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活动伦理危机分析论文

〔摘要〕以科技自由和经济利益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科技立法，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为人类社会文明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和道德危机的双重挑战，“生态中心主义”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和科技中立主义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为现代科技立法导入生态价值取向提供了哲学基础。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科技活动伦理危机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科技活动伦理危机分析论文 篇1：

科技伦理能够存在的理由和维度

摘要：科技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这是物质世界本身的客现存在；伦理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取向，从这一角度来说，科技与伦理本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近年来科技伦理确成了热门话题。那么，科技本身究竟有无伦理问题，“科技伦理”这一概念及其所代表的学科门类能否成立，就目前而言，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笔者认为，科技伦理要有能够存在的理由，就必须确立科技伦理研究的对象。

关键词：科技伦理；科技人；社会人；角色主体

一

科技本身究竟有无伦理问题，“科技伦理”这一概念及其所代表的学科门类能否成立就目前而言，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科学”、“技术”、“伦理”的基本概念。

科学一词的内涵与外延非常丰富，本文所说的科学，是指包含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科学。科学，就是人类探求客观物质世界的结构及其运动与变化的规律而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认识与实践活动。技术。是人类根据科学知识有目的地利用、改造和控制自然界或客观对象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即人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

科学与技术两者虽有所区别。但在科技一体化的今天、在大科学时代，两者又是—致的，科学与技术的分界越来越模糊，出现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局面，“科学是理论化的技术，技术是物化的科学”。因此，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不再把“科学”与“技术”分别论述，而是将“科技”与“伦理”对应论述。

科技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客观物质世界的结构及其运动与变化的规律是什么。“是什么”的问题，是物质世界本身的客观存在，没有特别的“伦理”。科学发现水流运动的规律是：水往低处流；这一发现本身不存在“伦理”问题，水流运动本身的规律一水往低处流，这一规律本身也不存在“伦理”问题。

伦理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从人类主体的需要的角度而形成的期望和评价标准，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取向。水往低处流，这是水流运动本身的规律，但人们却有了“洪水猛兽、水深火热，”与“水洁冰清、绿水如带”的不同价值评价。评价的不同。取决于利益主体需要和期望的不同，而与水流运动本身的规律及发现这一规律毫无关系。

可见，科学技术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其对象是外在的自然I伦理道德是关于价值的判断，其对象是人的内心世界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者属于不同的领域。—个是客观的事实存在，—个是主观的价值取向。从这一角度来说，科技与伦理本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但近年来科技伦理确成了热门话题。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科技伦理’这一概念决非‘科技’与‘伦理’这两个概念的简单相连，它实际上是源于人们对科技发展与人类发展关系的深层思考。是科技发展对我们现有伦理道德和哲学观念所提出的严重挑战，是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因为，“科技不会自动造福于人类，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的目标真正实现人类必须把对科学技术的运用置于正确的伦理控制之下。否则，科学只能成为把我们推向灾难深渊的帮凶”。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愈演愈烈；大片森林毁灭、多种珍稀动植物物种绝灭、巨大的臭氧层空洞、与日俱增的温室气体效应、土地与食品的毒化以及核武器毁灭全人类的杀伤力等等，…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如何规范科学技术研究、发明的行为及其应用后果?科学家应对其发明承担怎样的责任?诸如此类的科技伦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市场化与科学技术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科技发展越来越多地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科技人员面对的诱惑与掣肘大为增加辩技活动中的伦理失责现象屡有发生，科技伦理失责问题日渐凸显。”由于“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早已不再是纯思辨的理论知识，科技探索也因而不仅仅与客观真理及其法则有关。相反，近现代科学技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已经是一种行动了，已经是和特定目的相关并且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实际行为。因而，科技活动就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势必要有关涉行为后果的‘责任’概念，要受法律与伦理的制约。”综上所述，加强和推进科技伦理的建设就势在必然。

二

疏理上述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观点，有如下几点：其一，科技不会自动造福于人类，只有在正确的伦理控制之下，才能实现造福于人类的目标；其二，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愈演愈烈；其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工作者面对的诱惑与掣肘大为增加，科技活动中的伦理失责现象屡有发生，其四，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早已不再是纯思辨的理论知识，而是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实际行为，因而要受伦理的制约。

那么，上述观点能否充分支撑科技伦理的存在呢?换句话说，科技伦理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立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对上述观点作一个粗浅的逻辑分析。

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的第一个观点是。“科技不会自动造福于人类”。为说明这一观点，他们在列举出诸如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抗生素滥用给人类带来危害、“克隆人”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异己力量、广泛的农药污染、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白色污染、空气污染、水的污染、不断增加的种种新的疾病等等，以此为根据来说明“科技不会自动造福于人类”；但与此同时，他们忘记了与此同理的另一个观点，那就是“科技也不会自动危害于人类”。无论是“造福于人类”还是“危害于人类”都不是科学技术“自动”作用的结果。而是人类的自觉和不自觉“活动”的结果。

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的第二个观点是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愈演愈烈。这里有个明显的逻辑思维“跳跃”。就是从“科技本身”直接跳跃到“科技成果应用”。如前所述，科学技术回答的是“是什么”，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科技本身”不存在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的问题；如核列变规律。无论是资产阶级去认识它还是无产阶级去认识它、无论是美国去认识它还是朝鲜去认识它。其反应原理都是相同的，核列变规律本身并不因此而发生改变，可见，核列变规律本身以及认识和掌握这一规律本身不存在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的问题，只有将这一认识成果应用来造原子弹还是造核电站时才会有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的价值评价。因为，科技说到底所充当的仅仅只是作为实现人类某一需要(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只有当科技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之后才带有事实上的价值判断。

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的第三个观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的伦理失责

现象屡有发生。这里有必要对科技工作者的科技活动作一个具体分析：一是作为“科技人”的科技活动，一是作为“社会人”的科技活动。

作为“科技人”的科技活动。是指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活动中要遵守探索精神、实证精神、创新精神、独立精神等科学精神，做到不弄虚作假、不伪造数据、不抄袭剽窃，力戒浮躁，坚持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觉纠正科研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不良行为；这实际上提出的是科技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责任问题，而职业伦理、职业道德是任何一种行业、职业都存在的问题，是共性，共性的东西不可能成为一个学科门类得以成立的“独特材质”。

而作为“社会人”的科技活动，是指科技工作者运用，科技成果于社会中的活动。科技人员运用科技成果的活动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属社会伦理而不是所谓的科技伦理，因为，这时科技工作者的活动已不是“科研活动”而是“社会活动”了。

在这样的“社会活动”中，如涉及到政治问题，则属于政治伦理，涉及到医学问题，则属于医学伦理，涉及到商业问题，则属于商业伦理，这时，伦理责任的承担主体也不再是“科技人”而是“社会人”了。

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的第四个观点是，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早已不再是纯思辨的理论知识，而是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实际行为，因而要受伦理的制约。按此观点的逻辑是：作为理论知识的科学技术是不受伦理的制约的，只有作为实际行为且产生了深远社会影响的科学技术才受伦理的制约。那么，这里的“实际行为”究竟指什么呢?科学技术中什么样的“实际行为”才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呢?很显然只能是科技成果的运用，纯理论的科技知识，如果束之高阁而不被运用于社会实际中是不会产生深远社会影响的。科技成果的运用既超出了科技回答“是什么”的范围，即科学事实、科学规律本身的范围，也超出了科技人员所能掌控的范围，因为。科学的成果一旦出现就属于全人类(科学的公益性)，成果的生产者(科技人员)对这些成果如何使用完全没有控制能力。发现核列变规律的科学家，决定不了核列变规律在运用中是造原子弹还是造核电站，发明青霉素的科学家不可能控制抗生素的滥用，发明汽车的人也预见不了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战争死亡人数，可见，这里涉及到的伦理问题显然不是科技伦理所能回答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可知，对科技伦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显然是把由人类的科技活动引发产生的相关社会伦理责任、把科技成果运用中产生的伦理关系、把科技工作者应有的职业道德等都归结为科技本身的伦理问题。用这种归结来肯定科技伦理能够作为一门学科而成立，其根据显然是不充分的。

三

那么，科学技术能否进入伦理学的视野呢?换句话说科技伦理在什么维度上才能够作为一门学科而成立呢?笔者认为，科技伦理要有能够存在的理由。就必须确立科技伦理研究的对象。一些学者在论述科技伦理研究的对象时，似乎包括了从科学到技术的所有方面。从而走向一种“泛伦理主义”。

任何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都应是确定的而不是无所不包的，科技伦理要作为一门学科而成立研究对象仅限于以下两个方面：

1.科技活动主体的后续研究伦理责任。科技工作者是科技活动的主体，如前所述，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同其它任何一种行业、职业的活动一样都必须遵守职业道德，这是共性；但科技活动既然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活动，那么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也就应该有它独特的道德要求，这是个性。

对科技工作者独特的道德要求是什么呢?这就是科技工作者必须回答与“是什么”相关的后续的一系列问题，即后续研究的伦理责任问题。如前所述，水往低处流这是水流运动的规律，这一规律本身不存在“伦理”问题，发现这一规律本身也不存在“伦理”问题；但科技工作者的科技活动不能局限于或停留于只回答“水是往低处流”这一水平上，还必须回答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水在什么情况下将不能往低处流?当水不能或不能顺利往低处流时将引发什么严重后果?当地震导致山体滑坡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时，水就不能往低处流，当冰凌严重阻塞河道时，水就不能顺利往低处流，但堰塞湖堰体的垮塌或溃决，冰凌导致的凌洪泛滥，这一切都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科技工作者必须从技术上提出应对这类严重后果的防范措施。如果从科技的常规工作来说，科技工作者只要回答清楚水为什么往低处流就行了，显然这不是科技的常规工作，这是科技工作者基于责任伦理而应有的后续研究工作，这就是科技活动主体的后续研究伦理责任。

2.科技成果应用前的预见、通告、建议伦理责任。虽说科技成果的社会应用超出了科技工作者所能掌控的范围，但由于科技活动独特的知识要求，科技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员，具有一般人不具有的专门的科技知识，他们对某项科技成果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福利或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险，有着比一般人更早、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他们特有的专业科技知识和特殊能力决定了他们首先应该承担“预见”的伦理责任。虽说发明青霉素的科学家不可能控制抗生素的滥用，但在对科技成果后续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应该预见到如果抗生素被滥用将带来的危害：虽说发明汽车的人也预见不了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战争死亡人数，但他们也应该预见到如果汽车存在安全隐患(刹车失灵、输油管漏油等)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历史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已形成一个复杂的功能信息系统和发展系统，即已成为不同于以往的“大科学”了。在现代大科学背景下，单个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过程中的决定权有限，许多科技活动的进行必须多学科配合、协调，才能很好展开，象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人口膨胀、能源危机等问题都必须依赖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才能合理解决。“这时，科技工作者就应履行‘通告、建议’的伦理责任。即将其预见结果如实通告有关决策部门，并积极参与决策者的决策过程，提出自己中肯的建议，正面影响决策者的行为。‘通告、建议’的伦理责任还包括科技工作者应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有效地向公众传播科学，促进公众正确地理解科学”，积极引导科技成果的正确应用。

如前所述，科技工作者的科技活动分为两部分，一是作为“科技人”的活动——是作为“社会人”的活动，这属于两类不同的角色主体，不同主体应有不同的伦理道德要求。科技工作者选择作为“科技人”的角色主体，就只承担作为“科技人”活动的伦理责任，而不能要求他们承担科学成果应用中的所有社会伦理责任，因为，作为“社会人”角色应承担的伦理责任不属于科技伦理讨论的范畴。

由于人们社会角色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的不同。科技工作者作为“科技人”与作为“社会人”的不同角色决定了他们承担着不同的伦理责任。毫无疑问，科技工作者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他们要用他们的科技活动服务于社会，对社会负有责任，但这种责任属于社会伦理涉及的范畴而非科技伦理的职责。总之科技工作者不应该、不可能、也无能力对全部社会问题负责任强行要求科技工作者个体承担只有社会主体才能承担的伦理责任，就会走向一种“泛伦理主义”。明确科技工作者应该恪守什么样的伦理责任，我们才能确立科技伦理存在的理由和维度。结论：科技伦理只存在于科技活动主体的后续研究伦理责任和科技成果应用前的预见、通告、建议伦理责任的范畴中。

责任编辑　仝瑞中

作者：张渝政

科技活动伦理危机分析论文 篇2：

从“生态中心主义”到科技立法的生态价值

〔摘要〕　以科技自由和经济利益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科技立法，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为人类社会文明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和道德危机的双重挑战， “生态中心主义”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和科技中立主义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为现代科技立法导入生态价值取向提供了哲学基础。

〔关键词〕　科技立法；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价值；伦理道德

〔

〔作者简介〕蔡琳，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马治国，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049。

一、“生态中心主义”的出现为科技立法生态价值提供哲学基础

人类社会秉承的价值伦理观承载着法律制度的目标和希望。在生产能力落后的古代社会时期，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塑造了古代人群朴素的自然伦理观，主要体现为以祭天制度为表征的对“天”的敬畏。随着工具劳动的发展，人对自然认知能力和利用能力不断增强，自然伦理观逐渐被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所取代。亚里士多德是这种伦理观的典型代表，他指出：“大自然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创造的，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动物提供食物，动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 ⁽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为这一时代的法律制度提供了哲学基础，以人类为核心价值的法律分析方法，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划分，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分离、对立起来。这一时期的法便具了有明显的“反自然”属性，将理性的存在作为人类内在价值的伦理基础。因此，其他生物由于理性的缺乏便不具备规范意义上的内在价值，只有存在的外在目的，即为了人类的生存目的而存在，不能成为人类伦理道德所规范的对象，更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就是说，人对自然社会并不负有道德和法律上的责任。于是，自然社会便当然地成为人类技术实施的对象。康德提出的著名论断“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便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在法律价值领域的集中体现。

近代科技革命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和推动力量，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能力骤然攀升。伴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用以规制人类科技行为的法律制度应运而生。当每一次科技战胜自然的胜利驱使人们弹冠相庆的时候，立法也随之而不断扩大法律客体的范围，从有体物扩展到无体物，从单一物扩展到种类物。人类对海洋的征服和新大陆的发现，促使占有以国际公认的制度化形式出现，先占和转移成为人类社会为自然社会定纷止争的直接方式。

科技服务人类这一社会主体征服客体（即自然社会）的过程，是从人类以科技手段对自然的掠夺开始的。在这个时代，以科技理性为标准的法和道德伦理共同体范围却日益趋微，科技自由和科技发展成为技术时代科技行为立法的核心价值。恩格斯评价这一现象：“我们不能过分的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²⁾这种“出乎预料的影响”最突出地表现为两个结果：第一，由于不具备科技认知，动物被视为机械的存在物，人类完全忽视动物自身的感知能力，大规模的为了工业制成品、生活奢侈品、生活娱乐而进行的动物屠杀，以及为了生物医学或者生化武器而进行的动物活体实验，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应然行为。第二，掌握科技文明和伦理道德标准的人类群体更加坚信：不具备科技认知的人群，应当被视同为没有人类理性或者落后文明的标志，而等同于自然社会的其他生物，并被排除在伦理道德共同体和法律主体的范围之外。于是，在科技贡献力导致的资本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勃然兴起之际，紧随左右的却并非科技制度的文明和道德伦理价值的文明，而是更加剧烈的贩奴运动、种族屠杀、人体实验和对劳动力非人性化的压榨。

以人类为中心价值的科技行为对于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却始终束手无策，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达尔文进化论在科技领域的实践，成为人类反思生态危机价值根源的开端。随着遗传变异原理和基因密码的发现，现代科技将人类放回到自然领域中，再次证实了人的自然属性，并彻底摧毁了人类中心价值伦理观。使得现代科技立法开始具有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现代科技立法的价值主要表现为：第一，科技自由价值。长期以来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和发展方向有着重大影响的科技活动，可以无限度地降低人类个体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科技行为在本质上被视为人类追求自由的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科技研发和应用成为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由各国的科技立法乃至于宪法予以保障。第二，科技发展价值。科技进步对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主导性的作用，促进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是科技立法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许多国家纷纷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促进科技发展为基本目标，例如美国的《核产业促进法》，韩国的《科技振兴法》、《技术促进法》，法国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法》，以及我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法》等。在科技立法的推动作用下，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信息技术群、新材料技术群、新能源技术群、生命技术群、空间技术群、海洋技术群等六大技术群，并以这六大技术群为导向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从而实现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第三，科技秩序价值。科技秩序价值是现代科技立法的新生主题之一。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并不断实现科技产业化，引起了两类科技危机的爆发：首先，以科技自由和科技发展为基本价值的传统科技行为立法，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科技法律关系无法直接适用。其次，以科技为策源力量而引起的人类社会对自然社会的侵蚀，已经濒临失控的边缘。 汤因比认为：“要对付科技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³⁾人类开始将法律的秩序价值应用于科技立法的规范当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环境保护和科技成果利益分配规则的体系化构建。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作为人类非主流价值哲学而存在的生态神学、自然保存主义、仁慈主义等哲学流派不断结合发展、演化重构，以反思现代生态危机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开始逐步登上人类历史舞台。

20世纪60年代，基督教开始了绿色化的过程，出现了生态神学，提出了一些革命性的观点。生态神学家理查德?巴尔认为：“上帝是地球上的最高权威，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任何成员都不能支配其他成员的命运。”⁽⁴⁾人类开始思考动物活体解剖道德基础，形成了以保护动物为中心的仁慈主义。182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马丁法案”禁止虐待家畜。自然保存主义者代表约翰?缪尔第一次提出自然界拥有权利的思想，开始了人类立法的生态价值之旅。

阿尔伯特?施韦泽创立的生物中心论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渊源所在。“到目前为止所有伦理学的最大缺陷，就是它们相信，它们只会处理人与人的关系。”⁽⁵⁾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应当将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自然过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以整体主义的视角关注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良性循环，其主要内涵为：第一，生物平等原则；第二，自然界中的生物存在与人类一样具有天赋的权利，权利主体的范围应当包括整个生态系统；第三，以感知能力作为判断行为伦理性、道德性和法律合理性的标准与依据。

由于生态中心主义与基督教中的生态神学理论和佛教中的众生平等思想具有融通之处，在生态危机迭出不穷的现代社会，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接受。生态中心主义以其超前性的伦理价值，为科技立法的进一步演化和发展提供了法理论的哲学基础。防止科技滥用、对科技研发和应用自由的限制，充分体现了现代科技立法已经初步具备了赋予自然生态人文关怀的价值倾向。

二、现代科技导致的生态危机是科技立法生态价值的社会根源

人类秉承的伦理价值从朴素的自然伦理观、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到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再到现今的生态中心主义，经过了长期的思想斗争和学说演变。生态中心主义虽然从维护生态利益的角度，解决了科技发展造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矛盾冲突的理论困境，却由于传统法律结构的限制，与现有科技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结构相比，具有现行科技法律无法逾越的超前性障碍。因此，如果说生态中心主义为科技立法的生态价值提供了哲学基础，那么现代科技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则是该理论引导科技立法价值变迁的现实动力和社会策源。

1．现代科技导致的环境危机

18世纪50年代，在诸多发明技术的推动下，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进入了工业生产的新阶段。在工业革命的一百年时间里，资本主义的近代大工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和巨大的财富，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由于能源勘探开采技术的发展，煤炭成为工业动力的直接能源。“英国利用自己的煤炭储备所提供的能源建立了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最有活力和最繁荣的经济。” ⁽⁶⁾然而，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蒸汽动力工业模式，导致了英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气污染。煤炭在燃烧时释放出含有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的滚滚浓烟，成为蒸汽机时代的首要标志。⁽⁷⁾在伯明翰地区，炼钢业的发展使城市上空整日锤声回荡，夜间则被熔炉的火光照得通红，整个地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黑乡”。⁽⁸⁾古都伦敦也被文学家狄更斯冠上了“雾都”的称号。

法国旅行家笛福曾经这样描述新兴的炼铁业中心谢菲尔德：“这里人口众多，街道狭窄，房屋黑暗，不停工作着的铁炉烟雾不断。谢菲尔德是我见到的最脏、最多烟的城市之一。由于小铁匠铺没有高高的烟囱，加上城市又有许多山坡，这样冒出的烟就直接升到街道上。因此造成人们不停地把尘埃吸入体内。人在城里呆久了，就必然吸进煤烟，积在肺里，受到有害的影响。”⁽⁹⁾将化学元素氯转换为工业漂白剂技术的出现，和化学印染技术的广泛应用、皂化技术的发明，以及啤酒、制革、制碱、玻璃制造业等化学工业的兴起对水资源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污染。“曼彻斯特附近的艾尔克河就是典型。沿河建造的工厂有制革厂、染坊、骨粉厂、胶料厂和瓦斯厂等，这些工厂的污水和废弃物，包括附近污水沟排放的污水，都统统汇聚在艾尔克河中。河水黝黑、发臭，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臭气泡经常不断地往上冒，散布着恶臭，令人作呕。在英国工业中心地区情况基本相似。正如当时人所说，新工业带来了新的污水，但“排水的河道和沟渠依然处于自然状态”，“水质严重恶化”。⁽¹⁰⁾“到1830年，英格兰的大工业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具备安全的饮用水可供应，这些地区的河流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以致河里鱼都没有了。”⁽¹¹⁾1878年，“爱丽丝公子”号游船在泰晤士河中沉没，死亡640人，其中许多人是因为喝进了污染的河水而导致死亡。⁽¹²⁾

钢铁冶炼技术的日益成熟，使得毁灭性的森林采伐成为植物物种的灾难序曲。 据统计，“仅在1980年到1990 年的十年之间，世界上已有15亿公顷森林消失了。”⁽¹³⁾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对于自然的每一次胜利，大自然都报复了我们。”⁽¹⁴⁾大气污染、河流污染、植被破坏等环境危机的爆发，给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无法预知的灾难。1831年至1866年，在最早进入科技工业时代的英国，先后爆发了四次霍乱，造成数十万人死亡。1831年至1832年，英国爆发霍乱，造成约22万人死亡。1848年霍乱再次发生，其程度比1832年还要严重，死亡人数超过72万。1854年，英国又爆发了第三次霍乱，伦敦在10天中就有500人死亡。1866年，霍乱第四次爆发。在伦敦，1873、1880、1892和1952年分别发生了四次毒雾事件，伤亡惨重。詹姆斯?史密斯在其报告中指出：“由于空气不断处在污染状态中，大批的人体弱多病，无精打采，养成了对烈酒和麻醉剂的嗜好，人们生活日益贫困，许多人夭折。”⁽¹⁵⁾

近代出现的地球温室效应，导致臭氧层破坏、大规模的冰雪融化、海平面不断升高，据专家统计，许多海拔较低的人口稠密地区都将被洪水淹没。除此之外，数以万计的生物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

2.科技研发引起的生态道德危机

科技推动生产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在19世纪中后期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强烈反响。在生态运动的推动之下，各国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开始对科技的产业化进行干预。深受工业污染的英国首先开展了大规模的环境普查，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通过了多部立法寻求环境危机的破解之道。例如1847年通过的《河道法令》，1848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法》。

各国的环境保护立法针对不同的科技生产工艺制定了许多的环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技生产力对于自然社会的掠夺，同时，也促使一些环保科技相继产生。然而，由于世界各国用以规制科技行为的科技立法，均建立在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宗旨之上，寻求利益最大化成为新科技诞生的主要动力。许多科学技术在研发阶段便承袭了逐利的价值倾向，“技术中立”的外衣已经无法继续掩盖以经济价值为动力的现代科技立法所酝酿的生态道德危机。

（1）对自然生物的生态道德危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对于科技的掌握程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先进与落后的评判标准。奴隶制度的废除使得人类立法向制度文明的方向跨进。然而，科技发展所形成的对非人类物种的歧视主义却仍然普遍存在，再者科技立法的经济发展宗旨，使人类仁慈的美德在利益的诱惑下不断妥协。动物作为技术进步的牺牲品成为不可非议的合法行为。现代生物医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动物活体实验和动物活体解剖，被科技立法所容纳。生物实验成为人类树立科技信任的直接方式。

（2）对人类自身的生态道德危机

科技作为经济价值实现的主要手段，不但导致了人对自然生物的道德危机，掌握科技的人群对不具备科技认知人群的压迫，也引发了人类自身的生态道德危机。

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的出现使得一些植物突破自身的生长规律，达到高产或者奇产的效果。例如，果瓤黄色的西瓜、深蓝色的草莓。然而，除了奇特的效果之外，通过转基因技术实现高产的烟草番茄，以及为了获取更多蛋白质成分而研发的蟑螂大豆，均已作为高科技产品投入消费市场。烟草番茄的产量极高，单产的经济价值远远高于普通番茄。这一技术推行多年之后，烟草番茄背后的技术秘密才被揭开，其含有大量的尼古丁成分，过多食用对人体健康十分有害。利用转基因技术研制的蟑螂大豆虽然具有极高的蛋白质含量，然而蟑螂作为生物界的病原携带体之一，含有大量的细菌，这种大豆也成为有毒有害的食物，却因为该技术的经济价值而被投入市场。

近年来公布的“性病人体实验案”，更加说明了人类在追求科技目的过程中生态道德的沦丧。自1946年起，美国公共卫生部门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将危地马拉数百名名非洲裔男子当作实验对象，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注射梅毒病毒，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此后当事人并未获得任何实际的治疗。公共卫生部门对实验对象隐瞒真相长达40多年，使大批受害人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

人类在科技研究及科技运用中的不择手段，不仅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还引起了人类社会内部生态秩序的混乱，生态道德水平每况愈下。然而这些生态危机却往往发生在科技法律规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于是社会大众开始反思，科技立法的价值是否应当纳入追求生态平衡的内容，成为科技立法生态价值观产生的现实力量。

三、构建我国以生态价值为导向的科技立法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召开环境特别会议，在主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¹⁶⁾这标志着人类正在寻找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发展模式。对于科技立法来说，应当实现科技进步与生态平衡的双重目标。在主张生态利益的国际背景下，我国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倡社会经济的进步应当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也应然具备了可持续发展之义，从而为科技立法生态价值的出现提供了社会条件。

受到“天人感应”、“庖丁解牛”等思想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便具有生态立法的传统。“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以成鱼鳖之长。”⁽¹⁷⁾孟子提出的“君子远离庖厨”的思想，在各代立法中均有所体现，例如严禁于闹市虐杀牲畜。这些传统的生态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当今社会接受科技立法生态价值的传统文化渊源。

自从我国的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以来，受到技术中立主义的影响。针对科技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采取单纯的鼓励模式，对科技立法对于科技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和伦理道德等问题考虑不足。科技增长迅速与生态危机日益恶化之间的矛盾，成为困扰我国社会发展和立法演进的掣肘因素。1992年8月，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政府便提出了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明确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现在以及未来的必然选择。这标志着我国的科技发展也被明确纳入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科技领域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解决科技力量对于自然社会的破坏问题；其次，解决具备科技理性的人群对于缺乏科技认知人群的伤害和压迫。这两个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通过以生态价值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科技立法予以规制和保障。

1.生态价值的内涵应当借鉴“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

现代“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理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道德和伦理适用于整个自然社会。（2）维护生态共同体的系统和完整。（3）各类生物均为价值平等的自然存在物。（4）自然存在物具有天赋的权利，可以成为权利的主体。（5）以生物的感知能力判断科技行为的合理性。现代“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对于目前科技立法的价值原理具有较大的超前性。首先，传统的法律理念认为，人类社会是寄寓于自然社会中，具有自我运行规则的独立社会存在，与自然社会不断发生着物质交换，法是规制人类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社会准则。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自然社会被当然地视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生态中心主义”虽然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然而法律的保守性和滞后性无法突破现有的法律框架。因此，我国以生态价值为导向的立法过程中应当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进行有限的参考，吸纳其与现代科技立法基本框架并不完全矛盾的内容。

我国的科技立法，第一，在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应当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确保生态共同体在科技产业化过程中的完整。第二，科学技术引发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需要以科技立法为导向为社会大众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观和道德观，并将科技伦理观和道德观适用于整个生态社会。第三，以自然存在物的感知为最终作为评价科学技术理性的首要标准。如果一项技术在研发或产业化的过程中，以残虐生物为代价，或者引起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及法律关系的混乱，那么该项科学技术应当被纳入到“恶”的范畴，而在科技立法的禁止行为之列。

2.调整由于科技分布不均而导致人类社会的平等规则失范

人类历史进入到现代科技社会以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已经成为法律规则的核心价值。然而，科技发展在推动人类解脱自然束缚、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中，科技分布不均引起的不平等已经成为科技进步和发展的附属品，在社会生活中导致平等法律规则的失范。

自从现代科技产生以来，不具备科技认知的人群被视为低等的生物存在，而成为科技的附属品和试验品。航海技术的发展为早期的贩奴运动提供了技术可能性，人体试验则成为科技进步的代价之一。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贩奴运动和人体试验被国际社会所禁止。然而，科技压迫仍以隐晦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对于有害的科学技术的实质性隐瞒，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烟草番茄和蟑螂大豆，以及转基因玉米等。这些技术大多在投入市场多年之后，其负面效用才被公布于世，使得对于该技术缺乏认知的人群成为受害的对象。这些科技通常由于廉价而受到贫困者的欢迎，当其负面作用摧残消费者身体健康的时候，这类人群通常没有经济条件进行医治，导致了人权在实质上的不平等。

因此，我国的科技立法应当以“科技生态价值”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不仅维护自然社会的生态系统完整，还应当调节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通过制定体系化的科技评价机制和技术效用公开机制，避免科学技术成为导致平等规则失范的直接因素。

3.对于新技术的产业化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

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之下，以科技发展为基本价值的科技立法鼓励新型科技在研发成功之后迅速投入市场，以实现其经济价值。许多科学技术在尚未查明其对于社会生态和社会秩序负面效应的基础上，便实现了科技产业化。通常在实施多年之后，其技术恶果均以无可挽回的方式报复人类社会。

构建我国的以生态价值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科技立法，应当对新生科技的实施和推广采取谨慎的态度。可以借鉴美国的环境影响说明制度，制定相关的规则，在重大科技投入市场之前，由技术的实施者作出生态影响说明，包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双重影响，由专门的负责部门进行考察。

4.建立科学技术公共损害的补偿制度

我国的科技立法在调整科技结果导致社会损害的过程中，应当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则，对造成生态环境及社会公共健康侵害的科学技术实施者进行处罚，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获准实施的科学技术造成人类公共损害的，应当实施国家补偿，由政府对受害者进行治疗或者排除影响社会大众生存的生态妨害。

四、结论

科技社会高速发展带给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的破坏和创伤，促使生态中心主义从非主流的价值哲学观逐渐发展为人类道德伦理的主流倾向，为解决科技社会的生态矛盾提供了哲学基础。面对以经济利益为基本价值追求的现代科技立法，生态中心主义理论中与现代法律框架相符的部分内容，可以作为科技立法导入生态价值的依据和策源，从而推动以生态价值为导向的科技法律制度的构建。克服科技发展所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与生态道德危机，解决科技发展导致的人类平等规则失范等深层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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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5〕李宏图.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J〕.探索与争鸣，2009，（2）：61-62,61,61.

〔9〕〔英〕E?罗伊斯顿?派克.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M〕.蔡师雄等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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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32.

（责任编辑：何进平）

作者：蔡琳 马治国

科技活动伦理危机分析论文 篇3：

基于科学危机与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职责

【摘要】随着科技不断向前进步，科学在给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亦给人类带来了一些困境和危机。科学共同体是科学进步的主体，其伦理职责在于：以合理的道德诉求约束当代科学的发展，同时促进科学与伦理精神的融合、人、自然和社会的整体和谐统一以及人类自由的实现，从而超越“科学危机”，实现科学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科学危机;科学共同体;伦理职责

一、当代科学技术在实践中的合法性危机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德国著名哲学家赫费指出，当代社会中科学、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根源，在于科学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合法性危机。“科学作为提升人类力量的普罗米修斯，同时也将人类力量不正常地引向傲慢”。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掌控能力的日益变大，一种全球性的危机也伴随而来。当代科学所带来的工业文明，不仅使人类得以生存的生命体系和生物圈的平衡遭到破坏，而且使自然界的资源消耗逐渐加剧，生态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事实已经得出，人类为了享用更多好处而采用科学技术实施对自然的掌控，最终却破坏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本身被纳入了技术之中，“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现出来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科技理性的无限发展在社会经济学领域总体地表现为单方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人类将工业化作为推进社会快速发展的基本动力源泉，同时把经济的增长当作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但是却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忽视人的主体性及社会与文化等各种因素在发展中的综合作用。这种以经济作为社会发展唯一目标，虽然在短时间上是维持了一种表面上的繁荣，但是却在客观上加快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最终必然会使当代科学由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变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阻力。正如爱因斯坦所揭示的那样，“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二、当代性背景下科学共同体的伦理内涵

科学共同体是现代科学活动的主体，在同一科学规范的自我约束下，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掌握许多大致相同的文献和理论，有着共同的研究目标。随着当代科学的发展，科学主体的主动性日渐突出，社会、文化、伦理等因素逐渐渗入科学的认知过程。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的认知与社会互动过程中愈来愈凸显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伦理内涵日益显著。

首先，科学共同体包含了复杂的伦理关系。在科学发展的实践领域中，科学活动的社会化使科学共同体的组织程度越来越高，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科学共同体已经不仅仅是科学发展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的领域，已经在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日益与伦理相联系，“不仅科学共同体内部形成了复杂的伦理关系，其中包括科学活动个体与科学活动个体、科学活动共同体与科学活动个体、科学活动共同体与科学活动共同体的伦理关系;而且还形成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已经成为科学共同体活动关系的重要部分。科学共同体在进行科学活动的同时，通过现实的权利、义务规定对各种关系进行协调，并且“在处理上述伦理关系的过程中，还生成了科学工具伦理观、科学理性伦理观、科学社会伦理观、科学伦理价值观等”。其次，科学共同体具有伦理共同体的性质和特征。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科学共同体，其本质特征是一种个体与实体相统一的伦理精神，它包含了科学家个体的道德性，但同时又扬弃了科学家个体的道德自我意识的抽象性与个别性，达到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并透过科学共同体这一伦理共同体的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担当起道德主体的责任。科学共同体的伦理性突出体现了科学与伦理、求真与至善的具体、现实的结合。最后，伦理标准成为科学共同体合理性评价的重要维度。在科学发展早期，科学主要以其客观性、逻辑性和规律性确证其自身的合理性。这是一种与价值无涉的合理性评价。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因而科学的社会应用以及人文价值取向已被纳入科学过程，成为科学合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共同体的功能和社会作用的伦理道德评价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伦理道德的内涵已经成为科学共同体合理性评价的重要内容。因此，科学共同体的合理性不仅仅以科学自身发展要求为准则，伦理标准的约束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责任——科技与伦理的融合互动

如果人们把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归功于科学家的话，那么科学家对科学导致的其他消极后果是否应该负责？如果说很难要求科学家对应用前景尚不清楚而且不易预测的基本原理的发现的应用后果负责的话，那么对试图把科学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业、军事或其它）的科学家来说，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意愿如何，都应该要求他们对其科学活动的后果作慎重的考虑。只要他们的行为是出于自由意志，他们在科学应用的因果链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那么他们对科学应用的后果就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当然不是全部的、直接的。韦伯认为在行动的领域里“责任伦理”优先于“信念伦理”，必须顾及自己行为可能的后果。

首先，促进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融合。在科学发展与应用过程中，科学共同体以对社会发展负责的伦理态度约束具体的科技行为，坚持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目的性，使求真与至善相联系，既促进科学本身的进程，又得到社会的伦理认可，进而实现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融合发展。不仅伦理精神由关涉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拓展到探究人与自然的伦理相关性，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科学精神超越科学自身的视域，进入科学与人、科学与社会、科学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其次，促进人—自然—社会的整体和谐。在当代社会，科学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和最重要的部分，而科学工作就意味着对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科学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具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作用。不管一个人自己的工作离技术的应用有多么远，它总是决定人类命运的行动和决心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因此，科学研究中的责任成为对科学进行全局性伦理考量的一个主要方面。现代科学研究的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必然使功利追求成为科学的重要目标。在这种态势下，“科学研究者需要一种‘实践的明智’，需要一种分析科学活动的伦理冲突的实质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科学工作者对科学活动中应坚守的伦理精神的理解。而这一伦理精神应该是科学的职业伦理准则所遵循的原则”。最后，促进人类自由的实现。科学共同体对科学服务于人类之手段价值的追求，是一种直接而强烈的力量，而对科学高尚至善的目的价值的执著，是一种超越而恒久的力量。两种力量的融合同一，保证了科学共同体科技行为的合理化，进而促进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科学不仅仅是手段，同时是人类最高追求——‘真、善、美’的一种载体，对科学本身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自由的追求”。因此，科学的目的价值构成了科学之自由的基础，成为科学共同体科技活动原动力，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契合。这种契合体现了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中所展现的自由创造性，即“在求真、臻善的基础上，人类比较自由地把握客体，达到自由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充分展示自己”。

【参考文献】

[1] [德]赫费. 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M]. 邓安庆，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 费多益. 科学价值论[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3] 曾建平.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20年[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

【作者简介】

付军（1986—），男，湖北仙桃人，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环境哲学。

作者：付军