放在社会转型的总体背景中，观察社会转型和环境法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社会转型给环境法发展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要挖掘出社会转型期背景下的环境法发展基础，并探索出环境法的运行状况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社会化的环境法注重执法的实践性，因而应该将法制建设与社会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法律是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把它重新放置在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才能使其充分发挥其活力。所以，环境法不应该仅仅是法律条文中的法，还应该对社会生活产生实实在在的支配与指导作用，使其充分融入到社会生活方式中去，并逐步演变为社会主体的行为习惯，这也就要求对环境法的研究中心应该从静态的、单一的规范转变为动态的、综合的机制，以此实现其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对环境法社会化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是说社会化环境法或者是环境法社会化就能使当前我国存在的环境法制问题和环境治理问题的解决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环境法社会化的开展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只有在不超越该限制并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环境法社会化不上正常运行的轨道。这就为社会主体、企业等社会人提出了更多而且更高的环境保护义务，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尽可能的实现环境保护义务和权利的关系对等。环境法社会化建设还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较成功和较先进的经验，以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为指导和参照，充分结合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保护、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环境守法、环保成效的发展情况，并注意融入对我国社会主体道德情感和法制意识的考量，着眼于我国最典型的、最突出的环保问题和环保事件，加大对环保问题的关注程度和治理力度，以此构建促使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的局面。

环境保护利国利民，尤其是在当前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的国际环境，以及空气污染、水污染、河流污染等国内环境问题的困扰下，加强全体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将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局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以期通过上述对环境法社会属性以及生成、环境法社会化的内涵和两个走向、社会化环境法的发展的讨论，能切实为营造环境法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环境法提供有用的线索。

参考文献

[1]陈真亮.论环境法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环境法[J].清华法治论衡，2013，03：129-142.

[2]张甲娜，周丹，许羚懿.环境法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环境法探析——从环境法侵权救济的社会化谈起[J].农业环境与发展，2013，03：18-21.

[3]陈方淑.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0.

[4]李培良.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研究[D].华东政法学院，2005.

[作者简介]顾世华（1970-），内蒙古通辽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教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环境法。

作者：顾世华

价值观环境法论文 篇2：

环境法律移植本土化问题研究

摘 要：在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中，环境法律移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环境法律移植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可行性，其带来的环境制定法与传统法文化不兼容问题，造成了现行环境法律民间运行效率不佳的现状。传统的法文化应当得到传承，而長期不被关注的环境习惯法恰好承担着这一作用。在环境法律移植这一过程中，发挥环境习惯法的作用，弥补移植的制定法之不足，在移植的基础上实现与本土资源的融合，才能真正实现环境法的“本土化”。

关键词：环境法;法律移植;本土化;习惯法

学界认为，本国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可以采取三种方式：其一，将本国的立法经验作为基础，将外国立法经验作为参考并加以吸收;其二，在本国立法过程中并不直接吸收外国立法经验，而是将之作为比较和论证的依据;其三，从内容、结构、形式等方面都借鉴外国立法。法律移植通常是指第三种方式，它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历史传统相似、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近的国家在调整社会公共事务、经济文化事务方面的法律借鉴。根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立法经验，可以这样说：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法律移植这一路径。环境法这一部门法，其综合性、社会性、技术性、共同性的决定了它在各国没有较大文化隔阂或技术差异的情况下，能够被互相借鉴、学习。因此，移植外国环境法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使然，也是全球环境唇齿相依的特点使然，对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创立和发展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并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由于主体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法律移植后经常面临着实施难的问题。“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因此，对外国环境法律的移植必然伴随着本土化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应注重本土法文化资源的利用，立足中国文化和国情现实，使移植来的法律更好的调整环境法律关系。

一、环境法律移植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法律属于“外援型”法律，现代法治的理念源自于学习西方的法治经验。我国的传统法律思想旨在维护政治稳定和整体社会利益，对于个人价值并不重视，因此为了维护整体秩序，个人利益常常要给整体利益让位。在近现代，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一再变法革新，接受与本国传统法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法治思想，不断否定历史、批判传统。当然，环境法律移植有其独特的基础和动力，对我国环境法的发展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国环境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古代环境法时期、近代环境法时期和现代环境法时期，古代环境法时期是指鸦片战争以前的环境法制，对应于农业社会;近代环境法时期主要指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的环境法制，与近代中国一定工业化萌芽但仍主要属于农业社会的“双半社会”对应;现代环境法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环境法制，对应新中国成立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然而，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三个发展阶段与西方环境法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阶段的划分标准并不一致。近代中国的法制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发生了断层和裂变，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发展进程大大加快，法制也表现出“浓缩式发展”的态势，环境法落后于世界环境法的发展，具有后发性。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人类生活对环境的影响日益扩张，环境问题呈现出区域性、全球性特征，各国共同面对、共同解决环境问题成为了唯一途径，由于环境法在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性，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环境法律体制的借鉴、吸收成为大势所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通过借鉴、学习、吸收外国先进环境法理论成果，结合自身实际运用，中国的环境法学有了长足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法体系，因此在我国，环境法律的移植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环境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分析

对于环境法律移植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可从环境法自身的内部原因和对于环境法律移植起推动作用的外部原因两个角度展开。

（一）内部原因

其一是环境问题本身具有共同性。全球化主要指世界经济逐渐趋于一体化以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增长、南北经济差距[]等问题上，其中环境问题尤为重要。环境问题的凸显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现代意义的环境问题始于工业文明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与利用，分为局部性、区域性和全球性三个层次，部分环境问题演变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若任由局部性环境问题演变下去，带来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这是是某一国家、个别地区不能单独应对的。

其二是各国在针对环境问题立法时具有理念上的共同性。传统法秉持着“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更注重人类利益，过去的环境立法以这种价值观为指导，即便言及环境保护，终究还是以维护人类在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利益为最主要的目的。在全球化视角下，各国对传统法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支配环境立法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反思，在立法上着重强调生态利益，与其他国内部门法相比，环境立法将生态利益放在首位，追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具体表现在：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并对其进行保护，强调人类的“共同利益”，保护“人类的共同遗产”，“时代间衡平理论”。因为地球的生态系统不会因为国家的疆界、地理位置而发生改变，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认知的不断加深，其环境立法理念必然会发生从“人类利益中心主义”到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变化，即立法理念的趋同。

其三是针对环境问题，各国在法律的解决方法上具有共同性。随着环境问题逐渐呈现出全球化的演变态势，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也渐渐演变为需要全球通力合作，共同面对环境问题、协调各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的国际机制应运而生，并由此产生了《关于特别是水禽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等对应解决全球化环境问题的十大条约，这些条约提供了原则化的调整方法、生态化的理念并将调整范围扩大到全世界。

（二）外部原因

其一，环境法治建设需要进行法律移植。如前所述，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具有后发性特点：即其发展始于新中国的成立，落后与发达国家环境法的发展，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法立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回顾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环境法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法律移植是建立起我国现有环境法体系的主要路径。至今已经基本完善的我国环境法学体系及其学科建设，与环境法律移植密不可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这说明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我国的环境法律移面对的重大机遇，应当把握好这一次的机遇，对于环境法律体系作出客观评价，对于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法规进行及时的调整，针对影响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法律实施的深层次矛盾，制定并实施健全中国环境法律体系的规划。

其二，国内环境法与国外环境法之间的协调需要法律移植。国际环境法和国内环境法是地位相同、没有效力高低之分且互不隶属的，这是由于二者有各自独特的渊源、主体和实质。虽然如此，国际环境法和国内环境法却是紧密相关甚至相互渗透的，二者会通过移植等方式相互转化。由于环境问题的共同性和各国针对其解决方法的共同性，使得与国际环境法精神与手段相协调一致的国内法成为必须。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协调国内环境法和国际环境法，法律移植則是一条必由之路。

其三，环境法律移植能够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我国在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后率先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阐释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衡量标准有三，即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在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影响下，我国环境立法进行了变革与创新，同时环境法律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相应变化，如协调发展原则就否定传统发展思想中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的做法。人类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先进的国际环保理念，应当为我国所用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同时欲达到保护生态整体价值的目的，这其中少不了法律移植。

三、环境法律移植本土化问题

法律的本土化是与法律移植相对应的概念，人类学家林顿提出了“本土运动”的概念，它是指“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法律的本土化作为法律发展的一种思潮，在全球范围内有三种表现形式：复兴传统文化、利用本土资源和外来法的本土化改造。

（一）环境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关系

从系统论的角度开看，一个运行合理的社会系统，在受到外界环境激扰或与其他不同社会系统进行信息沟通时，因为其系统本身的自主性，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会对信息进行识别并相应的对自身内部结构作出一定改变，这些改变会融入原先的系统，成为整个系统的要素。系统的运行包含着其要素的运行，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能否合理运行共同决定着整个系统能否良性运转。我国的环境法律在短时间内建构并经过大量法律移植，作为本土法律系统的要素之一，不能与系统进行良好的信息交流、结构适应等因此出现了与本土法不兼容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环境法律移植与环境法律的本土化并不是两个处在对立面的概念，“本土资源”的提出仅仅是在法律移植的背景下，为了强调移植来的法律与本土实际相融合具有一定难度，相反，对本土资源进行强调，能够让国家认清本国国情现实，从而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作出更准确的决策。法律移植的完成并不是在国家颁布法律，相反这一节点恰恰是法律移植的开始，需要我们从本土法律系统的视角下对移植的法律进行观察、试错、修正，最终使其与本土法律体系契合。

（二）发挥环境习惯法的正向作用

环境法律移植本土化包括对传统本土环境法律的继承和与习惯法价值的契合。环境法律移植为我国现行环境法体系的建立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由于“原生的法律技术总是和各个民族群体的方式文化和意识形态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但与法律技术手段的易于转让相比，不同民族群体的传统法律心理则很难沟通与移植”，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存在着外生性规则与本土性供给之间的断裂，在法律一元的大环境下，“国家公权力对现代环境法进行强势推进的同时，现代环境法的民间运行却呈现出极其微弱甚至无效率的窘境。”因此，发挥环境习惯法的正向作用，对于将移植来的法律进行本土化的工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首先要对本土法文化进行重新汲取和建构。由于我国现代环境法发展的后发性，现有的法制体系与中国的本土法文化近乎决裂。为此，应该走一条重新发掘与汲取中国法文化中的合理部分、重建中国法律文化和制度的“主体性”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重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面貌，更精准的回避西方法文化的弊端，回归以维护自然秩序的和谐为目标的中国法文化传统。

从历史角度来看，法文化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若法文化能够得到良好的传承，则社会秩序将会稳定，若法文化受到激扰或重建，社会秩序将会紊乱、动荡。环境习惯法承担着中国传统法文化载体与符号的角色，具有承载法律文化秩序的功能。在中国环境法领域，环境习惯法虽然长期不被重视，但多年来一直默默传承着中国法文化，其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内在契合性必然能够发挥本土法文化的秩序功能，弥补环境制定法由于大量法律移植造成的与传统法文化断裂引起的规制缺陷。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环境法制度建设不能完全排斥外来法，但历史传统和客观现实是环境立法、执法和守法绕不开的本土资源，发挥环境习惯法的正向作用，调和外来法与本土法文化之间的矛盾，实现调试和改造，使环境制定法能够更加为中国民众所接收。

参考文献：

[1]谷安梁主编：立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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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国宏.全球问题与全球化[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6）：12-15.

[4]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6.

[5]张冠梓：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4.

[6]郭武：环境习惯法的现代价值研究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主要场景的展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30.

作者：裴蕾

价值观环境法论文 篇3：

论我国环境立法价值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摘 要：在我国环境立法不断补充和修改的过程中，理论上我们可以看出环境立法目的所涉及的是我国环境法制定过程中的环境立法价值体系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环境立法的价值体系如何配置，是强调环境公平还是效率优先、是追求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我国环境法价值的好坏以及实行中所获成效的大小。通过探析我国环境立法价值体系的配置，阐明价值选择对我国环境立法的重大意义，并通过分析环境立法过程中的价值冲突问题及如何协调我国环境立法的价值冲突，最终提出实现我国环境法质的提升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环境法价值;环境立法的价值冲突;公平价值;效率价值

价值是指一客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法的价值作为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基本板块之一，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对于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即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法的价值内涵具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法律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二是指法律能够促进哪些价值;三是指当发生价值冲突时法律依据什么标准做出评价和取舍。环境法作为部门法之一，对其价值的研究是以对法的价值的深刻研究和理解为前提的，同时又和其他部门发的价值理论是相互关联的关系因此，环境法的价值也必须遵循这个规律，通过对环境法立法目的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环境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人类与环境的和谐持续发展。

研究我国环境立法的价值合理配置的问题，首先我们应当明确树立一个观点，即由于环境法就有自身的调整对象和立法理念，因此环境法的价值体系具有特殊性。虽然环境法作为部门法具有法的价值的共性，但是环境立法的目标在于在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一种合理的价值关系系统，在遵循客观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传统的环境法学理论研究人们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和生态中心主义观这两种错误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认为环境立法的价值目标在于让自然无条件地为人类服务，在这种理论下自然单纯地成了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手段，它违背了客观自然规律，忽视了自然公平，抹杀了自然对于平衡生态的巨大价值。在这种思想观念下自然界只是作为以人类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中的客体而存在的，忽视了自然对人类所具有的维持生态平衡的价值。于是在这种以人类利益为中心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人类为了发展掠夺性的向自然界索取能量和资源，盲目的追求效率却忽视了公平，最终造成了环境严重污染、地质灾害频繁、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自然解读人类的惩罚，我们首先应当在环境立法阶段做出思想和理念的觉悟，我们应当明确环境法的价值内涵，其不仅包括环境立法应当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价值，而且还包括环境立法应当满足自然需要的价值属性，即环境法对人和自然都应当具有积极意义。

每一部法律的产生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在立法阶段该部法律的价值取向问题。我国环境立法必须实现环境法的价值体系的合理配置，环境法价值体系是一个由多种价值构成的具有多层次性的价值体系。环境立法的价值选择具有时代性，是人类在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此，环境法的价值体系的内容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这是一个新旧价值交替的过程，是高位阶价值取代低位阶价值的过程。环境法的价值取向具有相对独立性，即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人群具有属于自己异于其他的价值体系。经过数十年的法律完善，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指导，以《中华人们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具有一定体系的环境法法律体系。

由于环境立法价值理念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基本构建起了以环境公平、环境效率、环境自由、环境秩序、环境正义等为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并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法价值体系。我国环境立法价值体系的内容具体体现在平衡环境公平与环境效率的关系方面，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之上，将环境公平的价值作为人类活动的主导价值，树立公平价值优先于效率价值的立法价值理念、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一元价值观，树立代际公平观念、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以环境正义价值与环境秩序价值为指导来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法的价值冲突是立法过程中不同价值之间选择的重要内容，由于环境立法具有自身的价值主体和价值目标，因此环境法的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科学分析和协调环境法价值体系出现的价值冲突有助于价值冲突问题的良好解决，协调好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关系又会保障环境法的顺利有效实施。相反，就会造成立法成本的浪费。环境法的价值冲突具体表现为环境公平价值与环境效率价值的冲突。公平与效率都是法的基本价值，二者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价值问题是立法阶段首要解决的问题，为了使得我国环境立法不断加以完善，立法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环境法价值冲突问题。

环境法价值体系是一个由多种价值构成的价值体系，其中环境公平价值与环境效率价值作为环境立法基本价值选择，二者对于环境法价值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及时有效的协调环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将有助于提升环境法的法律效益。立法工作者在环境立法阶段应当兼顾环境公平与效率，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指导，树立全局观念，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从而实现环境立法的价值目标——公平与效率。

效率，即指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作为环境法的基本价值之一，一方面对于自然资源的有限和稀缺，人们在利用时必须始终坚持节约理念，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内进行高效率地开发和利用。为了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目标原则，作为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的环境法，必须以效率为价值准则，把追求高效率作为人类自然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实现生存和发展的立法目标。公平也是环境法基本的价值选择。对于环境法的公平价值的内涵我们应当做广义理解，环境法中的公平包括自然公平和人类公平，而人类公平又包括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自然公平主张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具有其内在价值，任何生物不仅仅指人类，还应当包括自然界中除了人类以外的任何其他生物，它们都具有生存的权利，同时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代际公平，指在开发和利用自然方面，不同时代的人的机会和权利是平等的，当代人不能自私的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剥夺下一代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种价值理念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类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代内公平，指代内所有人对于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享受生态安全等方面具有平等的权利。代内公平既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自然公平，也包括一国内部当代人之间的生态公平。

环境法的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环境效率与环境公平之间相互联系和促进，环境利用效率的提高为社会公平的提供了基本物质前提，环境公平的价值准则会提高人们追求效率的积极性，增强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着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人类为了追求短暂的眼前利益和效率会牺牲长远的利益和公平，同时为了一时的公平也会降低发展的效率。协调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之间的冲突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环境立法价值体系配置的合理与否，关键在于如何恰当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仅仅依靠利害原则、苦乐原则等传统的法的价值冲突解决方式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与效率的冲突问题。要实现环境公平与环境效率的平衡必须要进行思想观念的转变。

目前，针对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和大方向是发展经济，而要想发展经济那么必须注重效率，但这种效率优先必须同时兼顾公平，立法工作者应当将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与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环境立法的立法目标。首先应当对于环境公平价值的概念做广义理解，不能忽视自然公平。其次应摒弃以传统效率观为基础的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这两种错误的价值观念，树立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追求的环境效率价值观。在环境立法中应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对此我国的具体实践有“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等。最后，当环境公平与效率价值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应坚持公平价值优先的原则。环境公平在可持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无论是公平价值还是效率价值其最终目的都在于获得效益，而追求环境效率价值仅仅是实现效益的一种手段，只有坚持环境公平，切实保障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才能充分调动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实现环境公平的价值才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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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